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研院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提出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10月14日，深交所表示，将坚决扛起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责任，下一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为契机，深入推进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任务和先行示范区首批授权事项清单，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体系，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一直在不断市场化，从审批制度、核准制到注册制，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到科创板等，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到期货及衍生品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产品、规模和架构日益与国际接轨。如今，时值中国资本市场三十而立，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就深圳资本市场建设发展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学术委员、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教授。深圳综改融合制度建设与操作应用南方财经：如何评价深圳综改方案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的导向和意义？赵锡军：从深圳综合改革方案的对资本市场改革的安排来看，它实际上强调的导向还是让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服务于创新，特别是服务于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整个方案里头的各项改革措施实际上都是围绕这转的。这次综合改革方案对深圳在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了很多的安排，从制度建设到实际操作都有相关内容。比如说创业板注册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制度建设的问题，在8月份深圳的创业板实际上已经正式启动注册制改革了。另外还是应用性的东西，比如说CDR发行的尝试，可以说它涉及到制度的安排，但它更多的是一项融资的产品，同时还带有相应的开放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融合了制度建设和产品创新的做法在里头。新三板和创业板都是已经形成的板块，但是转板是一个新的东西，新三板的转板制也是制度建设和操作应用层面相结合的改革。从这些方面的改革内容看，是希望深圳在资本市场的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尝试，能够建立起真正服务于中小企业，服务于创新创业，特别是服务于创新能力建设的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系，或者说是能发挥它支持创新类企业更好发展的一个资本市场。南方财经：深圳资本市场的改革建设未来将会面临哪些挑战？还有哪些想象空间？赵锡军：由于注册制的实施，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需要相关市场主体确实履行和承担起自己的专业责任，对信息披露的责任也会加大，而越来越多新型企业入市会让市场更加活跃，再加上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波动也会增大，这些方面都会面临挑战。现在成熟市场的一些做法可以引进到我们市场来。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没有做空机制，甚至所有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各种风险防控机制都没有。但是后来我们开发了股指期货，它实际上就可以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规避风险，可以理解为有一定的做空功能。但不是针对某一只股票，是针对集合性的股票指数来做空，这已经有了。在资本市场上面，因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非常明确的利益区分，我们在制度的安排上面，除了核心从监管层面展开工作，已经越来越重视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问题。像成熟市场大部分都是基金，比如国家的养老基金，大企业工会的年金，力量非常强大，不比上市公司的力量弱，另外像集体诉讼的这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有大量的司法资源来支持，但是从别的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这是一个方向。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之路南方财经：请谈谈深圳试点创新企业CDR对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作用？会给A股市场带来什么影响？赵锡军：CDR实际上在上海和伦敦两个交易所设计互联通的时候，已经有过尝试了。所以在深圳它并不是是说最早尝试的，但是深圳交易所在进行创业板改革的时候，它同时考虑了CDR改革的要求，所以它是把创业板的改革和CDR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融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原来的国际化，更多是让企业跑到海外去上市，或者是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资金，这是我们比较早的考虑，后来也有设计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等，从海外引进资金和走出去双向通道，从单向引进资金到双向，现在的话CDR实际上是让海外境外上市的企业能够通过CDR进入到国内市场来募集资金，使得我们资本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拓展。因为A股市场已经有4000多家上市企业了，如果CDR一年发行一两家，对整个市场来讲，数量算不上什么，但是它是一项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它不是数量的概念，更多的是质量和性质的变化，CDR的创新可以使得我们的市场上产品的品种更加丰富。同时的话CDR可能一开始更多针对创新型的企业，高科技的企业，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创新能力能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更多的是一个性质和质量方面的考虑。南方财经：面对中概股回归，国内市场目前存在哪些需要克服的因素？赵锡军：中概股的回归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原则上企业选择在什么地方上市挂牌是一个市场选择的问题，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从支持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角度来讲，你要为各类企业上市融资提供各种服务，这是一个方向。但是你要提供融资服务，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安排，CDR实际上就是为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进入境内市场进行融资，为挂牌交易提供了一个便利和通道。境外上市的企业不仅仅是中概股，它还有很多别的一些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DR可以成为中概股回归的一个载体，同时也为中概股以外的境外上市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进入到深圳来上市融资提供了一个通道。现在深圳的创业板也好，上海的科创板也好，在发行制度安排上已经引入了注册制，后边的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等制度，也都是围绕注册制要求进行设计和安排的。所以跟别的地方制度安排没有太大差别，已经比较市场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以外或者境外的挂牌企业，如果要进入到科创板或者创业板，上市和交易的制度障碍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市场之间的挂牌和交易，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外汇管理的问题。如果不涉及到外汇管理和资金互相的流通，上市公司在哪挂牌都没有问题，但是一牵涉到外汇管理的问题，就需要考虑到外汇管理方面的相应调整和变革，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制度设计和安排仍有广阔空间南方财经：CDR在提升开放程度的同时，还涉及跨境监管、公司法差异和投资者保护等问题，您对此有何建议？赵锡军：上海设计沪伦通的时候已经有相应的考虑和方案了，我们深圳在设计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当然因为CDR涉及到境外上市公司，它在境内发行这种替代性的品种挂牌进行交易，这中间涉及到证券转换的问题，然后相关的投资上市公司的信息转换的问题，国内投资者投资的问题等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些方面都要周全地进行设计和安排。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一块，相关部门也有安排机制，特别是我们今年生效的新修改的证券法里头，专门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专门的要求和规定。同时在机制设计上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跟成熟市场比较接近的机制设计，比如说诉讼制度等等，不仅仅是监管，还有其他司法手段，从各个方面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南方财经：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机制如果能在深圳顺利推进，将给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带来什么影响？赵锡军：实际上转板这个问题讨论很多年了，这次正式作为深圳综合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专门提出来新三板和创业板之间转板的改革和试点问题。关键在新三板的挂牌要求和标准和创业板上市和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异的，毕竟创业板是集中交易的这么一个机制，新三板更多的是展示定价，它不是融资交易，由于挂牌上市的机制不同，门槛是不一样的。同时挂牌以后的交易也好，信息披露也好，以及相应的治理求也好，上市公司相关的责任也好，中介机构的责任也好，都是不同的。要转板的话就要满足创业板比较严格的要求，要提升。为了做这个工作，新三板现在进行了分层处理，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最高的一个层次是精选层。通过这种分层，新三板里头比较好的企业，在新三板时期就能够培育它，让它达到创业板的要求，这样能够满足统一的监管要求。所以转板实际上是通过新三板的分层和相关的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让部分优秀的企业尽可能的来提前满足创业板的挂牌的要求，同时简化一些步骤环节。对金融中介机构来说，比如说证券公司也好，会计事务所也好，律师事务所也好，或者股转系统也好，这增加了他们责任，因为他们要按照创业板的要求去培育这些新三板公司。当然更主要的就是上市公司它自己要有能力去满足创业板的挂牌的要求，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转板肯定是有一个新的业务，新的业务也需要有机构来操办，这个操办机构可能也会涉及到券商、会计师和律师等等，包括深交所如何衔接的问题。（作者：林芯芯 编辑：洪晓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仅给国际形势增添了不确定性，也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挑战。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近日在“2020年观察家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处在历史的变革时期，必须要思考中国金融变革的推动力在哪里，否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吴晓求表示，中国金融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的需求、实体经济的呼唤，来自于中国由小康社会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吴晓求认为，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它的目标就是要满足各种金融需求，满足不了就要改革。“这是来自于最深层的需求，要求中国金融要改革、要变革、要进步、要发展，不要以为以前有效的做法和结构到未来也是有效的。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中国金融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变革和进步的力量来自于实体经济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来自于高质量的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对金融的需求。”吴晓求表示。基于这种多样化的需求，吴晓求表示，金融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中国金融进步和变革来自于市场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推动。因为中国的金融是分层次的，是不断升级换代的，就像产业结构一样，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不满足于融资服务。人们收入越来越高了，要求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流动性很好的、透明度很好的资产来进行有效的组合，这就是财富管理。吴晓求认为，技术是作为推动中国金融进步的第三种力量。技术对金融的重构和渗透改变了金融的一些基因。技术对中国金融进步的作用不可低估，是中国金融进行跨越式发展重大的力量。它可以延长传统金融所不能够服务的那些客户，它可以大大地提高金融的普惠性。科技和金融结合之后形成了科技金融，科技金融和传统金融业态完全不同，无论是传统商业银行，还是第二金融业态资本市场，与科技金融这个新金融业态都不一样。吴晓求称之为“第三金融业态”，其特征是覆盖面广，利用现代的大数据、快速的计算能力，能够解决金融长期以来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征信的问题。当前经济走向数字化的经济，吴晓求认为，“显而易见我们的金融功能必须要适应这种数字化经济的转型，包括网购。网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方式，这是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结果。”但吴晓求也表示，科技金融有其内生性问题，对第三金融业态的监管显而易见不能用第一金融业态标准的监管，也不能用第二金融业态标准监管。吴晓求认为，中国金融变革和进步的第四种力量是来自于开放。开放的目标其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其二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构建成国际新的金融中心。

中新社北京11月3日电 (夏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3日在京出席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时表示，到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中国“90后”“00后”的消费量已超过“70后”“80后”，且未来亦有可观增长。资料图：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中新社记者 王中举 摄“中国的消费能力很强，而且这只是刚刚开始。”华强森指出，从全球来看，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有两个最重要的客户群，一个是美国老年人，60岁以上、已经退休的有钱人，另一个是中国年轻人，他们或许没那么多钱，但已开始增加财富。华强森认为，技术是促进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技术已非常发达，40%的消费发生在网上，且很多全新技术只能在中国市场看到。中国对全球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怎么消费，“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的消费经济很乐观。”华强森特别强调，中国6%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大的成就，如此大的经济体实现这么快的增长，成绩值得肯定。“每个中国人都想变得更加富有，每个中国人都在奋斗，和20年前的中国人相比，他们更加幸运，时代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机遇。”(完)

11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司汪俊峰副处长一行在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卢卫军副处长陪同下，到我院就承担CCC监督抽查任务情况开展调研。我院陈锦汉院长对国家认监委一直以来对我院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黄海坤副院长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与了座谈交流。黄海坤副院长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我院承担CCC监督抽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并详细介绍了我院承担监督抽查任务的工作思路和方案，以及提升抽样工作质量的有关建议。 汪俊峰副处长对我院科学严谨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广东质检院检测与认证能力不断增强，服务监督抽查工作扎实到位，希望我院继续发挥人才与技术优势，为我国产品质量提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期间，汪俊峰副处长一行还参观了我院展厅与科普基地。（业务部林小杰供稿） 【来源：广东省质检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本报记者 张晓迪 李慧敏 北京报道冬至已过，2020年已步入尾声。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国内国际社会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冲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经历着考验。202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而立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严峻考验，中国资本市场韧性提升明显，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值此30年重要节点，《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中证金融研究院前身为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成立于2012年6月，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政策研究机构，定位为决策支持中心、战略智库和理论学术基地，负责资本市场长期性、前瞻性、全局性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张望军自2005年以来，先后在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发行监管部、市场监管部、中证金融研究院等多个部门任职，见证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设立创业板、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系列重要改革。在他看来，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精进，正在形成体系完备、产品丰富、法治健全、开放包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市场。《中国经营报》：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中国经营报》：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到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3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中国经营报》：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中国经营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中国经营报》：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编辑：夏欣 校对：颜京宁）

新《证券法》的修订完成了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理念变化。过去强调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现在强调以市场力量为主导，重视司法的功能。但新法修订后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旨在投资者保护。1990-2020，从零起步，30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已一跃成为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30年，也是国内相关法制建设快速推进的30年。2020年，随着新修订的《证券法》落地，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也正式写入法条当中。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步入法治轨道的亲历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教授对30年间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格外具有话语权。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从事企业破产与兼并重组问题研究，是该领域中国国内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而后，李曙光相继参与了《期货法》、《企业破产法》、《国有资产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合伙企业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工作。2004年前后，李曙光还曾作为修改小组成员参与到了《证券法》的修订工作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曙光还是少数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的学界专家之一，曾连任第13届至15届三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亲身参与了核准制下的证券发行审核的第一线工作。无论是作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先行者，还是核准制下发审环节的参与者，站在国内资本市场30年的节点，李曙光身上都有着诸多可以挖掘的亮点，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也能给市场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资本市场30周年三十人”系列访谈特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教授，从法律的视角剖析资本市场30年的过往，展望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证券法》修订完成核准制向注册制的理念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3月，新《证券法》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你觉得新《证券法》实施前后，我国资本市场有哪些在法制层面的进步或者特别突出的变化？李曙光：这次《证券法》修订是一次大改，贯彻了以注册制为核心的修订理念。因为注册制和原来的核准制有很大不同，更加强调市场自身力量的作用，更多强调司法功能的发挥。2019年之前的《证券法》，实际上是以监管机构为主导的《证券法》。注册制出来以后，这个理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市场自身体现出它的力量，包括适用范围、证券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公司收购、监管机构与法律责任等内容都做了大量修改，新增了53条，删掉了二十多条。最主要的是实行注册制后，公司上市准入、交易、退出都要市场化，即整个证券市场运营的体制和机制都要强调市场化。这是一个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理念变化。过去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现在强调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比过去重视司法的作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应该如何看待新《证券法》中对投资者保护内容的修订？李曙光：在我看来《证券法》最重要的功能实际上还是保护投资者。新《证券法》从三个角度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第一个角度是信息披露。新《证券法》通过细化信息披露规则来强化投资者保护。原来信息披露规定太原则化了。比如信息披露的义务人范围这次就扩大了，原来规定较窄。市场上很多人其实上都知道内幕信息，一旦发生违法行为，他们都没有责任。这次把与公司业务往来可能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公司收购人及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高管，在证券发行交易收购活动中知晓内幕信息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知悉内幕的人员都纳入进来了。实际上，上市公司相关各环节的很多关键人都可能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其披露义务人必须扩大。信息披露从原来满足行政监管需求转向为满足投资者对“实质有效”信息的需求。如増加了对持续信息公开的要求，对重大事件予以披露的要求，信息披露原来针对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太少，董监高一些重大决策，很多信息都不披露，但是涉及到投资者投资判断、价值判断的一些关键信息应该必须披露。要求董监高要对发行文件与报告书面确认，对披露信息承担保证义务并承诺赔偿责任等。另外，新《证券法》针对之前的上市公司收购乱象，特别是宝万之争之后，要求上市公司收购人应当披露收购增持资金来源。新《证券法》对于涉及投资者权益的信息披露，有很多细化的规定，特别强调对投资者价值判断、投资判断比较重要的信息都需要披露，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第二个角度，关于投资者保护，过去证监会也建立了投资者保护机构，但是怎么运作？得有一个具体的机制，特别要有法律依据，这次新《证券法》就引入了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投资者保护机构受50人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代理诉讼，“明示退出，默示加入”，中国版的集体诉讼，只要投资者不反对的投保局都可以代表，投资者保护局可以直接诉讼，这个很关键。民事赔偿诉讼标的相同的，也可以推选代表人诉讼。还有就是建立了券商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以及先行赔付制度等。第三个角度，对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新《证券法》都加大了处罚力度，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建议的。原来对欺诈发行的最高才处罚募集资金的5%，现在可以处以募集资金的一倍的罚款；原来5%只是一个毛毛雨，募集了一个亿，就罚500万，对欺诈者而言一点用都没有，但是罚两个亿就不一样了。另外，原来像虚假陈述、内幕交易这些，最高只罚60万，原来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处罚太轻，当然也有通胀的因素等等，现在处罚可以达到1000万。相比过去处罚力度大大提高，违法成本上升了，但我觉得处罚数额还是少了。不过，把民事责任赔偿的条款都加进去，对投资者保护是很有好处的。当然，新《证券法》还有很多其它的修改，包括扩大证券的定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对上市公司收购制度、退市制度、证券公司业务管理制度、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跨境监管协作制度都作了完善。随着注册制的推进，交易所定位也有很大改革，有很大变化，责任重大。这是新《证券法》实施以来较大的一次修法。集体诉讼制度也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方式21世纪经济报道：你刚才也提到违法成本提升问题，觉得罚的还是太少了，还是会有“罚酒三杯”的质疑，这一点应该怎么继续去完善，是不是和刑法链接起来会更好一些？李曙光：肯定要跟刑事责任联动，也就是《证券法》的修改应该跟刑法的修改进行联动。现在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立法，不仅仅是《证券法》，包括其他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特别是《期货法》这些，都没有和《刑法》的修改联动起来。对资本市场立法，强调效率观念，主要运用各类经济手段的处罚与民事赔偿机制，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根据成本效益的分析，这对于侵权者是一个很重要的震慑、威慑，也是一个压力机制。但是还得有刑法司法手段的跟进，没有刑事司法手段的跟进也不行，这两种手段要平衡使用。美国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司法者可以和违法者做辩诉交易，就是违法者可以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违法后要么坐牢20年，要么赔付20亿，违法者可以选择其一。现在我们的法律相当于只给了违法者一个赔付20亿的选择，那违法者说我也拿不出来，或者把获利藏起来，也没有其他办法去处理他。如果有辩诉交易制度，违法者付不起钱，至少还能让其坐牢。刑罚对于那些违法犯罪者而言，还是有一定威慑和压力的，同时这种选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说，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实际上促进了监管效率。我们以前没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只有联动《刑法》运用，才能让经济处罚更加具有价值，也更容易落实。没有刑事手段，处罚效率就有问题。处罚募集资金一倍的钱，违法者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没有刑事手段，对死乞白赖者就没有威慑力。21世纪经济报道：你怎么看新《证券法》引入的集体诉讼制度？李曙光：集体诉讼制度不光是投资者保护的方法，还是一个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方式。像在美国证券市场，一些律所的律师就天天等着代理集体诉讼的机会。集体诉讼就像是法律上的做空机制，一旦上市企业出欺诈等问题，抓住你软肋的人就会诉告你，让你往死里赔。这也促成了投资者保护的提升，因为集体诉讼这种威慑制度存在，只要公司违法了就得赔付。一些上市公司可能觉得侥幸，之前出了问题，80%的几率不会有人找你赔钱。现在集体诉讼制度出来后就不一样了，一堆律师天天盯着你犯错，要“赚”你这笔赔偿金，90%以上违法者都逃脱不了赔巨资的命运，威慑力极大。但中国的集体诉讼制度跟美国还不一样，有中国特色，更多是监管的补充。有必要设立平准基金21世纪经济报道：你曾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提出设立平准基金的建议，在新《证券法》实施后，你认为设立平准基金是否依然有必要？李曙光：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是有必要，因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其特殊性。第一，证券市场散户比较多。散户就是普通的、相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投资者。这些散户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如果有平准基金存在，在股市剧烈震荡的时候，有助于稳定散户投资者的情绪。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还相对不够成熟，是一个半市场化和半行政化的市场，市场修复能力较差，也需要设立平准基金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中国很多具体的机制不成熟，包括跨市场监管的空缺，期货与证券市场间风险的传导，需要平准基金去“平”一下风险，补制度漏洞、机制漏洞，甚至能提前发现一些“灰犀牛”。平准基金有它在中国独特的价值。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救市“国家队”入市稳定市场动用的资金很大，还不如建立一个有标准、有门槛、有程序、有限度，即有一定游戏规则的平准基金，能更加分清楚权利义务责任及其边界。平准基金可以设立一定的救市原则与标准、设定救助责任主体、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发挥作用，而不是一刀切，2015年股灾发生时，国家队救助资金入市，等于把市场上所有好的坏的全救了。但平准基金可以只救好的不救坏的，该破产的、该退市的是不用管的。平准基金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有规则的，有程序的来做。完善退市制度仍需“啃硬骨头”21世纪经济报道：未来注册制下的退市制度该如何完善？李曙光：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得做几件关键的事：第一，让市场更多出现上市公司破产清算退市的标杆案例。破产清算退市可以称之为最刚性的公司退市。现在A股巿场很多公司出问题都是重整重组，这是柔性退市，破产清算的还是少。我们市场需要的是刚性的退市，而不是柔性的退市，柔性退市与刚性退市两者市场影响力差距较大，威慑力大不相同。第二，要把上市公司退市跟地方政府利益想办法分开。这个挺难的，因为上市公司一旦退市就意味着所在地的区域经济面会受影响。中国人讲两个文化：一个面子，一个里子。上市公司如退市，所在的地方政府“面子”上挂不住，“里子”上也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后果，包括金融支持、银行看法、营商环境，以及政绩考察等一系列问题。第三，要下狠手处理好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关系。上市公司退市后，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必然有情绪，现在监管还是从各种考虑、各种关系的角度来配置资源，并不是完全市场化配置资源。监管部门现在应该壮士断腕，让上巿公司破产清算。这确实在短期是会有些负效应，会带来一定的市场后果。但只要监管机构有几次顶住少数投资者压力，强推破产退市，之后这些投资者就不会再对有退市风险的企业抱有幻想了，就会真正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对那些好的、质量高的上市公司来说，这样做就是优胜劣汰，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想这几个方面都是后面要做的事情，是深层的东西，不是法律条文再细化与完善能够解决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新三板转板上市的规则已经在向市场征求意见，那么与之相对，未来上市公司存不存在退市到新三板市场的可能呢？李曙光：其实，现在新三板它自身没有太多的活力，所以起不到那种转板效果，转板还不如直接退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应该承担的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是给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它本身的进出应有一定规则，那叫多层次资本市场。而不是从这个市场退到另外一个市场叫多层次，那实际上是害了市场，是市场的信号失灵。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为企业融资提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但退市是企业的优胜劣汰，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市场不能把这两种信号嫁接到一起，等于本来是红黄绿三种颜色，突然变成红白蓝三种颜色，把信号搞乱了，反而给大家错觉。注册制审核问多问细是在保护企业21世纪经济报道：你曾担任证监会三届主板发审委委员，亲身参与核准制下的证券发行审核环节，当时是怎样的感受？李曙光：那个时候发审委制度刚刚改革，名单都对外公开了，所以发审委委员顶着更大的压力去做发审工作。每家待审的企业每个委员都要交出几十个问题出来，企业都已经经过预审、初审了，经过好几关到发审委了，这还得拿出几十个问题，那就考验你水平，从上百万字的材料里发现问题。预审员可能更加注重一些形式与程序上的问题，我们更加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品情况、历史传承、股东结构、公司治理，还有募集资金的投向与效益，公司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公司各种复杂的法律关系，有无诉讼等，发审委更加注重这些东西，角度不一样，有宏观有微观。今天看来，管得太多了。21世纪经济报道：目前注册制下，新股的审核权力前移到交易所，但市场依然反映存在“问得太多、问的太细”的问题，没有跳出核准制的思维，对此你怎么看？李曙光：原来证监会的发审委，某种程度上证监会是准政府，虽然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部门，所以你审的话实际上就是在为公司证券发行背书，这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但交易所毕竟是一个市场，它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交易所的审核是在对投资者负责，应该少了背书的概念。从技术环节来讲，证监会的发审委有背书的价值，就是如果审核有纰漏，企业上市后存在风险，业绩变脸，不仅是发审委，证监会也要对此负责。那些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出问题后，投资者都要来找证监会，是你审的，你过的会。那证监会怎么能为上市公司做担保？注册制就是摆脱背书的这样一个困境，交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投资者保护为目的，所以问再多再细也没问题。问多问细，公司只要达到它的基本要求，有持续经营能力，各方面自己规范，所有过程没有欺诈发行，没有虚假陈述，没有污点信息，就可以了。交易所问询就是增加一些信息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等各方面，这些问询的细节实际对投资者是有用的。我觉得问得细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对上市公司的负责，他跟政府背书理念不一样。其实注册制的一个目标，就是不问也可以上市。我个人认为，即便不问询都可以让公司发行上市。但要有一条，任何人告上市企业财务造假、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只要一经查实，就罚到你倾家荡产，或者蹲穿监狱。如果能做到这点，证券发行就可以不设问询环节。交易所现在每问一个问题都是为了保护上市企业，不让你赔10个亿100个亿，不让你坐牢，道理是这样的，这就叫注册制。注册制下的市场应该是信息比较透明的市场，也是完全自担风险自担责任的市场。注册制可以不问问题的，一个问题都不问，问的越多其实对公司越好，是保护公司，让它未来少承担些责任。当然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作者：满乐 编辑：郑世凤）责编 李剑华 实习生 李各力

在买方研究和卖方研究中徘徊多年，券商研究的发展道路在哪？中金公司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11月27日，中金公司官宣了“中金研究院”的诞生。据介绍，中金研究院的定位为“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型高端智库”，服务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参与国际政策讨论和交流，并为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建言献策。此次“中金研究院”的成立，是否是中金研究的再升级？对此，中金公司相关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介绍，中金研究院是中金公司新设立的部门，与研究部是并行独立的。在人员安排上，中金研究院的“高配”也可窥得一二。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管理委员会主席黄朝晖亲自担任中金研究院院长，而执行院长一职，则由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担任。中金公司新设“高端智库”在前不久完成A股上市之后，中金公司又有大动作。揽入超130亿元资金，业内对中金公司各个业务条线的打法和变化尤为注意。对比招股书中“雨露均沾”的资金使用计划，究竟哪块业务能获得更多的支持？11月27日，中金公司官宣了“中金研究院”的诞生，算是对外变化最为直观的部门。据介绍，中金研究院（CICC Global Institute，CGI）为中金公司一级部门，定位为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型高端智库，服务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参与国际政策讨论和交流，并为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建言献策。中金研究院将致力于打造研究中国和全球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中长期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通过研究咨询、高端论坛、国际交流、系列讲座等形式为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提供服务。此次“中金研究院”的成立，是否是中金研究的再升级？对此，中金公司相关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介绍，中金研究院是中金公司新设立的部门，与研究部是并行独立的。按此说法，中金公司未来的研究板块中将出现“研究院”和“研究部”两个一级部门。图片来源：中金公司招股书回顾以往，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研究行业也不断壮大。从买方研究到卖方研究，业务模式也屡有迭代。其中，“行业智库”的定位，在各家券商研究所转型之时多有讨论，但囿于资源禀赋、盈利模式等问题，鲜有行业佼佼者出现。对此，有业内人士点评称，“中金是为数不多能长期养得起智库和研究人员的券商，且对分仓佣金未形成依赖”。对于证券公司来说，除了服务机构客户之外，也有必要将对外输出研究服务作为履行行业责任的职责，“这一点中金拥有相当优势和资源”。CEO+首席经济学家担纲院长崭新成立的“中金研究院”，首任院长何许人也？中金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在公告中，中金研究院的首任院长由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管委会主席黄朝晖亲自出任，“配置”之高在券商中无出其右。对于中金研究院的成立，黄朝晖致辞称，秉承服务国家战略的理想与使命，中金公司有能力、有责任发挥自身优势、运用自身智识，更加积极深入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依托中金公司独特的资本市场经验、全球化视野和研究能力，中金研究院将力争在政府咨询、公共决策支持及前瞻研究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成为具有特色、水平一流的新型智库。CEO的亲自任职，其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此次中金还公布了中金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人选，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回顾彭文生的履历，在中金前任首席哈继铭离职前往高盛之后，2010年彭文生即加入中金公司，成为中金公司新任首席经济学家。在2014年结束中金历程后，彭文生交棒梁红，前往中信证券担任全球经济学家，并在2016年转战光大证券任职。今年4月，前任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离开中金公司，前往高瓴资本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此后，彭文生即自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岗离任，回归中金公司，成为新任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在彭文生回归中金后，中金研究的改变已初见端倪，对外输出内容的渠道也更为多元。例如，券商中国记者发现，近期中金研究已登陆万得研报平台，长期处于主页推荐地位。在WIND研报旗舰店中，目前中金和长江均已入驻。在致辞中，彭文生指出，在过去25年，中金研究以资本市场为纽带，建立起对中国企业、行业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刻理解；作为国际化投行的一部分，中金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在海外经济、市场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在新发展阶段，中金研究将发挥自身的内、外资源优势，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尽一份绵薄之力，研究院正是承载这个使命的主要载体。同时，中金研究院还发布了彭文生的署名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几点思考》。文中，彭文生就现在央行的三大职能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草案，提出五大关注重点：一是，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立法目的；二是，明确央行“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责定位，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三是，健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制度；四是，央行牵头国家金融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实施国家金融安全审查工作；五是，数字时代下的变革，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和数字形式，为发行DCEP提供了法律依据。研究全面赋能业务部门与业内其他券商的组织架构略有不同，中金公司在管委会下设六大业务板块，研究板块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中金“双基六柱”的新提法中，研究和信息技术一同成为各个业务板块的有力支持。在部门定位上，中金公司研究部主要负责对宏观经济、市场策略、资产配置、股票、大宗商品及其他量化产品进行研究和投资分析，通过中金的全球平台向境内外客户。中金招股书显示，其拥有一支国际化、富有才干和经验丰富的研究团队，从员工数量上来看，截止今年6月30日，中金研究部共有183人，占比2.22%；其中博士学位员工占比7.10%，硕士学位员工76.5%。中金介绍，其研究团队覆盖40多个行业及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纽约及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逾千家公司。2020年1-6月，中金发表中英文研究报告超过7500篇。此外，中金研究团队亦凭借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积极参与境内外经济金融重大课题的研究，并为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建言献策。在向客户提供研究成功和服务之外，中金研究作为业务的基石，还支持其他业务部门开展各项业务。例如为股票业务“机构化”、“产品化”和国际化提供研究服务和支持，为投资银行业务的投资者推介投资价值报告、助力参与国企改革，为财富管理客服提供专业化研究支持服务等。作为其他业务部门的支持“基石”，中金公司研究部并未单独作为收入中心核算。从分仓佣金收入上来看，近年来中金研究分仓收入规模呈下降趋势。虽然分仓佣金规模并不高，但中金公司的研究实力和服务水平在业内口碑仍是绝对的一线。不过，今年4月爆发的瑞幸事件不仅对投行业务产生影响，也令中金研究的独立性受到一定怀疑。在沽空报告前，中金研究可算是跟踪瑞幸最紧密的机构。在今年2月瑞幸被沽空后，中金研究曾发布针对此事的回应报告，认为匿名沽空报告主要基于不具代表性的草根调研和主观推断，亦缺乏有效证据。

2018年11月2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戴斌院长，及其团队中国旅游研究院实验室负责人何琼峰博士、中国旅游研究院实验室张佳仪，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后李隆辉一同来到旅图进行调研。在此次调研的过程中，戴院长所带领的调研组重点参观了旅图的地图研发中心，包括旅图自主研发的GIS地图平台，地图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平台的搭建与实现等等。在此次调研的过程中，中国旅游研究院戴斌院长表示，中国旅游研究院愿与旅图签署正式合作备忘录（MOU)，共同探索包括高精地图在内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底层应用和科技转化等业务领域。通过双方之间的合作，既能服务于中国人走出去，更加重要的是服务于外国人走进来。旅图可以用技术作为支撑，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政府的海外推广和推动中国入境市场的振兴等国家战略。此外，戴院长还谈到，希望可以推进旅图与市场主体达成紧密合作，成为旅行地图服务专业的供应商，成长为一家高科技驱动的国际化公司。双方将共建地图导航等专项实验室，共同发布研究报告，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旅图董事长及创始人张江霖女士向调研组介绍说，旅图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拥有全球200+国家和地区地图数据的导航引擎公司，提供3D/2D全球在线、离线多语言专业电子导航地图。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旅图深耕GIS技术、离线数据、在线云技术、全球导航、中文地图等领域十余年，拥有亿级以上POI，致力于开发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的GIS平台、地图、导航、交通、聊天和基于地图的社交网络，支持iOS和安卓平台。张江霖女士还强调说，依托全球顶尖技术及合作资源，旅图为全球的知名企业提供以地图和社交为核心的全新的技术服务解决方案（旅图SDK）。旅图强大的全球地图、搜索、路径计算、导航SDK，可以助力中国出海企业的APP及网站拥有更具品质、更高性价比的地图和位置服务体验。此外，旅图地图APP为世界旅行爱好者提供地图、导航（汽车、公交、地铁、步行、骑行）、搜索、社交等全球3D多语言的专业地图服务。旅图首席技术官Eric先生向戴斌院长重点介绍了旅图的技术优势，以及正在研发的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3D高精地图。他谈到，旅图目前拥有200个国家，30万个城市，20万条公共交通线路，1千万条街道，1亿个地点，50亿个多边形，3万亿折线等标签数据，以及GIS监督学习规则，这是旅图开发首个拓扑地理信息卷积网络的基石，也充分说明了旅图完全具备了开发3D高精地图的能力。在此次的调研过程中，戴院长对旅图的技术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对旅图开发的3D虚拟城市漫游功能，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旅图开发的3D虚拟城市漫游功能，可以让用户像是坐在直升机一样，俯瞰全球城市著名的3D旅游景点和地标建筑，同时配有支持中、英、法三国语言的景点语音介绍。在此次调研的最后，戴院长还授书给旅图首席技术官Eric先生，表达对于旅图的认可与肯定，以及对旅图未来发展的嘱托与期许。P.S：今天恰逢感恩节，在此也由衷感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先生、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女士以及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各位领导们给予旅图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一定像戴院长对我们期待的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时代的调查研究。”“精彩旅图，让旅途更精彩！”

长江日报-长江网北京电（驻京记者柯立）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林毅夫、樊纲、王昌林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8月25日接受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采访时说，疫后重振的武汉，要把危机变成压力和动力，把脉大势，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新的机遇。王昌林曾多次到武汉调研，非常看好武汉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认为武汉近年来在汽车、光电子信息产业等方面已经形成优质产业链，科教人力资源和文化底蕴深厚，是连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城市。他说：“疫情对武汉的冲击是短期的，并没有改变武汉的要素条件，武汉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武汉要化危为机，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速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王昌林说，在新发展格局中，武汉具备很多优势，尤其是光电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汽车产业等都有很大优势。武汉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扩大内需，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大，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给武汉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和机遇。总体上，武汉面临着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经济增长看大势，大势决定于它的一些基本条件。”王昌林说，武汉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很明显。疫情使武汉一度按下暂停键，但武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没有改变，比如人力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都没有改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要保护好市场主体。王昌林认为，下一步武汉关键要抢抓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的机遇，在国际大变局的重塑当中，发挥武汉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