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研究论文

原标题：不得对社区管理“一封了之”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指导方案》，明确建立过度防控行为警示通报机制，不得采取对社区管理“一封了之”、对居民出行“一禁了之”、对外来人口“一拒了之”等简单化防控手段。《方案》强调，提高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要遵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和以县域为单位实施差异化防控的基本要求，根据县（市、区、旗）疫情风险等级和社区疫情划分，科学精准制定实施社区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回归融入社区相关工作，助力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努力减少疫情防控对社区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方案》分别从社区防控、社区服务、群众参与、信息化建设应用4方面提出了具体防控策略。其中，中风险地区和出现病例社区应聚焦疫情防控和恢复秩序提供服务，完善社区封闭式管理措施，在对相关场所和人员采取防控措施的同时，完善社区人员和车辆分类机制，确保复工复产人员和车辆正常出入。高风险地区和传播疫情社区应聚焦为疫情防控提供服务，严格社区封闭式管理要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依法限制或禁止社区人员和车辆出入。《方案》要求，推进社区防控工作要依法有序进行，不得提出超出分区分级社区防控工作要求的防控措施，不得以疫情防控为名侵害群众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社区防控工作人文关怀，对于从高风险地区、疫情严重国家返回的人员，及时做好对接工作，帮助其在解除集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后回归社区，并做好其共同生活的单元住户和社区居民思想工作；对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和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者，及时给予关心慰藉，帮助其在治愈出院或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后融入社区。要扩大社区防控工作群众参与，推动社区防控、社区服务和信息化建设应用各项工作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构筑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记者韩秉志）

今日郴州3月15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路莎)3月15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易鹏飞来到北湖区下湄桥街道金桥社区，慰问不辞辛劳、连续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市情况。“我是带着感动来，带着感谢来的。”一走进金桥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易鹏飞就对社区工作人员表达了诚挚的问候。社区服务中心的墙上，挂着网格化管理示意图。由于辖区内多为无物业小区，管理难度大，工作人员把每个楼组、住户的基本情况整理成表格，人手一份，情况清、底数明。易鹏飞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在社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善于总结好的经验，通过这次考验，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易鹏飞指出，社区的管理比农村难度更大，农村是“熟人社会”，社区是“陌生人社会”，要通过网格化管理等措施，消除社区居民间的疏离感，增进居民融合，拉近人与人的关系。要增强党员在社区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干部下沉要听指挥，无论什么级别的干部，都要统一服从社区调配。在疫情防控期间，金桥社区为受疫情困扰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受到了普遍欢迎。易鹏飞说，心理咨询工作责任重大，使命神圣，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尤其要注重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心理健康，注重心理咨询的实际效果。要擅于发挥“五老”的作用，利用他们的经验和优势，做好心理的疏导和心态的引导。“你们就是郴州正能量!”在社区里，众多的志愿者义务承担起了社区疫情防控的责任。易鹏飞说，志愿服务是郴州的品牌，众多的志愿者，尤其是一大批退休老干部投身志愿服务，树立了鲜明的导向，令人尊敬。易鹏飞指出，我们不能让好人吃亏，更不能让好人心寒，全社会要更多地关心关注志愿服务这个群体，形成好的风气。易鹏飞还查看了社区的养老服务和农贸市场复工复市情况，慰问了机关单位派驻社区干部。易鹏飞说，社区养老要有公益性，要有责任感，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要从服务老人的角度出发，形成良性机制。要进一步推动复工复市，做好清洁消毒等工作，加快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的恢复。市领导欧阳锋、徐怀好参加调研。[责编:陈志杰][来源:今日郴州]

社区内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上级级领导如何知道他们的工作完成情况，怎么知道他们这一天中都做了什么工作呢？网格员一天中多数时间，待在自己的辖区，上级领导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管，一直是管理中的一大难题。一、目前社区人员管理现状社区是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枢纽，在社区工作中，总是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内部工作形式落后，工作人员的考核形式化，办事人员难管理，财务工作混乱、繁杂，会议召开没计划、难跟踪、无总结、无分析，车辆管理难监督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社区的治理就难以提效，就会影响到群众的生活质量。近年来，国家对于基层治理也愈加重视，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社区需求，建设“智慧社区”，解决治理难题。例如，通过“智慧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实现移动无纸化办公，群众可以网上办事，上级领导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社区总体情况、科学决策。下面，我们先就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问题，来进行全面介绍。1、工作人员的考勤难以统计目前，社区考勤主要靠考勤机进行统计，每到月底，都需要根据考勤记录进行人工统计。而网格员因为长时间不在办公室，多数社区网格员的考勤仍采用传统纸质考勤。统计起来费时费力，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2、网格员地理位置难跟踪网格员今天都走访了哪些地方、是去干什么、是不是一直呆在辖区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多数来源于网格员的汇报，这就对网格员的自觉性有很高要求。3、工作人员身份档案难管理目前的社区管理中，很多上级领导都不清楚办事人员有多少、一个网格中有多少网格员，对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也知之甚少。目前工作人员的身份档案多以纸质为主，查找不便。4、社区工作情况难跟踪社区下达政策、指派给办事人员的任务进行到哪一步了，今天都处理了什么事件、解决得怎么样，上级领导都很难准确获知。二、解决方法通过“智慧社区”管理人员APP，社区的上级领导通过手机就可以查看工作人员的考勤情况、系统自动统计。查看网格员的工作轨迹，线上对工作人员的绩效及工作任务进行审批监督，确保社区管理顺利进行，实现社区工作的智能化、信息化。1、工作人员到达工作地点后可进行手机签到，系统可以定位人员签到时的地理位置，可以自动对人员考勤信息进行统计。上级领导可从手机或管理后台查看员工的出勤情况，实现社区考勤工作的智能化。2、网格员签到后，系统可以对网格员的地理位置进行持续跟踪，形成网格员的工作活动轨迹。网格员可在轨迹上添加去此处的办理事项。上级领导通过查看网格员的工作轨迹，可以知道他一天中都去了哪些地方，去干了什么。3、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可以录入到系统中，变纸质文档为电子文档。上级领导可从手机上实时查看网格下的网格员情况及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工作历程、积分情况等内容，上级领导，实现对社区人员的科学管理。4、上级领导可通过手机，可以对相关人员指派任务、下达通知，也可查看群众的上报事件、群众反馈。办事人员接受任务或接到群众上报后，到达现场，通过手机APP传递回现场的详细情况，并对事件进行核查处理。领导可从手机上查看指派任务的完成进度。事件完结后，上级领导也可在手机上查看整个事件的全部档案信息。社区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是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因而对社区人员的管理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实现社区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也成为了提升群众幸福感、加强社区工作效率的重要举措。

——来自南昌市莱茵半岛小区“治安自治”的经验之谈（图文|姜强）南昌市莱茵半岛小区自实行“治安自治自管、家园共建共享”举措以来，小区环境彻底好转，居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充满着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据该小区居民胡先生说：“在实行治安自治之前，我们小区是附近有名的‘管理老大难’，这不仅体现在卫生情况差，更体现在入盗案件频发，自从与当地派出所共同组建了‘治安自治自管、平安共建共享’的防控措施后，小区环境根本好转，管理措施彻底改善，居民和谐氛围明显增强，群众幸福指数大幅度提升”。南昌市莱茵半岛小区物业管理形同虚设，治安隐患亟待解决莱茵半岛小区位于南昌市西湖区建设西路188号，始建于2010年，是一个半开放式高档花园小区，面积23000平方米，居民楼41栋，住户2153户，居民6800多人，住户多为生意场上的老板。小区虽然豪华，但物业管理却一塌糊涂，门岗形同虚设，安防设施缺失，仅有的30个探头几乎成了摆设，不仅环境脏乱差，而且治安隐患尤为突出，入盗发案数长期居于全市小区前三位。住户严重不满，居民纷纷拒缴物管费，物业又因管理费收缴率太低，维持不了正常运转，导致服务质量更加低劣，长期这样僵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业主一气之下于是合伙炒掉了物业。心系群众牢记使命，公安介入引导创新面对这种情况，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主动作为，积极介入，局领导多次深入该小区开展调查摸底，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方法，引导居民尝试小区自治自管措施，创新社会化管理模式。在当地街道党工委和派出所的积极协调之下，于2015年1月，社区党支部根据居民意愿，以党员为主成立了新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治管理物业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小区自治服务中心楼栋长，单元长，共同承担小区物业管理责任，实现“物业和住户一条心、自己管自己”的管理模式，拉开了小区自治自管的序幕。在莱茵半岛社区治安自治自管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来自街道党工委和派出所的无私帮助与通力合作，创造性地组建了“居民自治、公安指导、政府监管”“三位一体”的小区防控格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合作共建、高度互信的联动关系，才有了小区治安形势的这种喜人变化。据负责该片区的民警曹加胜在介绍情况时反映：莱茵半岛自从实行小区自治、警民联防以后，小区的治安环境彻底改善，发案率明显减少，入盗案件由2015年底31起到2016年的20起，再到2017年的7起，2018年至今4个多月实现“零发案”。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领导在小区深入调研群策群力自治自防，规范管理秩序井然在自治物业管理委员会创建之初，由派出所牵头召开了业主代表大会，大家聚贤纳言、集思广益，确定小区管理的模式，就小区治安、消防、停车、设施维护与管理、费用收取及支出等问题达成一致，并以“非盈利低标准收费、高度自治全民参与”为原则收取物管费，用于小区保安、保洁员工资、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等，物管费的收缴及使用情况及时向业主公布，自觉接受业主监督。为了使议事公开透明，物委会在建立协商联系制的基础上，又搭建了“一厅二线”议事平台（小区民主协商议事厅；线上小区微信平台；线下小区圆桌会），采取“三事（大事、小事、私事）分流”的办法，解决居民业务诉求和自治实际问题。物管费的支出全部用于公共事业（如人防、物防、技防建设等），增强了小区居民的参与感与信任度。在小区四个进出口设置了保安岗亭，新规划了一个小车停车场和3个电动车停放点，更换了一批消防灭火器、路灯等设施，为保安员配备了步话机，组建了三支巡逻队伍：18名保安员负责保安岗亭的停车场（点）的值守，并根据发案情况，在各自划分责任片区实施弹性巡逻；楼栋长、单元长在各自楼栋、单元附近经常巡逻；采取“一户派一人、一年巡一次”的办法，组建居民义务巡逻队，常年累月配合开展义务巡逻。建立外来人员（车辆）进出登记、采取车辆分区集中存放、实行清洁卫生包干制，结合全区“文明创卫”活动，劝导居民拆除违章建筑，自行处理自家家禽，使原本“乱七八糟”的小区，顿时变得秩序井然、焕然一新。全民参与无私奉献，天罗地网齐抓共管该小区采取“资金自筹、公安辅导、设备自管”的方式，开展了系统监控建设，建造了监控室，将30多个监控探头修复后又新增了230多个，分布在所有的路口、楼栋单元门口、电梯和车库内，覆盖率达80%以上，实现小区远程监控无缝衔接。闲杂人员一旦进入小区，其活动轨迹便纳入监控视线直至监视逐离。2016年3月21日凌晨2时许，物委会主任万志华在监控室发现一个可疑身影，随即召集保安去可疑人员出没的16栋附近查看，并将情况通报了社区民警，当民警曹加胜带领保安迅速赶到16栋时，嫌疑人立即从2楼顺着外墙爬至楼顶隐藏，在警民合围之下，经过大家努力搜查终于将这名重庆籍流窜作案惯犯冯某抓获。2017年12月27日凌晨，疑犯江某（余干人）推窗进入5栋2单元201室企图行窃，被正在值班的保安及时发现并现场实施了抓捕。自实行小区自治以来，群众共抓获盗窃嫌疑人4名，震慑了犯罪，促进了平安。外地流窜盗窃惯犯冯某在小区作案被抓多措并举筑牢防线，警民合作永保平安在加大科技助防力度的同时，社区民警又主动与小区协商，在小区四周围墙易攀爬部位采取安装防爬刀片网、在下水管道处刷黄油等办法，尽量安装防爬设施，填补漏洞洼地，做实社区防范，降低攀爬入室盗窃的可能。另外，他们又将钱花在刀刃上，为每个单元户安装了门禁，任何业主、租户或者访客要想进入小区，都必须通过大门口保安和楼道口楼管员两道关卡，业主和租户只有刷门禁卡才能进出。这种动态监管增加了租客主动到物委会录入身份信息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实时掌握流动人口情况，同时也有利于控制一户房屋租客的人数，降低了群租房的安全隐患，筑牢了小区安防的每一道“防线”。在总结莱茵半岛小区实行治安自治的经验时，片区民警曹加胜这样认为：一、这是认真学习、扎实践行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的结果。总书记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这是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和驻地公安主动介入的结果。在莱茵半岛小区自治工作创建中，西湖公安分局、十字街街道党工委、十字街派出所全程参与，一贯而为，自始至终予以热情支持和正面引导。正因为有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小区社会力量才得以凝聚，其自治工作才得以形成并发展。三、这是社区党员身先士卒、模范带头的结果。自治工作创建之初，社区党员不计个人得失，敢作敢当，率先发起成立小区自治物业管理委员会，在物委会的7名成员当中，4人是党员，选出的楼栋长、单元长全部是党员，他们义务参与小区管理，自愿甘做奉献。四、这是全体小区居民齐心协力、一致响应的结果。居民是自治自管的主体，只有真正发挥并依靠广大群众，治安自治才有可能，团结便是力量，群众力量无穷，只有广大居民群策群力、全心全意，小区自治才能走得更远，长治久安才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智慧社区是新形势下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它充分利用物联网、人脸识别、云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4G/5G 等新信息技术的集成，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方便、现代化、智能化的生活环境。多种管理系统的深度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了传统的小区弱电建设中的所有相关功能，而且能够实现了各系统之间存在信息资源共享与协同，同时智能化社区技术应用使产品体验性大大增强。社区管理痛点：1、社区进行安全风险隐患大：访客、外来技术人员及车辆多，识别困难，造成社区信息安全问题隐患逐渐突出。2、物业企业管理人员成本高涨：安保、维修、保洁、服务等需求见涨，用工单位成本问题越来越高。3、服务效率低：由于业主服务较多，且没有有效的服务管理安排机制，效率低，业主无法满足。4、信息进行传达不及时：传统的沟通管理方式（小区布告栏、张贴通知等）不能得到满足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学习方式，紧急通知传递教学效果很差。5、物业收费难: 业主对物业收费存在误解，认为物业服务与业主的需求和价格不匹配，导致物业收费难以收取。汉宏智能智慧社区线下物联平台企业应运而生传统的一卡通系统可以实现门禁，考勤，就餐，消费，停车场出入，巡逻签到，会议签到，电梯使用等多种不同的管理功能。 在过去的历史舞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户持卡，可以有门禁、考勤、消费、停车场管理等多种用途。随着2013年智能手机使用进行普及、2017年支付宝宣布刷脸支付、2019年开始宣布5G开始商用。在我们自己身边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迅速经济发展，智能数据时代已悄然到来。智慧城市社区文化产品可以从一卡通发展到一码通、一脸通。传统一卡通系统研究已经成为无法实现快速响应风云变化的市场，线下物联平台模式应运而生。汉宏智能小区解决方案综合运营服务提供商包含了可视对讲、门禁管理控制、梯控、停车场、访客、巡更、视频进行监控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家居等系统，实现企业多个信息系统对接，软硬件一平台通管。

在冰心戏称的“吴门四犬”中，相较于费孝通、林耀华和瞿同祖三人，关于黄迪学术思想与方法的论究尚属无多，这一则影响到我们对于黄迪本身的认知，另则也成为我们理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特色的薄弱环节。在此薄弱环节中，黄迪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所倡导的社区研究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观照。　村镇社区与文化功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了有效推进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中国化，曾于1928年由步济时和杨开道着手筹备，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了清河试验区。虽然试验区的主要工作是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全然阙如。恰恰是对这些实地调查与研究的整理及分析促成了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的写作。在此报告中，黄迪明确提出“村镇社区”的概念，并由此指出关于清河试验区的既有研究多从镇与村两方面分别进行探讨，忽视了将村镇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展开分析，而后者才真正代表了清河社区的准确范围。为了对此概念作出论释，黄迪分别从农家、商店、庙宇、学校、青苗会与商会等社会结构入手，探究了经济、婚姻、亲属、宗教、教育及政治等功能活动，借此来阐明清河村镇社区实际生活和文化的重心所在。该报告的另一重点是对农家在解决人生主要问题上所担负的多重功能的深入剖析，这从篇幅的安排上便可见一斑。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要论证农家应该成为社区研究的基本单位，这与吴文藻所谓的最小研究单位的观点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基本单位的自足程度不应被我们过高估计，因为从经济、政治、宗教、正式教育及婚姻与亲属关系五个方面可以显见农家彼此之间、农家与村之间以及农家与镇之间的不可分割之关联。而这一点恰好支撑了他所持有的家、村、镇都是村镇社区较为完整的社区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论点。可以看出，对于村镇社区这一概念的讨论，黄迪主要是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切入的，并且经验材料的呈现与分析要多于理论层面的运思与阐释。因此，为了在理论层面作出补充和发展，黄迪于次年发表了《社区与家村镇》一文。社区概念与社区性在《社区与家村镇》中，黄迪开宗明义指出他对于社区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受到英国社会学家麦恺维的影响。麦恺维借由离析社区与团体的不同来说明社区的特征从而对社区的概念做出界定，他认为社区是生活在一起并共享一整套兴趣的互相联属的任何人群。黄迪对此的理解是，社区实际指的是一组完整的社会关系，其不仅相当全能，同时又相当自足，它的全能和自足表现在能够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复杂需要。这里似乎仍是从文化功能的视界来看待社区，然而黄迪笔锋一转，紧接着就明确指出社区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区作为一种既完整又独立的单位，其在空间上的表现相当明显，并且借用麦恺维对社区与团体概念的区分来将社区间的空间距离与团体间的空间距离作了对比，由此阐明前者的距离要比后者的距离更长。这也是为何人们将社区称之为“区域社会”的原因所在。针对社区所具有的完整、全能、自足和独立的特征，黄迪认为这些仅仅是典型社区的一些相关条件，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典型社区在那些与世隔绝的部落中可以见到。然而，大多数社区却常常与其周边一些远近距离不同的其他社区多少存在一点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也是社会演化的趋势使然。既然有了关系，彼此之间就难免会有分工与合作，那么这些原本拥有全能和自足特征的社区也就逐渐地团体化，从而演变为大社区的一部分。倘若这时社区的团体化程度有限，或者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社区性”，那么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也不妨继续用社区来称谓它，而透过研究这些小社区的内外关系来发现社区性程度的高低正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工作之一。　社区的发展路径与联合社区黄迪对社区发展的普遍路径作了介绍，首先是通过指出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家族、氏族等集团所具有的相当程度的社区性来确认可以将家作为最小规模的社区，不过，他特别强调这里的家绝非大都市中的小家庭，至少须是农家，这种社区被称为“家社区”。其次，他从家际之间在经济交易、行政活动、公共崇拜及群众娱乐等方面所具有的向心趋势论证了向心力使得中心点的各项活动成为家际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共同生活的枢轴。这里的中心点或核心常被称为村落，亦即比家社区复杂性更高的“村社区”。同时，他也明确提出了比村社区更具自足性的“村家社区”的概念，该社区是由位于周围的“家社区”和居于中心的“村社区”所组成。再次，黄迪从彼此临近的村家社区之间所发生的更为专门化的关系入手，指明为方便这种专门化活动的开展及满足参与者的需要，各个村家社区之间的中心位置便成为比家社区和村社区都要更为复杂的一种社区，即“镇社区”。而这里的镇社区又与周围的各村家社区彼此依赖，于是它们便共同组成一种更具完整性的“镇村家社区”。最后，循着同样的原理和路径，黄迪认为在一些镇村家社区之间的中心点上也会产生“市社区”，而这种市社区又与周围的镇村家社区一同组成一个范围最大的“市镇村家社区”。并且照此思路分析，我们也可以解释世界上少数大都市的发展来由与所占地位。至此，社区发展的普遍路径便也清晰可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迪还明确提出了“联合社区”的概念，他认为家、村、镇、市，既各自构成一种社区，又相互之间组成各种联合社区，使得高级联合社区中包含有低级联合社区。每一个联合社区中的各个社区均可划分为“中心社区”与“周围社区”。例如，对村家社区而言，中心是村社区，周围则是家社区。低级联合社区里的中心社区同时也是高级联合社区里的周围社区。各级中心社区提供服务的复杂程度是逐级增加的，低级中心社区的服务多为普通性质的服务，而对于高级中心社区而言，则不仅要具备提供普通服务的能力，而且必须能够提供专门的服务。具体来看，对于离中心较远的周围社区，它只是提供专门服务，而对于离中心较近的社区以及本社区自身则是普通服务与专门服务兼顾提供。在《社区与家村镇》的后半部分，黄迪运用上述的理论思考并结合一部分华北农村的资料，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对中国农村中的家、村、镇的社区性分别作了阐释。文末，他更是态度鲜明地认为当时的中国非常近似于这种性质的家、村、镇及其联合社区，设若将来能够从这种观点来多加研究国内各地的情形，那么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而言，社区社会学将会产生其独到的贡献。总括可知，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力倡社区研究的氛围下，黄迪对于社区研究的理解与阐扬，不仅受到吴文藻、赵承信有关论述的影响而接受人文区位学与文化功能论两种进路的理论与方法论，而且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思考，从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社区性、村镇社区、镇村家社区、镇社区、村社区、家社区、联合社区、中心社区、周围社区等概念，以展示出社区本身所蕴涵的开放性、层级性、多维性、交互性、延展性等特征，并借由这些概念对当时的实地研究材料作出相应分析，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维度与思路。而更具意义和价值的是，黄迪的这些思考与论断一方面可以丰富学术界有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区研究传统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可裨益于我们今天的社区研究、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中国学派’研究”（16CSH001）阶段性成果、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0世纪前半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中国方案’研究”（17JK0717）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齐钊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王光谦 云霄） 过去，外界普遍认为街道办事处的社区工作就像写字楼里文员的工作类型一样，事实上根本不是，因为社区每天都要处理妇联，民调，团委，党建，综治，信访，双创，两筛，科普，安全生产检查（安监）等方面的信息，又要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开各种会议。现在整个社会，都对社区工作存在着深深的误解。误解1 认为社区居委会都是大妈，喝茶看报不干正事。这种误解普遍来源于普通居民，就在今天，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连续加班了几个月，整天飘在外面跟无业游民似的，还被一个居民骂“不作为、不干人事，一群垃圾......”误解2 认为社区居委会工作很稳定，适合养老，没什么压力。总是拿公务员的待遇、工作内容跟社区比。这种误解主要来源于新考来的社工，拥有高学历，能力强。往往都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妈妈，为了照顾孩子来的居委会，结果往往发现，最后最照顾不了的就是孩子。又比如，“马路上的护栏既不是社区的产权，也不归社区管理，被大风吹倒好几天没人问事，市民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这归属地管理，让市民向社区反映情况，你说这是哪跟哪呀？”据悉，很多不该社区管的事情都认定为“属地管理”，社区居委会往往被很多不该管而又推不掉的“属地管理”弄得焦头烂额。记者到多个社区采访时了解到，“属地管理”在社区工作中已经成了热词，社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社区本该为社区居民服务，是化解矛盾、维护居民利益的自治性组织。但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在无形中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腿”，成为了相关部门的“下级”。信访维稳、环境卫生、安全生产、文明创建等等，归根到底都让社区来做。也正因为如此，社区不得不出现计生员、安全员、普查员、宣传员、统计员、卫生员、信访员、消防员等等之类的头衔。众多的“属地管理”工作，几乎囊括了各级各部门的每一项职能，最终都要让社区去落实，并大多实行“一票否决”。社区干部说，这种“属地管理”确实让社区居委会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就拿证明和盖章来说，很多证明或者盖章并非社区的职能和管理范围，然而，奇葩证明或盖章总是层出不穷。有婚姻证明盖章，有收入证明盖章，有住院证明盖章，有姓名证明盖章，有换钱证明盖章，有摩托车报废证明盖章，有继承证明盖章等等，还有更离奇的是赴港台担保证明，要求属地社区担保赴港台人员如期回来。如此种种，不知道有多少事需要社区证明或盖章的。“这是给社区添乱，很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要求社区为居民出具各种各样的证明，有的在推脱推责任，社区的公章咋就这么万能？”一位社区干部说，为了应酬这些所谓的“属地管理”，社区工作人员感觉很累。如今，电动车“飞线充电”问题在各个小区普遍存在，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在中心城区，有的小区就发生过因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在清理电线，有的住户立即从阳台上把线收了回去，配合整治；有的则立即赶来阻止、甚至谩骂。城市里的“毁绿种菜”现象一直难绝，在一些小区，乃至有些公共绿地上，有居民将绿化植物毁掉，种上各种蔬菜。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整治“毁绿种菜”行动中，有时候往往难以得到居民的理解。快递堆放凌乱，居民找取不便，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快递设置集中堆放点，仍然有部分群众会抱怨。对于辖区内的精神患者，社区工作人员时常开展走访，邀请心理咨询师协会专家义诊、咨询深入辖区，开展“精神障碍康复心理健康讲座”，与居民宣讲精神患者的治疗情况、康复情况及其他情况。同时，也为家属开展了心理疏导，并告知家属要多多与其沟通，缓解其心理压力，减少其发病率。然而，在众多“属地管理”之下，社区居委会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时间无资金无精力为居民办实事，进而淡化了居民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面对如此众多的“属地管理”，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长年累月没有节假日，整天忙于应付各类检查、考核、会议。大家希望给社区减负，相关职能部门不要推责，认真履责，让社区居委会早日从不该管的“属地管理”中解脱出来，腾出主要精力、财力和人力服务社区居民。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加速上升态势，国内个别地区仍有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焦疫情，仍不可放松。回溯武汉“封城”时期，社区是医院之外另一抗疫中心。“封城”的70多天里，社区居委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志愿者团体对社区有何影响？邻里关系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近日，一份由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成员缪佳参与的研究报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武汉“封城”一个月后，缪佳与团队从社会学角度开展了一项调查：自2月下旬至3月初，团队收集了“封城”期间生活在武汉的1302个社区中4234位居民的信息并加以分析。抽样时，考虑了样本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本次研究发现，面对疫情，武汉社区中的居委会成员、居民志愿者以及邻里之间的支持与信任，即“社会凝聚力”，对于疏导、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精神和生活挑战、共渡难关的关键力量。近期，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疫情特别专刊。.研究成果近期发表于《中国社会学评论》的疫情特别专刊。 电子版专刊截图12月1日，缪佳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我们认为，遇到大灾时，一个团结的、有凝聚力的社区是保护居民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机制。可以确信的是，加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即研究中强调的社会凝聚力——可以增强社区抵御危机的能力，使居民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创造更多增进居民间交流和信任、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社区里的交情很重要。”7月，针对“经历新冠肺炎这一全球化灾难带来的改变”的话题中，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也在一档节目中提到，懂得互相关心、帮忙，分忧、分享，是大家在这次疫情后应该学到的教训。在一个地区封闭之后，需要回到社区，重建社区精神。距武汉“封城”已过去近10个月，该研究团队也在策划后期的追踪调查，包括对武汉社区居民的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对未来的预期等，后续成果也将陆续公布。缪佳说，“我相信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新冠肺炎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以此为鉴并从中汲取经验，可以为应对下一场挑战做好准备。”研究论文中表达新冠病毒与精神困扰的连接路径的制图。 受访者供图【对话】澎湃新闻：当时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展了这项研究？缪佳：听闻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报道时，我和同事们正好就在武汉，准备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我们谁都没想到事态会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中部城市便全面封锁。当时，面对世界各国对武汉封城举措的种种质疑，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们觉得有义务深入研究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记录这座城市如何度过这场大危机。通常，一旦与外部世界的物理联系断开，大家就需要依靠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社区中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源与社交互动，而这对公共服务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案例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其中就提出社区里良好的邻里关系、公共政策、社会凝聚力，都是保护民众挺过灾害的宝贵资源。我们认为，在中国，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中的社区机制很可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动员和管理机制，就是社区居委会，这是社会治理的末梢和政府联系居民的平台。而且我国对于社区资源的分配也不同于国外，这种分配并不以社区居民的纳税能力为基础，因而并不会出现老旧社区连基本公共服务都匮乏的情况。由此，在中国语境下，研究疫情之下的武汉社区内部的运作方式及其对居民的影响，在学术上对经典的社区研究也有贡献。澎湃新闻：在武汉的抗疫举措中，社区系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缪佳：在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社区管理形态，城市社区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社区通常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网格单位，由网格员负责，政府政策在基层更容易实施，精细化管理程度更高。首先，不得不说，疫情期间，社区系统，包括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志愿者组织，这个复杂、完整且细致入微的组织网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占主导性的居委会在抗击疫情时显示出非常正向、不可替代的作用。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记录居民的健康状况、实施楼道消杀、挨家挨户送菜送药、帮忙倒垃圾、照顾孤寡老人、处理所有紧急事务。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居委会提供完善的服务时，居民的抑郁指数明显降低。第二，社区里社会组织的力量也很重要，例如志愿者团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以及志愿者的行动都需要一个前期积累的基础。如果一个社区前期居民之间的互动较多，更有可能形成志愿者组织。相反，平时社区内大家见面了都不打招呼，成天在业委会吵架，遇到疫情则希望有人站出来帮忙，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发现，在社区遭遇外界突发而强烈的冲击时，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联系紧密，就能织成一张“安全网”，有效缓解冲击。因此，从更广义的角度，平时社区应更加注重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三，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遇到重大灾难性事件时，如果社区中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顺畅、合作有序，就可以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即社区能经受打击并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在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团队、居民之间纽带、政府和个体之间的联结等互助网络看作是社区里的“软件”基础设施。如果一个社区前期的“软件”基础好，则“抗逆能力”很容易在遇到困难时被激发，就像激活了社区的免疫系统，打击过后社区反而会更加活跃和健康。比如，很多居民和社区工作者都跟我们反映，以前只是点头之交或不怎么说话的邻里，经过疫情期间的交流和互助，现在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这也说明，如果社区治理能力良好，我们是可以将疫情的挑战转“危”为“机”的。澎湃新闻：除了前期10天左右的筹备，这项调查正式密集采集样本只花了大约两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反映武汉当时的情况？缪佳：这项社会调查截取的是较为典型的“横截面数据”，因为我们观察到，武汉封城期间，尤其到了中期后，社会心态变化非常快。刚开始封城时，由于事发突然，前期的应急响应、物资调配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封城充满了不确定性，当时网络上一片责难声，很多人出现了焦虑、悲观、恐慌，甚至愤怒的情绪，社区工作者也都在摸索阶段，既忙碌又被动。然而，就在封城的三四周之后，政府防疫的系统性措施陆续实施，有效的基层防线也逐渐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平复，抱怨减少了，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在奉献，积极的声音开始变多。所以我们就想在封城中期尽快收集好信息，截取社会的一个时间切片来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抗疫的过程，以及思考将来如何再次应对都很有启发。在很多人的眼中，大家会觉得当时政府做得还是不够好，但至少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基本面上我们认为还是做得很好的，当然不排除有不足。在我们的大量访谈中没有见到太多抱怨的人，初始阶段的负面情绪可以理解，不过大灾当前，随着事态的发展，社会心态也在学习、反思中变化，这可能是我们最初设计问卷时没有想到的。澎湃新闻：调查中，研究团队观察到的各社区服务工作之间的差异有哪些？缪佳：武汉社区种类很多，疫情期间，社区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个详细的列表，但在执行时每个社区差异还是很大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前期的基础工作，我们观察到，一是前期基础工作较好的小区，居民更容易理解和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居委会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有居民在业主微信群里说，孩子想画画，家里没纸了，谁家有打印纸可以分享？很快，社区网格员就回复说，我这里有，你要几张，刚好等会要去送菜给你带过来。这个工作其实已经超纲了，但工作人员本身具有积极主动性。同样，也经常会看到这个社区的居民站出来力挺社区工作人员。这种互动和服务就比较全面细致。二是在平时的管理和服务中，居委会就应该摸清社区的“家底”，否则真到疫情来了，从头收集信息是来不及的。连基础信息都不掌握的话，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争取居民配合和动员社区资源都是很困难的。三是社区的抗逆能力和抗疫表现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力、态度和工作热情都有强关联性。基层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社区的工作人员总体偏年轻化，大部分来自公开公正的社会招聘，这样的团队遇到突发情况时反应比较快速。而那些工作人员结构比较老化，且存在通过不是特别透明的途径招聘进去的人员，动员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我也听说有的社区什么都不做，就在门口放个测温仪，拦着不让外人进出的。此外，社区工作人员的差异还和社区之上的街道、行政区层面的领导如何参与防疫工作有关。我接触到的好几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的领导也站在最前线，因为领导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大家工作就很有积极性，这是超越社区之外的力量。要让社区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更宏观、更上层的支持。澎湃新闻：在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和故事？缪佳：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居委会开始人手不够，于是许多居民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帮助左邻右舍。其中，一位外卖配送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封城后因为回不去老家，他就索性一直留在武汉工作。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给医院送餐的订单，还收到附加的100元额外打赏——医院周围是武汉感染风险最高的地带，当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外卖员发现，下单的女士其实并不认识医院里的任何人，只是看完新闻后深受触动，决定为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做点什么。这位女士后来一直时不时地为医院下单，并额外打赏骑手。一天，她给了这位骑手三个N95口罩作为配送“小费”。骑手十分惊喜也充满感激，因为当时N95口罩非常稀缺。而女士告诉骑手，这些口罩是一位医生为感谢她订餐而送她的礼物。这位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医生自己两天才换一次口罩，但还是尽力省下口罩送给她，而热心女士觉得骑手比自己更需要它们。这三个人，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但是危机面前，大家都在为他人着想。这位骑手深受感动，为了将善意继续传递，他决定加入志愿者团队。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这位外卖骑手一样，起初犹豫不定，但随后纷纷被网上的新闻和故事激励，被左邻右舍和素不相识之人的慷慨相助打动，坚定地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即便多数人都居家隔离无法外出，他们依然通过微信给予彼此精神支持，协调各项事务。他们的付出与努力温暖了别人，也鼓励了自己。我记得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们，“还好做了志愿者，不然这70多天憋在家里，我可能都要抑郁了”。志愿者工作给予他们的归属感，彼此间的联结、信任与善意，对于缓解焦虑、增强信心十分有效。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自一位下沉干部。一开始他对于下沉到社区去做一线的工作是不理解的，一方面年纪比较大也害怕被感染，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一定级别，对去做服务工作比较抗拒，所以下沉的日期一直往后推。不过慢慢地，他看到周围人在朋友圈里分享在一线的故事和感受，他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好像不参与就被排除在这个事业外面了。当他下到社区，真正跟一线人员站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他越做越愿意奉献。他在访谈里说，其实自己是一个觉悟不太高的人，能参与这次抗疫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转变后，他也还见过其他下沉干部刚到社区时有怨气、态度敷衍，但是他说很理解，因为自己之前也是这样的，总要给他们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反映出了当时一些体制内干部的心态，这场大难过后让他以这样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态度的转变，对于我来说印象也蛮深刻的。还有很多点滴的故事。可以说，这个项目是我目前职业生涯中，学术和精神上收获最大的研究之一。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不仅要加班还要应对令人压抑的疫情的消息，但我碰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帮忙。社区工作者们在繁重的工作中还挤出时间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们每天睡不到6小时，还愿意花几个小时跟我分享社区的故事及他们的感动和困惑；许多调查员主动要求把他们的酬劳捐赠给需要帮助和为武汉付出过的人，大家的奉献和团结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澎湃新闻：防疫常态化后，对于社区平时的工作，有哪些增强“抗逆能力”的建议？缪佳：从整个研究的发现来说，确实有一些事是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并且应该做起来的。第一，我们需要建立社区基础资料库，并对前期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社区治理和服务是建立在对社区基础信息的细致了解基础之上的。在疫情期间，大部分社区已经摸清了辖区的基本资料，也搭到了社区的“脉”。每个社区特点不同，有的社区老年人多，有的社区年轻白领多，有的则是流动人口多，大家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怎么和不同群体打交道、哪些是可以动员的资源，这些经验都需要总结，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危机挑战。第二，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需要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和共享。我们要想办法激发居民的自治热情和能力，鼓励大家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让个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被实现，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搭建邻里之间的纽带，激发居民对于社区的关心和责任感，增强主人翁的感受。据我所知，一些居委会已经在尝试了，它们从一些小的活动开始，例如：在社区微景观改造的过程中邀请居民参与决策。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让居民有了参与感，还减少了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路径来促进多元、广泛的社区社会参与。第三，在社区层面，我们还可以通过改造物理环境，促进居民间的交流互动。比如，可以开拓社区的公共绿地空间、活动中心、休闲娱乐设施，让人们愿意走出家门，在社区里停留，和邻居说说话。有些邻里交流可能不是很深入，但能够有效地促进相互了解和社会信任。这些丝丝缕缕的联系经过长期积累，就能织成一张社区的安全网，危机来临时，社区自然也扛得住。(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红网时刻岳阳8月7日讯（通讯员 宋俍）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月刊《研究与决策》2019年第6期刊发文章，推介岳阳市岳阳楼区“群英断是非”社区治理工作经验。该文以《创新群英断是非 巧解群众烦心事》为题，围绕奇家岭街道“群英断是非”社区自治模式中“谁来‘断’”“‘断’什么”“怎么‘断’”三个内容展开。创刊于2011年的《研究与决策》，是经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心区域经济研究处具体承办的内部刊物。该刊物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为重点，传播全省经济社会研究优秀成果，增进政策研究咨询工作交流，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岳阳楼区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走出了一条社区网格化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居民自治“三合一”的社区治理服务新路子，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在此基础上，2017年奇家岭街道创新开展的“群英断是非”工作模式，有序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现已成为全区居民交口称赞的社区自治“品牌”。该治理模式曾先后被湖南卫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