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征稿

2019年3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综合规划司公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度政策研究课题征集公告》，提出15个招标课题。公告期内，得到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收到课题申报书380多份。鉴于此次课题申报踊跃，参与单位较多，提出许多优秀申报方案，为扩大社会参与度，经邀请第三方专家评审，每个课题确定前两名中标。现将课题中标单位及负责人公告如下。联系人：温海星联系电话：010—88650820市场监管总局综合规划司2019年4月22日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近年来，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不仅催生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还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带来了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如何更好地适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改变，让人们能够平等受益并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正确认识“创造性破坏”理论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认为，在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可以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让更多的人从技术创新成果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中获益，防止曾经的创新者利用自己已拥有的技术来阻碍新的创新活动。他表示，谈到创新，很多经济学者都会想到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总有一些企业家会通过创新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企业家取得成功后，企业的生产效率、利润水平会显著提升，进而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促进行业发展。每一次大规模创新都会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新的企业会取代原有企业，新的工作岗位也会替代旧的工作岗位。但那些昔日的创新者往往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成为阻碍新的创新性产品进入市场的人。人们可能会因此得出一种悲观结论，即“创造性破坏”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从历史经验看，通过更好地设计社会保障制度等，“创造性破坏”可以带来持续、绿色和更公平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增强社会流动性至关重要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教授格雷戈里·韦尔杜戈（Gregory Vergo）对本报记者表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不仅部分低技能工作者面临失业风险，还有部分过往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工作也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如一些数据统计、分析类的工作。倘若为了使这一部分人不失业而强行保留其工作岗位，拒绝技术创新发展，甚至像有人建议的那样对使用机器人征税，这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是有害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所言，公众救济政策提供的帮助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帮助本身的结果，二是依赖帮助的结果。前者可能是有益的，而后者多数是有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表明，我们需要保护劳动者本人而不是工作岗位，对于那些因技术突破或消费者需求变化而走下坡路的行业尤其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欧国家在相关领域施行的政策较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当时，丹麦和瑞典对税收制度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创新。两国都设立了专门针对资本利得的税种，还实行了弹性安全制度，让失业人员可以在失业后的两年内领取相当于其工资90%的社会保障金。同时，两国还为失业人员提供参加就业培训的机会，促使他们能够获得新技能以便找到新工作。在阿格因看来，在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加强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税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当代社会要在一国范围内从总体上解决不平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增强社会流动性。为此，必须鼓励创造“好工作”，即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而这样的工作岗位通常是由创新型企业创造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创新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而只是带来工作岗位的转移。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有学者预言这将会对就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拥有创新性技术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这就自然而然地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打造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阿格因认为，创新活动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创新活动不仅会改善远程办公条件，也增加了人们通过网络获得远程医疗照护的可能性。通过创新，人们可以找到更多生产绿色能源的办法。当然，创新成果并不必然是“绿色”的，但企业会在现有技术上进行创新和投资，推动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在提供足够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国家需要进行多方面干预。首先，要通过公共财政为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更多资金，以保证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需要经历从基础研究阶段向应用实践阶段过渡的过程，设立专门的公共机构将有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最后，设计制定针对那些最具创新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抵免政策，以补贴它们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而借助碳税、绿色创新补贴等手段，国家可以促使更多企业发展绿色技术。韦尔杜戈表示，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就法国而言，过去40年，低技能工人变得更加贫穷了。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减少人们对技术发展和创新的误解，国家需要更好地分配因技术创新而产生的财富，而不只是满足于让人们获得工作。让劳动者成为企业股东或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状况。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可以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帮助人们适应新的环境。与传统经济领域不同，在网络经济时代，新的竞争者很难战胜已经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考虑到部分先发企业可能会凭借垄断地位阻碍其他企业进行创新，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反不正当竞争政策法规，防止那些可能阻止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的并购发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第2073期 作者：本报记者 姚晓丹精彩推荐：宋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晚唐诗观从纪念史视角加强五四运动研究清代知识女性的谋生问题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管，从事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和宣传的全国性学术团体，1985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2020年被纳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重点联系全国性社科学术社团名单。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拟于2020年11月在北京召开“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影响”理论研讨会。该理论研讨会已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支持项目，现面向社会征集会议论文。具体事宜如下：一、文章选题围绕“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影响”开展研究，题目自拟。二、篇幅及报送要求以5000—8000字为宜，另附200字左右摘要。文章仅接受电子版。三、提交时间2020年10月31日前。四、成果使用邀请优秀论文作者参加理论研讨会，部分成果进行大会交流；优秀论文编辑论文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提交全国社科工作办，部分成果在中央统战部《调研参考》刊物刊发；形成研讨会观点综述，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欢迎踊跃投稿。投稿信箱：tzllyjh@163.com

数字时代，媒介在变，社会也在变。在不断的变动中，媒介与社会不再是泾渭分明的论域，在传播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疆域内部各安其位。数据，平台，算法，不仅重塑新闻业和媒介图景，也变成社会基础设施的元素或基石。在社会研究的视野中，何为媒介，媒介何为？在数字时代的脉络下，何为媒介社会学，媒介社会学何为？这些问题绝非无聊的文字游戏，它们时刻诱惑着研究者，在媒介和社会的交界面一头扎进数字时代的汪洋之中，捕捉结构和能动的交光互影。媒介社会学处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互动场域当中，理应从“跨学科”的知识目标出发，不断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探寻媒介的社会逻辑和社会的媒介逻辑。这意味着，在呼应当代多元化的媒介现实、纳入林林总总的中介化传播形态的前提下，我们一方面要拓展多元的想象空间，丰富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让各种理论传统与方法路径相互激荡；另一方面，对媒介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就媒介谈媒介”，而要瞄准“社会分层、秩序、集体身份认同、社会性、制度、支配/控制、人类能动性等问题”，更好地理解“社会如何运行”，想象并践行理想的社会关系与公共生活。2017年10月，我们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举办了“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的再诠释”工作坊；2019年11月，我们在福州旗山脚下的福建师范大学举办了“再造传统：媒介社会学的理论图景与多元想象”工作坊。在前两次工作坊的基础上，我们将于2021年金秋时节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第三届媒介社会学工作坊，汇聚媒介社会学领域的同道，在“结构与能动的辩证”中“再度出发”。工作坊现面向学界同仁征集参会论文。本次征稿不设置或限定议题范围，由参会者自由发挥学术想象力，围绕“数字时代”，或者援引社会学理论、从社会视角考察媒介，或者经由对媒介的考察，理解我们置身其间的群体、社会与世界。一工作坊具体安排1.时间：2021年10月16-17日2.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3.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4.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所5.召集人：陈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白红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红涛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6.学刊支持：《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南京社会科学》等二投稿须知1.参会人数。本次工作坊接受稿件约10—12篇，须未曾在任何学术会议和期刊公开发表，字数建议为10000—15000字之间，文献格式参考APA体例。2.时间安排。有意参与的同仁请于2021年5月31日前提交论文题目和1000字长摘要；我们将邀请专家对收到的摘要进行匿名评审，并于2021年6月15日左右公布评审结果；受邀参会者请于2021年9月15日前提交论文定稿。摘要和全文请发送至工作坊公共邮箱：mediasociology @126.com。3.参会费用。工作坊不收取任何会务费，会议主办方将解决参会者的往返交通费用和在北京期间的食宿。4.联系人及方式。陈阳，座机：010-82500855，邮箱：mediasociology@126.com。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21年3月31日供稿：陈阳编辑、排版设计：项甜甜指导教师：孙权 吴衣巷@人大新闻学院官方微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政策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政府政策，其实施对增进民生福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因此，社会政策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板块。近年来，社会政策史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路径日益多样化。研究者们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从关注社会政策组成要素各自的模式到探索组成要素各自模式的具体实践形态，较为深刻地展现了社会政策的多重面向、实践逻辑。社会救助是社会政策中兜底的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安全网，对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救助事业逐步发展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冬梅所著《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以下简称《70年社会救助研究》)于 202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社会救助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是著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救助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研究”的结项成果。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困难群体的情形与特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社会救助功能、方式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预防性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的支持作用，新中国各历史时期社会救助的制度与实践，以及新中国社会救助的绩效与经验等，《70年社会救助研究》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的面貌，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多维度地体现了著者研究视域的整体性。整体性“通常是指事物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或系统性”。就历史研究来说，整体性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宏观性，即重视对历史逻辑的思考；二是全面性，即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面相；三是系统性，即不把研究对象看作孤立的内容，而是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统一整体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整体性是历史研究者一贯秉持的准则，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性考察或规律性探讨，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优势。《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从研究视野、逻辑与方法等方面努力展现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总体看来，该书不仅在推动社会救助史的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对推进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一、社会政策史研究要有宏观的历史视野改革开放后，包括社会救助史在内的社会政策史研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的。《70年社会救助研究》从两方面展现了研究者的宏观历史视野：第一，《70年社会救助研究》关注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历史性。作者开篇就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溯源：“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救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无论人类社会处于那个发展阶段，自然灾害的发生、先天生物性因素的差异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的相对贫困都是存在的。”接着将时间逐步推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就展示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承接性、创新性。通观《70年社会救助研究》全书，历史整体性的关照还体现在各部分内容中。毛泽东曾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事实上道出了把握历史研究整体性的路径。在《70年社会救助研究》的五部分内容中，著者都循着这样的路径，首先将其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例如，在著作第四章“社会救助制度与运行”的写作中，著者对“1949-1956年‘综合治理式’社会救助制度与运行”这一节的处理，首先是对社会救助制度形成过程的考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的，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原因—过程—结果”的历史逻辑和发展理路。第二，《70年社会救助研究》也关注资鉴性的现实关怀，将古今贯通。中国史学历来注重历史对现实的资鉴功能，“作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对象的国史研究除其具有史学的一般规律性，更有其特殊性，尤应注重资鉴当世之功能”。社会政策史研究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密切相关，涵盖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其研究的现实资鉴性更是明鲜。《70年社会救助研究》首先在“绪论”部分阐释选题缘起时，把现实意义放在学术价值之前，突出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救助史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救助工作和社会建设事业提供重要借鉴”的应用价值。在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各时期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运行时，也非常注重总结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和社会救助举措的基本经验。例如，在对1957-1977年城市社会救助运行进行分析时，认为“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财政实力，可以单方面给与弱势群体数量可观的款物，但长远来说，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在这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帮助弱势群体就业的做法是有参考价值的。”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著者更专门从思想指导、物质支持、政府主导作用、组织系统构建、综合治理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经验，梳理出70年社会救助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二、社会政策史研究要构建辩证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着联系；联系是事物及其内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普遍联系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考察的。”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因果联系则是事物普遍联系中的重要一种。因果之间既有先行后续，又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研究任何事物，只有置之于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正确把握其因果联系，才能反应其真实面貌。《70年社会救助研究》循着社会救助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因果链条，从“背景—认识—制度—实践—经验”五个层面构建了课题的结构体系。著者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的国情与困难群体的状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其次对党和政府基于各时期的国情与困难群体状况与影响而得出的关于社会救助问题的认识予以了考察，再次，对党和政府基于各时期对社会救助认识而建构的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运行予以了研究，最后对各时期党和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经验进行了思考。国情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结果导向是制度与实践的产生，经验又来源于实践。这样，著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构建的全面结构体系，使新中国70年社会救助建构与运行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三、社会政策史研究要顾及理论的系统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反对孤立、片面地观察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和问题。这就是说整体性原则要求学术研究要有系统思维。这对于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启示是，考察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政策的任何一方面内容，除了对这部分内容本身要进行全方位把握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它置于社会政策乃至社会建设的大范围中去考量。换句话说，社会救助研究不能拘泥于社会救助自身，不能就社会救助言社会救助，还需要有更为宽泛的系统性研究视野。只有跳出社会救助看社会救助，才能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对社会救助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才能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目前，社会政策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运用系统性思维，以改变传统单一的研究模式和历史研究中那种割裂整体、过于细化的“碎片化”研究取向。但就事论事的研究大量存在，以往对社会救助的研究亦如此，很少将社会救助放在社会政策大系统中考查。《70年社会救助研究》则专门用一章考察了新中国70年各时期预防性社会政策及其对社会救助的支持作用，这是在包括社会救助史在内的社会政策史研究中鲜有的创新。社会政策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一般来说，社会政策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服务，以及针对家庭需求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对老、幼、病、残者的福利服务。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有着重要的支撑功能。《70年社会救助研究》用不同路径和表现手法呈现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政策对社会救助不同的支撑作用：首先具体阐释了公益性教育制度、普惠性医保制度、广就业泛福利制度对改革开放前预防困难群体出现、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重大作用和对当时社会救助的支撑功能；其次，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了改革开放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如何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对社会救助发挥不同支持作用。让我们在对比中、从一个角度理解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社会救助在社会政策体系中仅仅扮演“补漏拾遗”的“小角色”，而改革开放后社会救助制度成为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的、保民生和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总之，《70年社会救助研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70多年来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全面考论了新中国70年来关于社会救助的认识、制度、实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的得失，思考了其发展经验，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如何创新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是作者多年对社会政策史研究视野、方法与路径深入思考的结晶，为社会政策史研究的创新做出了有益探索。诚然，《70年社会救助研究》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之处：在资料运用上，如果能够补充一些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资料显然会使行文更鲜活；在内容安排上，在宏观梳理之外，多增加一些个案研究，内容必将更充实；在观点提炼上，个别论点的表述和论证尚有进一步斟酌、打磨的必要。今天，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政策研究，将会随着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年2月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要“坚决履行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治责任，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切实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坚决打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攻坚战。”在社会救助等民生保障制度担当关涉全面小康等重要“政治责任”的情况下，社会政策史研究自然也需要不断发展、深化，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直接而有益的借鉴。(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要闻央行9月16日起降准0.5个百分点外交部：美政客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案针对美国部分议员企图推动涉港议案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表示，任何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奉劝美方的某些政客，立即停止推动有关的涉港议案。发改委：增加猪肉等供应，保持物价稳定对于近期广受关注的猪肉价格上涨，国家发改委6日表示将增加猪肉、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供应，保持物价总体稳定。黄之锋勾结“台独”卖港乞怜“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头目黄之锋等人5日在台湾乞求民进党提供“窗口”和“强化援助措施”，意图让暴徒更易逃亡至台湾，逃避香港法律制裁。此外，因香港持续的示威活动，评级机构惠誉近日将香港信用评级由“AA+”下调至“AA”，展望评级负面。黄之锋(中)、朱凯迪(左一)和岑敖晖(左二)勾结台湾民进党。与林飞帆会面(右一)。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季志翔 摄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接受调查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信集团原执行董事赵景文被提起公诉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涉嫌受贿、贪污一案，由国家监委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民生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400万国家卫健委6日透露，2018年底，全国护士总数已由建国初期的3万余名增长至超过400万，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扭转。目前，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比例已接近70%。七部门：适时提出家政服务第一批正式黑名单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建设专项行动，将逐步建立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及消费者的信用记录，适时提出第一批正式黑名单，向社会公布。资料图：妇女们参加阿姨大学的月嫂培训课程。 来源：视觉中国两部门：加强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力度监督检查学校和幼儿园食堂、周边小超市等的大宗食品原料，以及“五毛食品”等重点品种，着力防范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社会上海迪士尼：游客将可携带食品入园近日，上海迪士尼乐园管理团队正积极与相关方面沟通，将于下阶段推出包括入园安检和外带食物政策等方面的多项举措，除需再加工、保温存储及带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外，游客将可以携带供自己食用的食品入园。资料图：上海迪士尼乐园“西政慕容云海”坐豪车配佣人？ 学校辟谣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西南政法大学来了个超级富二代，带6个佣人，座驾是迈巴赫，并称其为“西政慕容云海”。校方6日表示这是谣言，学校排查了所有老师、辅导员和同学，没有人乘坐网传图片上的那辆车。女子造谣“孩子妈与多名学生爸爸有染”被拘近日，网传“五年级孩子妈妈和班里17个孩子爸爸有染，然后借款跑路”引发关注。江宁公安6日发布通报，以寻衅滋事罪对造谣者孙某（女）刑事拘留。你咋不上天？司机开车驶上天桥被拘留近日，北京一司机为避开拥堵，驾驶车辆经过街天桥驶出道路，引发关注。北京警方6日发布通报称，该司机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并被罚款。来源：北京日报都视频截图骗吃骗喝骗关爱？大熊猫双胞胎同步“假孕”近日，南京红山动物园的双胞胎大熊猫姐妹“和和”和“九九”食欲下降、嗜睡、不爱动，好像怀孕了，但却被兽医“戳穿”：它俩都是假孕！不过，动物园还是会把两位国宝当“真怀孕”好好伺候。视频来源：江苏卫视国际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逝世飓风致巴哈马23人死 美国超20万人断电日前，飓风“多里安”侵袭美国沿岸，造成南卡罗莱纳州超过20.2万人断电。“多里安”引发的龙卷风侵袭北卡罗莱纳州，预计该地区将迎来30年中最严重的洪水。飓风过境已造成巴哈马死亡人数上升至23人。史上首次！两位女宇航员将共同太空行走9月底，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厄尔和克里斯蒂娜库克将可能一起完成太空行走，这将是史上首次由两名女宇航员执行这一任务。尼斯湖水怪之谜揭晓？科学家：可能是巨鳗2018年6月以来，国际科考队从尼斯湖水域提取了超过250份样本，析出生物DNA并进行对比分析。经检测，研究人员认为，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有可能是一条长达4米的巨型鳗鱼。资料图：尼斯湖水怪。来源：环球网那年今日1984年9月7日，四川省巴中县由于扫盲成绩显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1984年“野间扫盲奖”。这是中国第一次荣获该组织的扫盲奖。晨间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从没学上到上好学知识改变人生，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安徽金寨县希望小学实现了许多贫困儿童的求学梦。从祠堂改建的教室，到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的现代学校，数十年间，学校的变化翻天覆地。图刊英国夏洛特小公主入学了！和哥哥乔治同校英国当地时间9月5日，4岁的夏洛特小公主身穿学校制服，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伦敦著名的私立学校上学，同行的还有早她2年上学的哥哥乔治。父亲威廉王子表示：“第一天，她非常兴奋。”今日话题刘赟，赵翀，高頔，禤靐龘……又到开学季，又到了老师们“龇牙咧嘴”读名字的日子。近日，网上热传一份小学新生名单，16个学生名字里，有8个生僻字。老师：我太难了！对此，你怎么看？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欢迎评论和发表你的观点。如果您喜欢此类文章，我们请关注或使用评论功能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栏目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哲学研究3、政治学研究4、社会管理研究5、思想政治教育研究6、语言文学研究7、历史文化研究8、区域历史文化研究9、教育教学研究要求：作者在来稿中提供如下信息:1.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摘要以200-300个字为宜,关键词3-8个为宜;同时提供与中文题名、摘要、关键词相对应的英文翻译。2.作者信息。主要指第一作者,包括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省略)、籍贯、学历、单位、职称、研究方向.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2021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度研究事关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大力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新，我部制定了《2021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面向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各界征集研究成果。现将课题指南予以发布。各级民政部门要把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年度工作总体安排，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及时确定研究选题，周密部署研究任务，广泛动员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认真组织实施课题申报和研究工作，推动2021年政策理论研究工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更好地为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附件：2021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民政部办公厅2020年9月17日编辑：吴双 审核：魏敬专、张娟

回顾70年来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尽管在各个不同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具体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不完全一样，但我国在各个时期始终根据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取得了成就，积累了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由于国家各发展阶段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同，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各具特点。总结分析70年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对未来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民生保障特点普惠型 全面性 高水平 整合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各个国家通常是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政策体系来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系列相关举措。70年来，由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制度体系存在差异，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我国政府就非常重视保障民生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与发展经济的任务异常艰巨，而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则是这项任务的聚焦点。为此，当时在快速恢复城市经济的过程中，各个城市逐渐建立了针对老弱病残的社会救济制度。而在农村则通过土地改革使每家每户都拥有土地和基本的生产条件，以此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此外，从那时开始，政府就着力推动我国工业体系建设，并建立了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体系。当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随之也被纳入其中。为此，政务院于1951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构建了新中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框架。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框架。这套制度框架包括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以及对儿童和特殊困难人群的基本保障。具体的制度城乡各异。在农村，主要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各方面的基本保障。一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所有农民的劳动权利和参与集体产品分配的权利，二是通过合作医疗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三是依托集体组织建立公共基础教育体系，四是通过宅基地制度有效地保障农民家庭基本住房，五是通过“五保”供养制度向农村“三无人员”提供较为充分的保障。此外，当遇到自然灾害导致集体经济无法应对的困难时，国家会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援助，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在城市，主要通过政府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向市民和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是以政府分配就业制度为依托的充分就业制度；二是基本生活品的定量分配和低价供给制度；三是以“爱国卫生运动”与专业化防疫机构相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及由公办医疗卫生体制所构成的医疗服务体系；四是以国有职工退休、免费医疗、工伤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保险制度；五是国办教育体系及各单位举办的教育服务；六是城市“三无”人员救济供养体系；七是以单位的公共住房供给体系及福利性分房制度为依托的住房制度；八是政府办及单位办托儿所、幼儿园等儿童养育服务；九是针对单位困难职工的救济制度。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具有普惠型、全面性、高水平、整合性的特点。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总体福利水平还是较高的。但是，由于当时总体财富水平很低，民生保障的绝对水平也很难再提高。并且，受城乡二元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影响，民生保障水平还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区域性不平衡。改革开放前，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政治与社会条件之上的。首先，我国当时的民生保障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缓慢和基本生活用品短缺供应基础上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由于当时生活资料总体供应短缺，政府不得不通过计划分配的方式去进行较为平均的分配，以保障所有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其次，当时国家具有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希望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劳动保险制度去维系现代工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再次，当时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为实现当时较为完整的民生保障制度奠定了制度基础，尤其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成为城乡社会福利的有效供给主体。最后，当时社会主义福利理念对建立和维持全面的民生保障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当时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的按劳分配与“必要扣除”理论并存，依靠国家、集体和自力更生价值理念并存，对维系当时的民生保障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阶段，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及行动体系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民生保障制度就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量知青返城，城市中的就业和住房压力陡然上升。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过去由政府和单位安排就业及分配住房的制度难以为继，不得不做出改革。由此开启了就业分配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城市国有企业增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极大影响了原来由企业负责的劳动保险制度，迫使各地开展国有企业职工退休金和医疗费统筹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了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并相应地开始了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民生保障制度基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解体使集体的保障和服务功能严重削弱，农村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受到很大冲击。但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村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维持了中小学基础教育和“五保户”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可以维持一定的土地保障功能，政府在贫困地区还大规模实施扶贫开发。这些举措使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并逐步提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解体，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存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空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民生保障的条件、目标、理念和制度方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城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功能的弱化，原来由单位负责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服务功能也随之弱化。国家当时希望通过两种方式去填补这一领域：一是全面引入市场机制，二是希望社会力量参与。在当时我国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市场机制被较为广泛地引入到民生保障和社会服务领域。其中，有些领域基本上全部转为市场化运行如劳动就业和住房，一些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如医疗卫生。市场机制的广泛引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民生保障方面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其成就的一面，主要是有效地扩大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和增大了社会服务供给，扭转了过去基本生活资料短缺和社会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而其问题的一面，主要是降低了社会服务可及性：虽然服务市场的供给增大了，但由于服务价格高昂而难以惠及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尽管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出了“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要求，但这些主要是针对最贫困家庭的选择型保障模式。由于普惠型福利普遍弱化，使得当时的社会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使得我国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收入差距快速增大、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与公共服务不足交织，带来严重的“三农”问题，急需通过新的改革加以解决。进入21世纪后，面对20世纪最后10年民生保障的成就与问题，党和政府及时调整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与策略。2002年以后，国家提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的“社会建设”行动目标，并逐步完善其内涵，将其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同时，自2003年开始的约10年中，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一是民生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尤其是完善了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立和发展了城乡住房保障制度，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二是扩大多项重要民生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包括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三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四是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缩小了社会政策方面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尤其是大幅度加强了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五是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公共财政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水平。从2003年到2017年，我国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保障和农村扶贫资金方面的预算支出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23%上升到了9.53%。在社会政策领域，公共财政资金投入的增长对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70年来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积累丰富经验回顾70年来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尽管在各个不同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具体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不完全一样，但我国在各个时期始终根据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取得了成就，积累了经验。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个贫穷且人口众多的大国，保障全体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在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通过计划分配方式保障民生；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增大供给，从而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而在最近十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则更加重视国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生活资料总体上的短缺供应，政府不得不采用计划分配的办法来保证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改革开放后的头20多年里，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大了市场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相应地降低了政府的负担。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大幅度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从供给总量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条件；同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也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民生保障不均衡缺陷。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增大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社会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加社会政策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社会政策要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一方面，不同经济体制下应该有不同的民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采取完全由国家计划分配的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则应该采取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在市场机制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再分配去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也会有不同的社会政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下，劳动力成本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因此我国的总体福利水平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劳动力成本影响逐渐下降，而劳动力质量影响逐渐增高。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不仅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未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方向和主要议题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又面临新的历史选择关头。未来，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为此，我们必须奉行积极稳妥的社会政策。具体来讲，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政策既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同时也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凡是有损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都无法持续，而不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经济发展思路也会偏离应有的方向。二是如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我国未来的社会福利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过去十多年里，我国的总体福利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有些人认为我国的福利水平已经很高，不应该再提高了，而应该警惕“高福利陷阱”。但事实上，我国在民生保障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要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未来，我国仍然需要通过持续性地提高福利水平来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三是进一步明确政府、市场、家庭和社会四者之间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责任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靠政府，但不能完全靠政府。在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探讨如何通过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去进一步加强市场的作用，合理界定家庭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府、市场、家庭和社会四者之间的制度衔接。四是进一步提高社会政策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功能。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仅社会政策保障水平有较大提升，而且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指导下，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日益加强。但也要认识到，当前社会政策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不充分不均衡情况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的资源分配结构，使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五是进一步提高社会政策效率，包括在精确评估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设定各类民生项目，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民生资金，加强对社会政策运行的监督与评估，使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能扎扎实实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