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研究

11月29日，由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厦门市工信局承办，鲸准合作执行的“2019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在厦门成功举办，600多位新经济领域的政策专家、企业精英受邀出席盛会。大会邀请了45家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或高管，多家知名投资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数百位新经济领域代表盛情出席，通过“政策发布、主题演讲、项目签约、圆桌论坛”等形式，畅聊新经济、展现厦门新经济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副所长王青出席“2019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并受邀发表《新经济的深远影响和发展趋势》主题演讲。以下为现场演讲整理：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领域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企业家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有的是从经济形态，有的是从发展的具体特征等各个角度去界定。但是，我觉得新经济一定是跟新技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认为新经济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信息技术、IT技术，特别是ICT技术等新技术带动，以新技术应用为引领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当然，新经济无论是从内容、实现方式、效果来看，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整体来看，以前我觉得新经济等于“新技术+新消费”，但其实应该是“新技术×消费”。新消费和新技术融合之后并非是一个线性增长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新制度实际上是新技术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围绕新经济更多是以人力资源、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所以它要强调的是怎样去支撑创新、创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需要调整，从我们国家以前主要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这种制度转向支撑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制度，这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新经济对制度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这个新制度不能形成，新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新的产业模式，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新的业态，还有新的创新生态，实际上是都是在新制度下，新消费和新技术融合互动发展衍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整个新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新经济到底会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感受到比较突出的变化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新的消费会引发市场结构和价值链的重构。从市场结构来看，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目前这种个性化的、差异化的、多元化的消费，实际上已经对我们整个市场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讨论市场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主流市场，以价格增长为前提，以生产规模为基础的供给方式。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于流通、消费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以生产，特别是核心厂商为主导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方式，这个是制造业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已经细分而且还在不断细分。所以基于以前传统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可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市场，但是大部分市场都被长尾化了。以前从这个价值链上来看，我们是以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一个链条式结构去推进的，但是目前，所有的创新和整个企业竞争实际上反过来了，首先以需求的变化作为先导，生产再去对接不断变化、不断细分的市场和需求，从而进行商品和服务供给。消费者从原来价值链最后端的商品接受者，转向整个生产流通链条最前端，所以我们现在讲精准营销，首先要知道消费是什么，在哪儿，是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之后，才能够实现精准营销。而且目前整个消费、流通、生产形成了闭环，特别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一个商品交易可能才是整个价值链的开始，而不是说一个生产流通关系的终结，这点是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都在谈高质量发展，我们国家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定义式的阶段，我认为是发展阶段性的要求，是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变革，还有技术创新相互互动的结果。而且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窗口期，如果将我们国家的人均GDP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元，是已经超过了13000多的。在研究国外的一些发展趋势，或者转型经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的时候，整个经济结构、社会发展会发生很多很奇妙的变化。这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航空货运是一种高时效，高附加值的物流运输方式，但是它的市场基础一定是产业升级，如果主要以大宗商品，中低端产品作为流通主体的话，航空运输是发展不起来了。超过1万国际元的时候，航空货运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消费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的结果。如果没有新需求支撑的话，企业去做创新，效果实践上是事倍功半。当经济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窗口期的时候，需求变化还会出现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中高端商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可以从全球零售商吸引力指数观察到，全球的零售商对于中国整个市场还是高度关注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未来整个消费升级的重视和肯定。实物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变化的过程，实现的是服务需求增长的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交差点，你的服务性的需求或者在这方面的支出一定会超过商品消费需求。这个点具体是在哪呢？根据我们的测算和其它一些国家的经验，当第三产业占比，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0%左右的时候，服务消费就会超过商品消费，这个时候经济形态就转向了服务经济的形态。这并不代表制造业不重要了，只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当中主要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像工业时期，谁也不能说农业不重要。从我们国家来看，未来2-3年可能就会超过这个点。厦门第三产业占比已经接近了60%，厦门可能很快就要迈入服务经济的形态。第二个特征，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对于创新的引领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知道城市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功能是不一样的，最早农业时期主要是水利兴修和手工业的发展，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城市集聚发展。但是发展到现代城市，随着人口和要素的进一步聚集，很多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主要功能在哪？从全球主要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功能进行分析后发现，创新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更体现在消费创新。因为我们整个消费的创新要有一定支撑条件，比如说需求有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引领、带动作用，特别是示范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全球消费资源配置过程中功能和地位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现代城市特别要关注的，也是未来发展要特别加强建立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人口和资源像大型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去集中的趋势并不明显。创新更依赖于高端要素的密度，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能不能发展创新不在于有没有而是在于有多少。特别是在一个领域里面，人才、金融支撑能力有多强，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面，人才密度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人才之间相互交流、碰撞的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人才向着密度更大的城市去聚集。像上海、北京，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或者是生活条件，人才更多的是去寻求一个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机会。城市群对中国的大城市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规模经济。不但能够支撑起新商业模式在短期内让它达到持续发展的规模经济，同时还可以容纳多个企业同时达到这种规模。另外，我们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像网民的比重、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都给我们整个城市的技术创新和消费创新产生重要的职能作用。平台经济会成为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重要组织性，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整个生产、消费的环节取决于效率，这个效率是怎么形成的？靠的是组织化的水平和程度的提升。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下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是千家万户的种植企业，跟千家万户的市场家庭，怎么样去对接它的需求？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中间的组织化程度和水平比较高的体系和平台来实现，这个就是批发市场。为什么国外没有批发市场或者比较少呢？因为他们在生产端的组织化水平很高，而且在消费端的时候以超市作为主要供给，组织化水平也很高，同样的道理在创新方面，因为市场细分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中小企业来实现对细分市场的满足。而且这种市场细分和供给中小型化，并不是说体系小了，而是在某个单品制造环节投入资源小了，更多会体现在中小企业提供，当然也会有一些平台经济或者大的生产集团来组织，通过利润，柔性化的或者其他的生产方式实现。比如海尔，平台化生产流通组织方式，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格局。这种创新必须靠中间化，中间的平台来支撑，提升整个环节流通链条的程度，这就是平台经济主要的作用。但是这个平台如果主要是依靠动力就会发生变化，需要依靠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金融服务来提供支撑。再一个，平台经济最主要的功能是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所以对接不断变化的市场，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上，平台经济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在里面。未来不像以前，会有个核心厂商来负责组织、调配、配置社会资源，再通过平台来实现，比如说在人才，交易撮合方面，信用体系金融等一些要素可以提供支撑，但是市场具体决策生产多少，要靠众多企业来分散实现。把分散的支撑资源和市场决策要素结合起来，这是平台经济一个非常重要和突出功能，也是适应我们下一步市场需求变化很重要的一种组织方式。从我们到各地调研的一些经验，希望能给厦门地方政府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第一，明确主攻方向。新经济从环节、内容上来说覆盖面非常广，如果没有一个主攻方向，实现不了扬长避短，而且资源过于分散，可能创新资源和要素密度的问题解决不了，无法发生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第二，把制度创新和公平竞争，特别是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建设作为前提和基础。有时候创新活跃是一个结果，瞄准的对象可能是要跳出创新本身。创新制度的完善反而是我们工作的着手点和切入点。第三，创新政策的扶持方式。以前围绕制造业的发展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说像税收、各类园区，还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发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创新是一个城市的功能，很难把它局限在某一个点上来让它能产生化学反应。所以更多的还是要把整个城市的创新环境打造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人才的认定。人才的认定到底是通过目录的方式依靠我们的政府去评定，还是以企业认定为导向来实现？最近创新导师这个职业目前在很多城市发展很快，但是它不在人才认定的目录里面。而且除了创新导师以外，以后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一些新分类或者是一些新功能的要素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尽量把企业自己来确定和明确什么对它发展更重要，以此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重要导向。第四，进一步优化产业组织，实现企业在小微、国企、民企、内企、外企、二产、三产之间的均衡。这种单一化实际上很难，比如说国企过多或者是央企过多，在创新方面对于整个城市的带动效应是比较低的，因为创新之间没有被打通，隔行如隔山。怎么才能够把整个生态做好？需要把这些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大企业和小微企业。对消费者的保护也要增强。以前谈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是从民生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角度，但是对于创新来说，我们刚才谈到了，消费者和市场信息需求的变化已经提到了整个生产流通的最前沿，所以创新效果取决于市场变化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快速、准确、及时地被企业所捕捉、分析，从而把它导入到自己整个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去，这个是整个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当然，我们在鼓励创新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些新的办法和思路，比如说怎样把一些初创型的小微企业更多地引入到一个区域，因为从招商引资和资源提升这个角度来说，成本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环境好的话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快。我觉得厦门也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把一些国内外初创型企业更多地引到厦门，对于优化和提升整个创新生态会有很大帮助。

每经记者：程晓玲 每经编辑：杨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刘涛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据国家统计局初步估算，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约1.5万亿元，这些需求有望在疫情结束后逐步释放。与此同时，人们习惯性的消费方式正在加快变革，以线上购物、创新服务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快速崛起。在此背景下，一座超大城市如何盘活资源，进一步释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活力？在5月28日举行的“场景汇国际消费新新向蓉”—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上，《成都市以新消费为引领提振内需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进一步加码消费提振、引领消费升级。发布会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刘涛在解读《行动方案》时表示，消费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促进消费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成都出台这一文件正当其时”。文件出台正当其时 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据了解，《行动方案》聚焦打造美好生活消费新场景、创新在线消费新模式、发展消费新业态、培育消费新热点、推出消费新产品、搭建消费活动新平台六个方面，旨在以新消费为引领，进一步繁荣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扩大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品质、引领消费趋势、促进经济复苏。“从全国来看，消费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刘涛表示，消费的发展一方面连接民生，一方面连接就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就业问题，怎样更好发挥消费的引领带动作用，特别是利用新的技术变革产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来助推消费发展十分重要。列举案例时，刘涛特别提到了成都允许占道经营等创新做法。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成都全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891个，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位6103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出台这一文件正当其时。”刘涛分析称，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成都自身得到了发展，在全国层面也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消费发展 成都基础扎实、未来可期根据《行动方案》，成都将每年新引进各类品牌首店200家以上，发展特色小店300个以上，打造夜间经济示范点位100个；线上消费快速发展，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每年新签约亿元以上消费场景项目40个以上，到2022年底，呈现50个以上蜀都味、国际范的消费新场景网红点位。事实上，今年以来，成都促进消费恢复和升级的系列举措一直备受关注，消费券、云逛街、购物节等一系列消费提振“组合拳”相继出台。数据显示，成都市首轮2亿元消费券于5月14日正式发放，166.81万人成功领取到消费券。截至5月14日20时，微信、支付宝、云闪付3个平台符合条件的行业商户数累计超过3万家。发布会上，刘涛也表达了对于成都消费发展的信心和期待。“近几年，无论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还是培育新经济方面，成都都做了很多扎实工作，这些做法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刘涛看来，促进新消费发展，成都具有非常好的基础，未来还有很大潜力。每日经济新闻

（《企业与市场》网报道 邓力 周童） 12月15日，由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指导，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创业创新分会2020年会暨双创能力提升培训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图说：与会嘉宾合影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参与此次活动承办。湖北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处一级调研员罗德香、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华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省各地市州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服务机构、中小企业等120名代表共襄盛会。图说：会议伊始，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处一级调研员罗德香致辞罗德香表示，联盟分会作为联系政府、机构、企业的重要桥梁，在服务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处也将全力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图说：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华发表讲话王建华表示，得益于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联盟分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活动类型不断丰富、服务质量再上新台阶。会上听取、审议了联盟分会年度工作（2019—2020年）报告。两年来，联盟分会广泛吸纳优质会员，成员单位已发展至113家。通过积极举办创业辅导师培训等培训交流活动，促进成员单位服务能力提升，联盟分会还以“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不断深化品牌影响力。会上还选举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秘书长、理事单位，并现场授牌。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被授予副理事长单位。图说：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王鹏（左二）为联盟分会副理事长单位授牌今年数字经济成为风口，也成为企业创新转型的方向。会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政企总监王忠成就“5G赋能智慧园 移企上云谋发展”和大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宣讲。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陈余庆授课“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及企业融资”。图说：王义明院长主题分享《企业与市场》杂志和《企业与市场》网总编辑兼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院长王义明作为行业专家上台，为参会人员进行双创经验分享，讲述了他10年来不忘初心，服务政府服务企业，“为经济跨越给力，与企业发展同行”的历程。王义明院长表示，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非常荣幸担任联盟分会副理事长单位，今后将进一步聚焦优势资源，搭建双创合作交流平台，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切实为企业干实事，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张光受疫情影响，一方面，电影票房、旅游收入和餐饮收入同比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购物等产业流量大增。针对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创新业态持续发展的同时，疫情也在倒逼数字经济提速。从侧面反映出，数字技术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新途径、新方式，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助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记者：如何辩证看待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王微：疫情出现并快速蔓延，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稳中向好的态势。首先，表现在对短期宏观需求影响较为明显，特别是消费需求。防控疫情需要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并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因此短期内对消费需求释放形成较大抑制，包括购物、餐饮、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受到很大影响。其次，疫情将对生产和市场供给产生影响。由于假期延长和对假期大量流动人口隔离观察等方面的要求，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大量就业人口返城和企业复工。长期来看，正如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为网络购物提供难得的创新探索机遇一样，此次疫情防控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机遇。比如，此次疫情防控激发了健康、绿色消费，进一步拓展了网上消费内容和创新消费形式，为灵活就业、网络办公等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促进生产生活业态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跨境电商等贸易创新方式的发展。因此，此次疫情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趋势。为此，既要着力稳定生活必需品供应和居民消费预期，也要把握大势，化危为机，进一步促进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加快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记者：您提到经济发展在创新突破中有很多机遇，具体有哪些方面？王微：此次疫情防控阶段，激发了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对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主要的创新点有：一是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线上化。在疫情防控期间，更多人改用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实现日常消费。一方面，网络购物、网络课堂等发展较为成熟的线上消费呈现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新的线上消费孕育兴起。随着居民消费习惯的养成，传统的行业发展模式和利益链条可能被打破，推动线上消费内容和场景不断丰富，将进一步提高对线上渠道的黏性。二是健康消费新热点有望持续。居民对健康关注度大幅上升，更加注重加强自身防护和提高免疫力，对健康、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显著增长。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在加强，对健康保险的需求明显上升。健康消费的增长反映了居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将成为我国消费发展的持续热点。三是成熟技术的应用创造新业态、新模式。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接触式消费受限，为一些相对成熟的新兴技术开辟了市场空间，特别是无人机送货、无人车载人等新兴供给方式应运而生。随着未来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以及线上消费的不断发展，应用新兴技术的新型服务供给方式将得到更大发展，能够为消费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健康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此次疫情爆发和蔓延与食用野生动物直接相关，同时暴露出居民日常生活的卫生陋习，从而引发人们对长期以来的消费观念的反思。记者：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王微：数字技术正在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从标准化程度高的商品向复杂商品再向服务拓展转变；二是从单纯线上创新向线上线下融合创新转变；三是从消费环节创新入手向全产业链互动创新转变。未来，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创新转型发展趋势中还应该瞄准三个方向。一是从技术驱动向多种要素驱动创新逐步转换；二是从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探索转向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三是从城市、农村再到跨境的大范围创新，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

每经记者：黄名扬 梁宏亮 每经编辑：刘艳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群的形成，消费资源日益向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加快集聚，推动了这些城市消费市场的繁荣扩张，成为区域乃至全国领先的消费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指出，“如今，我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正当其时。”不久前，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在5年内，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12月16日，一场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主题的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在王微看来，这意味着这座拥有“消费基因”的城市，正式吹响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号角”。王微在现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都不仅“有基础”，更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她建议，下一步，成都不仅要利用好这些优势，更要注重消费供给的进一步创新。消费能提升城市能级如今，消费之于国家经济，早已从“三驾马车”之一，成为经济增长不折不扣的“第一驱动力”。前三季度经济“成绩单”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5%。在王微看来，消费之于城市的发展意义同样重大，这从全球140多个重要的消费中心城市的经验和成果中，就可见一斑。她指出，通常当一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消费和服务业，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带动全社会消费持续升级，推动了中高档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服务消费快速增长，也成为拉动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的发展，也为城市能级提升，提供了更多可能：“消费人群的大量涌入、消费市场的繁荣扩张，不仅提升了大型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而且促进了城市功能的丰富拓展”。具体而言，即城市中开始涌现出“消费活动高度集中、消费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城市新型功能区域”。这些“功能区域”，又将极大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增强城市竞争力，成为聚集高收入、高素质、高品位国内外消费群体，以及高端人才的“独特优势”。正因如此，任何争做“上游”的城市，都不会愿意在这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赛跑中掉队。王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一些国际大都市，迅速成为国际消费中心。不过，想要成为“消费中心”，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已经成为消费中心的城市，就并非“千城一面”。王微指出，这些城市，一部分是“大型化、综合化发展的”：“以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为代表，依托国际大都市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消费环境，形成了多元化消费功能、国际化高端品牌、全球化企业总部高度集聚的城市功能区”。另外一部分，则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王微表示，这主要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如迪拜、首尔、洛杉矶等。消费供给创新是国内城市痛点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消费的巨大“拉力”都显而易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也被提上了各个城市的“发展日程表”。在王微看来，“我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正当其时”。她指出，一方面，我国人均收入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内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这无疑为消费提供了收入基础。与此同时，入境游客数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内外消费联动日益形成，新兴消费快速发展，“这些都对商品、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因如此， 王微认为，我国迫切需要以“国际消费中心”为新的平台和载体，加快消费升级及新动能培育。此前，《意见》提出，5年内要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业化、区域化消费中心，同时要打造新型消费商圈，推动智慧商圈建设。王微指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等在内，许多城市都以此为“航标”迅速启航。不过她也直言，目前国内城市打造“消费中心”，也普遍存在一些难点，其中之一就是“消费供给”问题。王微指出，经过40年改革开放发展，消费可以说是“从少到有”，消费需求也在悄然改变——从大规模互相模仿式消费，已然转变为更高品质、更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然而，“多样化、高品质消费供给，在中国仍然是短缺的，这是下一步应补齐的‘短板’”。此外，她认为，各个城市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时，基础设施是另一块还需完善的短板。“有没有连接国际市场的航线运力？航空枢纽与铁路、高铁、地铁之间能不能形成快速转换？要吸引国际消费者，通关免税政策是否便利？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王微说。成都富有消费“文化基因”在王微眼中，商圈打造，也是消费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乃至全球，能够叫得响的标志性商圈还是较少。”不过在这一方面，王微非常看好成都：得益于这里的“消费基因”，成都的春熙路商圈已经享誉中外。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王微认为，成都的优势可谓明显：消费集聚能力突出、消费市场创新活跃、消费资源多样、区位优势突出、消费文化独具特色以及政策环境好。“成都有非常好的消费文化基础。”在王微看来，这样的“文化基因”，也为成都消费性产业高度集聚，以及新消费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在此次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中，以“文化”为关键词的消费场景就是重点之一。作为成都提出的八大消费场景之一，“文艺风尚品鉴场景”提出，要重点打造博物馆、城市音乐厅、图书馆、书店、咖啡馆等多元立体文化空间，在美学熏陶中追求高格调审美的有品生活。成都作为西南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拥有重要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正在向万亿级消费市场迈进。王微认为，成都本身以及周边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资源。对于成都如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王微特别指出，在定位上要突出特色，打造消费品牌和名片。夜间经济、绿道经济、网红巷子等逐渐成为成都消费发展的特色。早在去年印发的《成都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行动计划》中，成都就将实施标识性消费场景塑造工程作为重要内容，提出打造承载成都记忆的特色商业街区。值得一提的是，成都锦里前不久曾上榜全球最美街区，成为唯一一个上榜的中国街区。“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是简简单单让成都人自己生活好一点。”王微表示，“关键是它能够为整个城市群和更大范围内的消费者，创造一个很好的中高端消费者供给。”（实习生刘家琳对本文亦有贡献）每日经济新闻

01:11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秦怡 赖芳杰成都因商而誉，这座消费热情浓厚，消费潜力深厚的城市，拥有良好的消费资源和消费文化，这些都是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坚实基础。2019年12月16日，成都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会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对成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议。“首先，在定位上成都就需要有鲜明特色。”王微告诉记者，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长期以来，成都代表的是中国消费文化中的特色部分。同时，成都同时具有西部地区制高点地位和重要交通枢纽地位，依托其消费集聚能力和引领力，可与中亚、东南亚形成紧密联系。王微表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绝不仅限于让市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成都需要为整个城市群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消费者，提供良好的中高端消费供给。”同时，消费也是带动经济发展创新的重要方式。新消费品生产、新服务供给、新基础设施创造......王微表示，如果具有了巨大的消费引领力，有可以带动周边产业体系进一步发展，那么就能进一步彰显成都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显著地位。“因此，我们希望成都在有定位有特色的前提下，还要打好国内国际两张牌。”王微谈到，成都可以塑造一些展示形象的城市品牌，让这些品牌在国际上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也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三大体系#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学科意义尤其重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解读中国实践，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规律性认识，体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与思想理论成果。何立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干。赵长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范畴创新、理论板块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中的新范畴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其中起构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论板块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理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短板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新，是其重要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阐释，围绕“五个统筹”的框架展开。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是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谢伏瞻提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谢伏瞻还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如期实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燕继荣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关于新发展格局，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丰富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新发展格局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同新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将其学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可以从自身增长的经验中提炼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循环问题，同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促进双循环的重点。高培勇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刘志彪等提出，双循环过去也有，现在的主场在我国，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市场中心。能不能形成双循环体制，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李稻葵认为，扩大内需既是在外部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由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陆铭提出，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释放制度红利。严成樑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需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卢锋提出，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预测水平。刘伟、陈彦斌的研究显示，预计2020—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将达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达到2020年的2.1倍，从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有学者提出，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有学者综述近20位访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的评价。他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中国道路中的基础作用，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研究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有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近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历史考证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尤其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的论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平台的特征，以及阐述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当代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最新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等。关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具体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商品链成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有学者提出，当代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特征和特性。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经济基础。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剧增强。还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21世纪以来，他们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来源等焦点展开学术论争，提出生态不平等交换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长期趋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我国学者还对一些经济范畴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于财富理论，洪银兴指出，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动态、经济结构等问题，冯志轩、刘凤义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乔晓楠、李欣关注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的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李黎力提出，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具有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李帮喜等提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新卡莱茨基经济学在21世纪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提出，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简单套用西方数理模型，会导致研究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无法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量变和质变。一些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编辑部号召，破除“唯定量倾向”。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定量思维，金碚提出的基于史论、综合分析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作用的“域观经济”范式，具有观察当今世界的方法论优势。一些研究利用拓扑学研究信息多样传递的动态网络结构图，通过弹性网络方法的应用提高了国内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运筹、数学、计算机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速测度贡献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计算软件。例如对生产率内涵边界的测度，陈诗一等能源、环境、气候等领域的国内学者，已经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探索纳入能源、环境、生态等新指标，以形成符合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指数。三、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张燕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平均实际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巴曙松认为，虽然当前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但如果应对不力，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至暗时刻。也有文章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有学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资本家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强制工人劳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至上”，造就了无可挽救的“灾难资本主义”。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逐渐收缩，横向分工链条向邻近国家或区域集聚。其纵向并购的垄断性尤其依托数字经济的寡头势力。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地位，可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与韧性、配套跨国公司发展、推进自贸区发展、实现供应链互动循环和促进其集群升级等方向着手。有研究发现，不同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要从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比重的逐渐上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变化。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进行全球产业链回缩和替代战略调整。鞠建东等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呈现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区块格局，美国、德国、中国分别为其核心节点。刘志彪提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将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还有文章提出，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关于区域协调。202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命题。有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城乡的开放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下的城乡共治，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政策变迁，以及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路径，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关注焦点。有学者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解读，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监管考核，需要驱动各地方政府对区域高水平均衡达成行动一致性偏好。除了缩小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虚拟经济的区域不平等同样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虽然南北经济差距自2013年开始逐渐拉大，但2016年起我国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趋同。还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结构红利的倒U型转折是内在原因。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有学者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进行解读，认为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与外资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利用先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扩散效应，但路径依赖和竞争关系扭曲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提升创新绩效。互联网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获益明显。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安同良等提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从复杂经济学视角予以重新审视，需要在复杂性视域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1+N”多层次创新系统。关于数字经济。经济学界对其特征及其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展开了讨论。许宪春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前者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度，认为数字经济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认为融合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属于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还有学者提出，数字产业链的特殊性在于，数据既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传播介质。数字贸易口径的统一与否，触发了国家间关于税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争议。杨虎涛认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意味着全球生产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将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大为缩小，束缚传统服务业的全球化地理空间将不复存在，从而出现机器化的知识生产。数据的特点是重复使用、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共享效应，极易形成垄断。数字大资本集团与金融集团的融合，更容易剥削和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使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陷入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与数字经济相关，学界对数字货币的性质、影响和监管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收入分配。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新热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还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诸多挑战。扩大内需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不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累退性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必须改变。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阶段从转移型向替代型的过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而技术进步方式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规模变化则是关键。关于财政现代化。杨志勇提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70多年财政政策的共同关注点。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国财政可持续之谜无异于缘木求鱼。吕炜等提出，仅从地方政府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已呈较大不适应性，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赋权方式，推动了改革目标的实现。财政金融两大体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债务问题上，尤其需要统筹二者。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为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因素。这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强调，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其中，财政安全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集中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维度。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效应不同步，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安全。刘伟、苏剑提出，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国峰提出，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模式与现实不符，错误地运用宏观会计原理，功能性财政势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张成思提出，偏离（远离）金融价格核心指标的数量型金融理论终将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科学性缺陷”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研究分析，金融资本货币因素的强大作用，使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摆脱工业社会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约束，脱实向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学。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价与汇率下调，资本流入减少，产出水平和消费者价格下跌。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往往伴随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的银行融资渠道比市场融资渠道风险更高。银行在网络中的关联位置与强度，显著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统计方法和识别策略逐渐兴起，高频数据与动态分析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时变GDFM（tvGDFM）模型，或将Diebold-Yilmaz关联性指数用于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CDS）利差的风险传染网络分析。对此，杨子晖、张明、周颖刚、梁琪、王君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更大，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稳定器作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秉承差异化监管理念。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内在关联性，成为研究亮点。有学者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防控输入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维护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金融科技风险、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以及来自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等，也引发国内学界热烈讨论。关于粮食和能源安全。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基底是经济研究的焦点，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观的指引下，有学者从打造粮食生产供需改革双轨机制，注重供给数量向供给价格和粮农收入转变，由保障生产向保障生产、流通和储备转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方式从耕地向立体转变等维度，提出深化农业供应链改革、保障粮食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建议。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经济学界围绕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展开研讨。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斐然，但仍需从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机制、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等方面深化改革。从全球能源效率变动的结构看，虽然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和各国产业结构与投资率的差异，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学者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总的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执笔：钟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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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给消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针对当前形势，如何更好地释放和合理促进消费？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记者：春节长假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黄金周”，您认为此次疫情可能会对消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王微：可以说，春节是我国消费市场最为活跃、各类消费集中释放的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正值2020年春节假期前后，无疑会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城乡居民消费产生冲击，但总体上难以改变我国消费持续升级和加快创新的趋势。短期来看，有两方面影响——一是疫情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活动形成较大抑制，致使正常消费释放受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相对较高，防控疫情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需要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并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因此，短期内会较大幅度降低消费需求，包括购物、餐饮、旅游、住宿、文化、教育、娱乐等。相比较而言，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而今年春节期间大量商场和餐馆停止营业。二是疫情对居民消费心理及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不理性消费。疫情出现以来，虽然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但仍出现一些大量采购乃至抢购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和疫情防控用品的恐慌性消费。再加上春节期间部分行业停产或放假，一些生活用品和防控用品供应不及时或库存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矛盾，推高了商品价格。记者：您刚才谈到疫情可能会对消费市场产生一些短期影响，那么长期来看会有多大的影响？王微：从长期来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韧性足、潜力大。这一事件不会削弱这些优势，甚至可能成为产生重大创新的机遇。2003年“非典”期间，消费市场也一度遭受巨大冲击，但却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创新探索机遇，为其后网络购物、O2O（线上到线下）网络服务消费等一系列消费模式创新开辟了市场空间。我们注意到，在此次防控疫情期间，商业模式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创新探索，如电影新片发行从影院走向了互联网新媒体，网上办公、视频会议等新的工作方式得到了更多应用等。相信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还会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业态、服务模式创新，同时也有利于跨境电商等贸易创新方式的发展。总体来看，疫情的暴发及其蔓延，虽然会对当前消费及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但危中有机，也会带来创新机遇。记者：针对当前形势，应该如何更好释放和合理促进消费？王微：针对当前情况及适应消费创新的大趋势，更好地释放和合理促进消费，应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是应当更注重舆情引导，特别是注意做好信息公开，对群众关切的热点、焦点问题，要给予及时的、正面的、充分的、合理的解释，尽量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减少误解和虚假信息生存空间，减少社会恐慌，恢复居民信心和消费预期。二是做好民生产品和应急物资的市场供给保障。由于假期延长和对大量流动人口隔离观察等方面的要求，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大量就业人口返城和企业复工。一方面，针对防控疫情的紧缺用品，要加快复工和给予支持，确保应急物资供应稳定；另一方面，针对鲜活农产品等民生产品，要尽快恢复批发、零售、物流等行业的正常运营，加强产地与销地市场对接，确保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稳定。三是鼓励创新和灵活就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服务的发展，鼓励相关药品创新研发，鼓励有利于灵活就业的新型企业发展。此外，鼓励跨境贸易创新，更好应对全球疫情变化。(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企业与市场》网报道 邓力 周童）12月16日，全省中小企业价值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培训在武汉金盾大酒店举行。来自全省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园区、创业基地及企业服务机构的120余名负责人齐聚一堂，相互交流学习。图说：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创业创新分会2020年会暨双创能力提升培训合影图说：王章兵调研员高度肯定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中小企业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会议伊始，湖北省经信厅中小处二级调研员王章兵致辞，他高度肯定了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湖北非常重视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其纾难解困，破解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此次培训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实操性”，有利于促进“双创”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图说：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华担任活动主持人会上，通报了2020年湖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严选服务机构及特聘服务专家推选结果，并现场授牌颁证。同时，通报转赠办公用品服务机构（企业）名单。图说：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院长王义明（右三）作为特聘服务专家代表上台，接受颁证。图说：湖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李承绘（左）和严选服务机构代表合影图说：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建华（左）和严选服务机构代表合影武汉国民企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院也是此次入选的2020年湖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严选服务机构之一。来自国家级重庆九龙西城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窗口示范平台的冉洪斌主任为大家做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运营专题培训”。图说：李承绘主任对此次培训活动进行精彩总结会上还发布了中小企业价值提升研究成果，由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武汉科技大学副教授张彦英作了《湖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调研报告》；中创（武汉）企业价值研究院执行院长汪志刚作了《新创企业融资轮次与估值体系研究报告》；湖北经济学院教授颜莉作了《湖北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