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14亿中国人：你们好吗？我原本是中国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乌家镇大新村委瀑水滩村的一个放牛娃。放牛生活是平凡的和安逸的。生而放牛，放牛谋生，死于放牛，死后化肥，肥育小草，小草养牛，世代放牛。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人生如此，其意义何在？我放了很多年牛，看着牛儿吃了很多草，但我从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平凡人生如蝼蚁苟且。好男儿，生当干大事！干大事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和所有人一样死去。那么，何不在死之前全力干一件大事呢？于是，我带着这个“干大事”的想法，开始发奋读书。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的后记中这样写：三十而立，足述往事。先辈任公，煞浪豪气，自述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道远自视，时运家势，才智人力，今不如昔。雀飞之志，当效鸿鹄，梁氏子弟，试作小诗，《弃犁从笔》：“风云停多时，晴空见一日。回首放牛事，三十笔作犁。”任公粤人，道远桂民。桂南一县，古郡合浦。小镇乌家，有一曲江，旧时水澈，缓瀑微落，石沙倚岸，白滩天成。江畔有村，称瀑水滩。村人姓梁，躬耕沙土，寡识文墨。村中一户，高祖小官，惨遭流弹。曾祖富农，犁不生锈。祖父好饮，酒不离口。父不好学，砍柴种地。母好口舌，常事争吵。丙寅腊月，夜暮深降，戏唱家门。忽有声啼，男婴落地，睡鹰惊起。七岁小学，离家四里。众师疼惜，母教严厉。幼时记忆，读书写字，做饭洗衣，牧牛锄地。中考失利，在烂班里，读了初一。最厌之事，他人轻视。是故发力，全校第一。初二升级，不用送礼，也成尖子。好班风气，比拼成绩，知书识礼，奖状墙砌。逢青春期，误了学习。升学考试，再次失利。父母心痛，儿不务农，凑了钱款，择校廉中。高一不懂，物理化学，错误片红。文理分科，选择文种。事出心动，勤奋勿勿。过度奋发，患了病痛。辍学家中，烦恼重重。托了关系，摆出成绩，转校一中。考过第一，未曾垫底。蒙恩众师，牢记心里。同学关系，还算可以。二零零五，感情问题，家有压力，高考败绩。参加补习，终圆心事。录取通知，西北民大，开了宴席，喜告亲戚。兰州四祀，有忧有喜。初年不济，成绩低迷，愧对众师。得一女子，携手自习。二岁发力，喜得佳绩。三秋干事，协会创立。四春二喜：有一公司，聘我任职；西北大学，硕士通知。终弃翻译，深造学习。西安之地，文化浓密。倒数第一，不曾泄力。文哲政史，日夜不离。师从邵氏，甚为欢喜。众师疼惜，指点句字，暖至心里。誓读博士，悉心复习。奈何天意，复又失利。昏天暗地，捶胸泪沥。学心暂死，求职都市。夜里苦思，再考一次！二零一四，村人恶欺，断母手臂，父妹悲泣。寒气满世，不弃求知。苍天怜惜，终读博士。恩师黄氏，授我以史，关怀备至。愚笨弟子，治史学史，读在朝夕，思于梦里，不敢停笔，三百日志，文留足迹。彭门弟子，感恩治史。二王二李，韩林蒋马，赵申闫白，刘张欧等，皆为我师。冯陈梁刘，杨于乔芦，同级同习。兄姐百十，弟妹几十。幸遇刘氏，不离不弃，誓守一世。人生如戏，舞台随时，演员独一。人戏终凄，堆堆骨泥，段段回忆。骨泥相似，回忆不一。近千文字，不成体例，回忆而已！谨以上述九百九十九字祈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事业长长久久！我深知，无论我是否继续在家乡放牛，我终将死去。但在泪别这个我深爱着和痛恨着的世界之前，我想给后来的中华儿女们留下一句话：踏着我的尸体，让可爱的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中东地区去吧！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的地理范围应当囊括从中亚向西到大西洋沿岸的42个国家和地区，即：中亚6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亚19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埃及和东北非7国，南苏丹、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马格里布5国1地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以及西撒哈拉；被阿拉伯人统称为“安达卢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片广阔的区域在历史上交往甚密，特别是在史学交往方面难以割裂。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自2014年12月至今，我日夜面对如此浩博的学问，我自知以我一个人的生命无法把它完全解剖出来给可爱的14亿中国人们看。但是，我不干，你不干，他不干，那么，谁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呢？我们中国有14亿人，总得有人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吧？很明显，放牛梁所要干的大事就是一边用生命（而不仅仅是用心）去研究中东史学史，一边用灵魂呼唤更多的中国人一起来研究中东史学史！【附言：谨以上述2014字（“2014”的寓意是：爱你一世），祝愿21世纪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早日走到世界前列！】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是学界名刊。当一群中古史学者来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参加《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8月23—26日，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8月24日上午，在《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的主持下，《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教授、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由此拉开了本届联谊会的序幕。会议大体分4个单元，讨论17篇论文。下面对会议内容稍作介绍。海老根量介（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第一个发表，他的论文题为《简帛时代的书籍流通小考——以<日书>为中心》，旨在从出土日书讨论秦汉时代“书籍”的制作和流通。论文认为，《日书》本来是专业占术家使用的手册，后来为了便于下级官吏使用，附加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而在里巷间流通，但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书肆。郭津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评议，他的评议稿不仅专业，而且清晰流畅，堪称评议的范本。在他看来，“出土文献就像是在海边偶然拾到的珍稀贝壳，想要推知它们最初如何生成，如何辗转到达被我们发现的地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历史学对任何文献的利用，都不可能脱离对物质文本（书籍、文字等）作为历史产物的理解”，因此，他称赞作者识见通达，问题意识非常宝贵，“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献和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郭津嵩也指出论文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文本以外的证据，建议作者对书写（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以及考古环境所提供的间接证据多加考察，这会有利于论文的进一步完善。吴雪飞（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在讨论环节进一步日书的形成机制及其来源。海老根量介（左）、郭津嵩（右）。 本文照片均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司家民拍摄。经济史的论文在中古史联谊会上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古史学界研究动态的一个缩影。不过去年陆帅（南京师范大学）的《南朝的户籍整理与三吴地方——从沈约<奏弹王源>说起》一文颇受与会者好评，这次则有代国玺（山大历史文化学院）《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代文认为，学界的主流观点——秦汉北方连种制农业之说，在方法上不免“选精”“集粹”之嫌，在史料解读上也多有偏颇之处。通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论文认为，休闲农作制是战国秦汉我国北方的主要耕作方式，战国秦的授田制是以休耕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进而对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进程等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评议人王炳文（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论文以休耕制为切入点，试图对先秦两汉的农业生产水平做一个宏观的评估，“这是一篇立足于传统问题，却做出了相当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史力作”。另外，他对“不易之地”等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作者再作辨析。尹承在讨论中建议作者考虑地域差异的问题。代国玺王炳文聂溦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论文是“新史学史”领域的一部论著，这次发表的《<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的文书与政务规程》则是她第一篇讨论文书行政的论文，大概可以看作青年学者戮力突破自我的一个尝试。论文认为文书分类与政务分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遂利用废昌邑王诏书，考察制诏撰作与尚书的发展。吴雪飞在评议中认为论文切中了近年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海昏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对论文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诏书种类和皇帝与百官的行政互动程序有关，很难说有等级地位之别；2.霍光废除刘贺，是开创先例之举，似乎难以看成是依据行政规程；3.废立皇帝的集议似乎不能视为一种行政规程，而是一种政治举措。代国玺在表彰论文贡献之余，提出了若干疑问，他首先认为大庭脩关于汉代皇帝制诏文书的三种类型存有矛盾，其次认为策书与诏书有区别，接着探讨了汉唐制诏体式的流变，最后还为作者补充了一则材料。聂溦萌吴雪飞王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长文《武威旱滩坡出土王杖断简研究——兼论秦汉时代“法”的表达与实践》虽然是一篇未竟稿，但内容相当丰富。论文以甘肃武威出土的一批王杖木简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王杖断简的结构、编纂过程、墓葬特性、法令的宣传，以及鸠杖在葬礼上的使用与养老诏书、律令的关系等问题，最后还对古代中国“法”的实践与表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三浦雄城（东京大学）在评议时介绍了冨谷至、籾山明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了论文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几个问题与作者商榷：一是对崔寔《政论》的解读，二是对陪葬的王杖木简的认识。尹承、林昌丈也提出了几个疑问。王彬三浦雄城熊昕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汉唐间官修列传取材机制的演变——以“状”与“行状”为中心》是一篇探讨“制度史化的历史书写”（孙齐语）的论作，或可视为“史料批判”（或“历史书写”）领域的一个推进。此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地理志、“先贤传”、“四夷传”、“外国传”等为对象，这篇论文则关注更为复杂、模糊的人物列传部分，选题意识得到评议人的充分肯定。论文清晰地勾画了史书编纂从汉代旧传统到唐代新机制的变化，并指出有两大动因导致这一转型：一是史官制度的变革，二是行状的演变。评议人孙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表示，对史料本身的探究，是近些年中古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作者思路清晰，结论明快，令人印象深刻，对新旧传统脉络的探寻是基于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汉唐间修史机构确实由文书典藏、修史合一的机构，演变为藏书与修史的分离。”同时，孙齐指出，面对复杂的历史，也要警惕过于清晰的线索，以防简单化之弊。比如，怎样弥合私人修史与主动利用档案的旧传统之间的缝隙，如何评估唐代以前“正史/国史”列传取材中原始文书档案的重要性，以及史官在纂修过程中的主动性。朱华（三峡大学）从微信公众号“中古史研究资讯”了解到联谊会议程，尤其是注意到熊昕童这篇论文后，他决定赶赴会场，旁听这次会议，并参与讨论。他在讨论环节围绕唐代报送制度、行状的分类及性质等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聂溦萌认为“官修”的涵义很广，一般而言直到唐代才比较明确，把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纳入官修阶段，很容易变成自设陷阱。此外，永田拓治（大阪阪南大学）就这篇论文发表了看法。熊昕童孙齐上述几篇论文大致可以归为“中古制度的渊源与展开”，下面四篇则可以划到“中古中国的边区与基层”单元。林牧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西南边疆研究，与会论文《前汉时期键为郡的职能演变——兼论“初郡”与西南夷之关系》将键为设郡置于汉武帝经营南越和西南夷的大背景下，考察设郡的背景、郡治的迁移与郡级政区的职能变化。评议人林昌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认为“该文是从政治地理的视角下试图重新梳理键为置郡以及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力作”，不过他也指出文章结构上或可再作调整。他还建议作者在任乃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出土的相关考古报告，进一步考察政区设置、幅员盈缩和地方社会、族群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文章提出的“内郡化”这个概念可能存在歧义，建议作者再作辨析。林牧之林昌丈与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上的“红红火火”相比，砖铭未免显得“落落寡欢”，因为它更考验研究者的学术才能。李永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余吴土，盛且丰——砖铭所见西晋末年广州的地方社会》利用今广州、梧州地区出土的、带有“余广州”或“余吴土”字样的西晋“永嘉砖铭”，尝试考察砖铭墓主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勾联，分析砖铭产生的历史原因。韩吉绍（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在评议时指出，这篇论文以小见大，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在新史料匮乏的中古史领域是比较有特色的，不过他也认为论文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砖铭内容的理解，“余广州”等字是否就反映了地方认同；文章对墓主的社会阶层的讨论很薄弱，对籍贯这一关键问题更是没有涉及。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直言“政治史的逻辑左右了社会史的解读”，并抛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疑问：论文没有充分考虑墓葬砖铭的文体和场合，直接视作政治的表达，是否合适？他认为砖铭中天下、九州等语，反映了移民视角，似乎是在说服死者的灵魂，将吴土、广州作为最后的栖息之地。孙齐则指出，对砖铭中“余”字的解读很关键，到底是“我们”的意思，还是“剩余”、“只有”的意思呢？李永生韩吉绍板桥晓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曾在山东大学学习汉语，所以她表示时隔多年能回山大发表论文，颇为开心。她的论文《晋宋交替与仇池政权》认为，在两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仇池政权是个特别有局域性的政权。在统治氏族和统治领域不断重编的南北中国之间，仇池比较稳定地维持了晋朝藩屏和接受晋朝遗民的角色，与晋朝的关系延续到晋宋交替后，并奉刘宋为正统王朝。评议人陈志远认为，与一般民族史研究的路数不同，这篇论文的视角延续了日本学界对藩属体制、国际秩序的关注。在他看来，论文“梳理了地处南北对峙夹缝中仇池杨氏政权向南北两方政权称藩的官爵、名号，其学术关切点却不在仇池政权本身，而是由此观察晋宋之际的天下/国际秩序和时人的正统观”，不过这个观察部分夸大了晋宋之际的断裂。对于藩属关系，传统的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实力、地缘格局和军事部署等，而作者赋予官爵、名号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证据给予支持，值得思考。陈志远还建议作者从移民人群的规模和构成去分析仇池杨氏政权的行为。板桥晓子陈志远武绍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他在报告自己的论文《敦煌本<秋吟>新探》时用抖音开场，将现实生活中生动活泼的画面与遥远的古代僧团生活关联起来，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吟》是僧人沿街巡门化缘所用的唱本，目前在敦煌文献中共发现四本，据考察，作者认为它们的流行年代大致都是五代宋初时期，继而分析敦煌僧人对《秋吟》的学习和改编，让读者对8—11世纪敦煌僧团社会生活形态的变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评议人翟旻昊（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认为作者观察敏锐，对史料的处理相当细致，同时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建议：一是他注意到“乞衣”类文本与其他佛曲抄在一起，期望作者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他提醒作者关注“大圣观音菩萨”在文本中的表演性意味；三是建议进一步阐发初次文本、再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信息改变所包含的意义。武绍卫翟旻昊8月25日上午的主题是“北族王朝的内亚性与华夏性”。三田辰彦（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三国两晋五胡庙制与“太祖”庙号》主要探讨继承刘氏汉朝势力的政权如何进行宗庙祭祀，分析“始祖”与“太祖”的关系，考察桓玄建立的楚（桓楚）如何对待“太祖虚位”的问题。评议人胡胜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认为，这篇论文“虽由宏观视野进行探索，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作者对基础史料的娴熟与见微知著的治学功力”，不过他认为论文三个部分讨论的议题关系并不紧密，可以分别详加研讨。首先，他指出继承汉的三个势力——公孙氏、蜀汉、汉（刘渊）——之间差异甚大，“是否能拿来等量齐观、相互比较，颇有疑义”。接着他指出在“始祖”“太祖”问题上的分类也值得斟酌，继而对桓玄未祭祀祖父以上的先祖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赵永磊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礼学的角度进行更为系统性的个案研究，尹承则认为这类题目应该在更长时段的视野下加以探讨，胡鸿围绕孙坚庙，提醒作者关注长沙走马楼吴简的相关材料，以及王素先生的相关研究。三田辰彦胡胜源赵永磊（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在礼学方面素有积累，所以他的《北魏的华夏天神祭祀再探》并不是单纯的制度溯源，而是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论文认为，北魏国家正统性的塑造在其所行华夏郊祀制度与华夏郊天礼上具有突出的反映，进而考察指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郑玄学说，而北魏郊社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时期的旧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直追曹魏的正统心态。评议人小野响（阪南大学）认为这项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作者在金子修一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从北魏与南齐对抗、强调自身正统性的观点出发，综合多种史料分析北魏采用郑玄学说之事。另外，他还提出三个疑问，分别涉及“有司摄事”、“乐”的问题，以及“汉魏故事”与北魏华夏礼仪之间的关联。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北魏寻求华夏性、争夺正统，早在道武帝祭天就已开始，论文何故强调孝文帝祭祀昊天上帝而与南齐争正统，而未分析道武帝祭天在争夺正统上的重要性。熊昕童对于选择郑玄学说与彰显北魏政权正统性之间的直接关系提出了质疑。赵永磊小野响如果说上面两篇论文更多探究正统性问题，选题的传统意味较“重”，接下来两文共同的关键词则是“文化转型”，传统的意味较“轻”，一篇“吃喝”，一篇“玩乐”。先说黄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看到这个题目，评议人吴承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说，“论文的主题，或许是受孙正军先生《正史书志的书写策略：以六朝史志不载龙舟为例》一文的启发。论文的题目，不用说则是对罗新老师《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致敬。”作者“巧妙地将娴于弓马的北魏皇帝‘安置’在惊涛骇浪的龙舟之上，光是这幅图景的反差（或滑稽）程度，就足以紧紧抓住读者的兴趣与目光”。如吴承翰所指出的，本文的一个关键是孝文帝以华夏文化中的“龙舟”作为政治符码，将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并且延伸到公共建设的政治过程。不过，吴承翰也对论文提出了质疑：在胡人君主华夏化的过程中，相较其他因素，龙舟究竟具有多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是如何生成的？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讨论中认为，修建水池可能是北族的一种传统，未必跟华夏性有关。胡鸿指出，文章只写了孝文帝一人，题目拟作“龙舟上的北魏孝文帝”或更妥帖，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便是，为什么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没有继续这种日常仪式？他还提示，代北军民对水战并不陌生。陈志远认为，南朝并没有垄断造船的技术，后赵也有关于造船的记录，建议作者参阅造船史之类的著作。黄桢在回应时提及此前曾就该文向罗新教授请教，罗老师认为阐发仍有未尽，需对“从马背到龙舟”的转型意义略加申论。黄桢吴承翰和黄桢的论文一样，胡鸿的《牝马、酪酒与北族王朝——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马》也是因阅读《魏书》产生疑问而引发的。这篇论作敏锐地注意到正史中的两则材料——“丁未，禁河南蓄牝马”，“戊寅，通河南蓄牝马”，认为“此种不易理解的史实往往蕴含着某种已经消失的时代特质，不应轻易放过”，由此出发，作者问道：为何单独禁止河南地区？为何是牝马，而不包括其他马，也不包括牛、羊等？然后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追踪牝马的生存环境、牝马与酪酒及北魏贵族的关系、畜养牝马的成本等问题。评议人黄旨彦（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系）认为，“作者奇思迭出，论证妥适，很有说服力。”她介绍了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史的角度，指出马奶酒与粮食是人与动物共同竞争的资源，旱灾造成食物链供应断裂，这种情况下的资源竞争值得重视。她援引西方学界的研究，认为马奶酒并不是奢侈品，而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她建议作者分析文化象征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不平衡的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她认为宣武帝对灾荒的救济政策并非游牧民族习惯采用的救济方式，由此入手，或可弥补论文对“文化转型”阐发过于草率的缺陷。王炳文介绍了他对汉唐时期国营畜牧地的推测，认为“胡马入洛”行为大于意义；他还猜测牝马可能与龙有关，进而与天象产生联系。翟旻昊则对牝马与灾荒之间的联系提出问题，另外他指出这个材料只发生在一个皇帝头上，是否有这个皇帝特殊的考虑？孙齐也对牝马与灾荒的联系产生疑问，小野响对酒的类别和品性提出质疑。胡鸿一边笑言自己“已经被打成筛子了”，一边从容作出回应，认为马奶酒在各种草原民族的饮品中“鹤立鸡群”，再次确认它的奢侈品属性，是贵族消费，同时认为这种酪酒对代人而言带有文化乡愁的色彩。胡鸿黄旨彦下午会议的主题是“律令制下的东亚世界”。于晓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通典·兵典>的秩序观》认为杜佑家族中皆有军事作战等相关经验，应有兵学传承，所以杜佑撰写《兵典》，必有他对于军事的思考与体认，对杜佑抄袭《政典》之说作了辨析。论文还检讨了杜佑笔下的国家兵力配置问题，认为这应是杜佑对安史之乱的反思。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评议稿写了五千余字，是本届会议评议篇幅最长的。他认为于文试图进一步理清《通典》的结构和写作理念等问题，这种努力值得鼓励和提倡。就《通典》是否抄袭《政典》这一问题，吕博认为需要考虑《通典》“制度类书”的性质，其特色在“编”而不在“撰”，所以不必过于纠结“抄袭争论”。这种体例的“制度史”的形成过程及历史缘由，更值得关注和思考。至于历来学者评判《通典·兵典》最严重的缺陷是多录“兵法”而不录“兵制”，常录战例而鲜录“军事制度”，吕博认为这牵涉到如何认识杜佑军事思想的问题：军礼放在《礼典》，军费置于《食货典》，将领选拔列入《选举典》，相关军事制度如府兵制放在《职官典》。所以应整体利用《通典》，而不是单纯依靠《兵典》，来探讨杜佑的军事思想。至于杜佑对安史之乱的剖析，吕博认为这是“杜佑关于唐代时政最精彩的议论之一”，其主旨在于揭示藩镇体制建立带来的冗官冗费问题。杜佑的“二统说”其实揭示出安史之乱的实质是东北边防军打西北边防军。于此不难看出评议人对这一史料的熟稔，及其对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杨晓宜进一步杜佑检讨府兵制和安史之乱的问题，是否在政策上有所建言。于晓雯吕博尹承（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攻宋史，这次提交的论文则是《<大唐开元礼>宾礼考》。论文开门见山，指出以往宾礼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宾礼的性质和范围鲜少措意，二是对礼书文本的性质不甚了解，误把剧本当作演出本身。于是论文考察宾礼在中古时期形成的南北两条线索，在历史背景下把握宾礼的性质和范围，继而讨论开元宾礼文本的来源和构造，然后论述唐代实际的“涉外”接待礼仪。评议人杨晓宜（来自台湾，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本文的构架和论证相当谨慎、精细，善于小中见大，宾礼虽然只是礼的一部分，“作者却可以看到宾礼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隋唐帝国的统治策略与对外关系”。在她看来，论文题目和结构、个别概念还可再作斟酌。此外，她建议作者深入考察《大唐开元礼·宾礼》与唐代对外统治理念的关系，唐代礼法与外交礼仪的关系，以及唐代宾礼的实践问题。吕博就论文提出几个疑问，尹承直率的回应，引来阵阵笑声。黄桢对南朝礼仪的分类提出不同的看法。尹承杨晓宜张淑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监主受财枉法”条从唐律到宋刑统的转变》一文，对唐律中六赃之一“监主受财枉法”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沿革作了梳理，并讨论了其发生变化的背景。论文详细检讨了唐律的原规定和三条勅节文、两条勅条和一条起请条，接着考察了唐宋时期的司法实例。井上满奈实（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在评议中指出，“本报告可谓填补了成果较少的五代贪贿研究的空白”，但是仅仅讨论“监主受财枉法”这一法条尚不足以展示整个形势，期待作者再接再厉。另外，她还就文中的几处具体论证提出了异议。吴承翰、尹承、杨晓宜等参与了讨论。张淑惠井上满奈实严茹蕙来自台湾，师从高明士先生，现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她的论文《日本古碑所见律令制初期的家族关系——以山上·金井泽碑为例兼论与唐制关系》，通过解读古代上野国（今日本群马县）两块碑的碑文，来探索日本律令制时代初期地方社会的家族形态，认为唐代偏向以男性直系血缘为家族主要结构重心，8世纪日本处于“母系社会”时期，男女双方较为平等，虽引进唐令，但根据本国的情况有所调整。评议人焦堃指出，论文对日本律令制初期所谓的“母系社会”的具体形态缺乏说明，他引用义江明子《从“刀自”看古代日本社会的性别》一文，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称为“双系社会”似更为妥当。他还对碑文的识读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华觉察到上野国位于当时日本的边缘，是天皇的势力无法照顾到的地方，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上野国那个区域的情况是否可以代表日本的主流社会？针对这些疑问，严茹蕙在回应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严茹蕙焦堃以上就是联谊会发表、评议和讨论的大致情况。本届工作坊暨中古史联谊会于8月23日晚上有一个座谈会，主题是“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魏斌、孙正军、仇鹿鸣、胡鸿、吴承翰、永田拓治等作了精彩的报告，可以视为联谊会的预热活动。8月25日，联谊会在论文发表和评论结束后，设有综合讨论环节——这个“节目”在学术会议上很容易变成鸡肋，要么自说自话，要么沦为空洞浮泛的“总结”，难以形成讨论和交锋。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这群青年学者“唯恐天下不乱”，临时鼓捣出一个议题——“中古史研究的瓶颈与困境”，与两天前积极向上的“重绘可能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虽然自诩（也可视为自期）“中古史研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这批80、90后学人其实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中古史危机重重，为此大胆制造“假想敌”，勇敢地向自己“开炮”。综合讨论过程中，诸位学者畅所欲言，气氛活泼而热烈，有与会者表示“三观震裂，收获巨大，久久不能平复”。8月23日畅谈“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8月25日商讨“中古史研究的瓶颈与困境”会议最后，《文史哲》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和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韩吉绍教授作了闭幕式致辞，为本次工作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时刻9月15日讯（通讯员 夏金龙）“天人合一”思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生活依然具有深远影响。那么，它对传统史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传统史学是如何运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进行研究的？这种影响和运用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渊源？9月18日（周一）下午三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高鑫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为我们精彩开讲“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讲述司马迁天人合一思维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历史演变以及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特点等问题。【讲座信息】主题：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主讲人：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持人：钱永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时间： 9月18日（周一）15:00至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汪高鑫先生，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与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中国经史关系史》《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速读二十四史》《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等20余部，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持国务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和教育部人文规划基金等10余项。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1项。【岳麓书院讲坛简介】岳麓书院讲坛秉承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精神，打造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的高端高雅文化品牌，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倾力打造的公益性质国学讲学活动。讲坛举办是为了拉近国学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学者智慧，彰显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报名通道】扫码二维码报名

内容提要：在国际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以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保持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关键词：伊格尔斯/史学史/中外史学比较/兰克史学/浦朗穆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译 者：屠含章 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修订《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新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伊格尔斯(1926-2017)老师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伊师与我，还有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了这本书。此书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中文、德文、希腊文与俄文。英文修订版在2017年出版，其中文新版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斯的全球视野是一以贯之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高龄，多次前往古巴，主要与哈瓦那大学的同事合作，希望促进古巴与全世界历史学家的交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个角色伊格尔斯一直扮演得很好：如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①我与伊师最后一次谈话，主要是在电话上他讲我听，因为他的听力已经退化到无法听清我在说什么。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自己的古巴之行以及自己也许能够为当地学术社群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潜在改变感到非常兴奋。多亏他所发挥的作用，2017年春，古巴举办了一次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欧美的多位历史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师也因身体衰弱而未能出席。尽管有着这些遗憾，古巴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非常感激伊格尔斯为工作坊所做的组织工作。伊格尔斯在古巴的一些朋友也提议将《全球史学史》译为西班牙语。我恳切地希望，尽管古巴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阻隔，这一建议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一、取舍平衡：改造历史学的领域我之所以提及《全球史学史》多种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伊格尔斯将历史研究全球化及沟通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这项事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对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它在今天仍是一项挑战。2011年，著名德国学术出版商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Vandenhoeck-Ruprecht)向伊格尔斯表达了将《全球史学史》译为德文的兴趣。伊格尔斯对这家出版商非常了解，因为这家出版商也出版过他的其他著作，比如《20世纪的历史学：一个国际间比较的批判性回顾》(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Ein kritisch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和《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后者是伊格尔斯与其妻威尔玛合著的自传。即便如此，就像以往出版著作一样，伊格尔斯对此事非常认真。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于2008年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出版物，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囊括进来。比如，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R.Woolf)于200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的一部综合性概述。伍尔夫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伊格尔斯与穆赫吉都参与了该书一些章节的写作，我则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提供了审阅意见。当然，2008年以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论著出版。因此，我们都同意趁《全球史学史》被译成德文之机，做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修订工作。但问题是如何修订。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希望出版一本简明扼要的修订本，而不是增订本，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格尔斯与穆赫吉很努力地工作。举例而言，为了升级扩充原本的章节，如有关后殖民主义、性别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伊格尔斯删掉了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些内容，以便留出可用于扩充的空间。在出版德文修订本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英文版的修订工作中。为了囊括、增入更多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对原有内容做了删减。伊格尔斯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并经过与许多同事、学者的商讨，不仅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历史学的部分，而且还写了全新的章节，如俄罗斯与南非的史学。伊格尔斯的做法非常令人钦佩：在离开教授岗位二十多年之后，他不但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且还表现出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全球化的极大兴趣。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也许是英文学界第一本希图对史学研究采取全球路径的书，但它不是唯一的著作，在内容上力图取舍平衡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面对的困难。比如，丹尼尔·伍尔夫在1998年编辑《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时已经表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或者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的篇幅为代价，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比较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这类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②也就是说，伍尔夫在编辑该书时也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尽管他的态度略显勉强。不过，伍尔夫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与我们的《全球史学史》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样的解释对其读者来说，的确有些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在他上面的解释中以“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例。诚然，单是增加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与著作并不能给以全球视野研究史学史带来帮助；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在囊括历史学家的方面做得更加全面。但据我所知，对于欧美的历史学家来说，将中国历史学的例子描绘、呈现为“他者”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历史著作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传统，但这两种传统有明显的差别，从而促使很多西方学者给出不同的评价。早期的一些评价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大体倾向于涉及中国文明的本质。伏尔泰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拥护历史进步观，并都认为全世界的文化与民族会遵循一种线性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试图以共同的标准去评价每一个已知的文明。对伏尔泰来说，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文化成就的水平。他称赞中国广阔的幅员与城市，并相信这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高等的文明的证据，因为这使欧洲的王国与城市相形见绌。伏尔泰也提到了在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几项重大发明：丝绸、造纸、印刷与火药。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他写道：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早在上述日蚀的日期之前230年，他们就已经不间断地以真实的资料把编年史一直记载到帝尧。③伏尔泰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评论也许透露出他的轻信，因为他似乎过于依赖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而这些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士大夫的尊敬以及与他们的友谊，会将后者的话当作理所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不仅西方的历史学家，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质疑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记述的可靠性。④不过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内容有一点仍然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从古代直到19世纪(或者说到这一传统在现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中国史家所留下的令人赞叹的海量史书。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的评价迥然不同，但似乎没有人对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多产有所异议。1961年，当毕斯利(W.G.Beasley)与蒲立本(E.G.Pulleyblank)这两位欧美当时杰出的亚洲学家合编《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这是总结亚洲历史著作传统最早的尝试之一)时，他们表示：“中国生产出了一种历史文献，其优点与局限都很特别，但是在记述的产量、长度、连续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⑤当然，我们不确定中国传统是否独一无二，因为在西方史学传统当中，从古希腊、罗马到前现代时期，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文献的数量也许同样巨大。同样，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发展出了历史写作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这使两者成为史学史研究中值得比较的对象。然而，近期的研究逐渐表明，在史学史研究中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书写上反映出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偏见。因为就我们所见，历史意识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不一定是写作，就算是写作，也不一定要以散文的形式展现，尽管在现今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散文已经成了一种主导的形式。伊格尔斯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中指出：“我们愈益认识到，所有文明都拥有历史意识，其中很多文明还有历史书写的传统。”⑥我们在合写的《全球史学史》中展示了世界上四种主要的历史传统：西方、中东、印度与东亚。这么做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们有源远流长、始自远古的传统；第二，它们包含了宗教的组成部分，且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了历史的观念与书写；第三，在不同程度上，这四个区域都存在历史作品生产的机构体系。⑦如上文所提，在此书的修订中，我们——尤其是伊格尔斯——极大地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希望强化我们共同的信念：“所有文明都拥有一种历史意识”。就非洲史学而言，尽管历史书写的职业化直到“二战”后才出现，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近来主张，历史著作并不是我们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拥有历史意识的唯一标准。大约当非洲史研究与从兰克史学衍生的西方模式趋同之时，伊彦·范西纳(Jan Vansina)写作了一本有重要影响的《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尽管大多数非洲人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没有留下很多历史文本，但是非洲文明并非缺乏历史意识，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讲述历史的口头传统。范西纳认为，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目击者的叙述等与文字资料同样珍贵，因为尽管这些形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但它们都携带着来自过去的信息。他将口述传统定义为一个“以口头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的过程，因此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尽管范西纳指出了口述资料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它们应该是更加珍贵的，因为“这样的资料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来自内部”。⑧无需多言，即使是非洲历史学的研究，口述资料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唯一资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来访客留下了关于非洲大陆的文献资料。这些访客包括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伊斯兰与阿拉伯的作家。从近代早期开始，欧洲的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也留下了与非洲相关的记述。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正如博古米·约瑟维奇(Bogumil Jewsiewicki)与大卫·纽布瑞(David Newbury)为他们发人深省的著作《非洲的历史学：为哪个非洲书写历史》(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⑨所取的标题，如何呈现真正的来自非洲本土的关于其历史的观点，其方式肯定是多元的、多样的。范西纳对口头传统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们由此能够踏入非洲人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记忆宝库。在此以后，研究非洲的许多学者，包括非洲本土与非洲以外的学者，提倡并努力将非洲本土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非洲化。举例来说，莱斯大学的一位已故教授、肯尼亚学者E.S.阿提艾诺—奥迪安博(E.S.Atieno-Odhiambo)认为，非洲史研究能够通过吸纳非洲本土的传统而变得更加丰富，表现为跨民族的主题与地方史、方言史。阿提艾诺—奥迪安博希图寻找一种非洲的历史哲学，他提出了如下尖锐的问题：历史学只属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我们是否已经迎来质疑这一认识的时刻？或者说，在非洲史的研究中非洲人能否明确表达一种非洲人自己的独立于西方传统之外的认知？非洲人的认知需要让西方人理解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需要与高校学术机构中的历史学专业研究者捆绑在一起吗？是否仍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西方模式内工作的人当中能够有人做动脉搭桥术，搭建能够通向非洲历史宝库的上游高架桥？⑩这些问题摆在了非洲历史学家面前，也摆在了以全球化视野考察史学的我们面前。其实，像他一样，我们不太确定能否在史学领域中避开西方的认知。但是对于史学史研究，或者说“历史知识学”(相对historiography而言，historiology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指的是历史的知识)而言，我坚信，将文字资料去中心化，使其不再成为每个文明表现历史意识的唯一场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二、历史书写一定要用散文形式吗？确实，如今环顾历史学的局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文字资料已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几十年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吸引力是一个显例，证明了基于口述与其他非书写资料的历史研究的可信性。正如约尼—马蒂·库卡能(Jouni-Matti Kuukkanen)所说，即使历史学“基本上采取文字的形式”，后叙述主义历史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11)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散文这种构建历史叙述的主导形式是否应该仍然被视为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的形式。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全面赞同海登·怀特说历史写作的本质是诗歌，而散文只是一种文字结构的看法，(12)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文明中，韵文与其他押韵的文字形式，还有对句形式的文字表达都是记载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有效工具。回顾历史，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司马迁以及继他之后的古代中国史家选择用散文的形式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这也许完全是一个巧合。当然，更凑巧的也许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用散文书写的叙事的历史，不加修饰的语言，逐渐被采纳为历史写作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理所当然地将散文视为历史写作公认的唯一形式。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司马迁所谓“无韵之离骚”的文体，影响无疑是最大、最深远的。但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文献当中，都有歌曲、诗歌以及其他富有诗意的语言。西方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Matin Kern)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主张，尽管中国人一直渴望并追求真实的再现，但中国人的早期写作纳入了多种形式的诗意的语言。(13)在司马迁之后的五六个世纪，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在写文章的时候仍旧偏爱修辞性更强的文学形式，比如对句、韵文、辞赋等。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中国史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第一篇回顾史学演变的文献。刘氏用对句的形式写作，不仅上下句字数相同，而且每行表达的含义相对或相反。不过，这种表达形式似乎也并没有阻碍刘勰自由地讨论、评价以往的历史著作。比如他评价孔子修《春秋》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14)可见，刘勰的文字虽有些雕琢，但大体上做到了辞不害意。这样的实践在之后继续延续。从7世纪早期开始，甚至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显其端绪，中国的历史写作进入了官方体制的成熟阶段。在唐代，中国不仅实现统一，还进入了官方史学的兴盛时期。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大体都在唐代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此后，官方修史的实践也从中国扩展到中华文明圈的其他地区。中华文明圈内所产生的历史文献大多都是用平实的散文书写的，但散文仍然不是唯一的形式。刘知幾在他的《史通》当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格来表达他对官方史学的评论，比如叠音、重言、拟声和排比，虽然他的文风总体上没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华丽。这再一次证明，散文不一定是历史写作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观察西方和中国之外的史学传统，可以看到其他文明中有很多历史文本采取了韵文或者其他文学形式。中东和南亚的历史书写传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过去，学者倾向于不相信(甚至忽视)近代之前的穆斯林史学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因其“变形的句法与浮夸的措辞”，“只是夸张的言辞”。(15)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西方的偏见，认为平实的散文是客观叙述的保证，从而并没有公平地看待这种历史记录，认可其为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历史意识同时存在于形式与内容之中。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评价则更为负面。由于缺乏散文形式的历史文本，印度文明被贴上了没有历史的标签。近年的一篇文章仍旧声称：“从历史编撰学的标准衡量，印度人没有历史著述”，“他们没有记载功业(res gestae)的历史，也就是说，史学没有发展到具有真正的政治地位的地步”。(16)这样的观点再一次反映出许多学者仍试图以现代史学标准评判文本是否具备历史性。伊格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敏锐地观察到，当西方学者在比较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史学实践时，他们通常将非西方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的历史著作相对立，因此忽视了传统的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在观念和实践上的许多相似之处。(17)维奈·赖尔(Vinay Lal)在一篇介绍印度史学发展的文章中，从比较的角度观察了所有古代东西方文明，他写道：“在自称表露了作者‘历史感’的所有文本之中，没有一篇显示出对历史因果的理解，也没有展现出对历史方法与证据运用规则的熟练运用。”(18)他也许说得太过了，但他的观点让人注意到历史学正是在现代经历了一场转型。毋庸置疑，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史学实践正是这场转型的结果。这场转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那里持续发生变化，并逐渐传布到整个现代世界。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书写的欧洲经验没有那么特殊。(19)印度知名学者罗米拉·塔帕(Ramila Thapar)指出，尽管散文从来都不是传统印度文明的主流写作风格，但历史意识在古代印度的其他形式的写作当中是存在的。的确，塔帕发现了一种形式多样的文体，她称之为“艺提哈撒—普拉那”(itihasa-purana；梵文中意为“古史”)传统，描绘了从吠陀时代直到14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传统之中既有叙述，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诸如史诗、仪式文本、英雄赞、系谱、编年、铭文与传记。“艺提哈撒—普拉那”抑或“古史”传统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还不断演化。根据塔帕的说法，这一演化证明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从展现历史意识，到形成历史传统，再到历史书写。(20)总之，在古代印度尽管散文不是写作的主要形式，但在其与伊斯兰的历史写作传统融合之前，显然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21)三、中国如何成为“他者”？无论是从时长还是数量来说，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都与西方相当，这使得中国史学成为一个可以作为史学比较研究的对象。除了对一般性的历史文本之间做可比性的笼统评价，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比如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这两位从中西两种传统之中产生的伟大历史学家。(22)但是在“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之后，鲜有西方学者会像18世纪的伏尔泰那样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成就而赞叹不已。有趣的是，这一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如在大多数作品中讨论的，是伏尔泰等人所宣传推广的启蒙的历史观念。换言之，在启蒙运动提倡人类历史的线性进步观以后，历史文化不再兼容并包，而是变得像罗米拉·塔帕所说，统一成“一种特定类别的历史学”。因此，“如果从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学，那么一个文明中是否存在历史的文化就需要重新界定了”。(23)虽然在这样的脉络中，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有历史文化，但与此同时，从19世纪以来只有少数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的一样重要并具有重大意义。以提倡全球史闻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根·奥斯特哈摩尔(Jürgen Osterhammel)观察到，“18世纪的欧洲将亚洲与自己比较，而在19世纪则不再接受这样的比较。”(24)毕斯利和蒲立本在编辑《中日史家》时提供了他们的解释：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其文化紧密相连。它当然没有行将就木，但是由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被西方的影响所吞没和改变，西方史家便没有什么意愿承认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也无意考量其作为一个不同的传统在当今的相关性，以求与西方的史学加以比较。(25)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史家》出现的同一个十年内，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浦朗穆(J.H.Plumb)出版了一本小书《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此书在一个更为理论化的高度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讨论西方史学的成就，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子。而浦朗穆比较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正如此书题名所示，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所有历史学家都研究过去、书写过去，但他们对过去持有不同的态度。在前现代，尤其是反映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国传统，过去被当作权威——历史学家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在于他们希望将过去作为现在的指导。但是根据浦朗穆的说法，现代历史学的取径与前现代时期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看待过去的不同方式：现代西方史家不再将过去看作是权威、约束与主宰人类生活未来发展的力量，而只将过去看作考察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过去与历史是需要区别开来的。浦朗穆声称：“当历史开始从过去脱离出来之时，历史学才吸引到了最富才智的人才。”(26)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尽管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历史文本，质量上比同时代的西方史家质量要高，但他们的作品仍不如后者重要。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中国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Einhard，775-840)和奥托·弗莱兴(Otto of Freising，ca.1114-ca.1158)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对客观地处理和理解历史，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成功。(27)浦朗穆的观点建立在他对中国与西方史学实践的主观、肤浅的理解之上，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将过去看作是一个遥远的实体能否引起“最富才智的人”对历史学的兴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对过去的兴趣通常出于敬意，而对过去的敬意是历史意识产生并发展的起源。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作历史，都源于他们想保存过去这一欲望。至于浦朗穆说中国从未发展出批判的历史学，这当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浦朗穆写他的《过去之死》之前，蒲立本已经为《中日史家》贡献了一章，讨论了唐代的刘知幾与宋代的司马光所运用并发展的批判方法。(28)浦朗穆也许读过蒲立本的文章，因为当他表示中国没有发展出批判的史学时，他举了汉代司马迁的例子。他也谴责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处理资料时的轻信，并将他们的实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语义学家相比较。但即便是司马迁也没那么不堪一击，因为司马迁在开始他的写作之前，已游历多处历史遗迹以搜集一手信息，为的是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在这方面，司马迁是可以与古希腊被过度夸耀的“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的，因为后者表达了他对于真实可靠信息的兴趣，并为了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实地考察了战场。几个世纪之后，当刘知幾与司马光著书立说之时，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体系化。实际上，正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研究唐代官方史学的著作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历史文献在运用之前从搜集、分类到考订的复杂流程。历史的编纂也遵循着一道严密的程序：历史学家首先写出多种版本的草稿，再确定最终的叙述。(29)倘若中国史家缺乏确保记录与写作的真实性的欲望，他们就不会发展出如此细致的程序。一个更宏大也更有趣的问题是：即使史家已经考订资料并确认其可信性，这就能够保证记述的真实性吗？答案也许依然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当浦朗穆给中国人的史学实践贴上天真、稚嫩的标签之时，实际上恰好揭示出他自己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天真。我们当然不必像海登·怀特那样主张历史写作不过是“纯粹的语言结构”，认为史学研究应当专注于发现历史叙述形成中的诗学的行为。(30)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可信的史料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但其本身不能保证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像照片中的图像也许是真的(除了那些刻意伪造、展现的之外)，但那仍旧只是部分的真实，因为那是从拍摄者选择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再者，围绕着某个主题所收集的材料永远都是不够的，且不可能没有包含偏见。如何组织这些不完整的、态度有偏颇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对于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都仍是一个挑战。总之，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1969年出版之后，出现了对批判史学(通常与兰克学派相联系)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些讨论使得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浦朗穆所褒扬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成就。然而，承认在历史书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难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一目标。在此再次回顾伊师的例子对我们颇有助益，因为他不仅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还提出兰克/现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的应对之道。伊格尔斯在写作《德意志的历史观念》(此书初版于1968年，后修订于1983年)时，已经发展出了他自己对兰克史学的总体评价。20世纪末伊格尔斯在他对20世纪历史学兴衰的反思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再一次清晰地提供了他对兰克、对客观史学的主张的分析：“兰克所辩护的那种‘不偏不倚’(unpartheyisch)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远未表明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因而一切价值便毫无意义)，事实上反倒是显示出了各种社会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性质。”(31)但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并认为求真的目标值得所有治史者高举。在主要由伊格尔斯执笔的《全球史学史》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与19世纪专业史家的信念不同，我们深知理性探索的局限，因为我们对许多事件都无法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历史书写常常呈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而且这些不同和对立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克服。可是，虽然史家不可能明确无疑地重构过去，但他们常常有可能揭示比如为了服务于政治意识而做出的错误的历史陈述。(32)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我们承认获得历史真相的困难，但却不应该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另一方面，破除史料批判能够确保历史事实的传达这一迷思仍旧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展现出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过去与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欣赏不同的历史著作，不论它们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展开叙述的，以及多种形式的历史意识，不论是蕴含在内的还是外在阐发的。这么理解不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书写没有显著的进步。正如上文所承认的，历史书写在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转型是革命性的成就。但是欧洲的情况不是唯一的、单一的。尤其是比较视野下的考察表明，当新的时代来临时，通常会出现对重新找回过往传统的记忆的兴趣。著名史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有一篇不太出名的关于历史书写起源的研究，同样比较中西，但他对中国的评价比浦朗穆要高一些。他观察到，秦王朝的崩溃为之后汉王朝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开始感觉到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文化，但已经为人所遗忘，因此需要努力加以恢复。这一复旧的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最接近的事情：不仅有从历史著作中学习过去的欲望，还有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33)然而，这样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并非仅此一次。当欧洲文艺复兴中发展出的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引发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希望复活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时，大约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与东亚，明亡清兴引发了各种形式的重建主义，这以考据学、古学与实学的理念与取径为代表，成为一股横扫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强劲思潮。结果，史学与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结盟，地位得以上升，几乎与经学平起平坐。(34)四、全球史——全球的视野欧洲历史学的转型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而从18世纪直到现在，发生在东亚前现代的思想运动只是产生了地区性的影响。因此，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写作、研究历史的方式，不论地域或文化传统有何不同，几乎都遵循着欧洲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先在文艺复兴时期成形，并在18世纪、19世纪继续发展。当不同的文明向同一种模式靠拢时，其结果是，在21世纪初人们对全球史的兴趣增长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家大多没有动力为了比较而去研究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正如上文所说，当毕斯利与蒲立本于1961年编写《中日史家》时，人们已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凑巧的是，一年以后，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与P.M.霍尔特(P.M.Holt)合编《中东史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不过，没有人调查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因其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这一情况的恶果到今天依旧存在，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和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都是经由英语译成非西方语言的，法语和德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也是如此。但是，译成英语的中文、日文、韩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语著作却相对较少。(35)这使得比较史学的研究难以进行，这一点毕斯利与蒲立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承认，关于中国史学的情况，他们说：必须承认，即使西方的历史学家非常渴望能够理解远东的历史学，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首先，极少的史学作品被翻译出来。再者，因为史学是传统儒家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社会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必须深深浸润到文化与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史学。(36)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依旧差不多如此。(37)这或许可以解释，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尽管此前提及其观点偏颇，也有知识性错误，但其初版于1969年，到了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新版。新版没有任何改动，除了当代西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它的热心推崇。弗格森与沙玛都承认“他(浦朗穆)说了什么不如他说的方式重要”，还有他对中国史学的处理只能显示出“外行的过分自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书推荐给了今天的读者。(38)回到浦朗穆的主要观点，因为弗格森与沙玛两人似乎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吸引。浦朗穆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将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过去的功用被削弱了，转而成为一种研究的学科。实际上浦朗穆走得更远。他主张，在战后，过去(他主要指基督教徒的过去)不止被削弱了，甚至已经死去，至少病得很重，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不再通过思索过去从而预言未来”。(39)浦朗穆并没有为过去之死哀叹，而是将这样的情况看作是历史研究的新启程，以求形成对过去的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新研究领域的知识并建立对过去的新的理解非常必要。这不只在浦朗穆写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有趣的是，浦朗穆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再一次将中国作为反例，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仍旧处在同样的已往的束缚之中。他的这一观察忽视了中国所经历的剧变与现代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浦朗穆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他依旧断言“王朝叙述自然保留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解释消亡了。他们拥有的既非可用的过去，亦非历史分析与解释的核心”。(40)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全世界的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巨大转变，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舒适区之外的文明不太有更新认知、理解的兴趣。浦朗穆的书在初版约40年之后还能再版并备受赞誉，颇能说明这一现象。在其他情况下，尽管研究者渴望用比较的视野，但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写作不仅由西方学术机构完成，甚至它们覆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学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写作中展现这些文明的。(41)这种类型的实践背后也许反映了这样的认识：真正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只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能够将一个文明作为选题，做出站得住脚的研究，并将他们的发现写出来。在我看来，全球化视野下的史学研究，关键在于比较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如何发展出他们对历史的观点与史学实践，而不只是比较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历史在西方是如何被研究、书写的。总之，借用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一部书的题名——对于全球史与历史学，我们需要采取全球的视角。(42)当然，变化还是有的，只是步子比我们乐见的慢了不少。2015年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就是一个例子。此书的编写者梅里·维斯讷尔—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主编)、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来自世界的不同区域。有的编写者原本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之后才被译为英语收入该书。这一做法体现出编者想要呈现世界历史多样观念的努力。除了写作著名的《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之外，早在2008年，萨赫森迈尔还与哈佛大学的斯温·贝克尔(Sven Beckert，广受赞誉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发起了一项持续多年的题为“全球视角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Globally)的项目，该项目的论文集于2018年出版。(43)参与该论文集的撰写者包括我自己，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各种地方、多种场合交换意见，并发现这样的交流对于突破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是富有成效的。这个项目的主旨是提供对最近全球史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兴起情形的批判性的审视，比较其特征与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想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两个项目是如何以全球视野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的。《剑桥世界史》第六卷涵盖了从1400-1800年这一时间范围，如果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中心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但正如编者所论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没有构成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张的帝国仍旧在这一时期切切实实地存在着。(44)与此相似的是，《全球视角的全球史》一书为将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地方化”提供了证据，因为尽管在欧美，全球史在近期的成长已被看作是与民族史学的现代传统相对立的，但在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于全球史的开展则显现出不同的诉求。在这些区域，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有用的领域，使得各国或各地区自身与世界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更好的文化与经济联系。(45)让我们回到伊格尔斯作为结尾。伊格尔斯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不仅勤奋地修订《全球史学史》，并且还以同样的热情与我一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即《剑桥世界史》与《全球视角的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出版于2015年，囊括了来自不同民族、国家背景的撰写人。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与上文我讨论过的相似的益处：各种各样的作者与他们写作的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与史学的多种影响(注意其复数的形式)，(46)因为这些影响不仅不同，有时还有分歧、矛盾，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人们主要在葛兰西与卢卡奇的思想脉络中，通过现代文化批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在后来对拉美、印度等地的历史实践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相比之下，在苏联与中国，这种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的书更为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情况，其发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没有产生平行的发展。尽管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全世界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在俄罗斯、东欧等马克思主义曾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史学家却认为这些方法已经显得尘俗老套，甚至有点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在此书的标题中已经有所反映，(47)表明历史书写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十分多样丰富，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多样性也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史学界的情况。我们铭记伊格尔斯先生，因为在历史学的领域，他以世界主义的胸怀，致力于启发我们以一种全球的取径研究历史。这不但是为了解昨天，也是为了理解今天。注释：①参见Georg and Wilma Iggers,Two Lives in Uncertain Times: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Scholars and Citizens,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6,chap.8; Chen Qineng and Jiang Peng,"Georg G.Iggers and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The Many Faces of Clio: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Georg G.Iggers,New York:Berghaho Books,2007,pp.233-246。②Daniel R.Woolf,A Global Encyclopa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Garland,1998,Vol.1,p.xiv.③Voltaire,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from the Reign of Charlemaign to the Ages of Lewix XIV,trans.by Nugent,Edinburgh:William Creech,1782,pp.9-18.这里引自第9页。这里采用梁守锵的译文，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9-240页。④可参见Atthur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4,4(1929),pp.715-724; 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⑤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Introction,p.1.⑥Georg G.Iggers,"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istorein,16,1-2(2017),p.149.⑦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pp.16-18.⑧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p.29,197.⑨Bogumil Jewsiewicki and David Newbury(eds.),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6; Lidwien Kapteijns,African Historiography Written by Africans,1955-1973,the Nigerian Case,Leiden:Afrika-studiecentrum,1977; Luise White,Stephan E.Miescher and David William Cohen(eds.),African Words,African Voices:Critical Practices in Oral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Toyin Falola(ed.),African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Jacob Ade Ajayi,Essex:Longman,1993.⑩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Democracy and the Emergent Present in Africa:Interrogating the Assumptions",in Afrika Zamani,2,1997,p.31; 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From African Historiographies to an African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Toyin Falola and Christian Jennings(eds.),Africanizing Knowledge:African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39.另外也可参见Funso Afolayan,Historiography and Methods of African History,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060-9780199846733/060-9780199846733-0011.xml。(11)Jouin-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Houndmills:Palgrave-Macmillan,2015，引文见该书第5页。(12)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4.(13)Martin Kern,"Poetry and Relig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 and Rüsen(eds.),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05,pp.53-78.(14)引自Liu Hsieh,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15)Bernard Lewis,From Babel to Dragomans:Interpreting the Middle E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18-419.(16)Michael Gottlob(ed.),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uth Asia:A Handbook of Sourc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17)Georg G.Iggers,"What Is Uniquely Wester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China?",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2,pp.101-110.(18)Vinay Lal,The History of History: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0.(19)关于在前现代欧洲历史是如何书写、转变的讨论，参见Anthony Grafton,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0)Romila Thapar,The Past before Us: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arly North Ind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9-84,684-685.(21)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p.32-36.(22)Thomas R.Martin,Herodotus and Sima Qian:The First Great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China.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Boston:Bedford/St.Martins,2010; Siep Stuurman,"Common Human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n the Sedentary-Nomadic Frontier:Herodotus,Sima Qian,and Ibn Khaln",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33-58.(23)Ramila Thapar,"Some Reflections on Early Indian Historical Thinking",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p.178.(24)引自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5。(25)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26)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4,p.143.(27)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13-14.(28)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in William G.Beasl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pp.135-166.(29)Denis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0)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pp.2-4.(31)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也参见其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pp.63-89。这里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32)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13.(33)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Eyre Methuen,1981,p.156.(34)Peter N.Miller and Louis(eds.),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Q.Edward Wang,"Beyond East and West:Antiquarianism,Evidential Learning and Global Trends in Historical Stud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9,No.4(Dec.2008),pp.489-519; Peter Burke,"Two Traditions of Historiography",in Chun-chieh Huang and Rüsen(eds.),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iscussion,Taipei:V & R University Press and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5,pp.171-182.(35)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312.这里采用杨豫的译文，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36)Beasley and 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37)2005年，伍安祖与笔者合作撰写了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此书是一次增加对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认识的小的尝试。它在学术界受到了一致好评，但因读者群体过小，现已不再发行。(38)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xix,xxx.(39)Ibid.,p.102.(40)Ibid.,p.110.(41)可参见Michael Bentley(ed.),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7一书中有关非西方史学的章节。(42)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3)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London/Oxford/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44)Jerry Bentley,Sanjay Subrahmanyam and Merry Wiesner-Hanks(eds.),Cambridge Worl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Vol.6.(45)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46)“多种影响”，原文为“impacts”，故作者说“注意其复数的形式”。——译者注(47)《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一书的原书名用的是复数：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来源: 社科院网站

9月15-16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高原学科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根据《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介绍，本次论坛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从发布征稿启事到截稿，共收到了国内外八十多所高校共两百多篇论文，最终经过严格遴选质量较高的五十六篇论文入选。他希望论文作者能够利用此次论坛提供的平台充分交流和讨论，进一步对论文进行修改，最终经过专家匿名评审后，《世界历史》编辑部会从中择优刊发。会议开幕在会议的开幕式发言环节，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对本次会议论文的研究主题以及人文关怀给予高度认可。他指出，当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年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国际学术界交流，而且还能前往国外搜集第一手资料。从事世界史研究中青年学者充分应该利用这一机遇，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科研水平。徐再荣研究员则回顾了《世界历史》编辑部扶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学术研讨的传统。他指出，虽然本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尚属第二届，但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传承由来已久，其前身是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学术研讨会，从1983年开始到2013年共举办了九届会议。2016年会议改革后，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徐再荣研究员指出，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会议名称上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扩大了参会学者的范围。早期参会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现在扩展到50岁以下；第二，改变了论文遴选方式。以前参会人选由各单位推荐，现在则通过征稿选拔的方式确定参会人选，更加看重文章质量，不计较出身；第三，研讨方式的变化。由过去报告人主讲，与会者听讲的方式转变为提前发布论文信息，会上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形式进行。本次论坛分三个小组的讨论同时进行，每位发言人有五分钟的个人陈述时间，十五分钟的评议讨论环节。由于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多数尚在研究阶段，笔者就个人听取的部分报告的主旨内容略作介绍，以窥当前学界关注的前沿议题。徐再荣研究员全球史视野下大洋探险本次论坛中有两篇论文涉及航路的研究。其中，中山大学历史系费晟的《论十八世纪后期大洋洲地区对华航路的确立与影响》通过对殖民地档案，港口记录与跨太平洋航海日志的发掘，尤其是以新西兰海洋史家瑞安·理查兹搜集整理的1790年代悉尼前往广州的航路图与航海日志为基础，探究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区域如何与中国建立起稳定的远洋交通网络，同时也探讨了西方航海家打造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的意义。费晟介绍说，从大洋洲航行到达中国的动力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域海产品的开发与对华出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其中的历史偶然性在于，有三艘创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运输船返航时没有根据传统路线行驶，偶然走出了一条原本不合规定的新路，而通过这条新路进行海上贸易，形成了一条以悉尼为中转点，从南太平洋岛屿最终抵达中国广州的贸易路线——从大洋洲向中国贩卖海豹皮和鲸鱼油，换取中国的茶叶等物资。费晟指出，这条航线维持下来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明显看到近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路线，过去我们认为“敌从西来”，而事实上，大洋洲航线的开通使英国的扩张之路呈现出多向性，包括自太平洋东南部挺进中国的可能。其次，这个贸易路线的建立使北半球的人对太平洋中部的岛屿分布有了相对精确的地理认知，而且把大洋洲的海域和岛屿整合进全球经济网络中。对澳大利亚来讲，这条贸易线维持了殖民地经济的可持续性，否则在牧羊业和矿产业形成之前，维持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成本太高。这最终对英帝国在19世纪末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另一方面这条贸易线也导致了大洋洲非常严重的生态的损失。恰克图贸易衰落之后，中国市场上相当部分的皮毛品就来自包括大洋洲在内的太平洋海域，中国市场也造成了大洋洲海洋生态的损失。在评议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同样致力于太平洋史研究的王华副教授对于这一研究的意义给予了肯定，指出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还没有能够清楚说明太平洋地区是如何被纳入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这个研究是个有意义的尝试，同时就研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与费晟进行了切磋。环境史：植树改造“沙漠”的失败尝试环境史也是这次论坛中专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美的《〈植树法〉与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迁》以1873年颁布的《植树法》的出台及其作用为研究对象，揭示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迁。大平原地区一度被称为“美洲大沙漠”，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农业边疆的不断推进，“雨随树至”等乐观主义思想相继涌现，其中“雨随树至”假说由于得到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而备受关注。受其影响，1873年美国国会顺利通过了《植树法》，以赠予土地的方式鼓励大平原地区的树木种植，这一土地法令为美国社会描绘了一幅通过树木种植改变大平原干旱的气候，从而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美好愿景。但实际上，该法令所反映的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的主观环境认知与客观环境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雨随树至”假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人对降雨量受制于人类行为的说法表示怀疑。随着一系列的研究和观测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植树造林的影响有限，并不能改变气候环境。“雨随树至”假说的式微，直接动摇了《植树法》的思想基础，因而法令的实施步履艰难，国会虽然多次进行修订却于事无补，最终在1891年将其废除。《植树法》 的兴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化，人们终于认识到大平原尽管不是“美洲大沙漠”，但也不能通过植树造林变成丰产的“世界花园”。在失败的尝试之后，大平原地区开始调整和转变农业耕作方式，转而发展灌溉农业、旱作农业发展，并根据大平原独特的自然条件对公共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被遗忘与被发现的埃卡特·克尔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赵光锐的《国内政治优先：论埃卡特克尔关于第二帝国海权扩张问题的研究》以魏玛时期一位默默无闻、但在六十年代后被重新发现的青年史学家克尔及其德意志帝国海权研究为对象，反思了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在评议环节，华东师大的孟钟捷特别对埃卡特克尔做了一些补充。他指出，在国内学界以前几乎没有人真正对克尔展开过研究，所以赵光锐的这个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克尔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在德国国内找不到教席，被迫去了美国，很快突发心脏病死去了，年仅31岁。他没有学生，在当时也没有谁注意到他。在历史学领域有人研究了克尔之前的历史，有人研究克尔之后的历史，却唯独少了克尔的研究。六十年代在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克尔才得以被重新发现。而将其置于史学史的领域看，孟钟捷指出德国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世界史学界有所贡献，其理论资源就是来自克尔的实证性研究，这是克尔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建议研究克尔可以在史学史的角度再做努力，比如克尔的成长背景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克尔与同时代人的比较，再比如从克尔的老师梅内克开始的学术谱系就展现了德国史学界的一个有趣现象。孟钟捷说，德国大学的教席是有限的，后进学者谁能得到拥有教席的人的投票，才能在大学找到工作，而这些拥有教席的人就是不投票给左翼学者，克尔也因此找不到工作。但有趣的是，克尔的老师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是兰克的再传弟子，是《历史研究》的主编，是德国史学界绝对的主流，但是他却培养了一批和主流话语不相容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工作方面都不顺利，有的去了档案馆，有的在期刊编辑部里打下手，克尔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位。可以说，这个被遗忘又被发现的克尔在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仍然有不少可待挖掘的空间。分组讨论现场在论坛最后的总结环节，三个讨论小组分别总结了各自的交流情况，对这次论坛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本次青年学者论坛选题涉猎较广，传统大国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在其中仍占据较大比例。很多论文将某一具体问题置于宽广的研究视野和时空框架中来加以考察。其中，《美国国务院与日元汇率的确定》一文将日元汇率调整事件置于远东地区冷战的框架下，探讨了它对美国远东战略转换中的地位和作用。《巴黎谈判中的美国对越赔偿问题研究》一文利用大量美国和越南的档案资料，通过详细的考证，探讨了赔偿问题在美越双方各自的外交战略与和谈策略中扮演的角色。《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一文认为该行动不仅使得人民行动党清除了政治对手，确立了威权政治，还改变了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深刻影响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史料使用上，这些论文不仅利用了公开出版的原始文件集，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而且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越来越多地利用多国档案与资料研究。这些多边资料的使用，不但加强了这些问题的史料基础，而且也使得学者们能够就同一事件用不同国家的档案资料相互对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很多论文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材料的翔实，而且是研究视角的独特。例如，有论文在研究战后对外政策时，摆脱了单纯从冷战和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局限性，还涉及政府内部决策精英对国际行为的认知与判断。《秋明油田开发项目与日本对苏联的资源外交》一文指出，冷战时期的日本和苏联由于相互认知的错位和政治互信的薄弱，难以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认为日本放弃秋明项目并非是对中美苏三国态度的被动反应，而是基于长时段的收益性分析作出的主动选择。《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一文在使用大量英国政府档案的同时，还有使用了英国工商界的资料，对中英贸易委员会等对华贸易官方与半官方渠道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精细研究，详尽阐述了这些官方、半官方渠道，以及民间渠道的对华贸易扩展对英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后初期美国自由列车项目的政治动员及其影响》一文不仅仅从美国决策层的角度来研究冷战政治动员，而且把研究扩展到美国社会文化层面，分析了不同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进行会议总结近年来，在国际上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潮流的影响下，文化研究的概念、方法开始被运用到国内世界史研究中。在这次论坛中就有论文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他者、身份、记忆、认同等理论和概念进行研究。除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潮流外，国际史学界近年来出现了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有的论文注重从跨国视角考察文化输出，关注跨越国界的文化、教育、移民等方面的活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对中国戏剧在苏联传播的途径予以考察，探讨了中苏如何利用文化外交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盟友关系。《拐卖与反拐卖：利益博弈下的秘鲁华工身份游移》以“玛也西”号事件为例，指出不同利益群体对被拐之人的身份塑造及其冲突，揭示了拐卖与反拐卖现象的实质。还有几篇论文触及亚非拉国家，研究了印度、阿根廷国家的政治管理体制等问题。《1765-1772年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印度的政治辩论》一文考察英国国内这对东印度公司统治所进行的政治大辩论，阐释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本质。《印度1956年设立“印度边疆文官体制”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印度边疆文官体制充分体现了尼赫鲁政府对英帝国边疆政治官员制度的继承，凸显了1951-1956年印度扩展行政管辖为标志的“新前进政策”的单边主义实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游击组织发展动因探析》以蒙托内罗游击队为个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游击队发展逻辑和激进化原因。这些论文改变了倾向大国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的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画论研究，长期以“不懂绘画的汉学家”“不懂汉语的艺术史家”和善于处理单个问题的日本学者为主体而展开。滕固的出现及其研究成果无疑为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带来了新经验，更是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树立了“标本”，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反哺西方学术提供了好的榜样。联系到贡布里希、巴克森德尔对中国古代画论的高度评价[1]，我们更可看出中国古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关键词】滕固　艺术史学一接替林风眠担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是杰出美术史家滕固。滕固的办学宗旨是“以平实深厚之素养为基础，以崇高伟大之体范为途辙，以期达于新时代之创造”。对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林风眠曾力倡“历史的”“具体的”研究，这一点恰好在滕固那里落到了实处。滕固是中国第一位专业的艺术史学者，其个人成长经历与欧洲19世纪现代艺术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息息相关。滕固的艺术史研究，在风格分析、文化史、中外艺术交流史、美术考古等几个方面均有极大贡献，为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学术基石。1940年，滕固校长（后排左八）与部分国立艺专师生于昆明安江村根据原始档案记载，“1931年4月滕固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注册，开始师从著名的东亚艺术史家屈梅尔教授学习艺术史。1932年7月滕固参加了博士考试，并于1935年10月获得博士学位”。[2]其博士论文题目是Chinesische Malkunsttheorie in der T’ang und Sungzeit（《唐宋画论》），此论文曾刊于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东亚杂志》），后由柏林Walter de Gruyter出版公司于1935年出版单行本。当时，国内《艺术旬刊》曾报道此事，称：“前上海美专美术史教授滕固氏，曾于1929年赴欧洲研究美术史学，最近由普鲁士教育部核准授学位考试……柏林大学考美术史考古学学位本甚谨严，彼邦学者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尚在候选，而滕博士竟以二三年之功获得之，且中国人得此学位者自滕博士始，实为国际无上之荣誉。”[3]滕固的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前史》，介绍中国绘画理论的兴起；第二章《批评家的艺术理论》，分析朱景玄和张彦远在绘画史观和写作方式方面的巨大进步；第三章《画家的美学理论》，谈荆浩和郭熙的绘画理论；第四章《士大夫的艺术理论》，讨论了宋代士大夫画家的绘画观念；第五章为《馆阁画家与士大夫画家之辩》。据李雪涛介绍，滕固的论文得到屈梅尔教授很高的评价，从中我们亦可看出滕固在学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屈梅尔的评语是：这篇博士论文是第一次对这一有意思的题目所做的认真研究。中国人自身不论是对很久以来的绘画理论，还是对这一理论的相关历史都没有研究过。欧洲的研究，一部分出自不懂绘画的汉学家毫无系统的尝试，另一部分则出自不懂汉语的艺术史家的研究，因此几乎毫无价值……日本学者所处理的只是些单个的问题，或者较短暂的时代……对于人的地位的历史与造型艺术的关系，这一跨越了几乎千年的论文对于艺术的理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此时整个欧洲除了古典时期所进行的偶尔尝试之外，还完全处于沉寂之中。古典时期从未思考过的艺术史，也在此时在中国诞生了。迄今在欧洲文献中备受亏待的张彦远，论文作者也很有理由地对他进行了悉心全面的讨论，他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真正的艺术史家。[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滕固那里，艺术史被视为独立的现代学科—德语世界艺术史学者所说的“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是整体“文化科学”的组成部分。在《何谓文化科学》《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艺术与科学》等论文中，滕固即详细阐述了对这类问题的思考。艺术科学的提法主要应该归功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的学者。[5]按照德国美术史家施纳泽（Carl Schnaase，1798—1875）的看法，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的艺术史研究，“其核心概念为美术史（Art—History）、完美的观念（Idea of Perfection）、发展（Development）、分期（Periods）、比较（Comparison）、手法（Manner）、趣味（Taste）和风格（Style）、流派（School）、描述（Description）和鉴定（Connoisseurship）”。[6]显然，“艺术科学”为前述艺术史问题提供了可供检验的科学方法，反映了艺术史研究逐渐脱离哲学、美学玄想，古物学与历史学的文献考订而成为独立学科的新趋向。具体而言，即19世纪中后期方兴未艾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以“知觉”“视知觉”研究为核心的科学化的研究路径。在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希尔德布兰德（Adolf Hildebrand，1847—1921）的著作中，心理学中的“知觉理论”已经开始在艺术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奥地利美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在希尔德布兰德等人理论的基础上，又“构建了一套成对的心理学—美术学术语，用来历史地描述人类知觉方式发展的总图式。对于李格尔而言，美术学意味着美术史研究应建立在历史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基础上，以风格分析为手段从而把握艺术历史发展的脉络……它在出发点上迥异于传统的艺术手册、作为文化史的美术史以及艺术家传记模式”。[7]滕固所介绍的艺术科学及其背后隐含的知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欧洲现代美术史学的重要传统，从李格尔、沃尔夫林，到早期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再到今日约翰·奥涅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的“神经元艺术史”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研究脉络。这一方法倾向于作品形式及整体的风格史分析，改变了以往以艺术批评、作品真伪鉴定、艺术家传记以及画面内容释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基础。二当滕固在柏林大学求学时，这所大学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家是戈尔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1863—1944）。戈氏是与李格尔、维克霍夫、沃尔夫林同时代略晚的学者，是著名艺术史家施普林格的学生。沃尔夫林是柏林大学艺术史教席继任者，也是美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老师。在戈尔德施密特这一代学者中，风格分析的方法已基本确立，诸如李格尔对装饰纹样的研究，沃尔夫林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的对比研究，戈尔德施密特对中世纪雕刻的研究等都是极为成功的案例。戈氏的研究特点是注重“风格批评”（Stilkritik），这一点对滕固有极深的影响。 滕固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的奠基人，除去留学经历和他的博士论文，还因为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率先引入了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化史、考古学、中西交流史的概念，其艺术史研究方法恰与近代中国历史学的整体现代转型遥相呼应，同时也让美术史学者在一般历史学的框架之外找到了独立的、专业化的研究路径，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沃尔夫林风格分析方法的介绍和运用。1937年，滕固翻译了戈尔德施密特的《美术史》，向国人介绍戈尔德施密特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在注文中专门介绍了沃尔夫林：洼尔佛林（沃尔夫林）为柏林大学教授，现已年高，卜居瑞士秋里墟城（苏黎世）。他的学说影响于现代至为深刻，现今德国有名之美术史家及教授很多是他的门徒和私淑者。其主要著作：《美术史的根本概念》……此等著作已成为专家和一般知识阶级的必读品。[8]当然，滕固同样也运用沃尔夫林的方法对中国美术史进行了研究，在《唐宋绘画史》（1933）及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这些风格分析的新方法都有具体的呈现。范景中教授在《〈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译本札记》中提到，1931年滕固在《辅仁学志》第二卷第2期发表《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曾两次引用沃尔夫林的理论，后来在1935年第二卷第1期分析“唐代艺术的特征”，又附设“备考”，专论沃尔夫林的概念： 线描的和渲染（涂绘）的两个范畴，在美术史有特殊的含义；德国美术史家洼尔佛林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的艺术之不同，就是由线描的近乎渲染的发展。线描的，往往求事物限界的分明，而渲染的，排除限界使沉入漠然混合的状态（参考其所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我这里借用这两语，当然不是这么严格。我的意思，—以线条为主，表出形体之清明，可视为线描的；以色彩为主，运用强调的明暗法，表出物象之深远，可视为渲染的。“线描”和“渲染”，这一类术语全部来自中国画的术语和经验，而非沃尔夫林原义，这是滕固用西学来阐释中国艺术传统的一次尝试，在描述李思训和吴道子的艺术时，他还仿效沃尔夫林，提出了“装饰味”“豪爽味”这一对风格化的概念。在《唐宋绘画史》一书中，滕固即充分运用了风格分析的方法，针对以人物传记为主的传统艺术史写作方式，滕固提出以风格分析和艺术作品为本位，并对艺术史分期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在《唐宋绘画史》引论中，滕固指出：“研究绘画史者，无论站在任何观点—实证论也好，观念观也好，其唯一条件，必须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里抽引结论，庶为正当。”在他看来，艺术风格的发生、滋长、开拓，完全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而且有其本身的发展动力。这一“根源的动力”指的就是李格尔所论的“艺术意欲”（艺术意志，Kunstwollen）。在这一基础上，滕固又修正了以朝代史为框架的体例，并提出独立的风格史观，这一点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模式是一个重要突破。他说：中国从前的绘画史，不出两种方法，即其一是断代的记述，他一是分门的记述。凡所留存到现在的著作，大都是随笔札记，当为贵重的史料是可以的，当为含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是不可以的。绘画的—不只是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tilentwick—l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9]滕固的见解直接点明了形式、母题、风格的独立传统，与王国维所说的“古雅”有颇多暗合之处。在这一基础上，滕固又融合进化的历史观，对风格史做了新的修订。例如，在《中国美术小史》中，他就把整部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分为生长时期、混交时期、昌盛时期、沉滞时期四个部分，完全打破了朝代史的框架，明确了艺术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中国美术小史》初版于1926年1月，是一本只有51页的小书，根据中国艺术受域外影响的过程，滕固对中国美术做了新的界定。他所谓的“混交时期”即指印度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与本土艺术交融混生时期，而昌盛时代则是混交期之后的辉煌。郑午昌也吸收了这一观点，在《中国美术史》中，他说：“中国整个的美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自太古历唐虞三代而迄于秦汉为‘滋长时代’；魏晋南北朝为‘混交时代’；自隋唐五代以迄宋为‘繁荣时代’；自元至清为‘沉滞时代’。”[10]以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为代表的美术史分期法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体现了以风格史为基础，以中外艺术交流史为辅线的进化的艺术史观。由此可知，除了艺术科学、风格史研究等观念，在滕固的学术思想中还有一条清晰的文化史线索，而且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这意味着要把艺术史放入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为风格的发展变化找出各种可能的诱因，而这一方法也是对风格自律理论的一次修正。三以文化史、文明史的观点去推进和展开美术史研究，这对于滕固那个时代的艺术史家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一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美术史来彰显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可以联合文学史、宗教史、经济史、中西交通史等相关材料，对美术史做出更为整体的宏观解释。美术史之所以被视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近代学者已经深切意识到美术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或“时代风貌”的最有说服力的表征。不过，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将美术史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传统画论中偶尔会触及这一问题，但这完全没有在历史学或“图像证史”的层面上做过讨论。联系到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贬抑的历史事实，近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1937年郭虚中在日本学者中村不折《中国绘画史》之译者赘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我国的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大利是东西两画系的母邦……近一二十年，这些作品已从帝王之家走到大众的眼前，而渐次再由国人展览宣扬之于海外，于是，世界的人们真的惊奇起来了!他们赞叹这伟大的作品是富有着中国数千年民族文化的优美的精神，他们甚至从那里找出一句话：“谁说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国家。”[11]通过美术史研究，中国学者感受到了民族之心灵与精神，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光荣。值得一提的是，除去时代背景及具体历史现实的特殊要求，中国学者热衷于美术史研究，同样也深受西方文化史、文明史研究传统的影响。其中，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的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在布克哈特身后那一代学者中，兰普雷希特是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有争议的德国文化史家。他曾在慕尼黑学过艺术史，而这一经验在其《德意志历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套书有20大卷，其旨趣与布克哈特遥相呼应，即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沉思，萃取出一系列象征的、典型的、定型化的和个体的概念，并以此来讨论德国精神的发展。兰普雷希特说：绘画和雕塑是精神运动最好的测量工具（die besten Gradmesser）。因此，书中有大量篇幅讨论了视觉艺术，不时地描述绘画作品，而且还从中引申出了历朝历代各不相同的特征。1887年，当阿比·瓦尔堡（Abby Warburg）还是21岁的波恩大学学生时，就曾听过卡尔·兰普雷希特的讲座，并深受他的激励。从瓦尔堡的笔记中我们得知，在讲座中，兰普雷希特对哥特艺术中“平庸”而且“守旧”的部分尤为留意，而且经常会讨论象征主义、宗教礼仪、民俗和典礼的本质，以及人物姿态的特殊含义。兰普雷希特想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思想和成就恰可以在蔡元培那里得到明确的回应。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一年后入莱比锡大学，研习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及美学等课程，之后进入世界文明史研究所。在兰普雷希特的课堂上，蔡元培被文化史、美术史课程所吸引，从中领悟出中国现代学术变革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史学、美学、美术史等领域展开了新的尝试。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即力倡文明史的研究。在领学术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里，蔡元培力倡文明史，特别是美术史的研究，无疑对美术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术史研究的意义、内容与方法因此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这种情形正如后世学者所说：“新史学必须有进化的历史哲学为指导，以国民文化史为核心，注重历史内容的因果联系。这场新兴的史学运动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试图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全貌。”[12]文化史研究从礼俗、物质文化遗存而非“观念”入手，重新寻找历史的动因，确定历史的新主人。在蔡元培、梁启超、滕固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其动机就是脱离旧式“帝王将相史”的叙事框架，进而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全貌。图像及古文物研究、美术史研究在此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它可以为古文明提供最为直观的历史证据，而且可以通过风格变迁呈现出民族文化中的心智和心性。前文提到，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去展开美术史研究，学者可以充分调度文学史、宗教史、经济史、中西交流史等各方面的相关材料，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对美术史做出更为整体的宏观解释。循此思路，我们还会发现，滕固、郑午昌等美术史学者的著作所体现的思想远非简单的进化史观所能规范，这也是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史的过程中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早在1922年上海的《时事新报》上，滕固发表了一篇文章《何谓文化科学》[13]，详论李开尔德（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文化科学”。就在同一年，梁启超也关注到李开尔德的学说，并据此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了修订，他说：“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反复深入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14]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而他此时的观点是：“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二、世界上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15]历史研究如果不寻求“达尔文论”和“因果关系”的助力，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历史现象呢？梁启超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16]在这段话中，我们依稀读到了比他小30岁的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的“情境逻辑”（Situational logic）理论。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一下蔡元培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美术进步虽偏重个性，但个性不能绝对的自由，终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不能不研究美的文化。”[17]因此，他提出了五个关系：1.民族的关系；2.时代的关系；3.宗教的关系；4.教育的关系；5.都市美化的关系。由于文明史观的影响，近代学者在进行美术史研究时，尤其注重美术现象与同时代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这里我们可以举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的框架设计为例子，他写此书的指导原则即是依时代之先后及美术与政教消长的关系，做“冶融抟结”的研究，从大的框架上看，他把整个美术史分为四个时期：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在断代绘画史实的分析中，他又概括出四个方面：概况、画家、画迹、画论。“概况”指的就是艺术创作的社会背景，影响艺术风格的种种现实因素，不难看出，他所要做的就是构建起艺术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哲学等因素的联系。他的思路不是凭空产生的—对艺术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联系的思考在文明史观的渗透下，已成了美术史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国立艺专美术史教授史岩在1936年《东洋美术史·序》中也说：“时代为艺术背景，故欲讲每一时代之艺术，必先将政治、外交、文化、宗教、风俗以及一般思想等大势，加以阐明。”[1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思考美术品与同时代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时，中国的学者对蔡元培所说的“民族的关系”也有非常积极的思考，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自序》中讲：“艺术每因异种族的接触而得益，而发挥增进，却没有艺术亡艺术的事情，这是征之史册，历历皆然的。”[19]他甚至在此书的附录部分还专门添加了一部论文——《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四谈中国的现代艺术史研究传统，有三个因素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一是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从中我们可以追溯姜丹书、林文铮等人的特殊历史贡献；二是滕固所引入的19世纪德语世界的美术史研究传统；三是考古学材料与方法运用，滕固、王子云、秦宣夫、常任侠、史岩等几位国立艺专教授均为这一领域的重要人物。中国的传统艺术史叙事一直以书画为核心，随着“美术”概念的传播及专业艺术史研究的发展，美术史学者自然也对史料提出了新的要求。如1917年姜丹书在撰写《美术史》时曾感慨地说起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史料的匮乏。[20]利用实物材料或新出土的地下材料来验证古文明的辉煌成就，这些一直为传统史家所忽视。美术史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故而历史学家梁启超直接触及了这个问题，他说：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流者也。例如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情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凡此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像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21]运用考古学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中国美术史研究，其意义颇值得我们反复玩味。首先，它促使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艺术史的源头，为器物、雕刻、建筑等艺术种类都找到了进一步上溯的线索，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家对于史料的认识。如1937年滕固在奥斯卡·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1843—1921）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的“译者序言”中就提到：“近年来吾国学者治古代彝器，于款式纹饰而外也兼及花纹；这个风气现方发轫，或需借鉴之处，爰译此著，献给从事于此方面著作一种参考。译者于先史考古学原非专攻，但在学习艺术史时，对于古代部分不能不涉览先史学者之著述，资以辩证疏通，正巧蒙德留斯博士之著作，对于艺术学者最有帮助。”[22]其次，考古材料也为考察早期中西艺术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线索，从远古、三代以迄汉唐，这种艺术上的交流从未中断，为国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传统提供了生动例证。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发现或许为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艺术传统”这一问题提供诸多借鉴。这种情形正如美术史家王钧初所言：现在，要想把中国美术从污泥中提出来洗干净，以还其本来面目，必须有许多之专门家（并不限定中国人与外国人）共同致力于中国美术之历代遗产的研究发掘整理的工作，我们必须根据着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的考察与客观的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23]考古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曾在“考古与艺术史”方向设立院士席位，并有5名院士。《胡适日记》1947年3月15日就记录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关于院士商讨会的情况，由胡适拟定供讨论的人文组考古学及艺术史院士名单为：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申报》1948年3月28日题为《中研院评议会选举结果院士八十一人当选》的报道中，正式名单为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其实，就在大约十年前的1937年5月18日，滕固也发起成立过一个考古与艺术史方向的专业协会—中国艺术史学会，其成员有滕固、马衡、朱希祖、胡小石、宗白华、徐中舒、梁思永、董作宾、陈之佛、李宝泉、常任侠等二十一人。这一学会集合了考古学家、文物专家、艺术家、图书馆及博物馆研究人员、美术史家等各方面的力量，其宗旨与学术抱负极为深沉宏阔，滕固为学会起草了《中国艺术史学会缘起》，相关内容值得我们大段摘录：晚近艺术史已成为人文科学之一门，有其独自之领域与方法，非若往昔仅为文化史或美学之附庸也。是以各国学府，设科目以讲求，远绍旁搜，文献日增，名家辈出，而各民族之艺术创制，因亦大显于世。吾国前代艺术产品，夙称丰富，虽丧乱之际，屡遭毁失，而所遗留于今日者，各国尚无与伦比，自来学者欣赏钻研，非不勤劬，顾其著作流传，品藻书画，率偏趣味，考订金石，徒重文字，而雕塑建筑且不入论域，求其为艺术史之学问探讨，不可得也。域外人士，于数十年来，接踵而至，作为计划之旅行探险，搜求材料，从事艺术考古，撰为专著，故谓对于中国艺术作现代研究，始自西人，非过甚之言。于此期间，吾国艺术珍品，被攫取捆载以去，而散佚海外者，亦不可以数计。今吾人于探讨之时，若干部分须采其印本以为参考，或竟须远涉重洋以求目验，耻孰甚焉。乃者国运更新，一切学术，急起直追，显有长足之进步。彼外人所挟之治学方法，吾人亦得而运用之，于是对艺术之现代研究，日渐抬头，有所创获，外人视之，亦感瞠乎莫及，然以环境所限，物力匮乏，未能扩大范围，更求深造，识者惜之，欲期今后赓续研讨，分工合力，普遍达于各时代各部门而并得卓越之成绩，则有戴乎吾人之昕夕搜求，刻励孟晋。同人等为辅助工作，广益集思，特发起中国艺术史学会，以期借组织之力量，使艺术史学问，在中国获得更深切之认识，使吾民族之艺术业绩，在世界文化上获得更正确之评价。[24]滕固谈到了对文化史、美学、金石学的反思，也谈到了“艺术考古”与“外人所挟之治学方法”，其宗旨则在于倡导艺术史为独立的人文学科，“有其独自之领域与方法”。至1939年，艺术史学会在四川重庆复会，推举常任侠为秘书，拟设年会，并出版刊物，定名为《艺术与考古》。遗憾的是，因时局动荡，会员星散，中国艺术史学会这一重要的学术组织仅留下了一个简要的工作纲领：（一）分工研究本国各时代各部门之艺术，及与本国有渊源关系之边徼域外艺术。（二）流通关于艺术史之罕见及新出材料。（三）发刊已整理之材料及各项研究报告，并介绍外人有价值之论著。（四）搜集国内外出版之艺术图籍。（五）协助政府保护本国艺术珍品。（六）与各国艺术史研究团体，作知识之交换与合作。[25]由滕固所构想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工作纲领对未来中国艺术史的学科走向无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浙江美院、中国美院的《新美术》《美术译丛》编辑部，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与滕固艺术史学思想及工作方法相关的种种线索。滕固一生短暂而又充满传奇色彩，除去个人的文学家、美术史家身份，同时还担任过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26]，并巡查过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对古代石刻、古遗址做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其《征途访古述记》《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等均为典型例证。在滕固的中国艺术史学会之外，由雕塑家王子云所倡导的文物考察旅行活动也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王子云是国立艺专最早一批教师，艺术运动社成员，留法艺术家，同时也是热衷于艺术考古的一位学者，著有《茂陵霍墓之汉代石刻》《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线刻画选集》《中国古代雕塑百图》《中国雕塑艺术史》《陕西古代石雕刻》《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1930年冬到1937年初，王子云赴法国巴黎的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其间游历欧洲各国，深入考察了各国美术遗存。归国之后，王子云回校任雕塑教授，在雕塑、图案两组授课，对当时学习雕塑的王朝闻、朱培钧等学生都产生了影响。1940年秋天，由他所倡议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正式成立，开始深入考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文物及甘肃敦煌石窟等各处古迹和文物遗存。这一考察团的成员多为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在条件艰苦的西北地区，考察团工作四年之久，并取得了巨大收获。而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国立艺专师生的精神气质—于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中依旧满腔热情，不失学人本色。这一情形，正如王子云夫人、考察团成员何正璜所言：将来中国若能因此有一国家办立之美术馆或博物馆等成立，则本团虽已不存，而在此开始无人肯注意及此之时，即已尽力奠其基础，星星火粒燃起民族光荣巨焰，本团定亦在旁为之欣慰无已。惟在此创始时期，困难诸多，时为艰辛所迫而至气馁。今观此上游急水冲入石缝又受阻而旋于砂堆，窜于乱礁而被巨岩所挡回，然其百折不挠终于冲出乱围排去困阻而畅流东下，忆嘉陵江下游之浩瀚，不禁对此浅水感慨深深。[27]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起点，汉唐美术及丝路中外艺术交流史日渐成为艺术史学者及各美术院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正如西方美术学院一直有赴意大利考察希腊、罗马的古物、古迹的传统一样，西北地区也是我们追根溯源、考察周秦汉唐古代艺术传统的不二之选。这一做法始于抗战年代，其影响迄今仍未消歇。史岩、王伯敏诸先生正是按照王子云当年的路线，多次赴西北考察文物古迹，在今日中国美术学院各专业的下乡实践方案中，西北一线仍是师生最重要的一条备选路线。注释：[1]贡布里希、巴克森德尔曾多次向曹意强教授谈及这一问题。[2]李雪涛：《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上）》，《美术研究》2017年第3期。此篇论文及论文相关图片信息均由殷双喜教授惠赠，并向李雪涛先生致谢。[3]《滕固在普鲁士得美术史博士学位》，《艺术旬刊》1932年9月第一卷第2期。[4]李雪涛：《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下）》，《美术研究》2017年第5期。[5]陈平：“19世纪下半叶，当法国的艺术天才们质疑传统观念，在画布上进行自由创造之际，德语国家的理论天才们正在著书立说，构建现代美学与艺术科学的智性基础。从赫尔巴特、齐美尔曼、费舍尔和费德勒，到桑佩尔、李格尔、沃尔夫林和沃林格等等，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从形而上学的美学思辨，到对形式要素和知觉心理学的缜密研究；从对自然美与艺术美的主观的、笼统的描述，到对具体艺术作品的风格描述与形式分析。”参阅陈平：《读滕固》，《新美术》2002年第4期。[6]参阅邵宏：《从王国维到范景中：西学“美术史”入华100年》，2002年11月17日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科的演讲。[7]同上。[8]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风格发展的问题》，洪天富、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9]滕固：《唐宋绘画史》，神州国光社，1933。[10]郑昶：《中国美术史》，中华书局，1935。[11]中村不折：《中国绘画史》，郭虚中译，正中书局，1937。[12]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83页。[13]沈宁：《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第14—19页。[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均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8页。[15]同上书，第142—143页。[16]同上书，第140页。[17]蔡元培：《美学研究的方法》，《北京大学月刊》1921年2月。[18]史岩：《东洋美术史·序》，商务印书馆，1936。[19]潘天寿：《中国绘画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26。[20]姜丹书：《美术史·序》，商务印书馆，1917。[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3—44页。[22]蒙德留斯：《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商务印书馆，1937。[23]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北平文心书业社，1934。[24]卢冀野主编《民族诗坛·第三卷·第三辑》，1939。原注“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25]同上。[26]根据1930年颁布的《古物保存法》中关于组织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规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直接隶属于行政院，从事计划全国古物古迹的保管、研究及发掘事宜，下设文书、审核、登记三科。1933年1月10日，行政院通过决议，延聘李济、叶恭绰、黄文弼、傅斯年、滕固、蒋复璁、傅汝霖等为委员，并指定傅汝霖、滕固、李济、叶恭绰、蒋复璁为常务委员，傅汝霖为主席。[27]何正璜1940年日记，引自李廷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立》，《中华儿女（海外版）·书画名家》2012年第6期。作者；孔令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科源自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办学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由历史系、考古文博系、清史研究所和民国史研究院组成，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成就显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历史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的中国人文底蕴，世界视野和扎实专业基础的史学专门人才，注重通识教育，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学院特色1、“世界一流学科”历史学院是久负盛名的史学重镇，拥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3个一级学科本硕博学位授予权；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现有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3个本科专业，9个硕士学科点，8个博士学科点，4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中国史学科2017年入选教育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2、“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教育部2019年颁布首批国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名单中，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名列其中。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在1978年被教育部批准成立，并于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该所现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主要依托单位，戴逸先生担任工程首席专家。4、全方位教学培养体系近年来，历史学院高度重视本科教学的综合改革，打通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充分利用我校人文学科优势，建立起课堂教学、历史现场教学和课外指导有机结合的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培养通专结合、中西融合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本科生每学期安排历史现场教学，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还要参加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同时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全员导师制”，形成新生研讨课、原典读书笔记、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递进培养机制，有效促进了同学们专业能力的提升。重视国际交流，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学生赴海外高校开展交换学习和学术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效。5、名师云集，教学相长历史学院现有教授37人，副教授28人，讲师21人，其中外籍教师3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青年长江学者”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21人。现职教师中，既有前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西部史学会主席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这样杰出的史学大家，更有一批年富力强、思想活跃，并在学界卓有影响的中青年学人，他们辛勤探索，努力追寻，在各自领域里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良好声誉。专业介绍1、历史学专业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宏阔学术视野、厚重人文素养、系统历史知识、出色实践能力的综合型专业人才。学院共同基础课程：中国古代史通论、中国近现代史通论、世界史通论、考古学导论、中国历史文选、西方新史学、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田野考古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考古学、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史学论文阅读与写作、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边疆民族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经济史等。2、世界史专业本专业旨在培养拥有扎实的世界史知识、优秀的外语应用能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的综合型专业人才。学院共同基础课程：中国古代史通论、中国近现代史通论、世界史通论、考古学导论、中国历史文选、西方新史学、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田野考古学。专业核心课程：外国历史文选、西方史学史、史学论文阅读与写作、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比较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3、考古学专业本专业旨在培养熟练掌握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具备突出的实践能力，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基础知识牢固、专业技能熟练、学术视野宽广的综合型考古文博和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学院共同基础课程：中国古代史通论、中国近现代史通论、世界史通论、考古学导论、中国历史文选、西方新史学、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田野考古学。专业核心课程：考古学思想史、西方文明的起源、考古绘图、考古测量、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宋元考古、田野考古实习等。毕业去向历史学院已经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毕业生，一部分同学在本科毕业后进入国内外名校继续攻读本专业或跨专业硕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部分同学在本科或硕博士毕业后，进入党政军政府机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其他新兴行业，成长为中坚力量。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居于全校前列，近三年中既有毕业生赴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海外名校继续深造，也有毕业生被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粮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烟草专卖局等重要单位聘用。精英校友数十年来，历史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堪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优秀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有的成长为“长江学者”，有的在党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有的成为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有的成为商界精英。如： 杨念群，81级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姚眉平，82级本科，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主任，“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共十九大代表。 黄志坚，83级本科，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刘明波，84级本科，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洪大用，85级本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金以林，86级本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副所长，“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欢迎你的加入！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排版美编：刘怡辰、杨周娴

佛经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觉得，一本书里其实就有一个世界。曾经读书只为书中美丽的白雪公主，如今读书不是为了黄金屋，不是为了颜如玉，也不是为了千钟粟，只是因为我已悄悄爱上这指尖的世界，喜欢指尖摩搓纸张时那种奇妙的感觉，喜欢纸张被翻页时那种清脆的声音，只为心中那份莫名的悸动。综合类新书推荐1《第十二个天体》索书号P159-49/48馆藏地址一楼综合阅览室简介: 年复一年，震惊世人的证据被不断地发现，它们挑战着早已建立的地球生命起源论，并用这些证据向我们证明，一个更为先进的地外文明曾在我们的星球上居住过。《第十二个天体》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强烈地证明了那颗“谜之行星”──尼比鲁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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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绘本亲子共读。你有一点点长大了,开始讨厌爸爸妈妈的唠叨,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好玩,但也许你不知道,有一只下水道里的小怪物,却非常非常爱你的爸爸妈妈。你愿意让小怪物变成你的样子吗。4《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爱的种子，即使是粗暴的霸王龙……很久以前，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山嘭嘭嘭地喷火，地咚咚咚地摇晃。这时，甲龙宝宝出生了。小甲龙与霸王龙之间的感人的亲情让人为之动容，孩子在听故事之余，更可以潜移默化地体验到爱与被爱的快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谛。5《益智画册》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幼儿益智画册》根据4－7岁宝宝的认知特点给出相应的早教内容和方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促进孩子的智力开发，强化幼小衔接。6《小聪仔》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优美动听的故事，培养孩子高尚的情怀；讲述汉字起源与故事，种下汉语言文化美的种子；趣味无穷的简笔画、手指画等创意绘画与蔬果手工，启迪孩子艺术创造能力和激情……集国内外最优秀的儿童作家、幼教专家和画家科普作者的精华之作，在全面开发宝宝智力的同时,重点打造国内最为优秀的婴幼儿科普期刊。7《幼儿园》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幼儿园》杂志有着卓越的专家顾问团队和作者团队：方卫平、朱自强、陈晖、朱家雄、段艳文等知名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期刊出版领域的专家，严把杂志内容质量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波、廖小琴、米吉卡、吕丽娜、晓玲叮当等，携手知名儿童插画画家麻三斤、颜青、赵光宇、张虹等联袂创作，打造幼儿品质阅读。8《百科探秘》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百科探秘·玩转地球》是一本内容丰富、趣味好玩的少儿百科类刊物，也全国第一家全本引进国外版权科学知识类期刊，她引自欧洲著名的儿童出版社——巴亚出版社，融入国内尖端的原创元素，串连古今，涉猎中外，让小读者通过好看又好玩的内容了解世界、探索自然、动手实践中体验无限乐趣。文学类新书推荐1《人生的关键》索书号I267/1808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就算牌再烂，也别轻言放弃。千万别轻易放弃手中的烂牌，因为那可能只是一把普通的牌。轻易出局，不回证明你的果敢；选择去面对，才是勇气的表现。回顾往事时，所有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都离不开艰苦的环境，因为有了那些曲折的“线”，才让你的生活的图案变得更加精彩饱满。2《争气永远比生气漂亮》索书号I267/1750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争气永远比生气漂亮》以女性的视角，通过生活中剪接式的片段，抒写了作者对于婚姻爱情、家庭事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思考与感悟。全书行文风格清新温暖，充满新时代知识女性的隽永气息，仿佛从纸上跃然而出一位掩卷遐思的新时代女性，拥有着自尊自爱的独立人格。3《我决定活得有趣》索书号I267.1/860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活得有趣，才能活得任性，活得精彩。有趣，源于对生活的爱和自信，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有趣地活着很重要。当一个人活得有趣，也就活得通透了。多旅行、多阅读、多经历，对生活保持好奇，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4《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索书号I247.57/5050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少女别琼被失败的初恋深深伤害，工作后却意外与初恋情人温沈锐相逢，她挣扎、质疑、愤怒，然而温沈锐却从容自若，与别琼达成和解后，以朋友身份出现在她身边，帮助她解决种种难题。迷雾渐渐拨开，别琼发现自己的生命中，原来一直有一个温柔沉默的守护者，可就在这时，她才遭遇到一生中惨痛的离别……5《听海》索书号I267.4/157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听海》是著名作家霍达的一部游记，全书分为四辑，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她的游记不仅仅是走马观光，有着极为强烈的爱国情怀贯穿其中，信手写来，看似信马由缰，实则思维缜密，文思泉涌，全书涉及面广，既有浓厚的人文精神、深刻的人生哲理，又有民俗风情的独特印记和香港的百年苦难印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6《 我和你的世界》索书号I247.55/197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不仅遇到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以及贫富矛盾激化等问题，还陷入了生存危机、发展受阻和进化不良的混乱局面。为了应对资源危机、提高个人价值利用，世界能源优化组织联合各国政府成立了共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成为共同人是一项人类以奉献为使命进行的自身循环再利用的工程，是一种帮助人类高度进化的重要手段。7《中国好故事》索书号I247.81/824.2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本书是《中国好故事》系列，收录了100则着重讲述“英雄”主题的中国故事，讴歌了在战争及和平年代涌现的英雄，由《故事会》编辑部从历年刊发的作品中择优选录，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有良好的社会反响。8《多情皇子特工妃》索书号I247.57/5150馆藏地址三楼文学阅览室简介：她——司徒晓，本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小警员。她——司徒冰凝，隔了千年时空的前朝公主。千年时空的跨越，原来只需要一瞬间，她替代了她的人生，承载了她的爱恨。她付出自己的真情，流了一世的眼泪，却再也看不清幽幽前路……报刊类新书推荐1《体育博览》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体育博览杂志每一代的传承都有与时俱进的汲取和突破。这一代的体育博览团队同体育博览杂志共同成长，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核心精英团队，《体育博览》杂志继承了前期的市场培育，并开拓新的市场增长点，市场运作及开发日渐成熟，自此，《体育博览》杂志完成了自身全面的蜕变。2《南风窗》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南风窗》杂志1985年创刊。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形成了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解读和视角，形成了特有的文采风格，因而，吸引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并得到读者认可，巳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3《大众医学》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 《大众医学》是中国办刊历史最悠久的医学科普杂志，1948年8月创刊于上海。丰富多彩的栏目和内容，不但帮助人们及早发现一些疑难疾病的前期预兆，而且提供人们合理的卫生保健常识，其内容生动浅显，贴近大众，可行性强，是极受欢迎的医疗杂志。读者群大多为年龄从30岁到60岁，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职业人士。4《车迷》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车迷》创刊于1999年，面向全国发行，是国内华东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汽车类杂志。《车迷》杂志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针对国内大、中型城市中各大企业管理者、知识阶层白领、车主、潜在的汽车消费者、汽车爱好者和追求生活品质人群，一直是汽车消费群体中最重要的意见领袖。5《芭莎珠宝》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芭莎珠宝》是《时尚芭莎》旗下单独上市的双月刊杂志，也是中国杂志市场第一本国际化高级珠宝杂志。《芭莎珠宝》秉承其母品牌——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高级时装杂志《时尚芭莎》的编辑风格，运用强大的国际版权支持，以新鲜的本土资讯和高品位国际视角，用奢华、唯美、艺术化的视觉形象，权威、实用、深入的策划专题，为中国最高端女性读者呈现出一个殿堂级世界珠宝的华美天地，达成珠宝文化最高端的品鉴与理解。6《名人传记》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名人传记》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创刊于1985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曾被评为“转载率最高的杂志”。曾连续两届入选“百家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并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同时还被全国民间文摘研究会评为“全国被转载率最高的十佳杂志”之一，在国内传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知名度。7《看世界》馆藏地址三楼报刊阅览室简介：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军事，以战略的眼光看经济，以看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这里，有专家的透辟，有大众的视角；有灵动的思想，有鲜活的故事……这里，讲述“创业”故事、分享“成功”秘密、解析“热点”新闻、透露无 限“商机”……这里，我们会精细地呈现生活的色香味，全面满足你对生活的梦想与期望……8《各界》馆藏地址二楼少儿体验馆简介：各界杂志，月刊，本刊重视学术导向，坚持科学性、学术性、先进性、创新性,刊载内容涉及的栏目：党建与政策、法治天地、经济与管理等。于1996年经新闻总署批准的正规刊物。各界杂志是以科技理论、实践、教育、改革及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遵循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方针。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如果明天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没能把中东史学史研究给做好。”如果在我死的那天有人问我：“你最遗憾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太晚、太少。”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对这片沃野，我时常抹着热泪自问：我这一生，能够为14亿中国人挖掘多少中东史学遗产呢？我自从在2014年12月向恩师黄民兴先生求教博士论文选题至今，一直与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缠绵。2015年上半年，我几乎从零开始站在全人类史学的角度狠狠地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知识。下半年，研究成果是有的（论字数有9万字左右），已发表的成果还没有（至2019年2月26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仍然只有2篇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论文。其一是匆匆拼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另一篇是仍然有很多瑕疵的“处女作”）。我喜欢一有想法就马上写下来。因而，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9年2月26日，我间断地发表了701篇QQ空间日志（其中的约百篇尚未完稿或转载阿拉伯文，大部分日志的字数在800到4000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日志称为“学术随笔”。彭树智先生说，“学术随笔是学者读书、思考、动手随写的学术积累文体，其特点是随想、随记，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种文体断断续续，未成连缀，是待理的脉络，且不时有矛盾、交叉、重复的不成熟之处，却表明了作者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说”，第2页】。因而，这约六百篇QQ空间日志就是我研究中东史学史50个月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的反映。此外，我还写了数十篇关于中东史学史的学术论文草稿（其中大部分尚未完稿）。我搞了多次“理论创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也是反复多次重写，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实际上，我总是写不好）。我从这样反反复复的磨砺中，总结出了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五种基本素养和九层学术基本功（当然，在中东史学史研究方面，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一、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1. 爱研究。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余生除了用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寻觅更多伙伴和试图培养史志继承者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能干些什么呢？2. 好读书。我一看到好书（而不是市井读物），就莫名地兴奋。3. 甘清贫。一台3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五六年，平均每天自动重启三次以上。但我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因为我一有钱就首先想多买几本好书。我把父亲给逼急了。他只好问朋友借了3500元，“骂”了我一通。于是，我才有了新的论文制造机器。4. 耐寂寞。他人笑我孤守太寂寞，我说书中智者何其多！5. 探究劲。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夜里两三点睡下是常有的事。我一旦在睡梦迷糊中产生了想法，犹豫了一会儿，就半夜起床，一杯咖啡相伴到天亮。当然，熬夜很不好！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6. 不逐流。量化地评判学术成果，导致许多人直接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直接使用。我的研究方式却是不挖掘到中东史学原典（甚至是手抄稿的高清图片），总觉得不甘心。而且，我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放置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只要不满意，我就干脆重写。7. 懂阿文。就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而言，中国学者若想研究好它，必先学习阿拉伯文。当然，也要懂英文等其他欧美文字。这是为了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欧美的研究经验与方法。8. 有诗意。没有任何诗意的人是很难研究得好阿拉伯史学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得出没有诗歌或韵文的传统阿拉伯史学著作。诗歌和韵文寄托了阿拉伯史学家的思想和情感，传承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9. 有雄心。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想当大师的学者，做学问干啥？”是的，我是一个满怀豪情的“狂人”。我渴望像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撰《中国史学史》（此著一出，曾被某些学者认为，再无重复著述的必要）那样！同时，我自知，我的功力仍然微乎其微！但该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该失去的，我也已经失去了；该追求的，我绝对不会放弃；该放弃的，我立刻就放弃！10. 勤自批。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能够看淡如云烟一般的“赞扬”。研究者要想把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应当积极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要经常性地进行猛烈的自我批评，甚至不惜“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深刻领悟这样的道理：好砖造好楼，烂泥糊墙头。不比泰山高，愿把秦墓造。11. 顶压力。身处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心浮梦的世界，心中唯有史学的纯粹学者注定是要被世人视为“怪物”的！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唯有顶住实际上无法忽视的各方面压力，才能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而持续奋斗着！二、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素养首先，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有“四心”和“二情”。所谓“四心”，即学心，趣心，爱人之心和史心。“学心”是研究者深入地挖掘中东史学宝库的必要内在前提之一。“趣心”是中东史学史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原本枯燥乏味的研究的保障。“爱人之心”是推动中东史学史研究者无视愚昧者的冷漠而持之以恒地埋首于研究的强大动力。因我爱世人，故我要对世人负责，以致全心全意搞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史心”指的是用心去感受中东史学史、体悟中东史学史，甚至在心中刻上耗尽毕生心力以治中东史学史的坚定信念！“二情”指的是感情和热情。中东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自我激发对中东史学史的感情和热情。爱上了她，就乐于为她付出一切，并坚信“我爱她爱得够深，她就必定会给我回眸一笑，甚至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笑，只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还不够深，为她付出得还太少”。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倾注到日日夜夜的研究活动中，那么，他的文字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有感召力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中东史学史才是好的中东史学史。其次，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人员，还需要具备“多语”、“二史”、“一博”的学术修养。以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为例，所谓“多语”，即：要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最好能够再习得波斯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与这项研究密切相关的外语），以便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方法；要不忘在汉语上下功夫，以便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需要熟知阿拉伯、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还要不断地提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知识修养。此谓“二史”。所谓“一博”，诚如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所言，“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所谓博，不只要博读史书，而且要对姐妹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尤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要如此”【白寿彝主编，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当然，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精通的中东地区语言以及研究中东的先进国家的语言越多就越好，掌握的历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就越好，博览的群书越是多得吓人就越妙！三、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层学术基本功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若想真真切切地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使之不至于沦为流俗之物，除了在以上十一个条件和五种基本素养方面下功夫之外，还应当努力修炼以下九层学术基本功：第一，文献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文献功若不足，则其论述必漏洞百出。第二，外语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外语功若不好，则其译作必颠三倒四。第三，驭文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驭文功若不强，则其文字必枯燥乏味。第四，借力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借力功若不够，则其思想必肤浅狭小。第五，板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板凳功若不硬，则其学问必浮躁虚夸。第六，归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归纳功若不劲，则其论点必平庸寡淡。第七，推测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推测功若不实，则其建议必虚妄无根。第八，理论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理论功若不深，则其论著必形若浮尸。第九，淡泊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淡泊功若不稳，则其精力必分散难聚。这九层学术基本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连和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层层同修，方能成史。余论那么，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边回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一边在迷茫中大胆地挪出一小步试一试！失败，必定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持续不断地袭来。但，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坚信，中国人既然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也能够勇猛地闯进中东史学史的辽阔沃野里，插上一面中国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