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学博士

韩国速成博士被封杀，所谓韩国速成博士，三个月拿证，本身就是不正规的留学项目，如今一旦被封杀，曾经参加这种项目的学生所有花费都打了水漂，可谓是得不偿失，实际上走正规留学的渠道也是有能够比较快拿到博士学位的课程的。那么到底哪里才有又快又好的博士课程可以读呢？那当然是马来西亚博士课程啦！院校介绍马来西亚世纪大学总校（上市教育集团SEGi创办）位于首都吉隆坡哥打白沙罗地区（KD），距离马来西亚的标志性建筑双峰塔仅15分钟车程。全封闭百亩校园，设施完善，校内住宿，校园周围商业设施林立，生活与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总校校长为皇室成员拿督丹斯里Yang Amat Mulia(YAM)教授。马来西亚世纪大学成立于1977年，是马来西亚历史悠久、规模最庞大的一流医博类大学（国内985类型大学），也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大学及马来西亚屈指可数的MYQuest6星级-辉煌级和MQA SETARA 5星级-卓越级大学(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学术鉴定局高等院校级别评估)。每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千名国际留学生报读，现有在校生近3万名（中国留学生1000名），目前SEGi在哥打白沙罗（KD）、吉隆坡（KL）、梳邦再也（SJ）、史里肯邦安（SK）、槟城（PG）及古晋（SWK）有6所院校，学历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认证。2013年世纪大学在中国成立校方办公室，负责世纪大学与中国院校的合作办学、学生服务、市场监督工作。为了满足社会和学生的需求，适应亚太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纪大学特开设中国博士班，面向中国大陆招收博士生。马来西亚留学优势权威认证所获本 /硕/博学位受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中国教育部认可。享受留学生待遇获得本 /硕/博学位证书享受归国创业税收优惠、购买免税车、购买经济适用房及有机会落户北京（以北京地区为例）等海外归国人员优惠政策。硕博连读时间最短这是目前最受中国学生青睐的课程，马来西亚为英联邦国家，硕士采用 1年-1.5年的授课模式，博士2-3年，相比国内攻读硕博节省大量的时间。该项目硕士毕业后可直接就读世纪大学博士课程，无需考试。通过率高考试环节综合平时的表现，利用作业与考试相结合的形式给予通过。入学门槛低 马来西亚世纪大学中英文授课硕士无需雅思与托福成绩，即可申请。校园环境优美耗资 5亿人民币打造旗舰校园，百亩封闭校园，集教学楼、行政楼、医学楼、住宿楼、多功能楼、体育馆、游泳池、餐厅、医疗中心、便利店为一体。服务周到专人机场接机服务、学生公寓住宿预订及入住、货币兑换、银行开户、报到注册、语言测试、熟悉环境、签证处理、移民局问题处理、协调快速领取签证等。毕业后工作前景好回国就业的学生 70%进入外企工作，部分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少数自己创业。费用最低在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学习，生活费每年仅 3万元人民币，是工薪家庭的首选。马来西亚是英语国家中费用最低的，仅为欧美国家的1/5；而世纪大学的收费在马来西亚各大学中也是最低的。最适应中国留学生就读的国家马来西亚社会安定、治安良好、人民友善、自然环境优越、关系和谐、交通便利、华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30%。

总所周知，国内大学入职的最低要求首先是博士学位毕业，其次是有海外留学经验。这些条件让很多国内毕业的硕士生望而却步。首先，国外留学的费用高昂，条件苛刻;第二，很多学生对于完全陌生的异国学习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博士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的选择。马来西亚的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比较好的是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和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世界排名在前三百，其中马来亚大学是马来西亚最好的大学，世界排名114。马来西亚私立大学的博士主要是以商科和教育学为主，比较好的大学有英迪大学，世纪大学，泰莱大学和精英大学。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没有明确的雅思要求，但是需要入学的时候进行一个语言测试，然后根据测试的内容进不同的语言级别。另外，马来西亚教育部要求，如果无雅思成绩的学生需要在一年之内取得合格的雅思成绩，才能够在马来西亚继续学习。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的博士专业覆盖面很广，广泛涉及到文商工科，不管是英语语言还是商业管理还是机械生物都是招收博士学位的。而且马来西亚的大学授课和毕业要求都是按照英国的标准来设置，所以在教学质量方面没有认可问题。马来西亚公立大学推荐：1. 马来亚大学。依据2017年QS世界排名，马来亚大学在马来西亚排名第一，亚洲排名第27位，世界排名第114名，是东南亚地区继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之后排名第三的大学。马大的研究生院(IPS)自从1979年开创至今，提供了多领域的研究和研究生培训以符合新世纪的发展和不断提升的要求，研究生院负责协调马大所有的研究生课程。研究生的人数有显著的提升。在马大学习的研究生有8000名，其中大约1000名是来自67个国家的留学生。2. 博特拉大学。始建于1931年，是马来西亚五所研究性大学之一，也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的大学。博特拉大学在教育和研究领域拥有卓越且历史悠久的口碑，是一所在国际学术领域倍受认可的马来西亚顶尖的国立大学。2013年博特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了AACSB顶级商学院认证标志着马来西亚诞生了首个世界级商学院，其学术水平广受世界认可。2016年QS亚洲大学排名49，2016/17博特拉大学QS世界排名270，农林业排名世界前100。2017/18QS位列世界229位，亚洲36位，与国内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世界排名相当。马来西亚私立大学推荐：1.马来西亚精英大学博士精英大学是一所以卓越的教学与师资而蜚誉东南亚地区的私立高等学府。自课程开设广泛，并且全部受到马来西亚教育部批准与承认，教学质量高。为学生提供更多求学选择。学院也在亚太、欧洲、北美的学术研究机构及工商企业中享有着良好的声誉。2013年金正恩获马来西亚精英大学荣誉博士。2.马来西亚世纪大学马来西亚世纪大学留学博士的课程有工商管理博士、商务理学管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环境学博士学位等等。多年来，世纪与世界各所顶尖大学建立联络网达成合作关系，其中包括英国的阿伯泰大学、桑德兰大学等，马来西亚世纪大学留学所获学位受到国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中国教育部认可，学生可在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查询学校资质。

专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人才需求　孔院　摄中新网吉隆坡7月19日电 (记者 陈悦)第三届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一带一路”论坛于7月18日在世纪大学哥打白沙罗校区举行。世纪大学校长纪平光教授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一带一路”论坛，加深马中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为青年人才和中国企业搭建商业和文化沟通的桥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治参赞郁峻亦在论坛上致辞称，“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双方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为中马友谊谱写新的篇章。拉菲达·阿齐兹在致辞 孔院 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前部长，现任亚航高级独立非执行主席兼高级独立非执行董事拉菲达·阿齐兹也在论坛上表示，马中建交45年以来，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两国的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次论坛由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得到了马来西亚营销学院和马来西亚工程协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马两国的知名商业人士和专家学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就中马企业对于商业人才的需求进行专题研讨，并探讨中马商业合作前景。马来西亚诚国集团核心创始人蔡复和博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马来西亚人才市场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建议企业应增加对多技能型人才需求且建立精英人才库；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副会长王洪口博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马中双方提供更多机遇，将使马中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合作加深。北海威利控股集团创办人兼董事主席黄荣盛博士也在论坛上与青年人分享了其人生经验。本次“一带一路”论坛的主办方世纪大学孔院马方院长冯育英博士表示，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交流平台，孔子学院很荣幸能够主办此次公共论坛，孔子学院未来也将致力于为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优良的汉语学习平台，为马中教育交流和友好交往持续做出贡献。(完)

专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人才需求　孔院　摄原标题：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院办“一带一路”论坛 为青年人才“搭桥”中新网吉隆坡7月19日电 (记者 陈悦)第三届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一带一路”论坛于7月18日在世纪大学哥打白沙罗校区举行。世纪大学校长纪平光教授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一带一路”论坛，加深马中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为青年人才和中国企业搭建商业和文化沟通的桥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治参赞郁峻亦在论坛上致辞称，“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双方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为中马友谊谱写新的篇章。拉菲达·阿齐兹在致辞 孔院 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前部长，现任亚航高级独立非执行主席兼高级独立非执行董事拉菲达·阿齐兹也在论坛上表示，马中建交45年以来，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两国的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次论坛由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得到了马来西亚营销学院和马来西亚工程协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马两国的知名商业人士和专家学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就中马企业对于商业人才的需求进行专题研讨，并探讨中马商业合作前景。马来西亚诚国集团核心创始人蔡复和博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马来西亚人才市场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建议企业应增加对多技能型人才需求且建立精英人才库；马来西亚工程师协会副会长王洪口博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马中双方提供更多机遇，将使马中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合作加深。北海威利控股集团创办人兼董事主席黄荣盛博士也在论坛上与青年人分享了其人生经验。本次“一带一路”论坛的主办方世纪大学孔院马方院长冯育英博士表示，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交流平台，孔子学院很荣幸能够主办此次公共论坛，孔子学院未来也将致力于为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优良的汉语学习平台，为马中教育交流和友好交往持续做出贡献。(完)

分享教育经验知识、招聘就业信息，一起成长，欢迎关注本账号。这些天，斋主整理了山东省的几所大学招聘信息。可以看出，山东省的大学对人才也开始渴求了。这可能与人才的大量流失有关系。浓厚的官本位文化贯穿山东省的高校，对人才不重视是常见现象，留不住人才也正常。希望山东省高校能够和省里要求一样，对人才充满渴望，能够善待人才。这次介绍的是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大学，与鲁东大学同处一个城市。昆嵛山一、烟台大学是所什么样的大学与青岛大学一样，烟台大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创建的。1984年，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援建而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烟台大学已经具有较大规模。现有22个院部， 66个本科专业，具有本硕2个层次的学位授予权和招收博士后的资格。学校有2个山东省"一流学科"，2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烟台大学获得B类学科1个；在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烟台大学进入前400和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20%的学科各有1个，显示出较强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方面，烟台大学现有专任教师1562人，具有院士、万人计划、全国教学名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泰山学者等各类人才100余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者748人，占专任教师的48%。从整体上看，烟台大学师资队伍还是比较好的，博士也不是很缺。二、引进人才层次与待遇与其他大学类似，烟台大学引进人才也分为好多层次：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博士。这五个层次对应的条件和待遇也不一样。和前面的文章一样，本文也主要是服务于青年教师和博士们的，前几个层次就不做介绍了。烟台大学对于青年博士的引进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科研启动费理工科20万，文科 8万，安家费55万；第二层次科研启动费理工科12万，文科4万，安家费45万；第三层次科研启动费理工科8万，文科3万，安家费35万；作为大学所在地，烟台市对于引进人才还有补贴政策：硕士研究生补贴标准为2万元/人；博士研究生和副高级职称人才补贴标准为4万元/人；正高级职称人才补贴标准为6万元/人。三、评价一下烟台大学给人才的待遇，与鲁东大学类似，但是要求比鲁东大学高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道它认为自己比鲁东大学强很多吗？从排名上看，二者差不多。斋主感觉，烟台大学对青年博士对诚意也不是很足。估计是与山东籍博士特别愿意回老家有工作直接关系。钱再少，也有人去。当然，烟台大学的环境的确不错。它紧邻大海，在这里能与大海近距离接触，风景非常好。烟台所在胶东半岛也非常漂亮，有很多名胜古迹。比如蓬莱仙境、昆嵛山等都是烟台本地的著名景点。或许，这也能吸引一部分人去。

不知你听说过语言大师王力先生吗？他青年时代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在赵元任先生的推荐之下，1927年冬天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理论 。1932年，他以毕业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据说，东方学者要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很难，几十年间东方学者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9人，而王力正是是其中之一。归国后，先生不求功名利禄，亦不求奢华的生活，默默无言地在高等学校任教，并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因为在青少年时代靠自学广读图书古籍，具备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清华的经历和留学的背景，学识异常渊博，因此，他的研究方向涉及到中国语言学近乎所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都有其开创性的贡献，而这在中国学界又是极其罕见的。王力先生写的《博白方音实验录》曾在巴黎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祖国的骄傲，给中国争了光。有人问王力先生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我对这篇论文并不那么满意，所以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从他的回答可知他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希望做到精益求精。最近几年我们才把这篇论文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约十万字，研究的对象是王力先生的家乡方言。经王力先生研究发现他的故乡方言有十个声调，是比粤语还多一个声调。博白方言（本地称地佬话）也因王力先生而在学术界名扬天下。王力先生在语言学各方面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等等。话说现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使用王力先生主编的版本。他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且大声疾呼地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词汇。 季羡林先生曾给予王力很高的评价：“中西融会，龙虫并雕。”足见这位语言学泰斗精深而渊博的学术造诣。1980年8月，《庆贺王力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在京召开，王力随同其好友叶圣陶，胡愈之，董纯才等人出席会议。他的老师，已九十岁高龄的赵元任先生专程从美国发来贺电，高度肯定了王力语言学研究的卓越贡献。1986年5月，王力先生在京逝世。北京大学中文系向他致以挽联：“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绛帐肃穆，滋兰树惠，身后三千倚马才。”这位现代汉语奠基人的精魂，将永垂青史，陪拌未来的中国学者走过更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王力先生老家的一所中学——广西博白县第二初级中学正式更名为王力中学。请点击输入图欢迎留言关注一起讨论。

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有这么一段话，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刘瑜奶奶知道她是个博士，但也不了解到底是个啥，所以才有了这对话。作为当今最高级别的学位——“博士”，如果你身边有个博士的朋友，多少对他能潜心读书做研究表示惊讶敬佩。其实“博士”在我们中国古代，含义与现代是有区别的，那么让我们来细说“博士”的前世今生。现在我们所说的“博士”，是一种学位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是一种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证明。真正意义上的学位，是19世纪，世界各国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学位制度。据说我国最早的获博士学位的人，是李鸿章的医生——黄宽，而有最多博士头衔的人是胡适，达35个（这个应该能嚣张的说句，还有谁了吧？），惊讶。我国很早便出现“博士”这个词，“南方之博士也”《战国策》“鲁博士也”《史记》。“博士”秦朝是官职，也包含博学的意思，“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书》。汉朝初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设一个博士，职责一是以儒家经典教授弟子，其二是充当皇帝的参谋和顾问。可见与现在的博士不一样，真所谓博古通今。汉后期，博士“出谋划策”的职责逐渐淡去，成为专门讲儒家经学的学官了。汉朝以后，“博士”的名目又开始多起来，不仅仅是传授经书，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博士官位，魏晋南北朝设太常博士，掌管礼仪。唐朝设太学博士，国子学博士，不同的博士传授的对象不一样，太学博士教授的是太学生，国子学博士教授的是高官和国公的子孙。直至封建统治最后的王朝——清朝，依然设博士学官，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上国子监，就是那时候的国子监博士办公传授经学的地方。在古代，“博士”除了是一个官职，对于一些专精某一专业的人，也授予“博士”名称，唐朝有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等，宋朝有武学博士……这些都是专家性质的教授官。这个和我们现在说的“博士”含义类似。除了朝廷的官职，在民间中也有“博士”称谓，这是一种对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师傅）精通某门手艺的劳动者的尊称。“今江南俗，椎油卖茶者尚称博士”《陔余从考》至于“博士”在我国最早为学位并有法律颁布，是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时候，后来因为战争原因中断。而后经过了近50年，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才正式建立得以实施。网上有个段子，这个世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中国传统观念里，讲究男尊女卑，读书从来都是男性的事情，女性安分守己，相夫教子，当我们现在调侃“女博士”的同时，不正好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吗？

苏轼有句话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做到的人少之甚少，社会的洪流里能够保持初心，坚定不变的人真的是让人敬佩。而林巧稚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医学界普通的医生，却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时光会让一个人的容颜老去，却不能洗刷掉一个人美好的品质。林巧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新生儿真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作为一名妇产科的大夫，林巧稚给太多家庭带去了希望。林巧稚信仰之初的启蒙教育林巧稚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林巧稚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林父为她取名“巧稚”，意义又灵秀又天真无邪，一辈子能够快快乐乐的一生顺遂。林巧稚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受父母的熏陶，她也是一名诚挚的基督教信徒，信奉上帝。偏偏天有不测风云，林巧稚的母亲在她五岁的时候，因为妇科病子宫癌去世，留下了小小的林巧稚。好在她的父亲对她疼爱有加，送她英国传教士所办的幼儿园读书，接受教育。十岁的时候，进入厦门女子学校读书，这也是一所牧师创办的新式学堂。在这十年的学习中，林巧稚不断地接触新鲜的事物，也学习了基督教的各种信条。林巧稚笃信基督教中“爱人如己”的信条，慢慢的成为了人生的一种信仰。现在的我们，如真的有正确而坚定的，何尝做不好一件事呢？林巧稚的漫漫医学求学之路林巧稚的老师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不因外在的钱、权划分人的三六九等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林巧稚。林巧稚也从因此想要到一线的临床上去工作，而不仅仅满足自己在厦门师范大学任教。在家人和老师的支持下，林巧稚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过程中，一名学生中暑晕在了考场，林巧稚立即中断了自己的英语考试，扶她到阴凉处。再回去的时候考试已经过了时间，这时林巧稚的美好的品质已经开始显示。好在好人有好报，考官最后还是给了她通过，虽然考卷没答完，但是遇见事情不慌不忙，立刻有决断，还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再加上林巧稚本身成绩还是很好的，破格入学。学医真的是条苦路，耗时长，见效慢。对于林巧稚来说，跟自己原来所受的教育并不相同，但是她有一颗治病救人的初心。这颗初心推动着她，让她在学医的八年中，一刻也不放松自己。学医的人都知道，医学类的考试是很难的。更何况是一个跨界转行的师范生，林巧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而且在那个时代还要额外的修外语，好在林巧稚的外语底子不错。通过她的努力，林巧稚取得榜首。为了事业不结婚生子获得了协和医学院最高荣誉的“文海”奖学金的林巧稚，选择了不被大家看好的妇产科，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干妇产科的大夫。以林巧稚的成绩完全可以选择别的科室，但为了让这些旧时代的女性得到更好的照顾，毅然决然选择了妇产科。林巧稚经过了这八年的学习，成功的获得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么优秀的人才医院也想留她。能够留校任教对林巧稚而言是荣誉是肯定，她自然十分欣喜。可是聘书中要求却是：凡是聘任期间因为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这规定让林巧稚放弃了结婚生子，放弃了能够成为母亲的权力，选择了一个人带着信仰前行。后来这条确实不怎么合理的规定很快就被废除了，林巧稚与好朋友开玩笑说一辈子不结婚，没想到竟成了现实。为病人尽心尽力，不怕苦不怕难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任职，直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了。不得已，林巧稚在胡同办起了私人诊所，为战火中的妇女们提供良好的医疗救治。诊费一降再降，有时遇到实在困难的妇人，林巧稚自己还会搭药救治。这种善举，让很多富人都敬佩不已，给自己的小孩取名“敬林”、“爱林”表达自己的尊敬和感谢。1962年的时候，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作为一个生了四胎都一个没有成活的母亲，现在怀上了第五胎。前四胎都是因为新生儿溶血症，这种病诊断并不困难，但还国内还没有治愈过的例子。但林巧稚接下了这个难题，在孩子出生三个小时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进行十分有风险的换血。林巧稚事事细心，小心照料终于经过了三次换血，孩子保住了。连续七天的高强度工作，作为医生，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准确的判断和大胆的操作，让这个孩子成为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林巧稚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一直以来，林巧稚都坚持“预防为主”的治疗理念，做中国妇女普查的先驱。让女性朋友们重视，正确认识妇产科疾病。她的一生一共在临床上工作了五十四年，从她的手上接生了，五万多的婴儿。林巧稚总是在充满希望的迎接新生儿，虽然这一生也没有做过母亲，但总有一种大爱在她的心中，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亲切慈祥。在生命最后一刻，林巧稚念叨着“产钳”。在林巧稚去世之后，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捐了出去。遵照这位为人民奉献了一辈子的医生，这位伟大的“母亲”林巧稚的意愿，将她的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向从来不为名和利的，只愿听新生儿第一声啼哭的林医生致敬。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