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研究杂志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作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心灵鸡汤”式读物，《读者》日前曝出重磅消息——《读者》背后公司的董事长出事了！创刊于1981年的《读者》杂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发行量长期名列国内首位。在颠峰时期，其月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早在2014年末，累计发行量就超过了16亿册。王永生被带走接受调查6月5日，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读者集团）董事长王永生在办公室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永生同时还是读者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03999.SH ，下称读者传媒）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永生（图片来源：读者传媒官网）据中纪委网站，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日下午，读者集团已内部召开会议，宣布王永生被免职。读者传媒回应6月7日，读者传媒发布声明称，读者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公司原董事长王永生被立案调查是因个人原因且其涉嫌的相关问题并非发生在公司工作期间，目前新任董事长、总经理已到岗开展工作。接替读者集团董事长(读者传媒母公司)和总经理的是天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马建东、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赵金云。“中国期刊第一股”风光不再股东竞相减持读者传媒于2015年12月10日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新股6000万股，发行价9.77元/股，募集资金5.86亿元，发行市盈率19.85倍。读者传媒官网称，读者集团是于2006年10月在原甘肃人民出版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专业出版集团。读者传媒则是甘肃省第一家上市的文化企业，也是A股中唯一拥有出版行业品牌的概念股。截至2015年底，读者集团合并口径资产总额26.21亿元，净资产23.16亿元。年出版图书2000余种，期刊12种、发行近亿册，核心产品《读者》杂志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图片来源：读者传媒官网据此前媒体报道，在发行量最高的2006年，《读者》杂志的月均发行量曾屡屡超过900万册。而在10多年之后，这一数据下滑到了400多万册，跌去一半以上。2015年年报显示，《读者》主刊的总发行量为5349.52万册。而近两年，《读者》主刊的总发行量下降至4934.32万册，其中2432.84万册为来自长期订阅，2501.48万册来自零售。（注：2016年和2017年年报的“主要报刊情况”中均为此数据）作为“中国期刊第一股”，读者传媒在上市之初，曾因概念独特被资金热炒，股价一度达到78.5元/股的最高点，但很快一蹶不振，总体呈下滑趋势。截至今日收盘，股价仍不到8元/股。根据读者传媒公布的年报，在王永生任董事长这两年（2016年和2017年），营业收入分别为7.5亿元和7.89亿元，但均不及2015年的8.25亿元。2017年，读者传媒实现净利润7141.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28.0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65%。公司称，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减少传统纸媒整体下滑的冲击，加大了营销体系建设及市场推广投入，销售费用大幅度增加。随着公司营业收入逐年下降，读者传媒的股东也在竞相减持。2017年11月，1年限售期刚过，其第二大股东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宣布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减持所持全部股份，套现1.07亿元。加上2016年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照31.42元/股均价减持的518万股（约1.62亿元），合计套现超2.6亿元。而根据2017年4月读者传媒回复上交所问询函披露的信息，2016年-2017年4月已解除限售的9个发起股东中，4个已不同程度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了股份。其中酒钢集团套现7580万；时代传媒套现6900万；通用投资则清空了所有股份，套现5370万。还有4个股东都有未来6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一方面，公司首发上市时，共募集5亿资金，分别投入刊群建设出版、数字出版、特色精品图书出版、营销与发行服务体系建设、出版资源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等5大项目中。今年4月14日，读者传媒发出多份公告，宣告首发上市募资项目悉数流产或延期。刊群建设出版项目在资金到位之后，公司就发现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冲击下持续下滑，所以该项目没有继续投入。有观点称，事实上传统媒体的下行趋势，早在读者传媒上市时就已明显表现出来，只是，身在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大多尚未找到应对之策。附：王永生简历1980.09——1984.07，在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1984.09——1987.07，在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7.08——1990.03，在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1990.03——1993.04，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化学系副主任；1993.04——1996.04，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化学系主任；1996.04——2000.04，中共甘肃省临洮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挂职）；2000.04——2000.12，中共甘肃省陇西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代县长；2000.12——2001.09，中共甘肃省陇西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2001.09——2003.12，中共甘肃省陇西县委书记（其间：2002.03—2002.06 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学习）；2003.12——2007.01，甘肃省定西市委常委、秘书长；2007.01——2008.06，甘肃省定西市委常委、副市长；2008.06——2011.08，甘肃省定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11.08-----2016.4，任甘肃省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公司总经理。2016.4----任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综合每日经济新闻、腾讯财经、蓝鲸财经转载请注明中国经济网（ID:ourcecn）责任编辑:彭金美 邢宇支持我们请点赞或使用评论功能↓↓↓

近两个月来，众多人工智能学者与工业界人士签署了一份声明，声称自己将不会向 Nature 新期刊《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提交论文、提供评审或参与编辑工作（参见：抵制 Nature 机器智能期刊，维护学界开放：百名学者签署联合声明）。随着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崭露头角的作者在出版作品时面临一个雷区。他们要花 3000 美元，才能让任何想读他们作品的人都能读到，也可以选择让读者付费给出版商。通常是图书馆通过昂贵的年度订阅来支付这笔费用。这不是很多想成为小说家的人的意愿，而是学术出版的问题。200 多年前，西西里巴勒莫的天文学家 Giuseppe Piazzi 发现了一颗矮行星。对于他来说，出版意味着给他的朋友 Franz von Zach 写信。von Zach 每月都会整理、发布欧洲各地天文学家的来信。这些人没有互联网：他们从若干卷名为 Monatliche Correspondenz 的皮制信件中发现最新成果。传播研究报告所花的时间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到 Piazzi 的数据发表时，地球已经在阳光下消失了。哥廷根一名 23 岁的读者高斯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利用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计算出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谷神星的位置，他后来成为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和 Piazzi 自由分享他们的学习成果，但他们承担了 von Zach 的工作所需花费。这是封闭访问发布模式。在我自己的机器学习领域，作为高斯开创性研究的学术继承者，现代数据不再局限于行星观测，还包括医学图像、口头语言、网络文档等。利用数据实现的是医疗诊断、推荐系统以及无人驾驶汽车能否看到停车标志。机器学习是当前人工智能革命的基础。支付能力不再对参与能力起决定性作用机器学习是一个年轻且对技术敏感的领域。它没有其他领域的历史传统，该领域的学者也认为没有必要采用封闭式出版模式。社区内部自行创建、整理并审阅社区内所进行的研究。我们利用互联网创建了新的期刊，免费提供给作者。订阅和精装书籍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公众已经缴纳了税款资助我们研究，为什么还要再次付费才能阅读成果？资金较少的大学的同行也从中受益。乌干达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与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一样，都有机会进行前沿的机器学习研究。支付能力不再对参与能力起决定性作用。机器学习已经证明，没有商业出版商的参与，学术领域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繁荣发展。但这并没有阻止传统出版商进入市场。我们的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最近，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团发布了一份名为《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的新期刊。该出版商现有 53 种名字中带有「Nature」字样的期刊。我们应该担心吗？当前已经有了一个分享观点的开放模式，为什么作者和读者还要投向营利性订阅期刊？那是因为学术出版商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的品牌。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数量意味着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很难对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进行评价。有时杂志的品牌会被看做质量的保证。当学者们寻求晋升时，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会有很大帮助。Nature 是学术出版界的劳力士。但与劳力士不同的是，劳力士的员工负责手表的创新，Nature 的内容则要靠学术界提供。我们是制表商，他们只是经销商。抵制 Nature 期刊声明的签署页，目前已有超过 3000 人签名很多计算机科学研究社区的人员都将 Nature 品牌视为学术质量糟糕的代名词。我们抵制盈利性出版物入侵自己的领域。因此，在本文发稿时已有超过 3000 名研究者——其中包括很多人工智能学术和工业领域里的著名人士——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不会提交、审阅或参与这一新期刊的编辑工作。我们认为向作者收费类型的刊物不在机器学习研究的未来之中。

作者|Leo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火，先看它有没有“烂大街”过。比如最近两三年，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在国内市场火了，有人曾在北京街头数了数，自己步行10分钟左右，碰到男男女女穿大鹅的有将近10个人。再如当年的Crocs洞洞鞋，Vans的帆布鞋，阿迪达斯的Stan Smith小白鞋，都称得上引领一股时尚潮流。最后，洞洞鞋变成了一个品类，帆布鞋成了一个品类，小白鞋也成了一个品类，或者说同质化的产品、模仿产品、山寨品迅速铺满市场。相比之下，潮牌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对抗潮流冲击。近日，潮牌Vans的母公司，美国服装公司威富（VF Corporation）花2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7亿元）买下了潮牌界顶流Supreme。Supreme在全球只有11家门店，但威富已经大胆预测，2021年Supreme将至少为其贡献5亿美元收入。它，凭什么？1、不问东西好不好，只有两个字，好炒Supreme的火是有目共睹的。通常意义上说的潮牌Supreme，指的是美国的Supreme（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Supreme）。每次新品发售，都会引发大量人群排队，当然不用怀疑其中有很多人是二道贩子，职业炒家，有时候甚至会引发警察出动。一件T恤能被炒到千元。一块印着Supreme标志的砖头，原价30美元，被炒到1000美元。很多人职业倒卖Supreme，甚至有人专门成立了公司干这件事。明星狂爱它，国内某男明星从头到脚，从穿戴到生活用品等，能Supreme的皆Supreme，被网友称为“被Supreme蒙蔽了双眼的男人”。事实上，被Supreme蒙蔽了双眼的人又何止他一个。当一件事物成为潮流，也极有可能被玩坏。2019年抖音视频#万物皆可Supreme话题总播放量超过4亿次。（抖音截图）事实证明，无论是什么，钞票枪、T恤、卫衣、水壶、滑板、灭火器、锁、砖头、碗......只要带上Supreme的LOGO都可以身价暴增。拥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但是要说产品质量，Supreme真的好吗？知乎上有一位答主在《Supreme 的价格高在哪里？》中提到了一件Supreme和LV联名的卫衣，价格五位数，这件衣服很不幸地被他扔进了洗衣机，结果box标已经变形，刺绣的字母脱线，衣服上的LV花型与字母粘胶纤维裂化，五金件脱落。在2018年，一份报告也曾显示，在诸多顶流潮牌中，Supreme的质量好评率是垫底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Supreme的街头服装质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不过，正如网友所说，其实作为这样一个品牌，品牌本身的价值已经完全超越了以产品质量划分层次的阶段。除了这个品牌内在的一些不容易看到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其中。2、“抄”出来的潮牌，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Supreme，最值钱的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品牌本身，“万物皆可”其实更多说的是这个品牌本身所具备的影响力和在当下主流消费人群，即年轻消费者心中所代表的地位。“万物皆可”其实还不足以说明Supreme的火。根据某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在2017和2018两年，Supreme均是被假冒侵权排名第一代品牌，连续三年成为被仿冒和被对比搜索最多的品牌，平均每月搜索量多达29000次。但其实，这个有着26年历史的潮牌，是有一些“不太光彩”的历史的，它本身也是一个靠“抄”火起来的牌子。Supreme与“抄”有关的争议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过。红底白字的「Box Logo」是Supreme的标志，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LOGO。但这个logo的设计并不是Supreme原产的。Supreme的创始人James Jebbia一贯奉行“拿来主义”，Box Logo的灵感来源是当时美国一位非常有争议的视觉艺术家Barbara Kruger 的作品。（Barbara Kruger 30年前的作品）从红底白字的配色，到字体，几乎如出一辙。James Jebbia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抄，Supreme是有很多记录的。在 ins 上，有一个专门研究Supreme设计“抄袭”的账号@supremecopies ，上面记录了各种“证据”。比如这个，Supreme FW16「Split Rugby」与Polo Ralph Lauren。07年的Supreme 「Respect the Wild」系列夹克，与Polo Ralph Lauren在92年的设计（米白）十分相近。Supreme「Ripstop Pullover Hooded Jacket」16ss与Tommy Hilfiger在90年代的设计。诸如此类的设计数不尽，当然，也可以称其为向经典致敬。曾经还将一家农场的logo拿来放到了自己的设计当中，好巧不巧却成为Supreme“跨界联名”的一段佳话。但Supreme还有不少设计是起诉“抄袭”了的。Supreme以强烈迷彩印花为主视觉的2019年秋冬系列“Tribal Camouflage”，被加拿大户外机能品牌 ASAT Outdoors控告侵犯商标权！并提出每件作品最高15万美元的赔偿金，该系列共包括外套、长袖、T恤、长裤、帽子等近十种单品。2018年，Supreme推出alphabet 特殊字母系列，其图样设计与已逝艺术设计师 Erté 的设计如出一辙，最后alphabet全系商品全面下架。在2018年的春夏系列中，有一件名为“Lily Rayon Shirt”的人造丝衬衫，眼尖的@supremecopies发现这件产品上的百合花图案设计最初是由夏威夷某品牌推出的，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前两年，Supreme还曾被曝抄袭老佛爷Karl Lagerfeld在2017年为Chanel设计的羽绒外套，并且因其相似度高达 99.99%而引发热议。早在2000年，更是直接将LV经典logo拿来用，推出了滑板、渔夫帽、T恤等单品。LVMH集团给Supreme寄去了律师信，Supreme也很快将所有相关产品下架处理。当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不过也确实给Supreme打了一波广告。不管是赤裸裸的抄袭，还是所谓向经典致敬，Supreme越来越火，人气火箭般蹿升。抄，并不意味着Supreme是一个没有护城河的品牌，那么它到底是靠什么支撑起21亿美元的？3、不是没有来由的贵，它的护城河在“体系内”Supreme创立于1994年，是伴随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街头滑板穿搭文化的兴起而火起来的，并且很快就成为了街头品牌中的佼佼者，产品包括帽衫、短Tee等，主打街头风格设计主题。当时，Supreme在纽约曼哈顿开了一家店，这家店迅速吸引了纽约众多滑板爱好者和街头艺术家，不少演员也经常光顾这家店，并且这家店里的首批工作人员还是当年一部电影《Kids》中的群众演员，每一个人都成了Supreme的活体广告。并且很快因为日本潮流教父藤原浩（Hirosi Fujiuwara）等人的力捧而顺利进军日本市场，继而在亚洲声名大噪。总结起来，Supreme的火，原因大概就是以下几条。首先，双重饥饿。Supreme的产品零售价其实不贵，挺合理，但是物以稀为贵，作为潮牌，一次发售的产品数量自然不会多，一方面是对品牌本身调性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品牌过度曝光。Supreme制造的饥饿，首先，所有产品都是限量、限时发售。这种足以令粉丝抓狂的做法是Supreme能够在潮玩圈引爆话题的关键。新产品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发售，所有产品只能通过官网预定或实体店排队购买，没有经销商；所有产品限量；就像是拆盲盒，没有人知道下一周Supreme要发售新产品是什么。所以对于粉丝来说，每一件Supreme的产品都可以作为收藏品。但这让黄牛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借二次出售赚到原始售价十余倍甚至更多的差价。黄牛为了囤货，也使出了各种招数应对Supreme的限购措施。有人在网上分享称，要买Supreme的东西，不管是排队还是在线购买，都不是简单的操作。如果是门店排队，平常的发售日清晨去排队即可，如果是遇到每年固定的联名产品的发售，就得先在周一的时候去固定地点领取号牌，然后再凭此排队。有的时候，光是领号牌可能就要排上几百人的队，想多拿货，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炒家通常要雇很多人去排队，成本不低。如果是在线上购买，其实更不简单，需要制造多重“分身”，多准备银行卡，不同的Supreme官网登陆账号，不同的收货地址，甚至连网络ip也得多准备些，做到一个账号对应一个ip，否则如果一个ip下登陆不同账号大量下单就会被永久封号。当大量的货被黄牛拿到，市场供应被认为制造出双重饥饿，行情也将瞬间发生变化。显然，这也是品牌方乐于见到的。第二，名人效应，KOL合作。Supreme在营销推广上的投入并不大，其能够迅速建立起在潮流圈的地位和影响力，核心原因之一是与KOL建立合作关系。在Supreme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与大众名人合作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Supreme采用了与街头艺术家和音乐人联合设计产品的做法，这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很少见的。随着Supreme名气越来越大，愿意与其合作的大众名人也越来越多，合作的名人越多，其知名度也就越来越大，品牌段位也越来越高。与Supreme合作过的名人有很多，泰森，Lady Gaga、坎耶·维斯特、凯特·摩丝等等，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时尚潮流界的KOL。合作方式，主要是以赞助的方式支持这些名人的事业，比如赞助演唱会，通过这种方式逐渐与名人之间建立起足够多的信任。在合作中，不光是简单的赞助，Supreme会邀请合作者也参与其中，比如共同设计产品，这样就让双方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合作是互利的，Supreme通过这种合作进一步放大自己的声量，合作者也能透过Supreme的影响力进入新的市场，获得更多媒体曝光。但合作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互之间的认可，只有合作者认可了Supreme的价值和产品，合作才能够愉快地达成。与KOL的合作迅速将Supreme带上了一个新层次，因为潮牌本身的品牌属性、品牌文化以及独特性令其具备了社交货币的功能，KOL能够让这个小众品牌迅速破圈走入大众认知，从而使之通过KOL获得更多的簇拥。第三，大牌联名，真万物皆可。Supreme 的跨界营销早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Nike、Vans、The North Face、Clarks、Thrasher、Oakley、Hanes等，包括Lacoste、劳力士、TNF、Yohji 、AF1、奥利奥、Richardson杂志等品牌均是 Supreme 合作的对象。很多艺术界大咖以及各领域的名人也是Supreme的特别合作伙伴。在2017年万圣节，Supreme的话题爆了，因为他与奢侈品品牌LV联名做了一件魔幻单品——一口棺材，被网友称为是“时尚的最高境界”。这也意味着曾经把Supreme告上法庭的LV与Supreme成为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双方联名推出的产品多了起来，当然价格也绝对不菲。重要的是，和这种大众认知度极高的奢侈品牌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不是一般品牌所能够比拟的，Supreme的气质从此更上一层楼。此后在2018年和2019年，Supreme还与堪称“旅行箱界的爱马仕”的日默瓦（RIMOWA）两度合作推出旅行箱系列，就一个字，贵。2020年，“口红效应”发挥作用，当年8月Supreme首次涉足美妆行业，第一款产品就是与英国的彩妆大师Pat McGrath创立的同名彩妆品牌（号称全世界最难买到的口红）合作推出“Supreme”口红。在2020年11月，尽管Supreme被收购的额消息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但是Supreme并没有因此停下合作出新的步伐，还和Timberland推出联名鞋、帽子、卫衣等产品。这是一个至今已经与Supreme合作了15年的品牌，这两个品牌几乎每年都会推出具有纪念价值的经典单品。什么是万物皆可Supreme？这就是！在跨界联名这条路上，Supreme似乎从未停止过。各种跨界联名，不断地给用户制造着新鲜感，吸引着用户的注意力，使得Supreme的品牌好感度得到延续和不断夯实和进一步提升。什么是护城河？人气、影响力......一切身在潮流体系内应该具备的要素，组成了Supreme的护城河。因为联名在时尚界并不少见，但能够持续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品牌价值的快速提升，并不容易做到，在2018年时，Supreme的品牌估值为10亿美元，连同1亿美元的负债，总值11亿美元。而现在，威富收购Supreme的价格是21亿美元，实现了倍增。值钱的不是Supreme在全球的11家门店，是Supreme这个名字背后的东西。结语：在潮牌这个范畴，商品本身的属性和价值似乎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上了谁的标签。辨识度不是Supreme的品牌核心，“社交货币”属性也不是Supreme独有，真正让Supreme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其精准地找到了特定用户群的偏好点，知道了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也许是酷，也许是独一无二、标新立异，但一定不是“贵”。第二点，Supreme找到了在潮流体系中快速上升的路径，就像画家想要出名就要多参展，并且所参加的展览规格要越来越高。爆品其实就是如此，精准抓住一个人群的需求点，然后通过一个系统的方法去做好产品定义，研发、打磨产品，梳理出用户能够直接感知的最强价值点，用最有效的方式做营销，最终获得大流量、高转化、强复购。还是那句话，爆品不是一句大话，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即便只是要做一个点上的创新升级，也要全系统发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极致。所谓杀鸡用牛刀，就是这个道理。

近日，国际顶级期刊《会计研究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正式接收我院教授田轩及其合作者的论文《不对称成本与股利政策》(Asymmetric Cost Behavior and Dividend Policy)，文章待刊发表。该文章由田轩教授与佐治亚大学副教授 Jie He、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助理教授 Huan Yang以及康奈尔大学副教授 Luo Zuo 合作完成。文章针对“企业成本粘性对其股利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度剖析。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的成本管理往往存在不对称性，即成本粘性：企业在销售增加时，会更愿意增加成本投入；但在销售下降时，并不会大量削减成本。与此同时，企业的股利政策也呈现出增加容易而削减困难的情况。在《不对称成本与股利政策》(Asymmetric Cost Behavior and Dividend Policy)这篇论文中，田轩及其合作者发现成本粘性越高的企业，相较于成本粘性较低的企业，在当期派发的股利往往更少。因为，成本粘性越高的企业一旦遇到冲击，将很难对成本进行调整。于是，当他们预料到自己无法维持高水平的股利派发政策时，便会在当期开始采用更为保守的股利政策，以削弱未来股利政策被迫调整而带来的市场负面影响。 该论文通过断点回归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成本粘性与企业股利政策的因果关系。本文对于更好理解企业股利政策的文献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田轩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卓越青年科学家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兼任深交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课题——“互联网背景下金融机构创新规律与业绩表现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风险投资和并购重组。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撰写的论文分别于2012年和2019年两次获得金融学科顶级期刊《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所颁发的詹森最佳论文奖，且多篇论文蝉联全球前1%高影响力论文。

文 / 本刊记者 王莉莉10月15日，由《进出口经理人》发布的《2019年中国外贸服务市场调查报告》称，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使外贸生存环境恶化，买方信息不对称导致损失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善，贸易风险加剧凸显；与此同时，我国外贸持续保持平稳增长，“一带一路”贸易力量爆发，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活力十足，企业转型升级加速，这些均刺激了以买方资信调查、电子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和认证等为代表的外贸服务需求，对贸易服务类市场发展实属利好。该报告显示，参加调查的外贸企业最需要的外贸服务前5名分别是买方资信调查、电子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和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从第4位重新回到第2位，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由于电子商务排位突然上升，导致信息咨询、展览和金融的排序顺位下滑。其中，信息咨询占比连续4年提高，展览占比连续3年提高，金融占比则连续3年有所下降。另外，认证排序不变，仍为第6名，但占比较2018年下滑1.4个百分点；接着是物流，占比与2018年基本持平；法律超过保险排在了第8名，占比较2018年提高1个百分点；保险占比则从2018年的8.6%下降到了5.1%。据了解，本次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073份，被调查企业全部是包括制造商、贸易商在内的从事外贸出口的企业。从被调查企业的性质看，民营股份制企业多年来一直占据最大的份额，2017年占比为54.8%，2018年占比为57.1%。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民营股份制企业占比为46.8%，仍为第一大被调查对象，但占比较2018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个体企业占比达到30.6%，比2018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另外，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占比相比2018年均有所上升。连续调查的结果显示，2016年外贸行业压力较大，外贸企业变得比较谨慎；2017年是外贸企业信心恢复的关键年份，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从“双降”转为“双升”，企业的出口预期明显好转；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创新高，突破30万亿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实现较快增长，但由于贸易摩擦因素凸显，企业出口信心略降；2019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了“稳”的主基调，同时贸易摩擦风险不减，造成企业出口信心受损。在复杂的外贸形势下，我国外贸行业也出现了不少亮点：一是“一带一路”带领企业走向更多元化的市场，将外贸企业的目光吸引到了欧洲、美国等传统出口市场以外更广阔的新兴市场；二是以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国际贸易市场演绎了“后发优势”；三是外贸企业创新升级已进入提质增效的崭新阶段，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成为共识；四是高技术、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输出步伐加快，增强了外贸竞争优势。

这几年，学位论文抄袭、作假事件从未远离过网络。比如，不同学校不同届的学位论文雷同，连“致谢”部分也几乎一样。而更普遍的可能还是使用同义词、改变句子结构等方法“打擦边球”。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也成为微博热搜。在微博热搜中，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的介绍也引起讨论。他提到，今年在学研究生将达到300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伴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增长的，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频频爆出，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事件等新闻更是陆续引发热议。不断强化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必要之举。不过，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讨论中，除了对强化学术规范的支持之外，亦有许多其他值得思考的评论，如“除了学生，导师学术作假也应该同等对待”“每年太多人毕业，学的东西都差不多，都要写毕业论文，都要求创新太难”等。这些讨论指向了师生关系、学位论文如何创新、研究生的课程质量等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多个问题。作为论文指导教师的导师也担心如果要求过严，会导致学生走向绝望，同时也有导师反而以此作为威胁学生的权力资源。这些问题同样重要。撰文 | 刘亚光1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美国有一位程序员、博客作者叫保罗·格雷厄姆，他曾提出一个“学历时代正在终结”的观点。他认为，学历在当今社会的一个核心作用是帮助企业在招聘人才时能快速地做出一个人才“预期”，即在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具体能力的时候，用最高效的方式筛选出更大概率拥有更强能力的员工。在他看来，学历的这种为应聘者提供“预期证明”的作用在员工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大企业的招聘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而随着创业公司和小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在招聘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慢慢被淡化，代表个人能力的“效能”将取代“文凭”成为应聘的核心竞争力。电视剧《毕业时刻》（2011）剧照。然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情况似乎并不如格雷厄姆所述。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加激烈，“效能”确实开始越来越被重视，但各大用人单位似乎并没有放松对学历门槛的要求。根据智联招聘2020年的调研，超过七成的企业提高了对员工岗位核心职责的要求，以此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近6成企业提高了就业的学历门槛。而2019年秋季求职指数也显示，计算机软件、网络游戏占据行业竞争指数的前列——这些行业恰恰也是格雷厄姆口中的“大公司”分布集中的行业。如前所述，2020年，我们在学研究生超过300万人，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市场的供需失衡使得企业无法放弃使用学历门槛来快速完成人才预期的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研究生们心态的微妙变化。顾名思义，研究生教育最初的定位，是培养具有学术科研潜力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不论是从日常感受出发，还是翻阅近些年针对研究生读研动机的各类调研，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大致不会出错的结论：至少从心态上，研究生变得越来越不“学术”了。《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显示，有55%的大学生考研的动机是就业前景好。而六年之后，2020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提升就业和从业核心竞争力”的考研动机占比最多，超过60%，而出于“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仅仅在20%徘徊。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在《学术与政治》中，马克斯·韦伯曾经将学术研究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走上学术之路的人不仅需要忍受枯坐冷板凳的清苦，还需要面对各类可能导致自己心态失衡的风险与诱惑，走上学术道路的人需要“有最好的心态，并做最坏的打算”。然而，在当下成为一名研究生——一名名义上的“学术预备军”——可能更多时候是出于“保险”。正如一则之前在豆瓣上流传的段子说的一样，“我现在选择不读研究生，反而说明我面对现实的能力比较强”。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术不端频发的现象。在“剪刀加浆糊”式写毕业论文依旧频频出现的当下，谈“学术创新”似乎就显得奢侈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条有关打击学术不端的新闻下，受到更多热议的反而是另一个话题：学位论文的“创新”。这同样也是近年来教育部门严抓的有关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问题。“论文的选题都被前面的人写烂了，为了避开查重句子才乱改，难道论文重点“本科论文要求写创新点不是强人所难？”一类的评论都获得了高赞，也反映出“论文创新”是绝大多数研究生面临的难题。“论文创新”令研究生们抓耳挠腮，在学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许多“强行创新”的情况，浏览许多高校教师的微博和豆瓣，都能看到对这类现象的吐槽：或是借用一个貌似新颖的理论框架去“裁剪”经验事实，或是生造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却并无与既有学术谱系的有效对话。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C.赖特·米尔斯曾为我们描摹过真正“创新”的研究图景：能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的前景。这样的研究往往从独特而鲜活的个人经验出发，并最终能够与个人身处时代的结构性问题相连接。这一要求无疑建立在研究者对“研究”一事拥有切实的关怀和兴趣上，而在客观上研究生学历普遍贬值、主观上研究生的心态出现转变的大背景下，这显然成为一个很高的要求。《社会学的想象力》，[美] C.赖特·米尔斯 著，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2“魔鬼导师”或“放养导师”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曾如此描写初到她所任教的二本院校的体验：“暑假备课期间，我终于明白，《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多么乏味的一门课程。我脑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告、公告、通报、批复、会议纪要’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是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是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而就在近日，《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采访引发了一波刷屏转发。文中呈现的顶尖高校学生们“受困于绩点”、偏爱选择“分高、保险”的“水课”，乃至于很多人“即使按照高考的逻辑获得了高绩点，但专业水平却是倒数”。黄灯笔下二本学生对知识“功利化”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中国顶尖高校的学生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接受“报告、命令、通告”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和“德里达”。而这也使得通过高绩点获得保研等继续深造机会的学生，未必真正培养起了对理论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影响着他们面对学术论文的态度。《意见》也提及，“需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人才，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格监管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然而就采访反映的现况来看，建立一个选拔出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人才的制度，依然任重道远。不过，研究生不都志在学术未必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毕竟随着社会的变迁，研究生教育会承担不同的功能。关键在于，相关培养方案改革应该同时适应社会对研究生定位的多元化。如《意见》也指出，应该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只有通过培养方案的合理化，才能让“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生和志在就业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除了关于“论文创新”的烦恼，“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话题下被热议的还包括导师。评论纷纷表示：“难道不该管管老师吗？下梁不正的根本原因是上梁歪”“导师论文造假同样应该严惩。”其实，不管是这次颁布出台的《意见》，还是教育部门一直以来的要求，都在不断强调导师责任，将学位论文作假纳入信用记录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导师的要求，但这些评论的背后反映出的情绪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校园中连连发生的研究生受到导师压迫而选择轻生的悲剧，在让人扼腕叹息之余，也让人对研究生导师的“权力”更敏感。而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这些评论中提及的“侵占、剽窃学生成果”“抢第一作者”等现象，确实也是导致许多悲剧的重要原因。豆瓣小组“今天被导师关爱了吗”建立九个月，有三余万人加入。图为回复较高的帖子。动用手中权力给学生施加强压的“魔鬼导师”自然受到广泛的声讨，而另一种“放养”型的导师也同样被评论吐槽。学生遭遇这一类导师的普遍性似乎也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窗口”得到观察：毕业论文致谢。感谢还未出现的女朋友、回忆室友一起做过的糗事、罗列学校里的风景和饭餐……随着越来越多的论文致谢成为网红段子，似乎在硕士论文里细致地谈论导师或是学术前辈如何具体地影响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致谢还是比较罕见的。虽说导师永远是被放在论文致谢里的第一个，但现在许多对导师的致谢也很像套了感谢语模板。虽然说“致谢”谈论学术以外的事轻松一下完全无可厚非，但这可能部分说明当下存在的部分导师的“放养”以及其与研究生之间联系淡漠的现实。网上甚至有人总结出《被导师放养必备生存指南》，生动刻画了“被放养研究生”的“惨状”：“导师很忙，明明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无缘相见；被放养者犹如身处孤岛与冷宫，得不到导师的垂爱与指导；时刻在自由过头的边缘处试探，自律与放纵仅有一线之隔。”然而，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形象之外，有的导师们也有自己的委屈和苦衷。对于评论中讨论的“抢第一作者”等问题，部分高校教师也认为工作量的具体分配以及导师起到的作用需要视具体情况来评价，不可一概批评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的现象。而许多高校教师甚至自嘲成为了“高危群体”：对于本就对学术兴趣寥寥的学生，如果管得太松，后果很可能是论文质量不达标。如果管得太严，又担心学生不堪重负，导致不好的后果。尤其是一旦出了事被媒体曝光，舆论场天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又会进一步强化导师的负面形象。制度设计中逻辑一致的对导师的严格要求和导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在现实中有时却会呈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张力。对于研究生学习，导师的影响至关重要。在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的完善之外，如何建立相关条例以明确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显然也就成为对广大研究生来说最为利益攸关也最令人感觉棘手的问题。参考链接：高校导师有话说：害群之马是少数，不敢不让学生毕业 https://www.sohu.com/a/227827069_665455《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https://www.eol.cn/e_ky/zt/report/2020/content02.html#sc_2_5《被导师放养必备生存指南》https://xw.qq.com/partner/standard/20200921A0EQA7/20200921A0EQA700?ADTAG=standard&pgv_ref=standard毕业生考研动机调查：就业前景好占55%http://kaoyan.xdf.cn/201406/10059358.html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题图为《四月物语》(1998)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学历贬值愈演愈烈，我们还能走出“文凭社会”吗？韦伯与学术人：现实关怀，立身何处？

这几年，学位论文抄袭、作假事件从未远离过网络。比如，不同学校不同届的学位论文雷同，连“致谢”部分也几乎一样。而更普遍的可能还是使用同义词、改变句子结构等方法“打擦边球”。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也成为微博热搜。在微博热搜中，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的介绍也引起讨论。他提到，今年在学研究生将达到300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伴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增长的，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频频爆出，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事件等新闻更是陆续引发热议。不断强化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必要之举。不过，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讨论中，除了对强化学术规范的支持之外，亦有许多其他值得思考的评论，如“除了学生，导师学术作假也应该同等对待”“每年太多人毕业，学的东西都差不多，都要写毕业论文，都要求创新太难”等。这些讨论指向了师生关系、学位论文如何创新、研究生的课程质量等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多个问题。作为论文指导教师的导师也担心如果要求过严，会导致学生走向绝望，同时也有导师反而以此作为威胁学生的权力资源。这些问题同样重要。撰文 | 刘亚光1不那么“学术”的研究生美国有一位程序员、博客作者叫保罗·格雷厄姆，他曾提出一个“学历时代正在终结”的观点。他认为，学历在当今社会的一个核心作用是帮助企业在招聘人才时能快速地做出一个人才“预期”，即在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具体能力的时候，用最高效的方式筛选出更大概率拥有更强能力的员工。在他看来，学历的这种为应聘者提供“预期证明”的作用在员工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大企业的招聘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而随着创业公司和小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在招聘中发挥的作用将会慢慢被淡化，代表个人能力的“效能”将取代“文凭”成为应聘的核心竞争力。电视剧《毕业时刻》（2011）剧照。然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情况似乎并不如格雷厄姆所述。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加激烈，“效能”确实开始越来越被重视，但各大用人单位似乎并没有放松对学历门槛的要求。根据智联招聘2020年的调研，超过七成的企业提高了对员工岗位核心职责的要求，以此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近6成企业提高了就业的学历门槛。而2019年秋季求职指数也显示，计算机软件、网络游戏占据行业竞争指数的前列——这些行业恰恰也是格雷厄姆口中的“大公司”分布集中的行业。如前所述，2020年，我们在学研究生超过300万人，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市场的供需失衡使得企业无法放弃使用学历门槛来快速完成人才预期的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研究生们心态的微妙变化。顾名思义，研究生教育最初的定位，是培养具有学术科研潜力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不论是从日常感受出发，还是翻阅近些年针对研究生读研动机的各类调研，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大致不会出错的结论：至少从心态上，研究生变得越来越不“学术”了。《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显示，有55%的大学生考研的动机是就业前景好。而六年之后，2020年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提升就业和从业核心竞争力”的考研动机占比最多，超过60%，而出于“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仅仅在20%徘徊。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在《学术与政治》中，马克斯·韦伯曾经将学术研究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走上学术之路的人不仅需要忍受枯坐冷板凳的清苦，还需要面对各类可能导致自己心态失衡的风险与诱惑，走上学术道路的人需要“有最好的心态，并做最坏的打算”。然而，在当下成为一名研究生——一名名义上的“学术预备军”——可能更多时候是出于“保险”。正如一则之前在豆瓣上流传的段子说的一样，“我现在选择不读研究生，反而说明我面对现实的能力比较强”。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术不端频发的现象。在“剪刀加浆糊”式写毕业论文依旧频频出现的当下，谈“学术创新”似乎就显得奢侈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条有关打击学术不端的新闻下，受到更多热议的反而是另一个话题：学位论文的“创新”。这同样也是近年来教育部门严抓的有关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问题。“论文的选题都被前面的人写烂了，为了避开查重句子才乱改，难道论文重点“本科论文要求写创新点不是强人所难？”一类的评论都获得了高赞，也反映出“论文创新”是绝大多数研究生面临的难题。“论文创新”令研究生们抓耳挠腮，在学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许多“强行创新”的情况，浏览许多高校教师的微博和豆瓣，都能看到对这类现象的吐槽：或是借用一个貌似新颖的理论框架去“裁剪”经验事实，或是生造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却并无与既有学术谱系的有效对话。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C.赖特·米尔斯曾为我们描摹过真正“创新”的研究图景：能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的前景。这样的研究往往从独特而鲜活的个人经验出发，并最终能够与个人身处时代的结构性问题相连接。这一要求无疑建立在研究者对“研究”一事拥有切实的关怀和兴趣上，而在客观上研究生学历普遍贬值、主观上研究生的心态出现转变的大背景下，这显然成为一个很高的要求。《社会学的想象力》，[美] C.赖特·米尔斯 著，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2“魔鬼导师”或“放养导师”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曾如此描写初到她所任教的二本院校的体验：“暑假备课期间，我终于明白，《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多么乏味的一门课程。我脑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告、公告、通报、批复、会议纪要’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是直接的、功利的、交易的知识传达，一种是理论的、虚空的、逻辑的知识训练。”《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而就在近日，《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名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采访引发了一波刷屏转发。文中呈现的顶尖高校学生们“受困于绩点”、偏爱选择“分高、保险”的“水课”，乃至于很多人“即使按照高考的逻辑获得了高绩点，但专业水平却是倒数”。黄灯笔下二本学生对知识“功利化”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中国顶尖高校的学生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接受“报告、命令、通告”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和“德里达”。而这也使得通过高绩点获得保研等继续深造机会的学生，未必真正培养起了对理论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影响着他们面对学术论文的态度。《意见》也提及，“需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人才，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格监管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然而就采访反映的现况来看，建立一个选拔出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人才的制度，依然任重道远。不过，研究生不都志在学术未必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毕竟随着社会的变迁，研究生教育会承担不同的功能。关键在于，相关培养方案改革应该同时适应社会对研究生定位的多元化。如《意见》也指出，应该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只有通过培养方案的合理化，才能让“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生和志在就业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除了关于“论文创新”的烦恼，“将学位论文作假作为信用记录”话题下被热议的还包括导师。评论纷纷表示：“难道不该管管老师吗？下梁不正的根本原因是上梁歪”“导师论文造假同样应该严惩。”其实，不管是这次颁布出台的《意见》，还是教育部门一直以来的要求，都在不断强调导师责任，将学位论文作假纳入信用记录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导师的要求，但这些评论的背后反映出的情绪仍然值得重视。近年来校园中连连发生的研究生受到导师压迫而选择轻生的悲剧，在让人扼腕叹息之余，也让人对研究生导师的“权力”更敏感。而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这些评论中提及的“侵占、剽窃学生成果”“抢第一作者”等现象，确实也是导致许多悲剧的重要原因。豆瓣小组“今天被导师关爱了吗”建立九个月，有三余万人加入。图为回复较高的帖子。动用手中权力给学生施加强压的“魔鬼导师”自然受到广泛的声讨，而另一种“放养”型的导师也同样被评论吐槽。学生遭遇这一类导师的普遍性似乎也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窗口”得到观察：毕业论文致谢。感谢还未出现的女朋友、回忆室友一起做过的糗事、罗列学校里的风景和饭餐……随着越来越多的论文致谢成为网红段子，似乎在硕士论文里细致地谈论导师或是学术前辈如何具体地影响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致谢还是比较罕见的。虽说导师永远是被放在论文致谢里的第一个，但现在许多对导师的致谢也很像套了感谢语模板。虽然说“致谢”谈论学术以外的事轻松一下完全无可厚非，但这可能部分说明当下存在的部分导师的“放养”以及其与研究生之间联系淡漠的现实。网上甚至有人总结出《被导师放养必备生存指南》，生动刻画了“被放养研究生”的“惨状”：“导师很忙，明明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无缘相见；被放养者犹如身处孤岛与冷宫，得不到导师的垂爱与指导；时刻在自由过头的边缘处试探，自律与放纵仅有一线之隔。”然而，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形象之外，有的导师们也有自己的委屈和苦衷。对于评论中讨论的“抢第一作者”等问题，部分高校教师也认为工作量的具体分配以及导师起到的作用需要视具体情况来评价，不可一概批评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的现象。而许多高校教师甚至自嘲成为了“高危群体”：对于本就对学术兴趣寥寥的学生，如果管得太松，后果很可能是论文质量不达标。如果管得太严，又担心学生不堪重负，导致不好的后果。尤其是一旦出了事被媒体曝光，舆论场天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又会进一步强化导师的负面形象。制度设计中逻辑一致的对导师的严格要求和导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在现实中有时却会呈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张力。对于研究生学习，导师的影响至关重要。在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的完善之外，如何建立相关条例以明确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显然也就成为对广大研究生来说最为利益攸关也最令人感觉棘手的问题。参考链接：高校导师有话说：害群之马是少数，不敢不让学生毕业 https://www.sohu.com/a/227827069_665455《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https://www.eol.cn/e_ky/zt/report/2020/content02.html#sc_2_5《被导师放养必备生存指南》https://xw.qq.com/partner/standard/20200921A0EQA7/20200921A0EQA700?ADTAG=standard&pgv_ref=standard毕业生考研动机调查：就业前景好占55%http://kaoyan.xdf.cn/201406/10059358.html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题图为《四月物语》(1998)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学历贬值愈演愈烈，我们还能走出“文凭社会”吗？韦伯与学术人：现实关怀，立身何处？

自烟草传到世界各地以来，就一直有“治病良药”的称号，且近代人民深信不疑，有什么病痛抽一根烟解决，这一个烟草治病的“神话”，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打破；1952年11月，美国癌症协会的科学家哈蒙德和霍恩聘用了22000名志愿者对18.8万名士兵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研究，在1954年8月7日得出了结论后，发表在了《美国医学会杂志》表示经常吸烟的男性比不吸烟的男性死亡率要高很多。1955年，美联邦贸易委员会才禁止了香烟中宣传有益的广告，然而烟瘾早已传遍了世界。这可以说是打碎人们旧有偏见的第一战。随着近些年对烟草有害健康的宣传起到成效，所以人们健康意识也加强了，对于烟草的危害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只是有很多人仍然不能完全戒烟。于是这也催生了市面上的另一个烟草替代品，来代替现代卷烟，打着戒烟，危害不大的旗号，不仅成功成为很多人代替烟草的一大好物，还成了很多年轻人手中的玩物，它就是电子烟。根据艾媒咨询2020电子烟行业报告的数据来看，电子烟2020年一年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78.6亿元，并且还有望在2021年达到90亿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来聊聊，电子烟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戒烟？是否没有危害？201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有一份报告。说明了电子烟的蒸汽中含有大量的甲醛；那可是癌症最爱的养分，甚至科学家研究出在某些电子烟中，甲醛的含量甚至比卷烟高出15倍。另外，电子烟中含有大量的高浓度尼古丁直接输送到了肺部，这会使得血液中尼古丁的含量会迅速增加，甚至比卷烟更甚。而戒烟的时候，最主要的反应就是尼古丁戒断反应。这时候，你还会觉得电子烟是能够帮助你戒烟的最好烟草替代品吗？虽然电子烟出现的时间尚短，它对人体带来危害的研究尚未能有大量的证明，可是基于短期的研究，就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使用电子烟明显会提高人们患上慢性肺部疾病的风险。这一项研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2009年通过国会授权的全国性大型研究项目《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PATH）》；在2013年-2016年这项基于32320个人的数据分析中，科学家们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吸食电子烟的人群患上慢性肺部疾病的几率比非吸食电子烟的人群高出1.3倍。所以，吸食电子烟跟健康一点关系都扯不上，只能是危害；并且电子烟具有比卷烟更难戒掉的属性，也会让碰上它的人们更难以放手。这一新型烟草替代品，正在荼毒当代年轻人，一如当初传入中国的大烟那般，使人难以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