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14亿中国人：你们好吗？我原本是中国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乌家镇大新村委瀑水滩村的一个放牛娃。放牛生活是平凡的和安逸的。生而放牛，放牛谋生，死于放牛，死后化肥，肥育小草，小草养牛，世代放牛。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人生如此，其意义何在？我放了很多年牛，看着牛儿吃了很多草，但我从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平凡人生如蝼蚁苟且。好男儿，生当干大事！干大事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和所有人一样死去。那么，何不在死之前全力干一件大事呢？于是，我带着这个“干大事”的想法，开始发奋读书。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的后记中这样写：三十而立，足述往事。先辈任公，煞浪豪气，自述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道远自视，时运家势，才智人力，今不如昔。雀飞之志，当效鸿鹄，梁氏子弟，试作小诗，《弃犁从笔》：“风云停多时，晴空见一日。回首放牛事，三十笔作犁。”任公粤人，道远桂民。桂南一县，古郡合浦。小镇乌家，有一曲江，旧时水澈，缓瀑微落，石沙倚岸，白滩天成。江畔有村，称瀑水滩。村人姓梁，躬耕沙土，寡识文墨。村中一户，高祖小官，惨遭流弹。曾祖富农，犁不生锈。祖父好饮，酒不离口。父不好学，砍柴种地。母好口舌，常事争吵。丙寅腊月，夜暮深降，戏唱家门。忽有声啼，男婴落地，睡鹰惊起。七岁小学，离家四里。众师疼惜，母教严厉。幼时记忆，读书写字，做饭洗衣，牧牛锄地。中考失利，在烂班里，读了初一。最厌之事，他人轻视。是故发力，全校第一。初二升级，不用送礼，也成尖子。好班风气，比拼成绩，知书识礼，奖状墙砌。逢青春期，误了学习。升学考试，再次失利。父母心痛，儿不务农，凑了钱款，择校廉中。高一不懂，物理化学，错误片红。文理分科，选择文种。事出心动，勤奋勿勿。过度奋发，患了病痛。辍学家中，烦恼重重。托了关系，摆出成绩，转校一中。考过第一，未曾垫底。蒙恩众师，牢记心里。同学关系，还算可以。二零零五，感情问题，家有压力，高考败绩。参加补习，终圆心事。录取通知，西北民大，开了宴席，喜告亲戚。兰州四祀，有忧有喜。初年不济，成绩低迷，愧对众师。得一女子，携手自习。二岁发力，喜得佳绩。三秋干事，协会创立。四春二喜：有一公司，聘我任职；西北大学，硕士通知。终弃翻译，深造学习。西安之地，文化浓密。倒数第一，不曾泄力。文哲政史，日夜不离。师从邵氏，甚为欢喜。众师疼惜，指点句字，暖至心里。誓读博士，悉心复习。奈何天意，复又失利。昏天暗地，捶胸泪沥。学心暂死，求职都市。夜里苦思，再考一次！二零一四，村人恶欺，断母手臂，父妹悲泣。寒气满世，不弃求知。苍天怜惜，终读博士。恩师黄氏，授我以史，关怀备至。愚笨弟子，治史学史，读在朝夕，思于梦里，不敢停笔，三百日志，文留足迹。彭门弟子，感恩治史。二王二李，韩林蒋马，赵申闫白，刘张欧等，皆为我师。冯陈梁刘，杨于乔芦，同级同习。兄姐百十，弟妹几十。幸遇刘氏，不离不弃，誓守一世。人生如戏，舞台随时，演员独一。人戏终凄，堆堆骨泥，段段回忆。骨泥相似，回忆不一。近千文字，不成体例，回忆而已！谨以上述九百九十九字祈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事业长长久久！我深知，无论我是否继续在家乡放牛，我终将死去。但在泪别这个我深爱着和痛恨着的世界之前，我想给后来的中华儿女们留下一句话：踏着我的尸体，让可爱的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中东地区去吧！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的地理范围应当囊括从中亚向西到大西洋沿岸的42个国家和地区，即：中亚6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亚19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埃及和东北非7国，南苏丹、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马格里布5国1地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以及西撒哈拉；被阿拉伯人统称为“安达卢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片广阔的区域在历史上交往甚密，特别是在史学交往方面难以割裂。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自2014年12月至今，我日夜面对如此浩博的学问，我自知以我一个人的生命无法把它完全解剖出来给可爱的14亿中国人们看。但是，我不干，你不干，他不干，那么，谁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呢？我们中国有14亿人，总得有人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吧？很明显，放牛梁所要干的大事就是一边用生命（而不仅仅是用心）去研究中东史学史，一边用灵魂呼唤更多的中国人一起来研究中东史学史！【附言：谨以上述2014字（“2014”的寓意是：爱你一世），祝愿21世纪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早日走到世界前列！】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如果明天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没能把中东史学史研究给做好。”如果在我死的那天有人问我：“你最遗憾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太晚、太少。”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对这片沃野，我时常抹着热泪自问：我这一生，能够为14亿中国人挖掘多少中东史学遗产呢？我自从在2014年12月向恩师黄民兴先生求教博士论文选题至今，一直与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缠绵。2015年上半年，我几乎从零开始站在全人类史学的角度狠狠地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知识。下半年，研究成果是有的（论字数有9万字左右），已发表的成果还没有（至2019年2月26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仍然只有2篇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论文。其一是匆匆拼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另一篇是仍然有很多瑕疵的“处女作”）。我喜欢一有想法就马上写下来。因而，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9年2月26日，我间断地发表了701篇QQ空间日志（其中的约百篇尚未完稿或转载阿拉伯文，大部分日志的字数在800到4000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日志称为“学术随笔”。彭树智先生说，“学术随笔是学者读书、思考、动手随写的学术积累文体，其特点是随想、随记，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种文体断断续续，未成连缀，是待理的脉络，且不时有矛盾、交叉、重复的不成熟之处，却表明了作者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说”，第2页】。因而，这约六百篇QQ空间日志就是我研究中东史学史50个月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的反映。此外，我还写了数十篇关于中东史学史的学术论文草稿（其中大部分尚未完稿）。我搞了多次“理论创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也是反复多次重写，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实际上，我总是写不好）。我从这样反反复复的磨砺中，总结出了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五种基本素养和九层学术基本功（当然，在中东史学史研究方面，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一、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1. 爱研究。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余生除了用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寻觅更多伙伴和试图培养史志继承者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能干些什么呢？2. 好读书。我一看到好书（而不是市井读物），就莫名地兴奋。3. 甘清贫。一台3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五六年，平均每天自动重启三次以上。但我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因为我一有钱就首先想多买几本好书。我把父亲给逼急了。他只好问朋友借了3500元，“骂”了我一通。于是，我才有了新的论文制造机器。4. 耐寂寞。他人笑我孤守太寂寞，我说书中智者何其多！5. 探究劲。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夜里两三点睡下是常有的事。我一旦在睡梦迷糊中产生了想法，犹豫了一会儿，就半夜起床，一杯咖啡相伴到天亮。当然，熬夜很不好！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6. 不逐流。量化地评判学术成果，导致许多人直接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直接使用。我的研究方式却是不挖掘到中东史学原典（甚至是手抄稿的高清图片），总觉得不甘心。而且，我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放置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只要不满意，我就干脆重写。7. 懂阿文。就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而言，中国学者若想研究好它，必先学习阿拉伯文。当然，也要懂英文等其他欧美文字。这是为了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欧美的研究经验与方法。8. 有诗意。没有任何诗意的人是很难研究得好阿拉伯史学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得出没有诗歌或韵文的传统阿拉伯史学著作。诗歌和韵文寄托了阿拉伯史学家的思想和情感，传承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9. 有雄心。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想当大师的学者，做学问干啥？”是的，我是一个满怀豪情的“狂人”。我渴望像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撰《中国史学史》（此著一出，曾被某些学者认为，再无重复著述的必要）那样！同时，我自知，我的功力仍然微乎其微！但该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该失去的，我也已经失去了；该追求的，我绝对不会放弃；该放弃的，我立刻就放弃！10. 勤自批。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能够看淡如云烟一般的“赞扬”。研究者要想把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应当积极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要经常性地进行猛烈的自我批评，甚至不惜“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深刻领悟这样的道理：好砖造好楼，烂泥糊墙头。不比泰山高，愿把秦墓造。11. 顶压力。身处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心浮梦的世界，心中唯有史学的纯粹学者注定是要被世人视为“怪物”的！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唯有顶住实际上无法忽视的各方面压力，才能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而持续奋斗着！二、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素养首先，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有“四心”和“二情”。所谓“四心”，即学心，趣心，爱人之心和史心。“学心”是研究者深入地挖掘中东史学宝库的必要内在前提之一。“趣心”是中东史学史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原本枯燥乏味的研究的保障。“爱人之心”是推动中东史学史研究者无视愚昧者的冷漠而持之以恒地埋首于研究的强大动力。因我爱世人，故我要对世人负责，以致全心全意搞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史心”指的是用心去感受中东史学史、体悟中东史学史，甚至在心中刻上耗尽毕生心力以治中东史学史的坚定信念！“二情”指的是感情和热情。中东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自我激发对中东史学史的感情和热情。爱上了她，就乐于为她付出一切，并坚信“我爱她爱得够深，她就必定会给我回眸一笑，甚至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笑，只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还不够深，为她付出得还太少”。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倾注到日日夜夜的研究活动中，那么，他的文字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有感召力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中东史学史才是好的中东史学史。其次，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人员，还需要具备“多语”、“二史”、“一博”的学术修养。以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为例，所谓“多语”，即：要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最好能够再习得波斯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与这项研究密切相关的外语），以便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方法；要不忘在汉语上下功夫，以便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需要熟知阿拉伯、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还要不断地提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知识修养。此谓“二史”。所谓“一博”，诚如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所言，“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所谓博，不只要博读史书，而且要对姐妹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尤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要如此”【白寿彝主编，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当然，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精通的中东地区语言以及研究中东的先进国家的语言越多就越好，掌握的历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就越好，博览的群书越是多得吓人就越妙！三、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层学术基本功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若想真真切切地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使之不至于沦为流俗之物，除了在以上十一个条件和五种基本素养方面下功夫之外，还应当努力修炼以下九层学术基本功：第一，文献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文献功若不足，则其论述必漏洞百出。第二，外语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外语功若不好，则其译作必颠三倒四。第三，驭文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驭文功若不强，则其文字必枯燥乏味。第四，借力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借力功若不够，则其思想必肤浅狭小。第五，板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板凳功若不硬，则其学问必浮躁虚夸。第六，归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归纳功若不劲，则其论点必平庸寡淡。第七，推测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推测功若不实，则其建议必虚妄无根。第八，理论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理论功若不深，则其论著必形若浮尸。第九，淡泊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淡泊功若不稳，则其精力必分散难聚。这九层学术基本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连和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层层同修，方能成史。余论那么，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边回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一边在迷茫中大胆地挪出一小步试一试！失败，必定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持续不断地袭来。但，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坚信，中国人既然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也能够勇猛地闯进中东史学史的辽阔沃野里，插上一面中国的旗帜！

中国古代史研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究。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各个时段的研究佳作迭出，新意十足，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在形成过程中。注重学术话语权一百余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以西方为标杆，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参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但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于西方的土壤，有其特定的适用性，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正在不断尝试加快构建学术话语权。在诸多议题中，学者均试图建立中国的相关解说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史研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究。重大议题研究仍保持热度，并多有新说。先秦的宫廷政治、共和行政、世卿制度以及屯田、量制，秦汉的谶纬之说，唐代的藩镇、使职、府兵制、陵户，魏晋南北朝的夷夏之辨、九品中正制，唐宋变革论，清代考据学，富民社会、士人社会、官制、礼制，均属历久不衰的重点议题。但旧瓶新酒，旧议题多有新论说，如杨念群《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对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重新思考了考据学的利弊得失。国家治理、社会控制，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折射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亦复如此。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经验、国家决策机制等，均有相关论著出现，如《中国社会科学》在2019年第1期刊发的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专题，以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情况。王朝社会控制的研究也在国家治理话语下展开，羁縻、族群关系、地方防御、文化控制等议题均有不少学者涉及。社会科学化进一步加深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越来越着重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但社会科学不仅仅是治史的方法和工具，更对历史学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社会科学化使中国史学拥有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历史解释能力和理论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既是中国史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又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密切相关。2019年，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运用，如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社会流动、政治生态等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学与文化史的结合，充分体现在对礼仪、仪式与国家关系、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考察中。其中，上古史、中古史关注礼仪与政治的关系，着重考察郊祀等上层仪式；明清史则更注重礼下庶人的变迁、民间仪式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经济史、社会史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社会科学化的典型，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学科综合，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社会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论上开始由资料解读向逻辑诠释转向，抽象思维、理性判断在经济史研究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研究手段上出现技术性的转向，计量研究在经济史学中已然不可回避。历史计量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语言、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微观应用计量进行因果识别、相关分析，又因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增多，确实取得了若干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彭凯翔《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以经济学理论重新解释了明清白银货币化中的若干问题。全球视野日益形成共识“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全球视野下展开的重要契机，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关注的不仅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贸易，还有书籍、纸张的特殊蕴意（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以及物质文化的双向交流。关于交通路线的研究，也开始关注更为遥远的地带以及以往研究较少的路途（马建春：《公元7—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东商旅》，《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全球化视野中的研究以经济史领域最为显著，全球化、白银流动，由此引发了数次专门性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也以“中国经济史中的白银演化”为题组织了笔谈，4位学者关注了明清直至近代的白银货币化问题。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也得以在全球视野下展开讨论（李怀印：《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与视野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研究内容细碎化，研究方法实证化。其中，财政赋役制度史研究最为明显。先秦徭役、军赋，魏晋南北朝编户，唐代役的研究，明清时期上供物料、白银财政、灾蠲的研究，虽是老议题，但新的研究更为细致，如裘锡圭对齐国量制的考证（《齐量制补说》，《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先秦研究，已然细致至于地域文化，各时段的区域性研究均更加深入，不仅作为全国性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全球视野的区域史研究相联系，形成颇多共识。扎实的实证性研究，使得史料背后的书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侯旭东关于道光实录与鸦片战争的探讨（《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通过分析书写技术、书写背后的复杂内涵，吸引了不少目光。由此，考古资料在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清华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长沙东汉简牍等简牍的价值毋庸置疑，其运用达到新的高度，简帛释读从更多角度切入，延伸至更多议题，如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随着考古技术进步以及考古文物保护政策的推进，中国史研究得到更多考古实物资料的支撑，考古发现会引发新的议题，如海昏侯墓的发现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不同时段议题互相影响受限于资料来源等因素，不同时段议题差异仍较明显，但彼此影响可见端倪。秦汉讨论了异地诉讼、长安系士人；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关注了书籍史（金庆浩：《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南都学刊》2019年第4期）、家族婚姻；契约文书更多成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资料（如杨际平：《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这一时期还议论了村民的经济身份；宋史方向出现了微观的个人生活轨迹研究（游彪：《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明清史方向出现了不少政治性议题，如封爵制度（秦博：《停封与激封：明嘉靖朝以降封爵制度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行政变革等。明清史的研究重点从偏重经济社会史，向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转移；上古史、中古史则从政治史为主，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转进。明清史及之后的中国史研究受到社会科学方法影响较为明显，这一趋势向上古史、中古史延伸。宋史议题则呈现明显的中间过渡性质。由于资料情况、计量运用等因素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清史的关注持续增长。总之，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显示出勃勃生机，不同时段、不同研究领域在不断交叉融合，而且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使用了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更有着全球性的视野，新的研究热点已然形成。（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枫 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本篇有意选取今年新读的四本译著来讨论，具有三点共性。一是原作出版时间大多较短，中译本大多在2017年面世，代表了海外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二是作品均有国际视野，或是直接呼应了全球史研究。三是学术性整体较强，但对非专业读者而言也有一定的阅读价值。一、琳达·科利著：《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该书是琳达·科利的成名作，于199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在2003、2005、2009年修订再版，中文版依据2009年版译出。反复再版意味着该书历经近多年考验，依然被认为有阅读价值，常读常新。尤其，在苏格兰独立和英国脱欧两次公投之后，该书能对理解当下问题提供历史洞见，也是研究现代英国认同形成不可错过的专著。科利在再版序言中称，该书的目标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关心18至19世纪不列颠史，且对民族主义、国家形成和认同感有兴趣的读者。另一类则是好奇或怀疑该国现状的人（第3页）。她希望能帮助读者摆脱长久以来英国历史课仅限于英格兰史的情况（这也是中文世界的读者不自察的局限），让读者能更为整体地理解该国历史，并在叙述中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下空间（第4页）。诚然，涉及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都会言及他者，不列颠的历史也从不孤立于世界。因此，即便是一本谈不列颠历史的书，科利依然带有世界眼光。译者将书名Britons译为《英国人》，但在正文中又把同一个词翻译成“不列吞人”（第41页）。这里表现出了有关词源和约定俗成的翻译的问题。Britons原意是指居住在不列颠岛上的人，狭义上是指称凯尔特人，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该岛之前定居的人群。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在强调与英格兰人的不同时，会以本民族拥有凯尔特文化遗产为理据。Britain在中文里通常被翻译为英国，更确切说来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简称。英国这个译法在晚清对应的是大不列颠王国中最有权势的英吉利王国，英吉利的本意是指和凯尔特人对立的盎格鲁人的土地，多少有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潜台词，矮化了苏格兰人、威尔士和爱尔兰人的历史和政治地位。要改变约定俗成的翻译并非易事，盎格鲁中心主义也随着概念的使用而延续着。即便在其他场合以英国人翻译British并无太大问题，但在一部讨论不列颠岛上不同族群的多样化认同如何逐渐归流到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著作中，以不列颠人对应British或许更为恰当（当然也会在British Empire这个术语上遇到新的问题），尤其译者已经将多数的Great Britain都翻译为了大不列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要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语学术界才开始出现了对作为整体的、多样的不列颠性的研究，以及与之对应的英格兰性（Englishness）、威尔士性（Welshness）、苏格兰性（Scottishness）和爱尔兰性（Irishness）的研究。这是战后大量前殖民地移民到达大不列颠后学者对自身历史和归属感的集中反思，也是以科利为代表的学者在离开不列颠岛，身处异国他乡之时踏上了心理上的寻根之旅。经典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学者认为，无论民族还是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催生了民族，时间上不早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利的著作将民族的形成追溯到了18世纪早期，认可历史、血缘和文化的因素在不列颠特性的形成中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就将不列颠性作为一种现代与前现代，文化与政治变迁的混合体，是对经典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发展，也是该书的核心学术价值所在。二、彼得·伯克著：《知识社会史》（上卷），陈志宏、王婉旖译；《知识社会史》（下卷），汪一凡、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知识社会史》（上卷）《知识社会史》（下卷）该书上下两卷分别于2000和2012年由普利提出版社出版。彼得·伯克在前言中提及，前一本是他四十余年的研究心得，后一本是退休后为继续解答“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到达了现在这个知识大综合的阶段”而作的续篇（下卷第2页）。下卷付梓前，曾听过伯克讲述写作该书的动机与理念，意犹未尽。如今有中译本面世，自然不会错过。上下两卷成书时间相隔12年，都是对卡尔·曼海姆讨论的知识社会学的回应。前一卷副标题为“从古登堡到狄德罗”，围绕伯克擅长的近代早期（1450—1750年）的知识史来谈。后一卷副标题为“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研究的时间段为1750年至2000年。伯克深知以两卷书的篇幅写作长达550年的知识史并不够，但他也无意呈现所有细枝末节，只想展现知识如何专业化的图景（下卷第3页）。他的留白与点到为止也让该书给予了后学充分的灵感。伯克还计划对上卷进行修订，将两册合为《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谷歌》。伯克讨论的知识社会史源于知识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都·孔德和埃米尔·涂尔干，美国的托斯丹·凡伯伦，德国的马科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等，都对知识社会学有不同贡献，且德国学者最终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知识社会学”。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复兴，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莫顿等。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托马斯·库恩和米歇尔·福柯的研究以不同方式促进了知识社会学。在伯克的带领下，读者能在社会学的先贤祠里找到众多研究知识的学者，但在历史学领域，伯克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就只有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涉及了关于知识社会史的研究。他的工作便是进一步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伯克称，他有意将知识社会史首先在俄罗斯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意义上进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ostranenie），也就是形成“一种间离效应，使熟悉的东西看起来有些陌生，使自然的东西像是武断的结果”（上册第2页）。不过，对不熟悉欧洲学术史的中文读者来说，知识史所涉及的人名和书名原本就足够陌生，可能会造成阅读上更大的困难，需要借助工具书来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社会史》的可读性和阅读体验不高。熟悉知识史的读者可能会惊叹于伯克将学科、学者、学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剥茧抽丝，以巧妙选择的个案与比较推进论点。不熟悉的读者可以借助伯克提供的各种标签、夹注和交叉引用，理解他的主要论点，也能读到不少名人轶事。如何以不让人昏昏欲睡的叙事呈现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关联，对许多当代学者而言都是需要解决的。彼得·伯克的著作一直都以相对生动而轻盈的笔触和行文之间的密切呼应，吸引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知识社会史》是不以百科全书的面貌出现的知识史百科全书，为读者钩织出一张复杂的知识之网。三、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著：《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该书于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两位纽约大学的同事合作完成，获2011年美国世界史学会图书奖。作为一本深具美国全球史特色的作品，该书是面向不同年级大学生阅读的政治学教科书，探究“不同帝国运转的多种方式，并观察它们历经岁月置身种种境况中所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程度与局限性”（第2页）。对于非专业学者而言，无论内容的呈现形式还是知识的深度都相对友好。最后还附有作者提供的推荐读物清单，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与英语世界许多以西欧国家及其帝国为研究起点的帝国史学者不同，伯班克以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见长，库珀更关注的是非洲的劳工，以及非洲对西欧帝国的回应。因此，有关上述两个空间中的讨论最见作者功力。而本书的时间起点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和中国，作者认为二者都是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长久的衡量标准。终点是20世纪中期欧洲帝国大量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该书讨论的内容凸显了过去十余年来欧美对帝国史研究的新立场，即采纳比较、关联与互动的视野，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并结合了对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的讨论，探究催生帝国的动力。具体而言，全书比较了帝国间的差异，帝国的中间人（或可称为合作者、代理人），帝国的冲突与转型、对帝国的想象和帝国的军力。但相比近来许多帝国史专著围绕帝国的物质观念和文化层面，伯班克和库珀聚焦于更传统的研究的重点，即政治。对于关注帝国如何统治的读者而言，相信能读到不少新颖的分析。四、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该书于2014年由W.W.诺顿出版社出版。作为一本轻薄小巧的史学史研究，亨特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实践之后，以过来人的身份为读者讲述她所见证的20世纪70年代（即全球化时代）之后种种“主义”对史学的影响，和历史研究的种种“转向”，解答为何全球化再度成为历史著作的写作热点。以出版通俗文学和大学教科书见长的W.W.诺顿出版社会选择出版亨特的这部作品，大抵是认可这部书的目标受众不限于专业读者。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亨特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三组关键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文化理论冲击了此前的四大史学研究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和美国的身份政治（第10页）。二是历史书写的对象跨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发展出了跨国史和全球史，尽管真正的全球史依然凤毛麟角（第50页）。三是对自我和社会的重新定义，并扩展到了新神经史和涉及人新世（Anthropocene）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处于主导地位之后带领地球走入的新的地质时代，关注人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亨特选取这三组问题可谓极为精准。即便不是包罗万象，但对宏观上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内部出现的各种“新潮流”也有很大的帮助。她并未回避上述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存的不足，例如文化理论冲击传统四大范式的后果是新研究破有余而立不足（第30页），但对有志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而言，不足便是进一步研究的空隙。此外，关于译本有几点不解。一是译者为何不使用已出版的中译本所用人名译名，如将列维—施特劳斯译为莱维—施特劳斯（第15页），尽管总数不多。二是原著中不少引文均有中译本，译者并未说明是否采纳已有中译本及其原因。三是为何选用中文维基百科的信息作为译者注的信息来源，而非中英文著作。幸而，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对阅读造成太大影响。若亨特的小书激起了读者进一步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变化的兴趣，还可以参阅2017年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理论手册》（南希·帕特纳与萨拉·富特主编，余伟、何立民译）。该手册被著名史家海登·怀特认为是同时适合专业学者和对史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的实用手册，以史学专业化以来的方法基础和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为起点，结合新兴研究实践，最后落脚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而若将亨特的小书放在伯克的《知识社会史》钩织的网络来理解，不同的读者大约也能续出一段不同的后话。《史学理论手册》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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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与断代史是历史撰述的两种主要形式，而有关通史与断代史认识之分歧，由来已久。在汉代，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撰写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叙述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之时的中国历史。班固不赞成《史记》有关汉代历史的处置，在他看来，“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司马迁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班固所撰《汉书》断汉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以彰显汉代“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后汉书》卷40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此后，学者或重通史编纂或主张断代为史，莫衷一是，马班优劣，聚讼纷纭。刘知幾推崇断代史，反对通史，指责通史“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郑樵则主张通史，抨击断代史。其表彰司马迁深谙“会通之旨”，能“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指责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遂使“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时，对扬班抑马的史家提出批评。“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章学诚倡导撰述通史，一方面通过对郑樵所提出的“通史之义”的阐发，提炼出“通史家风”这一概念。另一方面针对刘知幾所谓通史类史书“事罕异文，语饶重出”之说，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贵在于“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并提出通史编纂有六便二长（《文史通义》卷4《释通》）。综观学者有关通史、断代史的论争，不难发现，这种论辩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与考察历史视野的差别。旨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着眼于会通，因而主张撰写通史；属意于“包举一代”的史家，重在综一代之兴废，故要求断代为史。通古今之变与通史撰述“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就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言的，要求将《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熔铸为一家之言。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就考察历史的视野而言的，要求将历史现象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其发展变化。因此，必须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探寻其发展变化之理。“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至于汉代历史，在司马迁看来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章学诚曾称赞《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义》卷5《申郑》），从历史撰述范围和文献采撰两方面，肯定司马迁奠定了通史规模。此后，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多致力于通史撰述，形成了“通史家风”。杜佑旨在“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撰写了典章制度通史《通典》。马端临认为“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应以“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方法，推寻出“其变通张弛之故”，在杜佑的基础上撰写了《文献通考》。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决心汇天下书为一书，撰写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当代学者考察中国古代通史传统时，曾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将“通古今之变”视为通史精神（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通古今之变”情怀的史家，才会致力于通史撰述。20世纪，史家将“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发展为在历史的沿革流变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也主张撰写通史。在他们看来，通史能够显示社会进化发展原理，激励国民爱国情感，而断代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章太炎指出：“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之衡甚至将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等同于帝王之家谱，“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认为以一朝为一史是帝王家谱，非国民运动之史，“《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不少史家将撰写一部理想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追求。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通史，到白寿彝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史家撰写了一百多部中国通史著作。究一代之始末与断代为史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指出：“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汉书》卷100下《叙传》）这是说，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功绩。对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如此伟大的功业，应以如椽大笔予以记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汉，也能“焕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汉”并以此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作为撰述宗旨。为凸显大汉之功绩，他断汉为书，将纪传体通史改为纪传体断代史。刘知幾对《汉书》极为推崇，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从两个方面肯定了《汉书》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记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此前的史书，无论是《尚书》《春秋》，还是《竹书纪年》《史记》，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班固的创举。第二，叙事严谨，内容丰富，便于学者研讨。这是相对通史而言的。《史记》“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来，这类史书“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汉书》叙事严谨，文赡事详，故而学者寻讨易为其功。《汉书》因有这样的优点而成为后来史家的楷模。东汉末年，荀悦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改为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汉纪》“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颇受欢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断代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刘知幾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并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体》）。刘知幾偏爱断代史，将眼光局限在班、荀二体上，不能预见史学表现形式的发展，故而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说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则是对唐初以前史学发展的总结。杨翼骧指出，断代史适合中国历史王朝兴亡变化的特点，且断代史搜集材料较方便，故而《汉书》之后，断代史不断出现（《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时之所宜与才之所长唐代学者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一文中，针对有关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争论，指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这是说，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专史，应依据实际需要和史家自身的特点，不必拘泥。这虽是就纪传、编年体而言的，亦可以借之来衡评通史与断代史。史家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也是“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一般说来，通史的编纂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巨大的社会变化需要思想家、史学家予以解释。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都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到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撰写通史的要求。司马光指出，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的编纂即是为解决读史繁难问题。20世纪40年代，王袍冲指出：“现在是中国通史的饥荒时代，一方面因为这一百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一方面因为西洋的新史学，已经灌输进来，一切旧史，举不足以应时代的需求，厌学者的欲望。”（王袍冲：《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大学》1942年第1卷第9期）这是从社会需要和史学发展，说明20世纪前期史家撰写中国通史的迫切性。通史“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志》），对史家在才、学、识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通识的史家，才能写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通史的撰述不仅系于“时之所宜”，而且系于“才之所长”。断代史也是时代的产物，如班固断汉为书，是“宣汉”这一时代要求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如陈其泰所言，“时代召唤‘汉书’出世”（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漆侠论及断代史的撰述时，曾指出“只有真正能够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统一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论述其发展，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有深度的断代史”（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这说明史家须具有“包举一代”之能力，才能撰写出理想的断代史。“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这一特性，通史、断代史的撰述在史学发展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史学研究者既需要“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卷《题记》），也需要究一代之始末，详一代之兴废。诚如杜维运指出，通史能见历史之大，断代史则现历史之细。历史洪流，自远古浩浩荡荡而来，惟通史能显此一洪流，然其细流，则被淹没。断代史以时间所涉较短，历史细流，赖以汇集。所以，凡被通史所捐弃的大量历史事实，在断代史中皆有可能保留。历史得以丰富，是断代史的大功。（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通史、断代史都是呈现历史的恰当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并非刘知幾、郑樵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如果没有断代史的基础，难以产生高水平的通史；如果缺乏通史的眼光，断代史的研究也难以深入。范文澜指出，通史要在直通、横通的基础上做到会通，需要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从事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使局部研究与综合研究互相促进，才能写出理想的中国通史。漆侠指出：“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缺乏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断代史的研究不够。”（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好的通史，缺乏像样的中国通史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断代史。”（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时，他也强调通史对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搞断代史应以通史为基础，历史的‘流’断不了，否则就会失去相因之义”（漆侠：《历史研究法》）。白寿彝指出，通史与断代史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没有通史的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通过通史提高断代史的水平，反过来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18vxk006）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5日第1947期 作者：赵梅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和《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书封　钟欣　摄中新网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应妮)《<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和《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日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首发。学者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本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大变动。《<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是中国海关印刷所出版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中的两部著作，也是西方史学著作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代表。艾约瑟编译的《欧洲史略》《西学述略》分别是中文世界最早的欧洲地区通史和西方文化史著作，占据了中国西方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欧洲史略》是较早将欧洲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介绍的著作，《西学略述》全面介绍了西方学术发展概况。《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全书论述的起讫时间为1840-1927年，该研究成果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山东大学陈峰教授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内容，1840年之后的中国史学不再孤立发展，非常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考察，方能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大变动。他指出，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尚有薄弱之处，比如文化机构与西方史学的传播，从新的研究视角探讨期刊传播的信息和知识在史学演进中的作用，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史学传播的回应，就能够促进学术研究更加立体和多元。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表示，从中外学术交流的视角，探寻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命题。中国近代史学主要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和编撰形式的延续，一是反映时代精神和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著述的不断问世，以及新的史学思潮、史书编撰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目前的研究多从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史家对社会的能动反映来叙述近代史学，对西学东渐及其影响重视不够，致使近现代史学史线条单一，需要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全面展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和规律性。《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著者、聊城大学赵少峰副教授认为，中国史学演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社会的变革与文化发展、史学自身求变与历史编纂的变化、出版技术的革新、社会新兴阶层的积极推动。这四个因素在近代中国社会体现的尤其明显。近代出版机构是晚清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载体，同样对西方史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的官办出版机构、民办出版机构以及西方国家在华创设的出版机构在西方史学传播的动机、内容以及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对认识中国史学转型的时代条件、内外动因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