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大家】 学人小传 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史学理论研究》主编。1986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提出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于沛参与创建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杂志，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方法论暨史学史。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于沛先后任中央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2019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近年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的慧眼》《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主编并撰写专著有《全球化和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西方史学史》、《20世纪西方史学史》等。一个时间节点往往蕴含特殊意义。1982年6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不多的世界历史研究生。改革开放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也为于沛的学术人生平添了巨大张力。只争朝夕，潜心研究，成为于沛随后近40年的人生常态。时代变迁，学术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疑虑困惑与思想交锋，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源于国外。于沛深知，只有用所学知识科学阐释这些问题，理性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与时代同行共进。与书为伴好学深思1960年至1962年，于沛在北京六中读高中。学校周围有紫禁城旁的西城区图书馆、北海桥畔的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天安门毗邻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每当我走进图书馆，仿佛进入了一座神圣的殿堂。我每天在这里饱食‘知识大餐’，尽情地汲取人类文明所积淀的丰富营养。”于沛记得，1962年，北京图书馆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晚会，一位男演员充满激情地朗诵《望岳》，当读到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听众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眼里噙着泪花。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但一场自然灾害岂能磨灭中华民族的豪迈气概”。“正是由于在图书馆的‘贪婪’汲取，我对中外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历史书籍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智慧，让我莫名地冲动、兴奋。我忘记饥饿，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向着人生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于沛的历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二期末考试后，执教历史课的焦老师把他叫到教研室，拿出试卷说：“你的试卷其他老师也看了，大题小题都挑不出错，确实答得好，但我只能给你95分。我教了一辈子书，没给过任何一个学生的历史试卷100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你也一样。不仅要好学，更要深思，希望你继续努力。”正是这“5分之差”，给了于沛一生的动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于沛据己所长，把研究方向确定在俄国史、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方面。1982年7月，他在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历史》任编辑，同时从事苏联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马克思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五年后，于沛参与创办《史学理论》，不久又参与创办《史学理论研究》。四十岁出头的他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又因成果丰富，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1996年，于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10月，开始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主任，他还肩负培养博士生的任务。学术之旅，一路走来，于沛的步伐坚实而稳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者潜心世界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却不把它包含在内。1998年至2008年，于沛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主持制订世界史“十一五”科研发展规划。工作期间，他在与国外同行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缺乏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了解，对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更是知之甚少。这几重“打击”，使他萌生了“补白”的愿望。2007年，在一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年度选题座谈会上，于沛提议开展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却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被列入。这样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自己先慢慢干起来再说。2008年，卸任所长职务后，于沛的研究时间有了保障，便在前几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大步向既定目标进发。十年磨一剑。新中国成立70华诞之际，凝结于沛多年心血、全景式再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终于面世。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脉络，对其中的关键问题做出了深入分析，集中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历程，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成就与经验，让学界看到了一个系统而清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全貌，为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沛对当代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做了“经纬式”的阐述。“经”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期。“纬”是对每个阶段涉及的领域、研究重点，对比前辈及国外学术研究进展，指出各阶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逐一评价各分支学科，包括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事件与人物、专题史研究的深度与特点。于沛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尚未出现系统而有规模的研究，但并非不存在独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根本改变。尽管基础薄弱，文献资料欠缺，学科建设不尽如人意，但在整体上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还是拿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世界史学科建设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于“文革”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于沛表示，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受极“左”路线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历史研究完全被政治性批判所代替。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世界史学者还是在逆境中继续耕耘，且有成果问世，如两卷本《世界近代史》（上海师范大学）、三卷本《简明世界史》（北京大学），以及《拿破仑传》等译作。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则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的“重头戏”。谈及这些，于沛难掩内心喜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学界足够底气。学者们打碎‘左’的枷锁，突破学术禁区，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以一系列令中外学术界瞩目的优秀成果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完备形态的一门学科。”“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时代呼唤加强世界史的研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于沛认为，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世界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着紧密联系，当代国际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不仅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根源，而且许多研究课题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巨变等。这些问题关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学术界理应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科学阐释。《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资料扎实，气势恢宏，作为拓荒之作，这部60万言皇皇巨著为我国学术史研究书写了精彩华章。令人欣慰的是，其姊妹篇《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1840-1949》（60万字）也即将出版。重道固本守正出新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于沛主编）序文中提到了一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76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负责编写一部综合概述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的著作。历经两年时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书名是《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后来，南京大学杨豫教授将其翻译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巴勒克拉夫在《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那就是1929年至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他认为，这场大萧条对世界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无视或蔑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甚至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巴勒克拉夫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想“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但像巴勒克拉夫这样的学者毕竟是少数，由于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而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有疑虑。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描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系统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吸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发扬优秀传统，克服缺点，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必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258万字，作为主编的于沛撰写了其中的许多章节。庞卓恒教授评价：“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它的论述范围涵盖了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初创之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再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更加宏阔壮伟的新高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于沛有这样一段精辟表述：“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他坦言，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只有随岁月远去、时间沉淀，才能检验它是否有价值，而对于它的选择与研究，学者们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而中国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动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能够对当代世界和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提供指导。为什么我们要遵循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呢？于沛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是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它不仅揭开了历史发展之谜，而且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的光明未来。唯心史观则否认历史规律性，主张从人们的“理性”或某种“绝对精神”去研究历史，否认“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然后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认识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关系的状况。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而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唯物史观的价值是后人经过时间与实践逐步认识的，恩格斯当年就这样解读过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一种表达历史过程的观点，但这种表达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说明，而是在说明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阐释。”于沛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结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研究，因为这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探索，从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天，他都一直在坚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于沛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旨在告诉人们，这正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于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李大钊也充满敬意，在书中，他这样描述——“李大钊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1920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身着长衫的李大钊为学生开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手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把“金钥匙”的于沛，从此开启了一扇扇学术之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历史的慧眼》《国际格局中的世界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以及在央视电视纪录片《世界历史》担任总撰稿人时留下的文字，或恢宏，或深刻，或激扬，无不彰显着唯物史观的力量。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在于沛看来，世界的新变化是一种事实与趋势，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关注着经济全球化这股巨大的历史浪潮如何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2006年年初，于沛的《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于沛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或曰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当前，“全球性”已经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立足中国、关怀人类、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进程。2007年6月8日，于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出全球史的两层含义：其一指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个别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史”和“世界历史”意义相近；其二，指具有“全球观念”的一种历史认识、历史思维或史学方法。于沛认为，15、16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打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孤立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导致人类的交往发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史”迈进。为扩大学术影响，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文集于2007年出版，汇集国内学术界的代表性研究文章41篇，均具很强的理论性与现实性，表明中国学者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既有与西方历史学家相通的内容，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单一的文化将取代多样性的文化。对此，于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交流与互动的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由于人类社会的空间障碍正在消失，不仅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影响，与经济领域不同，这种影响并不是产生“单一文化模式”的所谓的“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领域不能形成文化上的全球化和趋同化。于沛指出，文化的基本属性，首先是民族性。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因为漫长的世界历史告诉人们，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样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个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如果文化的民族性失去了，世界性也就不复存在。世界文化由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组成，世界上不存在超然于民族文化之上的所谓独立的“世界文化”。于沛坚信，经济全球化必将使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联系空前增强，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机会不断加大，各民族在继承、发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发展表现出相互融合和多元发展同时并存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交流还是融合，都不再是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在创造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2019年，于沛继续撰文，深化自己的观点。2019第3期《求是》发表了其《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文章指出，有些人无视人类交往的增强，对“全球化”和“全球史”做出错误的解读。他们不仅割裂经济全球化和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也曲解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只是马克思所解释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全球史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史观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于沛还说，“冷战”后，大国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但必须看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更加凸显；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处不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维护和平、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的，问题尚未解决，研究没有终点。于沛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继续与时间赛跑，能像当年那样，交出不负时代的答卷。在本文写作结束之际，于沛告诉笔者，他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来的信息，其《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成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推荐理由是：本书是学者于沛多年研究历史的心血之作，旨在借读者一双“慧眼”，使其掌握正确的阅读历史的方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看懂真正的历史。于沛，一个著书立说的人，一个平凡的学者，但他的研究成果有其独特的价值，而贯穿在治学过程中的严谨、扎实、大气、高远等品格，则彰显了其学术示范意义。作者：马宝珠，本报高级编辑，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化更新的尝试》《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实业元勋》《心河帆影》《一个女记者眼中的人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合编《光明日报五十年历程》、“影响中国历史的三百位历史人物”（系列丛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人民日报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对我国历史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今天，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构建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一批体系宏大、富有创见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国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新起点上，我国史学界面向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张海鹏）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对我国历史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今天，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构建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一批体系宏大、富有创见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国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新起点上，我国史学界面向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张海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史学工作者关于本学科基本理论的探索始终没有中断，而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则是人们思考与实践的中心问题。商榷与收获、经验与教训、反思与进取，虽有坎坷但努力的方向没有改变。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指出了考察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的路径和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提出这样的设想并开始做探索性研究，即：努力做到三个“认识高度”，考察两个“研究对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三个认识高度李大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道路，至今已近百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建立、广泛传播、反思与进取几个阶段，直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前景，即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前景，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要在认识上和具体研究上立足于三个“高度”，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高度，立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史学遗产新起点的高度。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中国国情、时代特点和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追求，不仅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具有先进性。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又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证研究的先进性。在近百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三十年代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四十年代有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代有范文澜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六十年代有翦伯赞的两篇名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述，九十年代末有《刘大年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系列研究，本世纪以来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等著作出版，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可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优良传统，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德、才、学、识，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事实、褒贬、文采，知人论世，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通史家风；等等。对于这些观念和问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今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之中。显然，这是史学工作者对待史学遗产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立足于这样的高度，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凸显鲜明的民族性。两个研究对象这里说的两个研究对象，一是历史理论，即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一是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著作。1983年，尹达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作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包含在考察、论述的范围之内，并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作出合理安排。不论是历史理论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这一要求和目标，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明确认识的。我们认为：关于历史理论，在努力于三个“认识高度”的基础上，一是要关注基本理论构成的逻辑体系，如我们所列出的基本理论问题，以“自然史和人类史”“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为起始，最后讲到“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针对性，如“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形态学说”“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关于史学理论，关键在于探寻、揭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史学观念的内在联系，如史学的性质、史学的功用、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学批评等，用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为当代史学理论提供滋养。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整体面貌上，应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器局与风格。“新时代”的器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二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本身包含着世界视野。这里说的“中国特色”是突出民族性，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然，民族性是与世界性相对而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是与外国相比较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自亦显示应有的雅量与谦逊，以达到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互为参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撰述风格和学术旨趣。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研究内容与表现形态上，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每一专题论述之后，专有一部分文字名为“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论述外国史学在同一专题方面之所得，以助益人们对这一专题涉及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如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之下，首先要论述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杜佑、顾炎武等名家的地理思想及相关论点，其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著作为指导，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认识，最后是“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略述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相关史学家的论点及著作等。对于史学理论的专题论述，如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中外学者都有各自的见解和论述，也都要按照这种表现形态反映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应按照这一明确的目标要求，以集体之智慧作深入研究，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尽史学工作者的一份光荣职责。（作者：瞿林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有些好奇，一文不值1写这篇文之前，有位读者强烈要求青葱酱去做一期采访，甚至连主题都帮我想好了，就叫“军校学生会之红白黑”。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逼了，这想干嘛？写了能发？发了能活？心里虽然吐槽，但还是去问了一下军校的同学——“我们没有学生会。”“那有没有类似的组织？”“除了规定的组织外，学校不允许搞其他组织。”我把上述回答告诉那名读者的时候——“不管不管，我就要看军校的故事！”“……”对此，我只能回复省略号。“哎呀，我就是好奇嘛！实在不行，你去问问军校有没有那些玛丽苏的恋爱故事！”“……”我咂咂嘴，“军校学生招你惹你了？”好奇是人的天性，我也确实可以理解，所以后来我带上笔记本直接到军校找小姐姐聊天去了。若问有没有很有爆点的故事，确实是有小说式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充满了青春的骄傲与苦恼，但这些故事在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之后，可还有其他用处？都说好奇是进步的动力，可好奇心真的可以让人进步摆脱平庸吗？2青葱酱经常会去博物馆看展览，每一次都大饱眼福，极大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可有次我在博物馆中，听到一位父亲对孩子说：“回去之后写篇观后感。”孩子敷衍而抗拒地回答了一句：“嗯。”我在旁边不由自主同情了一下孩子，小学的时候我也经常被老师要求写各种观后感、读后感。不过想着自己现在也写过几十万字的小说，公众号也尽量每周三次更新，怎么想都觉得自己写篇观后感都不算难，于是心里就开始构想怎么写博物馆的观后感。搜刮了一遍脑海中的所有想法后，我不得不承认，虽然博物馆这个地方我来得很勤，展览也看得很细，但如果真要写点什么，除了人山人海、华丽古雅之外，我对那些展览品真的没什么深刻感悟。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参观了展览，可是学到的东西真的很少。完美的讲解词、琳琅满目的展览品，总给我一种名为“进步成长”的错觉，实际上解下讲解器的耳机，走出展览厅后，留在脑中的，也仅仅是一个浅薄的印象。想要真正有所提升，单是好奇还远远不够。上周我去博物馆参加了一个有关陶器的活动，其中讲解陶器的老师把陶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详细讲解了一遍，其信息量远比普通讲解翔实不少。那一瞬，我才意识到，自己来逛博物馆就是想要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变得像讲解的老师一样——我能把这个东西的变迁历史说出来，或许不需要了解得很专业很详尽，但是能大致讲出来就够了。后来老师说，为了这次活动的讲解不会枯燥，她准备了很久，每一个详细讲解的文物，都查阅了大量资料，也问过不少专家。而这些，只有好奇是绝对达不到的。3如果说好奇是对不了解的事物感觉新奇而产生兴趣，可以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那如果只在门口站着看里面的世界，而不进入探索，纵然打开的大门再多，看到的内容再丰富，也只能和以前一样平庸。同样是历史，好奇的人会阅读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历史类文章，顶多亲自看看史书的白话翻译，平常也能偶尔说出点历史事件。而不止于好奇的人会如何做？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走哪带哪，一直读了24年，其中圈点批画密密麻麻，正文旁边是各色的批注评语，让人不知道是该看正文还是该看他的批注。《罗辑思维》的前知识策划、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青年历史学者李源，是第一个在本科生期间于《史学理论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当时这在学校和国内史学界引起了轰动。甚至，有老师把他的文章作为第一堂导论课的讨论内容进行讲授。经常有成功人士说，好奇是成功的关键，保持好奇才能进步。但是，如果只是好奇，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毛泽东或者李源那种程度？大多数人离心中想要的成功还差得很远。4世人都有猎奇心理，对身边的陌生事物感到好奇本是正常之事。可好奇就不花费精力吗？因为一本百万字网文的简介而好奇点进去阅读，最后悄无声息连续几天通宵到天明，白天却又困倦不已，昏昏欲睡，影响日常学习工作。这种好奇真的没问题吗？因为好奇少数特殊人群的生活，于是问东问西，只顾着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去探寻，却丝毫不在乎客观事实。这种好奇真的没问题吗？有时候正在学习工作，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件让自己好奇心高涨的事，于是暂停下手中的正事，跑去围观，把原本流畅的思路生生打断。这种好奇真的没问题吗？时间有限，人生转瞬即逝。把满足好奇当做目的，一昧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无异于放弃了原本的坚持和努力。好奇可以促使人进步，但满足好奇不是目的，只是起步。如果把满足好奇心当做最终目标，到头来只会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毫无长进。成长始于好奇，平庸终于好奇。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时刻9月15日讯（通讯员 夏金龙）“天人合一”思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生活依然具有深远影响。那么，它对传统史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传统史学是如何运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进行研究的？这种影响和运用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渊源？9月18日（周一）下午三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高鑫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为我们精彩开讲“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讲述司马迁天人合一思维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历史演变以及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特点等问题。【讲座信息】主题：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主讲人：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持人：钱永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时间： 9月18日（周一）15:00至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汪高鑫先生，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与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中国经史关系史》《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速读二十四史》《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等20余部，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持国务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和教育部人文规划基金等10余项。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1项。【岳麓书院讲坛简介】岳麓书院讲坛秉承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精神，打造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的高端高雅文化品牌，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倾力打造的公益性质国学讲学活动。讲坛举办是为了拉近国学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学者智慧，彰显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报名通道】扫码二维码报名

美国资本主义史学（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是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起源于1990年代中期的美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史曾经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1990年代之前的许多研究都可以纳入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范畴；但明确以“资本主义史学”来命名一个研究领域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并被认为是“美国史研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新趋势”。它的兴起既是为了挽救由于“新经济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冲击而被历史学家日益忽视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为了回应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这股新的史学潮流呼吁重新重视历史研究的物质因素，要求“把经济带回”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之中，“重新书写美国经济史”，并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重新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因此，这股史学思潮又被称为美国史研究的“物质转向”。近年来，以资本主义史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有不少著作在国内也拥有广泛的读者。但是，要中肯地评价这些著作，必须将其放入适当的学术史或史学史脉络。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况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异常广泛，倘若没有合适的学术史参照，许多重要的研究都难以得到公允的评价，读者也难以了解其研究旨趣和价值。下文将要介绍的几本著作，都可以放入“美国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之内。事实上，近年来涌现的资本主义史学著作非常多，在此我仅简要介绍其中几部，其他相关著作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找来阅读。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是因为它们很具有代表性，二是由于国内学界对它们也比较熟悉，但还很少从资本主义史的史学史背景下对其进行考察。The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在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The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2014），该书荣获2015年度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还是普利策奖入围作品，2017年，该书繁体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其实，中国学界早已关注和讨论过此书，但几乎所有讨论者都是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解读的（如褚国飞：“重视史学研究的全球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第A03版；魏涛：“评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1期；王燕：“棉花帝国之殇——评贝克特《棉花帝国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而忽视了本书其实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作，台湾译本将该书的书名翻译为《棉花帝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似乎更为妥当。贝克特谈到，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只是要讲述棉花本身的历史，而是以棉花为例，来解释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形成与重塑的故事。但与其他关于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著作不同的是，该书也不只解释世界的某个地区的资本主义，而是从全球史的框架，并以资本、人员、物资和原材料的全球流动为主要内容，来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这部著作中，贝克特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把以往学者忽视的许多问题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史的叙事之中，如奴隶制、乡村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家在塑造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商人、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等问题。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贝克特本人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持人，一般认为是他最早开创了“美国资本主义史”的教学。贝克特的教学和许多研究都是以“美国资本主义史”为主题的，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2016年，他和布朗大学的Seth Rockman共同主编的《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发展史新论》（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文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资本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2011年，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共同赞助在布朗大学召开了以“奴隶制的资本主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部书中的文章就是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的结集。这些文章从劳工史、社会史、企业史、金融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视角考察了美国内战前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奴隶制与内战前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互相渗透的，不了解奴隶制就无法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之亦然。事实上，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新资本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之一。如果说《奴隶制的资本主义》集中考察的是内战前美国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话，那么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和荷兰历史学者马塞尔·范德林登共同主编的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2016)（中译本暂译为《资本主义：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将由商务印书馆于2018年出版）论文集则是一部从跨学科视角集中考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是如何重新受到全球历史学家的重视的著作。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与《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相似，该书的大部分论文最初也是会议论文，即2012年在南非的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大会上的一个小组讨论中提交和讨论的文章。该书也是近年来欧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该书的编者和所有作者都是全球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于尔根·科卡、哈佛大学的斯文·贝克特、耶鲁大学的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剑桥大学的加雷斯·奥斯汀。资本主义（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近现代史的一个核心主题，它几乎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自其诞生起，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20世纪中期以前，无论是在社会批评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都是重要话题。但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概念普遍被认为过于宽泛、过于笼统和过于模糊，同时越来越被赋予太多的价值评判、意识形态和争论色彩而遭到抛弃，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么根本就不再使用这个概念，要么只是顺便提及它，将其作为无关紧要的研究背景。但是，“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的世界及其过去”，唯有摈除先入为主的各种偏见，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塑造的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一书的作者就旨在破除人们的偏见，他们集中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命题，对相关领域做了细致的考察。收入该书的论文不仅考察了欧洲、美国、非洲、亚洲和拉美等地区的金融、劳工、商业和企业等关键问题，并从多种方法论和思想视角审视了关于资本主义史的最新丰富研究文献，还为未来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建议。这些文章指出，通过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概念及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探索过去认为不相关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可以说，该书代表着一种重要学术转向，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史学概念重新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同时也表明全球的历史学家对新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的挑战所进行的一种积极思考和想象，即如何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和更为丰富的材料和视角重新研究和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Railroaded: 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我要推荐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怀特的《铺设铁路：横贯大陆铁路与现代美国的缔造》（Railroaded: 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2011）。怀特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过，他在美国西部史、土著美洲人史、铁路史和环境史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著作对相关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几乎每部著作都改写了人们对美国史的理解与认识。《铺设铁路》一书与贝克特的《棉花帝国》相似，并不像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样是考察铁路本身的历史和作用的著作，怀特在该书中关注的其实是北美的一些大铁路公司。在该书中，怀特主要关注四个问题，即铁路公司与国家的关系，铁路对北美的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铁路公司的性质，19世纪美国政治中的反垄断运动等。怀特特别强调国家（联邦政府）对铁路发展的重要作用，注重考查市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铁路公司的代理人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怀特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修建并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国家积极介入的结果，国家通过资金补助、法律管制和军事保护为其提供了市场运作的环境。因此，市场与“特定的国家政策、制度、社会以及社会与文化实践”是互相作用的，市场是培育出来的，而且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培育成许多不同的可能结果。怀特的研究也表明，在分析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只思考政府是否塑造了市场，而是要研究政府是如何塑造了市场的。可以说，怀特的著作综合考察了修建横贯大陆铁路公司的企业家与政治家、市场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等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是一部重要的新美国资本主义史研究代表作。

新 | 书 | 坊《医院的故事》【内容简介】本书以短短三百多页的篇幅，将医院几百年的历史和重要人物一一介绍，读者将会发现，一些我们现在视为平常的医生常识原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现代医院感染控制之父”塞麦尔韦斯穷尽毕生之力再同行间推广洗手的重要性，但却被人排挤，郁郁而终，“护士之母”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作者简介】区结成，喇沙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布朗大学生物学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82 年至中国香港工作，为老人医学及康复医学专科医生。曾任中国香港九龙医院康复科主管、中国香港医院管理局人力资源主管，现任中国香港医院管理局质素及安全总监。著有医事散文《医生听海》《医疗的流星雨》等。笔名区闻海。目录：序一 梁智仁教投Foreword Prof. John C Y Leong序二 周肇平教投序三 詹德隆前言第一章 初衷第二章 时空坐标，1911第三章 革命，1789第四章 在病床边第五章 小医院、大医院第六章 解剖，知识的时代第七章 医学家的革命门生第八章 医生在医院干什么第九章 法国的医院激变第十章 畏惧瘟疫第十一章 医院里的传染病第十二章 医院通往死亡谷?第十三章 医院护理变革第十四章 尊崇外科第十五章 中国医院雏形后记《致命的伴侣：微生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内容简介】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微生物体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1.微生物体的作用和人类免疫系统的因应；2.历史上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3.从历史的眼光重新人类与微生物体的关系。通观全书，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与微生物体是相伴相生的关系，当我们越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它们时，它们往往能够产生耐药性和变异，愈演愈烈，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要学会互相适应彼此的存在。克劳福德对人类历史和微生物史的独特视角，非常值得国内广大医史学和医学史爱好者学习，这对于思考历史学的人文性、可读性和公共性不无裨益，因此向国内学界译介本书具有必要性。【作者简介】多萝西H.克劳福德，英国微生物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以专业眼光，书写人文历史。主要著作有《看不见的敌人：一部病毒的自然史》《致命的伙伴：微生物体如何形塑人类历史》《病毒：一个非常简略的介绍》《致癌病毒：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的发现》《猎杀病毒：艾滋病的起源研究》等。【译者简介】艾仁贵，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犹太—以色列史研究。合著有《犹太文化》《犹太史研究入门》《犹太史研究新维度》等多部著作，翻译有《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等译作，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目录：插图和图表 / 1前言 / 1致谢 / 4导论 / 1第一章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 7第二章我们的微生物遗传 / 23第三章微生物的物种转移 / 41第四章拥挤、污秽和贫穷 / 63第五章微生物走向全球 / 85第六章饥荒与毁灭 / 107第七章对致命伴侣的揭秘 / 125第八章反击 / 143结论共存共荣 / 165术语表 / 169注释 / 179延伸阅读 / 187索引 / 191译后记 / 211试读章节：在遥远的过去的某个阶段，一群足智多谋的微生物在其他生物体内或身上找到了一个生态位，并进化为寄生宿主物种。从那时起，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塑造了双方的进化。有时，会形成一种舒适的共生关系，例如，在宿主肠道内形成自我维持生态系统的微生物群落。对于像牛这样的反刍动物，这种伙伴关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微生物消化植物细胞壁中的纤维素时，它们浸入营养液中以免受外界的影响，而牛本身无法做到这些。然而，在人类中，肠道微生物的功能尚不清楚。我们每个人最多可容纳1014 个微生物，总重量约1千克，与我们自己的身体细胞的数量之比为10:1。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400多种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毒性更强的微生物攻击的不同物种，它们帮助我们消化并激活我们的免疫力。只要我们身体健康，它们就是无害的，但如果它们成功侵入我们的组织，或许是通过手术创口，它们可能就会引起严重的感染。在现存的大约100万种微生物中，已知仅有1 415种微生物能引发人类疾病。尽管这些病原微生物对我们意义重大，但它们并不主要与使我们生病有关。有时它们产生的毁灭性症状，其实只是它们的生命周期在我们体内发生的副作用。但是，它们当然会利用感染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来确立自己的优势，自然选择确保了那些能诱发疾病模式的微生物存活下来，这些模式最适合帮助它们繁殖和传播，而存活下来的代价是牺牲它们更迟钝的同胞。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诱发疾病的模式已经被进化磨砺得锐利无比，以确保致病微生物的生存。一种直接杀死受害者的剧毒的生存方式对微生物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它们将失去家园，很可能与宿主一同死亡。但是，毒性较弱的微生物有可能被宿主的免疫系统迅速征服，这也限制了它们的传播。在微生物与其人类宿主共存的许多个世纪中，进化已经微调了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平衡，以优化两个物种的生存，但微生物的快速适应性意味着它们在持续的斗争中通常领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