史学史研究杂志

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撰文|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1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东方学》(美)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科坎能）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 (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2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自17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陈笑天译，吉林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从2007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 (terra incognita)，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3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1400年至当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同样，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瘟疫与人》(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1）马克思主义；（2）年鉴学派；（3）现代化理论；（4）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 (interspecies) 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4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点击封面可购买）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1986年美国史家琼·瓦拉克·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7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王晴佳；编辑：徐伟；校对：李世辉。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历史普及等同于讲故事，这低估了大众的智慧 | 专访杨照从甲骨文到楷书，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史记》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瑰玮奇变的文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十分精确统计，自东汉至今，研究《史记》的专著达近三百部，论文多达三千五百余篇，这在古代史籍文献研究中是较为罕见的。《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考察《史记》产生以来抄写刊刻状况、研究诸本异同、揭示各本间的相互关系及承继源流，进而论证《史记》的版本系统，是《史记》研究的基础。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叶德辉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诞生到现在二千余年间，广泛流传，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众本之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版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寻更为接近《史记》原貌的本子，为后人正确利用《史记》奠定可信的基础。司马迁撰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始对外宣布。而《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文字舛乱，各本之间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六朝时期的《史记》写本，除仅存二篇残卷外，余皆不存。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徐广还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的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即便如此，这项工作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是不容否认的。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亦对《史记》的不同版本有所记载。依据《史记》注文中的材料，亦可窥其涯略，进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开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多数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期，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而兼列诸本异同，如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藏书家目录大多仿此书，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主要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在这一点上，清代的藏书家与明代藏书家无大异。版本学是兴起较晚的一门学科，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是不全面的，若不与校勘学相结合，则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因此版本研究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异同的研究。这就要求必须与校勘学、目录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方能有助于理清一部书的版本系统。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贡献。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承继，但未作深入探讨。赵万里著有《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也是仅局限于宋本的研究。其后，王重民著《<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著《史记版本考》，是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论。这两篇论文也是在传统版本学的范畴内，概括地介绍了宋代以来的《史记》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价值，赵澄之文则显平平。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史记》版本研究领域偶有单篇散论，其中以傅斯年、劳干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此后《史记》版本领域无人问津。直至1958年，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史记书录》是有始以来的第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作者以“亲见为限”，对现存60余种《史记》版本作了详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传统版本学框架之处，引用实例，考辨异同，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促进了《史记》版本研究，功不可没。但考证过于琐碎，缺乏系统研究，论断亦多有与《史记》版本实际不符之处。因其是国内唯一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影响较大，学术界多引用其说，以致使其某些误说流传。进入八十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梦醇先生的《史记版本考索》。易梦醇先生的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后世对《史记》的增补及《史记》中的窜乱部分，对《史记》版本研究涉及不多，论述也存在沿袭误说之处。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记书录》冗赘繁琐，缺乏条理之弊，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系统性、条理性。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多不可信。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史记书禄》无大异。又著有《上杉家藏庆元本史记研究》、《史记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见。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另有长泽规矩也所著《关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亦对《史记》版本有所涉及。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上述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纵观《史记》版本研究史，不难发现，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层次上，是与《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相称的。以致迄今为止，《史记》版本研究没有形成体系。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此项工作必须以亲眼所见为根据，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资料。但也不容否认传统版本学的弊端，即只注重书籍的形态考究，而未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异同的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中去探寻各版本间的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丰富的阅历及广博的知识，可以评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优劣，而却没能就其所见，进一步探寻不同版本间的承传关系。近人的研究虽然有所创获，但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历来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态为对象，而文字异同的考证由校勘学承担，学术如此分野，不无道理。但若研究一部书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间的关系，仅据文本形态则远远不够。《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过程中，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错脱讹衍、增改窜改比较严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实全乖。前人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史记》旧貌，作了大量的厘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证成果，依据诸本文字异同，作为探求《史记》各本间关系的主要依据。考察《史记》版本承传轨迹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既需耗费时日逐字核校诸本，又需审慎运用相关知识处理纷繁复杂的文字异同现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观地揭示《史记》的版本系统。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完成了《史记》的撰著，并誉写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可知《史记》起始便有正、副两个本子存世。至于两本所藏地点，即“名山”与“京师”具体是何处，后人颇有争议。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以“名山”指书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认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山者，备亡失也。”而于“京师”则未作说明。顾颉刚也说：“司马迁为了怕遗失，把原稿清写两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实际上，“名山”是司马迁一种隐晦说法。若谓藏于名山是备亡失，于情理不符。古人著书，未有藏之于山的记载。况且藏之于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陈直认为“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所谓“传之其人”，是指传于后人，如同其继承父业。其后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便是其证。先人著书，传于后人之习，其后延续不衰。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谓：“虽未敢藏之书府，亦欲以贻厥孙谋云”，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庶贻厥子孙”。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不会让此业在他而后中断，是很合于情理的。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马迁之家又在京师，那么“副在京师”又如何解释呢?龚自珍说：“太史公之先，官京师数世矣。太史公生左冯翊，而长京师，诵古文于京师，仕则紬石室金匮于京师，其两世取师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国之伦，尽京师耆旧卿士。太史公家虽无剖符丹书之荣，其于京师也，根深而原远，而忘京师，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师友，是故副在京师。京师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讬焉。”“后人必有入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此虽未讲明副本藏于京师何处，但可知龚自珍此处指的是藏于司马迁在京师的家中，因而认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实指的高山。实际上，藏在京师的副本并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汉皇家书会。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其所担当的太史令职位相关。其撰写《史记》，在当时也不是隐而不宣之事。他在《报任安书》中的阐述，即反映司马迁无隐瞒此事的意图。而且武帝亦关注此事，《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纪》姑且不论，但武帝读过《史记》是勿庸致疑的。二、汉朝推行重视文化事业的政策。《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大收篇籍并非仅收前代书籍，当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并收入。如汉初陆贾的《新语》，《史记·陆贾列传》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故当世之辩士。”，再如晁错的《晁错所更令三十章》，《史记·彭盎晁错列传》说：“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李同师。……《晁错所更令十三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类此当代人的著作，司马迁均得见，亦应是见于秘府。而《史记》远比《新语》、《晁错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后必定收入秘府。又《汉书·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秘府已有《史记》。司马迁所录两本，知一本藏于家中(“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是其证。)，若另一本藏之于山，秘府之本从何而来?是《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即献于朝廷，收入了皇室书府，故武帝得以阅览。《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刘向领校群书之际，《史记》仍在秘府。以此可证“副在京师”，即副本藏入皇室书府。《史记》正本、副本，一在家中，一在秘府。而其后流传，副本在先，正本在后。《汉书·司马迁传》：“迁死之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此可以推定，在杨恽宣布之前，《史记》已有部分传出，但只能是少数单篇。桓宽《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好丑，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录也。”此节文字出于《史记·货殖列传》：“……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夫千金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取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郑女赵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风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穰财矣。”此是桓宽记载御史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此时杨恽尚未宣布其外祖父书。桓宽能节引《史记》文，当是据由皇室秘府传出的部分篇章，即《汉书》所说的“其书稍出”之时。《盐铁论》中引《史记》文字不止一处，《西域篇》文学谈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韩非子事，《大论篇》文学谈孔子事，分别本于《史记》的《大宛列传》、《韩非子列传》、《孔子世家》。到至杨恽宣布后，《史记》整体一百三十篇方为朝野所共知，并逐渐流传开来。而秘府所藏的副本的流传则早于此若干年。《史记》传出伊始，流传范围很小，至西汉末年，达官显贵，亦难得一见。《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东平王之所以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他曾读过《史记》的某些单篇，进而提出得到完书的请求。大将军王凤也显而易见是读过《太史公书》。这都证明，《史记》在西汉末年，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的。直到东汉初年，这种形式依然没有改变。如《后汉书·窦融传》：“光武帝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后汉书·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类似这种散出单篇，随出随散，不可能流传后世。《史记》形成不同版本，产生文字歧异应该是在西汉末期，自刘向及其子刘歆等续《史记》之后。《史通·古今正史》：“《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诸人续《史记》，应皆见过《史记》抄本，自此以后，《史记》产生异本，而司马迁亲手誉写的正副本均为其祖本。在古代文献中，《史记》的版本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从《史记》版本产生发展考察，依不同的标准划分，可分为写本、刻本；单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唐本、宋本及元明清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监本、官本、私刻本；杭本、闵本、蜀本；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四行本。如此繁杂的形式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研究这一体系的发生演变继承，便是《史记》版本学。而这一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则是宋刻本。只有对宋刻本作深入全面的剖析考证，才有可能理清《史记》版本的源流。笔者通过对唐及唐以前《史记》写本状况的考察，得出在魏晋时期《史记》就已产生众多异本，虽未形成系统，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绪，是为《史记》的写本阶段。在这一阶段，《史记》主要处在自然传抄状态，尚未进行有意识的校改。至宋代，对《史记》写本进行了综合校理，由写本过渡到刻本。可以说刻本对写本的继承是整体上的继承，写本与刻本间无不同系统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重点在于研究北宋、南宋诸本的成因及演变轨迹，探讨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传系统。《史记》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虽已失传，但其修补本依然流传，即刊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十行本。此本是对淳化本的继承，含淳化本之旧，因刊行于景祐年间，故称其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与补刻两部分构成，补刻部分刻于北宋政和年间。此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经覆刻，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与景祐本互为前后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于宋真宗景德年间，是在淳化本的基础上，经过刊校而重新开雕的刊本，与景祐本有同源的关系。此本原本已残，仅存六十九卷，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故称其为杏雨藏本。此本于南宋绍兴间覆刻于杭州，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余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记》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本影响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两种，一为上述杏雨藏本，一为刊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三卷(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建刊《史记集解》本中，与杏雨藏本属同一系统，其与失传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渊源。上述三本是今仅存的北宋本。杏雨藏本与景祐本皆祖淳化本，是同源而分流，二本差异并不很明显，后世本分别对二本有所继承，故在《史记》版本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勘正后世本的讹误具有极高价值。南宋本《史记》除去覆刻北宋本外，有十二行的建安朱中奉刊本。此本为私刻《史记》之首，其版本特点与杏雨藏本为近，但并不是对杏雨藏本的全部继承，而是以杏雨藏本为主要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作为建刊本，此本刊刻质量不高，但保存了北宋本的特点，对后世《史记》的校勘亦有一定价值。与朱中奉本类似的南宋建刊《集解》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此本刻于南宋孝宗以后，晚于朱中奉本，与朱中奉本同属杏雨藏本系统。然此本刊刻质量亦不高，讹误甚多，版本价值不大。南宋地方州府刊刻的《史记》现亦仅存一种，即淮南路本，为淮南路转运司所刊官本，是以北宋本底本的翻刻本。以其与北宋本相校，此本更近杏雨藏本系统，但在翻刻之际曾参校诸本，故与杏雨藏本差异较大。北宋时期的《史记》版本皆为《集解》单注本，至南宋，《史记》版本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与《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二家注合刻本始于乾道七年的蔡梦弼刊本。此本参校京蜀诸《集解》本而成，其《史》文及《集解》注文虽近北宋《集解》本系统，但不主一本，是一新产生的刻本。二家注合刻本中，张杅本与耿秉本属同本，是以蜀刻《集解》本为底本，合一《索隐》本而成，与蔡本不是一个系统。刊于蒙古中统二年的段子成刊本，刻于宋元之交，其时当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虽称蒙古，尚未入元，故此本亦应视为宋本。此本亦是以一单《集解》本合一《索隐》本而成，其所据《集解》本与蔡本所据本相近。以现存宋刻二家注合刻本而论，各本均独创二家注合刻体例，相互间不存在整体承继关系，这与明代刊刻《史记》不同。明代所刊合刻本《史记》，基本是以宋本为底本翻刻，如游明本、建阳慎独斋本均是翻刻中统本。三家注合刻本始于刊南宋绍熙、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黄善夫本是在二家注合刻本的基础上演化而成，其所依据的二家注合刻本为蔡梦弼本，在蔡本基础上合以《正义》，而成三家注合刻本。但其并不是二本的简单合并，而是参照诸本有所取舍，但因校勘不精及学识不逮，讹误之处为数不少，故难称善本。此本价值有二：一是创三注合刻的体例，使之成为后世《史记》版本的主要形式，极大地方便了《史记》的研究，至此《史记》版本形成了定式，奠定了《史记》版本学的基础。二是进促进了三家注的流传，尤其是对《正义》的流传有保存之功。张守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记正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三十卷，知其体例如《索隐》标字列注，不与《史记》原文相比附。然《正义》原本已佚，自宋以后不见诸家著录，亡于何时不可考。今所见最早《正义》注文是散刊于黄善夫三家注本中。将《正义》注文散刻于《集解》、《索隐》之下始于黄善夫本，其后诸本《正义》文皆据此本以出，可以说黄善夫本对《正义》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部承继黄善夫本的三家注本是刻于元至元二十五年的彭寅翁本。彭寅翁本虽据黄善夫本刊刻，但行款稍异，又因所据底本残缺，故注文时有脱落，非如后人所说的有意删削。明代刊刻三家注合刻本多种，其中廖铠本、柯维熊本、王延喆本均据黄善夫体刻。所不同的是，廖铠本、柯维熊本为翻刻黄善夫本，并作了一定校改。王延喆本则是覆刻黄善夫本，亦因所据黄善夫本或残或缺，以致偶与黄善夫本不能密合。刻于嘉靖十三年的秦藩本不是据黄善夫本翻刻，而是覆刻王延喆本，但同属黄善夫本系统。明代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凡三种，首刻于嘉靖九年。其时南监不藏三家注合刻本，张邦奇等人据元大德九年刊《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合以《正义》注文而成。因此本合二本为一本及所据底本不善，三家注文多有脱落，尤以《正义》脱落为甚。后人据此斥其删削三家注，实情并非如此。南北监本中，刊于万历三年的余有丁本是有意删削注文，而刊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冯梦祯本、刊于万历二十六年的刘应秋本均竭其所能恢复三家注文，无删削之事。以上概述了《史记》产生以来主要版本的流传端绪，可见各本皆渊源有自。就各本特点而言，以是祐本与杏雨藏本刊刻质量高于它本，而对后世本的影响，以杏雨藏本为大，南宋诸本多承其绪，然经校改，非覆刻，故各有其自身特点。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克丽奥（英文Clio）是古希腊神话里掌管历史的女神，一般用来泛指历史。张广智先生是笔者当年所在复旦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更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他严谨治学半个多世纪，是我国公认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带头人，硕果累累。当下，张先生老当益壮，仍笔耕不辍，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在文学田地里辛勤耕耘。张广智先生张广智先生寄语新民晚报读者1　求学之路，刻苦勤奋张广智1939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农村，祖父是乡下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他幼承庭训，还在五六岁牙牙学语时，祖父就开蒙让他背诵《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这些古文背诵起来毫不费力，如此童子功也令他终身受用。可惜只有一年多的光景，祖父因病去世。不久抗战胜利，1946年冬天，母亲带着七岁的张广智和襁褓中的妹妹，闯荡大上海。1959年，他顺利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当时的复旦历史系，阵容强大，名师荟萃。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大家；世界史方面则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章巽、田汝康等学者，真可谓极一时之选，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咖云集”。其中，周谷城、耿淡如与周予同和陈守实，当时有历史系“四大金刚”之美誉，与北大历史系媲美抗衡。置身如此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中，张广智在五年本科的学习阶段，悠游于历史学的海洋，在打下扎实学问功底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要做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崇高志向。1964年，张广智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史学史，他也是中国大陆“文革”以前唯一的一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勤奋刻苦”，正是在他求学之路的各个节点上能成为“排头兵”的动因。2 　“谦虚治学，谦虚做人”耿淡如先生（1898-1975）是我国西方史学史领域的拓荒人和奠基者。说来也巧，耿先生是张广智的同乡前辈，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不久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耿先生在复旦等沪上高校主讲国际关系史多年，成为当时一大热门。新中国成立后，耿淡如先生转向世界中古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耿先生人如其名，耿介谦和。先生学大如海，博学严谨，他通晓多国语言，花甲之年还自学俄语，并用它翻译出版了世界中古史和近代史的有关文献和资料。耿淡如师常对他的学生说要“谦虚治学，谦虚做人”。他指导张广智治学，强调读原著，并进行批判性研究。为此在研究生期间，张广智埋头阅读大量英文原著，为日后研究西方史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革”开始，张广智被迫中断专业深造，先后“下放”在闸北新中中学任教和区教育学院供职。劫波之后，百废待兴，高校人才尤其青黄不接。1978年，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就任复旦大学校长，他要求把各系当年的研究生能召回的尽量召回，充实师资。这年5月，张广智响应母校的召唤，重返复旦校园，重新走上讲堂。3 　博学笃志、薪火相传早在1961年，耿淡如先生即受高教部委托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参与编撰的专家都是当时外国史的权威，无奈因“文革”开始而夭折。“文革”结束后，教育部一度想重新启动此事，张广智也被召进编写组，然终因不少老辈学者相继谢世等因素，教材计划再度搁浅。对此，张广智作为耿先生的“关门弟子”和传人，深感重任在肩。返校伊始，他就发奋钻研，很快于1982年给本科生重开《西方史学史》课程，是国内少数几位最早讲授这一课程者之一。同时，面对教材缺乏，张先生一边上课，一边研究，执教不久即为商务印书馆写出《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小书，后渐次展开，很快推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1989年）和《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1990年）两部专著，赢得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激起青年学子对这一领域的热烈兴趣。其实这两本著作是为他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做学术铺垫，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由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终于问世，一时好评如潮，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成为教育部“推荐教材”。此书迄今累计修订四版，先后重印二十多次，共计印数近15万册。稍后，张广智再接再厉，带领一批年轻学者，主持编撰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部巨著终于在2012年出版，全书共计200多万字，填补了国内史学研究的空白，成为当年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张广智默默耕耘，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耿先生，薪火传承，完成了先师的未竟事业。前年，因为张先生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卓越建树，被上海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令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师倍感欣慰。4 　循循善诱，教书育人张老师为人热情恳切，真挚和蔼。非常荣幸，他也是我们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对我班五十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一如家人般亲切关怀。他经常到我们宿舍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种种细节，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还记得1986年暑假，我们全班去古都西安实习，他和其他老师一起领队前往。一路上他除了关心照顾学生的旅行细节外，利用坐火车和住旅馆的空闲间隙，掏出口袋里的外文卡片背诵默记，不浪费一点点零碎的光阴，老师的不言之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班同学陈靖丰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于1992年考上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他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张先生竭尽全力，为他的学业指导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由于靖丰兄有时白天还要去兼职打工，老师体谅学生的处境，经常在晚上安排给他上课。2005级博士研究生乔琴生，她告诉我在拼搏写作学位论文时的情景：小乔生子，尚未满月。老师考虑到她的情况，劝说她推迟毕业。但小乔争强好胜，表示要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如期毕业。年近古稀的张老师见她态度如此坚决，深为感动，说既然这样，老师愿意倾尽全力，助你完成学业。小乔毅然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回老家照料，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她的论文研究古罗马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即屋大维）的文化建树，从写作到修订，只有短短几个月，师徒俩鼎力合作开足马力，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六易其稿，其中甘苦和紧张，可以想象。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都文化方略探析》答辩时，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自1995年张先生担任博导招收博士生以来，无一不是悉心培养，前后带出了三十多位博士生。5 　文史合一，自在自如从来说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在张先生身上特别明显。他从小怀抱一个“文学梦”，年少时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至今还珍藏着《萌芽》创刊号（1956年）等刊物。说起来，他还是《新民晚报》的热心作者，自1965年首次在晚报发表文字以来，已有55年的情缘了，至今还是《夜光杯》的作者。张先生善于用文学的笔调将博大精深的史学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他的《克丽奥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引起大家好评，正如当时媒体介绍此书时所说的：“作者着意把严肃的学术内容（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写得明白晓畅与生动可读，颇具房龙《宽容》一书的风格。”退休后，张先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散文随笔的创作，其乐无穷。六年前，他的《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写他和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金冲及等四位文化老人的交往，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头版发表后，迅即在坊间流传，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一下子让他“爆得大名”，收获了比学术文章多得多的“粉丝量”。尝到“甜头”，张老师自此一发不可收，文思泉涌，在文学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时有散文佳作散见于报章杂志。他善于以史家的慧眼卓识，落墨裁剪，笔下的人和事在现实题材的外表下蕴藉了丰厚的历史感，令人读来往往掩卷深思，余韵悠长。2016年，张先生如愿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著名学者陈思和在推荐信中盛赞，“他文笔幽默，文化底蕴深厚，博闻强记，其散文都是耐读、提升人们心灵的佳作”。六七年的文学耕耘，张先生收获颇丰，已有《瀛寰回眸》《徜徉在史学和文学之间》和不少散文佳篇问世。另外，他还编有《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一书。6 　家庭和睦，师生情深张老师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蔡幼纹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同在历史系工作。蔡老师出身苏州书香世家，父亲蔡夷白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杂文家，与周瘦鹃、平襟亚、程小青和范烟桥等文友往来密切。老师记得，1965年春节，赴苏州拜见夷白先生，先生欣喜之余，特别送给女婿自己的一册《夷白杂文》，又将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送赠，寄予无限厚望。这也许是张广智专精历史研究之外，晚年涉足文坛的另一股无形动力。多年来，蔡老师甘当绿叶，一心相夫教子，当贤内助。他们的儿子也是复旦毕业，当年沪上文科高考第四名，现在异乡拼搏。如今，夫妇俩相濡以沫，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张先生笑说他到现在还不大会用电脑，自己写出的每一篇文稿，都是由夫人亲手打字修改后发出去的。张老师永远怀有一颗赤子之心。2015年，我班举办入校三十周年返校活动，张老师听到消息后很是激动，不但赋诗一首赠送给我们，并即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令阔别母校多年的一帮老学生心头倍感温暖。去年三月初，张老师夫妇不顾耄耋高龄，欣然参加我们在武汉举办的毕业三十年聚会，再次赋诗赠言，对我们寄予厚望。张先生多次强调，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史能博采各国文明之长，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担当枢纽和桥梁，知古鉴今，资政育人，自有其非凡意义。“让青春牵动你的梦想，使历史不再迷茫；让历史照亮你的未来，使青春疏离轻狂。”张先生的这句话，也是他为人为文的鲜活写照。（石建邦）

第五届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论文摘编　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观念的公共性探略 　　 ——以蔡元培思想观念为中心 　　翁剑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美术的产生与发达，素来与人类社会及其生活形态的需要和发展相密切，因此美术文化及美育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是由史可鉴的。但当社会步入财富与权力的私有化及商品化境地后，美术文化资源与利益的开放和共享即社会性和公共性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损害，而现今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早期至中期的中国美术观念，勘察和体悟其中思想言论的公共性将是十分必要的。其理由在于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印迹中认识当代。当中国在20世纪末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以来，美术观念的讨论及其社会参与的公共性问题，依然是当代的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此间所谓公共性，一是指对于事关公众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呈现，二是指舆论及批评的公众参与和建构。而这些是同时围绕着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以及社会转型而呈现的。 　　美术及美育的提倡与发展，从来都不仅是为了个体或少数人闲来的玩赏或纯粹的感官愉悦，而社会、民族及人生的化育、滋养及自我改造是美术和美育的重要文化意义，也是其社会及历史的必然使命。我们注意到，要使美术及审美文化普及于民众，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及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想，已经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界和美术界呈现了适时的思想观念及历史性的话语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张和强调美术及美育的社会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并使之与现实社会及民族文化的振兴与革新事业相结合，使美术及美育的推广服务于现代全民社会及其公共领域的成长。 　　认识并倡导美术应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之成为国民启蒙、文化复兴和社会审美文化现代化之途径的努力过程，正是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观念之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蔡元培在提倡美术的普及和公益性的同时，十分强调要培养和完善美术文化的综合方式与现行机构。如他于20年代初在湖南的第一次关于整体社会文化建设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那样，美术等文化的教育不仅仅限于学校，而是要注重社会上的文化机构诸如图书馆、专项的研究所、美术馆、博物馆、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以及书籍与报纸印刷的兴建与发展，以期形成公共社会之文化艺术的兴盛，国民教育和精神文化的发达。 　　蔡元培之所以强调美术和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除为了拯救和改造国家及国民精神的应时问题之外，更是着眼于全民基本的、长远的福祉与需求，意欲提倡和建设一个人人懂得美感，处处具有美感——可使民众生活在愉悦、平和、幸福而拥有精神寄托和尊严的现实社会。　　 　　写进历史的1978年《美术》杂志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文革后期的1976年3月，中断了十年的《美术》杂志竟以创刊号的名义重新出版，主办单位也由文革前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编辑部”改称为“美术编辑委员会”。这一名称的改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这一名称，又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再熟悉不过的文革中夺权之后兴起的“革命委员会”名称的一种转借。她既可以是一个机构或组织的名称，又可以是美术界（当时习惯称为“美术战线”）一种新生力量的代称。从后来陆续发表的回忆史料来看，《美术》杂志的重新出版当是在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开始起步的。最先是《人民文学》和《诗刊》的复刊重议在1975年初提出且付诸筹办实施，其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75年7月14日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紧接着7月25日又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更加明确表示出对缺少“百花齐放”文艺作品的现状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在当时的形势和语境中，所谓“调整”实际上就意味着适度或有限的“宽松”、“开放”策略的许可。这样，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整个文艺界的重新布局。到1975年12月，归由文化部负责筹办的《人民电影》、《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美术》和《舞蹈》五种艺术刊物的出版工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后很快演成“一时之盛”的文艺刊物的集中“复出亮相”。[1]有意思的是，此时重新出版的《美术》杂志竟然有一点亮色，就是让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画家又有了展露自己才华的舞台。在1976年3月25日出版的《美术》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发表了岭南画派代表画家关山月于1973年创作的《俏不争春》。封底发表的则是鄂伦春族青年教师吴景元创作的《猎归》，作品表现出军民打猎归来一派欢喜景象，生活气息浓厚。这两幅作品的同时刊登是文革中的一种习惯，名曰“老中青”三结合，也同样暗示出自文革开始以来禁锢文艺创作的枷锁有些许松动。 　　当然，该期创刊号毕竟出版自文革后期，仍免不了带有强烈浓厚的文革色彩。如首页刊有“毛主席语录”，特别提醒“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随后便是转载1976年1月《诗刊》复刊号发表的毛泽东作于1965年的“词二首”：《水调歌头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在中心通栏彩色插页上刊登有侯一民等七人创作的大型油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歌颂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画作。这也是1976年3月至8月间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连续推出的“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活动的一个缩影。其实，这本所谓的“创刊号”，显然是原《美术》杂志的延续，无论是开本，还是编辑体例，甚至是版式可以说是完全一致。但是，在刊登的大篇幅《创刊词》中却说，《美术》杂志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中，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专业、业余美术工作者见面”。接着，是对文革后期“美术战线”形势的描述，指出“近几年来，广大专业、业余美术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认真改造世界观，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今天，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了画面，工农兵成为美术创作的主人。美术战线，今胜于惜”。《创刊词》进而表态，“美术战线从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战场。《美术》刊物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使《美术》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这样一来，截止1976年9月文革期间由“四人帮”舆论工具控制的《美术》杂志共计出版刊物四期，主要围绕“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回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工农兵美术蓬勃发展”、“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主题进行的组稿。之后，从1976年11月出版的《美术》杂志开始转为“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彻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主题宣传，到1977年11月出版的当年最后一期《美术》杂志发表署名专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在整整一年零两个月的组稿当中，《美术》杂志除“歌颂英明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揭批‘四人帮’”等的宣传主题外，没有丝毫触及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问题，这与当时文学界、戏剧界开始涌现的反思、启蒙和解放思想的潮流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也是文革没有实际结束而形成的由来已久的思想固疾在美术界的反映。从历史事实来看，文革的实际结束时间应是在1977年8月18日，即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宣称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当年，宣告结束的文革是具有相当正面意义的“事件”，是被誉为“具有伟大成就”和“宝贵精神财富”而载入史册的“历史形象”。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美术》杂志仍然有着文革时期办刊的强烈惯性，这从检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出版的《美术》杂志来看，文革意识显而易见，而真正的新转机则是始于1978年。不过，这一年的《美术》杂志仍有着自己的观望和等待。1978年8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筹备工作开展后，《美术》杂志随之亦归属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在此前后出版的1978年《美术》杂志，在经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重大事件中，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它既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记载者，又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因而，当我们回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的变迁历程，很有必要重读这一年的《美术》杂志，从中审视新时期中国美术30年变迁肇始时期的历史面貌。　　 　　论杭州艺专绘画系合与分背后的思想角力 　　喻琴（湖北美术学院） 　　 　　20世纪初有关中西文化艺术的论争促进了对中西绘画全面深入的比较，中西艺术价值理念的差异构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领域思想和实践的变革。杭州艺专教育模式的种种变制，正是由于不同取向的美术教育思想斗争引起的结果。以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等人为代表的美术教育家们认识到中西艺术价值理念的差异，对中西绘画冲突进行有意识的探索,力图将中西艺术由相互对峙走向相互渗透,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于他们对中西艺术价值评价与取向的不同，艺术教育理念与主张的不同，因此在艺术教育实践活动中各自形成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应在情理之中，其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对杭州艺专绘画系的分分合合，孰是孰非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要把这些教学举措的产生放到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中去进行审视。 　　中西艺术是应该融合，还是应该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价值？中国画与西画教学应该是两条平行线还是应有部分的相交？在美术教学和创作中如何借鉴西画？如何对待中国画传统？围绕着这些问题从近代到当代其讨论从未停止，仍在影响者21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近代以来美术院校的教学大多将中西绘画的学习加以融合，特别是在专业基础训练上大都讲求以西画的写实手法来进行教学，十分重视专业基本功，尤其推崇素描教学。中国美术及其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笼罩在面貌单一的写实主义美术的模式内，并制约了此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美术教育中的工具技能倾向和文化性的缺失，使美术走入了技术形式的歧途，造成了中国画传统特色和学科自主性的削弱，延缓了现代中国美术多元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当前的美术教育不能还停留在以写实性为主的训练方式上，不能局限于素描造型的单一基础性训练，而应该大力加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既要使学生掌握严谨的造型能力，又要吸收中国传统艺术中写意精神的营养，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与此同时，美术教育也不能纳入一个简单的模式之中，现在的美术学校教育虽然已大多设有选修课制度，但是还没有打破美术各专业系科隔阂的状态。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可以适当相互打通，这对于美术各专业学生的深入学习应该是多有裨益的。 　　中西艺术价值理念的差异是促使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及其理论一度活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美术及其教育发展的催化剂。无论对中国画、西画的教学模式是采取合或分，无论是拉开差距还是彼此融合，中西绘画的教学都不应简单的构成对立。我们应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传统，正确认识中西艺术价值理念的区别，要超越中西、古今、写实、写意等文化艺术的论争，将中西艺术价值理念的差异加以融合，实现两者由彼此角力到相互合力，使差异、矛盾、冲突实现共存互补，倡导美术教育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图像、文献与史境：中国美术史学方法研究 　　李倍雷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20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美术史学，自建构那一天起，就受到西方美术史学和思想体系的极大影响。我们自己撰写的中国美术史，几乎依照西方美术史学的结构和西方现代思想体系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美术史成为西方史学结构体系的材料。这是把中国古代特有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解构为非中国文化史境的美术史，使其成为西方史学体系的填充物。因此，图像回到史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的传统美术作品，在自身的史境知识系统中显示图像的本体意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美术史在自己历史发展体系的结构中来建构。图像回到本土文化的史境中去，就会使我们在构建中国美术史学体系有自身的文化基础和自身的史学理论基础。 　　对中国本土文化史境中图像的艺术本质特征的研究，是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画论与书论为我们所提供的研究范例，都是把绘画或书法置于中国自身文化的史境中思考的，从而使中国绘画的观念与法则都来自于对中国艺术图像本体的认识，谢赫的“六法”无一不是来自中国文化史境中对图像——绘画作品直接思考的结果。就文人艺术而言，中国文化基础给予中国美术以“味象”的关照方式，以“气韵”为最高准则，由“意象”而至“意境”的文化“史境”。中国古代画论和书论的书写者——文人，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史境中，以“味象”的观念思考绘画、书法的艺术本体问题。 　　西方美术史的文化基础给予的是“模仿”和“审美”，以“理想美”为最高准则的文化“史境”。西方的美术史自温克尔曼以来，在“审美”的观念下建构西方美术史，荷加斯所著的《论美》，无论是绘画作品形式与内容都是美的研究对象。而“味象”的观念，则是中国美术史中超越审美的重要观念，味象——“澄怀味象”或“澄怀味道”，把宇宙间任何物象，不管丑与美，都纳入自己的关照中，因此“味象”比“审美”所包含的意义要宽泛而广阔。况且中国元代的文人绘画乃至明清文人画，并非是为了审美诉求，“其主旨与对视觉美的追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而是一种“逸笔草草”的娱乐性趣味的艺术活动过程。倪瓒是这样描述他的“逸笔草草自娱耳”的：“今日出城外闲静处，始得读剡源事迹。图写景物，曲折能尽状其妙处，盖我则不能之。若草草点染，遗其骊黄牝牡之形色，则又非为图之意。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近迂游偶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矣乎。讵可责夺人以髯也！是亦仆自有以取之耶。”（《答张藻仲书》）实际上这就是画家倪瓒作品产生的初始“史境”。这显然也是文人画的艺术活动过程之一。其结果，作品是“味象”的结果，但不一定是“审美”的结果。 　　西方“美术”史的观念与建立的基础，是以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的“单纯的高贵，静穆的伟大”为标准，去建立理想的美的尺度，故而提出了美的艺术的概念。中国古代六朝时期的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基本文化史境。我始终认为，中国图像中的“味象”活动不等同于西方图像的“审美”活动。因为，中国与西方审视图像的态度——“味象”和“审美”，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不存在“审美”的概念，就是说，被审视的对象无论美丑都可纳入“味象”的范畴，都是中国艺术活动中“味象”的对象。传统的西方不存在“味象”的概念，而是把不美的对象排除在审视的范畴之外，用的是“审美”的态度审视对象（西方现代艺术是另外一回事了）。由此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味象”的文化史境中构建中国美术史，是否更符合中国艺术发展的逻辑与本质。 　　由此，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以中国古代美术为研究对象的“味象”理论，是“意境学”；以西方古代美术为研究对象的“审美”理论，是“美学”。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刻以及文学诗歌等，都是以追求“意境”为最高境界，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审美”为最高境界。因此，西方的美学解决不了中国传统美术问题。我们更希望研究“美学”的学者们，不要一味的跟西方美学的风，把本来属于中国绘画或书法的技巧问题，错误地当作所谓的美学命题。 不过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回到图像并不是要回到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中去。形式主义方法基本排除了图像的社会、历史、政治，包括经济等文化形态、要素和意义的研究，使图像的形式要素的变化和进程脱离具体的史境，譬如说仅仅面对中国汉画像石拓片的图像作形式要素的研究，成了抽离史境的孤立图像的形式要素。形式主义也许对图像本体研究较深入，但很可能是脱离史境的本体研究，其结果只注重个人，诸如风格、色彩、造型等问题的研究，而脱离或忽略史境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文化问题的状况，而导致研究漏洞较多，不周全。沃尔夫林的风格学研究方法，为何遭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大概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因此，图像回到史境就是要拒绝把图像从史境中抽离出去的做法。 　　我们要求图像回到史境中，把研究图像生成的社会、思想与宗教等文化史境，作为图像的外围因素，使图像的本体研究不脱离这个史境，使图像真正成为“原物”。图像与史境的关系，是史境中的图像，而不是抽离了史境的图像——实物。脱离史境的图像，如同一件来历不清楚的出土文物，不知道它是哪里出土，年代无法断定，功能无法断定，出土前的墓室位置更不知晓，墓室主人的身份地位不知晓，等诸多因素。那么，这件文物——尽管是可以认定是一件出土文物，但人们无法研究它，其意义难以得到准确的阐释，甚至还可以遭到是不是文物的质疑。图像的史境如同文物的史镜一样，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必须把图像置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史境中去，方称为中国美术史学的方法。　　 　　中国民族美术史学研究范畴、特点与方法刍议 　　赵盼超(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少数民族美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和保护意识的加强，少数民族美术史学的研究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近年来，少数民族美术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始重视对民族美术史学的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相对史学研究来讲，中国民族美术史学研究还算是一个新兴学科。在学科体系确立及建设、研究方法扩展与推进方面，还任重道远，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少数民族美术史学的研究，首先应确立其学科研究体系，明确其研究范畴。少数民族美术史学是民族史学研究与美术史学研究的交叉，具有民族史学及美术史学的双重特点。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民族史学及美术史学研究的历史。从民族史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有关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民族通史及断代史、地域民族史等相关著作已有一定积累，为进行民族美术史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如民国时期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光华出版社，1948年）等一批民族史学研究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学者在民族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当前，有关民族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举办过多次有关民族史学的研讨会并有论文集出版，如由中国民族史学会组织的中国民族史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多部论文集，又有有关民族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数以千计的著作、论文出版，形成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宏观体系。可以说，民族史学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从美术史学的研究角度看，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在近代特别是20世纪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在民国时期，有陈师曾、姜丹书、郑午昌、俞剑华、李朴园、胡蛮、滕固等对中国美术通史的研究，又有滕固、朱杰勤、童书业等人对中国美术断代史的研究，以及冯贯一、童书业、傅抱石等人对中国美术专门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开始运用现代治史方法进行美术史的研究工作，同时借鉴了欧美或日本美术史研究的诸多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美术史研究纳入到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并通过对美术史教学教材的编写展开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通过美术通史、专史及美术理论的研究，迈开了新的步伐。近30年来，美术史学研究逐步走向了专门化。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外美术比较研究、美术史学史研究、美术风格学及图像学研究等方式层出不穷，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综合来看，民族史学研究与美术史学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相似性，特别是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皆需要借鉴图像、文献及文物等资料展开，但在研究方式上，各有侧重和不同。民族史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关系紧密，注重各民族不同特点及文化生发规律。美术史学研究侧重遗存图像及文献，与艺术学、考古学、文献学、民艺学关系紧密，注重视觉语言及历史图像形成演变过程。民族美术史学研究作为融合了民族史学及美术史学研究特点的新兴交叉学科，有必要借鉴民族史学及美术史学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可以说，民族史学及美术史学研究成果为民族美术史学研究打下了研究基础，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可能性。在民族美术史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基础上展开，结合历史遗存或民间文化研究不同民族美术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也可以从艺术学、考古学、民艺学基础上展开，研究民族美术视觉语言或图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及演变规律。这种多学科交叉性特点促使民族美术史学的研究者须具备较为广泛的知识，同时也预示了民族美术史学研究具有广阔的未来。　　 　　新中国宣传画叙事策略研究 　　费文明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每一个新生的政权，都会以一套新的符号系统和纪念性的仪式来确立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位置。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系统和仪式的确立至少有三个功能：一是建立无论自然还是人为社团的社会凝聚力，并使其组织成员的关系符号化；二是建立体制、地位或权力关系，并使之合法化；三是提倡社会化、信仰灌输、价值体系和传统行为方式。前苏联在夺取政权之后的一年之内，便已创造了自己崭新的标志与符号（如锤子与镰刀、红星和工人英雄形象）、新的或重新组建的仪式（十月革命节和五一节），实现对公共领域的控制，改变大众的态度和信仰，对社会价值作出重新界定。 　　中国共产党在视觉宣传的过程中也很重视符号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便模仿苏联共产党的党旗制作了自己的党旗，1942年在延安时将党旗标准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符号。同时，党旗上的斧头、镰刀也作为工人、农民的符号广泛出现于建国后的宣传画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方案中，斧头、镰刀的图案还出现在最大的那颗星里，后来有人提出这样的设计与苏联太相似，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斧头、镰刀的图案被去除，成了现在的“五星红旗”。 　　1949年，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安门便成为一个国家的符号定格在人们的心中，出现在很多爱国题材的宣传画中。在1950年公布的国徽方案中，天安门也是要素之一，此外还有五星红旗中的五星、象征工人和农民的齿轮、稻穗。至此，作为国家重要视觉符号的国旗、国徽和政党符号的党旗已经确立。与此相伴生的作为工农阶级符号的斧头、镰刀、齿轮、稻穗也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了对应关系。这些符号在确立之后便广泛出现在宣传画中。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50年）以天安门为符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又比如《遥望天安门，心向毛主席》（1971年），虽然画面中并未出现天安门和毛主席，但是在那绽放着如同礼花一样的钢花的环境中，工人在遥望中似乎看到了那个光辉四射的天安门；再比如《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用一双手托举起一根稻穗和一个齿轮，意味着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除了天安门，中共一大会址、遵义会址、井岗山、延安宝塔山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光荣符号得以确立。很多讴歌毛主席与党的光荣历史的宣传画中都会以它们作为背景，以此叙述党与毛主席所作出的正确决定与光辉道路。比如《敬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1967年），毛主席的头像与党旗重叠在天安门放出的无数光芒中，画中的四个角落分别是中共一大会址、遵义会址、井岗山、延安宝塔山，将这些符号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概括出党的光辉历史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并表达对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福。 　　到了文革时期，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围绕毛泽东的符号成为宣传画中的主角。这些符号包括“毛主席语录”、“像章”、“红太阳”、“向日葵”等。“红太阳”和“向日葵”也是有关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另一组符号。“红太阳”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与温暖，在它的照耀下，万物茂盛生长，与毛主席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的光辉照耀下，亿万中国人翻身做幸福的主人，两者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所以“红太阳”成了毛主席的符号。“向日葵”因为始终朝着太阳这一属性，让人们联想到始终跟着毛主席、忠诚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政治术语叫“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在强调“三忠于”的年代，向日葵成了“忠”的典型符号。比如《热烈欢呼浙江杭州外语专科学校革命委员会诞生》（1967年）中，毛主席的经典头像与红太阳相叠，毛主席说过“革命委员会”好，并且用他的字迹呈现在毛主席的头像下方，于是画面中的人们欢呼杭州外语专科学校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以示对毛主席的忠诚，这个忠诚体现在人群的上方是三朵向日葵中，为了更明白地阐明向日葵的寓意，每朵向日葵里又都标明着“忠”字。《无限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66年）直接以“三忠于”为标题，把“红太阳”与“毛主席”，“向日葵”与“忠”的对应关系叙述着更为直接与明白。 　　芒果是南方的一种非常平常的水果，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却被演绎成象征“恩情”的符号。1968年8月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埃尔沙德侯赛因访问中国，向毛主席赠送了芒果，毛主席将芒果转赠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达了他对人民的关爱与照拂，于是芒果成了毛主席“恩情”的一个符号。1968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样的标题文章： 　　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 　　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文章说，消息一经传开，清华园内一片欢腾，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感激地说毛主席一直和人们心连心，这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当芒果到达清华园的时候，人们拥挤在芒果的周围，热泪盈眶地欢呼与歌唱，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战士兴奋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礼物，也给我们送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送来了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我们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和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一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大学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加速思想革命化，把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成一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先锋队，锻炼成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坚强的工人阶级宣传队，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喜收礼物的庆典热潮，人们用塑料或蜡按1：1的比例仿制出金灿灿的芒果，放在木制的托盘上，再罩上玻璃罩子，难辨真假。人们在大街小巷中敲锣打鼓，围绕着复制的芒果载歌载舞，高唱：“朵朵葵花向太阳，颗颗芒果恩情深。毛主席啊，毛主席！工人阶级的红心永远向着您！”当年还出现了“芒果”牌香烟、《芒果之歌》电影，可见“芒果”这个符号的影响之大。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象征城市繁荣的高楼、交通工具和人们富裕生活的手表、摩托车等符号开始进入宣传画的画面，而对于科学技术的提倡，也让原子弹、宇宙飞船等符号成为宣传画创作的重要元素。　　 　　艺术史编纂论纲 　　李普文 　　广西艺术学院 　　 　　新的方法意味着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理念、新的挑战。“多元的编纂形态,规定了历史陈述各有重心,也必因注目焦点各异,治史方法不同,导致论著反射的历史光谱的位移,并因位移彰显论著价值的反差。”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不患方法之多，关键在于：要对所用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对其适用对象和范围有清晰的认识，对它的长处和局限有明确的了解，最后，艺术史学界对它们的运用应该宽容，不求全责备，同时开展积极的争鸣，促进其成熟和完善。只有做到上述各点，新方法的运用才会产生预期的成效。至于一部艺术史，是采用一种方法贯穿始终，还是兼用数种方法，我认为可由编纂者自行决定。但事实上，很少艺术史编纂只采用一种方法的，大多兼用数种，而其中可能有一种主要或主导的方法。 　　马克思曾经告诫：“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还是有关现在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艺术史编纂也面对着在历史编纂学中相同的一些争论。即，材料的真伪性和选择性，叙述的客观性，解释（理论）的个人性。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辩贯穿着艺术史编纂的始终，似乎不可能得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把这些争执归结为一点，就是，艺术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胡须”似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确解。英国历史学家陶特曾说，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寻找过去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30多年后，他的同乡克拉克则说：“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流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因子。……探索似乎遥无止境，一些学者缺乏耐心，躲避到怀疑论中，或者至少用下列道理来作为遁词：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彼此都是一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因此，我以为我们不妨换一个提问的方式，就是，艺术史编纂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诚实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作引申。中国艺术史上，早期对于顾恺之绘画成就产生了争议，参与讨论的谢赫、姚最、李嗣真、张怀瓘、张彦远诸人都曾亲睹顾之真迹，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独立的评价。对于清初“四王”的争议，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一些史论大家如俞剑华等，对于在整个清代受到追捧的“四王”给予了基本否定的评价，这也是当时艺术史学界的主流声音；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则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当然，否定论者仍不乏其人。这是两个中国艺术史学界都非常熟悉的例子。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遥远得我们连参与讨论的资格也没有，除了洗耳恭听，不敢对任何一方有所褒贬。一个距离我们非常近，近到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卷入其中，对于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奋力抗辩。“历史并不是一堆历史学家随意捡到并将其堆积在一起的事实，而是在某些预先设想的理论或一般的假说引导下，经过精心选择、认真研究和批评说明而得出的创造成果。在这一活动中，宣称没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难道就是理论吗？在历史编纂中，可以对顾恺之和“四王”不作出评价吗？我认为，除了特殊时期的政治气候和压力外，参与这两个讨论的艺术史学者们大多应该说是真诚的，他们都说出了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他们都依据客观真实——对于事实的分析、比较，然后作出各自以为正确的判断。而由于评价的出发点、理论的立场等不同，所以导致了结论的歧异。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多种艺术史。艺术史编纂不可能一劳永逸。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徐国琦的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将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现场报道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著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填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中国人与美国人》作者：徐国琦译者：尤卫群版本：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值得国内的历史学人借鉴。一是宏大的对于历史的观照，即“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概念化的能力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讲事情，“事具始末”而已。二是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而非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只是把旧材料进行新的拼凑。三是讲故事的能力。“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是阐释性叙事，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李剑鸣说，这在我们的史学训练中是相当缺乏的。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王立新当天主要谈了两点问题，一是在“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之下，有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二是由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引发的他对当下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有的走向的思考。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王立新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上，构成共有的历史的人物非常多，徐国琦的书限于篇幅，仅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司徒雷登，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对两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华的传教士群体——最多时中国有6000位左右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物，比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又参与中国的改革，办学校，对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王立新继而谈到读《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引发的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指既有的大国会将新崛起的大国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双方极有可能走向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分析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缘起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徐国琦在著作的结语里说，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共有的过去的深刻理解，徐国琦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双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会更美好。王立新问：“我们能否从共有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共有的未来？”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古德诺被中国聘请，充任宪法顾问，也是因为中国要完成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五四前后杜威来华也是一样。当时的中国愿意拥抱美国的教育理念、科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复兴。这一时期，中美双方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的。王立新表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美两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两国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软实力，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中国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本文系独家内容，注释为记者所加。作者：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编辑：李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撰文|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1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东方学》(美)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科坎能）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 (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2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自17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陈笑天译，吉林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从2007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 (terra incognita)，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3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1400年至当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同样，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瘟疫与人》(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点击封面可购买）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1）马克思主义；（2）年鉴学派；（3）现代化理论；（4）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 (interspecies) 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4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点击封面可购买）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1986年美国史家琼·瓦拉克·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7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王晴佳；编辑：徐伟；校对：李世辉。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历史普及等同于讲故事，这低估了大众的智慧 | 专访杨照从甲骨文到楷书，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史记》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瑰玮奇变的文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十分精确统计，自东汉至今，研究《史记》的专著达近三百部，论文多达三千五百余篇，这在古代史籍文献研究中是较为罕见的。《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考察《史记》产生以来抄写刊刻状况、研究诸本异同、揭示各本间的相互关系及承继源流，进而论证《史记》的版本系统，是《史记》研究的基础。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叶德辉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诞生到现在二千余年间，广泛流传，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众本之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版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寻更为接近《史记》原貌的本子，为后人正确利用《史记》奠定可信的基础。司马迁撰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始对外宣布。而《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文字舛乱，各本之间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六朝时期的《史记》写本，除仅存二篇残卷外，余皆不存。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徐广还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的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即便如此，这项工作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是不容否认的。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亦对《史记》的不同版本有所记载。依据《史记》注文中的材料，亦可窥其涯略，进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开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多数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期，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而兼列诸本异同，如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藏书家目录大多仿此书，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主要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在这一点上，清代的藏书家与明代藏书家无大异。版本学是兴起较晚的一门学科，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是不全面的，若不与校勘学相结合，则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因此版本研究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异同的研究。这就要求必须与校勘学、目录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方能有助于理清一部书的版本系统。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贡献。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承继，但未作深入探讨。赵万里著有《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也是仅局限于宋本的研究。其后，王重民著《<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著《史记版本考》，是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论。这两篇论文也是在传统版本学的范畴内，概括地介绍了宋代以来的《史记》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价值，赵澄之文则显平平。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史记》版本研究领域偶有单篇散论，其中以傅斯年、劳干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此后《史记》版本领域无人问津。直至1958年，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史记书录》是有始以来的第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作者以“亲见为限”，对现存60余种《史记》版本作了详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传统版本学框架之处，引用实例，考辨异同，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促进了《史记》版本研究，功不可没。但考证过于琐碎，缺乏系统研究，论断亦多有与《史记》版本实际不符之处。因其是国内唯一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影响较大，学术界多引用其说，以致使其某些误说流传。进入八十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梦醇先生的《史记版本考索》。易梦醇先生的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后世对《史记》的增补及《史记》中的窜乱部分，对《史记》版本研究涉及不多，论述也存在沿袭误说之处。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记书录》冗赘繁琐，缺乏条理之弊，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系统性、条理性。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多不可信。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史记书禄》无大异。又著有《上杉家藏庆元本史记研究》、《史记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见。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另有长泽规矩也所著《关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亦对《史记》版本有所涉及。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上述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纵观《史记》版本研究史，不难发现，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层次上，是与《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相称的。以致迄今为止，《史记》版本研究没有形成体系。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此项工作必须以亲眼所见为根据，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资料。但也不容否认传统版本学的弊端，即只注重书籍的形态考究，而未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异同的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中去探寻各版本间的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丰富的阅历及广博的知识，可以评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优劣，而却没能就其所见，进一步探寻不同版本间的承传关系。近人的研究虽然有所创获，但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历来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态为对象，而文字异同的考证由校勘学承担，学术如此分野，不无道理。但若研究一部书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间的关系，仅据文本形态则远远不够。《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过程中，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错脱讹衍、增改窜改比较严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实全乖。前人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史记》旧貌，作了大量的厘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证成果，依据诸本文字异同，作为探求《史记》各本间关系的主要依据。考察《史记》版本承传轨迹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既需耗费时日逐字核校诸本，又需审慎运用相关知识处理纷繁复杂的文字异同现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观地揭示《史记》的版本系统。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完成了《史记》的撰著，并誉写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可知《史记》起始便有正、副两个本子存世。至于两本所藏地点，即“名山”与“京师”具体是何处，后人颇有争议。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以“名山”指书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认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山者，备亡失也。”而于“京师”则未作说明。顾颉刚也说：“司马迁为了怕遗失，把原稿清写两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实际上，“名山”是司马迁一种隐晦说法。若谓藏于名山是备亡失，于情理不符。古人著书，未有藏之于山的记载。况且藏之于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陈直认为“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所谓“传之其人”，是指传于后人，如同其继承父业。其后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便是其证。先人著书，传于后人之习，其后延续不衰。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谓：“虽未敢藏之书府，亦欲以贻厥孙谋云”，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庶贻厥子孙”。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不会让此业在他而后中断，是很合于情理的。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马迁之家又在京师，那么“副在京师”又如何解释呢?龚自珍说：“太史公之先，官京师数世矣。太史公生左冯翊，而长京师，诵古文于京师，仕则紬石室金匮于京师，其两世取师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国之伦，尽京师耆旧卿士。太史公家虽无剖符丹书之荣，其于京师也，根深而原远，而忘京师，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师友，是故副在京师。京师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讬焉。”“后人必有入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此虽未讲明副本藏于京师何处，但可知龚自珍此处指的是藏于司马迁在京师的家中，因而认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实指的高山。实际上，藏在京师的副本并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汉皇家书会。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其所担当的太史令职位相关。其撰写《史记》，在当时也不是隐而不宣之事。他在《报任安书》中的阐述，即反映司马迁无隐瞒此事的意图。而且武帝亦关注此事，《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纪》姑且不论，但武帝读过《史记》是勿庸致疑的。二、汉朝推行重视文化事业的政策。《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大收篇籍并非仅收前代书籍，当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并收入。如汉初陆贾的《新语》，《史记·陆贾列传》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故当世之辩士。”，再如晁错的《晁错所更令三十章》，《史记·彭盎晁错列传》说：“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李同师。……《晁错所更令十三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类此当代人的著作，司马迁均得见，亦应是见于秘府。而《史记》远比《新语》、《晁错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后必定收入秘府。又《汉书·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秘府已有《史记》。司马迁所录两本，知一本藏于家中(“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是其证。)，若另一本藏之于山，秘府之本从何而来?是《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即献于朝廷，收入了皇室书府，故武帝得以阅览。《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刘向领校群书之际，《史记》仍在秘府。以此可证“副在京师”，即副本藏入皇室书府。《史记》正本、副本，一在家中，一在秘府。而其后流传，副本在先，正本在后。《汉书·司马迁传》：“迁死之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此可以推定，在杨恽宣布之前，《史记》已有部分传出，但只能是少数单篇。桓宽《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好丑，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录也。”此节文字出于《史记·货殖列传》：“……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夫千金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取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郑女赵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风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穰财矣。”此是桓宽记载御史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此时杨恽尚未宣布其外祖父书。桓宽能节引《史记》文，当是据由皇室秘府传出的部分篇章，即《汉书》所说的“其书稍出”之时。《盐铁论》中引《史记》文字不止一处，《西域篇》文学谈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韩非子事，《大论篇》文学谈孔子事，分别本于《史记》的《大宛列传》、《韩非子列传》、《孔子世家》。到至杨恽宣布后，《史记》整体一百三十篇方为朝野所共知，并逐渐流传开来。而秘府所藏的副本的流传则早于此若干年。《史记》传出伊始，流传范围很小，至西汉末年，达官显贵，亦难得一见。《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东平王之所以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他曾读过《史记》的某些单篇，进而提出得到完书的请求。大将军王凤也显而易见是读过《太史公书》。这都证明，《史记》在西汉末年，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的。直到东汉初年，这种形式依然没有改变。如《后汉书·窦融传》：“光武帝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后汉书·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类似这种散出单篇，随出随散，不可能流传后世。《史记》形成不同版本，产生文字歧异应该是在西汉末期，自刘向及其子刘歆等续《史记》之后。《史通·古今正史》：“《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诸人续《史记》，应皆见过《史记》抄本，自此以后，《史记》产生异本，而司马迁亲手誉写的正副本均为其祖本。在古代文献中，《史记》的版本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从《史记》版本产生发展考察，依不同的标准划分，可分为写本、刻本；单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唐本、宋本及元明清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监本、官本、私刻本；杭本、闵本、蜀本；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四行本。如此繁杂的形式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研究这一体系的发生演变继承，便是《史记》版本学。而这一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则是宋刻本。只有对宋刻本作深入全面的剖析考证，才有可能理清《史记》版本的源流。笔者通过对唐及唐以前《史记》写本状况的考察，得出在魏晋时期《史记》就已产生众多异本，虽未形成系统，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绪，是为《史记》的写本阶段。在这一阶段，《史记》主要处在自然传抄状态，尚未进行有意识的校改。至宋代，对《史记》写本进行了综合校理，由写本过渡到刻本。可以说刻本对写本的继承是整体上的继承，写本与刻本间无不同系统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重点在于研究北宋、南宋诸本的成因及演变轨迹，探讨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传系统。《史记》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虽已失传，但其修补本依然流传，即刊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十行本。此本是对淳化本的继承，含淳化本之旧，因刊行于景祐年间，故称其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与补刻两部分构成，补刻部分刻于北宋政和年间。此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经覆刻，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与景祐本互为前后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于宋真宗景德年间，是在淳化本的基础上，经过刊校而重新开雕的刊本，与景祐本有同源的关系。此本原本已残，仅存六十九卷，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故称其为杏雨藏本。此本于南宋绍兴间覆刻于杭州，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余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记》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本影响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两种，一为上述杏雨藏本，一为刊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三卷(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建刊《史记集解》本中，与杏雨藏本属同一系统，其与失传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渊源。上述三本是今仅存的北宋本。杏雨藏本与景祐本皆祖淳化本，是同源而分流，二本差异并不很明显，后世本分别对二本有所继承，故在《史记》版本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勘正后世本的讹误具有极高价值。南宋本《史记》除去覆刻北宋本外，有十二行的建安朱中奉刊本。此本为私刻《史记》之首，其版本特点与杏雨藏本为近，但并不是对杏雨藏本的全部继承，而是以杏雨藏本为主要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作为建刊本，此本刊刻质量不高，但保存了北宋本的特点，对后世《史记》的校勘亦有一定价值。与朱中奉本类似的南宋建刊《集解》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此本刻于南宋孝宗以后，晚于朱中奉本，与朱中奉本同属杏雨藏本系统。然此本刊刻质量亦不高，讹误甚多，版本价值不大。南宋地方州府刊刻的《史记》现亦仅存一种，即淮南路本，为淮南路转运司所刊官本，是以北宋本底本的翻刻本。以其与北宋本相校，此本更近杏雨藏本系统，但在翻刻之际曾参校诸本，故与杏雨藏本差异较大。北宋时期的《史记》版本皆为《集解》单注本，至南宋，《史记》版本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与《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二家注合刻本始于乾道七年的蔡梦弼刊本。此本参校京蜀诸《集解》本而成，其《史》文及《集解》注文虽近北宋《集解》本系统，但不主一本，是一新产生的刻本。二家注合刻本中，张杅本与耿秉本属同本，是以蜀刻《集解》本为底本，合一《索隐》本而成，与蔡本不是一个系统。刊于蒙古中统二年的段子成刊本，刻于宋元之交，其时当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虽称蒙古，尚未入元，故此本亦应视为宋本。此本亦是以一单《集解》本合一《索隐》本而成，其所据《集解》本与蔡本所据本相近。以现存宋刻二家注合刻本而论，各本均独创二家注合刻体例，相互间不存在整体承继关系，这与明代刊刻《史记》不同。明代所刊合刻本《史记》，基本是以宋本为底本翻刻，如游明本、建阳慎独斋本均是翻刻中统本。三家注合刻本始于刊南宋绍熙、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黄善夫本是在二家注合刻本的基础上演化而成，其所依据的二家注合刻本为蔡梦弼本，在蔡本基础上合以《正义》，而成三家注合刻本。但其并不是二本的简单合并，而是参照诸本有所取舍，但因校勘不精及学识不逮，讹误之处为数不少，故难称善本。此本价值有二：一是创三注合刻的体例，使之成为后世《史记》版本的主要形式，极大地方便了《史记》的研究，至此《史记》版本形成了定式，奠定了《史记》版本学的基础。二是进促进了三家注的流传，尤其是对《正义》的流传有保存之功。张守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记正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三十卷，知其体例如《索隐》标字列注，不与《史记》原文相比附。然《正义》原本已佚，自宋以后不见诸家著录，亡于何时不可考。今所见最早《正义》注文是散刊于黄善夫三家注本中。将《正义》注文散刻于《集解》、《索隐》之下始于黄善夫本，其后诸本《正义》文皆据此本以出，可以说黄善夫本对《正义》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部承继黄善夫本的三家注本是刻于元至元二十五年的彭寅翁本。彭寅翁本虽据黄善夫本刊刻，但行款稍异，又因所据底本残缺，故注文时有脱落，非如后人所说的有意删削。明代刊刻三家注合刻本多种，其中廖铠本、柯维熊本、王延喆本均据黄善夫体刻。所不同的是，廖铠本、柯维熊本为翻刻黄善夫本，并作了一定校改。王延喆本则是覆刻黄善夫本，亦因所据黄善夫本或残或缺，以致偶与黄善夫本不能密合。刻于嘉靖十三年的秦藩本不是据黄善夫本翻刻，而是覆刻王延喆本，但同属黄善夫本系统。明代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凡三种，首刻于嘉靖九年。其时南监不藏三家注合刻本，张邦奇等人据元大德九年刊《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合以《正义》注文而成。因此本合二本为一本及所据底本不善，三家注文多有脱落，尤以《正义》脱落为甚。后人据此斥其删削三家注，实情并非如此。南北监本中，刊于万历三年的余有丁本是有意删削注文，而刊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冯梦祯本、刊于万历二十六年的刘应秋本均竭其所能恢复三家注文，无删削之事。以上概述了《史记》产生以来主要版本的流传端绪，可见各本皆渊源有自。就各本特点而言，以是祐本与杏雨藏本刊刻质量高于它本，而对后世本的影响，以杏雨藏本为大，南宋诸本多承其绪，然经校改，非覆刻，故各有其自身特点。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