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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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记者李寰11月10—12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编）中国通史》编委会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不能教条式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并不等于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但也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一直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创新”、“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代史学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考古发现与中国社会形态再认识”、“中西社会形态比较”展开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论坛闭幕式并总结讲话。李国强指出，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遵循。李国强强调，构建科学的、完整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要原原本本学经典，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加强多学科融合。所有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强理论创新，做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史学研究，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据悉，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发起创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创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4届。今年，两个论坛合并举办，探讨“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著作——《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是历史学家写给公众的一本小书，围绕“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探讨历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本文选摘其中两篇——一为新书序言，由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所撰，为读者做一导读；一为书中“历史与公民身份”一节。如果您在过去20年中了解过一些新文化史研究，或者知晓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研究的动向，那么，对本书的作者林·亨特就该比较熟悉了。其诸多著作的中文译本，已经在中国史学界驰骋20年。不过，这本2年前出版的小书，却不是为历史学家们写的，林·亨特的理想读者是公众。想象一下，作者在2018年，73岁时，目光投向世界上发生的新事物，她会很容易用数十年历史学专业研究练就的犀利目光，穿透事物的表象，直刺那些事物起源的历史深处来加以理解。当你带着这样一种技能，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带着这样一种从历史学中获得的智慧，看到一个时而失序的世界，不免会产生焦虑，要再一次问自己：历史学有用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能合理地运用历史，或者正在滥用历史？其实，本书的题名“历史学为什么重要”就是对“历史学有用”的论证。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版的证明，以帮助公众了解历史学的奥秘。这就像一位魔术师，要向观众解密几个经典魔术的障眼法。林·亨特知道公众读者的时间宝贵，她只要想办法激发读者了解历史学奥秘的好奇心即可。想进一步探索的读者，可在本书附录的延伸阅读书目中按图索骥，发展兴趣。所以，一本小书够了。一本小书，要直面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这个大问题。林·亨特的叙述逻辑非常清晰。关于政客言论的真伪、强拆历史纪念物、各种历史教科书争议、社交媒体上的历史观战斗，拿起这本小书的读者，有谁没有见识过这些？又有谁可自信地安抚所有愤恨？这些都是现实中冒出来的历史问题，谁都难以逃避，除非整个社会回归雕版印刷时代。这些问题，都必定由历史真相而引起。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天然存在着的；它与存在或新发现的历史文献相关，与历史学研究中的证据概念及证明方式相关，与历史学家的建构性阐释相关，与历史学家的各类自我认同/身份相关。既然如此，认同/身份离不开立场与政治。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本身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只不过原来历史作为政治家的学校，现在已经向作为公民身份的学校转变了。这是林·亨特的识见。依循历史学与政治相关性的分析，林·亨特确信，历史学的重要性就在帮助人们揭穿谎言，进而，历史学通过不断为身份竞争提供新的领域而巩固民主社会。我们不能忘记2018年的美国和世界，这是林·亨特身处的情境，在这个时刻，她相当于把历史学定性为社会稳定的基石，至少对于美国那个社会是如此。这个回答，足以引起相关社会读者对于历史之重要性的关注。然而，2018年的美国，之前与之后，不是也出现了第一章中所谈到的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吗？仅仅知道这些问题关涉历史真相、存在政治意识，这并没有解决它。林·亨特相信，解决之道还要到蕴涵了历史观和史学观的史学方法论里去探寻。她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地球时间，以丰富范例史观和进步史观；我们需要把握历史学中运用现在主义的剂量，才能平衡历史学针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表现的各种倾向性，从而保持自身对于历史的尊重，又不会因迷恋过去而忽视现实的诉求。林·亨特的叙事，保持着历史学家的执着。她在摆出事实、提出问题后，分析中都少不了学术史的脉络。这不只是一种习惯，也是建立历史连续性解释的要求，创造一致性历史解释的有效方法。就像她自己意识到的，“讲故事的活动——所有历史都是由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故事组成——需要有始有终，因而也需要一定的连续感。”回答或者证明历史为什么重要，也是在讲一个历史学经历了数千年发展而仍然可以满足时代需要的故事。虽然是一本小书，林·亨特还是费了不少力气来讲历史学艰难发展的故事。例如“真相”或“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史家那里的各式表达，彼此之间的异同。如果说，近代史学经过了300多年的发展，仍然需要一本书来阐明“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是不是可以算前辈史家的失败，或者一届一届读者的悲哀？看起来像是的。反过来再仔细想想，历史一词在古希腊时代的原义乃是“探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之所以重要，不是过去人们探究了，而是我们现在要探究。只是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对于许多有权使用社交帐号的公众而言，意见表达常常不是探究的结果，而是引发探究的原因。因此，历史学的出场，就有可能被人们赋予引导辩论、规范言论、沉淀价值的意义。我想，这是林·亨特所理解和希望的，但是，历经艰难发展的历史学仍然艰难！这本小书就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就像数学家的孩子要成为数学家，也得从学会数数字开始，公众要学会像林·亨特那样进行历史地思考，也许可以从读这部作品开始，并最终从历史探究中领会尊重的含义。我以崇敬之心寄望林·亨特心目中的历史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同时相信这种历史学终将在此处成为现实。林·亨特林·亨特：历史与公民身份虽然历史学不再是“政治家的学校”，但它仍然是“公民身份的学校”，并且自19世纪末大众政治出现以来便是如此。然而，公民身份的定义如今已更为宽泛。它不再仅仅关乎世人对民族的归属感，尽管此义尚存，但它更关乎一个民族以及其中的每个个体如何与更大范围的全球乃至宇宙相适配。国别史仍会继续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占据优先地位，因为多数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行为（比如投票等）仍会发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欧盟的艰难历程表明，在缺乏多民族共同历史感的前提下，建立多民族的主权体系是多么艰难。出于这个原因，欧盟试图鼓励其成员国更多地教授欧洲历史。讽刺的是，欧洲史，而不仅仅是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历史在美国讲授的历史远远超过了欧洲本身，因为美国的欧洲史教学先是在于培养精英，后来，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又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之间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由于欧洲已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美国政府便越发关注南部边境和亚洲的发展，欧洲史的上述角色分量开始下降。如今，美国的全球史和国别史相互协调，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移民的方式抵达了这个国家。随着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人数的激增，欧洲人占美国境外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75%骤降至2014年的11%。因此，美国的民族叙事现在更多地包含了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美国人，尽管欧洲裔美国人仍在其中占据首要位置。更惹人注目的是，世界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欧洲史，成为美国中学历史教学甚至相当比重的大学中美国史的附属点缀。现如今，选择世界史参加大学委员会预修课程考试的中学生人数是选择欧洲史人数的两倍多。在英国，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因为英国早在18世纪便是世界级帝国，并且它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移民。1993年到2015年间，境外出生的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2015年，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5%（美国可资比较的数字几乎与之一致，为13.7%）。英国政府为中学教育普通证书制定的史学指南（适用于年龄在15-16岁的学生）要求，至少40%的内容为英国史，并且要求关注三个不同的地理范畴：局部的、英国的、欧洲或更大范围的世界背景。看来，更大范围的世界享有与欧洲同样的权重。全球史重要性的提升也可从英国历史系的构成中看出端倪。剑桥大学2017年列出的史学教授中，主要关注英国的人数不足1/4，关注欧洲的人数比例超过1/3，另外1/3则关注西方以外的世界。而在华威大学，几乎2/3的史学教员表现出了对全球问题的兴趣，半数表示关心欧洲史，另外一半对英国史感兴趣。令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史学界似乎并未对全球史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尽管按照美国或英国的标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历史明显被归为全球史。2017年，悉尼大学历史系1/3的教员将澳大利亚史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兴趣，而表示对欧洲史感兴趣的教员比例则为1/3出头，关注美国史的比例为15%，剩下15%则对西方以外的历史感兴趣。对国别史和一国内部不同族群历史的关注程度会持续引发问题。以美国为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于2014年8月通过一项决议，旨在谴责新颁布的预修课程大纲中的高中美国史内容，声称它“反映了美国史的极端修正主义观点，其中强调了我国历史中的消极方面，并且无视积极方面或将其极力弱化”。2015年，俄克拉何马州一位州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州教育委员会拒绝新的大纲，并转而讲授包括大宪章（Magna Carta）、十诫和罗纳德·里根的演讲在内的“基础性”文件。该法案制定者为黑袍团（Black Robe Regiment）成员，据其网站介绍，该组织旨在讲授“我们的责任，即依照《圣经》捍卫我们的主和救世主，以及保卫神启的美国宪法赋予有德之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要为他们分离教会和国家！该法案在招致广泛批评后被撤回，但不断的投诉也让课程大纲在修订过程中更加偏重美国例外论和建国之父们的事迹。英国的辩论一向不那么充满恶意，但同样旷日持久。英国长期以来比较担忧自身的岛国狭隘性。1926年，督学已经表示担心小学阶段的历史教学过于关注英国和大英帝国，而很少讲授世界史。他们建议，更多关注世界史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避免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发生。尽管这种希冀被证明为天真，但学校赋予英国历史的权重仍会定期引发争议。2013年，当保守党教育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试图推行旨在加强英国史在学校课程设置中比重的改革时，教师和主流学者的强烈反对迫使他选择了放弃，并在后续改革中加入了更多世界史内容，同时为移民史和伊斯兰史教学留出了更多空间。此类争端的各种版本正在世界各地上演，但它们会因为地区政治和地缘政治局势而以不同面目出现。比如在加拿大，此种争论在两拨人之间展开，前者想更关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的历史，后者则试图更关注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历史。而在巴西，一些教育工作者赞成更多地囊括原住民的历史和非裔巴西人的历史。南非的教师则试图将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课程变成更具包容性和更加民主的课程。世界史有时代表了世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更多关注，就像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史代表了一种超越国家的公民身份概念，同时它又不否认国家公民身份的诉求。然而，全球史所表现出的真正的世界主义形式并非要取代小学、中学课堂中讲授的国别史，甚至如此形式的世界主义是值得期待的这一点也并不明显，因为历史在创造民族凝聚力方面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写历史总有其角度，而世界主义将会是一种怎样的角度仍晦暗不明：它是一种无源之见呢，还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抑或是来自外太空？尽管如此，全球视角正越发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正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新的组织和 期刊为这些跨越边境的国家争端提供了交换意见的论坛。2004年，国际历史教育者研究网络（HEIRNET）得以组建，它设 立了一个名为《国际历史教学与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杂志以期推动此类讨论。《国际历史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History Ecation）杂志也服务于类似的目的。国际历史教育者研究网2017年的会议征文主题为“当前气候变化、全球冲突、大规模移民和民族主义崛起的多重危机”。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 的朋友，但有时候也可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与教科书的例子类似，学校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为它们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并且它们几乎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因为民族认同问题的解决绝非一蹴而就。这种局面由历史本身决定。关于历史的争论总是发生在一个政体强大到能够允许反思并重建国家之过去的时刻。独裁政权则往往会禁止讨论历史真相。西班牙的佛朗哥和葡萄牙的安东尼奥· 萨拉查（Antonio Salazar）治下的独裁政权并未试图灌输某种新型意识形态；相反，他们会仔细监管教师和教科书，从而确保教师讲授服从家族、天主教会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萨拉查还在官方仪式和出版物中将自己描绘成葡萄牙数百年历史的天然继承者。他反对教育的民主化，认为这将破坏一个良序社会所必需的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权推行的教科书更是教导说，上帝早已规定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永久隔离。其他此类事例还可以无止境地列举下去，而土耳其政府对描写1915—1916年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著作的反应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持续困扰国际关系的例子。土耳其政府也承认，奥斯曼土耳其人将亚美尼亚人从安纳托利亚东部驱逐出境的过程中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 亡。分歧在于死亡人数——土耳其人认为是30万，亚美尼亚人则认为有150万——以及作为争论焦点的意图：这是一场蓄意为之的种族灭绝吗？问题并不在于土耳其政府解释这并非种族屠杀是错误的，因为此种分歧尚有争论的空间，而是它试图阻止辩论；土耳其政府用一纸禁止“冒犯土耳其”（2008年改为禁止“冒犯土耳其民族”）的法令威胁那些可能对此事过于严苛的作家和学者。然而，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威权主义者操纵历史和控制记忆的所有努力而言，历史和记忆总有实现突破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受过史学训练之人编写和讲授的历史。历史始于精英探寻关于自身的故事，但时代在变，历史书写和讲授的内容也在变。历史可能并非民主社会的第一道防线，但它实际上也非常靠近前线，因为对历史的理解提升了我们穿透那些有意编织的谎言迷雾的能力。此外，历史通过不断为身份竞争提供新的领域而巩固了民主社会。新的兴趣、新的研究人员和新的资源会让这些领域重新焕发活力。在检索、重建和辩论的过程中，不同群体、国家或世界都获得了更为牢固的立足点。来源：澎湃新闻

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1．文学：诗意与情感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23]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著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著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著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注释：[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London, 1992)，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LWcUPzS8R7McCRgR9ojlw。[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KHfzxXAB9MZIcM8ccYzLg。[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W1BbZ75jCYVAuMceZ3wOQ。[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kFfGcoKJLTz7PFL_8vF8g。[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LjOOPCysM5KM2ZV-We2Qg。[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52年9月），第231页。（http://links.jstor.org），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1989年），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1990年)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该条注释中存在作者和文献名信息冲突）[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11月10至12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编)中国通史》编委会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怡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乐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路育松主持。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高翔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不能教条式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并不等于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但也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一直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翔强调，社会形态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色。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标志性学术成就。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形态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们的视野，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高翔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社会形态研究不能削弱，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史学要推动社会形态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坚持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认识历史时代、历史道路、历史阶段，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打开中国社会形态研究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问题视域，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新时代中国史学要大力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投身时代进步的洪流，回应现实关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滋养和历史智慧。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创新”、“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代史学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考古发现与中国社会形态再认识”、“中西社会形态比较”展开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论坛闭幕式并总结讲话。李国强指出，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遵循。李国强强调，构建科学的、完整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要原原本本学经典，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加强多学科融合。所有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强理论创新，做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史学研究，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据悉，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发起创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创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4届。今年，两个论坛合并举办，探讨“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西部学刊杂志简介《西部学刊》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主管主办单位：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ISSN：2095-6916CN：61-1487/C；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西部学刊》杂志以全球视野关注中国西部，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事求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思想解放，服务改革开放事业。本刊以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思想解放、服务改革开放为己任。本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不同观点的探讨和辩论，提倡有理有据的批评和反批评，为理论创新提供建设性的平台。《西部学刊》欢迎以下学术研究投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西部地域文化与西部文学研究；经济理论研究；西部区域经济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周秦汉唐研究；文化社会史研究；古今中外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中共党史重大问题（人物、事件、理论）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学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今文学研究。本刊适合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订阅。西部学刊栏目设置政治评论、经济评论、社会观察、学术论坛、探索与争鸣、学者风采、社科新闻西部学刊杂志收录/荣誉万方收录(中)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西部学刊杂志投稿指南1.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姓名。标题要准确、简明，一般不超过20字。2.摘要。应不超过200字，独立自成体系，概括文章的主要观点。3.关键词。3--5个字，反映文章的主题。关键词之间应加分号。4.文章应注明中图分类号（CLC）和文献标识码。网上可查）。5.文字和注释。标题和文字要准确、规范、统一，引文和注释要认真核对原文。6.注释和参考文献应按规定格式书写。7.文中多处引用同一参考文献时，应只列出一个序号，并在文中序号的右上角注明所引文献的页码。

我国非洲史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几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中非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对非洲研究的重视，非洲史更是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有所扩展，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多，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国非洲史研究的新气象第一，涌现出一批新的非洲史教学和研究平台。在2000年以前，国内非洲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少数几家单位。近年来，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江苏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等单位都有一批学者从事非洲史研究，开设非洲史相关课程，招收硕博研究生。从学术刊物来看，除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的《西亚非洲》之外，一些机构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如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的《非洲研究评论》、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的《非洲研究》、上海师大非洲研究中心的《非洲经济评论》等，集中发表非洲史的文章。2019年4月9日，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中国非洲研究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第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近20年来，每年撰写的非洲史论文（含学位论文）几十篇，累计出版的著作近百部。代表性著作有：陆庭恩主编的《非洲农业发展简史》，郑家馨主编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和所著的《南非史》，艾周昌主编的《南非现代化研究》和《非洲黑人文明》，舒运国的《泛非主义史》及其与刘伟才合著的《20世纪非洲经济史》，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和《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张宏明的《近代非洲思想经纬》，刘鸿武等人著的《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孙红旗的《殖民主义与非洲专论》，张忠祥的《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沐涛主编的《东非历史文化丛书》，等等。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上，也不时能见到非洲史方面的论文。第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会邀请国际非洲史研究的一些知名学者来华参会、开设讲座或课程，中国学者也频频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者进修。随着中外学者交流的加深，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国际非洲史学界产生影响。例如，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先后于2005年、2016年在美国非洲研究会的杂志《非洲研究评论》和《巴西非洲研究评论》等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成果。此外，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杨立华和张宏明、北京大学的许亮、湘潭大学的洪永红、华东师范大学的快思等一批学者在海外SSCI期刊上发表了非洲史论文，代表了中国非洲史研究的声音。第四，非洲史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代表了中国非洲史研究的希望。这些中青年学者受过系统的非洲史研究训练，拥有国内外名校的博士学位，出版了比较扎实的学术著作，在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殖民主义与非洲社会变迁、非洲高等教育史、非洲经济史、中非关系史等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影响。我国非洲史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视研究非洲殖民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八九十年代重视研究非洲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不同，近20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洲经济史。中国企业走向非洲，需要了解非洲经济发展的历程。舒运国等学者系统梳理了20世纪非洲经济发展的脉络，认为非洲经济存在两次大的转型，即由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型，以及殖民地经济向现代化的民族经济转型（参见舒运国和刘伟才的《20世纪非洲经济史》等）。在此基础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的《非洲经济史》也即将推出。非洲各国独立后普遍开展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因此现代化研究也是近年来非洲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从非洲大陆的宏观视角探讨了非洲现代化的起步、经历的曲折、与亚洲相比具有的特色等，认为非洲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中叶西方的殖民统治，以南非为代表走上了资源促动型的发展之路，在20世纪下半叶又有了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其他尝试（参见艾周昌主编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以及李安山的《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等）。在研究非洲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成果是对非洲国别现代化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对埃及和南非现代化的研究。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在非洲具有代表性，前者代表了一大批伊斯兰教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涉及如何对待伊斯兰传统文化、军人政权、威权主义等（参见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哈全安的《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等）；关于南非现代化的研究，则更多地涉及种族主义、白人殖民遗产等问题（参见艾周昌主编的《南非现代化研究》、沐涛的《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等）。二是非洲思想史。近年来中国学者集中探讨了近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废奴主义、泛非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涉及的非洲思想家有阿莫、伊奎亚诺、库戈亚诺、布莱登、霍顿，以及一些当代非洲国家领导人，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等。以近代西非民族主义者爱德华·布莱登为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对其评述，但近年来的学者们则分别从哲学、宗教和文化等角度阐释其思想，认为他“不仅是近代非洲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也影响了几代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在现代非洲主流思想诸如非洲民族主义、泛非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等理论中都可以寻觅到布莱登‘非洲复兴思想’的踪影”（参见张宏明的《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等）。关于非洲传统宗教，学者们通过在非洲的人类学调研和一手资料的收集，从非洲传统宗教的特点、核心内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它是非洲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塑造了非洲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并在非洲群体整合与社会认同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参见周海金：《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若干问题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三是非洲史学史。国内学界对非洲史学史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涉及对非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杜波依斯、范西纳，非洲本土的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南非早期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论述，但基本上属于零星式的介绍。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以及戴克、阿贾伊、基—泽博、阿杜·博亨、奥戈特、迪奥普和兰杰等非洲著名史学家进行系统研究。例如，刘鸿武和王严在《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A.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与史学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中，以东非著名史学家奥戈特为个案，研究了第一代非洲史学家的史学贡献和史学理念，认为奥戈特是“当代非洲三大思想贤人之一”。他的史学研究致力于非洲历史价值的再发现与“去殖民地化”，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的史观是其主要的史学理念。李鹏涛在《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中，概述了兰杰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其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与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四是非洲新文化史。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非洲史研究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日益明显，主要涉及非洲环境史、医疗卫生史和妇女史等领域。在非洲环境史方面，主要关注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林业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资源利用、非洲本土知识和西方科学在非洲环境变迁中的作用等。有学者认为，古代东北非地区的努比亚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和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文明的衰落可能是环境恶化的结果；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则对非洲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参见包茂红的《非洲的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李鹏涛的《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等论文）。国内学者对非洲疾病史也有所涉猎。昏睡病是自古以来就在非洲大陆肆虐的热带传染病，严重阻碍了非洲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于红在《非洲昏睡病历史研究》（《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梳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对非洲昏睡病的研究，指出殖民主义入侵破坏了非洲抵御昏睡病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空前的生态灾难，导致昏睡病的大规模暴发和流行。詹世明在《艾滋病：非洲的世纪难题》（《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一文中，对非洲艾滋病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艾滋病在非洲的肆虐有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并与许多固有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只有经过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遏制艾滋病在非洲的严重蔓延。也有学者以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学转向为背景，探讨了非洲医疗史兴起的原因、内容和特点，并指出了不足之处，如从专门史和科学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居多，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较少（参见张忠祥：《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关于非洲妇女史，中国史学界多从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有时扮演着比男人更重要的角色，生产非洲13亿多人口所需要的大部分食物；在城市建设中，她们敢于反对歧视，通过从事小商品贸易，改善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妇女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见郑晓霞的《社会转型中的南非黑人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时春荣的《非洲妇女与“第二次解放运动”》，《西亚非洲》2007年第8期等）。五是非洲国别史。非洲现有54个国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国志》各国分册和许永璋的《非洲五十四国简史》对非洲各国历史均有涉及。但是，成果丰富且具有研究深度的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埃及等少数国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识读埃及象形文字，并运用英、法、俄等资料和考古发掘文献的基础上，论述了古埃及文明由盛到衰的过程，或者从政治制度、宗教和社会等层面全面考察了当代埃及的政治问题（参见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郭丹彤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等）。新南非诞生伊始，杨立华等人就出版了《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书，是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南非政治经济发展的专著，概述了南非多种族社会的形成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兴衰。此后，国内研究南非史的著名学者郑家馨教授在2010年出版了《南非史》，2018年又出版了《南非通史》。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则聚焦于南非经济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南非现代化研究》和《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等。近年来，中国学界逐渐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埃及与南非之外的非洲国家。例如，张湘东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一书中认为，二战以来，埃塞俄比亚先后两次实行联邦制，并逐步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这与埃塞俄比亚民族众多密切相关。周倩的《当代肯尼亚国家发展进程》和李湘云的《当代坦桑尼亚国家发展进程》，则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史。六是中非关系史。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近年来的研究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深化了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在系统整理非洲华侨华人史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从唐代至20世纪末各个时期的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几乎都有论述（参见李安山编著的《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非洲华侨华人史》等）。二是对中非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如明朝郑和船队航行东非、万隆会议与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三次访问非洲的历史影响、坦赞铁路修建的曲折历程及存在的问题、中国医疗队与非洲的医疗合作等。三是对在华的非洲人的研究，包括近代澳门的非洲人、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的历史等。另外，关于中非关系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也将分为总论卷、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及口述资料卷出版。对我国非洲史研究现状的思考我国非洲史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与国际非洲史学界的研究以及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非洲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即使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非洲史在研究队伍的体量、每年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仍然属于比较薄弱的学科，为此还需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一，加强对非洲史研究中一些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例如，关于非洲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形成的问题，国内学界虽已有涉猎，但缺少系统性探讨其成因、对当代非洲政局的影响等研究；关于非洲村社制度和土地制度演变问题，也是如此。后者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与非洲现实发展紧密相关。2018年，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政局都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究其深层次原因，几乎都能看到土地问题的影子。此外，关于非洲传统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经常是个别学者在某一领域的单打独斗，无法形成思想上的交锋。对诸如此类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才会获得对非洲历史更为深刻而精准的认识。第二，秉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当今非洲史研究队伍中的中青年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外语好、接受新事物快，但许多人并非史学专业出身，缺少史学研究系统训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熏陶，制约了高水平的非洲史研究成果的问世。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非洲史。未来可以将史学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把非洲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第三，在研究资料上，尚需加强对原始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及多语种资料的收集和引用。除了中非关系史外，目前的非洲史研究大多依靠国外学者公开发表的英文研究成果和少量的英文档案资料，法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及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非洲当地语言的文献引用极少。我们可以利用在非洲调研的机会，多方收集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同时充分利用相关的数据库资源，提高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原创性。第四，重视非洲史人才队伍的培养，合理布局非洲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基地。我国非洲史研究队伍虽然在不断壮大，但人数总体还是偏少，这也是非洲许多重大问题缺少研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国别史不能问世的重要原因，已严重滞后于我国对非关系的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重视非洲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开非洲史的相关课程，在世界通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增加非洲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国内几十家非洲研究单位进行合理布局，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我们相信，伴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入和社会各界对非洲研究的广泛重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国际非洲史研究领域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作者：沐涛（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教授）；张弛（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光明日报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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