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研究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章亚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目前正接受晋中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章亚南简历：章亚南，女，汉族，1964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至1988年4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干部学校工作;1988年4月至1998年1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公司第四分公司团委副书记;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太原高等电力专科学校教师;1999年3月至2005年8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2008年3月至2017年1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总编;2017年12月至今，山西社会科学报刊社副社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法定代表人;期间，2008年11月至今，兼山西省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兼《生产力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晋中市纪委监委)

日前，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结果在京揭晓，全国共有45篇(组)文章入选。我院主管主办的七家期刊参与了此次活动，共申报参选文章19篇(组)，其中有四家期刊推荐的4篇(组)文章入选，分别是《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刊发的《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笔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刊发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七十年的主线和成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刊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境界》、《百年潮》2019年第10期刊发的《难忘的上甘岭战役》。“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是优秀出版物宣传推介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引导广大期刊坚持正确办刊方向，进一步提高主题宣传质量。此次入选文章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宣传党史国史军史和英模人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旋律响亮，体现“时度效”要求，有深度、有温度、接地气，题材角度、策划手法、表达方式等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集中体现了期刊界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成果。(供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期刊出版处)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发表途径。科研成果水平有高下。最直观的展现就是能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目前，为了便于评价论文的高低，国家相关单位会对刊物进行测评，给刊物制定排名等级。好的刊物就会被纳入北京大学的核心目录或者是南大的核心目录。Cssci期刊目录整体公正，部分名不副实南京大学的核心目录现在是多数学校比较认可的一个评价目录，是受教育部委托制定的一个期刊测评机构制作的目录。核心的力量这个目录中的多数期刊水平非常好，学界都非常认可的。上面发的论文呢，也是水平较高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论文，我们很多人看过之后，也感觉水平平平，并不是一定非常的出众。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南大核心目录有意见的一个重要地方。核心意味着是水平高的一个体现。但水平一般的论文也可以发表在上面那我们感觉就对这的排行排名产生了质疑。在学界往往流传着一些刊物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丢失，会到南京大学做公关工作。发文难，发文不公平，导致青年科研人员积极性下降学术往往需要积累。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那些教授和拥有明显的高级科研人员水平较好。而且在交流过程，也掌握了很多的学术资源，发文也会相对的容易些。科研有不公平的现象因为有研究基础，期刊也会对他们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对于他们的科研水平的把握更准确，便会主动地跟他们约稿，这样的情况下期刊优先考虑发那些已经得到水平验证的老教授们、专家学者们的论文。比较之下，那些青年科研人员就会面临很大的发文难度。尤其很多学校和单位都会对青年教师和博士生有科研考核。博士生一般发两篇cssci（也就是南大核心）期刊论文。多半博士生没有办法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cssci核心目录期刊上能够发表论文的人。再就是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是高校之中科研单位之中重要的科研力量，是未来的科研主力。但发文难，使得他们科研积极性会被抑制。不公平的期刊发表状况和低效率的期刊审稿等问题也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热情。科研就是生产力更关键的是，他们的生活也因为论文减少，或者论文难以及时发表，没办法提职称，没有办法提待遇。他们会过得非常的清贫。科研往往是科研人员的生产力体现没有生产力，没有产品那样学校。单位可能就会有理由不给予相应的待遇。代写代发论文而且发文难的情况下，很多人还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去谋利很多核心期刊会在市场上出售发文名额，这就是说明市场已经开始对科研这一块儿市场进行商品开发进行合作。代写论文代发论文在社会上已经是一个被人们所熟知的话题，这就说明这样的考核和发文问题很严重。期刊论文数量在减少，原因就是为了排名科研人口在增多，国家扩招研究生，这是大战略。这意味着发文难度越来越大，期刊数量是一定的，而科研人员在增多，那科研产出也就增多，而科研产出没有办法面向市场期刊就是市场没有面向市场那就是废物，那就废品。你看，为什么会控制呢？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科研水平的严谨性宁缺毋滥。当然好东西都是稀缺的，不可能让人人都可唾手可得。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从2010年开始到今年2020年。ccr的论文发文数量直线下降，减少了近50%，这是为什么呢？cssci15年发文数量变化图据行内人士分析，这应该是期刊们却为排名，刷数据，减少篇目数量，拉长论文篇幅。这样以来，一个刊物一年发文的数量就会非常小。如果有人转引有学界认可的话，那么它的分子就会增大而在分子增大的情况下，分母减小，对于他的比率，提升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期刊能够掌控的就是他的发生数量，而不是转引量。转引是学界的一个动态的认可。数量越多越好，但这不是期刊说了算的！他们要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文数量，所以我们说，2010年到现在发生数量出现直线下降，或许未来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排名出现之后，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变的可能还有考核机制当然，我们相信cssci目录制定单位的公正公平。但是，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南京大学期刊考评中心应改变考评标准，期刊数量和质量要有比例，不能只看比率，不管数量。为国科研发论文，就应该跟国家发展，文化发展，学术发展大趋势和基本方略一致！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最初是为了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论文索引的工具，发表国际论文的示范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推动者，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核心评价指标。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不是SCI，而是异化它的力量。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功能完善的科学文献检索工具，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从本质上说，期刊和所发表的论文只是SCI的统计样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论文索引(Index)，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SCI对于科研人员查阅最新文献、减少期刊订阅成本、追踪国际科技前沿以及具体的课题研究时有较大的帮助。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SCI原来的本质功能逐步衰减。然而，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在某学科内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时指数等量化指标来对期刊、论文等进行排行的功能，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当时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学术圈子非常小，评审不够严谨，主观性太强等。当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科技界放眼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并在之后被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渐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当时的SCI给我们提供了科技评价客观的尺子，历史地看，是一种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SCI逐渐被神化，在科技评价中，唯SCI、ES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ES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与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对于科研整体的误导和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第一，SCI“偏科”严重。不同学科情况不同，SCI无法“一概而论”。由于SCI侧重基础科学类期刊的收录，因此主要适用于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即便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论，有的偏应用，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此消彼长之下，学科内部的发展也会出现极大不均衡。这种忽视科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界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仅仅以SCI为风向标的功利性倾向完全异化了科研的目的。不仅如此，学者需要发表SCI论文，高校也需要SCI数量光环加持。可以说，SCI、ESI等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和格局。第二，用确定的时效绑架了不确定的科研产出。正常的科研活动需要做深入研究并长期积累，如果用SCI论文发表的时效、数量来评判，那科学史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会被“淘汰”。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年59岁的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为例，作为55年以来该奖项唯一的女性获奖者，她仅有6篇论文代表作，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还只是发在影响因子1.0左右的学术期刊上。第三，引用率准确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质量成正比。然而，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关的论文，不仅引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后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成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经受起长期考验的科学成果，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第四，英文期刊占比过高造成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这就使得英文语种期刊之间和论文之间有很高的引证率，影响因子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他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则相对较低。由于SCI期刊较少收录中国期刊，因此很难用SCI这个评价标准涵盖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无法用SCI评价。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个别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发表载体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SCI是如何被扭曲的科技评价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到有一定数量指标作参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重视数量指标导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这些年对科技评价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报刊文章和论文很多，政府部门的文件意见也发了不少，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以论文评价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归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单一，或者说只有评上某个级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证。社会上经常质问，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治病，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因为单一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外科医生要评上职称，才能长待遇，制度上没有为外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设计出其他合理增长待遇的渠道，他们也只能按要求拼论文。第二，在文化上我们往往追求显性的公平。显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数量指标比较，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数据容易计量，容易比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数据来比较，用定性估计说谁的水平高，职称判评给谁，也许评审人是出于公心，但难免有人就有认为你有猫儿腻。第三，现行的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受益团体。对于从事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人，对于善写和易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明显有利，期刊出版界明显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现行的评价方法，目前还看不到谁是明显的受益方，当然，分类评价更公平，对国家科技发展有利。第四，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勇于担当的领导少。口头上或认识上，不少领导都看到了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产生的弊端，有些评价方法的改革，其实就是部门或单位领导下决心即可，但有些人还是犹豫不决。譬如：很多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以论文相关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对学科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但校长有权却很难下决心改变这种数量评价方法。很现实的问题，如，某个学校想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但我们学校改了，其他学校不改，我们排名下滑怎么办，校长能向学校交代吗？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很多项目评审组仅仅根据申报材料里的SCI论文数目和引用数量就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同时，众多学者的“帽子”、收入也与这些数量指标关系甚大，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在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奖金更高……上述种种，自然就出现了“SCI崇拜”的怪圈。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这其实也就解释为什么“唯论文”会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SCI崇拜”不破 新评价体系难立中国科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科技评价机制能否成功确立，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点：首先，应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的综合评估，应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着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而且更应包括其多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学术界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当然，造成对SCI等指标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驱动，因此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从上下游系统的斩断这种链条，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和科技评价机制。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应该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一些打着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的噱头，却因为某些评审看不懂国人的优秀研究论文连连拒稿，导致论文作者改投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封面报道的反转事件时有发生。国内科技期刊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钻研如何被SCI收录，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编委和评审，让优秀论文通过期刊真正体现出它的科研价值，才是迈向一流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为中国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科研管理机构不再盲从SCI了，学术期刊不再打破头挤进SCI了，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才能达到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及保有科研数据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作为学术论文的出口和重要终端，本土学术期刊能否崛起将成为确立中国特色新时代科研评价标准的关键一环。最后，过度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从国家角度来说，由于国内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期刊去发表。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是个大问题，应该要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去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破除“四唯”“五唯”的专项行动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等多维评价机制的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志民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赫】

应广大粉丝的要求，梅小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适合有经济学相关学科背景的同学和老师们投稿！如果你喜欢“SSCI投稿经验系列”，欢迎留言评论，和梅小森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期刊，我们会全力帮你一探究竟。今天梅小森给你介绍的是《 Asian Economic Journal 》《亚洲经济杂志》《亚洲经济杂志》详细介绍了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广泛主题，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家研究。它是理论家、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之间进行辩论的论坛，并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导向型著作。《亚洲经济杂志》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研究。对于那些对亚洲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使《 亚洲经济杂志》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源。......期刊官网：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78381那么被这本期刊收录的论文选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下面，梅小森就为大家找来了《亚洲经济杂志》最近发表的成果！梅小森选的这两篇论文都很有实际运用价值，希望给大家启发。附上最新期刊目录：梅小森了解到《亚洲经济杂志》近期的论文选题包括：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全球失衡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灾害经济学印度尼西亚经济经济学专业和教学交流汇率和货币危机金融机构和市场企业行为粮食和农业政策增长和生产力家庭行为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供应链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贫困与收入分配公共部门服务部门腐败与发展......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将持续更新，敬请期待！另外，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与经济管理国际会议正在广泛征稿，会议论文集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不要错过！“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和经济管理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将于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以网络在线形式召开，大会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研讨的高水平平台来分享他们的卓越成果，探索研究领域内的热门问题，交换新的经验和技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都将由会议技术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将由梅森出版集团（Mason Publish Group）正式出版，并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官方邮箱Email：ICCIEM2020@163.com完整版《私募股权特征、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韩国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工资差距无关》

高校办学术期刊应突破“校名+学报”的命名模式，把优势学科资源和发展基础转化为办刊优势，邀请优势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组稿专家来吸引优质稿源，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向中国青年网记者透露，今年将向大会提交《关于推动高校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图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本人供图朱永新分析称，高校学术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最主要的三大出版系统之一，推动我国高校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对于聚焦国家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和重大专项，引领和带动原始创新研究、工程应用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批量产出，培养高校科研人才队伍，提高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意义重大。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和竞争力强的高校学术期刊。但是，高校学术期刊中仍然存在着“全、散、小、弱”问题，低水平发展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善。朱永新表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很多高校都办学报，都是多学科、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趋同性高，没有特色；二是高校学术期刊在学科、地域等方面布局是分散的，虽数量众多，但管理粗放、运营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益，整体影响力弱；三是高校学术期刊普遍人员少，发行量小，体量不大；四是学术期刊出版质量差、整体实力弱，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不强，高水平期刊、高水平论文与国外相比有数量级上的差距。朱永新强调，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质量较差，导致优质稿源、一流作者大量外流，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严重受制于人。我国SCI收录期刊论文产出规模小，高水平论文不多，且仅有9%在国内SCI期刊上发表。我国科技期刊没有“走出去”，国际影响力较弱，是学术期刊大国，不是学术期刊强国。此外，我国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方面超前性规划布局不足，数字期刊平台还比较落后，CNKI尚不具备与ESI、Scopus等竞争的水平。那么，如何破题高校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问题？朱永新给出四个建议。他表示，应推动高校综合性学报向专业性、学科性刊物转型。以重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高校学术期刊集群为目标，调整高校学术期刊的整体布局和结构，分类分块支持，避免同校、同行业期刊的重复雷同。具体而言，“高校办学术期刊应突破‘校名+学报’的命名模式，把优势学科资源和发展基础转化为办刊优势，邀请优势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组稿专家来吸引优质稿源，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应促进高校学术期刊集团化发展。朱永新分析说，对高等院校主管主办、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期刊编辑部进一步实施体制改革，对各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进行资源整合，支持鼓励实力较强的出版单位、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参与高校学术期刊股份制改革，通过并入、新建等方式整合成跨行业跨领域跨媒体经营的现代出版集团，切实有效地把改制后的学术期刊资源集中起来，着力解决主管主办单位如何作为、编辑部何去何从、编辑人员如何安置等问题。应加快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朱永新建议，落实数字化出版模式，引导作者用多媒体的形式，更加全面、准确地表达科学思想和科技成果，促进论文写作方式和发表方式的变革，提高科技论文发表的效率和效益，从而使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数字平台的支撑作用和教育系统的技术、人才优势，充分利用高校的基础条件，整合分散的科技期刊出版资源，形成合力打造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品牌影响力的、全新的学术论文发表平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及学术交流监管平台。此外，朱永新还认为，应强化学术评价的引导作用。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学术水平及学术标准评价体系，特别是有利于重点期刊、重点栏目产生的国家级评价体系，从而为一流期刊脱颖而出提供参考依据，为高水平专业期刊的产生提供基础条件。来源：青小小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最初是为了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论文索引的工具，发表国际论文的示范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推动者，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核心评价指标。 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 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不是SCI，而是异化它的力量。 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功能完善的科学文献检索工具，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从本质上说，期刊和所发表的论文只是SCI的统计样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论文索引（Index），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SCI对于科研人员查阅最新文献、减少期刊订阅成本、追踪国际科技前沿以及具体的课题研究时有较大的帮助。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SCI原来的本质功能逐步衰减。 然而，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在某学科内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时指数等量化指标来对期刊、论文等进行排行的功能，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当时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学术圈子非常小，评审不够严谨，主观性太强等。当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科技界放眼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并在之后被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渐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当时的SCI给我们提供了科技评价客观的尺子，历史地看，是一种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SCI逐渐被神化，在科技评价中，唯SCI、ES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 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ES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 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与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对于科研整体的误导和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SCI“偏科”严重。 不同学科情况不同，SCI无法“一概而论”。由于SCI侧重基础科学类期刊的收录，因此主要适用于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 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即便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论，有的偏应用，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此消彼长之下，学科内部的发展也会出现极大不均衡。这种忽视科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界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仅仅以SCI为风向标的功利性倾向完全异化了科研的目的。 不仅如此，学者需要发表SCI论文，高校也需要SCI数量光环加持。可以说，SCI、ESI等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和格局。 第二，用确定的时效绑架了不确定的科研产出。 正常的科研活动需要做深入研究并长期积累，如果用SCI论文发表的时效、数量来评判，那科学史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会被“淘汰”。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年59岁的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为例，作为55年以来该奖项唯一的女性获奖者，她仅有6篇论文代表作，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还只是发在影响因子1.0左右的学术期刊上。 第三，引用率准确性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质量成正比。然而，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关的论文，不仅引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后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成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经受起长期考验的科学成果，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 第四，英文期刊占比过高造成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 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这就使得英文语种期刊之间和论文之间有很高的引证率，影响因子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他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则相对较低。由于SCI期刊较少收录中国期刊，因此很难用SCI这个评价标准涵盖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 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无法用SCI评价。 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个别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发表载体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 SCI是如何被扭曲的科技评价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到有一定数量指标作参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重视数量指标导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这些年对科技评价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报刊文章和论文很多，政府部门的文件意见也发了不少，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以论文评价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归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单一，或者说只有评上某个级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证。社会上经常质问，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治病，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因为单一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外科医生要评上职称，才能长待遇，制度上没有为外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设计出其他合理增长待遇的渠道，他们也只能按要求拼论文。 第二，在文化上我们往往追求显性的公平。显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数量指标比较，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数据容易计量，容易比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数据来比较，用定性估计说谁的水平高，职称判评给谁，也许评审人是出于公心，但难免有人就有认为你有猫儿腻。 第三，现行的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受益团体。对于从事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人，对于善写和易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明显有利，期刊出版界明显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现行的评价方法，目前还看不到谁是明显的受益方，当然，分类评价更公平，对国家科技发展有利。 第四，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勇于担当的领导少。口头上或认识上，不少领导都看到了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产生的弊端，有些评价方法的改革，其实就是部门或单位领导下决心即可，但有些人还是犹豫不决。譬如：很多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以论文相关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对学科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但校长有权却很难下决心改变这种数量评价方法。很现实的问题，如，某个学校想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但我们学校改了，其他学校不改，我们排名下滑怎么办，校长能向学校交代吗？ 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很多项目评审组仅仅根据申报材料里的SCI论文数目和引用数量就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同时，众多学者的“帽子”、收入也与这些数量指标关系甚大，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在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奖金更高……上述种种，自然就出现了“SCI崇拜”的怪圈。 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这其实也就解释为什么“唯论文”会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SCI崇拜”不破 新评价体系难立中国科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科技评价机制能否成功确立，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应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的综合评估，应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着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而且更应包括其多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学术界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 当然，造成对SCI等指标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驱动，因此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从上下游系统的斩断这种链条，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和科技评价机制。 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应该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一些打着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的噱头，却因为某些评审看不懂国人的优秀研究论文连连拒稿，导致论文作者改投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封面报道的反转事件时有发生。国内科技期刊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钻研如何被SCI收录，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编委和评审，让优秀论文通过期刊真正体现出它的科研价值，才是迈向一流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为中国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科研管理机构不再盲从SCI了，学术期刊不再打破头挤进SCI了，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才能达到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及保有科研数据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作为学术论文的出口和重要终端，本土学术期刊能否崛起将成为确立中国特色新时代科研评价标准的关键一环。 最后，过度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从国家角度来说，由于国内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期刊去发表。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是个大问题，应该要得到根本改变。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去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破除“四唯”“五唯”的专项行动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等多维评价机制的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 （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继大公司、政府机构和政党遭受攻击之后，科学期刊——可能会成为大规模复杂黑客攻击的下一个受害者。近期，《纳米粒子研究杂志》（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发布编辑声明（Editorial）称，期刊受到了“有组织的编辑网络”的恶意攻击：骗子黑进系统，投递了80篇伪造同行评审意见的论文。当期刊发现的时候，其中19篇已经发表。以下为部分声明内容：“2019年9月，我们收到了一份关于“纳米技术和物联网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Role of Nanotechnology and Internet of Things in Healthcare）的特刊提案。随后我们非常及时地找到了这个提议，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份提案写得非常好，并附有一长串可能的投稿者，他们的联系方式和电子邮件地址。这期特刊显然是由来自德国和英国知名机构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杰出科学家提出的。因此，期刊接受了这份提案，在编辑管理系统中创建了特刊，开放了投稿通道。几个月后，我们开始看到大量投稿的手稿，其中一部分被本期特刊接受。一开始，我们很高兴这个特刊吸引了许多社区的意见和兴趣。然而，当我们开始查看提交的稿件时，我们很快注意到大多数稿件质量很低，或者不符合特刊的主题。当然，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但已经太晚了，因为80份投稿中有19份已经被接受和/或发表。我们立即开始对所有提交的文件进行内部调查，并直接发现提出特刊的所谓著名学者与此事毫无关系。这个有组织的组织使用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来攻击和操纵同行评审过程。更准确地说，在2019年8月，他们购买了一些与所谓的大学地址非常相似的域名(目前已过期)。唯一的区别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univ”和“-ac”作为后缀，而不是“uni”；“-ac.uk” 则换成“.ac.uk”。服务器地址也和这些研究机构实际使用的服务器不同。谁能想到科学家们会走到那种地步，也就是，组织一个完整的流氓网络，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一个合理而有趣的特刊，只是为了发表几篇文章？除了客座编辑身份的问题，我们和施普林格自然研究完整性小组(RIG)还发现了同行评审报告和同行评审身份的异常。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有组织的网络，这个网络试图——在这个案例中成功地——渗透到科学期刊中，目的是轻松地发表想要在受人尊敬的期刊上发表的伪科学家或生产力较低的研究人员的手稿。”更糟糕的是，当期刊着手调查的时候，那些投稿邮箱许多已经过期，也就意味着联络不到“投稿作者”了。在声明的最后，《纳米粒子研究杂志》表示，已经实施更严格的流程来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出版方也希望通过公布这次事件，为科学出版同行提供经验教训。编译/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参考资料：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051-020-05094-0https://indiainternationaltimes.com/hackers-scam-research-journals-peer-review-process-get-19-papers-published/4703

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结果日前在京揭晓，45篇（组）文章入选。“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是优秀出版物宣传推介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引导广大期刊坚持正确办刊方向，进一步提高主题宣传质量。此次入选文章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宣传党史国史军史和英模人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旋律响亮，体现“时度效”要求，有深度、有温度、接地气，题材角度、策划手法、表达方式等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集中体现了期刊界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成果。这45篇（组）入选文章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是》，2019年第7期；《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笔谈）》，《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追寻领袖走过的足迹》，《党的建设》，2019年第9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境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历史视域中的人民旨归——改革开放坚持的价值向导》，《求索》，2019年第3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1期；《逐梦图强启示录》，《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39—40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8期；《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尊重与融入——绿色发展中的追求》，《人民画报》，2019年第7期；《一号文件解读》，《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3—4期；《脱贫攻坚重塑乡村治理》，《半月谈》，2019年第20期；《共同书写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当代党员》，2019年第1期；《全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8期；《一场提升监督本领的学习革命》，《党风廉政建设》，2019年第9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七十年的主线和成就》，《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沃野千里 磅礴伟力——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三农”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农村工作通讯》，2019年第19期；《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专栏》，《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新中国历史学70年” 笔谈》，《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让画动起来——共和国动画七十年”专题》，《传记文学》，2019年第8期；《经济进化中的民间力量——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观察特辑》，《浙商》，2019年第19期；《“我”家70年 小日子的大发展》，《年轻人》，2019年第10期；《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认同》，《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名家笔谈·纪念古田会议90周年》，《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难忘的上甘岭战役》，《百年潮》，2019年第10期；《两弹一星 大国俱乐部入场券》，《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2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银幕上的新中国时刻》，《中国银幕》，2019年第10期；《中国921》，《神剑》，2019年第1—6期；《寻找共和国的老英雄》，《老人春秋》，2019年8—12月；《阻击埃博拉》，《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劳模价值链》，《当代工人》，2019年第5期；“村小人生”系列：《恰似你的炉火》《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辽宁教育》，2019年第9期、第12期；《走进港珠澳大桥，寻访大湾区优秀青年》，《黄金时代》，2019年第2期；《青年讲师团 打造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轻骑兵”》，《中华儿女》，2019年第18期；《美丽乡村中的别样芳华》，《天津支部生活·党建版》，2019年第5期；《回到良渚——对话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报道》，2019年第9期；《长安寻唐》，《女友》（家园版），2019年第5期；《一曲黄河八十年》，《国家大剧院》，2019年第11期；《爷爷的新童年》，《我们爱科学》，2019年第38期；《蹲点老区访初心》，《南方》，2019年第14期；《我们的村》，《当代陕西》，2019年第22期；《核桃增产 农民增收》，《今日新疆》，2019年第12期。（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