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美学博士

2020年界面艺术频道策划的“大审美经济”栏目在年末最终和大家见面，并发表了《为何我们要重提审美经济？》一文，阐释了我们对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作为国内首家关注审美经济的艺术媒体频道，希望将当下正在发生的生动的商业案例、未来行业发展态势以及各方专业人士的深刻洞察观点纪录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为研究大审美经济，提供最生动的中国故事。本期接受专访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他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活美学”概念的知名学者。本次交流，是基于刘悦笛老师对生活美学的深入研究，来探讨“生活美学”与大审美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从消费社会的生活美学如何具体实践、文化产业如何与“生活美学”做联动、大审美经济中核心推动力以及个体和机构如何理解和实践“生活美育”等几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首次提出了“生活美学产业”的新观点。刘悦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华文化会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博士后，辽宁大学生活美学研究院院长，曾任国际美学协会（IAA）五位总执委之一与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纽约城市大学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客座教授。著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当代艺术理论》、《生活中的美学》、《艺术终结之后》、《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视觉美学史》、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等多部作品，《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获“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翻译维特根斯坦等外文著作六部，发表英文论文十余篇。在中国美术馆等策划多次艺术展，并组织多次国际会议。界面艺术： 作为国内“生活美学”最资深的研究者、建构者和推动者，您十几年来一直在积极的出书立著，并且参与了国内外很多大型文化和产业论坛，也在央视影音、搜狐文化、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开设课程，传播生活美学概念。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早期为何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呢？刘悦笛：我在南开读硕士的时候，2000年保送读了博士，那时候就觉得要做点学术建构性的工作，当时也和很多朋友谈到了“生活美学”这个设想。当时李泽厚先生讲“实践美学”，就是劳动产生了美嘛。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了生活与审美的关系，乃是一种大势所趋。之后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日常化的学界大讨论，其实已经是在我提出“生活美学”之后的事了。2005年我在出版《生活美学》这本书的时候，就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日常化做为生活美学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边是生活逐渐变得艺术化，另一边是当代艺术逐渐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所以恰恰是历史使命，使得我们这些美学工作者提出了这个新理论的建构想法。另外，这也是理论上进行的一个创新性的探索，斯坦福哲学百科他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我们中国讲生活美学的学者，就是因为生活美学是全球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特别是到了新世纪之后才出的场。更重要的是，生活美学的建构并不是闭门造车，写一本书就只有三五百人看，或者学术圈内人看，而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大众，传播和引导给更多的人群。我也没有想到20年之后，生活美学在中国会变得这么火，这应该是民众需求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美的需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做生活美学家，去响应生活美学的号召，去进行美学的消费和创造。我想自己踩到了一个“美好”的生长点上，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生长点还会越来越热。现在很多人给我讲，美学在中国的普及，就是靠生活美学和民间的生活美学家。我最欣慰的是，一种理论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对他们的生活形成一种引导，被真正地践行，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我想这就是自己做生活美学一些责任吧。界面艺术：这让我想起了，刘老师主编过一本书《东方生活美学》，里面谈到了东方的人文生活美学方式。去过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国民相继富裕起来，物质变得极为丰富，而文化和审美也有了好几轮的趣味变更，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变化呢？这种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审美是如何影响了不同层面人群的生活方式呢？生活美学的研究方向和范围是否也有一些改变？刘悦笛：首先强调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就把美学彻底回归到了生活的世界，这整个趋向是没有问题的。那套书是人民出版社我主编的一套书，我约了人民日报“美在生活”的一个系列文章，里面大多数是强调了文人的生活美学，这就是《东方生活美学》这本书的由来。今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审美即生活》这本书，这本书涉及到生活美学的古今中外、方方面面，里面强调的就是美学不是少数文人生活的专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包括了三个层面，皇家的、文人的以及民间的。而民间的审美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份量是不可小觑的。在日本被称为所谓“民艺”的艺趣。相比于前面两种，民间的艺趣是一个始终没有中断掉的一个传统。在传统文化中，这三种都是共同存在发展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2020年 那么到了现当代，又有了新的审美层面。在80年代以前，更多是讲政治生活的美学，80年代之后，精英知识份子群体开始出现，有了精英生活美学，和政治生活美学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到了90年代，才出现了大众生活美学，而这次出现不是建立在少数文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民众的发展和需求之上的美学，所以为什么说生活美学是契合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活美学，美好生活，只差了一个字，我一直把美好生活拆分为美的生活和好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把生活美学只认为是美的生活，其实这是不对的。生活美学一定是好的生活，美的生活一定是有质量品质的生活，是对好的生活的进一步提升。我想这不仅仅是少部分人或中产阶层以上人群的需求，而应该是整个中国，或者说是中国这个爱美的多元民族的整体追求。所以一定不要把生活美学狭隘到少数人的追求之上，不同层级的人会有不同的追求，较少数的精英藏家可以花几个亿去买一件艺术品，但普通的民众也可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具有宋代艺术风格的小茶壶，这些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美学的追求。而这些从最高级的奢侈品，少量的文博级别的收藏品，再到民间自己的手造或是机械造的产品，为大众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美学消费需求。所以当我们讲生活美学的时候，要想想这是谁的生活，显然它不是指少数文人的生活，而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生活。另外，现在社会也日趋多元化，80、90年出生的人群对于趣味的选择也非常国际化，审美也在迭代，这种变化是怎么改变的呢？刚才我们讲中国审美文化也在裂变，逐渐从一元到多元。之前是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发生的改变是什么呢？是出现了一个主流文化。它既不是政治文化，也不是精英或大众文化，它是中国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文化。这就成了一个五角星的结构，五角星的最顶层是主流文化，拉开这个五角星的是两边，一边是之前的政治文化、大众文化，这两个角一个在逐渐上升，一个在逐渐衰落。这个底角也有两个，一个是精英文化，另一个是正在兴起的是由80后、90后乃至00后所引导的文化，我把它叫做新青年文化。这是我们现在审美文化不断迭代的一个根本的动源，就是新青年文化的代际不断在改变。刘悦笛提出的中国文化“五角星结构”80后被90后推到后台，现在00后又站到了前台，而且他们内部当中也是非常分化。首先我们要承认，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和之前的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语境里。但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复兴，所以出现了新国潮。央视记录频道制片人还找过我，他们想拍一个《新国潮》的纪录片，生活美学就应该首当其冲。我为什么喜欢提李子柒，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学习或者模仿国外的文化，是不能够翻过身来拿到国际上去的。我最近也给腾讯做了两轮的动漫作品的评委，真正重要的是要产生中国哪吒这种中国风的动漫电影。其实中国之前，是有过一个自己的高峰时刻，比如《小蝌蚪找妈妈》那种用水墨画代表中国风格的动漫作品。回到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群体会越来越分化多元，但我们要承认这种多元和分化，这个群体最后形成一个信息蚕房，有自己的小圈子，只在内部相互回应。如果我告诉你说，现在有大约10多万的90后在研究怎么做各种中式、美式风格的家具，以家居为乐，通过自己来做凳子、柜子，来获得生活的乐趣和品味，其实这背后就是一个很大的内生力量，也是一种生活美学的方式。所以无论怎么说吧，不管怎么区分，从之前的政治、精英、大众生活再到新青年生活，其实最后都是回到生活这个层面。我当时也写过一本书叫做《新青年新文化》，就是对新世纪以来这种青年生活方式进行了总结与回顾。比如我在很多讲座中经常被问到李子柒这个现象，我就觉得她是一种东方美学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田园生活的一个范本。而生活美学就是每个民众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另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生活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本书写了八年，马上会在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叫做《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我把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十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包括了天、地、人、食、物、居、游到文、德、情性之美。比如天这部分，就有二十四节气之美。中国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美最精华的那部分。尽管我们之前也讲美善，就是美与道德的关系，但它不完全是单一的伦理取向，它背后讲的是人类最美的那个部分，我们现在回忆每个时代最美的部分，比如唐诗宋画明清小说，都是那个时代生活中的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现在我们做生活美学，就是要为中国人立这个心，也就是美之心。界面艺术：能理解生活美学其实会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您觉得关于生活美学和大审美经济之间结合最密切的点在哪里?刘悦笛：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生活美学产业”的观点，目前来说还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但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是可以面向全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新兴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涉及生活美学的产业已经在十几个领域已经开始铺开了，包括茶道、香道、花道、民宿、旅游、汉服复兴、古典家具、公共艺术、街区设计、建筑设计、街区设计、甚至一个城市的顶层设计等等。2018年开始，成都开始提出“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的口号，已经做了两年，轰轰烈烈。还有河南的修武县，也在强调用美学来立县。他们所谈的文化产业或美学经济的问题，都是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的经济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讲，美学是一种消费力，生活美学的出现也和这个是有关的，那么生活美学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呢？从我提出“生活美学”这个概念为止，正好也是20年的时间，但是“生活美学”出现的标志其实是2005年我本人写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这本书，这正式成为一个标志，生活美学不仅仅是从国际到中国，也有中国到国际这样一个全球互通的思潮。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年出版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安德鲁·莱特与乔纳森·史密斯主编《生活的美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过去中国讲美学，更多是讲实践美学，是我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先生提出的，那么生活美学与其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李先生那个时候更加强调美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强调生产实践劳动，那是一个生产者的美学时代。那么，现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消费者的美学时代，在今天，生活美学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力”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股经济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生活美学产业。这是中国美学的特色，融合天之美、地之美、人之美、物之美、居之美、游之美等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审美，现在都是可以消费，可以生产，经历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环节。那生活美学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重新复兴起来？恰恰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有了经济的购买基础，消费动力给了生产的动力，从需求到生产，符合人类经济的规律。所以如果讲生活美学和大审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生活美学产业。刘悦笛与实践美学提出者李泽厚先生在美国家里对谈界面艺术：除了理论探索之外，您也一直在积极关注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比如参与美学小镇的评选以及一些产业论坛之类。对此，您是如何看待以及理解美学与产品、企业、行业、产业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以及市场是如何看待审美在生产经营和消费中的角色？对比英美国家成熟的创意产业，你觉得目前中国文创产业的竞争力在哪里？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刘悦笛：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也和我倡导的内容有关。正如我前面所讲，生活美学不是只属于一小部分知识份子文人群体的，而应该是属于最大多数民众的，它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而是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美学。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上往下和从下往上两个角度来看。从下往上看，我们会发现很多微小企业做了美学空间，也有很多的生活美学家不断在给生活美学建构一个最广大的民众基础。这几年成都也做了很多生活美学家的评选，另外各个行业，都有生活美学家在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生活美学现在在成都、在昆明、在深圳、在苏州发展的非常好，出现很多生活美学馆。从上往下看，很多企业和政府都在倡导生活美学，比如当年就有台湾美学立县，现在中国的成都和河南的修武县，都在用美学来提升城市和乡镇的文化力量，倡导美学的经济化，比如成都就在规划做一个三万平米的“生活美学馆”，成都文旅局等单位的六位领导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非常支持。我希望这些地方都能成为中国美学的旗舰之地吧，就像是那些生活美学家，成为美学的小小引领者一样，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一些扶持倡导，也能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企业方面的实践就更多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云南的弘益大学堂，用生活美学的理念花了10年的时间培养了8000多学员，他们学习茶道、花道、香道等课程，学成之后又回到各地办各种生活美学馆。前段时间，我去杭州西湖边认识了一个做家具的企业，他们也想做一个类似于艺术半岛这样的空间，倡导生活美学理念。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生活美学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概念倡导，更是民间的一个文化浪潮。在这当中，既有政府部门的提倡，更有民间人士积极践行，还有文创企业多方参与，都在用经济的力量推动生活美学的发展。所以生活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力，更是一种是经济力。就像我们在云南办第二届生活美学高峰论坛的时候，那次还被归入第12届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主要方向是民宿业，来了很多行业的领头企业，带来的资金体量也是十分巨大的。所以生活美学在民间经济的基础上，再有政府搭台让企业来唱戏，相互之间形成了一股推动力。为第二届小镇美学榜样做发布 关于与欧美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说起这个话题，我也是最早做文化产业的那批人，2003年我到中国社科院工作之后就开始协助编写《文化蓝皮书》，2005年编过一本叫做《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产业方面，英国和美国还是很不一样的。英国是很明确地提出“创意十年”的规划，把文化产业放到了一个很规范的道路上，是很典型的欧洲模式，就是强调政府和文化产业运作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一臂间隔”模式。在这种一臂距离当中，有各种文化形式的委员会，比如影视类的、当代艺术类的专业机构，他们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因为是多元种族国家，他们是没有详细的文化规划政策这一说的，甚至都没有文化部的设置，是一个无为而治的体制。中国相比英美，就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几方的力量在这个产业当中运转。首先它是在政府放开的基础上，倡导文化企业改革之后，才有了一个更大的兴盛，更重要的是把这种自主权归还到文化企业的主体上去，让企业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主体和创意的主体。而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有不同，后者最重要是培养参与创意的那群人。今天的中国可以做动漫，也可以做电影，可以玩欧美日韩都已经玩过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产业的特色是什么呢？我想，生活美学是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去的一个主力军。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去年中国室内装潢与陈设专业委员会，邀请我做了一本中英文双语书，这本书就叫做《设计中国-生活艺术》。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个十年的奖项，叫做晶麒麟奖，这本书就是对十年奖项做了一个合集，其实也是一个中国生活美学的呈现，用这种方式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设计。中国的室外建筑设计和国外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无论是CCTV楼、银河SOHO、大剧院、大兴机场都是国外建筑设计师在主导。但我们室内设计从古至今可以说一直是走在前列的，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室内设计用生活美学的方式推出去。因为这个奖非常有趣，每年涉及十个大奖，包括评选生活美学家这样一些重要的人士。如果和日韩欧美相比，这些内容就是我们文化产业很有可能走出去的地方，我希望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市场层面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恰恰可以以生活美学建立最核心的推动力，以此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不是像很多年前撒切尔所说，中国只能生产电视机，而没有思想方面的输出。我认为，要实现所谓的文化强国，那么生活美学一定要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界面艺术：确实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文化自信被反复提及，那么涉及到生活美学层面，您觉得个体该如何加入到这场文化复兴和创新之中？大审美经济的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是什么？刘悦笛：我有观察到很多论坛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两年生活美学火了？其实，我觉得不是生活美学的概念火了，而是实践火了，而这个实践恰恰是应该落实到每个人的个体身上。只有当主体践行生活美学，那生活美学才是鲜活的，而且是主体自主的复兴，不是自上而下的推广和复兴，比如国学。这就关乎生活美学的根本目标，是让人人都成为生活美学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后者需要基本的技能，也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有艺术创造力的群体，但是生活美学家，更多是只需要个体有一个审美的心态，就能参与到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当中，进行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讲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国度，以前总说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现在我们在微博、微信、抖音上发的文字内容，也是一种语言的文化表达。文学诗歌就是一个语言审美化的一个展现。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美的复兴、美的需求会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而且我想美学在未来也正在成为一种刚需。过去常说刚需是一种物质化的满足，但物质满足之后，审美会成为新的刚需。其实每个人都是审美者，试问哪个人不审美呢？我之前讲过一个观点，美学不仅仅是个体的文明素养，不单单是去看美术馆听音乐厅，而是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审美是一个人基本的人权。当然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人权，但审美绝对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垄断的权利，而是应该被大众所普遍拥有的权利。应该通过生活美学，把审美权坚实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而且是身心上。我一直认为生活美学不仅仅是一套学术理论，它更是一套如何审美化生活的践行之法，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体用不二。所以不管是生活美学还是大审美经济，对个体而言，最核心的推动力就是审美力。就好比之前提到的80、90后有自己的动漫或木匠的小圈子，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共同体，然后形成了一个代际的审美群体，再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现代中国的审美力群体，只有当这个审美力有力量了，我们才说中国真正的拥有了软实力，才可能进行文化的输出。而文化的输出不能用我们来买单这种强推的方式，而是要形成自己审美和文化的吸引力，让对方主动买单，自掏腰包，去购买你设计的产品、去看展览、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还是一个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中国不太可能只搞内循环了，全球经济环环相扣已经非常紧密了，只有在内外循环之间找到更好的发展之路，才能把生活美学输出去。界面艺术：审美力的提升，会落到一个实际问题上，就是美育。从蔡元培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培养思路。如今教育部再次把艺术纳入到升学考核中，校外的艺术培训再次火爆。但您觉得美育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如何结合“生活美学”对个体审美素养进行提升？刘悦笛：我已经提了很多年了，就是从生活美学推向生活美育，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观点。我说生活美育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育。因为我们传统的美育只讲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但是不管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哪个人不生活呢？所以我非常认同约翰杜威的一个观点，他说“教育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那么我们可以同理推导出来，美育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准备，美育就是生活本身呐。我们知道倡导美育是从蔡元培先生开始的，其实这也是沿袭了儒家诗教乐教的传统教育，也只有中国人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人生观，西方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人是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关于这块，我也一直在参与中华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工作，执笔参与编撰的《社会艺术教育纲要》应该很快会发布了，这里面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校外的培训机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政府这几年也意识到了美育的重要性，也在开始倡导美育，但是要注意，如果我们把舞蹈、音乐、绘画再放入到课堂教育的话，这样会苦了孩子也苦了家长，只能让校外的艺术培训火了。那么要这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美育或者艺术教育再变成应试教育的一环，以分数来固定化，我觉得这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让美育重新回到真正的素质教育，真正的全人教育，因为美育是要成就一个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我认为，校外的培训机构应该承担很大的力量。现在很多公立学校在三点半就放学了，那么在三点半到五点半这期间应该怎么办，我就提出了一个“三点半美育”，让美育的力量重新回到校园，当然更要回到广阔的社会。美育超出了艺术培训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绘画、音乐、舞蹈这几个门类，而是在这些门类之上，是对人的全面审美素质的培养，对审美趣味和境界的提升，而不是艺术技能上的学习。当一个孩子弹了一千遍练习曲的时候，画一百遍石膏像的时候，他谈何来的兴趣和美感可言呢？这已经背离了审美的自由初衷，自由享受和创造的本质。我为什么那么支持文促会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在全国成立了十几家省级的机构，而且有几百家的机构参与到社会艺术教育培训整个大的工程当中。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中国缺乏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为什么生活美学要落到生活美育中来落实，因为审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只有美学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更有品质感的社会，也才会有乔布斯这样的艺术创意的人才。前段时间对清华美院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说是希望清华美院离开清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浅薄的一个观点。想一想民国时期的素质教育，想一想哈佛耶鲁那种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的通识教育，他们的教育核心词就是审美，而不是艺术。比如过去的课程叫做西方音乐史，现在改叫声音景观课，因为不同的文化里有各种声音，它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区分，而不是从艺术的门类来区分音乐。近期应中央美院的邀请，我在新华网与人民日报客户端做了一次公开课《以“生活美学”塑造最大的社会美育》，一共有近126万人观看与参与，这说明美育在如今成为了社会关注的大问题。在这个时代，谈“生活美育”可谓生逢其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生活美育”来实现的社会美育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面对的是最大多数的中国社会群体，社会美育面对的是全社会的美育。尽管社会教育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体，但我们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群体纳入到美育这个视野中去。而且生活美育恰恰不是狭义的艺术教育，而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教育。首先，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可以很方便使用手机APP进行艺术创作。第二，生活美育也不是一个园丁式的教育，不需要一个老师教你什么是美，而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培养。第三，生活美育也不是一个短期的教育，而是一个终生的教育。这三点是我们生活美育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美育或艺术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将美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最大的美的提升。界面艺术：在进行审美教育和审美消费的时候，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体都会存在一个“审美选择”的问题。目前中国在文化精神产品的制造、推广和输出上都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在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有学者就曾提出过审美霸权这个观点，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我们又该如何更好的做出审美选择呢？刘悦笛：尽管审美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个体性，但审美的产品是被人类所共享的。文化上会有霸权，但审美上不应该有。比如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西方人就不能总是讲西方美术史，而应该是人类艺术史。所以在进行美育和美学消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这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的交融已经很深了，比如用小提琴去演奏《梁祝》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所谓的中西方艺术区别的状态了。文化霸权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态度，是一种审美当中的审美权利结构的问题，2005年的时候，我参与过一本书的编写《文化巨无霸——美国文化产业研究》，讲的就是美国文化霸权这个现象。美国文化基本是从1945年之后，才真正开始在全球兴起，形成了文化霸权。的确，当面对一个文化中心的时候，边缘总是看向中心，而中心不会去看边缘。这个权利结构在中国华夷之辩的时候，也是一样只看自己，但是我们发现唐代很不一样，它非常雍容大度，吸纳了西域文化的很多东西，就比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胡音的音乐都基本没人听，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姿态上面不要有民族主义的心态，而是要报以开放的心态。此外，虽然国际上目前设置的很多奖项和游戏规则都在西方人手里，但我们也看到了像李安这样的华人也在逐渐被认可，给予这种结构一定的反哺。同时我前面所提到的为晶麒麟奖编写的双语书，就计划在英国发行，这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传统室内设计的一本书。我们不拒绝外来的奖，但我们本土的奖都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就是生活的艺术，立场要立的住。之前我们的艺术传到海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单个的作品传出去，背后没有一个理论化的支撑，所以我为什么要在2011年通过德国布里尔出版社出版那本《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也就是为了给中国艺术一个文化理论的身份。包括2014年与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提斯·卡特一起主编的由剑桥学者出版社《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就是为了说明生活美学虽然在西方才刚刚出现，但在东方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本书被列入斯坦福哲学百科的“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词条当中，而这个词条，恰恰是美学类新增的词条，“生活美学”已经成为最前沿的国际美学新生点。同时这本书即被列为美国美学协会列为亚洲美学的重要参考书。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Brill Academic Press, 2011.魏斯曼与刘悦笛主编《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11年版。Liu Yuedi and Curtis L. Carter eds.,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刘悦笛与柯提斯·卡特主编《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剑桥学者出版社)我们中国人现在做的工作是返本开新，因为中国本来就具有生活审美的传统，这与西方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美学是一个新的事业。审美是全人类的事情，不应该只局限于民族主义，只有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看这个问题，才能让生活美学拥抱世界，从而走向世界。这也是为什么生活美学能够成为全球最新的美学思潮，因为够包容。而这个时候，中国能够为全球文化贡献这股力量，我想意义已经在这里面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成年人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是非，就连为培育祖国花朵而存在的家长群，也频频上演“纷争战乱”。前几日，广西玉林市某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家长群，因一场惊人的骂战，“荣登”微博热门，让网友们目瞪口呆。“我是女博士，师院特别邀请的教授！你们谁敢踢我？”一位自称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妈妈又刷新了大众的认识。1“我是博士，惹我试试？”根据聊天截图来看，起因是有几位家长在群里东拉西扯聊“酒文化”，激怒了一位自称女博士的妈妈。这位博士妈妈发言阻止大家，由于言语过于粗鄙、狂妄，进而引发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骂战。图片来源：网络“够了，喝死你们！！！！”闲聊的家长似乎没有觉察出女博士的怒气，仍继续开玩笑：我负责倒酒。没想到女博士直接出口成脏：倒你妈个头！图片来源：网络有家长惊呼：“信佛的也骂粗口话。”（博士妈妈头像为佛像）群里老师嗅到了战火的味道，试图出来维持秩序，但显然不起作用。女博士怒骂之后，强势下达“命令“：以后不相关的话题不要再聊，否则，家长群由我来接管。图片来源：网络由于对女博士粗俗的言语、嚣张的态度感到不爽，那位家长继续怼她：群聊，规定那么多不累吗？其间，老师和另几位家长再次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维护群聊秩序。图片来源：网络但是女博士怒火不熄，继续发表过激言论。于是一来一去战斗升级，骂战内容从家长群该不该闲聊，逐渐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图片来源：网络女博士直接骂那位怼她的妈妈：“欠抽”“犯贱”“陪酒女出生”“蠢死”。骂着骂着开始自曝优越家底：我女儿是师院子弟，可直接升玉高附中，你算老几？图片来源：网络两位妈妈越吵越激烈，别的家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让他们退群，先冷静。于是女博士再次炸毛，声称自己是玉林师院的博士、副教授，“谁敢踢我，试试看？”图片来源：网络如果说一开始女博士阻止其他家长闲聊情有可原，但此后开始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优越，并一直用无耻粗俗的言语贬低、攻击其他家长的婚姻、家庭、阶层和人格，就真的引起了众怒。图片来源：网络有位妈妈说要把聊天截图发给师院的领导看，结果女博士更是“霸气”回应：本人是社科院博士，孩子的爸爸是清华大学本科生，你去告吧，不告没人知道我们这么优秀！并且在群里叫嚣：还有人挑衅吗？掂掂自己的分量，老子能文能武，想约架也可以……图片来源：网络骂到最后，已经没有人再想理她了，从微信截图来看，这场撕B大战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其内容之鄙俗、激烈，甚至有些不堪入目。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聊天记录被爆出后，女博士所在的师院校方知道了此事，但由于微信群骂战并未涉及到严重的违法犯罪，所以校方并未对她做出处理：“这只是她个人素质问题，根据规定，学校也不好就此对她做出处理。”2女博士被黑的最惨的一次？这一场骂战在网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但要申明的是，以上截图只是收集到的部分聊天信息，可能并不是全过程，不排除曝光记录的人断章取义带节奏的可能性。有人说这位女博士是因为群里有些父母闲聊扯淡、谈八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有人在背后议论她的婚姻和家庭，说她女儿没爸爸之类的，才引发了这么大的怒火。不过对于事情的全貌，我们无从知晓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是非都是人挑起的！首先，家长群本应该是一块为了老师和家长能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把孩子教育好的净土，然而这些家长却用自己的言语行动，给孩子们做了极其错误的示范。在家长群里闲聊、东拉西扯，确实会给其他人造成打扰和负担。因为有很多家长生怕错过老师发布的重要消息，不会屏蔽群，而是不堪其扰全天候地守候群消息。而当有人毫无顾忌在群里瞎扯，聊跟孩子学习无关的事情，自然会招致别人的不适。所以一开始女博士出来阻止是占理的，只不过她恶语连连、口气狂妄的介入方式实在令人唏嘘。而且吵架还要自曝身份地位秀优越，对其他家长进行贬低、攻击甚至是威胁……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反感。讽刺的是，她还不停地强调：我是师院特别引进的博士，我女儿的户口在北京，他爸清华毕业，我们在北京有房子……言语之间尽是高高在上的阶层优越，和对小城市群众的刻骨鄙视。可是女博士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涵养，完全与她引以为傲的学历学识不匹配。图片来源：网络又或许是我们都想错了：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好的学识并不代表好的人品。只是，我替她的孩子感到惋惜。母亲这样做人，让孩子在班里如何自处？母亲如此极端、不友善、满口粗话狂言，如何给孩子传递真善美，又怎能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三观？3炫耀学历之前，还是先学会做人吧！高等教育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个人，并且让你在掌握了比别人更优越的学识和资源的情况下，更好地去影响、帮助、引导身边的人，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好、更多的价值。而不是为了让你自感优越，并以此作为贬损、攻击、伤害他人的利器。但如果是这样，那我想说你可能需要先学会做人，再来谈学历和阶层。无论是高知人才也好，底层人民也罢，学会尊重他人是每个公民的本分。而且事件发生在家长群里，孩子们不可能不受影响。父母在做，孩子在看。不知道这些家长，事后会不会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这件事，会以一种怎样的态度解释……但如果那些八卦、指点别人家庭和婚姻的父母，在自己孩子面前毫不避讳，并影响孩子在背后非议或者去孤立同学；又如果那位女博士依然告诉自己女儿：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是比他们尊贵，而他们就是嫉妒，他们不配……那我只想说真的可悲，你把自己身上的丑陋，又传递给了孩子。哪怕孩子的学习成绩再优秀，将来又考上了硕士、博士，你对他造成的不当影响和教育，都会成为孩子未来人生的阻碍和污点。生而为人，生而为父母，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修养，就是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成为孩子最好的示范。既然是在家长群里，就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在学校的处境，以及他今后人格、人品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家长群这样的地方，最好远离些不好的风气，还教育一片净土，许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省社科院和当地的大学都想要你去工作，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才更划算呢？在做选择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社科院和大学的性质。社科院是作为科研机构而存在，社科院是一种智库。而作为大学，兼具两种功能，其一是科研功能，其二是教学功能。因此，选择去社科院，还是去大学工作，首先要看你是希望毕业之后纯粹做科研工作，还是一边搞科研、一边带学生。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纯粹的科研工作更适合自己，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甚至有的人虽然是博士毕业、学富五车，却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教学。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求职者而言，兼顾科研和教学，反而更适合自己。如果我们选择去社科院工作，相比在大学工作，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工作的自由度更高。一般情况下，社科院的研究员都是不坐班的。也就是说，作为社科院的员工，你通常情况下，不需要打卡和签到。很多省份的社科院都规定，每年只需要完成定量的科研任务，就不用上班。甚至有一部分社科院，根本就没有科研任务的定量要求。但如果你是一位大学老师，如果每周都要给学生上课，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受到学校管理规定的限制更多。从学术研究的氛围而言，很多人更倾向于认为，大学的氛围更好。毕竟，大学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更纯粹。作为大学老师，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更容易取得成果。如果是在社科院工作，很多人会觉得，社科院的研究员相对而言更功利一些。他们更热衷于做项目、做课题，从中获取劳务报酬，而不是纯粹做科研。社科院研究员们所做的课题的应用性比较突出，但学术性相对而言更少一些。因此，如果个人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真正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得首选大学。从收入上来看，社科院工作和进入大学工作，到底哪一边的收入较高？对此，其实并没有定论。关键是看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社科院工作和在大学工作，都可以按月领取固定工资。如果想要赚取额外的收入，要看个人的科研能力强不强。如果你的科研能力比较强，不管在社科院还是在大学，都能够赚到不菲的收入。如果你的科研能力比较差，在哪里都是“混日子”而已，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如果你是一位文科博士，毕业后，你会选择社科院还是大学呢？

各位考生：+考博公众号/学之恒考博天地为认真做好我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阶段工作，科学有效选拔人才，同时加强规范管理，确保公平稳定，就复试相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制定各所（中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根据我院制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各研究所立足自身的办学特点和培养特色，科学设计了各自的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各所（中心）将陆续在各所（中心）官方网页公布，请各位密切关注。研究生院将陆续更新本通知，以确保相关网页的链接及时有效地向各位考生发布。二、复试日程安排按照2020年上海市研究生录取阶段工作日程安排，我院计划将于7月19日之后陆续开展2020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各研究所复试日程具体安排如下（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以收到的复试通知书为准）：三、复试资格审查工作：1、时间安排：接到复试通知的考生可在复试前一周内，按各研究所（中心）复试工作方案的要求，发送邮件至博考专用邮箱，联系人：杨老师、祝老师，联系电话2、审查内容：特此通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2020年7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了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已经确立了易经的学术地位，国家正在着力培养易经方面人才。打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官方网站，按照“招生信息-博士招生-2019年博士生招生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年博士招生专业目录(12月6日更新)”的点击顺序，就可以查询到在“中国哲学”的大条目之下有“《易经》与预测学”这一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如下图所示社会科学院招生名录社科院网站显示，该专业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谭德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谭德贵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道教研究室研究员，国内《易经》研究领军人物。他自幼学习易经，在传统学习的基础上，摒弃门户之见，兼顾象数与义理。几十年来，不但精通象数，避免了学术界轻数重道的传统，坚持道术不分，道器不分，并打通易与象数，尤其是佛教与道教的界限，并用现代尖端自然科学汇通易学，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方面提出了“万法归易”的系统思想。并将其应用于管理等现代领域。十几年来，先后担任国际、国内许多政府机构、许多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的顾问，多次游学讲学于东南亚、港澳等地，并在国内北大、清华等名校讲授易经。在这次国家的鼓励与支持中，伯乐创投创始人梅骏骑作为谭德贵导师得意门生，受谭德贵导师邀请作为助教，协助谭导为社科院在读博士生们教授易经知识。左：谭德贵导师，右：梅骏骑老师梅骏骑老师协助谭德贵导师一起为社科院谭德贵导师、梅骏骑老师与社科院博士生伯乐创投创始人梅骏骑老师倾心研究易理渊源十几年，打破门派之限、博众家所长、去粕存精，耳目一新的从科学严谨的角度解析命运的玄机。梅骏骑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易经与预测专业（全日制）博士生导师谭德贵教授的入室弟子，也是台湾中华两岸易理研究协会首任理事长宋英成老师的得意门生。他曾获三项人工智能发明专利，他研发的人工智能测算软件已经与新浪星座合作多年，还是腾讯星座、网易星座的特约撰稿人，发表的专业文章及视频被众多网络媒体广泛转载。同时他被多家投资机构特聘为顾问，通过易经对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对大批创业者进行筛选，并使用易理分析这个创业者未来发展趋势，包括创业者的性格、能力、未来外部环境的利弊等成分，通过这些信息判断创业者是否具备获得成功的综合素质；并结合项目所处赛道等外界环境（主要看3点外界因素：1. 项目合法合规；2. 市场前景足够大，天花板足够高；3. 没有过于强大的竞争对手）分析是否值得投资。梅骏骑老师通过研究创业者的综合素质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项目分析，进行精准投资，已创造推荐投资的项目估值两年内翻20倍、5个月翻5倍、1个月就获得数倍估值的下一轮融资等诸多投资奇迹！为什么天使投资的核心是投对人？因为事在人为，企业发展一定面临无数次试错和调整，面对各种挑战与竞争，只有创始人够强大，团队战斗力够强，才能坚持不懈走过暴风骤雨，抵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投资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投资的核心是要投对人，而不是投事，投模式，投方向。就像同样是做手机，小米从无到有做到上市，同年金立手机却竟然破产，锤子手机垂死挣扎，差异就在企业的掌舵人！同样是做共享单车，摩拜单车以百亿估值成功被美团收购，ofo单车在同时期却大厦将倾、使用者的押金早已退不出来！怎么选人？很多投资人通过学历履历选人，但经常有学业优异的神童后半生碌碌无为，而亚洲首富马云大专考了3年，初创时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却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律，有的人前高后低，有的人前低后高，有的人起起落落…..易经为什么可以精准判断一个人的发展规律？欢迎搜索梅骏骑“命运的玄机”

如今，随着信息的发达，大家的交流都变得更加方便了，通过社交软件就能够进行联系，这也方便了一些人的工作。比如老师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势创建班群，将学校的通知以及学习安排发送到班群，供家长了解。如今很多学校都有了班群，家长们除了通过班群了解到学校通知外，还可以在群里询问老师自己孩子的情况。然而，近日却有几名家长在群里吵起来了。家长群发生争执，这样的事情让人有些不理解。按理来说，家长群是老师向家长们下达学校通知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工作群，而家长们或许本来并不认识，通过孩子这一层关系才能够在一个群里，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好，也都希望班级的学习氛围更好，大家的目标是相同的，平常还可以在群里交流一下关于孩子的管理和教育问题，为什么会在群里吵起来呢？据了解，在事发当天，几名家长在班级群里聊起了喝酒，聊得起劲的时候，一位女家长出来表达了不满，或许是非常反感另外几名家长在班群里聊喝酒的做法，这位女家长的言辞也有些激烈，她怒怼道：“喝死你们！”随后老师也在群里表示，家长们的话题有点走偏了。家长群确实是不该讨论与学生学习无关的事情，但或许是由于那位女家长的言辞过于激烈，一名家长表达了不满，群内开始了争吵。一名家长在群里反问道：“你算老几？”随后矛盾正式升级，两位家长在群里发生了争吵。不得不说，这样的一幕确实比较有戏剧性，家长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保持理智，尤其是在班级群里，更应该在老师和其他家长们面前树立一个好形象，为自己的孩子做个表率，然而现在却有两名家长在群里发生了争吵，而且用词极其激烈，这样的一幕确实让不少人感到无奈。群里的其他家长们看不下去了，都纷纷出来劝慰争吵的两名家长，老师也出来建议两名家长冷静，但是情况仍然不见好转，这个时候，有一名家长提出建议，先将两位争吵的家长请出群，让他们冷静下来再加入群聊。这个时候，原先出来组织家长讨论喝酒的女家长发话了：“我是博士、副教授，谁敢踢我，试试看？”随后，这位女家长还表示“耻与为伍”，并称自己的女儿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不过，在其他家长都安静下来之后，这名女家长却并没有停止，她表示，自己女儿在北京有户口，自家在北京也有房子，只是女儿一直咳嗽就回到南方养几年。这位女家长称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而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本科毕业，随后又继续怒怼其他家长：“撕我？你不配！看看你什么段位！”最终，还是老师再次出面劝诫，这件事情才得以终止，这场闹剧也就这样略带尴尬地收尾了。在小编看来，家长在班级群里讨论与孩子学习无关的问题确实不对，但是其他家长在出面劝诫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态度，那位自称是社科院博士的女家长劝其他家长不要讨论喝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用词激烈，缺乏对其他家长的尊重，从而引发了争吵。小编认为，作为家长，不应该在家长群里摆身份压其他人，无论你在工作上取得了什么成就，到了班群里，大家就只有一个身份——孩子家长，都有义务配合老师维护好班级秩序。网友们，你们怎么看？

大道家园编者按：本文首发于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作者综合中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中国古老的道家（道学）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与现代化诠释，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称之为人类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胡孚琛先生的《道学通论》将黄帝、老子、庄子有关宇宙本源的学术称为“道学”，区别于奉太上老君为教主的“道教”。在胡孚琛先生这里，道学与道教有明晰的区别，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论点相较于大道家园传统文化学校创始人太易先生的道学概念（道学非宗教而是文化是教育，是以整体、系统、全息、一元为思维特征的独立学科。以象、数、理所包含的阴阳、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六十四卦、卦爻、河图洛书等为核心语言符号……），有相通之处。故推荐此文给广大道学爱好者，欢迎大家在文末积极留言发表心得体会！（作者简介：胡孚琛教授，男，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道家文化，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当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踏入21世纪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过去世界发展的历史，从而展望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遏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艾滋病、瘟疫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忡忡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可耕地减少、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21世纪的全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世界社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前，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日益发达，一种新的世界社会形态开始形成。[注释：钱学敏：《钱学森的哲学探索》，《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钱学森教授认为世界社会化是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将为大同世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基础，从而叩开共产主义的大门。]地球变“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国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任何专制君主和政党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谁也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地区的矛盾热点变成国际大家庭中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谁也不愿被排除在国际间的大型联合活动之外。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中国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梦正在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样，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等杰出思想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的历史规律，他甚至断言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注释：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据纽约1958年版本译出，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年。]。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编者按：此处有待商榷，在道学体系中，宗教属于神道设教，使百姓顺服，故不能称之为人类文化的母体）。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尽管人类文化有诸多不同的特质，但都从各种侧面寄托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关切，建立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区分这些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我们考察各种异质文化的根据。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断召开有关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先哲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2)约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经》也成为世界上哲学家们研究的热点。中国的道学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无疑是属于“过去”的，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纪的“未来”吗？道学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传统分先后两种：其一是中国原始人类存在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确立的礼教新传统。显然，道家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数十万年的老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数千年的新传统。[注释：胡孚琛《道家、道教缘起说》，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崇尚儒家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顽固地保留着宗法家长制的君权政治传统造成的。君权专制的国家政体用宗法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学说是从人体本身的修炼工程中体验出来的，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缩影，人体和宇宙的运行规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国，因而是一种天人同构、身国一理、取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几千年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古文明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明等皆相继沦落，惟有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经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于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注释：《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5页。]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注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这些话都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各民族从自给自足状态变为相互依存，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必然也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开发人类的心灵潜能为目标，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辩证规律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对道家文化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歌德(Goethe, 1749-1832)在1828年10月23日同爱克尔曼(Eckermann，1792-1854)说：“据我所见，有一个时期要到来，那时候上帝再不喜欢人类，不得不把一切都毁灭掉，以便重新创造。”[注释：爱克尔曼著《哥德对话录》，周学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世纪之交，无论是欧美等西方社会还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东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层面都面临《易经》所谓剥久必复、穷极终变之势，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大略和歌德同时的中国思想家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道德经》是“救世书”，说古今“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道家之学既是一种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复初的智慧，又是一种永远属于未来的超前意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为政要因时制宜，静可以无事无为因循自然，动可以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因之中国的政治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变革之时，都注意从道家经典中汲取智慧。道学文化既然能救中国，难道不可以救世界吗?早在20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斯诺(Snow,1905-1980)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对抗倾向造成了危机。[注释：Chares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59.]这种危机使他们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某些世界一流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哲学的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分析、孤立实证等思维模式日益显得陈旧过时，他们开始在东方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中国学者董光璧(1935- )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李约瑟、汤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F.Capra,1938- )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道家思想复归，将道家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并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注释：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页。]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态智慧的道学文明。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道学思想一直受到正统的儒学思想的压抑，老子的《道德经》也被曲解为消极避世的隐士哲学，其积极救世的真义晦而不彰。魏晋以来尽管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与《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为望文生义之作，没几个人真能读得懂，《道藏》中道家典籍的思想精华也远远没有发掘出来。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注释：《朱子语类》卷七。]现在老子的道学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经》的译本数目之多仅次于《圣经》，可惜这些译本也大多沿袭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还以管窥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学范畴给道家哲学归类，真正有所得者如谢林(F. Schelling, 1775-1854)、布伯(M.Buber, 1878-1965)、海德格尔(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谓凤毛麟角。今天，当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清中国道家的思想价值时，我国学者应该重新发掘道家典籍，对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将道学文化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从而形成新道家学派，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历史使命。(二)道学之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原指道家老子创立的有关道的学说，以《道德经》为经典，它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和属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丹道)。元人脱脱立《宋史·道学传》，将儒家的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传授的理学称为“道学”，遂致“伪道学”之诮。明代李贽(1527-1602)曾力斥“宋明理学”为“假道学”，指出仅有老子、庄子的学说才是“真道学”。考中国古文献中凡较严肃的学术分类或艺文志书，皆以儒、道并举，没有将儒家学说称为“道学”者。其实早在六朝时期陈代马枢就曾撰《道学传》二十卷，所收皆张天师、许迈、吴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陈国符先生辑佚本传世。《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学”；宣和元年(1119)五月“诏德士(僧人)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将道教之学称作“道学”。拙著《道学通论》[注释：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已首先为道学正名，将宋明理学和心学统称为“宋明儒学”，将老子、庄子有关道的哲学称为“道家”，将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道为信仰的宗教称作“道教”，将有关道家、道教、丹道的学术总称为“道学”，以和西文中的“道主义”(Daoism)相对应，我想这不难取得学术界的共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在老庄的“君人南面之术”中，《老子》侧重君学，《庄子》侧重人学。君学是执一统众的帝王之学，人学为回归自然的真人之学，故道家之学实为宰割天下的“屠龙术”。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家之学，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臣民北面之术”。孔子“遑遑如也”而尽臣节，孟子以民为本而倡仁政，此可谓儒生循吏进取功名利禄之“登龙术”。由于道学的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父权家长制的独裁政治多有冲突，故中国的统治者多讳言道学而推崇“家天下”的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近世以来，通过民主政体的变革推行黄老之道，以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道学文化增强综合国力，将科学、民主的外来文明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曾经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种政治企盼。严复(1853-1921)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老子道德经评点》)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的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见绌。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著《论世变之亟》云：“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严复断言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自由”与“不自由”这点上，真是抓住了要害。考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为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为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公民身份观念及由此形成的人权和法治传统；三为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三者合而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国，以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世界。盖西方文化设定人性是恶的，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约定一个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因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之；法治之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的破坏，必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此看来，人民之自由无保障而想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社会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强国，乃是不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机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会之国体皆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政体则是民主法治社会，这种政体对官僚特权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维护社会公正原则。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愚昧、迷信乃专制主义之产物，法治、科学是自由民主之硕果，自由主义为现代社会之根基，因之欧美等国在全世界高扬“人权”的旗帜。西方社会的自由实际上也是被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严格限定的，他们称之为法律与伦理规则限定的“自由空间”(free sphere)，并相信越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才越能产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种流弊的制度，只不过比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危害较为减少而已。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是整个文化根基中的科学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现分离倾向；二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数人抉择并非总是合理的，特别是当权者以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媒体舆论经常欺骗人民，使整个社会偏离公正原则。西方社会以人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报复，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战争机器的膨胀，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类种下灾难性的恶果。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是以儒、释、道三教互补的文化为传统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礼教作为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维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国同构”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政治体制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早就发现中国社会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他称之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页。]令人惊喜的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1901-1969)就应李约瑟博士之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等，揭示了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特征。[注释：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他们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蜕变而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层层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注释：〔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据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78年版本译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官吏的选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统治者所关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稳定和权力的神化，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们实行压迫、剥削和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条件。马克斯·韦伯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数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体制，并命名为“家产官僚社会制度”。他说“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长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注释：〔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美国《外交》1993年夏季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以《文明的冲突？》为题，译载此文。亨廷顿断言“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其实，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集权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礼教，家产官僚制在中国的顽强生长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首先设定一个最高界限，即圣人的境界。尽管五千年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新兴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变着中国的国体，但宗法家长制的国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历史规律证明，更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掌权的新国体和由家长制君权政体革新为民主宪政体制是同等重要的。专制政体是天然滋生剥削阶级并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集团服务的政权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圣”根本无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开不出现代社会的新“外王”，仅是靠树立圣人、贤人、君子、英雄、模范的“榜样”作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追求尧舜圣人之治的理想。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盖因人民之大多数难以成为“圣人”，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家长也不耐受“圣人”理想教条的束缚，进而由圣人理想的追求堕落为实际利益的追求，反会利用权力将自己神化为“人圣”，将国家政治领域变成充满忌讳、阴谋、残杀、多数人不敢参预的凶险场所。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虚伪性，必然不断变换手法以某种“圣人”的招牌弄虚造假欺骗人民，致使整个社会造假成风；二是其腐败性，贪官污吏上下结网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原则，政权的基础日益腐烂；三是其残酷性，官场渐变为勾心斗角的赌场，日见虚弱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传宗接代的私有化权力不择手段，镇压的面越宽，禁忌越严，同民众就越隔绝。按儒家不断革命的政治定律，统治者从“圣人”，到“人圣”，再到“独夫民贼”，“汤武革命”的政权交替方式就要发生了。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显然，儒家文化的这些弊端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在世纪之交，“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化”本身都植根于“传统”，21世纪的文化战略必须对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诠释，即集中各种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汇，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政治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开化的高级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蛮的低级文明，但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将对方的文化要素作为化学成分融入自己的躯体，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得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或阉割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会缺乏争雄的生机而充当小伙计。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多元并存，相互融汇”，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生态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家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别赞赏学术界创立新儒学（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尽管佛教必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维，佛教文化不可能作为建构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至今1350年间，阿拉伯人和汉人杂居、通婚、改汉姓、习汉语，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仅据16-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著述看，伊斯兰教文化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1570-1660)、刘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所述苏菲主义教派从理论到修炼皆和丹道暗合，可见道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能够对话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臭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道学既和儒学一样设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别强调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学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积极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21世纪文化战略。(三)人类文明都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们只要认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哲人和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等都对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诚的信仰，为上帝而求证曾是西方伟大哲人献身学术研究的动机，他们以自己的理性思维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中国儒家文化将超越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的源头统称为“天”，西方文明将人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一切价值之源归结为“上帝”。这说明这种一切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种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维的高度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超越的无限本体作为终极信仰才能给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动力并给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和价值观念。当现代科学和哲学以理性思维的成果终于动摇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时，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惊呼“上帝死亡了”，中国的无神论者也早就对儒家的天神主宰抱有怀疑，这说明“上帝”或“天”的人格神信仰并不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极限。然而据《道德经》所述，道学文化中“道”的范畴却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并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于上帝。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唯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因而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的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什么是道？老子《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原，它有体有用。作为道体，它是宇宙的原始本体，呈现“无”和“有”两种状态的统一。首先是“无”，即宇宙创生之前的虚空状态，称为“天地之始”，具有质朴性和绝对性。然后是“有”，即宇宙创生之际含有先天生机的混沌状态，称为“万物之母”，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作为道用，它是宇宙万物生化运动的总根源和驱动力，是宇宙演变的法则秩序，即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称为“常道”。道化生出时间和空间，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生命和文化，并作为一种物性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之中。它贯穿古今、囊括万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体现了宇宙的真实结构和内在节律。道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人体的本我。作为宇宙的本原，道是一种绝对的真知，因而为符号指称所难以描述的绝对存在。语言符号的指称只能描述相对知识，而道是可以体悟难以言说的绝对知识。作为人类心灵的本我，道是“知觉者”，因而具有不可被知，不可当作被测量的对象，即“不可名”、“不可道”的性质。道是无分别相，它可以“齐万物”、“等人我”，不能被区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却可以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道是人类知识之根、学术之本，它是宗教的终极信仰，哲学的智慧之源，科学的原始公设，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坚实支点，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这段话是道学文化中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道学的道就是一种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气，道教内丹学家称之为元始先天祖气，是宇宙创生之始混沌状态中隐藏着的秩序，是产生万物普适的内在节律的信息源。“二”是阴阳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三”是有象、有气、有质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在宇宙创生之前，道从虚无空灵状态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气，继而分出阴阳二性，再依次转化为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信息、能量、物质组成万物纷纭、生机勃勃的世界。物质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区别。能量是宇宙以波动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运动和静止、离散和连续等运动状态。信息是宇宙以选择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有序和无序、方向性与合目的性。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或结构，粒子性的存在形式为束缚信息（熵），表现为空间；波动性的存在形式为自由信息，表现为时间，因而信息本质上是时间与空间的耦合。宇宙中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界到人，都是由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组成的，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在自然界天然变化中发射自由信息的熵增过程，都是可用能减少的过程，这时系统的内能在量上虽然守恒，但在质上要发生退化，可用能会转化为束缚能。孤立系统的内能和信息是守恒的，物质、能量、信息都是可以按一定数学关系相互转化的。这样，最小最轻的基本粒子（如中微子、光子）必然同时具有波动性、粒子性、选择性等三种特征，宇宙从创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选择趋势，生命现象的出现及人类心灵的花朵盛开绝不是偶然的。新道学的宇宙图式，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包括能）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发现宇宙中早已隐藏着出现生命和心灵的潜在根据，这必将对未来的科学发展带来突破性的新动力。基督教传统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充作西方文化的支柱，使人们相信耶稣的生、死及在十字架上受难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事件，时间是穿越过去和未来的一条无限延伸的不回头的线。这种观念和中国儒家文化大致相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道学将“宇宙”并称，“宇”是空间，“宙”是时间，即认为时间和空间有着本质的联系，没有空间的时间和没有时间的空间是同样不可思议的。道学认为时空的量度具有层次性，其大小、长短是相对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庄子·逍遥游》）“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道学从时空的发生探讨宇宙的本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庄子·齐物论》）时空的本原就是道，道的特性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二十五章）这就是说，道学认为时间的箭头既是不可逆的，又是循环往复的。道从虚无中化生出先天一气，出现了引力和斥力，正物质和反物质，这就是阴阳二性相互作用的信息源。随着大爆炸后的宇宙膨胀，空间越来越大（大），产生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逝），在无与伦比的大尺度上（远），最终出现反复和循环的趋势(反)。道学认为过去中含有未来的信息，未来也影响过去，二者是无法相互摆脱和相互分离的。道学的内丹家发现宇宙中除了可观察、可测量的有形有象的世界(色界)之外，还隐藏着一个无法观测的虚无空灵的世界(无色界)，这两重世界相摄相容，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科学仅能研究宇宙中的现象，道学才能洞察“物自体”。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围是探索“色界”的自然律，而道学却在逐步揭示“无色界”的秘密。科学逻辑推理的大厦是建立在无数根本不能证明的“公设”或假设上面的；有公设，就有局限，不可能确知无限的事情。新道学的智慧不但激发人们不断地改变这些公设或假设，不断转换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还要求以内丹学心灵修炼的方式彻底拿掉这些公设，直接进入道的境界，从而超越现象感知虚无。道是不能数学化的，因为没有公设的数学是不可想象的，但道学和西方科学思想却是相容的。新道学是自然的学说，是生化的学说，是变易的学说，所以也是时空的学说，因为空间是变易的场所，时间是变易的次序。道学又是超越时空的学说，当内丹家入静心灵不动时，出现一片虚无空灵的渺冥景象，达到无时空的永恒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因之道学的智慧能从人的心灵体验中展现出来。新道学的智慧开拓了时空观的新境界，需要当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实证的精神再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西方科学思想一旦吸收了新道学的观念，必将获得一种革命性的驱动力，从而在21世纪里揭开宇宙、生命和人类心灵的奥秘。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以“中”字为纲要，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也巧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于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策略思想。道学是以“反”为“动”，以“弱”为“用”的哲学，因而是真正强者的哲学。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确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道学是一种既可学又可修的文化，丹道修炼是道学探索宇宙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的重要途径。如果谁能在刻苦研读道书中有了以上深切体验，并能按道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便会将个人和天下过去未来的大势了如指掌，真正成为一个得道的人。（四）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自然是道的特征，道学的智慧主张向道复归，也就是回归自然。“自然”在道家著作中是“自然而然”之义，乃道之本性，自然界(Nature)大致相当道家著作里的“天”。道学不赞成儒家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互动的原则。庄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与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纠正了西方文化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道学认为自然界里风吹海啸、花开花落、生灵繁衍，都依自然律而行，而自然律就是道。这些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道德和权力的含义，人类戡天役物的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界允许的限度。现代社会的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创造的“人工自然”，同天然的自然界逐渐拉开距离。然而，人类距离自然界越远，社会一体化的联系越紧密，生存的基础反而越薄弱，甚至一次偶发事件也会使这些被现代化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的人们灾难临头。在文化上，道学认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是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取代的五个基本要素，只有道能够贯穿于这五个基本文化要素之中。道学能激发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能给哲学以辩证思维和究天人之际的恢宏气度；能以大慈大善、大诚大信的悲天悯人的宗教信仰情怀给人生以终极关切；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尊严并为社会提供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念；能给人类社会提供秩序和价值观的支点；能成为人类知识的源头活水；它的价值观也可成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正确导向。西方文化本来在“象、数、理”上比以周易象数为基础的道家经典有独到的高明之处，形式化的逻辑体系和高等数学的辉煌成就，促进了现代科学大厦的建立。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使量子力学的物理定律变成统计性的几率描述。这一科学革命的趋势预示着西方科学需要汲取中国道学的思想才能创新。老子的道学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前5世纪）的“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的思想相反，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科学已从过去只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变”的根深蒂固的“构成论”旧观念，向“宇宙万物都是生成的”这种现代“生成论”的新科学观念转变，而“生成论”恰恰是道学思想的核心。新道学思想不仅可以革新西方自古希腊原子论复活以来“构成论”的思想模式，而且在科学方法论上也会导致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方法向有机整体论方法的变革。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生命科学必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带头学科，而生命现象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它是不适宜用拆成小零件的还原论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新道学的整体观及生命观预示着科学观念的创新。在世界社会化的大趋势下，21世纪人类社会变革的节奏还会加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层次更会加深。由于这一趋势，一方面各民族的多种异质文化将获得充分地发掘和发展，另一方面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取长补短，加速相互融汇的过程。道学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人类智慧的凝聚点，一种集多种异质文化优势而呈东西方文化互补形态的新道学文明将要出现。中国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道学是圣人的最高哲学思辨，而圣人的哲学智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不受民族和国界限制的。无论东方或西方，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新道学思想都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灯塔。在社会观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社会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三十七章）的自然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三十二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道德经》七十七章）人若能达到“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天之道的境界。道学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阳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学的社会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限制。道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并包容法治的优点且超越了西方法治社会。盖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鼓励人的贪欲，而社会犯罪皆由贪欲而生，故法律繁多而犯罪不止，司法系统遂成为庞大的社会谋生行业。道学的价值观抑制人的贪欲，自然立法即是将人的行为规范到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上来。这样法律本身也是自然律，代天行罚至简至易无亲无疏，自然之治的法治也即是道治。《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道学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学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与完整；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学的“至德之世”。在伦理上，新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是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生”有“生成”、“生长”、“生命”、“生存”、“创造”等含义；“化”有“变化”、“发展”、“转化”、“进化”等内容，二者集中了道的自然性，说明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在生生化化自强不息地发展着。道化生出先天一气和世界万物，这就是生化原理的作用。先天一气就是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原始自然力，是万事万物生化发展的驱动力，是生命的源泉，是歌德曾经猜测到的“创造力”，它来源于道，是道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发挥作用的特性（道性）。道学中的道性也即是德，德的特征表现为“中和原理”。“中”之义有四，从事物规律上讲，“中”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从事物变化上说，“中”即“度”，即在限度适宜的范围内活动；从空间上讲，“中”是“虚”，虚无乃道之大用；从时间上讲，“中”即是“机”，即“动善时”，因机乘势“不得已”而为之。“和”有和合、和谐、调和、“和而不同”之义，是协调各类关系和处理矛盾的原理。中和态是宇宙间的自然稳定态，无论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所有运动都有趋向中和态的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长，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就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潮流。道家伦理学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道是人类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最高支点，道德社会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理想。当其“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最后由礼蜕化为“利”，社会道德水准依次下降，一个“上下交争利”的社会是违背道德的。以上为新道学判定人类社会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核心。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学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该时代里人民有没有尊严。道学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认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学反对人的异化，呼唤人类纯朴的“良知”。道的本质是大公大善、大诚大信的，人人都含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良知，只是这种道性和良知被后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观点出发，新道学以反异化为特色，倡导一种纯朴的社会，主张通过人体和心灵修炼工程开发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显露，从明心见性进入道的境界。这样，道学的伦理在世俗社会里就展开为中和、公正、纯真、诚信、俭朴、寡欲、重生、慈爱、善良、宽容、 忍让、谦柔等行为标准。在新道学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是一种觉悟了的“物”，因而才称作“万物之灵”，感知万物就是感知“自我”，只有唤醒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与道合真。道学的精神是最宽容的精神，道学的社会功能是教化各民族、各色人种同归大道，化邪恶为善良，最终将老百姓的意志体现出来。道学的政治才真正是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分参与公共事务的众人之治，才会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新道学倡导“以让其他众生也能生活的方式来生活”的全球生态伦理，为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提供新的秩序。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由此可知道学重生爱物、慈善为怀的救世之心。在个体生命上，新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内丹学的人体修炼系统工程，按法诀完成内丹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能和宇宙的虚无世界交通，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人通过道学的修炼达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Maslow, 1908-1970)“超越心理学”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并和佛教禅宗、密宗、印度瑜珈、伊斯兰教苏菲派等修持方术一脉相通。这样，仙人境界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内丹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观、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现在内丹学的研究正在引起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早在1920年德国学者卫礼贤（R.Wilhelm,1873-1930）就在北京得到一本恰巧是较为通俗的丹经《太乙金华宗旨》，并立刻觉察到它的科学价值，于1926年将其译成德文。1928年，卫礼贤将自己的译稿交给著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1875-1961），荣格为此书写了长篇评述，于1929年出版。荣格在对《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述中认为中国古老的内丹学和西方现代分析心理学、心身医学是相通的，他从分析心理学中“看到了一个接近东方智慧的崭新的意想不到的途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第5版上载有歌德的诗：“西方与东方，不会再天各一方”，英文修订版按语中提出“认识心灵始终是人类的最终目标”，而内丹学的研究正是指向这一目标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自号“十宿道人”，对道教方术中的科学内容进行了认真发掘，《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5分册专门讨论内丹学，他称之为“生理炼丹术”。这说明道教内丹学已开始传往西方，它的真实面目正逐步被西方学者所认识。内丹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论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虚空中的先天一气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洛伊德心理学所研究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心理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这样，内丹学就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内丹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虚空中的先天一气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沌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和虚无世界交通，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现代科学对于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宇宙的虚无空灵状态，对于人本身，人的大脑及其精神活动，对于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却知之甚少。许多生命现象和心灵活动的效应上个世纪在科学界引起一次次争议，当代科学在这个同宗教交叉的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内丹学的研究是打开宇宙虚无世界，打开人体生命和心灵之秘的钥匙，内丹之谜的揭开必将给现代宇宙学、生理心理学、心身医学、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内丹学的西传必将引起一些宇宙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家的注意，从而调动东西方学者的智慧共同攻下人体生命科学前沿的堡垒，为全人类造福。总之，道学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际的自然学说，察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说，穷性命之源的生命学说，集中了自然、社会和人体生命的智慧，必将给21世纪的人类带来希望。新道学是革新的文化，前进的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世界大同的文化。新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东方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终）。声明：部分图文来自网络，仅作分享、交流、参考之用，不一定代表本号观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请客观对待，不盲从，不排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告知！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群经之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它与新时代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却总是被很多国人认为是迷信呢？《易经》表示很冤枉啊！为了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认知，国家政府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年以前就做出了重大举动为《易经》正名，那么我们还怀疑它是迷信吗？一、国家政府机关及人文社科权威机构为《易经》正名（1）纳入国考在2019年度国考笔试中，《易经》冷知识成为考题，曾引起众多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网友发出了“公务员还要会看风水，看面相和算算卦”等类似的调侃；也有网友站出来为《易经》正名，发出了“中国人连易经都不懂，做什么干部，可定要考啊”的评论。国考作为招考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方式，将《易经》列为考试范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文化自信的培养。（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博士点201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将“《易经》与预测学”方向纳入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社会社科领域的权威机构，已经重新审视《周易》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并将其纳入学科建制，开始着力培养掌握周易预测的人才，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易学新纪元！二、《易经》到底是不是迷信？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易经》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不必用中国的科学家自己说，免得落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们通常认为西方科学是现代的方向，然而很多西方的著名的科学家在研究自身领域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竟然与《易经》理论惊人的一致！（1）哲学领域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主要来源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专门论述过《易经》，他对《易经》的评价可以总结为：“《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它。”（2）心理学领域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20世纪心理学尤其是潜意识心理学领域最卓越、最具影响的大师，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荣格对《易经》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深入研究了《易经》的占卜系统。（3）生命科学领域1953年华生和克里克首次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概念，随后1966年尼伦伯格破译了“遗传密码”。遗传学密码研究结论与《易经》六十四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973年法国学者M申伯格出版了《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首次阐明了64个生物遗传密码与《易经》六十四卦之间的对应。三、《易经》的现代应用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空前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因此也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重视。因此，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地理、建筑、医学等，它的理论易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物理学家说《易经》是关于物理的理论；数学家说它本身就是数学模型；天文学家说它是天体运动的规律；历史学家说它是历史宗教的哲学理论；生物学家说它是破解生命的密码等等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掷地有声，伴随着新年的钟声响彻云端，传播大地，激励着、鼓舞着新时代的奋斗者继续勇往直前。文化无疆界，在共享的时代包罗万象，成为当代发展的新动力。站在新年的起点回望翰高过去，2018年就像一个融进拼搏奋斗史的时光博物馆，文化与文创、创新与创造、光辉与曲折，在这个视角点呈现出全新的、无比动人的图景。艺术无界，展览在园区生花。从2018年一月份开始，翰高画展接二连三，《丝路丹青 岩彩传新》中国岩彩画绘画创作展、《中国梦房族情》迎春书画展、《微视角 尽精微》中央美术学院精微素描展、首届全国房氏宗亲书画艺术展……无论是岩彩画还是国画，无论是书法还是精微素描，他们用自己的特色书写着新时代的光辉。艺术彰显美，美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12月28日的《丹青施点 唤醒千年》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作品展，再次用它的艺术感染力，激发了人们对艺术品修复领域的热情，唤起对艺术的热爱。自展览开始，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12月30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教授Roberto Rizzo罗伯特 里佐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学博士荀武慕名前来。他们用专业独到的眼光品评了本次展出作品，大加称赞作品功力之余更是对中国艺术品修复的技术、艺术及产业前景充满期待。发展无界，政企共同书写新篇章。旺年四季佳客多，自3月6日，怀柔区宣传部部长鲍晓健参观考察翰高文创园以来，区委书记常卫、区长卢宇国、副区长焦宝军等先后来到翰高，为翰高的文创产业转型加油鼓劲，出谋划策。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文创产业政策的春风，更是怀柔区各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关怀，暖流时时在心底涌起，幻化为发展的不竭动力。6月15日，由北京怀柔国家影视产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由北京翰高兄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持承办的，《绿水青山 多彩怀柔》怀柔城市建筑色彩研讨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政企联合、院企联合，政、院、企共同参与的学术盛会。这次研讨会，不但从宏观和微观上对建筑色彩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更是对城市未来发展及色彩布局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未来城市建筑色彩的完美应用起到承上启下的接力作用。7月份，华夏银行杯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将众多文创企业与政府的文化发展导向紧密连接在一起。百花竞放的场景让我们明白，在文化大发展的滚滚洪流里，在发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的道路上，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途中，我们每个企业都是参与者、奋进者、贡献者。文化无界，院企交流创意无限。炎炎夏日七月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暑期调研团来到翰高文创园，调研翰高文创转型及产业发展路径，同时，对杨宋镇各村的非遗文化传承及产业发展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新视角引发新思路，新领域又引来新思考，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乡村文化振兴调研座谈会》上，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调研成果进行交流讨论，对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无限新意。成立翰达斯光影公司、扎根翰高文创园、南下河南东渡日本参观交流……自4月25日，光影科技项目入驻翰高以来，北京工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围绕光影项目的拓展，技术的升级进行了无数次的研讨与交流。交流中，北京首都机场、河北武家庄、翰高文创园区、淮阳莲舍的火树银花、创意灯光竞放光华。创意无界，2019年精彩还将继续。当你心怀希望，努力奋斗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的一年总有新的惊喜。197路快速直达专线开通了，这条从怀柔中国科学院大学到地铁望京西站的列车，途经杨宋，有效缩短了怀柔与北京市区的时间距离，文化繁荣的焦点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最是奋斗动人心。3月份，中央美术学院修复作品展将在世纪坛再次举办，翰高将作为协办单位参与其中；4月份，响应遇见敦煌岩彩画展，翰高岩彩节将拉开帷幕；与北京电影嘉年华同期的五一微电影节、献礼建国七十周年的十一光影展……翰高的文化创意将在2019年红红火火、多姿多彩的展开……这是一个包容与开放、创新与共享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时里，各行各业文明之火相聚相融在一起，燃烧了原有的隔阂与边界，艺术无界、发展无界、文化无界，文化创意更无界。我们在这个无界中感受到了文化融合所带来的千里奔涌的洪荒伟力，这个洪荒伟力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标志，在这个标志中，文化产业成为一个坐标点，奇迹从此而始……文/袁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