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杂志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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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1．文学：诗意与情感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23]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著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著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著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注释：[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London, 1992)，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LWcUPzS8R7McCRgR9ojlw。[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KHfzxXAB9MZIcM8ccYzLg。[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W1BbZ75jCYVAuMceZ3wOQ。[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kFfGcoKJLTz7PFL_8vF8g。[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LjOOPCysM5KM2ZV-We2Qg。[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52年9月），第231页。（http://links.jstor.org），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1989年），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1990年)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该条注释中存在作者和文献名信息冲突）[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11月10至12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编)中国通史》编委会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怡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乐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路育松主持。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高翔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不能教条式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并不等于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但也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一直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翔强调，社会形态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色。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标志性学术成就。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形态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们的视野，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高翔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社会形态研究不能削弱，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史学要推动社会形态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坚持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认识历史时代、历史道路、历史阶段，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打开中国社会形态研究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问题视域，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新时代中国史学要大力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投身时代进步的洪流，回应现实关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滋养和历史智慧。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创新”、“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代史学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考古发现与中国社会形态再认识”、“中西社会形态比较”展开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论坛闭幕式并总结讲话。李国强指出，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遵循。李国强强调，构建科学的、完整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要原原本本学经典，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加强多学科融合。所有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强理论创新，做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史学研究，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据悉，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发起创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创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4届。今年，两个论坛合并举办，探讨“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西部学刊杂志简介《西部学刊》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主管主办单位：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ISSN：2095-6916CN：61-1487/C；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西部学刊》杂志以全球视野关注中国西部，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事求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思想解放，服务改革开放事业。本刊以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思想解放、服务改革开放为己任。本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不同观点的探讨和辩论，提倡有理有据的批评和反批评，为理论创新提供建设性的平台。《西部学刊》欢迎以下学术研究投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西部地域文化与西部文学研究；经济理论研究；西部区域经济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周秦汉唐研究；文化社会史研究；古今中外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中共党史重大问题（人物、事件、理论）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学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今文学研究。本刊适合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订阅。西部学刊栏目设置政治评论、经济评论、社会观察、学术论坛、探索与争鸣、学者风采、社科新闻西部学刊杂志收录/荣誉万方收录(中)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西部学刊杂志投稿指南1.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姓名。标题要准确、简明，一般不超过20字。2.摘要。应不超过200字，独立自成体系，概括文章的主要观点。3.关键词。3--5个字，反映文章的主题。关键词之间应加分号。4.文章应注明中图分类号（CLC）和文献标识码。网上可查）。5.文字和注释。标题和文字要准确、规范、统一，引文和注释要认真核对原文。6.注释和参考文献应按规定格式书写。7.文中多处引用同一参考文献时，应只列出一个序号，并在文中序号的右上角注明所引文献的页码。

11月10至12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编)中国通史》编委会办公室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怡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乐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路育松主持。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高翔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不能教条式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并不等于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但也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一直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翔强调，社会形态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色。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标志性学术成就。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形态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们的视野，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高翔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社会形态研究不能削弱，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史学要推动社会形态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坚持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认识历史时代、历史道路、历史阶段，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打开中国社会形态研究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问题视域，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新时代中国史学要大力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投身时代进步的洪流，回应现实关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滋养和历史智慧。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创新”、“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代史学发展”、“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考古发现与中国社会形态再认识”、“中西社会形态比较”展开讨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论坛闭幕式并总结讲话。李国强指出，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解释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遵循。李国强强调，构建科学的、完整的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要原原本本学经典，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加强多学科融合。所有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都要树立问题意识，加强理论创新，做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史学研究，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据悉，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发起创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2007年创办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4届。今年，两个论坛合并举办，探讨“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这一重要命题，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

【大家】 学人小传 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史学理论研究》主编。1986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提出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于沛参与创建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杂志，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方法论暨史学史。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于沛先后任中央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2019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近年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的慧眼》《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主编并撰写专著有《全球化和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西方史学史》、《20世纪西方史学史》等。一个时间节点往往蕴含特殊意义。1982年6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不多的世界历史研究生。改革开放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也为于沛的学术人生平添了巨大张力。只争朝夕，潜心研究，成为于沛随后近40年的人生常态。时代变迁，学术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疑虑困惑与思想交锋，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源于国外。于沛深知，只有用所学知识科学阐释这些问题，理性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与时代同行共进。与书为伴好学深思1960年至1962年，于沛在北京六中读高中。学校周围有紫禁城旁的西城区图书馆、北海桥畔的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天安门毗邻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每当我走进图书馆，仿佛进入了一座神圣的殿堂。我每天在这里饱食‘知识大餐’，尽情地汲取人类文明所积淀的丰富营养。”于沛记得，1962年，北京图书馆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晚会，一位男演员充满激情地朗诵《望岳》，当读到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听众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眼里噙着泪花。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但一场自然灾害岂能磨灭中华民族的豪迈气概”。“正是由于在图书馆的‘贪婪’汲取，我对中外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历史书籍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智慧，让我莫名地冲动、兴奋。我忘记饥饿，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向着人生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于沛的历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二期末考试后，执教历史课的焦老师把他叫到教研室，拿出试卷说：“你的试卷其他老师也看了，大题小题都挑不出错，确实答得好，但我只能给你95分。我教了一辈子书，没给过任何一个学生的历史试卷100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你也一样。不仅要好学，更要深思，希望你继续努力。”正是这“5分之差”，给了于沛一生的动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于沛据己所长，把研究方向确定在俄国史、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方面。1982年7月，他在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历史》任编辑，同时从事苏联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马克思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五年后，于沛参与创办《史学理论》，不久又参与创办《史学理论研究》。四十岁出头的他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又因成果丰富，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1996年，于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10月，开始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主任，他还肩负培养博士生的任务。学术之旅，一路走来，于沛的步伐坚实而稳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者潜心世界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却不把它包含在内。1998年至2008年，于沛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主持制订世界史“十一五”科研发展规划。工作期间，他在与国外同行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缺乏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了解，对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更是知之甚少。这几重“打击”，使他萌生了“补白”的愿望。2007年，在一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年度选题座谈会上，于沛提议开展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却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被列入。这样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自己先慢慢干起来再说。2008年，卸任所长职务后，于沛的研究时间有了保障，便在前几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大步向既定目标进发。十年磨一剑。新中国成立70华诞之际，凝结于沛多年心血、全景式再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终于面世。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脉络，对其中的关键问题做出了深入分析，集中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历程，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成就与经验，让学界看到了一个系统而清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全貌，为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沛对当代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做了“经纬式”的阐述。“经”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期。“纬”是对每个阶段涉及的领域、研究重点，对比前辈及国外学术研究进展，指出各阶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逐一评价各分支学科，包括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事件与人物、专题史研究的深度与特点。于沛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尚未出现系统而有规模的研究，但并非不存在独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根本改变。尽管基础薄弱，文献资料欠缺，学科建设不尽如人意，但在整体上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还是拿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世界史学科建设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于“文革”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于沛表示，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受极“左”路线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历史研究完全被政治性批判所代替。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世界史学者还是在逆境中继续耕耘，且有成果问世，如两卷本《世界近代史》（上海师范大学）、三卷本《简明世界史》（北京大学），以及《拿破仑传》等译作。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则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的“重头戏”。谈及这些，于沛难掩内心喜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学界足够底气。学者们打碎‘左’的枷锁，突破学术禁区，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以一系列令中外学术界瞩目的优秀成果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完备形态的一门学科。”“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时代呼唤加强世界史的研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于沛认为，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世界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着紧密联系，当代国际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不仅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根源，而且许多研究课题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巨变等。这些问题关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学术界理应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科学阐释。《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资料扎实，气势恢宏，作为拓荒之作，这部60万言皇皇巨著为我国学术史研究书写了精彩华章。令人欣慰的是，其姊妹篇《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1840-1949》（60万字）也即将出版。重道固本守正出新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于沛主编）序文中提到了一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76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负责编写一部综合概述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的著作。历经两年时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书名是《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后来，南京大学杨豫教授将其翻译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巴勒克拉夫在《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那就是1929年至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他认为，这场大萧条对世界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无视或蔑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甚至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巴勒克拉夫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想“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但像巴勒克拉夫这样的学者毕竟是少数，由于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而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有疑虑。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描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系统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吸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发扬优秀传统，克服缺点，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必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258万字，作为主编的于沛撰写了其中的许多章节。庞卓恒教授评价：“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它的论述范围涵盖了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初创之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再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更加宏阔壮伟的新高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于沛有这样一段精辟表述：“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他坦言，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只有随岁月远去、时间沉淀，才能检验它是否有价值，而对于它的选择与研究，学者们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而中国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动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能够对当代世界和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提供指导。为什么我们要遵循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呢？于沛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是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它不仅揭开了历史发展之谜，而且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的光明未来。唯心史观则否认历史规律性，主张从人们的“理性”或某种“绝对精神”去研究历史，否认“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然后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认识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关系的状况。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而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唯物史观的价值是后人经过时间与实践逐步认识的，恩格斯当年就这样解读过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一种表达历史过程的观点，但这种表达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说明，而是在说明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阐释。”于沛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结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研究，因为这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探索，从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天，他都一直在坚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于沛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旨在告诉人们，这正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于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李大钊也充满敬意，在书中，他这样描述——“李大钊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1920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身着长衫的李大钊为学生开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手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把“金钥匙”的于沛，从此开启了一扇扇学术之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历史的慧眼》《国际格局中的世界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以及在央视电视纪录片《世界历史》担任总撰稿人时留下的文字，或恢宏，或深刻，或激扬，无不彰显着唯物史观的力量。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在于沛看来，世界的新变化是一种事实与趋势，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关注着经济全球化这股巨大的历史浪潮如何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2006年年初，于沛的《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于沛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或曰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当前，“全球性”已经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立足中国、关怀人类、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进程。2007年6月8日，于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出全球史的两层含义：其一指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个别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史”和“世界历史”意义相近；其二，指具有“全球观念”的一种历史认识、历史思维或史学方法。于沛认为，15、16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打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孤立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导致人类的交往发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史”迈进。为扩大学术影响，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文集于2007年出版，汇集国内学术界的代表性研究文章41篇，均具很强的理论性与现实性，表明中国学者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既有与西方历史学家相通的内容，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单一的文化将取代多样性的文化。对此，于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交流与互动的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由于人类社会的空间障碍正在消失，不仅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影响，与经济领域不同，这种影响并不是产生“单一文化模式”的所谓的“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领域不能形成文化上的全球化和趋同化。于沛指出，文化的基本属性，首先是民族性。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因为漫长的世界历史告诉人们，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样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个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如果文化的民族性失去了，世界性也就不复存在。世界文化由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组成，世界上不存在超然于民族文化之上的所谓独立的“世界文化”。于沛坚信，经济全球化必将使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联系空前增强，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机会不断加大，各民族在继承、发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发展表现出相互融合和多元发展同时并存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交流还是融合，都不再是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在创造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2019年，于沛继续撰文，深化自己的观点。2019第3期《求是》发表了其《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文章指出，有些人无视人类交往的增强，对“全球化”和“全球史”做出错误的解读。他们不仅割裂经济全球化和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也曲解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只是马克思所解释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全球史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史观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于沛还说，“冷战”后，大国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但必须看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更加凸显；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处不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维护和平、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的，问题尚未解决，研究没有终点。于沛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继续与时间赛跑，能像当年那样，交出不负时代的答卷。在本文写作结束之际，于沛告诉笔者，他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来的信息，其《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成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推荐理由是：本书是学者于沛多年研究历史的心血之作，旨在借读者一双“慧眼”，使其掌握正确的阅读历史的方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看懂真正的历史。于沛，一个著书立说的人，一个平凡的学者，但他的研究成果有其独特的价值，而贯穿在治学过程中的严谨、扎实、大气、高远等品格，则彰显了其学术示范意义。作者：马宝珠，本报高级编辑，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化更新的尝试》《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实业元勋》《心河帆影》《一个女记者眼中的人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合编《光明日报五十年历程》、“影响中国历史的三百位历史人物”（系列丛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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