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6个阶段，从第一期晚段开始，加工精美的磨制骨角器大量出现，加工原料主要是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这些磨制骨器揭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更新。图为招果洞遗址部分出土磨制骨角器。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银质鎏金面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共出土封泥4500余件，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发现。封泥上留存痕迹也为解决汉代公文传递及封缄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图为二号墓出土的封泥。古人类在洞穴中的生活是怎样的？河姆渡文化来自于哪里？夏代的粮仓城是什么样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什么样的面貌……日前，“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拨开了历史迷雾，刷新了历史认知。入选项目(以时代为序)分别为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1招果洞遗址：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这本20多层的大书，厚约8米。它记录了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完整历史。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石成器、磨骨为锥、升起篝火、驱散野兽，这一切都被装进一个叫作招果洞的时间胶囊。”2021年2月26日，在招果洞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时，项目负责人张兴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时隔不到两个月，招果洞遗址最终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这本被张兴龙称为“倒叙的历史书”目前有几个“最”：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3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发现逾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招果洞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磨制骨器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兴龙说。2井头山遗址：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2013年10月中旬，在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像往常一样到一处待建厂区内放羊、割草。无意间，他们注意到草丛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贝壳和动物碎骨头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后来，他们拣了一塑料袋的样品，送到了田螺山考古队。”这是井头山遗址项目负责人孙国平对当年遗址发现过程的回忆。在4月12日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项目汇报时，孙国平提到了王维尧，因为就在同一天，王维尧第一次到北京旅游。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目前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据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它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孙国平说。3双槐树遗址：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据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4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的粮仓城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据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第二类为地面建筑，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曹艳朋说。“在时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土壤微结构等科技手段，推断出其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终评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价说，“此外，时庄遗址对于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探究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5徐阳墓地：实证“戎人内迁伊洛”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和平民墓。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据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陆浑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早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公元前638年，被秦晋两国强行迁到晋国‘南鄙’之地(今河南伊阙以南伊河流域)。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吴业恒说。值得一提的是，徐阳墓地车马坑内马牲、狗牲与马牛羊头蹄葬两种葬俗并存，兼具华夏与西北戎人葬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西北戎人文化的交融。“陆浑戎内迁伊洛后，虽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习俗，沿袭马牛羊头蹄葬俗，但因地处华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吴业恒说。6桑达隆果墓地：延用千年的墓地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据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出土的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伟说。7土山二号墓：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东汉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为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内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瓦当、大量封泥等。”耿建军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8少陵原十六国大墓：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国”开始。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3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9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人是吐谷浑王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信息。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在韩建华看来，2018血渭一号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绝佳样本，是研究唐(吐蕃)时期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韩建华说。10磨盘村山城遗址：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2013年到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据项目汇报人徐廷介绍，东夏国是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公元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徐廷表示，东夏国南京城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中国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夏国历史研究上的话语权。同时，东夏国南京城内的诸多发现，如结构工整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都表明东夏国虽然地处边疆，但脱胎于金王朝，认同中华文明，具有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东夏国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磨盘村山城遗址的发掘用实物证明了东夏国的历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图片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2月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网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张长寿先生于2020年1月30日6时30分因病在北京天坛医院逝世，享年91岁。官方讣告显示，张长寿，1929年5月6日出生于上海市。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9月分配到清华大学附属工农连成中学任教。1956年7月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长期从事田野发掘和商周考古研究。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6年升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7月至1988年5月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12月被授予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89年5月退休。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讣告还显示，张长寿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张家坡西周墓地》（主编，1999年）、《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合著，1999年）《商周考古论集》（2007年）等。遵照张长寿先生的遗愿丧事从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时隔30余年后，三星堆再次惊艳世人，而此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可谓是“科技感”十足，被誉为“一场高科技助力的多学科‘综合考古’”。“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真正实现了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纵观发掘过程，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建设成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的高质量与高水平。“把田野考古发掘变为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发掘舱：解锁精细化考古的各种可能参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当地村民杨永成回忆，他们对2号坑进行挖掘时，只是用竹竿搭建了一个围栏。挖出来的文物多用纸来包住，放进木制箱子运出去……如今，这些“粗糙”的手段早已被更加精细、高效、安全的一系列操作所取代。此次三星堆的新发掘，与1986年的“裸挖”相比，专门为这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搭建了全透明的考古发掘方舱。其中，有3个大面积的祭祀坑各独立设有单独发掘舱，另外3个面积较小的祭祀坑“共享”一个大型发掘舱。4个舱体内部恒温恒湿，给予出土文物最佳保护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坦言，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考古方舱”的形式开展工作，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一种新模式。▲发掘舱内考古人员正运用集成发掘平台工作 薛帅 摄据了解，每个方舱里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并设置有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采用了平行桁架、自动化载人系统等装置，实现出土文物调运的功能。走进发掘舱，只见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的考古人员放进坑内悬空作业，并随时变换位置、方向和角度，尽量减少发掘坑中的文物和填土遭受发掘者带入的污染。舱内的起重机也足以应付各类器物的提取工作。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介绍：“不仅可以载人悬空清理易碎文物，还可以装载文物出坑；既可以进行高光谱分析，也能开展三维扫描等信息采集工作……”“现在的工作条件简直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曾主持发掘过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领队陈显丹感叹。祭祀坑发掘现场，安装有8台400万星光级网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相机，专门用于考古过程的全程记录，实现实时传输到现场应急会诊室，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功能。发掘舱环境调控系统可调节温度和湿度，而文保人员通过手机软件或者电脑上的监测终端便可随时查看仓内温度、湿度。甚至，通过监看系统，还可以密切跟踪着仓内的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含量。实验室：发掘、保护、研究一条龙走进为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所搭建的巨型大棚内，只见4个大型发掘舱体的一旁，考古实验室一字排开：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文物出土后很快就可以在现场进行理化实验，发掘、保护实现了“零时差”的无缝衔接。据专家介绍，之所以要实验室先行，就是为了及时开展对有机物的保护与提取，丝绸、漆器、竹木器以及有可能存在于器物上的文字等，如果不及时保护处理，很可能出土就被破坏或者消失。例如，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备了充氮保湿箱、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行应急保护；应急检测分析室，配备了手持式X—荧光仪、超影深显微镜、体式显微镜、色差仪等便携检测仪器和丝蛋白检测材料，可对出土文物、微痕信息进行快速分析和微观形貌观察，为应急处理与后期保护研究提供信息支撑……▲2021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舱工作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为了更好还原古蜀人的生活，此次三星堆考古还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研究。除了对考古发掘的位置进行了全面的3D扫描之外，还对填土进行了大量的采样和留存。除了表面填土因为污染而没有采样，探方内的全部填土都进行了采样、研究和库存，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读出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信息。例如，通过高分辨率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填土进行观察，在4号坑的泥土中已经发现了纺织品的痕迹；另外填土内的某些灰烬，则是以竹子为主。雷雨表示，为了能够更多获取泥土中的历史信息，在发掘工作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戴好防护服，尽量保证填土不受污染。将所有的精细信息全部记录，并且对于填土进行保存，也是给未来的考古发掘工作留样，以便在未来有更多的手段进行研究时，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目前，中国共有34个顶级科研单位投入到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中，共同开展10项科技考古、8项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多学科交叉让考古工作更精细、准确、及时。”谢振斌说。三星堆“科技天团”还有哪些“明星”？高光谱成像技术 在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高光谱成像技术大显神威。考古人员通过高光谱成像分析坑内的灰烬等物质，就可以分辨和研究当时农业、纺织业的一些情况。例如，在肉眼看来只是黑色“土块”的物质，在高光谱成像仪等“黑科技”设备下，就会原形毕露——本次挖掘的4号坑中，一些丝绸制品的残余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研究者通过后续检测，证实了丝蛋白的存在，这为“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理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协助下，这些丝绸的功能、材质分析及后续保存正在进行中。碳—14测年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19个标本采用了碳—14测年，得出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471年至公元前1260年之间。因此专家认为1、2号坑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260年。针对本次三星堆遗址6个器物坑中采集的73份炭屑样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吴小红主导的联合团队采用了精确度、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碳—14测年法进行了分析。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3D打印“文物保护壳” 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不仅三维扫描技术被应用到多个环节中，3D打印技术也得以大显身手。使用3D扫描仪将文物以及其周边的信息数据进行搜集，然后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一模一样的石膏模型。用这个打印出的石膏模型制作了贴合严密、保护性强的硅胶保护套，将保护套贴合在文物上后，再使用套箱的方式提取文物。例如，3号坑的大口尊连同内部填土重达几百公斤，不易发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现场发掘专家们为它量身3D打印出了“硅胶壳”：首先三维扫描该铜器，获取数字模型，再据此打印一个薄的硅胶体覆盖在铜尊表面，形成保护。随后大尊被装入用于固定的木质套箱，再利用“文物起重机”取出。高分子材料“呵护”脆弱象牙 近年来，各种有机高分子材料在文物表面封护、文物加固、粘接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环氧树脂因具有优良的防水性和安定性能，能够较好地阻止水和盐类对石质文物的破坏，常被用作石质文物的保护材料。在本次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对露出发掘层的象牙首先进行了保湿处理，避免其迅速开裂，再利用高分子材料对象牙的结构进行加固，随后才取出象牙，并立即送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不过，如今采用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护古蜀象牙，业界期待着相关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升级来应对这一难题。2021年4月8日《中国文化报》第7版刊发特别报道《走进遗址上的智慧实验室 三星堆“考古方舱”探营记》↓ ↓ ↓ ↓ ↓ ↓ ↓ ↓ ↓责编：张海宁

13日上午，备受关注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宣布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20个入围项目的团队成员翘首以待、气氛紧张。随着当选名单陆续公布，人群中不时有人发出惊喜或唏嘘的声音。这次评选出来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最东的位于大海之滨，最西的处于青藏高原，时间跨度、遗址类型涵盖广泛。为中国海洋文化探源提供实物印证、填补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印证中国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它们凭借什么吸引了终评会评委的投票？有关专家为你详解。它是国内罕见的用火遗存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招果洞遗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招果洞遗址出土的部分磨制骨角器专家认为，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它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总面积20000平方米，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都是当时人吃完肉后丢弃的。原来，早在8000多年前，海边的先民们就在享受海鲜的美味了。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贝壳项目负责人孙国平表示，井头山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它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掘表明，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专家认为，以它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彩陶罐“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李水城评价道。它是神秘夏代的粮仓城河南淮阳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时庄遗址地上式粮仓建筑结构剖面照终评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队长许宏表示，时庄遗址“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探究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它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伊河支流顺阳河自西向东穿过墓地。徐阳墓地东周时期葬制、葬俗等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徐阳墓地出土的镈钟该项目负责人吴业恒认为，徐阳墓地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它证明了西藏与中原千年的交流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跨度长达千年。桑达隆果墓地墓葬分布密集，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专家认为，这为探讨当时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金挂饰“这为西藏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一员给予了证明。”终评会评委、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说。它是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珍贵实物遗存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专家认为，它的发现有利于厘清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土山二号墓中发现的西汉封泥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这些官印对于研究职官制度、疆域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个大墓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本次考古发现的三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发掘的第二土雕建筑南面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考古具有重大价值，因而入选。它可能是青藏高原上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青海都兰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其中的2018血渭一号墓，是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金容器及装饰品细致的考古发掘，首次掌握了吐谷浑陵墓形制的基本特征。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表示：“唐与吐蕃、吐谷浑等地的关系是千年的悬案，我们有可能通过这个墓找到答案。”它是建在山上的东夏城址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该城南高北低，城墙沿山脊、山腹修筑，平面呈阔叶状，周长4549米。考古发掘表明，该城应为东夏国时期城址。磨盘村山城遗址出土的部分遗物“过去东夏活动相对来讲文献比较少，这一次我们用实物证据充分证明了东夏的历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和交往。”霍巍总结道。记者：徐壮编辑：李小虎图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来源：新华社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月3日，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网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张长寿先生于2020年1月30日6时30分因病在北京天坛医院逝世，享年91岁。　　官方讣告显示，张长寿，1929年5月6日出生于上海市。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9月分配到清华大学附属工农连成中学任教。1956年7月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长期从事田野发掘和商周考古研究。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6年升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7月至1988年5月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12月被授予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89年5月退休。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讣告还显示，张长寿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张家坡西周墓地》（主编，1999年）、《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合著，1999年）《商周考古论集》（2007年）等。遵照张长寿先生的遗愿丧事从简。来源 澎湃新闻编辑 韦依编审 李劼

人民网三门峡4月19日电 （刘微）4月18日，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该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来自全国数十家考古科研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共话考古百年。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人民网 刘微摄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在仰韶村正式启动。据介绍，该活动包括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百大考古遗址遴选推介，及其衍生的百件（组）国宝，百年考古成就大展等活动以及文章、实物、影像、书画等征集展示活动，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结合，可参与度极高。“希望这项系列活动能够得到各地文物机构和广大同行的支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视频致辞中说道：“通过仰韶发掘百年、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进一步激发考古人的壮志豪情，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扩大其国际影响，宣传和普及中国考古成果，全面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成就以及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相关座谈会现场。人民网 刘微摄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等文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与中国考古百年等主题，各抒己见。据悉，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仰韶村遗址有着“中国考古圣地”之誉，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的重要遗址，它的发现，拉开了我国田野考古的大幕。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在仰韶村拉开序幕，具有特殊意义。来源：人民网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施雨岑）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1日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将分别与3家单位共建“环境考古实验室”“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和“年代学与动植物考古实验室”。据介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将分别担任实验室主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要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与3家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战略合作，以建设国家考古实验室为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发挥重要作用。【来源：新华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回答记者提问中国网 张若梦

新华社香港9月26日电（记者丁梓懿）由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手铲释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年重要考古发现图片展”26日在香港海事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分为“万年追迹”“国家起源”“盛世寻踪”“港澳遗珠”等六大板块，以考古研究所近20年来从史前考古至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学术布局为主线，选择了十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作为参展内容。展览在地域上跨越东西，兼顾南北，其中的“港澳遗珠”部分突出了港澳地区的考古成果。在当日举行的开幕仪式上，香港中联办教育科技部副部长刘志明表示，“港澳遗珠”部分中考古研究所与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对马湾岛东湾仔的联合发掘表明，香港在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以来就与珠江三角洲处于同一文化圈，并受到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次展览有助于推动中华历史文化知识在香港的普及，增强香港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中国社科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镭在书面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增进香港同胞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和对中华古代文明的了解。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将在港举办多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交流活动，促进两地学术界沟通与合作。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溯源介绍说，主办方还邀请两地考古界专家学者，就“从香港考古走向世界”“玉器解读”“汉魏洛阳城的考察新收获及都城史上的意义”等内容为观众现场讲演。为了配合展览，展厅内特设了互动区，观众可通过拼图、计算机类比修复文物等新设备，了解考古工作的技巧，体验考古工作的乐趣。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巩文介绍，本次展览是继去年“文明·古都——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图片展”后推出的又一项展览，经过认真规划、精心准备，两次展览以生动翔实的考古发现图片和多场讲座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参观。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