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研究

文学流派，是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相同审美观点的作家群，在类似的风格下所形成的文学派别、思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1、田园诗派田园诗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流派，最重要代表人物为东晋诗人陶渊明，其特色在于描写农村的朴实生活和田园的风光。至唐代的发展结合山水诗派出现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为王维、孟浩然。2、边塞诗派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3、豪放派豪放派，是形成于中国宋代的词学流派之一。词题材广阔而不限，喜将国事入材，使其如诗以借此反映民间生活。此词派多半入词宏远、气势恢弘、直率坦诚不以委婉为能事，但各词人自有风格。代表：苏轼、辛弃疾、陆游等4、婉约派婉约派是中国唐宋间词的流派之一，起源于晚唐五代时期，兴盛于宋代，常常与豪放派并称。婉约词的内容以阴柔、相思为主，风格以清丽、柔美为主，表达修辞以含蓄隐约为主。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有柳永、李清照、李煜等。4、扬州学派扬州学派起于扬州，渊源于顾炎武，盛于乾隆中叶，又接承吴派、皖派，表现在形声训诂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兼及金石、铭文、戏曲、谚谣等。代表人物有汪中、李淳、阮元、凌廷堪、刘宝楠、刘恭冕、刘文淇等外国文学流派1、巴洛克文学是17世纪意大利唯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文风华丽浮夸，强调运动和变化，侧重表现幻想，因而特别有装饰美和形式美。巴洛克作家致力于描绘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其作品中充满了天主教的思想。巴洛克文学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很有影响， 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卡尔德隆的小说《人生如梦》、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等。2、古典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代表作家：莫里哀3、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拨；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作家：雨果、拜伦、雪莱、惠特曼、海涅等。4、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于以司汤达为代表的19世纪法国文学中期和以亚历山大·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与理想主义完全相反，现实主义文学试图还原人们所熟知事物的本来面貌。代表作家：福楼拜、司汤达、马克吐温、巴尔扎克、普希金等5、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极致蜕变的产物，也是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理论影响文学创作的结果。自然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也是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的过渡流派，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诸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代表作家：左拉、莫泊桑6、象征主义文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并于20世纪初期扩及欧美各国的一个文学流派，是象征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分支，主要涵盖诗歌和戏剧两大领域，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西方主流学术界认为象征主义文学的诞生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由于象征主义侧重暗示和朦胧之美，适宜于抒情，而不适宜于描写冲突和具体的人物性格，因此象征主义戏剧的成就十分有限，且并没有如诗歌一样形成一场国际性运动。代表作家：爱伦坡、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等7、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是美国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美国一类作家的总称。海明威在其创作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使用了“迷惘的一代”作为题词，从而使这一名称广为人知。在欧洲，这一代人又被称为“1914年一代”，以纪念1914年一战开始。代表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8、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群作家开启的文学运动，意在探索和影响二战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代表作家：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等9、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它认为人存在的意义是无法经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的，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其最突出的命题是：世界没有终极的目标；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隐隐约约而有敌意的世界中；世界让人痛苦；人们选择而且无法避免选择他们的品格、目标和观点；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即是选择了“不选择”；世界和我们的处境的真相最清楚地反映在茫然的心理不安或恐惧的瞬间。存在主义文学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法国兴起的以宣传存在主义哲学为目的的文学流派。在艺术上，存在主义文学寓高度哲理性于文学作品之中，而不求情节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着重对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展开哲理性分析。存在主义文学是现代派文学中声势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文学流派。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和哲学直接挂钩，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文学中的“消遣”，而进而思考“人”本身的意义。代表作家：萨特、加缪。10、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是指1940年代至1960年代主要兴起于欧洲的一个戏剧流派。思想上师承存在主义“荒诞”观念，艺术上吸收超现实主义手法。以荒诞的戏剧形式表现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人生的无意义、人的异化、人与世界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等。代表作家：塞缪尔·贝克特、 尤金·尤涅斯库等11、意识流文学“意识流”原是西方心理学上的术语，最初见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流程。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衔接，而是流动的。这是“意识流”这一概念在心理学上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意识流文学的概念是在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更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前意识。学术界一般认为意识流是象征主义文学在小说领域的体现。但是由于其技巧独特、成就很高，因此通常把意识流文学当成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来看待。代表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12、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叙事文学技巧，故事中的因果关系看起来常常不合乎现实状况。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被用来描述主要是由美国画家所使用的一种不寻常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拉丁美洲所特有的文学样式，它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而独特的特征。不同于科幻和奇幻文学的是，魔幻现实主义会将它的世界描写得荒诞古怪、反复无常，而严谨的科幻文学则是受限于物理学法则，或者像奇幻文学会有固定的规则在里面。代表作家：马尔克斯

本人情况2018年的考研虽然考研已经结束了，但那种滋味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刹那，真心感觉所有坚持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既有梦想实现的开心，又有解脱于那些没日没夜的奋斗的日子。不由得就想起了一句话，我有一杯酒，足有慰风尘。我记得备考时正值暑假期间（当然我是从年前就准备的专业课），而且去年的天津夏天非常热，总是让人觉得心浮气躁，烦闷焦虑，学习上根本定不下心来，生活上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烦的我真的有那么一刻想甩开书本放弃考研，像那些不考研的同学一样去海边度假，去沙滩上享受日光浴，吹着海风，小生活多滋润啊，哪像现在这样坐在这活受罪。但是又狠不下心，想想自己的将来，哎，忍忍吧。但是现实仍然是静不下心来学习，一天的任务总是完不成，拖到半夜熬夜学习第二天起不来或者留到第二天却发现还是完不成越积越多，复习计划完全打乱，每天晚上担心得睡不着甚至进入一个死循环。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我焦虑的大病一场，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学姐的帮助，也慢慢的将备考过程步入正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1)列出每日学习计划表可能你们也都有自己做的计划表，但是都比较粗浅，比如早上复习政治下午英语这样的。但是这种笼统的计划表常常让学习计划和目标不明朗，没有明确的约束力和可执行力。因此，计划表应该列得细一点，规定自己每天背多少页的知识和多少页的单词，明确任务，并将各个科目交叉进行复习免得产生复习疲劳。每完成一项任务就要划去，这样可以增加复习信心，可以看到自己一天天地在完成任务，有成就感的学习也不会过于枯燥，晚上睡觉前也不会因为对一天的学习没底而焦躁到无法入眠。(2)适当休息，养精蓄锐针对暑假白天困倦学不进去导致开夜车连累第二天学习的情况。建议学会适当分段休息。考研期间，比较建议中午午睡一会儿。一般建议20-30分钟，尽量不超过一个小时。适当的午睡可以提高下午学习的精神饱满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不必熬夜学习。再者，就算偶尔没有完成任务熬夜了，午睡能帮你第二天早上仍然按时起床，不会睡懒觉拖延任务，可谓一举两得。(偷偷告诉你：我经常在晚上6点眯15分钟，晚上背书精神儿倍好。)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轻松备考，直取目标院校。加油！1.1 北师大专业目录关于北师大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专业的专业目录，大家先看一下考试科目：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两门专业课所用的参考书：（723）中国文学史参考书目：（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教出版社（4本）最新版。（2）《新中国文学史》， 张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中国现代文学史》，刘勇、邹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其它参考书目：（1）《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2）《中国文学史》，袁世硕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936）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含比较文学)参考书目：（1）《外国文学史（西方卷）》，匡兴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2）《东方文学史通论》，王向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3）《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王向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李壮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文学理论新编》，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外国文学史，也就是西方文学史，相对于其他院校来讲，北师的外国文学史还有有些深度的，我当时研究过南开的古代文学，因为南开的文学基础是四选三，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里面四选三，，而且西方文学算是比较基础，但是相比之下，北师的外国文学相对要深刻一点，不仅名词解释很细致，而且会考察到具体的作品，这就要求大家在读书的时候，适当了解重点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好是融会贯通。1.2 北师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历年报录比上表是我能在网上查到的最新的北师大文学系的报录比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虽然不是很热门的专业，但是，每年仍有不少人报考这个专业，但是通过率还算可以，报录比也相对很高。1.3 北师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介绍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代码050108）本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一、培养目标 1、博士生 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的素质和能力，全面深入地掌握中外文学、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熟悉重要的著作文本，特别要精通一门以上的外语和一国以上的外国文学，能够熟练地从事外国文学作品及外国学术著作的阅读与翻译；在本专业领域内具备很好的科研实力，能够独立地进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写作；思想作风优良，学风端正，能够胜任高等学校、高级科研部门有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习年限为三年。 2、硕士生 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了解中外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熟悉有关的作家和作品，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和翻译作品及文献资料。知识面宽，适应性强，能够胜任高校、文化科研等单位的工作需要，并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学习年限为三年。 二、专业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硕士生 总学分41分，其中：公共学位课3门9学分，学位基础课5门15学分，学位专业课2门6学分，专业选修课3门6学分，必修环节5学分。2、博士生 公共学位课2门，学位专业课2门，前沿讲座（含讨论班）3次。四、前沿讲座（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邀请校内外、国内外的同行专家教授举办讲座或主题报告，报告本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及最新信息。报告前预先公布报告人及报告题目。要求博士生听取讲座或报告，参加讨论。并随后向导师提交对主题报告或讲座的局面评论及相关的读书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博士生在学期间参与上述的前沿讲座或主题报告，应不少于三次。 硕士生在学期间也须参加上述讲座、报告及讨论。不少于两次。 五、培养与考核方式 1、硕士生培养与中期筛选的基本要求 在研究生院和系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中期筛选，一般在基本修守基础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四学期前6周内。由本教研室导师组成考核小组。考核小组将对学生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重点是科研能力。考核小组主要听取和审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并按合格、不合格评定成绩。有争议者，将提交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仲裁。学位课程应达到研究生院的规定标准，否则应中止学习。2、博士生培养与考核方式 博士生一般在第一学年集中进行课程学习。在第三学期前6周，进行中期考核。由博士指导小组组成中期考核小组。考核内容：一、检查博士课程的学习情况；二、检查博士生入学以来的科研情况（发表的论文等）；三、重点听取和审查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对论文的选题、文献资料等环节提出质问、建议、并请博士生答辩。中期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论文撰写，否则将中止学习。中期考核出现争议时，将提交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讨论仲裁。六、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 1、博士生 具有扎实的理论修养，具有古今中外文学史、文化史的广阔的知识结构，熟练运用中外文资料，全面深入掌握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对学术动向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判断力。能够独立进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科研写作。在学期间，要有学术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要按照培养方案，分阶段地写论文开题报告和高质量博士论文。应能承担或参与有关科研课题的策划、申报和研究工作。应能参加或参与组织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参与学术讨论，发表独立见解。应能为本科生、硕士生举办学术讲座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参与基础课教学或独立承担选修课，并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2、硕士生 全面了解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情况，关注学术动态，能够熟练地查找、检索和运用图书文献，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并熟悉该语种的文献资料状况。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和符合标准的学位论文。能够进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领域的科研写作。在学期间，要有学术论文发表。能够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参与学术讨论。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实习等各项环节的实践活动。 七、学位论文的基本标准 1、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的选题，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查阅与选题有关的中外文资料，了解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该有重要的理论的、学术的或现实的价值，有相当的研究难度，有独立学术见解和独到发现，能够填补某研究领域的空白。选题基本确定后，要提交书面的开题报告。在开题报告会上由博士生陈述、答辩，经导师和指导小组审查通过。博士论文必须由博士生本人完成，资料准备和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学年，直接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提交答辩的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字，正文前要有目录和前言。正文后要附注释、中外文参考文献等。论文有关章节应能在学术刊物、特别是有关权威刊物上发表。整篇论文经过修改整理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2、硕士学位论文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查阅与选题有关的中外文资料，了解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硕士论文应该有一定的理论的价值或实践的价值，有一定的研究难度，有独立的学术见解。言之有物，行文流畅，结构严谨。选题基本确定后，要提交书面的开题报告。在开题报告会上由硕士生陈述、答辩，经导师和指导小组审查通过。硕士论文必须由硕士本人完成，资料准备和写作时间不少于一学年。提交答辩的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2万字，正文后要附注释、中外文参考文献等。硕士论文答辩后，经修改整理，应达到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水平。八、主要参考书和期刊目录1比较文学陈惇等主编必读2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陈惇、刘象愚编必读3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花城出版社必读4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必读5西方美学史朱光潜必读6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郭延礼必读7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杨 义必读8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马良春等主编必读9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册）勃兰兑斯必读10英国文学简史艾弗·埃文斯必读11美国文学简史董衡巽等必读12法国文学史（三册）柳鸣九等必读13俄国文学史曹靖华等编必读14东方文学史（上、下）季羡林主编必读15韩国文学史（韩）赵润济必读16日本文学史西乡信纲必读17现代日本文学史吉田精一必读18中外比较文学史1898-1949范伯群等主编必读19走向世界文学曾逸主编必读20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唐正序等主编必读21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璗等必读22中日近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必读23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王向远必读24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陈建华必读25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必读26中国文学在英国张 弘必读27外国文学评论（季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必读28文学遗产（季刊）社科院文学所必读2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季刊）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必读30国外文学（季刊）北京大学必读31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必读1.4 北师大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初试科目解析相信大家看到我之前所列的专业课书籍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数了，这所有的参考书其实是对应着两个科目、四门内容：第一个科目是中国文学史（150分），其中古代文学部分和现当代文学部分各占75分，对应的六本书是中国文学史（古代）四本（袁行需）、中国现代文学（刘勇邹红）、当代文学史。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四本书共占75分，考试命题会平均分布在各个朝代的文学，因此考生对这四本书用力要均等，不可偏废（最近几年明显是先秦和唐宋出题概率大一些）。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合起来占75分，但这两本书的重要程度不同，一般来说，两者的分值并不一样，比较重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要占到50分左右，而当代文学占20一－30分，指定的现代文学史是北师大自己的教材，有其不同于其他教材的着力点，因此在现代文学史复习时一定要以这本书为主，特别是第一遍看书时要将整本书的框架和知识点一一整理，因为就这一本书就占到50左右，可见其考点的密集度很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是一本框架性、具有拔高性质的书，用语其为精炼，因此只能提供一个考试的范围，而且当代文学史覆盖面广但出题少，不易把握重点，最好的办法是在第一轮复习时全面了解这本演书里都提到了哪些点、构建起连续的当代文学史框架，然后在今后几轮的复习中，如果学有余力根据情况我会推荐给你们更适合背诵知识的书。第二个科目是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总分150分。其中文艺理论部分占75分，对应的书是《文学理论教程》（约占50分）和《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约占20分或稍多）；《文学理论教程》（2008年版）较以前的版本倣了一些改动，这本书有个特点，它是利用马克思文学理论为框架，致力于将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综合打通，所以它的内容虽然不多，但是信息量非常的大，古今中外都包含在内，因此要认真研读这本书，细节也不可放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内容虽多，但是考试分值较少，不过命题点依旧很难把握，建议多读书几遍，复习时抓住大的脉落和重要知识点，前期打好基础，后期牵一发而动全身，主要复习。外国文学史部分占75分，对应三本书：《外国文学史（欧美巻）》（约占50分）、《东方文学史通论》和《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这两本合起来占20－30分）。从分值来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无疑是复习的重点，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到，读书至少要在两遍以上，好在相对于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著作显得没有那么多；而对于《新论》和《东方》这两本书以简答题把形式握一些重要内容、将名词解释整理一下记忆即可，但是记住，千万不要抱着划重点的心思去看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分数不算多，但是同志们依旧要细致的去读书、体会。总之，大家在复习时最好采用搭框架、之后往里填内容的点式记忆方法。希望上面的书籍攻略能对你专业课的复习有所帮助，当然其他科目的复习方法大家可以继续问我。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发展的时代，民族（或国家）文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边是交流越发频繁、联系愈加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提出和实践；一边是退群毁约、优先独大，霸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依然存在。文学虽然是在言说中表达独特审美内容，却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而独处。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如何界定世界文学，如何理解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之间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文学：全集、选集和交集“世界文学”常见的含义有三种：第一，各民族和国家文学一般意义上的总和；第二，各民族和国家文学的经典杰作，为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读者所喜爱；第三，一种体现世界意识或跨文明交流的特殊文学或研究方法。其实，“总和”“经典”“交流”三个关键词都可看作文学“聚集”的方式。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全集”“选集”和“交集”三种类型：“全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囊括尽收，凸显世界文学的多样特征；“选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筛选评定，凸显世界文学的经典特征；“交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交流比较，凸显世界文学的交互特征。“全集”型的界定似乎最为稳妥，但是从认识或者接受的角度来说，要想真正把握这种大全式的文学，实属艰难。这种数据化的操作，看似聚集，实则分散，容易带来世界文学的碎片化。可见，无论对于民族还是对于世界来说，文学毕竟要有所选择。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选、怎样选？如果说，民族文学的经典可以由这个民族的人们来评定，那么，跨越民族、语言、文化诸多界限的文学经典由谁来评定，评价的标准又如何制定呢？一个彰显文化差异的情况是，某个民族认作经典的作品，未必能在其他民族那里引起同一效应。《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就是一例（参见陈众议、高照成《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与此相反，在国外备受青睐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本国却待遇悬殊。拜伦在非英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就是一例（参见高旭东《谁是世界文学：英语世界还是非英语世界？——以拜伦在英语与非英语世界的评价反差为中心》）。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民族之间的价值判断是有差异的。以谁的主张为准，这是“选集”型的界定面临的困境。“交集”型的界定不再执着于总体还是精华的问题，而是注意到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往的现实。这种现实最能体现人们生活的世界性特征，身处其中并且展现这种现实的文学无疑是典型的世界文学。可是，在凸显互动与对话的同时，我们不能漠视世界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立场转换：从文明冲突到同一世界世界文学应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既致力于加强认同，又在彼此间有所区分的文学。界定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关键是理解“世界”的意义，弄清楚“世界”和“文学”如何关联。世界文学说到底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不能拘囿于文学之内，我们不妨在更加广阔的当代文化视野中来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文化成为西方中心论者竞相关注的领域，他们试图借助文化话语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矛盾及意识形态策略的关注。冷战结束之后，利用文化差异，“文明冲突”的主张大行其道。例如在亨廷顿那里，文化差异便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口实，而这种冲突反过来强化了同一文明之内文化间的认同。也就是说，身处同一文明，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身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不能从根本上互相认同（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所谓世界文明的类型，本身就是立场选择和利益划分的后果；所谓世界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价值预设的产物。这种选择、划分和预设的逻辑便是西方中心主义。当下，我们仍要警惕以文化霸权、资本控制和去民族化、去本土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在思想上破除中西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我们认为，世界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当然的主体，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这些主体不是一个个的孤岛，相互隔离、各行其是。各民族之间虽然呈现出诸多文化差异，但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因而形成了互动关联的生活共同体。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个共同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各民族在面对文化差异时不能走极端、搞对立，而是需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态度，尊重差异，互相认同，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同一世界由此而形成。世界文学：生活共同体之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经历了从文本创作到传播、接受（批评），从生产到营销、消费等过程，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对于文学来说，“世界”当然可被视作一种意识、一种方法或一种视域，但是，它首先呈现出来的是文学的活动及其场域。如同民族文学那样，世界文学属于人类生活本体的存在。至于如何认识其状貌、描述其历史、建设其学科、讲授其课程，才能把握住这个本体，可以见仁见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同一世界中，文学如何“聚集”呢？民族及其文学是根基。每一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基本因子，其存在权利不容剥夺，其作用不容忽视，其地位不容替代。与“全集”“选集”型的界定有所不同，我们既承认民族文学的基本地位，又加以筛选，但这项权利要交给各个民族自己。民族文学在域外的接受或影响，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无论是否被其他民族认可，每个民族历经时代检验而自行确认的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每个民族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接受和影响，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界限的全球化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特色组成部分。在多重的境遇中，世界文学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差异性和同一性得以显现。需要指出的是，差异性不等于互相隔绝、不可通达，不同于“我族中心”之类的本土主义；同一性不等于消除界限、抹掉差异，不同于“一家独大”之类的霸权主义。在构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视和尊重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差异是世界文学的本体特征之一，也是其生命力的重要标识。实际上，对差异的标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属于对话的（参见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一份研究纲领》）。差异和同一为世界文学之内，亦即民族文学之间的对话设置了情境。站在包容差异、致力认同的世界立场上，民族文学不能因为自己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学的某些作品，就强行要求这些民族数量均等地接受自己的作品。民族文学要想走出自身地域，既要符合对话的问答逻辑，也要符合交往的互动原则。走出去，既是主动推介、寻求对话的过程，也是主动接受、做出应答的过程（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但是，民族文学也不能一味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如评定奖项之类）跑来跑去，这无异于拔民族文学之根而助长文化霸权主义之苗。我们再也不能把某些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某些强势文化的认可当作世界文化的等价物了。这并非否定这些民族的文化，而是说，某个或某些民族的文化不能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同一世界的意义上，没有差异则无所谓真正的对话。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原则，包容差异，致力认同，在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中建构生活共同体之文学。其中，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等界限的全球化的现实生活，无疑是我们不断建构典型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真正源泉，也是民族文学研究、域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转向世界的根本动力。这些应成为当下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视野和胸怀。（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志兵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图说：开题论证会暨学术讨论会在上外召开 采访对象供图新民晚报讯（记者 郜阳）世界经典文学作品都展现出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些对中国故事的多样表述对当今中外交往有何启发？上周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张帆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开题论证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该校召开。会上，来自全国诸多知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如何系统呈现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立体丰富性和多维流散性，建构中国故事世界谱系，揭示中国故事参与共建世界文明的价值意义。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表示，研究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表述，对于了解当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助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该重大攻关项目依托上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优势，是对新时代国家战略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有益探索，期待能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扎实的学理依据。课题首席专家张帆教授表示，中国故事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它作为一个叙事的蓝本超越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壁垒，被世界文学广泛征引，变异影响深广，流传年份久远。课题组希望围绕经典中国故事在世界经典文学中的经典演绎展开系统的研究，探讨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传播路径、流变谱系与范式表征，掘发中国故事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影响，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优秀中国文化国家战略需求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记者了解到，该课题紧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致力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学对中国故事的征引阐释中凸显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世界影响；构建结构合理的跨学科体系：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组建跨学科门类的重大团队，多语种交叉融合，打造跨学科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经世致用的学术体系：坚持以国家文化战略为导向，强化基础研究对应用实践的指导和转化。浙江大学教授许钧肯定了项目研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的重要意义，重大项目即重大问题、重要路径、重要成果，它并非终极性而是开创性的，可以不断滚动拓展，并为未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开辟创造新的空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彭青龙指出在研究中应注重案例的代表性、权威性、经典性、可持续性、可检测性，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和课题的总体框架、预期目标与任务分工、研究计划与实施步骤等，认为项目选题紧密对接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具有极高的学术与实践价值。据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教育部实施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要内容，其定位于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已成为衡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今年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国共立项52项，其中上海市获立9项。【来源：新民晚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人民网北京8月16日电 (施维 实习生栾欣燕) 8月14日，歌德学院(中国)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跨文化对话：世界文学与当今时代”的论坛。德国伊朗籍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以及知名作家余华受邀出席论坛活动。纳韦德·凯尔曼尼首先谈到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文学是跨文化跨种族的，世界文学就在每个人的身边。个人不只是跨文化的桥梁，而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但同时人们也不能自满于自己的中心地位，而应该从自我出发去关照他人。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学都是人类的宝库，人们应该利用好去关照当今。凯尔曼尼认为，在当今全球化快速发展、人们文化生活经历都在不断趋同的形势下，作家的任务是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感触。余华称赞凯尔曼尼是真正在写作“世界文学”的作家。对于凯尔曼尼的新作《沿壕沟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余华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谈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三位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凯尔曼尼认为，汉德克因对前南斯拉夫战争表达了不同立场而受到很大争议。但政治问题都具有复杂性，作家不能轻易给出结论，这会容易陷入到一个过度简化问题的陷阱。汪晖表示，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中对南斯拉夫战争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身份的纠缠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但无论怎样都不能否认彼得·汉德克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余华认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的观点，是因为除了政治，还有超脱于政治的“人性”的存在。余华也很赞同凯尔曼尼的观点，之所以有不同的结论也是因为各自站在不同的观点上看问题。

4月18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的演讲。在演讲中，张隆溪梳理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以“文学经典”的概念为探讨中心，检视了当下东西方学界“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与现状。张隆溪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经典”。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其中最重要的，排在首位。《庄子·天运》中有记载，孔子曾说过：“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六经”的。那么什么是“经”呢?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经”是官书，不是私人的著书；另外还有人说“经”是圣人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著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里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固然把“经”强调得很重要，但其实是已经有了经典的观念之后才回过头来下定义的，并不能说“经”的原义就是如此。近代学者章太炎说：“经者，编丝连缀之成，犹印度梵语之称修陀罗也。”他把“经”说成编书装订的工具，也就是装订书用的丝，有如梵语中“修陀罗”。“修陀罗”就是指用丝线把贝叶编成书，译成汉语叫“经”。这个解释是较切实的，较有说服力的。蒋伯潜在《经学纂要》中肯定了这一说法。“经”本来是书籍的通称，后又演变成特指经典。这与西方的情况也很类似。而“经典”往往是一个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书籍，且常常和教育内容相关。例如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儒家经典不断地被阐释、被理解、被审视，最终成为了深邃的文化传统。“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传统上世人所熟知的欧洲北美的作家作品，更应有其他可能被忽视地区的经典。由此，张隆溪开始梳理文学经典研究在西方上世纪的发展历程，张隆溪首先提及牛津大学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理论思考转向，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缩影。其主攻莎士比亚研究，曾将法国文学理论引入保守的英国文学研究学界而引发争议。然而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趋向却令其感到不满。当时的英国学界忽视文本细读，只注重理论空中楼阁般的创新，甚至将文学经典的阅读抛之脑后。过于强调“作者已死”，将读者感受的地位提高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所有读者的文学评判都是众声喧哗中的一员，认为读者审美没有高下之分。此外，学界中的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文学作品并没有独特的价值，古典哲学时代所认为的文学带来所谓的“审美愉悦”是老旧的、保守的、充满精英主义色彩的言辞。作为分析意识形态形成表达的学术研究对象，文学与电影、大众文化无异；作为能够带来快感之物，文学与食色相差几希。弗兰克·克默德在其学术作品《Pleasure and Change》中驳斥了以上说辞，认为文学带来的审美愉悦具有精神性，这是“食色性也”无法比拟的，精神的愉悦和物质的愉悦并非是一个层次的快感。此外，我们仍需强调作者的“知人论世”，而非将作者的阅读体验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学者仍需承认，阅读审美的品位存有高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克默德针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强势话语解构“文学经典”的言辞表示不满，认为不论何种时代，我们都应强调文学经典的阅读，因为此类作品是经时间筛选的产物，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张隆溪亦在此处强调，任何单一维度解读阐释文学作品的做法都可能存在问题。之后，张隆溪在之前理论基础上向前思考，“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传统上世人所熟知的欧洲北美的作家作品，更应有其他可能被忽视地区的经典，例如中国、日本、印度、韩国、阿拉伯世界、北欧小语种地区等地。“世界文学”的研究兴起是全球化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地球上不同国家、民族的心理距离缩短，而某些传统上被忽略地区的文学，应当抓住这个机会，走向世界，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世界文化力量的不平衡，对抗西方强势文化，从而扩大“文学经典”的意涵。

《菲利普·罗斯传》：菲利普·罗斯的生命、文学、性2021年4月，由布莱克·贝利撰写的《菲利普·罗斯传》（Philip Roth: The Biography）问世。此时离罗斯去世已经过去了大约3年。这本厚达900页的传记由50个章节、6个编年部分组成，详细讲述了罗斯的痛苦而崛起的一生。中文译本不久将由“99读书人”推出。在某种意义上，罗斯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白人男性作家。在55年的创作生涯中，罗斯写了31本小说，其中大多以其家乡新泽西州纽瓦克为背景，故事情节涉及犹太人的生活和身份认同，以及性描写和性哲学。菲利普·罗斯罗斯的辉煌开始于《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二十六七岁的罗斯凭借他的第一本书获得了196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当然彼时的国家图书奖尚没有今日如此之大的声誉和决断权。发表于1969年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则代表着罗斯文学的第一波高峰。小说通过中产犹太人与心理分析师的对话，讲述了主人翁迷恋性事、对性欲的追求及性困惑的往事。随后，罗斯卷入对他的批判风波中。以虚构人物内森·祖克曼为主角的一系列半自传作品则标志着罗斯的第二波高峰，它们主要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间。第三波高峰则是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给了一个共产主义者》（I Married a Communist）、《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2012年，罗斯向一位法国记者表示，他不再写作了。“和写作进行的搏斗结束了”，罗斯把这句话贴在了电脑上。从此,罗斯就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作品。我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思维活力或身体精力来支撑我进行写小说这一内耗巨大且复杂的过程了，”罗斯表示，“每一种才能都有它的期限、生命周期和维度……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保持高产。”在55年的作家生涯里，罗斯日复一日地面对空白的页面，在写作中抵抗人生，并进行自我保护。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时，罗斯说，“振奋与沉吟，沮丧与自由，激情与不安，丰盈与空虚，挺进与踉跄——每一天我都在这些对立与矛盾之间不断地震荡、摇摆。当然，还有深邃的孤独和沉默：五十年如一日地在寂静的房间里，犹如在海池的深底，努力捕捞勉强能够成文的字词和话语。”就在同一年，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授任成为罗斯的传记作者，或许更为卓越的作家赫敏·李和朱迪思 ·瑟曼则拒绝了罗斯的邀请。在正式的会谈和面试后，贝利获准查阅罗斯的所有档案，包括那些最为私密的。这只从樊笼中飞出的鸟，再一次借助传记作家之手吐露了出自己的语言。和众多经典作家对传记的回避不同，罗斯一生都很青睐传记，他自己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几部传记作品，其中包括《遗产》《事实》，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杜撰。显然，罗斯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像我们所熟知的经典作家，诸如查尔斯·狄更斯、沃尔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西尔维娅·普拉斯等等作家，为了逃避传记，都毁灭了他们的信件、日记，以及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传于后世的私人片段。而罗斯为所有人开放了他的全部档案，当然仅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查阅这些档案，其中接触这些档案最多的就是贝利。从历史上说，美国传记的传统非常贫乏，与之对照的是，英国传记传统一以贯之的深厚和富足。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二十世纪崛起了如此之多的经典作家，而他们竟然无法见诸于仅仅一部优秀可观的传记作品中，科马克 · 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e.l. 多克托罗（e.l. Doctorow）、唐 · 德里罗（Don DeLillo）、托马斯 · 品钦（Thomas Pynchon）等人甚至都没有传。贝利的传记生涯很短，但他却日益拔出单薄的美国传记传统。贝利是《诚之悲剧：理查德·耶茨传》（A Tragic Honesty: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Yates）、《契弗传》（Cheever: A Life）的作者。这两部作品也为贝利奠定了声誉。罗斯，为所有人所知的形象是，性欲旺盛、愤怒无情、受害感十足但很乏同情心、自我辩护的花花公子，而这也是贝利的罗斯。在这本罗斯传中，贝利和他的传主罗斯，从未希望这本传记能够为他从前的生活辩护。罗斯告诉贝利，他只需要让他变得有趣就可以了。为了使罗斯变得有趣，他的性经验和文学上的抗争被凸显了出来，而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那么显著。性生活和欲望，一直以来都是占据了罗斯形象的核心，这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元素。在出版《波特诺伊的怨诉》后，罗斯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并开始逐渐远离当初的单调生活，彻底变成了一位响当当的花花公子。通常情况下，罗斯白天写作，晚上和一位接着一位年轻女孩追求性快感。在1975年，贝利写道，一位宾夕法尼亚女学生为这位学者和作家深深迷恋住，他们走到了一起。在罗斯的指导下，这位女学生学会了如何正确地口交，同时，罗斯陪同她去庆祝圣诞节，并轻而易举地替她还清了大学贷款。这段短暂的恋情只是罗斯诸多恋情中的一例。和英国女演员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的恋情开始于1976年，他们往返于康涅狄格州、纽约、伦敦进行各自的工作，和演员、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其中就有哈罗德·品特。漫长的交往和短暂的婚姻以双方相互间的指责而结束。而这二十年，正是罗斯的布鲁姆时代。1996年，克莱尔写了《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 ，她充满愤怒地指责罗斯过于自私和厌女。为了回击，罗斯也完成了一本传记，并请律师审视自己的档案和手稿，但这本书最终在朋友们的劝服下草草收场。罗斯的性遭遇在祖克曼身上扩大了。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祖克曼或许远比罗斯更为和谐和丰富。祖克曼，被罗斯渲染成一个激进的自由实践者，他公然捍卫性的疯癫，并与其最丑陋的一面作斗争。祖克曼写了一本叫做《卡诺夫斯基》的小黄书。在所有这些故事中，祖克曼被责备说是个态度冷淡、乐善好施、盲目乐观的特权阶层新教徒。祖克曼身上的邪恶，在罗斯更为广阔的书写中，变成了一种美德，而这经常被嘲笑为“美德骗局”，尤其是那些女权主义者。如我们所料，晚年的祖克曼患上了前列腺癌，身体和创造力都消耗殆尽。祖克曼定期去西奈山医院看泌尿科，寄希望于保持身体的洁净、更换特质的内裤，来挽救这样的紧急状态，他再也无法回复他的青年状态。祖克曼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传记作家有可能会颠覆他的过去，扭曲他想象到的正义。在他看来，传记作家只是试图将艺术削减到可以理解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被故事取代了。《菲利普·罗斯传》“在这几十年里，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群感到困惑与不安的男人，他们被性欲所控制，同时又努力地与其进行调和，以期找到一种平衡与满足。在描绘这些男性时，我努力尝试复原他们最本真的面貌：他们的行为、所经受的诱惑、对性欲的渴求、以及所面临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困境。在这些小说中，我并没有回避男人在性欲投射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些可能会引起反感与不安的行为。我不仅想要描绘出男性在进行这些行为时的内心活动，更想要剖析这一顽固的、持续的欲望驱力对理性造成冲击的现实情境——在某些情况下，性欲的驱力过于强烈，以至于它可能会导致理性的消退或缺席。”在一次访谈中，罗斯说道。正如祖克曼所说，罗斯的一生，借助这本传记延长了、现实化了。每个读者都会见证到罗斯的年轻女友，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年轻女友越来越多，她们承担了艺术家之外的生活义务，充当他的照顾者、司机、护士。由于罗斯的无所保留，贝利也记录下来了罗斯的癖好，以及他微不足道的琐事，比如，罗斯喜欢讲笑话，讨厌伍迪·艾伦，不信任心理医生。在这些生活现象和片段背后，罗斯的更为广阔的一面被揭示了出来，读者被获准进入小说背后的生活源泉，在那里，每日有激流从岩石中流淌出来。直到那个晚年的、苍白的罗斯，性冲动和写作欲望都消退了，剩下的只是某种厌倦，正如他对他的孩子所说的，“我也厌倦了自己的韧性。”罗斯的写作恰逢美国小说最好的时代。那个时候，文学并没有被政治宣传、所谓的流派所玷污，也没有所谓的地域中心、同质群体、国家团体。社会整体对文学普遍漠不关心，人们甚至没有一点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所有这一切给予了那个时期的作家以某种自由，文学也因此从更广泛的范围中生长出来。而现在，一切都大不相同了，敌意、伪善、过度操控、负债等等遍布在这个世界。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看来，在压抑的五十年代，罗斯逃离了诸多的形式主义、讽刺手法、间接隐喻、亨利·詹姆斯式文字，他笔下的文字瞄准了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虚伪和谎言，而其中也有我们熟知的反叛。在《事实》中，罗斯试图重回家园，重回原点，再次生长。对罗斯来说，纽瓦克是一个安全和平的天堂。“我并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他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罗斯写道。在这部回忆录中，罗斯用迂回的方式对过去做出了澄清。祖克曼给罗斯来信说：“至于特征描述，罗斯是你所有主角中被描绘得最差劲的。你的天赋不是让你的经历个性化，而是人格化，即让一个他者来体验你的经历。你不是一个自传作家，而是一个人格化作家。与大多数美国同代人不同，你的经历是逆向的。你对事实的熟悉和感觉，比不上你对小说的理解和权衡。你能让一个虚构的世界比它所依据的真实世界更令人兴奋。我的猜测是，你多次创造了自己的蜕变，以至于不清楚自己现在或曾经是谁。时至今日，你已变成一本行走的书。你在此讲述的求学史——奔赴外面的大世界，告别自己的小圈子，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与有关我的成长小说相比，并没有显得更加密集紧张，或更加岁月峥嵘。唯一的例外，是你在婚姻中所承受的折磨。你指出，类似的经历最终成为我不幸前任塔诺波尔的命运，我因此而对你感激不尽。但在犹太人反对我写作方面，我谨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像你的家人一样，对我的职业没有如此强烈的反感。”葡萄牙语译者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科斯塔和她的翻译帝国作为一名资深的葡萄牙语译者，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已经翻译了超过130多部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作品，其中包括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埃萨·德·凯依罗斯（Ea de Queiroz）、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保罗·柯艾略 （Paulo Coelho）、路易斯·费尔南多·沃瑞西莫（Luis Fernando Verissimo）、莉迪亚·豪尔赫 （Lídia Jorge）、特琳达·格桑（Teolinda Gerso）等葡萄牙语作家的作品，以及拉斐尔·桑切斯·费尔洛西奥（Rafael Sánchez Ferlosio）、拉斐尔·奇毕斯 （Rafael Chirbes）、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阿尔瓦罗·庞波 （lvaro Pombo）、阿图洛·贝雷兹-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路易莎·瓦伦祖拉（Luisa Valenzuela）、安吉拉·瓦尔维（ngela Vallvey）、恩里克·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贝尔纳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等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其中恩里克·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的写作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贝尔纳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的写作语言是巴斯克語作家。这份名单虽然没有涉及全部重要的葡萄牙语作家，但是却零散地统摄了近两百年的葡萄牙语文学的历史。科斯塔，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译者之一，她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葡萄牙语文学译者。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翻译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我刚在《小妇人》中看到了斯特里普女士，她非常特别。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是完美的。”此前在回应《巴黎评论》的访谈时，科斯塔表示。的确，科斯塔和斯特里普一样，都追求完美。访谈发表在《巴黎评论》2020年夏季刊上，为“翻译的艺术”系列第七篇。按照顺序，“翻译的艺术”此前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罗伯特·菲茨杰拉德 （Robert Fitzgerald）、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罗伯特·法格勒斯 （Robert Fagles）、意大利语译者威廉·威弗 （William Weaver）、俄罗斯语译者理查德·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里萨·沃洛克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译者彼得·科尔 （Peter Cole）、德语译者迈克尔·霍夫曼 （Michael Hofmann）。作为一个卓越的葡萄牙语译者，科斯塔直到18岁才触及到葡萄牙语的边界，且还是在哥哥的引导下在西班牙接触到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当然，科斯塔最初接触西班牙语的说法有很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基本事实，直到18岁，科斯塔才接触到了西班牙语以及少量葡萄牙语。在24岁入读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后，科斯塔本来要学习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几个自治区的官方语言，随后就转为葡萄牙语，据说是受了巴西电影《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的感召。翻译家和老师菲尔 · 波兰克对科斯塔有着很大的鼓励和标杆作用。在后来的生命中，西班牙语的权重逐渐降低，葡萄牙语的权重则逐渐升高。在科斯塔看来，西班牙语相对外向，而葡萄牙语相对内向，一个内向的语言，对科斯塔的吸引力更强。科斯塔认为，她切换到西班牙语时，会感受到词语的限制、发音的局促，而当她切换回葡萄牙语时，她会感受到鼻音、内向，以及一种全新的开阔。在正式成为翻译之前，科斯塔做过速记打字员，而后去布里斯托大学、斯坦福大学读书，毕业后相继在一家伦敦书店、科英布拉大学工作，后来还做过词典编纂。这份极为特殊和挑剔的词典编撰工作，教会了科斯塔很多，她不得不应付例句、含义等等详细周全的安排。直到1983年，科斯塔经手了《格兰塔》编辑比尔·布福德所委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篇作品，《在加利西亚看雨》（Watching the rain in Galicia），这是科斯塔译者生涯的最初开端。科斯塔最早翻译的作品包括阿尔瓦罗·庞波的《大房子的英雄》（The Hero of the Big House）、哈维尔·马里亚斯的《灵魂》（All Souls）。从此之后，科斯塔成为了一个正式的译者，并逐渐翻译了超过100本的作品。科斯塔最早一本葡萄牙语翻译来得稍微晚一些，佩索阿的《惶然录》（或译《不安之书》），这是她第五本译作。在翻译这本重要的葡萄牙语作品时，科斯塔当时的生活感受正好和佩索阿的碎片风格相符合。伦敦Half Pint Press出版商曾经制作出一个限量的《惶然录》版本，碎片被印刷在纸袋、索引卡、铅笔上，而它们又被一股脑儿地装进纸箱里，这个创意深得科斯塔的心。翻译就是写作。翻译不是在白纸上重写，译者习得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记忆，这些记忆会在翻译中释放出来，提及翻译观念时，科斯塔如是说。翻译过程，在科斯塔看来是很诗意的，它是和作者合作和交流的过程，这就好像是，译者吸收了作者的语言和词汇，这也就是说，作者和译者很可能是孪生的。这几乎是所有翻译观念中，最简约、最及人的一种。科斯塔对翻译实践的重视要大于一切，在她看来，翻译既不是单纯的归化，又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来回摆动。上述翻译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科斯塔的开放、以及得乎其中的写作经验，这一点可以从她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诗歌可以看出来。科斯塔认为，不能被翻译的词汇和概念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少得多，像Saudade这样多义如六瓣雪花的词汇很少，Saudade的含义里既有快乐的成分，也有忧郁的成分，但这并不代表Saudade的含义在特殊的语境中是无法被估量的。之所以有信心说，翻译才是可能的，是因为科斯塔对翻译的想象是带有语境意识的。在翻译东帝汶作家路易斯·卡多佐（Luís Cardoso）的回忆录时，科斯塔就跟随着作者补充了很多东帝汶的知识，而知识又在翻译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语境的改变和扩展，是译者对语言的认知发生了质变的结果。“经验告诉我，极限是可能的，它并不疯狂，却时常是彬彬有礼的。”在翻译阿西斯和安图内斯的作品时，科斯塔不得不应付他们冗长的句子，以及他们看似晦涩的表达，尤其是安图内斯。他们的叙述和他们的作品，一样都是伟大的，这对任何译者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困难不止是，驯化英语适应安图内斯看似诘屈聱牙、实则精湛深刻的表达，困难还有如何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达安图内斯的葡萄牙语，以及它内里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科斯塔认为《在世界尽头的土地上》是一次进入黑暗中心的旅行，它极其残酷，小说在崩塌中享受着狂欢，而这本书也是科斯塔最新的译作。安图内斯是精神病学出身，他在六十年代参与过对抗萨拉查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在七十年代初期以随军医师的方式被派往安哥拉战场。安图内斯的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甚至不拘泥于现代主义，它们大多从一个更当代的创想出发，突破了确定的类型和叙事的限制。在《阅读我的处方》的一文中，安图内斯告诫读者：“你们需要陷入这些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暂停和冗长的省略，沉溺在阴影覆盖的波浪摇摆之中，一点一点地，文本就会把你们带去和致命的黑暗相见，这对精神的再生与革新至关重要。你们需要在一页页的阅读过程中失去对共同价值的信心，让我们虚伪的内心一致一点点失掉它本没有、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才能让另一种秩序从这种冲击中诞生，这也许会苦、会痛，却不可避免。”科斯塔的工作相当原始、细致、质朴。通常，科斯塔会进行十份左右的手稿，才会得到最终的文本。前两遍，科斯塔根据原书稿，做一遍梳理和翻译，成稿打印出来。接着，她会在成稿上整理和修改三四遍。再接着，她会反复朗读，订正，大概三四遍。最后出版社的编辑又会做出相应的反馈。科斯塔很喜欢不断的朗读，这会让她更容易发现错误和不恰当。为了应对反复操作带来的磨损和增添，科斯塔不得不在草稿中留下很多空白，这已经是一个习惯。科斯塔的丈夫通常是文稿的第一个读者，甚至可以说是前读者，他不会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很方便为她纠正错误或歧义。她依赖打字机，而不是电脑，但她也逐渐学会用电脑，以辅助翻译的进行。电脑，对科斯塔最重要的作用是，取代了原来的图书馆，将繁琐的资料查询工作削减到最低限度。随着，资料库的更新替代，科斯塔已经很少再查阅书架上的字典，除了柯林斯和牛津的两本西班牙语英语字典。好的翻译必须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声音，科斯塔此前对纽约时报说，这样读者才会对此感到信服。好的翻译需要准确和忠实（不管这意味着什么），译作应该和原作一样同样也是杰作。准确、忠实、杰作般的质地，这是科斯塔一直以来的追求。迄今为止，科斯塔收到的最大肯定来自马里亚斯的研究专家，他说他从阅读英译本中获得了很多乐趣，这并不亚于他从原本中所获得的。作为一个读者，科斯塔钟爱埃萨·德·凯依罗斯（Ea de Queiroz）、安娜·路易莎·阿马拉尔 （Ana Luísa Amaral）、安娜·特蕾莎·佩雷拉（Ana Teresa Pereira）的作品。在科斯塔的心中，埃萨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巴尔扎克，这并不是一个幼稚的看法。安娜·路易莎·阿马拉尔是波尔图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者，诗人。安娜·特蕾莎·佩雷拉出生于1958年，其作品和葡萄牙的当代变化有着强烈的共振。科斯塔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济慈的幻象》（Imagen de John Keats）。科斯塔最喜欢翻译是阿奇博尔德·科尔昆（Archibald Colquhoun）所翻译的兰佩杜萨的《豹》，路易丝和艾尔默 · 莫德（Louise and Aylmer Maude）所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备受诟病的海伦·洛-波特（Helen Lowe-Porter）所翻译的托马斯·曼。目前，科斯塔正在与另外一位译者合作翻译佩索阿的朋友诗人马里奥·德·萨-卡内罗（Mário de Sá-Carneiro）的作品。在翻译中，科斯塔委身成为一个小我，以使作者和作品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如同科斯塔所爱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句所道出的，卡斯塔不断创造着属于这个世界的奇迹。保罗·索鲁的世界旅行在最新作品《怀梅阿的海浪下》（Under the Wave at Waimea）中，保罗·索鲁讲述了一位冲浪者面对衰老、特权、死亡的故事。小说发生在夏威夷海岸，索鲁回顾那一代辉煌的过去，也回应着当下突如其来的变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去涉足另一种经验，去和另外一个人相遇，索鲁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在日渐苍老的这几年，索鲁仍然保留着旅行的习惯，他仍然把自己定位为强悍的旅行家。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一种尖锐的语调、犀利的观察渗透在字里行间，真理裹挟着谬误铺展在读者面前。《怀梅阿的海浪下》索鲁最重要的一部游记《在中国大地上》去年年末已由后浪出版。《在中国大地上》就是索鲁的线性文体的标本。索鲁为读者更为自己制作了层次分明的文件有，第一个分类方法是，按照列车，也就是目的地，接着第二个分类方法是，按照故事、人物，每个故事或人物通常有一小节。单独看每一节，其实就是索鲁的模式化线性书写，尽管他制作了上百个文件单元，《在中国大地上》的线性方式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在长达12个月的旅程中，索鲁搭乘了近40趟列车。车速大约每小时30英里，刚刚好足够索鲁领略窗外的风景，那些稻田和山陵。在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索鲁穿着睡衣在一帮沉睡的维吾尔族人当中走来走去，偶尔会花十便士喝杯啤酒。索鲁的中国就像马可·波罗的中国一样，和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这并非因为两者没有展示足够的信息，而只是因为他们论证他们的预想或者推翻他们的预想。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就在那里，只要去观看和体验就够了，事实上，这远非文学，文学关乎发生、成长，而非一直在那里的东西，文学要穿越时空来到新的世界。梁启超对此有很深的体悟，“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旅行文学必须以滑稽离奇的叙事为发端，然后从新闻式的报道转向虚构的故事，接着就以日本回声号列车的飞快速度抵达自传这个终点……陌生城市里千篇一律的酒店房间把人们推向了自白模式。”在《火车大巴扎》里，保罗·索鲁提供了一种中间状态的旅行文学定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索鲁称旅行文学是自白。旅行文学是自白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索鲁将旅行文学推向自白的原因又是什么？答案并非那么不言自明。但个中缘由，绝离不开两个，一个是文学永恒的主体性倾向，一个是索鲁未完成的文学，令其不得不强化生活中自我的那一面。由此，我们大可以将索鲁的旅行文学视为永远在路上、在完成的自我叙事，它始终游走在文学的边缘，却恰切地呈现了何为书写。索鲁从未有过关于旅行文学的完整想象，他逼近这一下想象最好的方法是列清单。在答《纽约时报》的访问时，索鲁给出了自己的旅行文学推荐书单，包括阿普斯利·切里-加拉尔（Apsley Cherry-Garrard） 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威尔弗雷德·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的《阿拉伯沙漠》（Arabian Sands）、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 、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在《旅行之道》中，索鲁列了多达十几个清单，其中最重要的是何为好的旅行家，以及何为好的旅行文学。在索鲁的想象中，好的旅行家，总是那些行将写出好的旅行文学的旅行家，诸如塞缪尔·约翰逊、马克·吐温、芙瑞雅·斯塔克、伊夫林·沃。旅行和文学的结合是自然而天然的。就像索鲁暗示的，旅行文学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自我抒发的部分，尽管索鲁在《在中国大地上》从未实现过这一点。苏珊·桑塔格在《对旅行的反思》中提出，十八世纪是旅行故事、游记小说、离奇传说最为兴盛的时期，诸如《格列佛游记》，这些文学作品通常是第一人称，并诉诸理想社会和异域想象。桑塔格的错误在于，她过度倚重了对体裁，以及叙述和被叙之间的距离的判断。桑塔格对旅行文学的现代性的判断极其“约定俗成”，现代性变成了对异域、殖民的克服，对想象、理解的亲和，实际的区分并非如此武断。看看索鲁的说法，“相异性有时像是一种疾病；身为陌生人，近似于体验某种疯狂——一切熟悉的东西尽被剥夺，陌生与疯狂暗示了同样的不现实、非理性。”桑塔格也会赞同的是，好的旅行文学是对现场的出走，朝着美好的历史、未来，虚弱或丰沛的地理走去。旅行界身于现代性辩证法的边缘，它吸引的是霍米·巴巴所说的杂粹（hybridity）和居间（in-between）。索鲁对记者表达了旅行书写之难，“在最好的情况下，旅行类型一直都很困难，它不是一场欢闹的嬉戏，而是一次痛苦的发现之旅。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逼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肮脏，观光者越来越疯狂，纸杯蛋糕越来越少，奢侈品和土著越来越少。”土著和想象存在之处，就是旅行抵达的地方，而土著和想象总是从自我出发，区别于自我的那一种，它与其说是被现代性抛到了边缘位置，不如说被主体抛到了边缘位置。现代性从不生产或毁灭土著，生产和毁灭土著的是主体。“旅行文学未来的形式可能是旅行博客，包含各种省略的表达方式、口语词汇和闲话式的意识流。”索鲁说。他进而提及杰茜卡·沃森（Jessica Watson）的书写，“下面这张照片拍的是我超酷的新T恤，放在我刚拆开的食品袋里，是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其实，索鲁只是潜在地认同琐碎的表达，它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了某种主流。根本没有一种旅行文学的改变，被改变的只是曾经优雅的旅行文学在今天越来越稀少。在索鲁大多数作品里，语言的媒介是二十世纪末诞生并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主流的计算机。它比纸刊媒介、广播媒介要快速得更多，也要清晰得多。快速使得语言退回到我手写我口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索鲁如此强调自白和自发性的原因。清晰则使得索鲁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文体问题。索鲁经常使用的策略是，用模式化的方式，将自我感悟、场景、对话、史料以极其简单的方式穿插编织在一起。在索鲁那种著名的影像中，在一截火车车厢里，他身形伛偻，整个儿地专注于眼前的电脑，这和E. B.怀特那张安宁、丰富的影像多么不同。这一切都在说明，索鲁是如何把旅行变成观光的。芙瑞雅·斯塔克曾告诫，“一个人只有敞开心扉，接受每个地方现有的面貌，不试图把它据为己有、改变成合乎常理的、为自己所用的形态，那才是真正的旅行。”或者像《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所经受的启迪，白图泰在尼罗河看见一条鳄鱼，离岸不远。有一天，他口渴，朝河里走去，呵，一个黑人过来，站在我和那条河之间。后来，白图泰被提醒说：“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你，把自己置于你和鳄鱼之间，阻挡它攻击你。”曾是索鲁的老师和密友的V.S.奈保尔——在乌干达，索鲁遇见了奈保尔，并帮助他生活，而奈保尔增强了他写作的决心，但他们的关系后来破裂了——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提供了隐藏在索鲁的旅行文学的背后的文本，它是精神的旅行，而非肉身的旅行，“于是，当巴基斯坦人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还开始理解——尽管我们可以说拥有共同的次大陆起源——我所走过的是不同的旅程。我开始形成一种关于普世文明的观念——在特立尼达长大的我生活在其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却并没有清醒的自觉。”在所有这些旅行文学之路中，索鲁选择了那条导游册的道路。索鲁是否认为自己是计算机时代的华兹华斯，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华兹华斯的视野是湖区，而索鲁的视野是火车抵达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索鲁的旅行文学被自己称作“转动绞肉机的木制曲柄”的原因。索鲁无法忍受奈保尔的固执，忍受那些精神探索者随身携带的固执。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上，同行的莫托尔谈起了华兹华斯的《远行》，“远行的旅人哟，笑得真灿烂……”，索鲁从未感受到如此理解他从伦敦来的同行者。躺在床上，索鲁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会给他们留下这么多的刻板印象，“人们很难摆脱关于它的想象，因为也难以看清真相。”很难说，索鲁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答案，尤其是在2021年来看。但当他说起未来的中国将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及其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放弃的“失落的一代”，我们仍然会折服于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世界文学》杂志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 拼图生活/供图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其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其二是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其三是多元格局逐渐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并不否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再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是客观存在的。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之舞之蹈之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它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20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的无如之谓。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文学却是相对沉默的，尽管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不容小觑。且不说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这个问题姑且悬置。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何况世界一日千里，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攘攘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四十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成规模地重启学术史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借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避免和杜绝低水平重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三）阻断现代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仿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同时，一如学术史研究，无论是伦理学还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当然，这些仅仅是学苑举隅。其他还有诸多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与个案，在此恕不一一罗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陈众议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注：1、序号是为了方便阅读，不是排名。2、小编只是写20位作家，肯定有些作家不能囊括。）一、莎士比亚世界上伟大的作家那么多，而他，是文学的代名词。代表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二、雨果法兰西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代表作品：《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笑面人》《九三年》，以及诸多戏剧。三、歌德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代表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托尔夸托·塔索》《克塞尼恩》四、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学，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深度。（PS：他就是个传奇，小说、电视剧中经常用到的“刀下留人”这种桥段，他真实经历过。）代表作品：《白夜》《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五、托尔斯泰世界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代表了俄国文学的广度。（PS：他很伟大，不过却是小编唯一没有好感的伟大作家。因为他一生都在攻击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连二流作家都不如……这就过分了。）代表作品：《安娜卡列琳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六、塞万提斯毫无疑问，他是西班牙文学史最伟大的作家，《堂吉诃德》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品：《堂吉诃德》七、但丁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代表作品：《神曲》《新生》《论俗语》《牧歌》及《诗集》等著作。八、狄更斯由记得《神秘博士》中有一集，狄更斯有些蹉跎的问博士：“我的作品能流传多久？”博士停顿了一下，说：“永远。”代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艰难时世》《双城记》《圣诞颂歌》等。九、司汤达曾经跟随拿破仑大帝南征北战，失败后，毅然拿起笔，立志要用笔完成拿破仑没有完成的事业！代表作品：《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十、卢梭他的主要身份或者说影响整个世界的身份是思想家，但他文学方面的造诣同样也是伟大的。他的作品《新爱洛伊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篇之作；他的作品《爱弥儿》对世界教育史影响深远，欧洲许多皇室都是按照《爱弥儿》中的思想来教育子孙；他的作品《忏悔录》全球知名，再也没有哪位作家或者说哪个人敢把自己的人生、敢把自己的内心如此赤裸裸的展示给世界。代表作品：《新爱洛伊丝》《忏悔录》十一、福楼拜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自然主义之父，被誉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代表作品：《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萨朗波》十二、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世界震动！卡夫卡的作品基本都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挚友帮助出版的，他生前出版的作品极少。卡夫卡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普遍被认为是对20世纪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国内许多伪文青知道卡夫卡是通过日本的某位作家的一部作品，不过卡夫卡的知名度、文学史地位、文学造诣和对世界文学史的影响可不是一般作家能比的。（这就好像因为看一部文学作品而知道披头士一样搞笑和没见识。）代表作品：《审判》《变形记》《城堡》十三、普鲁斯特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在许多人心中，他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代表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十四、普希金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代表作品：《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自由颂》等十五、巴尔扎克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代表作品：《人间喜剧》十六、拜伦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文学中的“拿破仑”。代表作品：《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十七、左拉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代表作品：《萌芽》、《娜娜》、《小酒店》、《金钱》十八、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他的作品《尤利西斯》被誉为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更是一部天书中的天书。代表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尤利西斯》十九、加缪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PS：世界文学史作家当中的颜值担当。）代表作品：《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二十、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品：《里程碑》，《魔灯》《致一百年以后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