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在国际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以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保持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关键词：伊格尔斯/史学史/中外史学比较/兰克史学/浦朗穆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译 者：屠含章 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修订《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新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伊格尔斯(1926-2017)老师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伊师与我，还有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了这本书。此书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中文、德文、希腊文与俄文。英文修订版在2017年出版，其中文新版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斯的全球视野是一以贯之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高龄，多次前往古巴，主要与哈瓦那大学的同事合作，希望促进古巴与全世界历史学家的交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个角色伊格尔斯一直扮演得很好：如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①我与伊师最后一次谈话，主要是在电话上他讲我听，因为他的听力已经退化到无法听清我在说什么。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自己的古巴之行以及自己也许能够为当地学术社群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潜在改变感到非常兴奋。多亏他所发挥的作用，2017年春，古巴举办了一次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欧美的多位历史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师也因身体衰弱而未能出席。尽管有着这些遗憾，古巴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非常感激伊格尔斯为工作坊所做的组织工作。伊格尔斯在古巴的一些朋友也提议将《全球史学史》译为西班牙语。我恳切地希望，尽管古巴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阻隔，这一建议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一、取舍平衡：改造历史学的领域我之所以提及《全球史学史》多种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伊格尔斯将历史研究全球化及沟通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这项事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对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它在今天仍是一项挑战。2011年，著名德国学术出版商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Vandenhoeck-Ruprecht)向伊格尔斯表达了将《全球史学史》译为德文的兴趣。伊格尔斯对这家出版商非常了解，因为这家出版商也出版过他的其他著作，比如《20世纪的历史学：一个国际间比较的批判性回顾》(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Ein kritisch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和《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后者是伊格尔斯与其妻威尔玛合著的自传。即便如此，就像以往出版著作一样，伊格尔斯对此事非常认真。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于2008年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出版物，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囊括进来。比如，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R.Woolf)于200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的一部综合性概述。伍尔夫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伊格尔斯与穆赫吉都参与了该书一些章节的写作，我则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提供了审阅意见。当然，2008年以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论著出版。因此，我们都同意趁《全球史学史》被译成德文之机，做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修订工作。但问题是如何修订。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希望出版一本简明扼要的修订本，而不是增订本，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格尔斯与穆赫吉很努力地工作。举例而言，为了升级扩充原本的章节，如有关后殖民主义、性别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伊格尔斯删掉了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些内容，以便留出可用于扩充的空间。在出版德文修订本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英文版的修订工作中。为了囊括、增入更多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对原有内容做了删减。伊格尔斯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并经过与许多同事、学者的商讨，不仅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历史学的部分，而且还写了全新的章节，如俄罗斯与南非的史学。伊格尔斯的做法非常令人钦佩：在离开教授岗位二十多年之后，他不但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且还表现出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全球化的极大兴趣。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也许是英文学界第一本希图对史学研究采取全球路径的书，但它不是唯一的著作，在内容上力图取舍平衡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面对的困难。比如，丹尼尔·伍尔夫在1998年编辑《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时已经表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或者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的篇幅为代价，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比较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这类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②也就是说，伍尔夫在编辑该书时也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尽管他的态度略显勉强。不过，伍尔夫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与我们的《全球史学史》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样的解释对其读者来说，的确有些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在他上面的解释中以“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例。诚然，单是增加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与著作并不能给以全球视野研究史学史带来帮助；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在囊括历史学家的方面做得更加全面。但据我所知，对于欧美的历史学家来说，将中国历史学的例子描绘、呈现为“他者”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历史著作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传统，但这两种传统有明显的差别，从而促使很多西方学者给出不同的评价。早期的一些评价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大体倾向于涉及中国文明的本质。伏尔泰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拥护历史进步观，并都认为全世界的文化与民族会遵循一种线性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试图以共同的标准去评价每一个已知的文明。对伏尔泰来说，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文化成就的水平。他称赞中国广阔的幅员与城市，并相信这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高等的文明的证据，因为这使欧洲的王国与城市相形见绌。伏尔泰也提到了在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几项重大发明：丝绸、造纸、印刷与火药。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他写道：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早在上述日蚀的日期之前230年，他们就已经不间断地以真实的资料把编年史一直记载到帝尧。③伏尔泰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评论也许透露出他的轻信，因为他似乎过于依赖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而这些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士大夫的尊敬以及与他们的友谊，会将后者的话当作理所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不仅西方的历史学家，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质疑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记述的可靠性。④不过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内容有一点仍然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从古代直到19世纪(或者说到这一传统在现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中国史家所留下的令人赞叹的海量史书。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的评价迥然不同，但似乎没有人对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多产有所异议。1961年，当毕斯利(W.G.Beasley)与蒲立本(E.G.Pulleyblank)这两位欧美当时杰出的亚洲学家合编《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这是总结亚洲历史著作传统最早的尝试之一)时，他们表示：“中国生产出了一种历史文献，其优点与局限都很特别，但是在记述的产量、长度、连续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⑤当然，我们不确定中国传统是否独一无二，因为在西方史学传统当中，从古希腊、罗马到前现代时期，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文献的数量也许同样巨大。同样，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发展出了历史写作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这使两者成为史学史研究中值得比较的对象。然而，近期的研究逐渐表明，在史学史研究中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书写上反映出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偏见。因为就我们所见，历史意识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不一定是写作，就算是写作，也不一定要以散文的形式展现，尽管在现今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散文已经成了一种主导的形式。伊格尔斯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中指出：“我们愈益认识到，所有文明都拥有历史意识，其中很多文明还有历史书写的传统。”⑥我们在合写的《全球史学史》中展示了世界上四种主要的历史传统：西方、中东、印度与东亚。这么做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们有源远流长、始自远古的传统；第二，它们包含了宗教的组成部分，且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了历史的观念与书写；第三，在不同程度上，这四个区域都存在历史作品生产的机构体系。⑦如上文所提，在此书的修订中，我们——尤其是伊格尔斯——极大地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希望强化我们共同的信念：“所有文明都拥有一种历史意识”。就非洲史学而言，尽管历史书写的职业化直到“二战”后才出现，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近来主张，历史著作并不是我们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拥有历史意识的唯一标准。大约当非洲史研究与从兰克史学衍生的西方模式趋同之时，伊彦·范西纳(Jan Vansina)写作了一本有重要影响的《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尽管大多数非洲人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没有留下很多历史文本，但是非洲文明并非缺乏历史意识，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讲述历史的口头传统。范西纳认为，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目击者的叙述等与文字资料同样珍贵，因为尽管这些形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但它们都携带着来自过去的信息。他将口述传统定义为一个“以口头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的过程，因此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尽管范西纳指出了口述资料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它们应该是更加珍贵的，因为“这样的资料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来自内部”。⑧无需多言，即使是非洲历史学的研究，口述资料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唯一资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来访客留下了关于非洲大陆的文献资料。这些访客包括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伊斯兰与阿拉伯的作家。从近代早期开始，欧洲的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也留下了与非洲相关的记述。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正如博古米·约瑟维奇(Bogumil Jewsiewicki)与大卫·纽布瑞(David Newbury)为他们发人深省的著作《非洲的历史学：为哪个非洲书写历史》(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⑨所取的标题，如何呈现真正的来自非洲本土的关于其历史的观点，其方式肯定是多元的、多样的。范西纳对口头传统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们由此能够踏入非洲人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记忆宝库。在此以后，研究非洲的许多学者，包括非洲本土与非洲以外的学者，提倡并努力将非洲本土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非洲化。举例来说，莱斯大学的一位已故教授、肯尼亚学者E.S.阿提艾诺—奥迪安博(E.S.Atieno-Odhiambo)认为，非洲史研究能够通过吸纳非洲本土的传统而变得更加丰富，表现为跨民族的主题与地方史、方言史。阿提艾诺—奥迪安博希图寻找一种非洲的历史哲学，他提出了如下尖锐的问题：历史学只属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我们是否已经迎来质疑这一认识的时刻？或者说，在非洲史的研究中非洲人能否明确表达一种非洲人自己的独立于西方传统之外的认知？非洲人的认知需要让西方人理解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需要与高校学术机构中的历史学专业研究者捆绑在一起吗？是否仍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西方模式内工作的人当中能够有人做动脉搭桥术，搭建能够通向非洲历史宝库的上游高架桥？⑩这些问题摆在了非洲历史学家面前，也摆在了以全球化视野考察史学的我们面前。其实，像他一样，我们不太确定能否在史学领域中避开西方的认知。但是对于史学史研究，或者说“历史知识学”(相对historiography而言，historiology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指的是历史的知识)而言，我坚信，将文字资料去中心化，使其不再成为每个文明表现历史意识的唯一场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二、历史书写一定要用散文形式吗？确实，如今环顾历史学的局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文字资料已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几十年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吸引力是一个显例，证明了基于口述与其他非书写资料的历史研究的可信性。正如约尼—马蒂·库卡能(Jouni-Matti Kuukkanen)所说，即使历史学“基本上采取文字的形式”，后叙述主义历史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11)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散文这种构建历史叙述的主导形式是否应该仍然被视为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的形式。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全面赞同海登·怀特说历史写作的本质是诗歌，而散文只是一种文字结构的看法，(12)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文明中，韵文与其他押韵的文字形式，还有对句形式的文字表达都是记载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有效工具。回顾历史，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司马迁以及继他之后的古代中国史家选择用散文的形式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这也许完全是一个巧合。当然，更凑巧的也许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用散文书写的叙事的历史，不加修饰的语言，逐渐被采纳为历史写作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理所当然地将散文视为历史写作公认的唯一形式。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司马迁所谓“无韵之离骚”的文体，影响无疑是最大、最深远的。但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文献当中，都有歌曲、诗歌以及其他富有诗意的语言。西方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Matin Kern)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主张，尽管中国人一直渴望并追求真实的再现，但中国人的早期写作纳入了多种形式的诗意的语言。(13)在司马迁之后的五六个世纪，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在写文章的时候仍旧偏爱修辞性更强的文学形式，比如对句、韵文、辞赋等。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中国史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第一篇回顾史学演变的文献。刘氏用对句的形式写作，不仅上下句字数相同，而且每行表达的含义相对或相反。不过，这种表达形式似乎也并没有阻碍刘勰自由地讨论、评价以往的历史著作。比如他评价孔子修《春秋》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14)可见，刘勰的文字虽有些雕琢，但大体上做到了辞不害意。这样的实践在之后继续延续。从7世纪早期开始，甚至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显其端绪，中国的历史写作进入了官方体制的成熟阶段。在唐代，中国不仅实现统一，还进入了官方史学的兴盛时期。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大体都在唐代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此后，官方修史的实践也从中国扩展到中华文明圈的其他地区。中华文明圈内所产生的历史文献大多都是用平实的散文书写的，但散文仍然不是唯一的形式。刘知幾在他的《史通》当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格来表达他对官方史学的评论，比如叠音、重言、拟声和排比，虽然他的文风总体上没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华丽。这再一次证明，散文不一定是历史写作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观察西方和中国之外的史学传统，可以看到其他文明中有很多历史文本采取了韵文或者其他文学形式。中东和南亚的历史书写传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过去，学者倾向于不相信(甚至忽视)近代之前的穆斯林史学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因其“变形的句法与浮夸的措辞”，“只是夸张的言辞”。(15)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西方的偏见，认为平实的散文是客观叙述的保证，从而并没有公平地看待这种历史记录，认可其为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历史意识同时存在于形式与内容之中。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评价则更为负面。由于缺乏散文形式的历史文本，印度文明被贴上了没有历史的标签。近年的一篇文章仍旧声称：“从历史编撰学的标准衡量，印度人没有历史著述”，“他们没有记载功业(res gestae)的历史，也就是说，史学没有发展到具有真正的政治地位的地步”。(16)这样的观点再一次反映出许多学者仍试图以现代史学标准评判文本是否具备历史性。伊格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敏锐地观察到，当西方学者在比较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史学实践时，他们通常将非西方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的历史著作相对立，因此忽视了传统的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在观念和实践上的许多相似之处。(17)维奈·赖尔(Vinay Lal)在一篇介绍印度史学发展的文章中，从比较的角度观察了所有古代东西方文明，他写道：“在自称表露了作者‘历史感’的所有文本之中，没有一篇显示出对历史因果的理解，也没有展现出对历史方法与证据运用规则的熟练运用。”(18)他也许说得太过了，但他的观点让人注意到历史学正是在现代经历了一场转型。毋庸置疑，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史学实践正是这场转型的结果。这场转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那里持续发生变化，并逐渐传布到整个现代世界。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书写的欧洲经验没有那么特殊。(19)印度知名学者罗米拉·塔帕(Ramila Thapar)指出，尽管散文从来都不是传统印度文明的主流写作风格，但历史意识在古代印度的其他形式的写作当中是存在的。的确，塔帕发现了一种形式多样的文体，她称之为“艺提哈撒—普拉那”(itihasa-purana；梵文中意为“古史”)传统，描绘了从吠陀时代直到14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传统之中既有叙述，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诸如史诗、仪式文本、英雄赞、系谱、编年、铭文与传记。“艺提哈撒—普拉那”抑或“古史”传统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还不断演化。根据塔帕的说法，这一演化证明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从展现历史意识，到形成历史传统，再到历史书写。(20)总之，在古代印度尽管散文不是写作的主要形式，但在其与伊斯兰的历史写作传统融合之前，显然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21)三、中国如何成为“他者”？无论是从时长还是数量来说，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都与西方相当，这使得中国史学成为一个可以作为史学比较研究的对象。除了对一般性的历史文本之间做可比性的笼统评价，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比如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这两位从中西两种传统之中产生的伟大历史学家。(22)但是在“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之后，鲜有西方学者会像18世纪的伏尔泰那样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成就而赞叹不已。有趣的是，这一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如在大多数作品中讨论的，是伏尔泰等人所宣传推广的启蒙的历史观念。换言之，在启蒙运动提倡人类历史的线性进步观以后，历史文化不再兼容并包，而是变得像罗米拉·塔帕所说，统一成“一种特定类别的历史学”。因此，“如果从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学，那么一个文明中是否存在历史的文化就需要重新界定了”。(23)虽然在这样的脉络中，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有历史文化，但与此同时，从19世纪以来只有少数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的一样重要并具有重大意义。以提倡全球史闻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根·奥斯特哈摩尔(Jürgen Osterhammel)观察到，“18世纪的欧洲将亚洲与自己比较，而在19世纪则不再接受这样的比较。”(24)毕斯利和蒲立本在编辑《中日史家》时提供了他们的解释：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其文化紧密相连。它当然没有行将就木，但是由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被西方的影响所吞没和改变，西方史家便没有什么意愿承认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也无意考量其作为一个不同的传统在当今的相关性，以求与西方的史学加以比较。(25)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史家》出现的同一个十年内，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浦朗穆(J.H.Plumb)出版了一本小书《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此书在一个更为理论化的高度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讨论西方史学的成就，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子。而浦朗穆比较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正如此书题名所示，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所有历史学家都研究过去、书写过去，但他们对过去持有不同的态度。在前现代，尤其是反映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国传统，过去被当作权威——历史学家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在于他们希望将过去作为现在的指导。但是根据浦朗穆的说法，现代历史学的取径与前现代时期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看待过去的不同方式：现代西方史家不再将过去看作是权威、约束与主宰人类生活未来发展的力量，而只将过去看作考察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过去与历史是需要区别开来的。浦朗穆声称：“当历史开始从过去脱离出来之时，历史学才吸引到了最富才智的人才。”(26)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尽管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历史文本，质量上比同时代的西方史家质量要高，但他们的作品仍不如后者重要。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中国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Einhard，775-840)和奥托·弗莱兴(Otto of Freising，ca.1114-ca.1158)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对客观地处理和理解历史，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成功。(27)浦朗穆的观点建立在他对中国与西方史学实践的主观、肤浅的理解之上，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将过去看作是一个遥远的实体能否引起“最富才智的人”对历史学的兴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对过去的兴趣通常出于敬意，而对过去的敬意是历史意识产生并发展的起源。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作历史，都源于他们想保存过去这一欲望。至于浦朗穆说中国从未发展出批判的历史学，这当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浦朗穆写他的《过去之死》之前，蒲立本已经为《中日史家》贡献了一章，讨论了唐代的刘知幾与宋代的司马光所运用并发展的批判方法。(28)浦朗穆也许读过蒲立本的文章，因为当他表示中国没有发展出批判的史学时，他举了汉代司马迁的例子。他也谴责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处理资料时的轻信，并将他们的实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语义学家相比较。但即便是司马迁也没那么不堪一击，因为司马迁在开始他的写作之前，已游历多处历史遗迹以搜集一手信息，为的是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在这方面，司马迁是可以与古希腊被过度夸耀的“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的，因为后者表达了他对于真实可靠信息的兴趣，并为了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实地考察了战场。几个世纪之后，当刘知幾与司马光著书立说之时，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体系化。实际上，正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研究唐代官方史学的著作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历史文献在运用之前从搜集、分类到考订的复杂流程。历史的编纂也遵循着一道严密的程序：历史学家首先写出多种版本的草稿，再确定最终的叙述。(29)倘若中国史家缺乏确保记录与写作的真实性的欲望，他们就不会发展出如此细致的程序。一个更宏大也更有趣的问题是：即使史家已经考订资料并确认其可信性，这就能够保证记述的真实性吗？答案也许依然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当浦朗穆给中国人的史学实践贴上天真、稚嫩的标签之时，实际上恰好揭示出他自己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天真。我们当然不必像海登·怀特那样主张历史写作不过是“纯粹的语言结构”，认为史学研究应当专注于发现历史叙述形成中的诗学的行为。(30)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可信的史料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但其本身不能保证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像照片中的图像也许是真的(除了那些刻意伪造、展现的之外)，但那仍旧只是部分的真实，因为那是从拍摄者选择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再者，围绕着某个主题所收集的材料永远都是不够的，且不可能没有包含偏见。如何组织这些不完整的、态度有偏颇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对于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都仍是一个挑战。总之，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1969年出版之后，出现了对批判史学(通常与兰克学派相联系)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些讨论使得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浦朗穆所褒扬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成就。然而，承认在历史书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难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一目标。在此再次回顾伊师的例子对我们颇有助益，因为他不仅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还提出兰克/现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的应对之道。伊格尔斯在写作《德意志的历史观念》(此书初版于1968年，后修订于1983年)时，已经发展出了他自己对兰克史学的总体评价。20世纪末伊格尔斯在他对20世纪历史学兴衰的反思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再一次清晰地提供了他对兰克、对客观史学的主张的分析：“兰克所辩护的那种‘不偏不倚’(unpartheyisch)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远未表明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因而一切价值便毫无意义)，事实上反倒是显示出了各种社会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性质。”(31)但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并认为求真的目标值得所有治史者高举。在主要由伊格尔斯执笔的《全球史学史》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与19世纪专业史家的信念不同，我们深知理性探索的局限，因为我们对许多事件都无法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历史书写常常呈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而且这些不同和对立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克服。可是，虽然史家不可能明确无疑地重构过去，但他们常常有可能揭示比如为了服务于政治意识而做出的错误的历史陈述。(32)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我们承认获得历史真相的困难，但却不应该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另一方面，破除史料批判能够确保历史事实的传达这一迷思仍旧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展现出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过去与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欣赏不同的历史著作，不论它们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展开叙述的，以及多种形式的历史意识，不论是蕴含在内的还是外在阐发的。这么理解不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书写没有显著的进步。正如上文所承认的，历史书写在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转型是革命性的成就。但是欧洲的情况不是唯一的、单一的。尤其是比较视野下的考察表明，当新的时代来临时，通常会出现对重新找回过往传统的记忆的兴趣。著名史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有一篇不太出名的关于历史书写起源的研究，同样比较中西，但他对中国的评价比浦朗穆要高一些。他观察到，秦王朝的崩溃为之后汉王朝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开始感觉到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文化，但已经为人所遗忘，因此需要努力加以恢复。这一复旧的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最接近的事情：不仅有从历史著作中学习过去的欲望，还有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33)然而，这样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并非仅此一次。当欧洲文艺复兴中发展出的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引发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希望复活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时，大约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与东亚，明亡清兴引发了各种形式的重建主义，这以考据学、古学与实学的理念与取径为代表，成为一股横扫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强劲思潮。结果，史学与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结盟，地位得以上升，几乎与经学平起平坐。(34)四、全球史——全球的视野欧洲历史学的转型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而从18世纪直到现在，发生在东亚前现代的思想运动只是产生了地区性的影响。因此，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写作、研究历史的方式，不论地域或文化传统有何不同，几乎都遵循着欧洲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先在文艺复兴时期成形，并在18世纪、19世纪继续发展。当不同的文明向同一种模式靠拢时，其结果是，在21世纪初人们对全球史的兴趣增长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家大多没有动力为了比较而去研究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正如上文所说，当毕斯利与蒲立本于1961年编写《中日史家》时，人们已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凑巧的是，一年以后，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与P.M.霍尔特(P.M.Holt)合编《中东史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不过，没有人调查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因其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这一情况的恶果到今天依旧存在，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和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都是经由英语译成非西方语言的，法语和德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也是如此。但是，译成英语的中文、日文、韩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语著作却相对较少。(35)这使得比较史学的研究难以进行，这一点毕斯利与蒲立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承认，关于中国史学的情况，他们说：必须承认，即使西方的历史学家非常渴望能够理解远东的历史学，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首先，极少的史学作品被翻译出来。再者，因为史学是传统儒家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社会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必须深深浸润到文化与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史学。(36)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依旧差不多如此。(37)这或许可以解释，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尽管此前提及其观点偏颇，也有知识性错误，但其初版于1969年，到了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新版。新版没有任何改动，除了当代西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它的热心推崇。弗格森与沙玛都承认“他(浦朗穆)说了什么不如他说的方式重要”，还有他对中国史学的处理只能显示出“外行的过分自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书推荐给了今天的读者。(38)回到浦朗穆的主要观点，因为弗格森与沙玛两人似乎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吸引。浦朗穆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将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过去的功用被削弱了，转而成为一种研究的学科。实际上浦朗穆走得更远。他主张，在战后，过去(他主要指基督教徒的过去)不止被削弱了，甚至已经死去，至少病得很重，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不再通过思索过去从而预言未来”。(39)浦朗穆并没有为过去之死哀叹，而是将这样的情况看作是历史研究的新启程，以求形成对过去的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新研究领域的知识并建立对过去的新的理解非常必要。这不只在浦朗穆写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有趣的是，浦朗穆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再一次将中国作为反例，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仍旧处在同样的已往的束缚之中。他的这一观察忽视了中国所经历的剧变与现代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浦朗穆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他依旧断言“王朝叙述自然保留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解释消亡了。他们拥有的既非可用的过去，亦非历史分析与解释的核心”。(40)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全世界的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巨大转变，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舒适区之外的文明不太有更新认知、理解的兴趣。浦朗穆的书在初版约40年之后还能再版并备受赞誉，颇能说明这一现象。在其他情况下，尽管研究者渴望用比较的视野，但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写作不仅由西方学术机构完成，甚至它们覆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学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写作中展现这些文明的。(41)这种类型的实践背后也许反映了这样的认识：真正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只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能够将一个文明作为选题，做出站得住脚的研究，并将他们的发现写出来。在我看来，全球化视野下的史学研究，关键在于比较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如何发展出他们对历史的观点与史学实践，而不只是比较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历史在西方是如何被研究、书写的。总之，借用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一部书的题名——对于全球史与历史学，我们需要采取全球的视角。(42)当然，变化还是有的，只是步子比我们乐见的慢了不少。2015年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就是一个例子。此书的编写者梅里·维斯讷尔—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主编)、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来自世界的不同区域。有的编写者原本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之后才被译为英语收入该书。这一做法体现出编者想要呈现世界历史多样观念的努力。除了写作著名的《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之外，早在2008年，萨赫森迈尔还与哈佛大学的斯温·贝克尔(Sven Beckert，广受赞誉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发起了一项持续多年的题为“全球视角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Globally)的项目，该项目的论文集于2018年出版。(43)参与该论文集的撰写者包括我自己，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各种地方、多种场合交换意见，并发现这样的交流对于突破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是富有成效的。这个项目的主旨是提供对最近全球史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兴起情形的批判性的审视，比较其特征与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想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两个项目是如何以全球视野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的。《剑桥世界史》第六卷涵盖了从1400-1800年这一时间范围，如果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中心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但正如编者所论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没有构成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张的帝国仍旧在这一时期切切实实地存在着。(44)与此相似的是，《全球视角的全球史》一书为将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地方化”提供了证据，因为尽管在欧美，全球史在近期的成长已被看作是与民族史学的现代传统相对立的，但在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于全球史的开展则显现出不同的诉求。在这些区域，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有用的领域，使得各国或各地区自身与世界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更好的文化与经济联系。(45)让我们回到伊格尔斯作为结尾。伊格尔斯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不仅勤奋地修订《全球史学史》，并且还以同样的热情与我一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即《剑桥世界史》与《全球视角的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出版于2015年，囊括了来自不同民族、国家背景的撰写人。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与上文我讨论过的相似的益处：各种各样的作者与他们写作的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与史学的多种影响(注意其复数的形式)，(46)因为这些影响不仅不同，有时还有分歧、矛盾，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人们主要在葛兰西与卢卡奇的思想脉络中，通过现代文化批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在后来对拉美、印度等地的历史实践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相比之下，在苏联与中国，这种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的书更为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情况，其发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没有产生平行的发展。尽管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全世界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在俄罗斯、东欧等马克思主义曾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史学家却认为这些方法已经显得尘俗老套，甚至有点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在此书的标题中已经有所反映，(47)表明历史书写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十分多样丰富，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多样性也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史学界的情况。我们铭记伊格尔斯先生，因为在历史学的领域，他以世界主义的胸怀，致力于启发我们以一种全球的取径研究历史。这不但是为了解昨天，也是为了理解今天。注释：①参见Georg and Wilma Iggers,Two Lives in Uncertain Times: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Scholars and Citizens,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6,chap.8; Chen Qineng and Jiang Peng,"Georg G.Iggers and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The Many Faces of Clio: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Georg G.Iggers,New York:Berghaho Books,2007,pp.233-246。②Daniel R.Woolf,A Global Encyclopa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Garland,1998,Vol.1,p.xiv.③Voltaire,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from the Reign of Charlemaign to the Ages of Lewix XIV,trans.by Nugent,Edinburgh:William Creech,1782,pp.9-18.这里引自第9页。这里采用梁守锵的译文，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9-240页。④可参见Atthur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4,4(1929),pp.715-724; 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⑤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Introction,p.1.⑥Georg G.Iggers,"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istorein,16,1-2(2017),p.149.⑦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pp.16-18.⑧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p.29,197.⑨Bogumil Jewsiewicki and David Newbury(eds.),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6; Lidwien Kapteijns,African Historiography Written by Africans,1955-1973,the Nigerian Case,Leiden:Afrika-studiecentrum,1977; Luise White,Stephan E.Miescher and David William Cohen(eds.),African Words,African Voices:Critical Practices in Oral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Toyin Falola(ed.),African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Jacob Ade Ajayi,Essex:Longman,1993.⑩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Democracy and the Emergent Present in Africa:Interrogating the Assumptions",in Afrika Zamani,2,1997,p.31; 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From African Historiographies to an African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Toyin Falola and Christian Jennings(eds.),Africanizing Knowledge:African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39.另外也可参见Funso Afolayan,Historiography and Methods of African History,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060-9780199846733/060-9780199846733-0011.xml。(11)Jouin-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Houndmills:Palgrave-Macmillan,2015，引文见该书第5页。(12)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4.(13)Martin Kern,"Poetry and Relig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 and Rüsen(eds.),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05,pp.53-78.(14)引自Liu Hsieh,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15)Bernard Lewis,From Babel to Dragomans:Interpreting the Middle E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18-419.(16)Michael Gottlob(ed.),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uth Asia:A Handbook of Sourc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17)Georg G.Iggers,"What Is Uniquely Wester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China?",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2,pp.101-110.(18)Vinay Lal,The History of History: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0.(19)关于在前现代欧洲历史是如何书写、转变的讨论，参见Anthony Grafton,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0)Romila Thapar,The Past before Us: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arly North Ind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9-84,684-685.(21)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p.32-36.(22)Thomas R.Martin,Herodotus and Sima Qian:The First Great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China.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Boston:Bedford/St.Martins,2010; Siep Stuurman,"Common Human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n the Sedentary-Nomadic Frontier:Herodotus,Sima Qian,and Ibn Khaln",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33-58.(23)Ramila Thapar,"Some Reflections on Early Indian Historical Thinking",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p.178.(24)引自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5。(25)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26)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4,p.143.(27)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13-14.(28)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in William G.Beasl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pp.135-166.(29)Denis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0)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pp.2-4.(31)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也参见其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pp.63-89。这里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32)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13.(33)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Eyre Methuen,1981,p.156.(34)Peter N.Miller and Louis(eds.),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Q.Edward Wang,"Beyond East and West:Antiquarianism,Evidential Learning and Global Trends in Historical Stud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9,No.4(Dec.2008),pp.489-519; Peter Burke,"Two Traditions of Historiography",in Chun-chieh Huang and Rüsen(eds.),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iscussion,Taipei:V & R University Press and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5,pp.171-182.(35)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312.这里采用杨豫的译文，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36)Beasley and 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37)2005年，伍安祖与笔者合作撰写了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此书是一次增加对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认识的小的尝试。它在学术界受到了一致好评，但因读者群体过小，现已不再发行。(38)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xix,xxx.(39)Ibid.,p.102.(40)Ibid.,p.110.(41)可参见Michael Bentley(ed.),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7一书中有关非西方史学的章节。(42)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3)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London/Oxford/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44)Jerry Bentley,Sanjay Subrahmanyam and Merry Wiesner-Hanks(eds.),Cambridge Worl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Vol.6.(45)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46)“多种影响”，原文为“impacts”，故作者说“注意其复数的形式”。——译者注(47)《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一书的原书名用的是复数：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来源: 社科院网站

14亿中国人：你们好吗？我原本是中国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乌家镇大新村委瀑水滩村的一个放牛娃。放牛生活是平凡的和安逸的。生而放牛，放牛谋生，死于放牛，死后化肥，肥育小草，小草养牛，世代放牛。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人生如此，其意义何在？我放了很多年牛，看着牛儿吃了很多草，但我从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平凡人生如蝼蚁苟且。好男儿，生当干大事！干大事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和所有人一样死去。那么，何不在死之前全力干一件大事呢？于是，我带着这个“干大事”的想法，开始发奋读书。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的后记中这样写：三十而立，足述往事。先辈任公，煞浪豪气，自述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道远自视，时运家势，才智人力，今不如昔。雀飞之志，当效鸿鹄，梁氏子弟，试作小诗，《弃犁从笔》：“风云停多时，晴空见一日。回首放牛事，三十笔作犁。”任公粤人，道远桂民。桂南一县，古郡合浦。小镇乌家，有一曲江，旧时水澈，缓瀑微落，石沙倚岸，白滩天成。江畔有村，称瀑水滩。村人姓梁，躬耕沙土，寡识文墨。村中一户，高祖小官，惨遭流弹。曾祖富农，犁不生锈。祖父好饮，酒不离口。父不好学，砍柴种地。母好口舌，常事争吵。丙寅腊月，夜暮深降，戏唱家门。忽有声啼，男婴落地，睡鹰惊起。七岁小学，离家四里。众师疼惜，母教严厉。幼时记忆，读书写字，做饭洗衣，牧牛锄地。中考失利，在烂班里，读了初一。最厌之事，他人轻视。是故发力，全校第一。初二升级，不用送礼，也成尖子。好班风气，比拼成绩，知书识礼，奖状墙砌。逢青春期，误了学习。升学考试，再次失利。父母心痛，儿不务农，凑了钱款，择校廉中。高一不懂，物理化学，错误片红。文理分科，选择文种。事出心动，勤奋勿勿。过度奋发，患了病痛。辍学家中，烦恼重重。托了关系，摆出成绩，转校一中。考过第一，未曾垫底。蒙恩众师，牢记心里。同学关系，还算可以。二零零五，感情问题，家有压力，高考败绩。参加补习，终圆心事。录取通知，西北民大，开了宴席，喜告亲戚。兰州四祀，有忧有喜。初年不济，成绩低迷，愧对众师。得一女子，携手自习。二岁发力，喜得佳绩。三秋干事，协会创立。四春二喜：有一公司，聘我任职；西北大学，硕士通知。终弃翻译，深造学习。西安之地，文化浓密。倒数第一，不曾泄力。文哲政史，日夜不离。师从邵氏，甚为欢喜。众师疼惜，指点句字，暖至心里。誓读博士，悉心复习。奈何天意，复又失利。昏天暗地，捶胸泪沥。学心暂死，求职都市。夜里苦思，再考一次！二零一四，村人恶欺，断母手臂，父妹悲泣。寒气满世，不弃求知。苍天怜惜，终读博士。恩师黄氏，授我以史，关怀备至。愚笨弟子，治史学史，读在朝夕，思于梦里，不敢停笔，三百日志，文留足迹。彭门弟子，感恩治史。二王二李，韩林蒋马，赵申闫白，刘张欧等，皆为我师。冯陈梁刘，杨于乔芦，同级同习。兄姐百十，弟妹几十。幸遇刘氏，不离不弃，誓守一世。人生如戏，舞台随时，演员独一。人戏终凄，堆堆骨泥，段段回忆。骨泥相似，回忆不一。近千文字，不成体例，回忆而已！谨以上述九百九十九字祈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事业长长久久！我深知，无论我是否继续在家乡放牛，我终将死去。但在泪别这个我深爱着和痛恨着的世界之前，我想给后来的中华儿女们留下一句话：踏着我的尸体，让可爱的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中东地区去吧！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的地理范围应当囊括从中亚向西到大西洋沿岸的42个国家和地区，即：中亚6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亚19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埃及和东北非7国，南苏丹、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马格里布5国1地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以及西撒哈拉；被阿拉伯人统称为“安达卢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片广阔的区域在历史上交往甚密，特别是在史学交往方面难以割裂。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自2014年12月至今，我日夜面对如此浩博的学问，我自知以我一个人的生命无法把它完全解剖出来给可爱的14亿中国人们看。但是，我不干，你不干，他不干，那么，谁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呢？我们中国有14亿人，总得有人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吧？很明显，放牛梁所要干的大事就是一边用生命（而不仅仅是用心）去研究中东史学史，一边用灵魂呼唤更多的中国人一起来研究中东史学史！【附言：谨以上述2014字（“2014”的寓意是：爱你一世），祝愿21世纪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早日走到世界前列！】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如果明天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没能把中东史学史研究给做好。”如果在我死的那天有人问我：“你最遗憾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太晚、太少。”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对这片沃野，我时常抹着热泪自问：我这一生，能够为14亿中国人挖掘多少中东史学遗产呢？我自从在2014年12月向恩师黄民兴先生求教博士论文选题至今，一直与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缠绵。2015年上半年，我几乎从零开始站在全人类史学的角度狠狠地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知识。下半年，研究成果是有的（论字数有9万字左右），已发表的成果还没有（至2019年2月26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仍然只有2篇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论文。其一是匆匆拼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另一篇是仍然有很多瑕疵的“处女作”）。我喜欢一有想法就马上写下来。因而，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9年2月26日，我间断地发表了701篇QQ空间日志（其中的约百篇尚未完稿或转载阿拉伯文，大部分日志的字数在800到4000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日志称为“学术随笔”。彭树智先生说，“学术随笔是学者读书、思考、动手随写的学术积累文体，其特点是随想、随记，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种文体断断续续，未成连缀，是待理的脉络，且不时有矛盾、交叉、重复的不成熟之处，却表明了作者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说”，第2页】。因而，这约六百篇QQ空间日志就是我研究中东史学史50个月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的反映。此外，我还写了数十篇关于中东史学史的学术论文草稿（其中大部分尚未完稿）。我搞了多次“理论创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也是反复多次重写，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实际上，我总是写不好）。我从这样反反复复的磨砺中，总结出了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五种基本素养和九层学术基本功（当然，在中东史学史研究方面，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一、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1. 爱研究。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余生除了用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寻觅更多伙伴和试图培养史志继承者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能干些什么呢？2. 好读书。我一看到好书（而不是市井读物），就莫名地兴奋。3. 甘清贫。一台3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五六年，平均每天自动重启三次以上。但我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因为我一有钱就首先想多买几本好书。我把父亲给逼急了。他只好问朋友借了3500元，“骂”了我一通。于是，我才有了新的论文制造机器。4. 耐寂寞。他人笑我孤守太寂寞，我说书中智者何其多！5. 探究劲。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夜里两三点睡下是常有的事。我一旦在睡梦迷糊中产生了想法，犹豫了一会儿，就半夜起床，一杯咖啡相伴到天亮。当然，熬夜很不好！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6. 不逐流。量化地评判学术成果，导致许多人直接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直接使用。我的研究方式却是不挖掘到中东史学原典（甚至是手抄稿的高清图片），总觉得不甘心。而且，我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放置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只要不满意，我就干脆重写。7. 懂阿文。就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而言，中国学者若想研究好它，必先学习阿拉伯文。当然，也要懂英文等其他欧美文字。这是为了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欧美的研究经验与方法。8. 有诗意。没有任何诗意的人是很难研究得好阿拉伯史学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得出没有诗歌或韵文的传统阿拉伯史学著作。诗歌和韵文寄托了阿拉伯史学家的思想和情感，传承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9. 有雄心。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想当大师的学者，做学问干啥？”是的，我是一个满怀豪情的“狂人”。我渴望像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撰《中国史学史》（此著一出，曾被某些学者认为，再无重复著述的必要）那样！同时，我自知，我的功力仍然微乎其微！但该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该失去的，我也已经失去了；该追求的，我绝对不会放弃；该放弃的，我立刻就放弃！10. 勤自批。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能够看淡如云烟一般的“赞扬”。研究者要想把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应当积极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要经常性地进行猛烈的自我批评，甚至不惜“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深刻领悟这样的道理：好砖造好楼，烂泥糊墙头。不比泰山高，愿把秦墓造。11. 顶压力。身处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心浮梦的世界，心中唯有史学的纯粹学者注定是要被世人视为“怪物”的！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唯有顶住实际上无法忽视的各方面压力，才能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而持续奋斗着！二、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素养首先，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有“四心”和“二情”。所谓“四心”，即学心，趣心，爱人之心和史心。“学心”是研究者深入地挖掘中东史学宝库的必要内在前提之一。“趣心”是中东史学史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原本枯燥乏味的研究的保障。“爱人之心”是推动中东史学史研究者无视愚昧者的冷漠而持之以恒地埋首于研究的强大动力。因我爱世人，故我要对世人负责，以致全心全意搞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史心”指的是用心去感受中东史学史、体悟中东史学史，甚至在心中刻上耗尽毕生心力以治中东史学史的坚定信念！“二情”指的是感情和热情。中东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自我激发对中东史学史的感情和热情。爱上了她，就乐于为她付出一切，并坚信“我爱她爱得够深，她就必定会给我回眸一笑，甚至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笑，只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还不够深，为她付出得还太少”。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倾注到日日夜夜的研究活动中，那么，他的文字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有感召力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中东史学史才是好的中东史学史。其次，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人员，还需要具备“多语”、“二史”、“一博”的学术修养。以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为例，所谓“多语”，即：要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最好能够再习得波斯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与这项研究密切相关的外语），以便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方法；要不忘在汉语上下功夫，以便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需要熟知阿拉伯、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还要不断地提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知识修养。此谓“二史”。所谓“一博”，诚如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所言，“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所谓博，不只要博读史书，而且要对姐妹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尤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要如此”【白寿彝主编，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当然，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精通的中东地区语言以及研究中东的先进国家的语言越多就越好，掌握的历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就越好，博览的群书越是多得吓人就越妙！三、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层学术基本功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若想真真切切地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使之不至于沦为流俗之物，除了在以上十一个条件和五种基本素养方面下功夫之外，还应当努力修炼以下九层学术基本功：第一，文献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文献功若不足，则其论述必漏洞百出。第二，外语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外语功若不好，则其译作必颠三倒四。第三，驭文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驭文功若不强，则其文字必枯燥乏味。第四，借力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借力功若不够，则其思想必肤浅狭小。第五，板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板凳功若不硬，则其学问必浮躁虚夸。第六，归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归纳功若不劲，则其论点必平庸寡淡。第七，推测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推测功若不实，则其建议必虚妄无根。第八，理论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理论功若不深，则其论著必形若浮尸。第九，淡泊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淡泊功若不稳，则其精力必分散难聚。这九层学术基本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连和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层层同修，方能成史。余论那么，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边回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一边在迷茫中大胆地挪出一小步试一试！失败，必定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持续不断地袭来。但，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坚信，中国人既然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也能够勇猛地闯进中东史学史的辽阔沃野里，插上一面中国的旗帜！

导语：前文回顾环境史的基本情况及中国史学史的建立，本文则继续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环境史学研究。1.90年代之前关于环境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学术界关于环境史的研究也多有涉猎。1981年6月，《史学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白寿彝主持拟定的《中国通史》导论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和346个问题，其中在第二方面提到了地理环境问题。这篇文章对中国历史学中的地理环境问题做了回顾与阐述。白寿彝在书中首先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家关于地理志的一系列记载。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内容相当丰富，这些中国古代的地理志记述了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地域特点，山川地理形势，民风民情以及政治得失，是非常宝贵的地理志资料。作者不仅注重梳理中国古代地理志材料，而且还介绍国外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关于地理环境的描述，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当时受到中国整个学术界总体评价的影响，作者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地理决定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就孟德斯鸠的观点来说，他“没有较多的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者对黑格尔的看法也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书中认为黑格尔以全球的视角来看待寒带、温带、热带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是非常正确的。但书中既指出了黑格尔强调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比寒带和热带更具有优越性的正确性，又指出了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运动之外的错误性。当然作者在书中也批驳了黑格尔时代普遍对东方具有偏见性和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作者全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地理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地理条件虽然是人力不能彻底改变的，但是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因地制宜的改造地理环境，发展生产和生活。在第二部分，则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五大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与特点；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及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在90年代之前我国历史学界关于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丰厚，在知识，方法和理论方面都有着深厚的积累，但是归根结底，在90年代之前的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历史学者参与进来，可以说并不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被称为“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在历史学界，却长期缺失环境史研究，历史学界更多的注重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对人类改变环境以及环境变迁的方面长期忽视，环境史的概念可以说是不存在的。2.90年代之后的环境史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开始出现大量研究成果。学者包茂宏认为年轻一代的历史地理学者自觉吸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内容，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复旦大学的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和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更多的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王利华等学者还对90年代以后考古学、古生物学以及农牧林史学者的相关研究所出现的新变化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张国旺、汪志国、高凯、陈新利等人的综述性文章也对中国近十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在内容扩展与方法和思考角度上的革新作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引进国外，尤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在面对外来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将与环境史相关的本土学术资源相互结合，有意识地向环境史的方向加以整合。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都在引进国外环境史研究成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大陆学者以侯文蕙为代表，自80年代以来，她在翻译引进美国环境史研究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可以说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台湾学者以刘翠溶为代表，她在1993年12月与伊懋可在香港共同举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后出版了中英文两种的会议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对促进海外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台湾学者曾华壁则侧重于对美国环境史的介绍，是台湾学界第一个真正评价和研究美国环境史的中国学者。当今环境史研究的前沿可以用三个层面加以概括。第一个层面是环境演变的过程、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这个层面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传统手段和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检测，传统手段包括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自然体加载的环境信息。第二个层面则是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内在机制。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机制十分复杂，涉及环境因子和影响时效，社会经济结构与时空差异，这是环境史所面临的的巨大难题。最后则是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态度以及相应的制度、设施等方面的问题。人类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方式认识环境，而且还会适应、影响环境。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往往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尽量减小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对人类不利的影响。3.蓑翁说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环境史的研究有助于人类认识自然发展演变的规律，吸取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文完）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参考文献：1. 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2. 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 钞晓鸿：《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沿与展望》本文由江南蓑翁团队创作，版权归江南蓑翁团队所有，如有抄袭等侵权行为，本账号保留诉诸法律权利。

12月2日-3日，“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办，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二十余篇，涉及近现代域外和海内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与多视角解读，以及近代史学与史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来自两岸三地十余所高校、杂志社、出版社与文博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的诸多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中，每场两位评论人的评论大都很专业，且非常具有针对性，学者的回应与相互交锋也非常精彩。由于会上未能录音，以下仅简述与会学者所提交论文的大致情况。会议现场史料考辨在史料数量日益扩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史料的考辨在重建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湖南大学历史系吴仰湘对《英轺日记》的作者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部挂名载振的作品成于众手，不能简单地划归唐文治一人名下，更不能依据此书来考察唐文治的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考证了《李鸿章全集》中同治末年及丁戊赈灾时期致吴大澂十七封书信的系年问题，其考证非常见功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时期吴氏的人际关系与仕宦生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仔细考察了《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中，有关领导与学者的错名和匿名问题，以此为例反思了人物研究中“选择性匿名”等为尊者讳的现象。在详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从不同维度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政治史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运用清代档案与清人日记、文集，讨论了崧蕃的家世与仕履，并分析其在庚子事变以后出任陕甘总督的内情，以及崧蕃在惩治董福祥问题上的态度与措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从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与函札入手，结合其它已刊文献和报纸资料，指出了民国元年逊清皇室面对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曾经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与逊清皇室，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考量，竟“化解前嫌”，相互示好。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在对外关系史方面，上海大学历史系侯庆斌通过发掘法国外交档案，详细考察了1927年“宁案”爆发后法国政府的反应，以及此后中法双方三个阶段的谈判过程，他认为该事件是北伐期间中法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林学忠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排日教材《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所引发的中日外交纠纷，指出相对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和日本舆论的强硬态度，外务省和驻华使节则保持较低的姿态，以避免为中国高涨的排日民族情绪填注燃料。在人物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占卜记录为基础，分析赵氏对于晚清政局危机深刻冷静的洞察，探讨了以赵氏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综合利用中、日两方面的文献详细考察了文廷式晚年的活动，特别是文氏在沪与日籍人士的交往过程。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运用郑振铎书信、日记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函件，详细回顾了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在香港回购流出文物的历史。新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界日益重视域外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发掘域外史料。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收藏的十九世纪中国旧海关档案，并以海关职员包腊（Edward Bowra）的个人档案为例进行解读。旧海关档案以手稿、信件、文书、内部通信和报告为主，相对于已刊旧海关文献具有更强的“一手”性质。这批资料不仅可以同已刊资料相互印证参补，还为揭示外籍海关职员与在华侨民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可解读了曾参加八国联军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的回忆录《在华十三个月》，认为该书对于研究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近代印地语海外游历回忆录与印度人的中国社会记述也弥足珍贵。此外，域外文献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亦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对解剖学译著《钦定格体全录》抄本的记录、流传与收藏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辨。这一满文译著的抄本不仅从清朝宫廷流入民间，亦通过各种渠道被俄、法、丹、日等国的图书馆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曹南屏则研究了日本学者物茂卿所撰《论语征》的抄本自乾嘉以降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并指出当时的清朝士人虽然对“海东之国”的“未见之书”颇感兴趣，但其所在意的知识内容仍局限在经学研究的“正误、考异、补阙”等文献学意义上的补充作用，至于日本儒学的学术源流与传承脉络则既不明了，也不关注。新史料同样推动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近代史学史演进的相关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裘陈江利用邬庆时家集和孔教会史料，探讨了近代学者陈焕章的早年生平及其参加孔教会的情况，进一步揭示出陈氏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从新发现的未刊讲义谈起，介绍了近代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在中国曲折的译介过程，以及坪著在中国史坛的隐性传播和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与会学者还对若干出土文献、函札和档案资料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何爱国以考古发现的楚简与帛书《老子》为例，评价了近代学人的老子研究中某些考据、训诂的价值，对相关前提预设、理论架构、研究方法与话语诠释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评述了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黄元蔚档案的史料价值。黄氏虽算不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却同康有为、康广仁等粤籍要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函札与家书，很多都反映了有关清末康、梁活动与民初政局的重要史实，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解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姜鸣解读了今年2月份影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这批函札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学术诸多方面，尤其对于“清流”政治活动、“甲申易枢”、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议和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地方文献方面，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回顾了《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与出版情况，详细介绍了后续成果与即将出版的文献，并指出十几年来的工作成效，主要得益于政府、社会与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会议现场文化史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解读近现代历史文献，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得益于史料的扩充与新兴史学理论的译介，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蔚成热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贾钦涵从广告、漫画、文学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史料入手，考察了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为大众认知、接受与异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和女性、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皮国立运用近代医学报刊等史料，研究了1931-1937年间中医救护队的情况，探讨了在国难与战争背景之下中医的话语权、社会责任以及中医与国家的关系等议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利用档案资料、中英报纸和时人观察等原始资料，考述了吕宋票（西班牙彩票）的成立、奖金制度、流行情况及衍生彩票，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道台遏阻吕宋票贩售的尝试，并揭示了澳门土生葡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通过运用近代中西报刊、笔记和文集，研究了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制作、放映与传播。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触的语境下，讨论幻灯从具有魔幻色彩的光学玩具，逐渐转变为承载科学精神的教具，并最终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考察了清末民初报刊、文集中“新名词”的流行情况，指出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要注意新名词的生产机制、符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论述的前后变化及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感情因素的作用。最后，与会学者分享了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与体会。研讨会围绕“史料”这一主题开展了充实和深入的讨论，从官方档案到私人函札，从域外文献到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献，各种类型的史料均有所涉及；而各个领域的具体讨论，也紧扣史料问题展开。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扩充与史家发掘使用新史料的实践，极大推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不断增加，史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全局性的关照也日益困难。此外，研究者也不能过于追求新史料，在新视野下对“旧”史料的利用、考辨与再解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如何，史家都应该努力把握历史文本自身的形成过程，即发掘史料自身的“故事”，更好地去重建过去和展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现实及未来的意义。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谢贵安曾跟随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是明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谢教授曾对宋、明、清以及已佚实录进行过系统而长期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实录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明实录研究》更成为谢教授的“成名”之作。近期，澎湃特约记者采访了谢教授，请他谈谈他的学术之路与实录研究。谢贵安教授澎湃新闻：您是中国实录研究的集大成者。请问是怎样的因缘促使您持之以恒、系统性的对实录进行研究？谢贵安：怎样跟实录研究发生交集，这实际上源于我留校时所参与的集体项目。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当时所里正在做一个集体项目，即《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是把《明实录》按地方系列（即各省）和内容系列（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编纂，我正好赶上这个集体项目。当时正是中国经济大潮高涨之际，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现象，很多高校教师都往东南沿海调动，留在内地的大学老师很少愿意做这种枯燥费力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史料编撰。这个项目当时在所里推动也很不容易。我天性比较随和，随遇而安，所以就一个人承担了这个项目中的一整本书，就是《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实录》用的版本是上海书店翻印的台湾史语所的那个本子，有一百册，摆满了一整个书架。当时没有电脑，是用手工从原书上摘抄出湖北史料。抄实录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相关问题；同时不经意间下了一番功夫，把整个实录浏览了一遍。摘抄实录的过程十分紧张，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人脑就像电脑一样进行史料检索，只要一看到湖北史料，马上就把它们摘抄出来。即使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会出现“湖广”、“武昌”、“江夏”、“襄阳”这些符号。由于是目力检索，还是遗漏了一些湖北史料。30年之后，武汉出版社又把《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申报列入湖北省重大工程——《荆楚文库》中，让我重新编纂成《〈明实录〉中湖北史料辑录》，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漏、全面编纂《明实录》湖北史料的机会。这样看来，我从工作伊始到步入职业生涯后期，都在编纂同一本书，《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就这样一头一尾闭合了我的学术生涯，铺就了我学术史的路基。编完这本书之后，对《明实录》可以算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张舜徽先生在讲课时一再强调要通过抄书打下史料基础，这次编纂湖北史料不经意间实践了张先生的抄书主张。张先生停招了四年博士生，我就等了四年。这缘于性格上的保守木讷和随遇而安，没有想过到外面开疆拓土。这种性格其实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生涯。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很普通的基层干部子弟，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学术文化，因此我做学问并非一开始就有宏伟规划。走上学术道路，纯属个人兴趣所致。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当时的政治意义没有什么印象，但对选录的配套古文材料兴致浓厚，这是走上文科之路的原因。1990年张舜徽先生重新招收历史文献学博士生时，我如愿考中。读博后必须考虑选择博士论文选题。以前博士生培养有这么一种模式，就是硕士论文做什么博士论文继续在此基础上加深拓展。我以前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大戴礼记校正》，属于经学。虽然对《大戴礼记》我从头到尾都翻遍了，上面也密密麻麻做了很多批注，但始终不能融会贯通。我不想再选经学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后来我看到司马光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自幼读经书，比别人勤苦，却不能“钩探微蕴”，后来发现自己偏好史学，最终确定这是自己“所长”。我没有司马光那种史学悟性。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已经对经学失去信心，于是决定选择史学论题。既然前面做了《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决定选《明实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导师张舜徽先生已经去世，答辩时就请武汉大学的朱雷教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投票结果是全优。1995年该论文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此前（1993年）我已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书的出版引起一些关注。稿费不多，给了460美元，在当时自费出书都很困难的背景下，还算不错的结果。澎湃新闻：实录的史料来源是怎样的？谢贵安：像《明实录》和“二十四史”这样的史书，其内容曾被“新史学”判定为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它们的史料来源还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的诏令、奏疏、公文，皇帝批阅的朱批，都有专门地方保藏，被称为“金匮石室”。到了修《实录》的时候，就把这些档案发往史馆。当时有一个词语叫“宣付史馆”，“宣”就是公开的意思。一般而言主，《明实录》的史料就是由一层层累积下来的档案为其来源，史实相当可靠。当然，有一些事涉宫闱秘事、有损领导人形象的史料，可能被销毁和隐匿了。帝王隐私的记录往往不可靠，但是，不管《实录》还是“二十四史”，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写国家大事，写皇帝个人私事很少。《实录》写皇帝个人私事，多是依据《起居注》。但是对于起居注官，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碍手碍脚，而时置时废，后来基本上就不设了，即使设立也形同虚设。《康熙起居注》还行，由起居注官直接记录皇帝的言动；到了雍正以后，起居注官就不再跟随皇帝随时记载，只把公文档案拿来加以整理，追记成所谓的《起居注》。那些公文档案上都有皇帝的批注，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就表明皇帝在场办公，实际上《起居注》成了间接记录。所以说，皇帝个人私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国史和正史里面其实记载很少。国史都是写国家事情，像襄阳府遭了灾、江夏县遭了旱等。地方官上报后，皇帝怎么批阅，怎么赈灾，过程都是客观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多得国家救济，报灾时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有些地方官为了推卸责任，有时候则把灾害报得轻一点，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是完整的。所以说，实录的史料有一套制度保障，我称之为“史料储备制度”。平时将档案藏之“金匮石室”，修史时发往史馆编撰成不同形式的史书。一般而言，一个朝代会修成一系列不同体裁的史书，先编修成“编年附传”的《实录》，再在《实录》基础上编成纪传体的国史。当本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会在易代之后再修一个纪传体正史。不管修成什么体裁的史书，史料都是从档案里来的。举例而言，清朝在《清实录》修完之后，都要修清朝《国史》，于是把修好的《实录》发往国史馆，国史馆再根据《实录》的史料，加上其他原始史料，修成纪传体的《国史》。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清代国史馆旧址上成立清史馆，把上述《清实录》、清《国史》以及各种史料全部发往清史馆中，由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柯绍忞等人领导史官再修撰成《清史稿》。不管朝代怎么变，记载该朝代史书的史料来源清晰、源流有序。这就是陈垣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探讨史源学的原因。探讨中国史源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的史书对史事的记载史料来源于档案，大致是可靠的，这跟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之前的西方史书系统并不一样。《明实录研究》澎湃新闻：除了实录研究之外，我们发现您对思想史、经学、旅游史、谶纬谣谚也很有研究，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情况吗？谢贵安：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经历过三个学术阶段。第一阶段是介入旅游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1993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新上任的系主任是世界史专业的胡德坤教授。胡教授有开拓性，他不满于当时历史系糟糕的经济状况，决心要增加专业，跟社会和市场接轨，改善历史系的经济条件。有鉴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办旅游专业后经济效益明显，胡主任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也创办了旅游专业。我分来之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参与旅游专业的建设。随遇而安的性格，让我对旅游专业的教学科研倾尽全力，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教材《旅游文化学》，在旅游专业权威刊物《旅游学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多年后，我又与后生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年积累的成果《中国旅游史》。这就是我在旅游学上产生成果的背景。这是第一个阶段。1994年，胡德坤主任把冯天瑜教授从湖北大学引进武大历史系，把覃启勋、我和杨华三人配备给冯老师做学术梯队，我从此转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冯老师做文化史有家学渊源，其父亲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学生，相当于“黄埔”一期。冯天瑜先生特点是视野广阔，思路清晰，善于把微观研究成果经过梳理整合后升华为理论体系。我跟冯老师合写了《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一书。核心观点认为当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并非类似西方启蒙思想那样的民主思想，而是一种“新民本”思想，依然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是跨进了一大步。之所以说它是“民本”，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使用的术语都属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先前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结构，既尊君又重民；说它“新”，是因为新民本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限君—重民”结构，但是对君权的限制采用了“扩大相权”或“学校议政”等措施，并未达到西方启蒙思想家设计的高度，如三权分立等。后来这部著作申报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在武大的第二个阶段。在武大的第三个阶段，是做中国史学史研究。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都是听从“组织安排”、“随遇而安”的话，那么从2002年开始，我决定自己确定研究方向。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是历史文献学，而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有一大块领域交叉和重合，当时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尚无人专门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独自耕耘这片荒芜的土地。武大历史系特别重视实证学问，我所从事的历史文献学正属于实证之学。此前进行的《明实录》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叉领域，同时又符合武大历史学的实证风格，于是决定以《明实录》研究为基础，开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当时有人质疑我与中国史学史是否有关联，于是我把从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开始，一直到来武大任教期间发表的史学史论文收集起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史学史散论》，那是我第一本史学史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展示了我虽然研究方向呈阶段性变化，但基础始终不离历史文献与中国史学史交叉领域的特征。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从现有的基础做起比较好，所以我就从《明实录研究》重新出发。此前读博士都是三年时间，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有许多需要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有些具体问题还可以深入进行。于是我就针对《明实录》中先前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写了不少论文，这是对《明实录》研究的扩充和深化。后来在此基础上申报上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明实录》。于是开始扩展实录研究，往上往下两头拓展。往上拓展就一直上溯到萧梁，中国的皇帝实录从萧梁时期开始出现；往下开掘就到了最后一部实录《清实录》。如此上溯下延，最后就形成了一套四部的分段研究成果——“实录研究书系”。第一部就是《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已经散佚的从萧梁一直到元代的实录进行研究，但是中间把《宋实录》抠出来另成一书，所以第一部书中不包括《宋实录》。《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从梁迄元已佚实录的修撰过程、史馆制度、人员配备、史馆运作状态，实录散佚过程，收藏情况以及史料价值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第二部是《宋实录研究》。说起来，也是因为《宋实录》中的《太宗实录》并没有全部散佚，现存20卷；同时也因为宋代关于该《宋实录》修撰过程的记载太过丰富，所以就把《宋实录》从已佚实录中独立出来探讨。第三部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实录研究》。这部书已出版过三个版本，即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是相对成熟的一部实录研究著作，也是我的“成名”之作。第四部就是《清实录研究》，76万字，对《清实录》的修纂过程、汉化倾向、史料价值、致用状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这部书写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申报上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录研究书系”一套四部，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推出。如此一来，我在实录领域就完成了四个时段的研究：已佚、宋、明和清。加上2007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概论性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我在实录研究上共出版过5部专著。总结一下，可以看出我实录研究的路径，是先具体（1986年从《明实录》研究入手），然后是抽象（即2007年对整个中国实录体史学进行鸟瞰），最后再回到具体（即2013年分别出版《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经过这么一番努力，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没想到本人在实录研究上竟已渐成规模。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在变动不居后居然形成实录研究的规模和体系，我自己都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我深感自己的命运还算不错，虽然缺乏长远规划，但看准了事情就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这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种学术大潮推动着我前进，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由自发向自觉提升的学术态势。谢教授的实录研究系列在实录研究中，不断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我在《宋实录研究》写成之后，对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比如《宋实录》作者群的考订和分析。社会史重视群体研究，所以我就对《宋实录》的修撰群体做了一些分析，把他们的籍贯、出生地等做了个表格，从中看出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通过考察人的地缘、学术倾向来分析《宋实录》作者群的分布和构成，结论出乎意外。对此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指出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在河南的开封府。这个结论修正了我对葛兆光先生某个观点的认识。他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实际上形成两个首都，即政治首都开封和文化首都洛阳。洛阳是二程理学的发源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初是在开封设局，但与王安石政治斗争失败后，便离开政治首都开封，将史局迁到文化首都洛阳。但是我在统计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之后，发现不能简单将政治和文化中心分开。传统社会中，首都必定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一体，出现两个中心的可能性很小。开封府除了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外，也同时是文化中心。北宋实录的作者群集中在开封府，艺术家集中的翰林图画院也在首都开封。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一的现象直到近代海洋和商业文化侵入，才发生变化。民国时南京是政治首都，而与经济首都上海分离。另一篇是《〈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发现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巴蜀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浙江或江苏。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出现在几个世家大族中。因为巴蜀地方封闭，一旦形成史学家族，便会代代相传；因为环境封闭，不易受到外来的冲击，这些家族的后生难以产生其他选择，容易承传家族的史学传统，这是南宋实录作者群集中在巴蜀几大史学家族的原因。这个结论是前人未曾料到的。除实录研究之外，我在史学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说写过武汉地区第一部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史》，由武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57万字。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史学史的通史呢？因为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邹贤俊老师主编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是以专题形式编写的教材，限定在古代部分；另外冯天瑜老师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写过一个《中国史学史纲》的讲义，约几万字，一直没有出版，是后来冯老师把它拿出来出版的；还有就是武大历史系近代史著名学者姚薇元先生，他也有一个《中国史纲要》，只有6万字，迄唐而止。原来也是压在箱底的讲稿，后来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的时候，附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后面问世。武汉地区大概就只有这四种史学史著作，从先秦一起写到民国的史学通史著作，就是本人的《中国史学史》。在探讨中国史学史体系时，我发现了“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层累与延展”的现象，论文发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所转载，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此外，本人还对司马迁《史记》的学术思想、郑樵的会通思想、校雠学特点、钱大昕和章学诚史学思想等作过探讨，发表过系列论文，其中一些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澎湃新闻：您的实录研究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从学术兴趣看主要是明清史，有什么缘由吗？谢贵安：因为明代学术被清代学者所低估，后者斥责明人“空谈心性，学术空疏”，影响了后人对明代史学的重视。相对来讲，明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比较贫乏，可以研究的的领域较多。以前史学史大家金毓黻在写《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时一笔带过。我的《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很多内容，甚至连我都觉得写得过多，但有些学者居然称其为特色。此外，因为我是做《明实录》起家，研究《明实录》的时候会向明代史学史领域发散，自然会牵扯很多明代史学事件、著作、人物、问题、方法和理论等，所以我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就比较充分和集中。在明代史学史领域，除了《中国史学史》中有较充分的论述之外，我还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对明代国史与野史的关系，明代起居注的兴废，朱元璋的历史观念，明初君臣对《汉书》情有独钟的现象，明代史馆地点与内部运行机制，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大明志书》的修纂特点，《明实录》对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书写等问题均作了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相对少一点，但是因为《清实录研究》写成之后，有七八十万字，后来就把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深入探讨，写成了一些文章。如对《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清实录》的文本形成与文献价值，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应用、整理和研究等问题作了讨论。其中对《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的形成，《清实录》宫藏版本、世传版本、皇史宬珍藏版本等版本问题作了系列考辨，特别是利用清人日记对《清实录》的修纂与版本作了考证，发表《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和《〈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等论文。用日记考证正史记载，丝丝入扣，合若符节，颇有成就感。澎湃新闻：您近来很关注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并申请到了相关教育部社科基金，而且最近还在学术刊物上围绕该主题发表了论文和笔谈，引起学界关注。您在这里具体想处理什么问题？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有何表现或特色？可否详细介绍下您最新的研究体会。谢贵安：关于明清史学转型问题的研究，缘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申报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十三五”规划。该规划设定的主题就是“明清文化转型”。我负责研究其中的“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课题。什么叫文化转型？从时间上看，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范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从空间上看，近代转型则是西方文化范型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由西徂东的近代转型模式属于外生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西方文明刺激之后开始向西方范型转变，因此这种范式也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但仔细再作研究，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如果是一个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它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度来讲，“冲击—反应”不可能产生简单和直接的效果；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外生型”模式。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转型也好，史学转型也好，都不能无视中国悠久的文明基础和文化传统。对明清史学转型我是这么思索的：第一，既要考虑到西方史学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中国传统史学因素的作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实际上并非其原创，而是德国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法国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传到美国后，形成了罗宾逊的“新史学”观念；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等人到美国留学后把这一套搬回日本；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又吸收了这些思想概念。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形成的史学体系。什么是“新史学”，“新史学”就是近代史学。以“新史学”为标榜的近代史学，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从政治史向社会、民族和文化史转变，二是从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即所谓从“君史”向“群史”转变；三是是从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转变，将关注朝代循环向重视社会进化转变；四是从“海岸堆石”般重复无意的历史叙事向“公理公例”即规律的寻找和揭示转变。按照梁启超的这四个标准来看，二十四史、实录等史书都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都属于旧史学。他指责二十四史是为二十四姓帝王陈述家谱。这些学说，都是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史学转型毫不例外地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在史学的近代转型实践中，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会加入到近代转化之中，形成中西史学的互动局面。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在西方史学刺激下，会被激化、转化和阐释、改造成为近代因素，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如比说，中国传统史学不太重视史学理论，而西方史学则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看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特别激动，认为中国也有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类似的著作，于是大力宣传和推广，使这部在传统社会不受待见的理论著作变成了史学新宠。《文史通义》在近代的接受和推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在西方史学标准的影响下，明清史学中所拥有的与西方类似的史学著作，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比像《明实录》，似乎属于梁启超“新史学”所斥责的为帝王将相陈述家谱的东西，但经过留欧回国的傅斯年的转化和阐释，竟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构成。一般认为傅斯年是近代史学的实践者，他从欧洲引进的近代史学是德国兰克史学，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他在中研院史语所开展了两个近代史学建设工程，一个是对殷墟甲骨文进行科学发掘，以寻找原始的殷商史史料，一个是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并从对内阁大库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的散页整理扩展到对整个《明实录》的校勘和整理。《明实录》的史料直接取自档案等一手史料的做法，令傅斯年感到它与兰克史学精神相接而具有近代价值。可见，《明实录》经过傅斯年的阐释和转换后，也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第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中国的史学因素，不少都具有近代因子，但在西方近代史学影响之前，被浓厚的传统史学所包围，难以自动脱颖而出，实现近代转型，但经过西方和日本影响后，便迅速加入近代史学的建设之中。西方史学因素，自明中叶传入中国后，对明清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西方的人民史观念，国别史观念，世界史、全球史观念，都是经过传教士传入的。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史著时，往往会找一个中国书生作翻译。日本史学因素，对明清史学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往往经过日本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明清史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史学界用近代标准（即西方标准）阐释或改造后，再回传中国。如崔述的《考信录》，传到日本后，被白鸟库吉用西方实证史学和科学主义加以阐释，形成了对中国上古史的疑古思潮，再传回中国，影响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形成。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和轮回之后，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不少因子居然也有近代性，不经过西学传入的刺激和日本引入后的加工改造，难以实现近代转换。一旦给它一定的条件和刺激，明清史学的不少因子也能够转化为近代史学。澎湃新闻：您的导师是国学大师张舜徽，请问张先生对您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谢贵安：张舜徽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基本上属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张先生带我们博士时，年事已高，给我们上课就比较少。但只要他一讲课，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博闻强识。他直接在黑板上写出古书中的句子和段落，分毫不差。张先生属于自学成才，培养博士的方针是无为而治。他曾经怀疑自己的这种方式，于是趁到南京会晤程千帆等老朋友时，向他们请教如何带博士生，程先生回答说博士生要以自学为主。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回来后告诉我们：“看来我没错。你们要以自学为主。”所以张先生从来不要求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只是要求我们要立志远大，要有大气魄。我们这些新招来的研究生实际上受师兄们影响比较大。前面的师兄们都是选一部古籍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题目，有研究《国语》的，有研究《左传》的，有研究《战国策》的，有研究《读史方舆纪要》的。早在读硕士时，我便受到这些师兄们的影响，也准备找一本书进行研究，当时《大戴礼记》研究的人相对少一些，我就以《大戴礼记校正》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天天逐字阅读，密集批注，《大戴礼记》底本的每一个空白地方几乎都填满了批注的文字，但因为对经学的悟性太差，最终在博士论文选题上，选择了一部史学典籍进行研究，它就是《明实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明实录研究》也不是张先生确定的，而是按照师兄们选题的模式确定的。因此，在张先生这里学习，受到以他为中心形成的学术团体的集体影响更为直接。张舜徽张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以身作则。老人家终身以学术为使命，将生命与学术合一，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一门心思做学问。张先生学术影响大，所以做官的机会比较多。华师曾经想让他出任历史系主任，被他婉言谢绝。虽然他做了湖北省政协委员，但并不热衷参加会议。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尽量不要做官，会把自己耽误掉的。有一次杭州大学仓修良先生来看望张舜徽先生。仓先生当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简编》，声誉日隆。杭州大学想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于是他就来征询张先生意见。张先生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做官，会把自己的学术耽误的。”我深受张先生的这种观念的影响，这一辈子都没有动过任何做官的念头，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甚至对扯面大旗、成立个什么机构的事情也并不热心。比如说我做史学史之后，华师的一位师兄说，听说你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我说没有呀！他说外边都传说你成立研究中心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立这种机构。当然，对这种传说我也很自豪：一个人并未虚张声势，却搞得好像有一个庞大团队似的。不做官，不务虚名，这种观念应该受张先生影响特别大，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其他杂务能排除就尽量排除。我特别怕开会，尤其怕晚上开会，一说晚上要参加会议心情就特别沉重。澎湃新闻：您本、硕、博都是在华中师大学习的，在您看来，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和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科各有怎样的特色？谢贵安：简单来说，一是武大重视非传统文献，华师重视传统文献。武大考古专业办得比较早，对考古材料发掘与应用相对重视，历史文献专业以楚地出土的简帛为研究对象，古代史专业重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应用，明清社会经济史重视湖北乡村发现的契约文书。华师则比较重视传统文献，文献所以前重视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明实录》等史学传世文献，后来又转向十三经、《皇清经解》等经学传世文献。二是武大重视古代史，华师重视近现代史。当然武大原来也同时重视世界史，近现代史也算有较重的份量，但经过老陈凋零后，世界史和近代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缩，而中国古代史则成为学科重点。华师的历史文献与古代史没有发展上去，出现了近现代史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两个学校历史学科最大的差别。三是从学风上看，武大学风笃实一些，华师学风灵活一些。武大特别强调学风严谨，学者从事某一专业后，终身不变，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东西。华师则相对灵活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跨越好几个相关领域。不少学者既研究历史，又研究文化。当然，武大历史学科与华师的风格也有相通之处。像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学风就比较严谨，重视学科范围的限定和注重本学科的发展，学者终身都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从事研究。华师的近现代史虽然有与武大严谨学风相通之处，但仍然有自己灵活的特点。它在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总能走在时代前列。“文革”以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步解冻的过程，那么在没有解冻的时候敢不敢跨越？章开沅先生就看得远一点，走得快一点。华师近现代以前是以辛亥革命为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商会史、教会史、社会转型等领域，不断地开风气之先。其实我本人的学术风格就打上了二校的烙印。我身上有华师学风的影子，研究对象跨越了好几个领域，有学术灵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受到武大严谨学风的影响。武大历史系老师终身从事一个专业的研究，我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居有优势的实录领域钻研下去。我个人觉得，武大与华师的历史学科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武大的非传统文献与华师的传统文献，武大的古代史专业与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武大的严谨学风与华师的灵活学风均可以优势互补。澎湃新闻：想问一下，您对史学社会功用的看法，您对青年学生专业选择、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话，有什么样的个人建议？您是否支持年轻人走出书斋？谢贵安：做公共史学确实很有意义。钱茂伟教授的公共史学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我曾参与评审，觉得他抓住这个课题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著作来推动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史学实践。中国学者的确应该走出书斋去从事公共史学的建设，多抢救和发掘一些濒危的重大史实，特别是我们当代稍纵即逝的一些历史事件。古代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怎么采访和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或民间文书的搜寻来补充史实。而当代确实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的需要年轻学子们走出书斋去抢救和发掘。比如说一些建国初年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的历史，现在有些当事人还在，还可以采访。另外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亲历者也都还在，可以去采访、录音，保存史实。采访时要进行抽样，注重样本选择的恰当性。当然，是否走出书斋因人而异，有些不擅交际的，你让他到社会上采访，他一见采访对象脸就红，问不了几句话就匆匆结束，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是否外出进行口述史学是因人而异。只要不是特别内向的学子应该可以从事采访活动，也应该参加这种公众史学的建设。至于比较内向的学者，他在书斋里面通过传统文献的爬梳，也可以发现自己学术的小宇宙。但是“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这两个概念还得认真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做公众史学研究确实很有意义，但是一定要把概念界定清楚，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公共史学”跟“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概念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在一个公共平台发生的史学，才算是公共史学。不是说你向大众去采访，就是公共史学。如果采访大众之后没有在公共平台发布和交流，或许不能算是公共史学。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上公开发表论文，好像也是公共史学。近代期刊杂志出现之后，史学成果的交流就从好友的小圈子，沙龙里的座谈，变成一个公共的史学事件了。“公共史学”等一系列概念还得再予廓清，不是说你从大众那里采集了史料就是公共史学。古代有很多叫做“新闻”的笔记，像什么《客座新闻》，朋友来做客时，谈论一些新闻，内容好多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新奇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于民间大众，就可以算是公共史学吗？兴尽客散后，有心的学者会拿出本子追记下来，形成《客座新闻》之类的笔记，但是这些“新闻”并没有立即发布，写成的笔记一放就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被人拿出来作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能说《客座新闻》之类的东西就是公众史学吗？它算不得公共史学，因为它始终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和“公众史学”这些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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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领域的作者来说，想要写出一篇优秀的、高质量的历史文章，是每一位作者的愿望。可是，有很多朋友在面对一堆史料和信息时，想写，却常常感到无从下手。也有许多朋友羡慕我在头条上获得了很多次青云奖，问我是否有什么秘诀。今天，我就通过《历史写作简明指南》这本书，再结合自己一年来在头条上写作的经验，告诉大家如何写出一篇优秀的、高质量的历史文章。《历史写作简明指南》这本书的原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说家理查德·马里厄斯，后来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梅尔文·E.佩吉在后面增加了一些新技术、新科学应用方面的部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则是：教大家如何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和写作。相信大多数朋友在开始学习写历史方面的文章时，肯定跟我一样都去看过这本书。不过，虽然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关于历史写作的入门书，但是，由于这本书当时是针对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来写的，所以，对于历史写作小白来说，还是会有许多朋友会跟我当初一样，即使看了也不知道如何写。毕竟，许多爱好写作的朋友，并不具有历史或其它专业的大学学历。经过我一年来在头条上的写作经验，如今重新再来看这本书，发现作者理查德·马里厄期在书中提出的5个基本原则，4种写作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它，那么，即使是写作小白，也可以写出一篇好的历史文章来。接下来，有兴趣的写作小白可以跟我来一起来学一学这5个基本原则，4种写作模式：第一个基本原则：每一篇好的历史文章应该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主题”是什么？我们在小学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次在读完一篇课文以后，都会要求我们提炼出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而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这篇课文的主题。我们写作也是一样，在我们开始打算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就要确立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要准备写哪方面的主要内容。就像以前我们上学老师在作文课堂上，通常会指定一个题目让我们去写，而这个题目就是这篇作文的主题。明白了什么是主题，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确定一个好的主题呢？对于以前老师给我们的作文题目，我们总是期望能写出一篇让老师十分赞赏的文章来，同样，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历史学中找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来写。比如，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时候有辣椒的？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再比如，我们看历史影视剧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漂亮的古装，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古代服装是如何变迁的？各个朝代的服装又有什么区别？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想象出很多。对于我们写作者来说，对身边的人和事，以及历史文献资料等，都应该时刻保持一颗好奇心，而这颗好奇心会促使你自然而然地想出很多问题。当然，对于能否找到自己的话题与你对材料所了解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所以，写作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你掌握的材料越多，所写的话题也就会更多。另外，在选择一个主题的时候，写作小白同时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选择的问题不能过于宽泛，二就是选择的问题不能太大众化。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史，就是一个很宽泛的主题，涉及的各个朝代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只选择其中的一个朝代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写出一篇文章。再比如，宋代著名的才女李清照，关于她的历史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也有很多人写过了，如果你现在还选择写她的一般经历，就不是一个很新颖的话题了，也不会再受欢迎。但如果我们以李清照的经历，重新思考一下她所处的宋代女性的地位、文化水平方面的问题，就又会是一个新颖的话题了。所以，确定一个好的主题将是你写出一篇好的历史文章的开始。而且，保持一个清晰的关注点，也有利于你在文章的结尾有一个呼应。第二个基本原则：历史文章应该有一个清楚陈述的论点读者在知道了你的大体主题以后，接下来，你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你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你的论点。因为，历史事件它只发生一次，由于年代久远，所以，我们在写历史文章时，为了要让读者知道这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就必须要提供一些数据，提出一个论点，来解决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主题）。所以，为了让你的论点使读者可信，那么，你就需要展示出一些能够支撑你观点的证据。当然，文章中简单的史料堆积罗列，是很难写成一篇好的历史文章，也不会形成一个论点。我们应当把所了解的信息资料，通过一种好的方式，把它们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清晰论点，而这个论点也是你文章的主题。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写作方式把历史资料串联起来呢？作者在《历史写简明指南》这本书中提出了4种写作模式，你可以任选一种适合自己的模式，从而展开论述。这4种写作模式就是：叙述、描述、说明、说服。1，叙述：叙述一般包括六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叙述就是按照这六大要素，把发生的事情按照发展的顺序，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事件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其实讲故事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一个好的叙述通常有一个好的开头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你可以使用一个短小精悍的引文，让读者在这个小故事中得到一些信息。当然，如果你接下来不打算引用的材料，文章的开始就不必引入它。所有的叙述都应该有一个高潮部分，而这个故事的高潮部分将所有的线索都融合到一起，使文章前面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释，让读者感觉得你兑现了你许在前面的承诺。而通常，故事的高潮也接近了故事的结尾，因为，历史文章它不同于其它故事，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渲染背景，一些不必要的细节可以去除掉，我们只需要很清楚地阐明了事件的事实，达到想要的结论就可以了。叙述写作模式是我们最基本、最直白、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2，描述：描述就是可以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对事物进行叙述，使人或物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给人在感官上一种体验，以点燃读者的想象力，把他们吸引到你要讲的事件当中去。比如，史景迁在他研究17世纪乡村人生存状况的著作《王氏之死》中就有一段描述：“1668年7月25日，郯城县发生了地震……城镇里的房屋开始晃动，树木先是有节奏地摇摆，然后是更厉害地甩来甩去，树梢都快碰到了地上……街道和房屋地下开了很大的裂口，水从地下喷射出来，高达二十多英尺……地震如同来时的那样突然走了，大地静止下来。水退了，地上留着边缘带着泥沙的裂缝……”史景迁这段生动的描述，仿佛地震发生后，像放电视一样清晰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但要记住，在你描述的时候，千万不能捏造事实制造奇幻情景来吸引读者，对于历史来说，那是不真诚的表现。3.说明：所谓说明，就是解释和分析。比如，哲学的观点、事件的起因、决定的意义、参与者的动机等等。当你在文中开始解释原因和影响或一个事件与思想的意义时，你就是在使用一种说明的写作模式了。当然，说明的写作模式也会与其他很多写作模式共同存在于一篇文章当中。比如，一些历史文章，在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的同时，也会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说明性写作一般运用在“史学史”上，它对于理解史学家们在思考一个话题和它的推论时，所使用的证据与论据有很大的帮助。这类文章我们在很多论文中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些看看。4，说服：就是当其中一个话题需要选择一个立场时，你可以用证据来说服你的读者接受你的观点。大家在使用这个写作模式时，所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史料论据时，不能把你所知道的史料知识一股脑地全写进文章里。就像作者在文中说的：只有没有经验的作者才会将他们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写进文章当中，就像煲汤一样，放的食材越多越好。所以，抓住主题，用最少的文字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的文章才更有说服力。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发现：论点是写作模式的基础，也是一篇文章的重中之重。而且，我们的论点始终不能离题，要紧紧围绕着主题，确定文章中的所有部分都为主题而服务，并且确定读者知道文中的内容与主题的联系。第三个基本原则：历史文章是建立在公认的史据上的。美国历史学家J.H.赫克斯特说：“历史是一种程序化的、自洽的对于人类过去的解释，并且力求准确无误。”只要你开始从事历史写作了，大家都会知道，历史是真实的，它不同于虚构小说，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必须给读者一个相信你的理由，而一个可信的史据，可以让你获得写好文章的自信。在引用史据的同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1，必须在所有能够获得的史料中做出选择，判断出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2，当你在写历史文章时，注意一定要给你在文章当中所有引用的史料做出合适的注明。比如，2000年，美国贝里尔教授写了一本书《武装化的美国：一个国家枪文化的起源》，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美国的'枪文化'是来自一个内战后发展的产物”，获得了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一个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并不同意贝里尔教授的这个观点，于是找出了许多不正确的档案文献中的不正确引用，史据不充分。最终，奖项被班克罗夫特奖的委员们撤销了。所以，从贝里尔教授的这个事例当中，我们明白了对史料进行正确地引用是多么地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历史课题我们都应该要严谨地对待。对于历史资料获得的方式我们有两种，一种就是“原始资料”，另一种就是“二手资料”。原始资料就是指调查某件事物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通常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谓二手资料则是历史学家或其他某个人的作品。通过阅读二手资料，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学家们是怎样来佐证史料的，但我们通常要注意判断它的真实可靠性。很多人也会问，我该怎样去获得那些“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当我们确定了一篇文章的主题以后，我们就不得为阅读重新拟定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资料时，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并随时写下你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图书馆、历史类公众号、历史类期刊、各种网络平台……等，都是你获得历史史料的最佳途径。作者在书中说：“好的历史学家总是先阅读，根据阅读提出问题，再次阅读，然后再试着将思路捋顺。”当你心中开始有了主要的论点时，你的直觉便会指引你构建出一个结构大纲，完成一篇初具雏形的草稿。第四个基本原则：历史文章中应该要反映出作者客观公正的思想。具有公正客观的思想则是指作者在写历史的时候，不能只简单地找些资料，做些拼凑。而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人云亦云，经常会提出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在准备写一篇历史文章时，就只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摘抄些资料，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文字加工，复述着别人已经讲了上百次的故事，没有一个崭新的观点。所以，这样的文章当然是没有任何思想的。我们在阅读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可以发现，不同的作家对历史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这种对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看法的原因，有时也许是因为一个新的史据，有时会因为他们对于史据持有不同的思考。美国历史作家玛格丽特·雅格布曾经说：“与其说史家经常修改历史知识，不如说他们将当代的看法注入到了历史之中。”比如：美国卡米拉·汤森有一篇文章《埋葬白色之神：对于征服墨西哥的新观点》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说的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洛佩兹·戈马拉的牧师，1552年，出版了一本解释征服墨西哥事件的书，书里面声称“墨西哥人曾相信征服者是神。”这个观点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被许多人重述。但是，又出现另一个版本得到了大家的信服：说墨西哥一直信仰“羽蛇神”，而且羽蛇神很久以前就消失在东方了，但承诺某一天会从东方回来，而正好“科尔特斯”那一年从东海岸出现，征服了那里，被虔诚的印第安人当作了羽蛇神。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土著的墨西哥人认为新来的征服者是神，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征服墨西哥之前，有一个羽蛇神会从东方再次出现的传说。但这种解释至今还存在，并受到大家的认可。汤森教授在这篇文章里说明了，历史学家是怎样将自己的新观点带到文章当中的，并肯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承认学界当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并不会削弱你的观点，向读者展示与学界不同的观点，同样也不会让你失去读者。相反，具有客观公正的思想，诚实地对待相反的观点，更能得到读者们的信任。第五个基本原则：将历史文章明确地写给心中预期的读者。在你开始写一篇历史文章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意味着读者们将参与你的这场历史对话。所以，我们也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对于我们的读者对象，他们并不是历史领域的专家，我们主要的原则，就是要不停的思考你需要告诉读者什么，以及什么已经是读者知道的知识。比如，你不必告诉他们李白是唐朝的著名诗人，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这样会让他们感到无聊。另外，对于文章中所引用的人物，如果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都应该给出解释，好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理解。如果你确定了你心中预期的读者是一些历史爱好者，那么，你就不能写关于情感类、育儿类、职场类等其它领域类的文章，这也是每一位写作者对自己，同时也是对读者负责的一种态度。最后，当我们的观点被证实以后，请别忘了：一个与开头相呼应的关于此事件或思想的意义的总结是唯一必需的了。在文章写完以后，我们还要再次问自己：这是否能代表我自己原创的作品？那么，对照本书的作者理查德·马里厄斯教给我们的五个基本原则再仔细修改几遍，从而写出一篇优质的历史文章来。对于这一篇关于历史领域方面的写作方法，其实也是适合其它领域的，而写作本身也是一场修行，所有美好的结局都需要我们坚持和努力，只有在经历过无数失败、积累，你才有可能在某一天厚积薄发，一飞冲天！我们始终要明白：报无数个写作班，学无数种写作方法，都不如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得更有效！别人的方法只是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自己坚持不断地写下去，才是让你成功的最好方法！

吴怀祺先生手迹 资料图片20世纪80年代吴怀祺（左）与白寿彝先生合影。资料图片【追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怀祺教授今年2月4日上午驾鹤西去。家属没有举办告别仪式，我们也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吴怀祺是安徽省庐江县人，1938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吴孟复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治学“合皖江南北之长”，著有《训诂通论》《古书读校法》等专著；其舅马茂元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孙，在楚辞、唐诗研究上成就巨大。1961年，吴先生从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德中学从事教学工作，其间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1964年，曾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生，却因故未能入学。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他再次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被录取，得以师从白寿彝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此后几十年，吴怀祺一直围绕中国史学思想史不断耕耘，成就卓著，著有《郑樵评传》《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易学与史学》《20世纪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著作，主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及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等，发表论文200余篇。我虽然不是吴先生的入门弟子，但亲炙其教诲甚多。早在1992年金秋时节，正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我，利用去北京访学的机会，手持导师仓修良教授的一纸介绍信，冒昧拜访吴先生并求教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吴先生热情接待，向我传授了许多做学问的方法。1993年9月，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吴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将硕士学位论文的一节以《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为题，寄给先生编辑的《史学史研究》杂志。先生看后觉得有一些可取之处，遂将其刊登在该刊1994年第一期上，并亲笔回信，鼓励有加。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一度想研究王国维的史学思想。在读过先生有关王国维的学术论文之后，我写信请教。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视野应当更开阔，把乾嘉考据与近代考据学联系起来，注意其中的同与异。也当把中国近代考据学家思想同近代德国史学思想联系起来。为了深透研究王氏学术，有必要集中精力学习一些音韵、训诂有关知识。清人小学成果很多，说实在的，乾嘉考据学最有成果的是在音韵等所谓小学上（经学成果由此而派生）。高邮王氏父子及皖南戴东原的成就，从学理上说，有活力的是音韵、训诂中联系、辩证的思维。”先生将他的治学方法与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只是后来我觉得在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最终没有选择这个课题。此后多年，每当在学术研究上遇到困难，我就会向先生请教，先生虽然科研工作繁忙，但总是热情为我指点迷津。吴先生博览群书，从研究郑樵史学思想起步，继而扩展至宋代史学思想和近代史学思想，最终实现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不足，再加上思维的差异，虽然不得不认同中国是历史大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典籍，但同时也带着傲慢与偏见地认为中国没有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史学思想很贫乏。为了让中国的传统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认识中国史学”，吴先生特别重视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建设，坚持从民族文化的特点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善于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梳理总结出我国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吴先生治学视野开阔，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带来挑战与机遇。他倡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学要适应时代，首先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历史，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史学思想史。”吴先生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他看来，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开始，中国的民族史学就重视总结自然科学成果，强调要把“天”的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研究。当代的史学工作者要“打通文理”之间的隔阂，“发扬古代史学家重视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更新思维方式，提高研究水平。吴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2013年，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做学问、做人当以“老实”为准则，教学生当注意“气质”的培植。做学问要“老实”，指的是要认真阅读原著，通过做札记积累心得，在此基础上方能写出原创性好文章；培植“气质”，说的是要培养学生“好学”“乐学”的气质，养成读书的自觉和创新的追求。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先后毕业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有不少已经是著名学者。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吴先生通电话，约好1月19日下午去看望他。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先生家里，当时先生正卧床休息，精神虽然还好，但已记不得我是谁，只是反复要我留下电话号码，我找了一张便笺，认真地写下我的电话号码，交给先生。保姆说，先生有些糊涂了，只要有客人来看他，他就要客人留下电话号码。没曾想半月之后，先生遽归道山。回首近30年来追随先生的这些往事，不胜哀悼！（作者：陈鹏鸣，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