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研究

人这一生，会为很多事哭泣。但，阿信今天想坦白的是，坚强如我，还从来没有因为一个搞文物科普的纪录片，哭得这么稀里哗啦过……上个月，断更两年之久的记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终于在粉丝们的千呼万唤中强势回归，赚足了大家的眼泪。网上纷纷表示：被文案戳哭了，被旁白的声线撩哭了，被画面美哭了……总之一句话——“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我哭走天下”。播出还不到一个月，好好的画面，就被网友们热情洋溢的弹幕彻底淹掉：这套原定4季100集（现在播了75集）的纪录片由于在影史上第一次集齐了100件千挑万选出来的镇国重宝，还因此被观众戏称为央视有史以来“最贵”的纪录片：这是超然官方宣传片03:00“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这是纪录片的标志性开篇语，听一遍就上头。豆瓣上，观众们更是毫不吝惜地为第三季打出了9.5的高分，而在B站，这一分数更是高达9.9，堪称近年来最成功的国产人文历史类纪录片：一个正儿八经的文物历史纪录片，居然会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它究竟有多好看？！纪录片中的封神之作回答纪录片有多好看，不妨先看看中国古代文明究竟有多牛？这个问题，往往会被风干成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谁都很难有个鲜活、丰满的概念，直到——《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第10集：《立狮宝花纹锦：大唐新样》的播出。看过这集之后，不少影评人直接甩笔不干了：惊讶到无话可说，这集简直就是纪录片中的封神之作，震撼、炫酷到词穷，大家只能自己看，没办法解说。和《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惯常做法一样，这一集也只有短短不到5分钟的时间，但每一秒都非常高能，更让人叫绝的是，里面居然一句旁白都没有。你能想到？一个说中国唐朝织锦文物的纪录片，唯一的声音，就只有一首BGM？！而且全程都是一首现代感十足的电子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国际奢侈大牌的T台大秀宣传片。正如官方海报解释的那样，没错，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你感受到这些唐代织锦在1000多年前是有多么——“潮”。你能想到？科普唐代织锦技术，会用现代编程理论来做类比？是不是完全不知所云？这就对了！纪录片团队摆出一个科技感十足、技效昂贵绚烂又看不懂的架势，以一种类似通感的方式，让你体会到中国织锦中蕴藏的数学美，以及这种“黑科技”给同时代的外国人留下的心理阴影。不少网友表示，这一集完全就是跪着看完的，既为制作团队的创意和“百万剪辑”，也为唐朝手工匠人的智慧和高超技艺。特别是到了结尾那一段，制作团队用唐朝纹样构造出了一个阿凡达的异想世界，搭配上燃点满满的BGM，再默默打一句“天上取样织人间”，彻底引爆颅内高潮。如果说《立狮宝花纹锦》是以科技炫酷感封神，那这一季的第1集《洛神赋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是因艺术到极致而封神。从画面、文案到旁白的声线，每一帧都能让你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特别是旁白，采用了一种淡淡的气泡音，戴上耳机，能带来一种极致温柔诱惑的音质，犹如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呼吸，恰如曹植对洛神的爱意，似有似无、暧昧不已。光听声音，已经美得让人欲罢不能。更美的，还有它的文案：黄昏时，疲惫的旅人到达洛水。车马暂歇，此时，一阵微风吹起，恍惚之间，有位伊人，映入眼帘。烟波浩渺中，那如朝阳般新鲜的一瞥，瞬间击中了旅人内心。洛神有多美？旅人如此形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又如云笼月，雪回风般朦胧。”旅人借洛水传情，以玉佩为邀约。伊人有情，指向流水，以为期许……洛神从《诗经》的蒹葭苍茫和《离骚》的万千云气中浮现，带着对美的无限向往，却永不可得的缺憾奠定了东方审美的底色，听完旁白的解说，不禁让人泪目。纪录片用文字重构了《洛神赋图》的故事场景，不局限于对绘画技法与人物构图的解释，却完美重现了《洛神赋图》的美学意境，与千古名画相得益彰。难怪网友说：光是文案单拎出来就值好几百万，只可惜，进度条太短。我们哭着降临世界，但却笑着走向永恒如果说网友们是在用“哭”来表达对纪录片的膜拜，那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哭”则是被实实在在地用来讲述6000多年的中国文明。2018年1月1日，《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正式播出，开篇第一集却选取了一件非常朴素的陶人来作为开篇序幕。而对于不少人来说，几乎从来没听说过这件“国之重器”。人头壶，西安半坡博物馆整个故事，以第二人称来指代这个小陶人：你来自泥土，头微微扬起，仿佛仰望天空，6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进食、生存、繁衍、不断进化，而今凝望着你，我们依旧在思索这一切的意义。接下来的讲述，更加展现出了文案惊人的想象力，一件远古的文物，就此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力：人头壶的后背，伸出一根断面呈扁圆形的管道，用于向壶内注水，眼睛和嘴巴则构成出水口，窄小的出水口降低了器物的实用性，暗示了这件陶壶或许还具有额外的功能。当水从人头壶的眼睛流出，恰如泪水流淌，纪念着人类孕育的最初痛楚。那些古人参照自身捏塑出的形象，比他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与大地同寿，至今容颜清晰。6000千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也许是因为开篇说得过于深沉，让观众觉得太过忧郁。今年的第三季，“剧情”来了一些转折，在《青州龙兴寺佛造像：生命》这集中，导演将主题锁定在了“笑”。故事的主线，暗暗承接了“小陶人”的话锋，说到了“哭”和“笑”之间的关系。在官方海报中，更是调皮地给我佛配上了文案：爱笑的我运气不会差。你看“初生的他拥有一张圆脸，笑得像个孩子”。—千五百年过去了，注视过这些佛像的大多数人都成为了雕塑的一部分，有人曾经亲眼目睹他的袈裟从鲜红变成淡红，也有人见证了他脸上的金箔一片片地脱落。“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人们不把这些碎片全部拼接，恢复它完美的样子，因为人们发现，在这些无数的疤痕中见到了—个又一个历史的细节，在这些星辰般的碎片里看到了人类在苦难中前行的脚步。”我们哭着降临世界，却可以笑着走向永恒。到这里，两件跨越千年时光的文物，居然在专家们的安排下，如同两个演员，遥隔60多集的篇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的开头和结尾。官方卖萌，最为致命从上面的介绍中，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把文物解释得高大上并不是《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初衷，这档节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所以大多数时间的文案走的都是活泼逗趣的路子。这点，从官方发布的各种海报文案上就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搞怪喜感。这些文案，用网友的话来评价：官方卖萌，才最为致命。这种官方玩梗和卖萌，贯穿了整个节目始终。比如在第一季里，把陶鹰鼎说成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在第二季中，把素纱衣的蚕丝来源说成是“健壮肥胖的蚕宝宝”。到了第三季，又别出心裁地把唐代三彩仕女俑的标题起做《胖妹的春天》。在这个对胖子充满恶意的年代里，本集的导演借用一个胖妹的视角展现了别样的大唐文化。假如你是一位生在大唐的姑娘，你可能会梳着少女特有的双垂髻。你脸颊饱满，小巧的嘴巴和鼻子惹人怜爱，穿着圆领宽袖袍。虽然裙上的花色已经看不见了，但一定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有时候，你也会穿着男装，抬头挺胸地走在朱雀大道上，变成长安城最酷的小妞。你也许会加入马球队，因为你骑马打猎，都不逊于哥哥们。你可能梦想过仗剑行侠，因为你追求绝不雷同的人格和精神。你的选择有很多，在中华数千年的帝王时代中，只有大唐的女子，选择可以如此多。很多人总以为，这是因为唐代以胖为美的风气所致。然而答案并不仅仅在于此。实际上——初唐不胖，晚唐臃肿，即使在盛唐也不都是以胖为美。那为何在大唐，胖妹们也可以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呢？原因很简单——只因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那时自信，那时自在，那时是以想胖就胖的自由为美。所以唐代仕女们可以浓妆艳抹，怡然自得，又气质高贵。她们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行为准则，养出一张张没有被时光欺负过的脸，柔美，张扬又性感。即使1000年后的胖妹如我，看到那时的你，也只能羡慕嫉妒爱。但其实，我们羡慕的不是大唐女子的胖瘦。而是在于——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时代，女性开始获得独立的价值。从一件文物背后的审美文化，上升到女性的自由精神。纪录片在传递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创造力和价值理念的同时，也给予了这些历史文化全新的解读。几乎所有社会都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考古、历史、文物如今已经如同足球、汽车一样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部文化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颠覆了大众对于此类纪录片的刻板印象。但正如当代公认的世界史前研究专家布莱恩·费根在《考古学与史前文明》中指出的那样：“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行为和古代人，而不是他们的器物。”考古的独特魅力在于能够追溯至千年之前，重现和解读历经数千年不断变化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古代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换一种角度去看待历史和文化。历史有时会向我们延伸，抚慰、鼓励我们，并为人类生存提供前车之鉴。历史和文物不一定冷冰冰地封存在过去，也是有温度、带着烟火气的。推荐阅读：《年方六千》用文物的气韵之美与细部之美，勾勒出六千年来中国文明发展的迷人图景：

1953年春，考古学家在西安浐河岸边的半坡村， 发现了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1958年，在遗址上建成半坡遗址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开创了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先河，极大地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史前学的研究建立了基地，为宣扬我国黄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保护古代文化遗址提供了范例。亲历者说 马雨林：西安半坡博物馆事业拓展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当轰鸣的推土机在半坡村北缘地段铲开了沉积6000多年岁月的黄色土地，露出许许多多盆盆罐罐时，文化嗅觉敏锐的管理人员和政治觉悟高昂的群众及时向主管文物口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化处报告了此事。”马雨林负责编写的《历程——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中这样写道。这是半坡遗址发现的契机。1956年3月，半坡博物馆开始筹备，仅两年时间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半坡博物馆在博物馆界的影响较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还在讨论遗址到底能不能建博物馆时，我们就已经建了。”建馆60多年来，半坡博物馆创办了国内唯一的史前文化研究杂志《史前研究》，发起组织了中国博物馆学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并被列入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等名单中。近年来，半坡博物馆开办了史前工场、原始部落快乐行等教育项目，除了建馆60周年特展以外，还举办了“人头壶”等公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文物专题展览，将这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得越来越多元化。未来，将再建一个半坡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版式设计：蔡华伟《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26日 06 版） (责编：关喜艳、周恬)

编者按：孔子，被尊为圣人，受后世拥戴。其“删诗书”等做法，也多为正面评价。程献忠觉士却认为，孔子的删诗书、约史记、黜八索、除九丘、夷神仙，令上古华夏文明“从立体的大道文明（神仙）与礼义文化（玉礼器），扁化、异化为平面的世俗文艺（如六艺）与巫觋文技”，几乎断裂了文明传承。 我们尊重每一位为中华文明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贤大德，但也认真对待每一位试图还原历史、拨乱反正探索者的研究成果。希望大家不要陷入尊孔与反孔的历史怪圈，而是以一颗反思与求真之心，放在作者的逻辑理路是否正确、研究的结论对不对、所引证据够不够扎实上。文程献忠 题首图网络 文中图程献忠 编辑王岩林 原标题：华夏文明与东夷文化华夏上古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失传或被篡改的呢？孔子十二世孙、西汉儒家学者、经学家、《古文尚书》学之开创者孔安国在存到国家书库的资料《纬书》中记载道：“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诗》三千篇存三百一十一篇，则两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就是说， 仅《书》就被除掉3120篇！占96%有余！还其中详论孔子对华夏典籍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删毁（删诗书、约史记、黜八索、除九丘）！其实还有更加重要的秘典房中与神仙！《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医学分为四部分：医经、经方、房中与神仙。 其中关于神仙之术有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其中有如《宓戏杂子道》、《黄帝杂子步引》、《神农杂子技道》、《泰壹杂子黄冶》等，明明就是华夏古帝王帝俊（泰壹）、伏羲、神农、黄帝等依之修真而达“内圣外王”（圣王）之法！但是，东夷（孔子为少昊东夷之殷商贵胄微子后裔）出身的孔子视之怪诞而非之，最终完全删除！其实，这也是因为殷商为东夷少昊后裔，崇拜太阳，所以眼光是平的（太阳系），注重世俗文艺，以情约世间；而华夏族崇拜北极-北斗，视野是立体的，所以崇尚修道，注重大道文明，以道莅天下，兼以伦常化世间。孔子只是吸收伦常之标以和情窒欲（参看笔者上一篇文章中的性德情欲毒论）！也就是说，华夏上古文明与文化断代与孔子有莫大的关系！经历孔子之删诗书、约史记、黜八索、除九丘、夷神仙，华夏文明几乎湮灭，文化基本东夷化！从立体的大道文明（神仙）与礼义文化（玉礼器），扁化、异化为平面的世俗文艺（如六艺）与巫觋文技（祭祀系统，不是禋礼系统），如从禋天以香木之祡（如《诗经·大雅·棫朴》载文王时云：“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其中的棫朴是一种被称为白蕤的丛木，燃烧时香气浓郁。气轻清，故以香气祡禋昊天）变为牺牲之实柴（将牺牲品架在柴木上焚烧——燎祭，此以厚浊味祀地祇，西经多见，殷商人更多，应当就是继承于此！笔者另文专辨析，由武丁赐姓名、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傅说应当是古犹传教者）等，开此先河的可能是西亚回归的舜族，所以舜之明堂，既用东夷式之九宫格之九室，又被命名为西室之名之“总章”（《尸子·君治》：“夫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依理当如周称为明堂），而华夏之明堂最初为上一下五室（轩辕统一后加东夷九室于下，故云合宫）！所幸，我们首先可以期待王子朝不见冢的发掘来验证，甚至于最终也可能可以期待秦始皇陵墓的高科技发掘！所以，还原华夏上古文明与文化真实的历史与宇宙观与人生观极其重要！这也是在下为什么不厌其烦、焚膏继晷而孜孜以求三十余年的缘故（具体可参拙作《天人蕴奥》）。其实，完整的天学内涵与内容前面个人已经阐述过，只是太简约也很“颠覆”而没有引起大家正视，以为只是个人想当然的构建与自组织。古人将南极星空简化为南垣（即少微垣。黄石公所著的《青囊经》曰：“紫微天极，太乙之御，君临四正，南面而治。天市东宫，太微西掖，少微南垣，旁照四极，四七为经，五德为纬。”）以及南极老人星、天狼星、南门星，此三星被称为“南天三火炬”，也为古埃及最为信奉的星系：老人星被称为“埃及之星”，意为“金地球”；天狼星被称为“尼罗河之星”；而南门星则多有建筑及寺庙供奉。其实，古埃及就是史书中与中央争帝（从女娲时代开始，至少到夏不降时代约三千年有余！其实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之后，以秘密形式从明开始突显而一直延续至今！此中秘密诸君可知？）的共工氏、柏篁氏（上下古埃及）与后土氏（统一古埃及，句龙氏/荷鲁斯），不过华夏史籍一直习惯统称为“共工氏”（下图的吉萨金字塔，也就是明堂的具化，古籍称为帝台，内部结构如图，笔者补入的北斗之宫与蓿苜形荷鲁斯宫，可以等未来验证），甚至于连西亚“苏美尔（shumer）”与“亚述”都包含其中!《山海经》如此记载其“谱系”：“共工生后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信（古音伸）族即“苏美尔（shumer，也即闪姆）”，为少昊长子重（被颛顼下派西亚命为木正居两河东方，古称“降居”。此历史，在《纲鉴易知录》与《孔子家语·五帝》中都有记载）的后裔，也即帝舜（即信，也即闪姆，希伯来语义即信誉。故帝舜名重华！以重御华也）的祖先；而夸父即亚述（实为阿修/阿淑，为真夸父/凯尔特人所混血，即命为水正居北方的少昊三四子修/述、熙/辛，辛字冠王名）；而次子该（当为赅）即阿卡德（阿赅，命为金正居西方，后为迦南人）。同时，还命自己孙子重黎为火正（号祝融）居南方，以监督他们。其实，重黎即古提人（Guti，即公孙/鬼氏，善战的游牧部族）！恒星系天人相应天球河洛图吉萨金字塔（帝台）截图目前为我们普遍认知的星系、星团宇宙观，实际上只是形成后的后天位置状态（相当于解剖学，或行政关系），看到的联系极其机械而有限；而中国传统所谈到的宇宙观（三垣二十八宿与七政四余等），实际上是先天生成时相互联系的整体（相当于胚胎生理学，或亲缘关系）！两者并存而不矛盾！所以，个人才说：科学发现了很多隐秘的现象，却未必完全诠释对了其中的真相！人体也是如此。如从后天看，心脏与小肠好像没有什么具体联系一一这只是后天所见的表象；实际上，从胚胎发生学看，心胚与手芽丶原肠是同源的（其他脏腑与经脉也大体如此。具体可参著名学者金日光教授的文章），随着胚胎发育（细胞分裂），起主导细胞迁移的结缔组织（间充质分化）引导它们迁移（一如先铺公路，再建民房），如此一直延伸到胎儿成形（乃至最终发育终止），它们之间仍然是有此引导迁移的结缔组织相关联一一这就是先天的经络（具体内容与机制如前述）！所以才有“心手少阴之脉“及"出属心系"丶“下络小肠"，此与后天解剖结构与关系是并行不悖的！二十八宿所选的有不少是暗星，而且也不是均分周天，各宿所占角度差别极大，显然与黄道十二宫的机械均分迥异。显然是自然演化的因素！现代的考古学证明，三垣二十八宿的历史的确可能远至于BC4500年或更早。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学者赵永恒、李勇综合研究表明，在BC5690至BC5570年间，无论是二十六宿（参觜较远。其实参伐宿完全不吻合，应当换为参旗。觜宿靠近）与赤道和黄道相合的宿数、还是月舍宿数和对偶宿数都达到了局部极大值。因此，其形成年代就应该是在这120年里，最接近为BC5669年，与李淳风所说的伏羲年代吻合。《隋书·天文志》记唐初李淳风说：“爰在庖牺，仰观俯察，谓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也。”三垣二十八宿图观此诸多超前而神奇的认知，诸君还认为这些真的是普通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内圣之神仙修炼之术与臻天人合一境界的博大真人，穷奇思妙想之极，纵经万载也是枉然！所以，这些都是古圣证道后晓谕、教化后贤的智慧显现——“道显象示”，不是后天思维的推理——人为建模构建（所谓的“取类比象”，这只是后人智慧不及而无奈的一种近似理论选择）！今人受西学影响以为是构建理论，是否有污古圣而惑后人之嫌？是故，在下一直强调，上古华夏文明与文化，是内证而外显（道显象示）的圣传文明与文化，不是普通人思维下的建构模型！所以，依个人小智岂能自组织而构建，只能依循古圣之智慧，以参鉴细致的西学新知而发覆，故述而不作焉！欢迎同样感受到毒话语之痛、有为大道中华立言意愿的五湖四海朋友，积极加入或赐稿《净毒立言》、《科玄与道》、《文字文明》、《大道中华》四大专栏，让我们一同去搅动中华之道当代话语的时代风云吧！【净毒立言】 前期推荐项：1、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毒言推荐：陈大漓）2、中国古代相比西方，缺乏科学精神（毒言推荐：陈大漓）3、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统治（毒言推荐：王岩林）4、封建地主、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所有制和有地主阶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等（毒言推荐：王岩林）5、中国古代钦天监、司天监系统的观象授时，是巫师们的封建迷信活动（毒言推荐：慈天元、韦宁）6、农民起义导致了古代的改朝换代，反抗与推翻统治阶级的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毒言推荐：王岩林）7、中国人没有信仰，华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思想混乱和腐败问题的根源是丧失信仰（毒言推荐：慈天元 王岩林）8、基督教的经典译作《圣经》（推荐理由：佛经、道经、儒经皆没有自推为“圣经”。 圣贤之道，没有宣鬼神为'圣教'之理。 建议：改译作《耶经》或《神经》。立言人：慈天元）9、士人，是大道中华的文明之心。（立言人：王岩林）10、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是政党组织条件下的一代新士人。（立言人：爱爱）11、电磁波学说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毒言推荐：程奉献忠 立言：不存在电磁波；不存在作为基本力的强、弱作用力；不存在所谓的时空弯曲、宇宙学红移等；建立在电磁波基础上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12、全面重建与高扬中华士人文明话语，是夺回自身历史解释权至为关键的一步。（毒言推荐：王岩林）13、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毒言推荐：慈天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自有一套根本关联着自然、大道的整生罗緝（立言人：薛英俊）14、对中国史前研究证明，不是简单的“石器时代”；而应是金属时代之前，先后有一个“木石前盟”复合工具时代和火技术陶器时代（净毒立言人：陈明远、金岷彬）15、冠之以“爱智慧”名的哲学名不副实，未能爱全部的智慧，更没有卯定于道的大智慧（净毒立言人：王岩林）16、西方所标榜的“市民社会”，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体现。（净毒立言人：爱爱）【开设了一个“构建中国新时代话语”投票区。欢迎投票。在此谢过。】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严粒粒4月12日至13日，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召开。经过4月12日全天的项目汇报会，在4月13日上午的网络直播中，评委会经过综合评议，最终投票选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发掘的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入选。井头山遗址环境（拍友 南向北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中国年代最早的贝丘遗址“8000多年前，背靠林木苍翠、野兽成群的四明山余脉，数十位先民在井头山脚下建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在湿润的晨雾中醒来，沐浴着暖热的阳光，脚踩海水拍打的湿地滩涂，面朝一片风平浪静、鱼贝繁盛的古海湾，捕鱼狩猎，繁衍生息，过着清苦却恬静的日子，一直到海平面上升……”这段动情的导语摘自几天前《光明日报》上的一篇名为《8000年前的海岸故乡——宁波井头山遗址发现记》长篇考古手记。作者孙国平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作为项目负责人，他当天在北京接受颁奖。文中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史前聚落——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2013年在遗址所在原厂区地质勘探中被发现，总面积20000平方米。它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之后，在余姚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约为地下8米）、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7800年）。该遗址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聚落遗迹。出土遗物包括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大量动植物、矿物遗存，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的人工器物。这些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河姆渡文化年代上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用芦苇编织的渔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由于遗址的埋藏环境是水下，保存的大量包括木制和竹制品、捕鱼的鱼篓，以及相当一批石器木柄在内的有机质遗存在以往十分罕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在现场点评道，一方面，这些包含大量人类生产工具和生活遗存的文化堆积，显示了当时居住沿海地区的人们带有浓郁海洋文化特征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遗存的发现对我们认识距今8000多年前的浙江地貌环境以及海岸线的变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资料。井头山遗址的发掘还具有国际意义并填补相关空白。“南岛语系”是19世纪末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学分类。经研究，南岛语系有超过1200多种语言；人口超过2.7亿人，学术上统称为“南岛语族”。数十年来，国外学术界普遍将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指向包括台湾岛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之后向菲律宾、印尼等地不断扩散。虽然对南岛语族特别是其起源及扩散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但中国大陆学者在南岛语族研究领域鲜有深入研究成果。“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为南岛语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证据。”李水城说。木桨出土时情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二期发掘工作正在推进与会专家们认为，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充分体现了中国气派。其在地下深埋藏、高水位环境下的高难度、极细致的发掘工作，也为我们今后寻找挖掘同类型遗址提供了有效实验场所。考古工作是夯实文化自信的坚实堡垒。“中国是拥有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发掘海洋文化应是中国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孙国平认为，相对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内陆考古，沿海考古发掘内容还不够充分。“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眼下，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筹备工作正在推进，发掘地点位于一期发掘坑的西北面，面积将略大于一期的800平方米，预计下半年正式开始，为期约为3年。“积极寻找之前未能发现的古村落居住区情况，是新发掘的方向之一。更为重要的内容，是探究发掘现场的长期保存和展示路径。”孙国平透露，《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论证，公园规划接近完成。“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保存情况好，遗物丰富、观赏性高。未来，它将与田螺山遗址、河姆渡遗址、鲻山遗址一起纳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成为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宁波与余姚两级政府还初步决定在宁波设立一个中国东南沿海（宁波）史前文化研究和科技保护中心，预估投资1.1亿。日前，井头山遗址已入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公布的“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史前考古5项成果和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要发现。

■ 文 | 火烧彤云摘要：本文以考古文化遗址和史学研究成果为线索，叙述了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对抗三千多年的历史。两大族团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始终保持着不相上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华夏族团在自身发展和征战过程中，更是展现了改革、创新的智慧。两大族团互战互融，互相学习，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关键字：文化遗址，历史，文明正文：百花齐放一般人都认为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的炎黄部落是中华史前文明的起源，所以把中国人称为炎黄子孙。然而，百年来中外各界学者的不断研究，以及考古界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证明中华史前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并非中原文明一枝独秀；其他各地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未必都比中原文明落后。各地文明百花齐放，组成了中华文明美丽鲜艳的大花园。部分中华史前文明发源情况如下以长江中游流域为活动中心的苗蛮族团，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它和史前其他族团一样，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里，苗蛮族团与华夏族团长期对抗，最终融入商朝版图。社会变迁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的发展历程大体如下[1,2]：苗蛮族团大体上从大溪文化时期起，大范围地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中原华夏族团处于仰韶文化时期。大溪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主要聚集地是两湖平原。那里水系发达，土壤肥沃，适宜种稻。苗蛮民众围绕稻作农业聚集地，建立聚落，生存发展。苗蛮族团在大溪文化时期创造了哪些文明呢？物质上，陶器种类很多，有釜、鼎、盘、杯、豆、瓶等等，以红衣彩陶为主要特征，盛食器陶色常为外红内黑，有相当数量的夹炭陶，彩陶多黑彩。房屋不再是干栏房屋，而是方形土屋，有大、中、小三种。大的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小的约三十五平方米[1]。可见，房屋的大小随人数多少而建，人多建得大，人少建得小。人们过着群居生活。精神文明方面的代表，当数考古人员在湖北省宜昌地区杨家湾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刻划符号[1]。刻划符号是甲骨文的雏形，表明人们有了记载需求，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事务、表达思想。图1：杨家湾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还有两点非常特别。一是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有差别，有的墓出土的随葬品多达三十几件；有的墓没有随葬品。这说明，原始的聚落发展数千年，开始有了物质积累，还出现了贫富分化。二是，有的聚落很大，面积在十万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有的大型聚落周边砌筑了城垣。比如，在湖南省常德地区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高两米多、底宽十米多的城垣，同时还有宽十米、深三至四米、长一千多米的壕沟。沟的内坡和外坡都有用木柱和芦席捆绑加固的护坡设施，有的部位还用大块砾石围护坡岸[1]。为什么城垣的防卫系统如此森严？是城垣与城垣之间的战争需要，还是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这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时期苗蛮族团与华夏族团确实发生了战争。图2：城头山遗址城垣局部此时，中原部落正值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因遗址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主要聚集地为黄河中游流域。中原部众以粟米为主食，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制陶业上，以红陶、灰陶为主，也有一些黑陶。仰韶文化中也出现了刻划符号。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流域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程度不相伯仲。如图3，以陶器为例，左右两图分别是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陶器的色泽、花纹、形状都很相似，制陶水平差不多。图3：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原大地氏族很多，其中黄帝部落发展得最为兴盛。黄帝部落崛起后，与炎帝部落开战。兼并炎帝部落后，组成了炎黄部落，也就是华夏族团。炎帝部落中有一部分人不甘屈服，南下进入了苗蛮族团的长沙地区[2]。兼并炎帝部落后，华夏族团把战争的目光对准了苗蛮族团。图4：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体分布区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时期的地域范围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一个历史时期，年代跨越越大，影响的地域也在不断的变化中。图4为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体分布区域图，只是用来简单示意华夏族团和苗蛮族团的对抗形势，后文所附的地图同理。白圈区域是仰韶文化的影响范围。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很广，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平原一带，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黑圈区域是大溪文化的影响范围，西至重庆市巫山县，东达湖北省麻城、大冶等县市，南抵湖南省洞庭湖北边及西南的怀化地区洪江市[1]。为什么华夏族团除了在中原地区开战，还要南下江汉，征战不已呢？根据《尚书》中的说法，原因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大意是由于苗蛮族团不肯遵从华夏族团的宗教信仰，并且采用严厉的刑法进行部落统治，所以华夏族团要教训教训这个“异教徒”。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专家论证，这只是个借口。苗蛮族团为什么要遵从华夏族团的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呢？不遵从，就开战，这其实说不过去。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掠夺地盘和财富。原始氏族的聚落发展到这个时期，出现了财富剩余，出现了私有制，甚至还出现了贫富分化。从大溪文化遗址中差别很大的墓葬随葬品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此时，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在部落形态、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都差不多。两个族团都有了向对方地盘扩张的意图。富人渴望统治更多的穷人来为自己劳动，赚取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原始社会要向奴隶社会迈进的原因。战争，则成了两种社会形态交替的工具[3]。苗夏之战，是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的开始。战争，除了可以直接掠夺土地和财富以外，还可以把战败者变成奴隶，供人驱使，为己劳作。然而，这个过程却耗费千年，远比之后的社会形态交替的时间要多得多。因为奴隶观念和战败为奴的结果不是一开始就能为战败者所接受的。毕竟原始社会人人平等，谁会甘心为奴？所以炎帝部落中的一些战败者找到机会，南下逃亡。如图5，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在这一阶段的交战，以华夏族团取胜而告终[1]。华夏族团占领了长江中游以北的地区，如图中白圈区域。黑圈区域为苗蛮族团影响范围。华夏族团能取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在黄河流域多年大规模征战的经验。图5：大溪文化时期，华夏族团战胜苗蛮族团华夏族团越战越强，没有停下四处征服的脚步。接下来，华夏族团与蚩尤、九黎部族继续战斗，再次获胜。关于蚩尤、九黎部族的归属在史学界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炎帝部落，有人认为他们属于东夷族团。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族团，他们与华夏族团战败后，和炎帝部落一样，一部分归属于华夏族团，还有一部分南下入苗[1,2]。蚩尤、九黎的残余部族进入苗蛮地区后，将当地文化带入，与大溪文化融合，使得被华夏族团打败的苗蛮族团再度兴起[1]。政教分治蚩尤九黎部族的残部进入苗蛮地区后，苗蛮族团在史书中开始被称为“三苗国”。三苗国的经济文化继续大步向前发展，进入了屈家岭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是苗蛮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苗国继续与华夏族团战斗，不仅收回了长江中游以北的失地，还占领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华夏族团的地区。相较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范围向北扩大到鄂西、豫西南和豫南部地区，最北曾到河南省的漯河地区；向西到了陕西商县[1]，如图6。黑圈区域为三苗影响范围，白圈为华夏族团的影响范围。图6：屈家岭文化时期，苗蛮族团扩张示意图屈家岭文化，得名于湖北省荆门地区屈家岭遗址。这个时期的陶器制作更加精良，表面光洁，一般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还有少量红陶和泥质橙黄陶。薄胎器皿变得更薄，双腹型的器皿、高腹型的器皿增多。陶器表面光洁，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陶器使用时的体感。陶器变薄，说明陶艺技术的提高，器皿越薄，则越轻便，传热迅速，不易涨裂，经久耐用。曲形陶器增多，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美观。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少量陶塑小动物，但是动物形象比较模糊。这反映了人们已经大量驯养动物。这些陶塑小动物，或是一种装饰品，或是用于祭祀。房屋的形状仍为方形，但有了单间、双间和多间之分。房屋不再是土屋，多半是木骨泥墙，墙和地面多用火烤[1]。一则说明房屋越建越结实了；二则说明族群之下似乎有了家庭的区分，有的是一族一户，建单间；有的是一族两户，建双间；还有的是一族多户，建多间。此时，华夏族团正走在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为了便于类比，有的学者采用仰韶文化后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进行对照。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也出现了高腹多彩的陶器，房屋也出现了分间的变化。可以说，华夏族团在经济上的发展与三苗国同步。如图7，左右两图分别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虽然风格不同，但是技艺不相上下。相比前一时期，陶器的形状都更加漂亮了。图7：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将图5与图6中相对比，可以看出，华夏族团向东扩大了一些地盘，那是东夷族团的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中原地区迎来了一位新的部落联盟首领——颛顼。颛顼对华夏族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首先，他让南天重和火黎正分工管理部族事务，让南天重管理天文及祭祀活动，让火黎正管理民事，把宗教事务和民众事务进行分离。其次，既然有了专人管理宗教事务，也就制定了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的统一标准。改革之前，家家户户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祭祀神灵，没有统一的标准。改革的结果是，族团内部各氏族之间的联系和统治加强了，宗教的权力也掌握在了统治者手中，而且宗教解释为现实统治提供理论基础，使得政教两权互为加强[1]。政教分治或许是颛顼的首创，它为华夏族团从原始社会迈向奴隶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远古时代，人类远远没有能力解释大自然的现象和变化，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归结于鬼神之说。如果统治者不在鬼神之说上进行统一的话，人们的思想就会陷于混乱，继而对生产劳动、家庭繁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政教分治、教务专管，让部众对族团产生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使部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族团之中。千年之后，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将利未人设为专职祭司，也是异曲同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效地凝聚了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增强了整个部族的组织性[4]。可见，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有时有着相似之处，尽管在时空上相隔千年万里。华夏族团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后，一边抵御着三苗国的侵扰，一边开始对东夷族团发动战争。征服了东夷族团之后，华夏族团回转身来，准备对三苗国发起攻击。流放分化华夏族团和三苗国再度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华夏族团走入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三苗国走入石家河文化时期[1]。中原龙山文化得名于山东省章丘地区龙山镇。石家河文化得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尽管从名称上看起来二者相隔甚远，但有意思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却很多[1]：1、都有木骨泥墙的房屋，都用茅草之类的杆茎覆盖屋面。灰坑都有口小底大的袋形坑、圆形坑、不规则形坑。2、成年人的墓葬大多无随葬品。儿童瓮棺葬都埋在房子附近，都有用陶罐做葬具的习俗。3、均出现了夯土城墙。4、都使用斧、锛、凿、刀、镰、镞等磨制石具，骨器都有针、锥、镞等，角器都有尖状器等。陶器都是泥质和夹砂灰陶，少量黑陶，纹饰和器类都很相似。都发现了刻划符号，都使用轮制陶器。5、都用陶环、石环、玉饰、陶埙、实心陶球、泥塑的禽兽和人像做装饰品。6、都发现了冶铜遗址。图8：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图8的左右两图分别是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可见，三苗国和华夏族团在这一历史时期，在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处于并驾齐驱的发展程度。华夏族团将再度对三苗国发动战争。经过颛顼改革，此时的族团首领尧认识到了族群内聚性的重要性，决心破坏这种内聚性，来战胜对手。当华夏族团将三苗国击败于丹水后，尧将部分俘虏迁移到了三危山。三危山的所在之处，有人认为是敦煌三危山，也有人认为是陇南地区的山地。敦煌在甘肃的西北地区，陇南在甘肃的东南地区。根据华夏族团当时实际控制和影响的范围以及古代地名变迁的情况来看，三危山指的是甘肃陇南地区山地的说法更可信[1]。图9：尧迁三苗部分战俘的示意图图9中的黑、白圈区域分别是尧击败三苗后，三苗国和华夏族团的势力范围示意图。红圈区域为丹水流域。黄圈所在位置为甘肃陇南山地，即尧把部分三苗国战俘迁移之处。绿圈为敦煌三危山所在地。尧把三苗战俘流放到遥远的甘南，既能起到惩罚威慑的作用，又能起到分化族团凝聚力的作用。多策并用尧去世后，他的女婿舜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也沿用了他对三苗的统治方法。一方面，他再一次将一部分三苗民众流放到北方，估计那些人都是不服统治的“刺头”。另一方面，他对剩余的苗民实行德化感召。第三，他使用武力恫吓，比如“执干戚舞”[1]，让众多士兵列成队行，举着盾牌和大斧在阵前舞动。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阅兵式表演。对苗民而言，这其实是兵不血刃地展示武力，让苗民畏惧敬服，可谓软硬兼施。除了这些，他还采取了另一种与往不同的方法。既然能把部分三苗民众迁出三苗，那么反过来，不也能把部分华夏民众迁进三苗吗？这同样能起到分化苗民、巩固统治的作用。舜最后一次征三苗，深入了三苗腹地——湖南。他病死在此，葬在了永州地区。跟随舜征伐的不少宗亲、族人就留在三苗国，定居于湖南岳阳、长沙、永州一带[2]，如图10，黄圈区域是岳阳和长沙地区，红圈是永州地区。可见，舜率领宗亲、族人来打战，本来就打算在赢了战争之后，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三苗国定居的。这种“换血式”殖民应该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了。这种在征服地区植入殖民者，来改变当地文化、用本族文化渗透当地人思想的方法，和数千年后英国“换血”直布陀罗的方法类似。图10：舜的部分宗亲、族人定居湖南示意图舜死后，华夏族团的治水能臣禹继位。他在华夏族团既有的征苗成果上继续伐苗。禹多年治水，行遍黄河、淮河、长江多地，深知自然灾害带给民众的恐惧作用是何等强大，所以他在对苗战争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墨子》中，对禹征三苗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有过这样的描述：“昔者苗师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段话描述的情景十分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结合专家对文中现象的考证，及原文错字的修正，综释如下：当时三苗国的军队大乱，上天命令杀死他们。这句话反映了作者的视角，认为是征苗是上天的意旨。随后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诠释了苗军大乱的原因。黄昏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日全食，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太阳出现妖象，在晚上出来。下了三天血雨。血雨，就是红雨，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据载，世界各地也有过红雨现象，至今仍在研究中。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因为土壤、植物中的铁离子及其他微生物进入了大气层，形成红色云团降雨而成。龙王是中国人信奉的雨神。所谓“龙生于庙”，指的应该是因为雨下得太大，使得人们认为，龙从庙里出来了，在天空中猛降暴雨。很多动物在地震、泥石流等大型自然灾害来临时，都有异常的表现。“犬哭乎市”指的就是狗当时的一种表现，狗在集市上哭泣。夏天气温骤降，变得冰冷。这和现在的强对流天气下，发生“隔夜如隔季”的突然降温现象类似。当时发生了地震，地面裂开，泉水涌了上来。气温骤降，地震引起地下水上升，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民众大为震惊。高阳帝就是颛顼。禹举行宗教仪式，借高阳帝的名义，命令玄官，让禹亲自捧着天赐的吉祥符令，来征讨三苗国。此时，电闪雷鸣，使得神祗出现。有一个人面鸟身的神仙，恭敬地侍立着。这个神仙应该也是禹借用高阳帝的名义制作的神偶。但它突然出现，使得苗军一下子不知所然。夏军抓住时机，一箭射死苗军将领。苗军大乱，随后四散。在这场战役中，禹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心理。同时，颛顼在千百年前做的宗教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自然灾害给敌我双方造成的恐怖程度是相同的，可由于华夏族团的统治者具有解释宗教的权力，所以禹反而能借用颛顼的影响力来振奋三军，利用这些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为己方打气，一举打败对手。苗夏族团对抗的漫长历史中，尧舜禹时期的战争是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战争拼的是经济、军事实力。苗夏对抗的大部分时期里，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所以二者不分胜负。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从尧时期开始，华夏族团不断调整战略战术，使用流放战俘、德化民众、武力恫吓、换血殖民、迷信恐吓等一系列手段，令人眼花瞭乱，还有一箭射死对方将领等等。这些战略战术，体现了古代将领不断创新的精神，闪耀着擒贼擒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军事思想的微弱光芒，为后人提炼军事理论，提供了实战案例。禹征三苗，取得了绝对性胜利，彻底摧垮了三苗国。从此史书中再也不见“三苗”的字样。荆蛮尾声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了首领之位，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的王权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王朝——夏朝。考古界基本公认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文化为夏朝的代表文化，也有学者把王湾三期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前源文化[1]。王湾文化，得名于河南省登封地区王城岗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一个文化类型。二里头文化，得名于河南省洛阳地区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三苗国虽然解体了，苗蛮民众仍然没有屈服于新建立的王朝。他们重新回到两湖平原，再度延续石家河文化，建立起一支新的部族——荆蛮部族[2]。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代表文化遗址之一肖家屋脊遗址，也位于湖北省天门地区。专家通过研究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陶器，发现后石家河文化产生了以下变化：1、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见的器型，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变得单一或者数量较少。2、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见的器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3、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钵、擂体、广肩罐、簋、橄榄型罐等。这些变化反映，石家河文化原有的文化因素变得越来越少，中原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反观王湾三期文化，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农作物种类也很丰富；制陶业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出现了斝、盉、觚形杯等大型酒器，说明当时粮食丰富，酿酒较多[6]。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败的原因是，三苗国惨败后，经济受损较大，荆蛮部族要在战火燃过的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下子无法恢复到往日的辉煌。而夏王朝则是在战胜了水患和三苗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王权社会，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战败地区的财富，所以发展较快。 按说这是夏王朝彻底征服荆蛮部族的最好时期，夏王朝也确实多次征讨。然而，终夏一代，夏王朝还没来得及在长江中游流域站稳脚跟，夏王朝就走向了衰亡[1]。这是因为中原叛乱牵制了夏王朝的太多精力。根据禅让制，禹在生前指定了伯益为接班人。可他死后，他的儿子启并没有让伯益登上首领之位，而是自己继位，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这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服。伯益所在的东夷部族和华夏部族内部的有扈氏部族纷纷向启发起攻击，最终被启打败。启死后，启之子太康的政权被东夷族夺走。多年后，太康的侄孙少康率军杀回，恢复了夏室王权。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杼继续讨伐东夷族。直到杼的儿子槐继位后，东夷部族才开始和华夏部族和平相处。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和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一样，不是能被所有人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为启破坏了禅让制，致使中原大地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夏朝王室不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平息反叛、巩固政权。光是从太康失国到平定东夷之乱，近四百年的夏朝就去了一百多年。所以，只要大别山以南的那个荆蛮部族不出大乱子，它是不是臣服自己？已经不是当务之急了。中原内乱，荆蛮部族获得了难得的恢复机会。而后，新生的商朝再度与渐渐恢复元气的荆蛮对垒。直到大约公元前13世纪的武丁时期，强大的商朝对荆蛮不断用兵，才最终征服了荆蛮部族[2]。从此，荆蛮大地并入商朝版图，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伐苗之因从苗夏族团的多次战争来看，华夏族团主动攻打苗蛮族团的时候居多。虽然苗蛮族团也曾有过对华夏地盘的扩张，如屈家岭文化时期，但那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对华夏族团入侵的报复。前文已述，战争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工具，更是掠夺财富和奴隶的工具。除了奴隶，华夏族团到底看中了苗蛮族团的什么财富，使得他们长年不懈地征战呢？现有的史书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我们可以根据伐苗的一些情况做些推测。丹水流域，因盛产丹砂而得名。丹砂，又叫朱砂，既是颜料，又是药材，还是矿石。可以设想，在没有发明毛笔和墨水的远古时代，要把刻划符号、图形画在陶器、甲片、织物上，丹砂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书画作品被称为“丹青”，也是因丹砂而得名。作为药材，丹砂具有镇静催眠、防腐解毒、抑菌杀菌的作用。丹砂的化学分子式是硫化汞（HgS），是唯一能提炼汞的化合物。在古代，它常被用于炼制丹药。因为丹砂极具经济价值，所以尧攻下丹水流域后，即派儿子朱前去开发、经营、管理。从此，朱也被叫做“丹朱”。我国的丹砂矿主要集中在贵州、湖南、四川、湖北、广西等南方省区，在陕西和甘肃也有少量出产。远古时期，贵州、四川、广西还远不在华夏族团所能及的地区，所以两湖的丹砂矿产重要性凸现。除了丹砂，可能还有其他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资源，这才是华夏族团长期不懈伐苗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图10可以看到，舜最后一次征三苗，从湖南最北边的岳阳，历经长沙，一直打到最南端的永州，基本上是沿着湘江逆流而上，从湘江的终点走到了源头。湘江的源头已于2014年由水利部正式测定为湖南省永州地区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狗岭，而非过去认为的是发源于广西。湖南省全境21.18万平方公里，湘江全长948公里，流域面积94721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全境的45%，是全省最大的河流。湘江沿线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粮食丰产。舜死后，他的很多宗亲、族人定居在湘江沿线的岳阳、长沙、永州等地区，足见他们对这种好土好水的选择。即使是“换血式”殖民，也要选择物产丰饶的地区。可以推测，苗蛮族团富饶优越的农产品也是华夏族团长期觊觎不已的财富。民族融合苗夏之战的三千多年，不仅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上文提到的民族迁徙历史如下：1、与黄帝部落战败的炎帝部落残部南下入湘。2、与黄帝部落战败的蚩尤、九黎部族残部南下入湘。3、尧将部分三苗俘虏迁至甘南。4、舜将部分三苗民众迁到北方。5、随舜征伐三苗的大量宗亲、族人在舜死后，定居于湖南岳阳、长沙、永州一带。除此之外，祝融部落的一支也迁入了湖南居住；尧舜禹时期，三苗国被华夏族团击败后，三苗部族曾大量逃往四川[7]。这七组迁徙，原因、性质各有不同。有的是主动迁徙，如祝融分支入湘。有的虽然也是主动迁徙，却是殖民性质，如舜的部众入湘等。还有的是惩罚性质，如尧迁苗民入甘南、舜迁苗民到北方。更多的是逃亡，如炎帝、蚩尤、九黎残部入湘，三苗残部入川。不管起因是什么，最终都促进了中华各地民族的深度融合。甘南地区寺洼文化遗址里发掘的，具有三苗文化独有的制陶工艺的陶片；四川三星堆西泉坎遗址出土的大量三苗特色的灰白陶[7]，都反映了三苗民众将自身文化传入异地的情况。史前时期，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当然远不止这七组迁徙。民族大迁徙虽然大多出于无奈，却也好似植物嫁接，促进了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使得各地文化呈现出一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因现象，使得文明之花越开越艳。所以，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大花园里怒放的鲜花，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参考文献：[1]田春锋：《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08年5月第25页，第三章《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前言；第27—30页，第35—37页，第38—39页，第43—44页，第三章第一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一阶段新探》；第46页，第48—49页，第52—54页，第三章第二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二阶段新探》; 第58—59页，第63页，第三章第三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三阶段新探》[2]谭仲池主编：《长沙通史·古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17页，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小节《长沙石器时代的英雄传说》；第19页，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小节《三苗国的建立及其与尧舜禹之间的战争》；第21—22页，第一章第一节第四小节《“荆蛮”崛起及其与商王朝的战争》[3]石兴邦、周兴：《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学术论文，《史前研究》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4]宋鸿兵著：《鸿观》第253页，第三部分第17章第二节第2小节《专门服侍神的犹太教祭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罗家湘：《尧舜时代的南方开发与豢龙氏驯马》，学术论文，《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64—65页[6]王洪领：《从石家河文化腹心地带考古学遗存看三苗文化的衰落》，学术论文，《金田》2013年第1期第120—121页[7]彭元江：《三星堆文化里的“三苗”因素析》，学术论文，《文史杂志》2016年第9期第83—84页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 － END －

今天，我想讲一个话题，中国国际化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中国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已经开启。我们会在历史教科书中看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总觉得历史性的大转折都是发生在过去。我们应该感到很有幸，就是现在、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大转折中，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转折。就是中国国际化的时代结束，世界中国化的时代来临。为什么这么说？回顾中国历史的转折点：1840年前后我们要回顾1840年来的170多年中国历史，回顾所谓的大航海以来的500多年西方历史，即全球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整个全球历史的框架下，才能够看清这次大转折。1840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是我们受到西方的打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可以战胜大清？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军事技术的领先。所谓的船坚炮利，其实晚清对这点认识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晚清认为西方确实在技术上，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上比较领先，但是其整体文化并不领先。文化方面，西方就是蛮夷。所以晚清提出一个原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把西方看成蛮夷的。哪怕是到甲午海战败给日本之后，也还是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整个晚清其实对西方文化是不认可的，是瞧不上的，是把他们看成蛮夷。这就涉及到一个“华夷之辩”的问题，这种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春秋时期也是一个中国遭遇外来蛮夷的入侵的动荡时期。1840年到1949年这个期间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微缩版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阶段中国的历史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因为蛮夷入侵，导致中国的而历史文化传承发生中断，当然这种中断并没有真正的中断，叫“软中断”比较合适。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孔子说“礼崩乐坏”。其实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而言，就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被中断，被否定。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同样发生了这种事情，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也出现传统制度崩溃，甚至也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高潮就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由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往往是否定我们的固有的传统的这种现象，这和春秋是一样的。那些所谓的新思想都是自西方蛮夷传播而来。春秋是是法家、近代则是科学、民主。华夷之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华夷之辩实质就是中西文化之辩，华夏是中国文化，蛮夷是西方文化，当然春秋时的西方是指西亚，即现在的中东。我们知道春秋五霸，第一霸是齐桓公，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周天子，攘夷，就是抵抗蛮夷的入侵。齐桓公是在管仲的协助下做这个事情，所以孔子对管仲非常的称赞。其实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管仲是协助齐桓公抵御蛮夷的功臣，保卫着我们华夏，所以是一个有功能臣，是很伟大的。论语中有一句话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里的“被发左衽”指的是蛮夷的一种装束，他的意思是说要假如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可能直接被蛮夷统治了，我们的中国文化就要灭亡了。同时孔子又批评他，说管仲不仁。为什么批评管仲呢？因为管仲他采用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管仲被认为最早的法家。法家就是蛮夷。事实上，后来的儒法之争本质也属于华夷之辨的范畴。包括后来的孟子，对管仲，包括对齐桓公，对春秋五霸都是看不上的。认为他们是偏离我们固有的传统的，就是偏离我们的仁义，偏离礼乐传统。总之，因为在蛮夷的入侵背景下，中国其实也发生了礼崩乐坏，礼乐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模式。礼乐崩溃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制度层面的崩溃，我们的传统崩溃了。在春秋开始的时期，其实我们还是在固守传统，比如“尊王攘夷”。学者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就是要保护中国固有的文化，使其不受蛮夷文化的污染。那么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就是义理文化。讲不讲义理，讲不讲仁义，就决定这个社会是不是属于中国文化传统模式的？所以“华夷之辩”就是义利之辩。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义理，我们是一个义理型的文化，义理型的文明。义利之辩讲的是我们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我们不否定利。但是蛮夷它是没有义理的概念的，它是没有义的，只有利，只有利、唯利是图是蛮夷。华夷之辩其实也是义利之变，华夏求义，蛮夷逐利。这就涉及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一个理解。现在的“文化”、“文明”这两个词，它是一个西方的内容，是西方的内涵。中国传统上，文化、文明的本意，就是因“文”而“明”，用“文”去“化”。这个“文”是什么意思？就是“文以载道”之文。就是“文”它是表现“道”的，承载“道”的。所以文化、文明实质就是“道明”、“道化”，而是用“文”所承载的道去“化”。这个道就是义理，就是用义理去“化”，因义理而明。因为义理而而“明”，而光明，这是“文明”的意思。它是有义理才有文明，没有义理，就是蛮夷，还是“义利之辩”的问题。我们在春秋的时期就形成这么一种概念。对于中国而言，文明、文化它的核心就是义理，是义理“明”，义理“化”或者“义明”、“义化”，“理明”、“理化”。有无义理也是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准。所以晚清也是在这个历史框架下去看待西方的，把西方看成蛮夷。尽管说晚清在抵御外敌方面一直是接连败退的，但是却也是一直是没有瞧上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是只有利而没有义的。这一点上，晚清看得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我们只需学习西方的这种技术、经济方面，在文化上，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后来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晚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这个“体、用”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晚清说的“中学为体”到底什么是中学，什么是西学？他可能把当时的清朝的所有的制度看成是中学，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根本上来，如果从义理的层面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是没有问题的。回顾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辛亥革命前后但是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受到日本的影响，看待西方就完全的采用了另外一种“先进-落后”框架，认为西方完全的是先进的，中国完全是落后的。那么，评价“先进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完全是根据技术的层面，经济的层面，因为我们的技术落后，也是利的层面：因为我们的技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文化落后。我们抛弃了我们传统的“义利之辩”、“华夷之辩”框架，因为到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直接全部否定了我们的文化，就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彻底否定了儒家，打倒孔家店，中国的文化彻底被否定了，甚至历史被否定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们是被西方的技术经济给蒙蔽了。类似于说我们看到一个大款，他很有钱，我们被他的钱多蒙蔽了，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认为这个人有钱人什么都好，是有素质的人。显然，在民国时期，我们的这一帮学者们是深深受到日本的影响。比如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领袖都是日本留学生。辛亥革命是把中国的近代史分成两截。辛亥之前，我们还是坚守固有的传统，坚守我们的义理，也是以我们传统的文化框架去看待西方，认为西方是蛮夷，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开始引入了一个新的框架，抛弃了我们的“义利之辩”，而是采用了纯粹的“利”的角度看问题，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来评判文化，这样中国文化就是落后的，所以中国是落后，而西方先进，我们就去追赶西方。但是，中国文化一方面它的核心是义理，另外一方面它的基础是在实践，尤其是在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而不是在上层的学术，乃至上层的制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要清楚。也就是孔子讲的“礼失求诸野”，礼的基础是义理的理，“礼失求诸野”就是上层不讲理了，不讲义了，偏离了义理，包括上层的制度、精英派，政府、学者，他们偏离了义理，那就向下层求。“礼失求诸野”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基石是在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并不在于学术层，并不在上层的学术，也不在上层的制度。所以辛亥革命它是推翻了清朝政府，也号称推翻了什么3000年的统治制度，是让中国的制度发生了变化。又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学术的层面直接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但是，无论是辛亥革命的这种制度变革，还是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学术变革，并不足以否定中国的文化，也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实践，在基层的老百姓。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种否定，在学术层面，在制度层面，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他并没有真正把中国文化完全打倒，中国文化在实践中依然被传承，义理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来支撑着以后的实践，包括革命实践，包括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实践，所以我们中国依然是义理式的文化。但是它是以一个实践的方式来存在的。回顾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观点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来说一下共产党，尤其是以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共产党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这也是毛主席提的一个概念，这实际上是对辛亥以来中国兴起的对西方崇拜的一个否定和调整。新文化运动它又分为两截，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十月革命之前我们完全受日本的影响，学习属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国民党是其代表和领导。国民党它是完全是受日本的影响所产生的，同盟会的总部是在日本，包括武昌起义的这些新军的领袖，其实都是日本的留学生，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们被清政府派去日本学习军事技术，本来是指望着他保卫大清的，结果他们到日本之后，反而是出现了要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同盟会、国民党它其实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文化所孕育的，他是开始是崇拜日本，后来也是崇拜英美，因为日本本来也是崇拜英美的。所以国民党它的西化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式的西化。它是完全信奉和采用西方一套，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也是采用什么选举、民主之类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台湾一样。国民党的这一套其实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它是走的是西化路线。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讲这一点。国民党彻底的引入了西方这一套制度和理论，同时它也没有把西方的制度学好，又把我们中国的最美好的东西，最优秀的这种制度给抛弃了。我们中国最优秀的制度是“不与民争业”，官员不允许从事任何以谋求私利为目的的经济产业经营。我们的政治，政府是一个独立的行业，那么官员被禁止从事任何的以谋求私利为目的的产业的经营活动，这叫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说成不与民争利，只有中国做到了。而且我们在尧舜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才是中国最伟大最核心的制度，但是被国民党给否定了。否定之后就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本来我们这个不与民争利，到西汉之后就成了一个禁止官商勾结，禁止商人干政的基本准则。当辛亥革命推翻被他们认为是落后的制度之后，国民党就出现了官员和商人非常的紧密地勾结，甚至说官员直接去经商，就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官商勾结的一个很严重的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大家族。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的，所以腐败横行，然后失去民心。这是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它是脱离中国的实践的，它是真的否定了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制度。但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有当时的背景原因，主要是针对马克思层面的理论，是针对这种西方外来的这些理论的一种修正。理论联系实际，是说这些西方理论必须服从于中国的实际。就是说共产党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包括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以人民至上，都是共产党的做法。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在实践，尤其是在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共产党是以实际实践为本位，尊重基层的老百姓，本质上，共产党还是尊重中国文化的，而且是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不仅是继承，而且把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到一个极致，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实践的层面继续来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义理文化，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共产党的一个关键，也是理解我们当下社会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我刚才讲是软中断，就是在学术层面中断了。如果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一定要区分学术层和实践的，在学术层面我们是否定了中国文化，但是在实践层面，我们恰恰是继承了中国文化，就是学术层和实践层有背离的。而且这种背离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公知贬义化了，专家贬义化，公知、专家、教授，都是基于西学的，基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建立的这套新的学术范式，它是否定中国文化的。当今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崛起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会发现学术和实践的这种背离越来越严重，难以为继。我们的是从实践上来讲，中国依然是义理文化，依然是传统的，但是我们的学术是否定义理的，是西化的。在实践层面中国是中学，是中国的传统，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在学术层面中国是西学，所以这是一个背离。新文化运动这批人，即所谓的民国大师这一批人，他们为什么去否定中国文化？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在经济在技术上落后，他们把经济和技术本身当成一个文化的全部，甚至认为这个东西是决定文化的，其实他们是错的。我们要看文化，义利之辩才是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更正确的思维方式。要看两个方面，义方面和利方面，而且是以义为本的。西方确实技术很发达，经济很发达，但是西方缺失义理，即西方文化是残缺、残疾的，只有利而缺失义。就类似于说我不管你多有钱，但是你这个人的品德是有问题的，我依然不认为你这个人怎么样好。我不能认为一个人突然爆发了，有钱了，这个人的品格就好了。对吧？我们判断一个人，我们是从他的财富来判断，还是从他的品格来判断？当然你可以是个拜金主义者，你可以是从一个人有钱的多少来判断，但是我们中国传统从来不会以财富来判断一个人的，我们还是以这个人的内在品行，品德来评价。西方就是类似一个暴发户，他没有义理，品行很差，只是说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一个偶然原因，他们有钱了发财了、技术领先了，经济领先了，仅此而已。一旦中国在经济上超越他们之后，我们也有钱了，中国不仅有钱，而且中国本身是有义理的，是个君子，我是一个有钱的君子，我不仅有有钱，还会正确地去看待和使用这个钱。但是西方是一个有钱的小人，他有钱，他唯利是图，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些钱。什么叫正确的使用？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讲，正确的使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正确的使用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西方不是，它是为少数资本家服务的，对吧？这次新冠疫情我们能看得出来，为什么美国他在新冠疫情面前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虽然它的账面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甚至说比中国还要好，是因为他没有义理，他是一个小人，它不能正确的使用它的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不能够把它使用的去抗击疫情，这是事关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不管，他做不到。中国并没有丢失义理，尤其是我们在实践层面并没有丢失我们的义理。中国是在坚持义理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所以中国依然是一个义利之辩的中国，我们济发达了、科技发达，但是我们依然是以义理本位。中国有钱了，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资本绝对不会被允许凌驾于义理之上，绝对不可能凌驾于人民和政府之上。我们的资本、我们的经济、科技是有制约的，谁来制约他？义理在制约他，经济和科技必须服务于老百姓。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做不到。当我们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我们看西方就不会太在意经济落后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客观的看待西方。晚清所认知的义理缺失的这个西方特点就更加的明显了。因为它没有义理，不讲义，它是蛮夷，西方的这种蛮夷特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看的很清楚。当今世界最缺的是什么？尤其是像对美国来讲，经济很发达，它缺失什么？缺失义理。为什么美国对新冠疫情束手无策。不仅说新冠疫情，其实美国对任何的灾难都是很虚弱的，很脆弱的，比如这一次刚刚发生的暴风雪，极端的极寒的天气，德州也得停电，陷入一个灾难之中，也是死了不少人，而且短期内还无法解决。原因是一样的，就是义理缺失。美国的，比如德州的电力系统，完全是受私人资本所控制，他们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的。他们甚至说在停电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电价蹭蹭的涨，据说是翻了好几百倍。这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发国难财就要被抓起来。所以现在世界最缺的并不是经济，并不是科技。经济已经有了，科技已经有了，而是义理。只有中国拥有义理，真正的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合理的秩序。真正的长治久安的秩序是以义理为基础的秩序，就是我们讲的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义理、讲理。只有基于义理的秩序，才是真正的好的秩序。全球以前的秩序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以来西方所建立的秩序，它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最开始就是西方对全球的瓜分，然而分赃不均，西方内部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内部自相残杀。然后二战以后说不打了，搞联合国，就企图建立一个秩序，但是秩序依然是建立在利益的妥协之上，是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秩序的。只有建立在义理之上，道义之上，中国式的秩序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秩序。那么现在全球最缺的这种秩序，义理式的秩序，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所以像美国说退出全球化，美国所反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全球化。中国在挺全球化，但是中国绝对不是说接美国的牌，中国领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崭新的模式，是以义理为基础的全球化。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利益式全球化，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必然是义理式全球化。以前我们总是觉得把国际化当成一个标准，国际化也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也是基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这种判断标准，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方先进。也是基于利益的层面，就是基于经济和技术的层面，我们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本身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在“义”上中国一直是领先的，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调国际化，来学习西方，仅仅是在利的层面，当我们经济崛起之后，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世界最缺失的是义理是秩序，未来的世界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世界向中国学习，中国向世界输出，我们输出义理秩序。所以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世界会中国化，世界会义理化，会真正地秩序化。目前中国和全球都正处于这个大变局之中，对中国是百年大变局，对全球、西方则是五百年大变局。欢迎同样感受到毒话语之痛、有为大道中华立言意愿的五湖四海朋友，积极加入或赐稿《净毒立言》、《科玄与道》、《文字文明》、《大道中华》四大专栏，让我们一同去搅动中华之道当代话语的时代风云吧！【净毒立言】 前期推荐项：1、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毒言推荐：陈大漓）2、中国古代相比西方，缺乏科学精神（毒言推荐：陈大漓）3、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统治（毒言推荐：王岩林）4、封建地主、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所有制和有地主阶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等（毒言推荐：王岩林）5、中国古代钦天监、司天监系统的观象授时，是巫师们的封建迷信活动（毒言推荐：慈天元、韦宁）6、农民起义导致了古代的改朝换代，反抗与推翻统治阶级的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毒言推荐：王岩林）7、中国人没有信仰，华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就没有力量，思想混乱和腐败问题的根源是丧失信仰（毒言推荐：慈天元 王岩林）8、基督教的经典译作《圣经》（推荐理由：佛经、道经、儒经皆没有自推为“圣经”。 圣贤之道，没有宣鬼神为“圣教”之理。 建议：改译作《耶经》或《神经》。立言人：慈天元）9、士人，是大道中华的文明之心。（立言人：王岩林）10、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是政党组织条件下的一代新士人。（立言人：爱爱）11、电磁波学说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毒言推荐：程奉献忠 立言：不存在电磁波；不存在作为基本力的强、弱作用力；不存在所谓的时空弯曲、宇宙学红移等；建立在电磁波基础上的广义相对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12、全面重建与高扬中华士人文明话语，是夺回自身历史解释权至为关键的一步。（毒言推荐：王岩林）13、中国人不讲逻辑，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毒言推荐：慈天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自有一套根本关联着自然、大道的整生罗緝（立言人：薛英俊）14、对中国史前研究证明，不是简单的“石器时代”；而应是金属时代之前，先后有一个“木石前盟”复合工具时代和火技术陶器时代（净毒立言人：陈明远、金岷彬）15、冠之以“爱智慧”名的哲学名不副实，未能爱全部的智慧，更没有卯定于道的大智慧（净毒立言人：王岩林）16、西方所标榜的“市民社会”，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体现。（净毒立言人：爱爱）17、道，是中国人一统知行的最大成就；道之统系，让中华文明始终能够知行统一地合于大道（立言人：王岩林）

猛犸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又名毛象（长毛象），是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长鼻目，真长鼻亚目，象科，猛犸象属的一种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象之一，在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其中草原猛犸象体重可达12吨。它是冰川世纪的一个庞然大物。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之一，猛犸象如何灭绝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问题之一，人们普遍猜测气候变暖是灭绝原因，人类祖先过度捕杀导致灭绝的说法也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猛犸象灭绝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基因所致。最近，科学家“复活”了从西伯利亚岛上发现的猛犸象群的基因，并且与其他亚洲象基因进行了对比，发现猛犸象的基因存在着诸多问题。研究发现，这个岛上的猛犸象存在着一系列遗传缺陷，包括男性生育能力、神经发育、胰岛素信号、甚至是闻花香的能力都有问题，至于原因则可能是岛上的猛犸象因为与大陆隔离并且种群数量较少（300-500）有关，近亲繁殖让它们失去了繁衍下去的机会。当然基因问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猛犸象会完全灭绝，不过它为当前的研究带来了更多线索，并且也预示着新技术可以为史前研究揭开更多谜团。

人类史前思想是如何起源的？人类的精神文明是如何诞生的？艺术和宗教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早期的象征表达是如何形成的？这不仅是史前研究或认知考古学的热门话题，同时也关涉早期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即史前思想（prehistoric intellectual），也就是史前人类的象征体系（symbolic system）。象征体系不仅是艺术表现、丧葬实践和社会系统，而且作为人的特征而存在。不过，这个话题的话语权往往被欧洲所操控，特别被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的数量和分布上占主导地位的法国和西班牙所掌握。岩画测年打破欧洲中心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和岩画在整个远东地区特别是在我国似乎是一个被忘怀的学术领域，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是最受关注的考古学课题之一。西欧南部坎特布里安山脉的洞穴岩画不仅是世界上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艺术作品的聚集地，同时一直被认为是人类艺术和象征思维的起源地，人们相信“这盏灯一直闪耀在创造力的光芒璀璨夺目的欧洲”，这也是欧洲中心论的根源之一。不过在这方面，欧洲中心论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不断遭到挑战。2007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奥伯特（M. Aubert）等人对东帝汶的动物岩画进行了铀系测年，发现其时代距今两万多年前。其后，奥伯特等人又对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Sulawesi）廷普森洞穴（Leang Timpuseng）里的动物和手印岩画进行了铀系测年，获得了四万年之久的古老数据。2019年，他们对苏拉威西岛斯鹏4（Leang Bulu‘Sipong 4）洞穴中的人类最早狩猎岩画又做了铀系测年，结果获得了更为惊人的距今43900年的古老数据。该测年的意义不仅在于证实了亚洲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的古老性，而且打破了在艺术和精神文明起源问题上的欧洲中心论。正因如此，美国的《科学》杂志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更新世洞穴壁画的发现与年代的测定列为2014年十大科技突破（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之一。虽然亚洲岩画时代的古老性已被确认，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毕竟在数量上，欧洲南部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达上百处之多，东南亚地区的十几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能否与之抗衡？既然亚洲岩画和欧洲岩画同样古老，那么谁影响谁？抑或欧洲与亚洲都是“流”，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只是尚未被发现？奥伯特等人倾向于后者。笔者也同意其看法，而且进一步认为这个更为古老的“源”很有可能在中国云南。这主要基于2017年我们对云南金沙江彩绘岩画的大规模发现和最新的铀系测年数据，以及南岛语族扩散（Austronesian dispersal）的人类学理论而提出。金沙江岩画重要性得以体现金沙江彩绘岩画在风格上与欧洲坎特布里安地区洞穴岩画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4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中的动物形象非常相似。此外，两地岩画所表现的动物种类也有更多的亲缘性，如野猪、鹿豚、貘、羚羊、牛等。21世纪初，澳大利亚学者保罗等人便注意到金沙江岩画与欧洲旧石器时代自然主义风格岩画之间的相似性。他与我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合作撰写了《自然主义：中国云南金沙江岩画的风格与性质》一文，发表于英国的《剑桥考古学杂志》。他们将金沙江岩画和欧洲南部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进行风格比较，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由于金沙江岩画中出现了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灭绝的动物（如“貘”），所以岩画的古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金沙江岩画自1988年首次发现以来，迄今已发现了80多处。2012年，保罗等人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金沙江白云湾彩绘岩画进行了铀系测年，测年报告发表于美国《考古科学杂志》，题为《中国西南岩画的铀系测年》，岩画的年代为距今5738年前。2016—2018年，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省迪庆文物保护学会、西安交通大学组成联合岩画考察队，对云南香格里拉金沙江流域的7个彩绘岩画地点进行了考察，并对其中5个地点进行了铀系测年的样品采集和年代分析。尽管测年报告的文章尚未发表，但从目前的实验室数据来看，金沙江流域彩绘岩画的时代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中4个数据年代在1万—3万年，岩波洛岩画点的测年时代在14733±783年、14980±637年。岩多谷等两个岩画地点的铀系测年甚至为两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艺术品的发现在我国寥若晨星。即便像人体装饰品这种在欧洲常见的艺术品，在我国亦属凤毛麟角，遑论岩画。国际岩画界一度认为，艺术的发源地可能是非洲、欧洲甚至西伯利亚，但不可能在东南亚，更不可能在中国。然而，就目前的实验室数据而言，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岩画和中国云南省的金沙江岩画证明，东南亚和中国不仅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品（包括岩画），而且可能是世界艺术和象征思维的发源地。自1988年金沙江彩绘岩画发现以来，引起了学界密切关注。就艺术风格来看，其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动物主题和自然主义的风格。其与印度尼西亚4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彩绘岩画，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自然主义风格的动物主题和动物种类外，还有绘制技术、手法与模式（如单线或复线的侧面轮廓表现法、几只动物重叠一起的绘制法、清晰的猪鬃鬣毛表现法、线形涂抹法等）等。推进金沙江岩画研究但仅凭艺术研究和人文研究，始终无法解决金沙江岩画的年代问题，所以多年来其研究一直没有进展。2014年，苏拉威西旧石器时代岩画测年发表以后，人们意识到东南亚不仅可能是人类艺术和象征思维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在苏拉威西和欧洲坎特布里安洞穴岩画之前可能还存在更为古老的艺术起源地，这使得我们探寻艺术起源的目光又一次瞄准了金沙江彩绘岩画。金沙江彩绘岩画不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作品，而且可能是世界艺术之源。印度尼西亚旧石器时代岩画的发现，仅仅动摇了艺术起源的欧洲中心论，但毕竟只有十几个地点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不足以与欧洲坎特布里安洞穴的上百个岩画地点在数量上相抗衡。但是，金沙江流域目前已发现的80余处彩绘岩画地点，其时代一旦得到确认，便能在数量上与欧洲抗衡，从而打破欧洲中心论。金沙江岩画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川滇藏交界处的金沙江及其支流沿岸，主要由史前狩猎采集人群制作，是以彩绘岩画为主兼有凿刻、喷印等技法的岩画群。金沙江岩画大多数采用描绘的技法、写实主义的风格，表现野牛、鹿、岩羊、山羊、野猪、麂、獐、猴、野马、野驴、熊、虎等动物图像，刻画准确、用笔熟练、形态生动。此外，还有人物、弓箭、手印、符号、几何图案等。有的地点的岩画，图像显示出不同颜色勾勒的痕迹互相叠压，可以据此分析岩画的分期。金沙江岩画是目前有绝对年代数据测定记录的中国最古老的彩绘岩画，是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岩画的一个独特的岩画种类，与法国、西班牙旧石器时代以及东南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岩画相类似。金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群迁徙交流的重要通道。今天，这里居住着汉、藏、纳西、傈僳、普米、彝等民族。金沙江地区地理地貌、气候环境、植被林木的多样性，包括人类族群的杂居错居，导致了早期岩画数量上的庞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金沙江岩画的发现，为欧亚大陆史前现代人迁徙、人类精神文明和象征思维的发轫、宗教艺术的起源等，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证据。在南岛语族扩散的人类学理论语境下，我国云南金沙江和印度尼西亚的岩画在文化属性上应该是有渊源或亲缘关系的。南岛语族扩散的人类学理论认为，在东到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夏威夷和中国台湾、南到新西兰的区域内，其间包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这一地区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多达1000—1200种，但同属一个语系。澳大利亚学者贝尔伍德、已故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等人已从语言学、考古学、现代分子人类学等方面研究了南岛语族的起源、扩散与分布。学者们一般认为，南岛语族最早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或跨湖桥文化，从全新世起，顺着东南沿海向东南亚或通过中国台湾向太平洋诸岛扩散。金沙江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的发现，不仅从岩画角度证明了南岛语族扩散的真实性，而且时间更早、范围更为广阔。正是基于南岛语族的扩散学说，我们不仅将金沙江岩画与苏拉威西洞穴岩画关联起来进行对比，同时亦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作为艺术和象征思维的东南亚起源的材料证据和理论支撑，与狩猎采集有关的自然主义岩画传统可能曾经从西欧延伸到印度次大陆，并延伸到中国东南部。但是，研究这种全球范围的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仅有人文的理论研究是不够的，在目前的高科技时代还需要各种科学数据的佐证和支持。（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汤惠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作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内容如有不妥，请点击头像-私信联系小编修改或删除

猛犸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又名毛象（长毛象），是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长鼻目，真长鼻亚目，象科，猛犸象属的一种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象之一，在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其中草原猛犸象体重可达12吨。它是冰川世纪的一个庞然大物。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之一，猛犸象如何灭绝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问题之一，人们普遍猜测气候变暖是灭绝原因，人类祖先过度捕杀导致灭绝的说法也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猛犸象灭绝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基因所致。最近，科学家“复活”了从西伯利亚岛上发现的猛犸象群的基因，并且与其他亚洲象基因进行了对比，发现猛犸象的基因存在着诸多问题。研究发现， 这个岛上的猛犸象存在着一系列遗传缺陷，包括男性生育能力、神经发育、胰岛素信号、甚至是闻花香的能力都有问题，至于原因则可能是岛上的猛犸象因为与大陆隔离并且种群数量较少（300-500）有关，近亲繁殖让它们失去了繁衍下去的机会。当然基因问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猛犸象会完全灭绝，不过它为当前的研究带来了更多线索，并且也预示着新技术可以为史前研究揭开更多谜团。【来源：快科技】【作者：小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