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

#三大体系#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深入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史学理论学科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任务和使命。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有何新进展？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过程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史学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吴英表示，就广义的史学理论研究而言，近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其中，历史理论研究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就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进行了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在更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有关历史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明确地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对于史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邓京力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史学理论界对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前沿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有着非常宏观和整体性的把握，这对于建构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来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脱离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实际，这主要体现在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关系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文玖告诉记者，近年有关史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主要集中在全球史观、新清史的理论研究、社会史研究理论、公共史学理论、西方历史哲学、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后—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其中，全球史观、新清史的理论研究都与国际史学有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对国际史学的理论回应。社会史研究理论、公共史学理论则是随着我国社会史研究、公共史学的兴起、繁盛而对其研究实践作的理论总结。后现代史学理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都属于西方历史哲学的范畴，代表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迁表示，建构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既要汲取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也要充分借鉴西方史学成就。因此，中国学术界应该提倡、鼓励翻译事业，不仅翻译最新的史学理论，还需对19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版的大量作品加以汉译，这样中国学术界才有可能在深入了解西方史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　解决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当前，史学理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周文玖认为，史学理论的地位和影响，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所下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原本属于两个学科，因为都是关于历史学的研究，所以在学科分类上被划在一起。事实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任务并不相同。现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以史学理论为主业的学者却很少。另外，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专业分野，同时史学理论研究与普通历史研究实践联系还不够紧密。这不仅不利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还可能导致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难以发挥。吴英认为，对于广义的史学理论而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科内部发展不平衡。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学者数量和成果的质量都表现良好。相较而言，狭义的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的现状令人担忧。它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研究人才匮乏；二是缺乏理论争辩的氛围。理论研究应该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但近二三十年，整个史学界缺乏对理论问题的关注和争辩，史学理论学科在逐渐萎缩，历史专业的学生也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兴趣，造成史学理论后备人才的稀缺，这成为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最大瓶颈。邓京力补充道，当前中国史学理论的主体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对全球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之一。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后现代的来临、宏大叙事的危机、多元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阶级与阶层的流动等多方面新课题的出现，均呼唤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对更纷繁复杂的挑战，急需自我更新，加强自身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性。吴英认为，史学界在狭义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已经引起关注，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门新设历史理论研究所试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学术和现实后果，像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等。当前，中国史学界最紧迫的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而完成这个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快培养出一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理论研究的高质量人才。此外，我们还要在史学界营造一种有利于争辩的宽松氛围，让理论的解释力在争辩中逐渐完善，在争辩中提高整个史学界的理论兴趣和能力，彰显理论的魅力，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学习理论、研究理论。　提炼标识性概念邓京力分析认为，建构中国当代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最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史学传统和国外的史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有机融合，将其高效地融入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当中。其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学者立场和史学发展的需要出发，认识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既能充分解读其中的理论推进，又可以用一种高妙的会通能力将其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理论发展当中。这也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进一步磨砺、探讨和提升的方面。周文玖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首先要强调史学理论的独立地位。虽然从学科分类上来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划归一类，但二者的任务、体系不同。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能削弱，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升华为史学理论，但它不能代替史学理论。与此同时，要加强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融会贯通。研究中国史学理论的学者也要懂外国史学理论，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为主的学者也要懂中国史学理论，当代史学理论要注意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要在比较的视野下，构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史学发展的史学理论体系。另外，要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新概念、新范畴，在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方面下功夫。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离不开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因此，必须善于提炼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3日第1980期 作者：本报记者 孙美娟精彩推荐：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通史精神：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说说历史学的人文功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1．文学：诗意与情感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23]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著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著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著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注释：[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London, 1992)，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LWcUPzS8R7McCRgR9ojlw。[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KHfzxXAB9MZIcM8ccYzLg。[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W1BbZ75jCYVAuMceZ3wOQ。[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kFfGcoKJLTz7PFL_8vF8g。[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LjOOPCysM5KM2ZV-We2Qg。[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52年9月），第231页。（http://links.jstor.org），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1989年），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1990年)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该条注释中存在作者和文献名信息冲突）[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2020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现场展示成果13项。现场发布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与《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为历史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史学理论新成果。陈星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4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运用国际通用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近112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考古调查的成果，包括资料编与研究编两部分，总字数390万，插图929幅，图版465版，合计照片1852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完成中央交办项目“新中国70年”基础上，编撰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所走过历程的简史著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步平、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8册。该成果为抗日战争通史著作。该著作突破以往单纯战争史研究的局限，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读者对抗日战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该著作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金以林、罗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100册。该资料集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资料文件为主，以抗战军事为核心，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和思考。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日文，210册。该丛刊包括第一辑满铁调查月报100卷，第二辑经济调查50卷，第三辑贸易调查60卷。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罕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资料调查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交通史、农业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徐蓝(首都师范大学)等著《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该著作是系统讨论20世纪上半期英美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专著。基于美、英、德等多国档案，详细探讨了一战后至二战结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同盟关系的形成与确立。从军事外交新角度，研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该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状态以及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层关系。现场展示成果13项严志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宋镇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主编、马季凡(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纂《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杜继东(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著《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3册。左玉河(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2册。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7册。张国刚(清华大学)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2册。张双智(北京师范大学)、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主编《近代青海考察记与调查资料汇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中文，40册。杨栋梁(南开大学)等编著《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中文，19册。邹逸麟(复旦大学)著《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张生(南京大学)主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4册。王日根(厦门大学)、【日】大木康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6册。陈伟(武汉大学)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辑)，文物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中文，2册。吴晓亮(云南大学)、贾志伟主编《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3册。数据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24日 15 版)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7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举办第1期青年读书会。读书会采取线上交流形式，邀请《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作者之一、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旭鹏进行导读，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研究员吴英和中国通史研究室研究员赵庆云与谈。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冠梓，副所长、青年工作组组长杨艳秋，副所长左玉河，及所内外60余位中青年学者参会。张冠梓表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一书从结构、内容到写法都富有新意，值得大家学习研讨，特别是对致力研究和学习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学者而言，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索引和指南。该书关注的7位学者、8个史学焦点，包含了四个维度，即向外扩展（从传统的史学观照对象、史学叙事方式扩展到全球史以及动物史、自然史等大历史范畴）、向内扩展（从一般意义的历史扩展到观念史、女性史、性别史乃至身体史、情感史）、向上扩展（关注到全球史、大历史、环境史）、向下扩展（从“欧洲中心论”到“将欧洲地方化”后人类的境况等），体现了该书的学术张力，对史学理念和方法带来一定的启发。在导读环节，张旭鹏从史学理论的回归、欧洲大陆史学发展的新变化等方面，阐述了《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一书选择代表人物、派别和焦点的缘由。他表示，该书主要关注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学术语境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当代史学在内容、结构和方法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调整。“文化的转向”“空间的转向”等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涌现了大量的新史料，发现了许多分析传统史料的新方法和有效解读信息的新手段；对学界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史学流派进行了讨论，对近年来中文学界涉猎较少的新兴学术取向如“情感史”“身体史”等作了简要分析和介绍。张旭鹏认为，当前史学理论分为两大显著趋势，宏大的叙事理论（大历史）和微观的史学研究（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当今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并无一个明确的总体趋向，人类历史的多元性、不确定性也引发了多元、开放的历史思维。“历史距离”“历史时间”“历史记忆”等焦点问题，不仅涉及史学理论，也包含历史理论，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相互交织的问题。相关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厘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同时也关涉对于未来的展望和期许。此外，他从历史的功用和历史的意义角度，阐述了历史对指导现在和未来的作用。在与谈环节，赵庆云结合中国近代史相关研究指出，后现代史学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是治史所必需的。吴英表示，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若想获得世界认可，存在两个需要突破的瓶颈：如何从个性过渡到共性；如何突破西方学术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互动环节，学者表示，中国学者既要深入了解西方理论，博采兼收，也要有一定的远观和学术自觉。历史研究不仅是看待过去的视角，也是创造未来的方法。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20年8月7日总第526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史研究成为学术界广受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研究领域。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突破“欧洲中心论”单一书写模式和弊端，将全球文明进程看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努力探索构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新体系。近日，围绕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克服“欧洲中心论”弊端随着全球范围经济社会交往的不断推进，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于文杰认为，世界历史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必须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代民族国家及其社会发展的共存与共融问题。事实上，在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撰上，西方史学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具体表现为将西欧地区的进步视作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其他地区则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欣洁看来，这意味着把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视野排除在世界历史的阐释体系之外，集中体现了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严重歪曲了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当前世界整体的联系和互动性加强，克服“欧洲中心论”弊端，把“互动”视作世界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考察世界历史变迁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告诉记者，我国学者在消除“欧洲中心论”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不断发现，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型存在不同特征，所谓“中心单一模式”并不是历史事实。第二，从老一代学者关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研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近两百年来欧洲的崛起并不代表其文明的优越性。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一些不同发展模式。这一研究加强了对文明多样性的认识。第三，研究者运用批判性视野认识到，欧洲在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削行为分不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重点讨论了欧洲文化霸权的形成及其对当代社会认知的负面影响。第四，在全球史的发展浪潮中，历史学家把“互动”视作世界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从而得以认识中国及东方观念对于西方现代性构成的作用，同时也明确了全球现代性在继续建构中不能缺失非西方性的观念或概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勇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迄今，国内出版了体现中国学者集体智慧的世界史教材，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纳入重点范围，努力将世界视为整体加以考察。近年来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世界史学人潜心治学，砥砺前行，在古代东方和亚洲、非洲地区国别史研究方面渐成气候，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开始建立，学科内部分工日益发展，研究领域从“西洋史”逐步扩展到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广大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专业研究学会纷纷成立。世界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重点之一，是在现有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打通学科体系内部的门类划分，加强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学术交流，使世界史研究更好地体现出“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直面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关注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是当前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启迪当代世界的现实发展。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变革，历史是现实发展不可割裂的根基。”陈勇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历史发展规律、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社会民生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作出贡献。有学者表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应积极回应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解决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学术增长点。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史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史研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乎全球亿万民众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二是世界通史编撰研究，通史的内在宗旨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而非单纯描述历史事件的经过。全球化时代要求通史编撰对各种历史现象的发展动力及其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三是史学理论重要专题研究。如何说明各种历史现象发展顺序，分析各种历史阶段发展形式和内在脉络，都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研究发挥作用。孟钟捷告诉记者，世界史学界在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念盛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特别是横向联系的发展及其重要作用。第二，“一元多线的现代化”理论得到重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帮助人们突破“欧洲中心论”。第三，在上述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世界史学科从微观角度不断形塑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既从大量个案助力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又从整体上提出了若干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对重大问题的探讨中，以现实关怀为切入点，注重中外学术对话和交流，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推动世界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于文杰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角出发，提出“生产方式”是中国世界史体系建构的基本尺度。他认为，生产方式体现出不同民族、国家、地域以及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差异，可以作为世界历史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的观察尺度，考察人类文明变迁。在他看来，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十分艰辛，要在多元互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地体现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世界历史和各民族及地域文明的健康发展。孟钟捷表示，研究者需要明确世界历史研究“为谁而做”的价值立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不能离开中国发展实际，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进行的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在未来上升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并具有为世界其他地区答疑解惑效用的创新性认知。此外，固步自封仍然是构建世界史研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主要障碍。孟钟捷建议，第一，从全球思想史角度出发，全面梳理当代重要观念的形成历史，厘清东西方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大致脉络，思考当代中国的实践如何为全世界提供新的视域及认识过去的新视角。第二，结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一些新方法，发现当代世界的流行性命题，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回眸这些命题的发生史，进而更为主动地回应新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在陈勇看来，应当在开放和创新中构建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放包括视野开放、学科开放和学术交流开放。以博大胸怀和宏阔眼光进行史学创新，形成特色，讲好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故事，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中国气派、中国气度、中国力度，形成足以使国际同行正视的话语和成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杰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对我国历史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今天，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构建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一批体系宏大、富有创见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国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新起点上，我国史学界面向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张海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史学工作者关于本学科基本理论的探索始终没有中断，而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则是人们思考与实践的中心问题。商榷与收获、经验与教训、反思与进取，虽有坎坷但努力的方向没有改变。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指出了考察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的路径和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提出这样的设想并开始做探索性研究，即：努力做到三个“认识高度”，考察两个“研究对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三个认识高度李大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道路，至今已近百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建立、广泛传播、反思与进取几个阶段，直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前景，即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前景，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要在认识上和具体研究上立足于三个“高度”，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高度，立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史学遗产新起点的高度。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中国国情、时代特点和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追求，不仅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具有先进性。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又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证研究的先进性。在近百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三十年代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四十年代有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代有范文澜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六十年代有翦伯赞的两篇名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述，九十年代末有《刘大年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系列研究，本世纪以来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等著作出版，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可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优良传统，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德、才、学、识，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事实、褒贬、文采，知人论世，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通史家风；等等。对于这些观念和问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今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之中。显然，这是史学工作者对待史学遗产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立足于这样的高度，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凸显鲜明的民族性。两个研究对象这里说的两个研究对象，一是历史理论，即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一是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著作。1983年，尹达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作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包含在考察、论述的范围之内，并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作出合理安排。不论是历史理论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这一要求和目标，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明确认识的。我们认为：关于历史理论，在努力于三个“认识高度”的基础上，一是要关注基本理论构成的逻辑体系，如我们所列出的基本理论问题，以“自然史和人类史”“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为起始，最后讲到“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针对性，如“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形态学说”“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关于史学理论，关键在于探寻、揭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史学观念的内在联系，如史学的性质、史学的功用、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学批评等，用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为当代史学理论提供滋养。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整体面貌上，应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器局与风格。“新时代”的器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二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本身包含着世界视野。这里说的“中国特色”是突出民族性，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然，民族性是与世界性相对而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是与外国相比较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自亦显示应有的雅量与谦逊，以达到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互为参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撰述风格和学术旨趣。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在研究内容与表现形态上，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每一专题论述之后，专有一部分文字名为“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论述外国史学在同一专题方面之所得，以助益人们对这一专题涉及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如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之下，首先要论述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杜佑、顾炎武等名家的地理思想及相关论点，其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著作为指导，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认识，最后是“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思考”，略述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相关史学家的论点及著作等。对于史学理论的专题论述，如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中外学者都有各自的见解和论述，也都要按照这种表现形态反映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应按照这一明确的目标要求，以集体之智慧作深入研究，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尽史学工作者的一份光荣职责。（作者：瞿林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