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深圳在职研究生

据南方网29日消息：近日，中央批准，黄宁生同志任广东省委常委，郑雁雄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黄宁生此前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名第二。他出生于1962年12月，曾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2013年，他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院长转任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2017年7月，黄宁生被任命为副省长，由此晋升副部级。根据分工，目前他负责教育、科技、民政、体育、参事、文史、信访、外国专家、地方志方面工作。分管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厅、民政厅、体育局、参事室、地方志办、科学院、社科院。与黄宁生同日晋升广东省委常委的郑雁雄，出生于1963年8月，也长期任职广东。早期他曾在共青团广东省委、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汕尾市等地工作，曾先后任汕尾市长、市委书记，主政汕尾5年时间。2013年，郑雁雄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去年5月，他转任广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去年10月，郑雁雄以广东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亮相公开报道。原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江凌在去年7月已调任河南省委常委。在去年12月，广东省委高层也有调整：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叶贞琴任广东省委常委。去年10月，广东省委副书记任学锋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在调任重庆前3个月，任学锋还卸任了广州市委书记一职。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硕辅调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叶贞琴去年由原农业部副部长“空降”广东任副省长。此前，他长期在原农业部任职，曾任办公厅主任、副部长等职。黄宁生简历黄宁生，男，汉族，1962年12月生，河南上蔡人，199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0—1984年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系地质学专业学习1984—1996年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综合地质教研室教师、副主任、主任（其间：1987.09—1991.06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构造地质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2.09—1996.07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1996—1999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1999—2001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2001—2005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05—2007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2007—2009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09—2012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局级）、党组成员2012—2013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院长、党组成员2013—2014年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省科学院）院长、党组成员2014—2017年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2017—2019年　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9— 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郑雁雄简历郑雁雄，男，1963年8月生，广东汕头市潮南区人，汉族，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1979.09—1984.07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中医医疗专业学习；1984.07—1992.09广州中医学院政治辅导员、团委副书记、书记，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1992.09—1993.12共青团广东省委青工部部长、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1993.12—1998.03共青团广东省委常委、城乡部部长（1995.10-1998.6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8.03—1998.12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副秘书长；1998.12—2002.01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秘书长；2002.01—2005.01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9-2003.1参加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2005.01--2007.01汕尾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5.7-9参加省委组织部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2007.01—2008.08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08.08--2008.12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2008.12--2009.01汕尾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2009.01--2011.08汕尾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2011.09—2013.06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13.06—2018.05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18.05—2018.10，广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2018.10—2019.01，广东省委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

自从3月份以来，国家线已经上过很多次热搜了。这不，国家线又上热搜了。正当大家在期盼国家线公布的时候，有网友说收到了研招网的短信。短信内容为：根据最新消息，教育主管部分和各高校正调研制定网络复试和传统服饰的结合方案。另外国家线至少要等半个月才能公布。半个月……大约是四月四日以后公布国家线。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咱们评论区见！除了国家线，大家还关心的问题就是线上复试还是线下复试的问题，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院校都是在做线上线下两手准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认真备考，提升实力。当考研遇上疫情，国家线不出，复试推迟，我们应该怎么备考复试呢？(点击可看)这个时候有人欢喜有人愁，还有很多同学说，根据历年国家线，我的考试成绩远远不够，不能参加复试，我要怎么办呢？一、“二战”，来年重新报考初试成绩未达到国家线也就意味着本次考试失败，而且考试每年仅有1次机会，而且考试成绩仅在当年有效，所以考生只能来年重新报考。未达到国家线的考生可以总结失败经验，调整学习方法，合理规划学习，继续备考。　二、选择其它考研方式大家完全可以选择在职研究生。2020在职研究生现在正处于春季招生中。2020在职研究生有同等学力申硕、非全日制研究生和中外合作办学硕士三种方式。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1、同等学力申硕同等学力申硕是免试入学，同学们无需参加入学考试，只要满足条件即可参加研修班学习，后期满足本科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可以参加申硕考试，考试通过获得学位证书。招生院校：通过同等学力申硕方式招生的院校基本上都是知名院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科院心理所、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等等。　2、非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是考试入学，报名时间和全日制研究生相同。很多同学以为2020非全日制研究生不能报考了，其实，现在还有部分院校还可以报名，并且是免试入学，先学习后期参加统考。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MBA、中国政法大学MBA、吉林大学护理学等等。3、中外合作办学硕士中外合作办学硕士是免统考，同学们只要参加院校自行组织的入学考试即可，后期可以获得国外学位证书。证书经过认证后，证书使用效力等于国内双证。招生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沈阳工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等等。综上，考研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不要灰心，其实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你上研究生。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可以进入院校学习，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目前，2020在职研究生正处于招生中，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小程序查看招生院校和专业的招生简章等详细招生信息！另外，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更多文章！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成绩未达到国家线怎么办？考研选对报考方式，大专可报，还可积分落户，还敢说考研没用？

文｜龙凤铭或许我们的专业不是营销，但营销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必备技能；或许我们对营销不太感冒，但营销已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或许我们对营销有所疑虑，但营销被誉为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捷径；所以说营销已经成为很多人梦想的职业。虽说如此，但是人们对从事营销工作却往往望而却步，一方面因为社会一些所谓的“营销员”一直打扰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营销产生了很大的偏见；另一方面因为营销虽然入职门槛低、就职机会多，但是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营销工作者却非常不容易，成为一个卓越的营销工作者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如此，营销的魅力却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有志者，包括现在正在阅读此文的您，因为你们知道“有志者事竟成”。是的，有志向的人，做事终究会成功。多年前，我也跟大家一样，下面来听听我的故事：我出生于八十年代 ，来自于湖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虽然没有挨过冻、受过饥，但我清楚地记得：土砖瓦顶的房子、皮肤黝黑的父母、一望无边的农田、缝缝补补的衣服以及父亲长年的胃痛。那一年，当我长期以班级前三的好成绩成为学校中的佼佼者时，面临的却是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的命运。当攥着家里好不容易凑齐的路费，背着彩色条纹的蛇皮袋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后面的路只有靠自己走了，但是路在何方，我却不知道，因为那一年我不满十八岁。社会的第一站到的是深圳，举目无亲，一切从零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型机械厂成天把手泡在机油里看机械，每天工作13个小时；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台资制造型企业从前台做起提升到业务助理、再后来毛遂自荐做了业务代表，真正跨出了营销的第一步；一年后通过偶然的机会到了一家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从国际业务员做起提升到了客户经理；最后受聘于一家刚起步的民营服务型企业从业务经理提升到总经理助理再提升到营销总监、副总经理，见证了一个企业质的飞跃，也真正让自己更系统地了解了营销并爱上了营销。这样前前后后、风风雨雨十几年，其中有许多辛酸的泪水，但更多的是快乐的笑容，每一个客户在我心目中都非常珍贵，因为从相识、相知到相通，都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今我已是一个企业的领航者，闲暇之余用一年半的时间，将十余年从事营销的实战笔记进行了整理、分析、总结，今天借此文分享给大家。营销人员的成长共四个阶段：启蒙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升华阶段，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将每个阶段用一个字来进行了概括，以便于大家理解，详细情况如下：启蒙阶段：处于启蒙阶段的我们，一切都为零，所以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做”，我把它称之为营销启蒙之法。为了便于大家记忆，我在此将做字拆开来理解，即以时刻站在一旁学习的态度，成为“三故”精英。何为“三故”：树立正确的态度，找到自己做营销的真正“缘故”，努力让自己提升成为大家的“典故”，同时不管何时都要坚持“温故”，详细如下图所示：成长阶段：营销人员成长之路，无速成之说，但并不代表无道可循，营销之道即是用“心”，用心提升自己、用心经营客户，就能通向成就营销梦想的阳光大道。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记忆，我从“心”字出发给大家总结了营销人员成长之道：一套总流程和三个关键点，详见下图：这样大家只要一看到“心”字就能从“心”出发并联想到在此阶段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成熟阶段：营销人员成熟之宝， 即是“合”， 那就是“合”作，与团队成员合作；与客户单位合作；与大供应链合作。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到了成熟阶段，我们就真正踏上了营销管理者的行列，是从“律己”到“律己并且律他”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微小，“小团队（意指本部门）”、“大团队（意指本公司）”、“大组织（意指上下游）”、“大供应链（意指整个生态环境）”的作用则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大。我们从“合”字出发，为便于大家记忆，提炼出“合”的两个要点：一个团队、统一口径，详见下图：升华阶段：营销人员升华之魂为“授”，我们从“授”字出发，为了便于大家记忆，提炼出“授”字两个要点：一手、“四授”，详见下图：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人生无处不营销，我们不要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它，而是要乐享这个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地去展现自己的价值；同时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营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抓住每个阶段所要做的核心事情，并全力以赴去做好它，你就能成为营销高手。当然如何抓住核心的事情，需要的是我们顽强的学习力。在自己的从业生涯中，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专业、更自信，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上班之余通过自考完成了大专、本科，甚至在同济大学读了在职研究生，目前中国社科院博士在读。在这期间非常苦，但同时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让我的视野不断提高，思维不断系统，在营销中更加得心应手。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学习力，并不是需要我们大家都去考个什么学历，只要找到你需要学习的知识，不停地去培养兴趣，去认真领悟，去保持状态，那么它将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人生无处不营销，当您阅读此文的这一刻起，你就在向你的心灵营销自己，继而将这种力量，将你吸收到的知识从内而外体现出去，从而又向外界营销了你自己......加油吧！喜欢营销的亲们,学会这四个字，销售订单就不愁了，日进斗金！#营销#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 熊柴 周哲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9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9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9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5855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13538亿元，连续7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以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比如，韩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0.98，意味着韩国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47.1万对、降幅29.7%，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6.8‰，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15.4万对、增幅18.6%，粗离婚率从2.6‰上升至3.0‰，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43.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8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1.5%，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6.3%、15.5%、26.7%。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47.6%。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9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9年为10.8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8.4%；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8年的34.7%、43.2%、57.2%。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8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95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8.3%。2018年公立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为322元、人均住院费用13313元、日均住院费用1390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685元，上涨27.2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1.1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0.1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8.5%，其中城市从3.1%升至7.8%，农村从3.2%升至10.2%。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8%、51.2%、51.4%、23.4%。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4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法国为3.7%、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7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5.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9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5%，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6.8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1901-1911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74，1975年下降到1.93，低于更替水平，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66、创历史最低，但2018年回升至1.88。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6.3%，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5%。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2%，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5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6.83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5）移民占比约10%，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据法国统计局，2017年法国有636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7年的9.6%。其中44.9%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移民占比为12.9%、12.1%、4.5%，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1968-2017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8年仅回升至1.42，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8.5%，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0.4%增至2015年7.5%；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5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61%，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1.4%，低于OECD平均的51.5%；2019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19.0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6.8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8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4.3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1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近几年，经济学专业成为很多在职人士报考的热门专业之一，但是更多的同学担心考试难度太大。那么，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究竟考什么呢？考试科目是什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在职研究生招生方式为同等学力申硕。同等学力申硕是免试入学，无需参加入学考试，只要满足条件即可参加课程学习，但是想要获得学位证书，就需要参加后期申硕考试，考试通过即可获得学位证书。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小程序查看招生简章！那么，通过同等学力申硕方式报考经济学在职研究生，考试科目是什么呢？通过同等学力申硕方式报考经济学在职研究生，考试科目为综合和外语，考试科目少，只要两门；两部分考试难度都不大，分数线都为合格制，通过60分及格，满分100分。通过率是很高的，大家可以放心报考。通过同等学力申硕方式招收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的院校有很多，如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山东大学等等。以上就是小编为同学们整理的经济学在职研究生招生方式以及考试科目。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更多文章！2020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考什么？2020中国人民大学研修班在深圳地区的招生情况如何？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任泽平 周哲中国生育报告来源：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导读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摘要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比2017年减少200万、减少12％。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从老龄化看，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或从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4.2％。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1.96。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1.9％，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6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5％，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目录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正文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如期出现。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第一轮婴儿潮出现在1950-1958年，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峰值接近2300万（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平均5.3。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峰值超过3000万（1963年）。这其中既有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因素，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不过，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1970-1977年出生人口从1970年降至1789万，出生率从33‰降至19‰，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轮婴儿潮出现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峰值2550万（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间，总和生育率平均2.3。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后约1.6。第四轮婴儿潮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后仅1.5。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即减少约12％。“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从分孩次生育情况看，2014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预示出生人口后将大幅下滑。2013-2017年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从31.1％上升至51.3％。但一孩总和生育率总体下滑，出生人口占比从64.3％大幅下滑至42.0％。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明显下滑意味着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而没有一孩就不会有二孩。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约12％，总和生育率降至1.52。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0-35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后续出生人口恐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在修正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低龄人口漏登后，我们估计了1982-2030年育龄妇女情况。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18年降至3.5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3.0亿。其中，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8年降至近1.6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2018年约70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1％。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2）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达3.9亿，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2017年有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15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0个月以下，7个省的养老金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3）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比较接近现实，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1347万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1063万对，粗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登记对数从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万对攀升至2017年的437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6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4.2％，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8.2％、12.8％、24.8％。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增长13.7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7％增至4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7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5.5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7年为9.5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持续降至44.1％。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7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7.6％。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立三级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306元、人均住院费用13088元、日均住院费用1334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451元，上涨22.4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8.4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从3.1％升至7.3％，农村从3.2％升至9.7％。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7％、51.1％、50.5％、27.2％。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6年生育率仅为1.50；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2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81。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1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3年除土耳其外OECD32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英国为4.0％，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63％，2014年总和生育率为1.9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32％，总和生育率为1.21。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4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4.2％，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4年OECD32国中有85％的国家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7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3％，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7.2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4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4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为1.8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2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仅为1.37。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1.5％，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1.96。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1901-1911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85,1975年下降到2.09、低于更替水平，1994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73、创历史最低，但2016年回升至1.96。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英国和丹麦，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1.9％，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4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1.9％，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八，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4.4％。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6％，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6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7.22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5）移民占比约9％，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据法国统计局，2015年法国有62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5年的9.3％。其中44.6％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1968-2015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6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6年仅回升至1.44，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7.7％，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0.4％增至7.0％；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5％，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3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49％，低于OECD平均水平的2.43％，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3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30.6％，低于OECD28国平均水平34.4％，且远低于法国的51.9％和瑞典的46.9％。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0.5％，低于OECD平均的51.3％；2017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20.1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7.2个百分点。根据OECD，2014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7.9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8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2018年是BiMBA创立20周年，《中外管理》杂志作为企业管理领域的知名刊物和时代同行者，特别推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iMBA，企业家精神的唤醒者》。文｜本刊记者陶小然责任编辑｜杨光来源｜中外管理杂志1994年，42岁的林毅夫拉着张维迎、易纲、海闻、张帆、余明德等一批海归青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里创造了他们的乌托邦基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来这些青年学者都成长为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搅动了中国改革近30年的江湖。4年后，即1998年，就在朗润园里，他们又携手创办了中国最好的国际商学院——北大国际MBA，后来对外改名为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依旧简称BiMBA。经世济民，北大情怀，中西合璧，知行合一，开中国商科教育风气之先。时至今日，林毅夫已经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并于2008-2012年间担任4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行归来后又成功创办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当初的联合创始人易纲已经成为新任的中国央行行长，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海闻曾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推动北大创办深圳研究生院和汇丰商学院的道路上战功卓著；张维迎一度从朗润园转战到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多年院长，2014年又再度回归北大国发院朗润园，不过，张维迎更大的成就不在于行政，而是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一次次振聋发聩的呐喊和极具学术功力的论证。在BiMBA商学院创建时，1995年回国的周其仁也是核心团队之一，这位当年九号院的杰出青年，将学术的逻辑与改革的现实一次次深度结合，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城镇化等诸多重大议题发生过巨大影响，堪称国宝级的经济学家。20多年间，海归学者、国内外政要、顶尖经济学家、北大莘莘学子，来这里的人无数，但每个人进到这个院子，心都会不自觉安静下来。除了教授办公室门上个头极小，却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商学院特别明显的印迹。这里更常见的只有玉兰花开，海棠花落，以及不同肤色和年龄的思考者。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说，这应该是中国最安静的一所商学院。不同于主流商科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朗润园的精神内涵完全是价值观导向而非利益导向的，它始终致力于面对中国问题，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这座中国的商学院在全世界最与众不同的坐标。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好的商科教育是价值观趋同者彼此相互加持，互相唤醒和赋能，最终走向行动、改变世界的过程。BiMBA商学院院长联席院长杨壮坦陈，BiMBA商学院这20年就是对这一理想身体力行的诠释。如果说当年的朗润园是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倾力打造的社会网络，今天的BiMBA商学院仍在为延续这一血统而不懈努力，孜孜以求。作为BiMBA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的理想主义烙印深深影响上万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商界领袖和职业经理人，将基因代代传承。（陶小然）安静时如何炼成的世界上有很多热闹的商学院，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安静的商学院，也许只有一处——它在北大朗润园。这里的主人曾是洋务派领导者恭亲王奕忻。“朗润”之名源自《大唐三藏圣教序》中的“松风水月，未何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斯朗润”。1990年代以后，这座古典雅致的四合院成为了以林毅夫为首改革派的教学与科研基地。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前身）为纽带，林毅夫、周其仁、易纲、张维迎、海闻、宋国青、胡大源、卢锋、汪丁丁、姚洋、李玲、杨壮、陈平、巫和懋、平新乔、黄益平等一批从海外留学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受到改革使命的召唤，相继回国并加盟国发院朗润园，构成了这所院子连接庙堂与江湖的乌托邦气质。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来来往往，讨论“问策中南海”的大事，院子的格调却是沉静的，黄益平称其为“最适合做学问的一处地方”。陈春花第一次走进这所院子的时候，花开的正好，“一进这个门，我就已经决定要来”。后来她说，“这座院子太独特了，这个地方的追求和情怀都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感受得到”。1面对中国问题的人《中外管理》3月下旬到朗润园拜访陈春花时，恰好赶上了一场春雪。安静的院子里雪花洋洋洒洒落了一地，配上红墙绿柱灰瓦的庭院，古朴中更显素净，不带半点喧嚣。因朗润园迎来北大建校120周年和BiMBA商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一群即将征战戈壁的EMBA校友们拉着陈春花在雪中的万众楼前留影。万众楼的二楼，正是前年10月林毅夫、张维迎进行关于产业政策“世纪之辩”的地方。陈春花的办公室不足8平米，却很是温馨：一大面墙的书，雅致的地毯，一角茶几上素美的花和简洁的办公桌。陈春花抬眼就能看到斜对面的朗润园501——姚洋的办公室。这位少帅现在掌管着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分别是林毅夫和周其仁。不过这位一院之长的“斗室”里只有两张不大的办公桌，一个小沙发，除了这些简陋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两年前，姚洋通过杨壮找到即将卸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兼CEO的陈春花，三个人坐下来一起交流。那时候陈春花还没有来过国发院，尽管她经常与周其仁等朗润园的经济学家同台演讲。她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国发院下面竟然有个BiMBA商学院。在那次会面中，姚洋不断向她介绍国发院，介绍BiMBA和他对商学教育的追求，“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要面对中国问题，你的研究刚好直接面向中国企业，跟我们的调性非常一致”。陈春花很认同，但还没下决定来。姚洋就邀请她到朗润园看看，做个讲座。为了陈春花的加入，姚洋按惯例在国发院里组织了一个会。从林毅夫当年创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朗润园的传统就是纯海归、纯学术，有人因此就提出不同意见。姚洋有一些压力，但他坚持国发院，尤其BiMBA商学院需要这样一个学术出身，又做过企业的人。好在周其仁非常支持这件事，表示国发院需要改变，特别是商科的教育总要一些在前沿做过实践的人。“最后证明这是非常好的决策，陈春花来了对我们整个商学院改变非常大”，姚洋告诉《中外管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其实陈春花更早认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因为后来创办了北大汇丰商学院的海闻。他在汇丰商学院打出来的口号是“最像军队的商学院”“商界的黄埔军校”。相比汇丰与光华，陈春花更喜欢这所院子的风格和文化，“这里的老师是真要解决问题的，从他们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跟我自己的学术追求很一致。”她希望“就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安静地做，让学生体现出安静的气质，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动进步。”这之后不久，陈春花就搬进了朗润园主院北边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履任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一职。她在院子里主讲最受BiMBA学员欢迎课程之一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有一天，林毅夫专门发邮件给陈春花，关心她到朗润园之后是否习惯。在林毅夫的办公室里，他畅谈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对中国经济的理性乐观，为了让陈春花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还细心地告诉对方先从哪一本书开始阅读，还特别介绍了整体的结构。过了一段时间，林毅夫又约她一起交流实体企业的情况，聊到中国企业和实体企业发展所遭遇的挑战。陈春花的一套丛书刚好出版，就把书带到他的办公室。想不到，林老师请她每一本书都签好名字。各种因缘巧合在这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交集。早在陈春花辅佐新希望刘畅做企业之前，刘畅的父亲刘永好就曾接受林毅夫的建议，送刘畅到北大国发院读EMBA，由周其仁指导她写论文。多年后陈春花又来此任教。历史如冥冥中注定，让号称“第六代知识分子”朗润学者的家国情怀势必落到行动中来，从庙堂走到江湖，与中国最生动的企业实践相联。2一个院子的乌托邦1993年，林毅夫作为第一个留洋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和易纲、海闻、张维迎等青年经济学者一并开创了他们的研究事业，也为日后的北大国发院奠定了基础。北大国发院前任院长林毅夫正是“小平南巡”之后，领头人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些海归的热血青年隐隐感到中国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深层次改革阶段。他们期待能在这一轮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大潮中，学以致用地为改革提供影响决策的理论和建议。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赶赴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并在那里一起决定，要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在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拍板下，这个大胆自称“要迎接经济学家世纪”的研究机构在1994年8月正式成立。它的名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后在中国改革史中留下了浓重笔墨。当时的创始者、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易纲、海闻，以及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张帆后来对媒体回忆刚加入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给了我一辆特别破的自行车，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去打扫卫生了。”林毅夫决心“要给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地方”，从场地、人员、宿舍都一手操办，但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找人和找钱。黄益平彼时尚未加入中心，却因为参加世界银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交流项目从美国短暂回国，得以见证到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他清楚记得当年这拨美英回国经济学骄子们的艰苦创业环境：“他们在地学楼（请确认）一层占了两间半房间，大一点的一间做教授们共用的办公室，小一点的一间是三位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朝北较暗的半间算是会客室”。林毅夫通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运作能力向美国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争取到了资金支持，随后与同事们开始着手选新办公地，很快看中了北大的朗润园。那时候朗润园还很破败，园外还住着22户人家：有养鸽子的，理发的，还有卖肉的。古屋扩建、周边百姓动迁都将耗费巨资。林毅夫冲在前方，筹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很多人认为中心不可能长久，当时有一种说法，“等你的钱花没了，你还是该到哪去就到哪去！”很快为期五年的福特基金会资金支持在1999年到期。林毅夫希望结束之际，能再有一笔捐赠。但双方谈来谈去都不理想，对方最多只能给到20万美元。林毅夫等学者都很失望。但是走基金会支持和捐赠这条路确实已经到头了。当时负责接待的姚洋记得很清楚，对方直言相告，“就这20万了，你拿不拿，要不要，这都是最后一次”。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周其仁率先提议，创办一家商学院，“靠自己的力量产生收入”。虽然院里是一群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有办商学院的经验，但人才是可以请的。于是，他们向同样有留洋背景的管理学博士梁能发出邀约。本来，他们还想做成纯粹独立的商学院，但考虑到离开北大难度太高就没有强求。3解决生计危机林毅夫、易纲、周其仁、海闻力主在中心办MBA。然而，摆在眼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国内达到国际标准的MBA师资奇缺，并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实际上直到199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来北京访问时，中心的老师也只有十几名、行政人员六名。1994年留学回到国内的博士还很少，全国共回来10个，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就占了6个；到第二年全国有20个，这里占了12个。1998年底，这里已经是一个传奇，聚集了一批国外回来的大师，低调且神秘。他们相信这里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那时候万众楼还没有扩建，原来致福轩大教室是办公室和资料室，最后的一排分别是梁能、胡大源、周其仁、海闻、林毅夫、宋国青老师的办公室。北大国发院前任院长周其仁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采取跨国合作、联合办学的方式解决师资难题。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到第20个年头，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这些“留洋派”敏锐感觉到，精通现代管理理论、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将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而随着WTO的临近，中国也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高层经管人才。他们了解美国MBA教育的成熟度，借助对方可弥补国内教授商业实践的不足，使国内MBA教育迅速与国际标准商业理念、话语体系接轨；但同时美国教授熟悉的是美国的商业社会，绝大部分课堂案例也都是美国的，拿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而这批北大海归博士既懂中国的国情，又熟知国外商学院的运作模式，他们的特殊背景可弥补美国的不足。恰在此时，美国的商学院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其中的26所大学商学院形成了一个教育联盟，他们尤其希望开垦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杨壮当时是联盟大学之一的纽约福坦莫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向教育联盟领导者安东教授提议：在中国办学一定争取与北大合作。最终，在易纲教授的牵引下，二十六校联盟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拍即合，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易纲和胡大源直接参加了谈判细节。杨壮当时对北大的笃信既来自于自己北大人的情怀，也来自于他认为“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国际商学院发展要有具有人文历史底蕴的大学作为依托”。BiMBA联席院长杨壮而中美合作办学，MBA全英文授课、美方颁发证书也使得这所商学院起点很高，“国际化成为其与生俱来的基因”。当时的国际间合作，中方是弱势方。易纲谈判能力很强，他坚决要求国内与国外教员在薪酬上保持一致。最好的筹码就是合作双方比拼学术成果：林毅夫当时已经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美国的学者都敬他三分，胡大源的“北京空气中的颗粒物研究”在国内外也都很罕见。至此朗润园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中外合办国际MBA项目。一群经济学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登出了“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之际，北大BiMBA也籍此正式成立。此后，这个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院子，也开始了自己创办国际化商学院的探索之路。4中国最好的国际商学院胡大源、杨壮、梁能，是BiMBA的第一代直接操盘者。梁能是沃顿商学院硕士和印第安纳大学国际商务博士，他和胡大源一起作为中方代表负责日常管理及聘请中方教授。杨壮作为福坦莫大学委派过来的管理学教授，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空中飞人生活，辗转在北大朗润园——机场——纽约校园的三点一线上。温良儒雅的杨壮是北大西语系高材生，社科院新闻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公管与国关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硕士、管理学博士。他在2001年起创办BiMBA至2008年正式进入北大国发院，一直以美方院长和管理学教授的身份参与BiMBA的商学院构建。胡大源作为肯塔基大学经济学博士接手了商学院管理，为了院子里一群知识分子的生计牺牲甚巨，十几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而这十几年恰恰是他的研究领域环境问题、土地问题等研究成果增长最快的十几年。胡大源BiMBA后来又兴办了EMBA。有几年，胡大源坚持亲自参加所有EMBA学员的面试。从课程设置到学生服务管理成效斐然，来到朗润园的学员对这里教学质量之高交口赞誉。在香港执教的战略学教授马浩在一次创业课程的救场后与BiMBA结缘，从此被胡大源频频以兼职外教身份喊来上课。马浩自嘲在“商学院呆了十几年，已经非常势利眼”，如果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朗润园，还真不一定甘愿驻足。对创业有点上瘾的梁能后来转战，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开疆拓土。于是，马浩成为接管EMBA的人选。当时还在香港科大兼职的林毅夫专门约马浩面谈，两人在清水湾西贡一小馆吃了条清蒸鱼，事情就定了。马浩回忆这段经历时调侃：“毅夫出马跟你谈话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再是你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你说服自己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的问题。”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来自欧洲鲁汶大学的弗拉瑞克商学院成为BiMBA新的合作方。也在那一年，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面对国内商学院的井喷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挑战，林毅夫和周其仁找杨壮谈话，希望他能够正式加入北大，和国发院一起发展壮大商学管理项目。林毅夫向杨壮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断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给管理学发展带来巨大机会。应了马浩之语，杨壮第二年就正式入职国发展院成为全职教授，同时担任BiMBA的联席院长。之后的两年中，周其仁每每在朗润园见到他，总是关心又不乏诙谐地问：“怎么样政委？和胡司令沟通如何？”胡大源、杨壮二位院长对西点军校都有不可抑制的好感，胡大源是出于对军事战略的由衷喜好，杨壮则是对西点的领导力培养颇为推崇。由于他们二人的多方努力，促成了BiMBA与西点的定期交流。杨壮在朗润园里主讲领导力，但更多时候他的游学课遍布世界各地：美国、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以色列，印度……后来成长为知名投资人的2006级EMBA学员吴敏文，是参加国际游学项目次数最多的校友，几乎每年不落。他跟随杨壮走遍了了欧亚非洲的十几个国家，他说“不断参加游学是开拓视野的过程，也是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林毅夫在世行工作的4年，每年5月杨壮都会带北大国际EMBA毕业班去世行参观,可谓北大国际最具特色的美国游学项目。而无论多忙，林毅夫也总会想法设法安排时间和学员见面，分享最新的思想和观点。后来，胡大源淡出商学院管理一线。姚洋担任国发院院长，年富力强的营销学教授张黎出任BiMBA商学院新一任院长，全面执掌BiMBA管理运营，做得风生水起。张黎作为营销学教授，深知无论商学院还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营都是销的基础，因此，他下了很大的力气用于课程改革、学习管理和校友服务，然后才是品牌的特色定位和推广。也正是看准了国发院在经济学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智库影响力蒸蒸日上，因此提出BiMBA的定位为“智库中的商学院”。姚洋在采访中也总结说，这20年的摸索，国发院“走出了一条经济学家办商学院自己的路”，“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大，总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应该学一点经济学的东西”。2014年，《福布斯》中文版的商学院排名中，BiMBA的全职班排名第一，在职班排名第二，EMBA校友满意度全国第一。马浩评价，这里虽然由一帮经济学家发起，但却是国内少有的按照商学院逻辑来办MBA、EMBA的商学院，这与几位直接操盘者的眼界、胸襟和素养是分不开的。5和而不同的家国情怀今天即将迎来国发院25周岁和BiMBA20周岁的朗润园，在一些青年学者心中已经有了“经济学界麦加”的地位。这座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评价为全世界最漂亮的院子，也足以称得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当年的创始“六君子”，已是经济学家中最闪耀的一代。创始人林毅夫担任过世行副行长；周其仁在电信、医疗、城镇化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中频频发声；易纲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海闻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他们虽各有发展路径，但一直没有脱离国发院，朗润园的庭院里依旧保留着他们的办公室。2016年陈春花加盟后，这里更是大师济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汇聚一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张维迎的博弈与社会，周其仁的中国改革专题，汪丁丁的行为经济学、经济学思想史，黄益平的货币银行学，姚洋的中国经济现状与前瞻，卢锋的开放宏观经济学……这些课程都代表了中国顶尖商学院经济学课堂的水准。管理学课呢，从陈春花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杨壮的跨文化领导力与国际游学，Avidjemison的并购战略，宫玉振、胡大源探索困境中决策与战略的赤水、孟良崮现地教学，以及曾国藩的管理方略，张黎的市场营销，以及国内企业实地考察课，也都各具特色。随着近几年的变化，BiMBA也创新了诸多如互联网企业创新、大数据和大健康之类课程。BiMBA商学院教务长桂英说，“如果说2004年以前，BiMBA商学院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美国商学院国际化的思想、理论、理念体系化带进来，那么2004年以后就出现了更多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置身于国发院这一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智库里，BiMBA商学院不同于一般商学院的独特气质也在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中、一言一行中呈现。2014年张维迎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后，在国发院邀请下又回到了朗润园。虽然再回到院子，回到创业之地，再次与林毅夫成为同事，但两人观点却并没有因此而融合。这两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1年前就因国企改革的方向引燃，其后又隔空就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府该不该干预的问题几次交锋。2016年下半年，二人又为政府应不应该出台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是什么再次争论激烈。黄益平后来建议，隔空写文章，不如索性坐下来面对面讨论。两人欣然同意，而且还很积极。可谓君子之争，和而不同。周其仁和姚洋又提议，既然面对面了，干脆进行公开辩论，后来的这次“世纪之辩”吸引了五、六十万观众直播围观，轰动了整个学术界。对于这一场经济学家的纷争，我们在采访中问管理学家陈春花如何看待。陈春花的回答确实不愧为企业家的知音。她说，这是经济学家的争论，对企业家而言，通常是是有产业政策我就去走产业政策，有市场经济我就去往市场经济靠，哪个有用就用哪个。今年3月，就在林张二人大辩论的同一个地方——万众楼二楼，周其仁在这里给2017EMBA班的同学上“成本的博弈”课，以大师级的深入浅出幽默阐述中国与成本博弈里的取胜之道。周其仁说：“过去40年的中国故事，正是大规模的降低体制成本，增加了中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成‘大象’，成本压力大升，不可能永远维持后发优势，改革需要再出发。”他在前面讲，胡大源、薛兆丰就在教室最后排旁听。北大的国发院课堂向来是最为开放的，一些BiMBA的往届校友也来听课。2007级EMBA校友、从事体育投资的武雪松在现场对《中外管理》感叹道，“他们能够保持一定距离，有技巧地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提供可行的方案。这些教授的家国情怀传递在宏观经济和商学院里的灵魂就是：大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有着共同价值观；我们是一群价值观驱动的人，不是一群利益驱动的人。”6院子即是教育陈春花来了朗润园以后，很赞同北大校长林建华“学者就是大学”、“校园也是教育”的观点。在这所院子里，商学院这个通常被最为功利的地方，和经济学家经世济民情怀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商学的内涵。“在这个院子当中，无论你在商界怎样浮躁，怎样不同，但来到这个院子时你会发现你要沉静下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渺小，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空间里，融化这个地方，才可以放下来，听进去。”陈春花对《中外管理》说。不同于很多商学院以“与谁同班为荣”，朗润园以“与谁为师为荣”。“院子”、“大师”，是这家商学院的独特标签。至今，这家商学院的老师不过50人，每年的EMBA班学生规模不超过100人，MBA不超过200人。正如姚洋所说：“我们就是追求工匠精神，做‘小而美’”。贯穿这一理念，陈春花来了就提出建立“一对一”导师制，为所有MBA班同学“一对一”配备校外导师。陈春花以为这至少要过一两年才能实现，结果因着院子的情怀、能力，提前一年就实现了。这些导师50%来源于往届校友，50%来源于校外，但全部是企业实战者，学生的反馈非常好。陈春花相信，“这种陪伴是商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上商学院的人是因为出现困惑，希望通过读商学院重新定位，解除困惑。也就是陈春花反复说的“回来反思”，想清楚了再去做人生选择。她强调BiMBA的作用不是培养企业家，甚至不是培养企业家精神，而是“唤醒”，是“反思”和“激发”，“商学院的教育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一部分是塑造你对管理和经济的基本素养；另一部分是我们去唤醒你对于你自己内在潜能的理解，唤醒你内在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并不是培养你，你内在一定是有这些，只是一直没被唤醒。”她期望“就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安静地做，让学生体现出安静的气质，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动进步。”20多年间，走进这里的国际顶尖学者、政客从未间断，院子里问及庙堂的乌托邦气质也让这些面向未来的学子耳濡目染，在这里被“唤醒”、“激发”，在这里“反思”。他们回到社会上有所成后，很多人又回到朗润园反哺这所院子，将企业实践的精华带回课堂。更多的BiMBA学员在这里走向创业。陈春花相信这既是大环境所趋，也是组织巨变的结果，“绩效不再从内部的角色固化和分工而来，刚性的组织结构彻底改变。现在老板或经理人的角色之分越来越淡，商学院的重心变为怎样培养具有面向未来的能力，培养未来最有行动能力的人。”20年来，这里培养出了3000名MBA、2000多名EMBA毕业生，众多在这里被唤醒企业家精神的人将经济与管理、宏观与微观结合，以归属于此的使命情怀走向行动。为此BiMBA一直自居“智库中的商学院”，这是张黎最先提出的宣传语，陈春花来了以后又加入“中西合璧，知行合一”。 与北大、国发院精神一脉相承，她最喜欢“知行合一”，她个人多年做企业的实践也生动诠释了这四个字。“我们要承认的是，过去40年的的确确是国家帮助了中国企业家，没有政策一定没有中国的企业家”，陈春花说。

近几年，企业管理成为很多在职人士想要报考的热门专业之一。越来越多的同学想要学习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尤其是北上广发展较快的地区。下面，小编先来为同学们整理一下北京地区招收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的院校有哪些？首先，北京地区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招生方式是同等学力申硕。什么是同等学力申硕呢？同等学力申硕是免试入学，无需参加入学考试，只要满足大专学历即可参加课程学习，后期满足本科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可以参加申硕考试获得学位证书。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小程序查看招生简章！　那么，北京地区招收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的院校有哪些呢？招生院校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等。这些院校都是通过同等学力申硕方式招生，免试入学，并且招生方向多，学费低，大概在3万左右。这些院校还在很多地区开设了外地班，北京、上海、深圳、山东、郑州等地区，这更加方便了学员上课。综上，北京地区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招生院校多，报考简单，考试难度小，外地班多，上课方便，还是适合在职人士报考的。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更多文章！深圳大学心理学在职研究生招生方向有哪些？如何报考呢？医学在职研究生，哪些院校值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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