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是建立在三个假定基础上:第一,人依据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而对事物采取行动。第二,事物的意义是从人们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第三,这些事物的意义是在人们对事物进行释义的过程中而得到处理并通过这个释义的过程而得到修改的。人类社会由从事行动的人构成。行动由人在与他人打交道和处理接连不断的情境中所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构成。人类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中,并只能依据行动来理解。“社会由行动构成”是分析人类社会的出发点。文化(习俗,传统,规范,价值,规则等等)是从行动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社会位置,地位,角色,权威,声望等)则是从人们的互动中所衍生出来的关系。社会是各种人的活动所组合起来的复杂体。不论它多复杂,归根到底都源于从事行动的人。研究社会,就是去研究人的社会行动。群体生活预设了群体成员的互动。社会有许多互动着的个体构成。在互动中的人,必须把彼此正在做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考虑进去。他们依据这些考虑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所处理所面临的情境。因此,他人的活动作为积极因素进入到我的行动的形成过程中来。面对他人的行动,一个人可能会放弃某个意图或者目的,修改它,检查或悬置它,强化它,或把它换成其他的。他人的行动影响到我的行动计划。我的行动要与他人的行动达成某种调适的关系。米德认为有两种社会互动:姿势的对话和使用有意义的符号。而Blumer的观点则认为非符号互动:拳击中的自发动作。直接反应,未对对方的行动作出释义。符号互动:对他人亮出拳头,做威胁状,对方对亮拳做出释义。行动者依据对对方的下一步行动的意义的解读而做出相应的回应动作。米德论意义的三重论包括手势作为符号:它表达了要对方做什么的含义(抢劫者对被抢劫者举起手,传递要后者举起手来的意思),它表达了做出这种手势人准备做什么的含义(抢劫者借助这个传递了要抢劫对方的意图),它表达了合作动作(要对方配合)的含义(举起手来意味着要求抢劫者要合作,让抢劫得以完成)。如果对方误解,导致符号互动失败或被阻断,结果可能就是被抢劫者被抢劫或被谋杀。任何行动者的行动,都是基于把对方接下来的行动到的意图纳入考虑后而做出来的。
本文为大家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Social Science Research)比较常用的研究设计。首先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你都需要考虑以下五个问题:1. 分析的个体(unit)是什么? 例如,国家、公司或个人。2. 你是依靠普遍理论还是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 换句话说,你的结果是可以被推广的 (generalisable)还是只是针对某个特定问题或者情景有影响?3. 理论先还是数据先?你是应该先阅读文献,然后发展你的理论,还是收集数据,然后发展你的理论?4. 你的研究是横向(cross-sectional)的还是纵向的(longitudinal)? 你是在看某个时间点,还是随时间变化?5. 你会证实(verify)或证伪(falsify)一个理论吗? 一篇论文是很难最终证明任何理论的,但你能做的去证明这个理论在你的研究中是对的(证实)或者是错的(证伪)。那根据不一样的目的,我们去做不一样的研究设计:1. Experimental Designs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一般是是有两组: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和控制组(control group)。试验组是接受干预的一个组,控制组是不接受干预的组。然后实验人员收集数据,对比两个组的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控制住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变量从而使结果更具有更好的效度(validity)和普遍性(generalisability)。Useful: 当你想检测某种干预对结果的影响的时候Less useful: 当你要理解某种现象发生的原因。2. 调查问卷(Survey Research)调查问卷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研究人员使用调查问卷可以达到不一样的目的,可是是事实性的(factual), 推断性的(inferential)或者探索性的(exploratory)。比如,你首先有个想法想去证明这个想法,比如你觉得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爱中餐,然后你去发问卷调查。或者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去推断出一个结果,比如你不知道中国留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菜,然后发个问卷去调查,得出大部分都爱吃炸鱼薯条。但是使用调查问卷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信度问题(Reliability), 也就是这个问卷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收集到准确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做研究最好可以使用和调整别的研究中已经用过的问卷。如果条件不允许,需要自己设计问卷,在正式收集数据前,一定要做试点研究(pilot study)。Useful: 当你想大致了解目标想法的时候Less useful: 当你想了解每个人具体的细节(details)3. 案例研究(Case study)案例研究一般是关注在一个或者多个案例上,然后仔细研究每个案例,从而从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进而思考如何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wider application)。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可能需要更严谨逻辑和严格的标准和去分析每个例子,作对比(comparison)。尽管案例研究不能证明一种理论(prove a theory),但如果有具体的例子不符合理论,它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反驳这种理论(这就是research gap 啊!!!!)。Useful: 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某个例子或者这个例子跟别的例子的相同和不同的时候。Less useful: 想要通过一个或者几个例子的数据去总结一个普遍的观点。4. 民族志 (Ethnography)民族志的研究,研究者一般将自己沉浸在(immersed)研究环境中,成为被研究群体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一般需要与目标群体一起生活在一起,进而从内部了解目标群体。比如你如果想了解和尚的日常生活,那你就要去寺庙跟和尚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民族志研究一般都是时间比较久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Useful: 如果你是一个组织内部的人员,这个方法是很有用的。比如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每天都要去学校教书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学生在一起,那你去研究学校学生的学习行为就可以采用民族志的研究。Less useful: 当你需要客观的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总结这次讲了四个可能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几种研究设计(Methodology),但是实际研究中远远不止这四个。不管什么样的研究设计,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研究问题去选择,还有就是对自己好点,别为难自己。
陆老师的后院每一文也都写给自己关注00:45《道士下山》主要讲了一个小道士的故事。大意就是一个生长在山上不谙世事的小道士一心修道,被师傅赶下山之后,在世俗社会经历了恩怨、仇杀、淫乱、生死等等人性的最阴暗和丑恶,然后才悟出道理重新回到山上修道的故事。若要修道,不在山上,而在山下。没有经历过拷问和磨砺的“道”,都是虚假的,脆弱的。道如此,德亦如此。一门之隔,既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好坏坏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都不要怕。记住师傅的话: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其实,这句是广电审核之后改的,改之前是“不择手段是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这句话告诉了我们豪杰与英雄的不同,豪杰是能够不择手段,有为即可,而英雄则要不改初衷,换言之,也就是只能采取顺应初衷的手段,而不能不择手段。这句话很现实,因为世间本无善恶界限,更加善恶共存,为人称颂的豪杰,未必一定是好人,一定不是按部就班按照教科书方法达到的,俗语云,人善被人欺,无论是真善被欺也好,还是将人世看得过分正面,受到挫折就伤心觉得被欺也好,都是缺乏对世界,对人世的正确认识导致的。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豪杰英雄都是能够不择手段又不改初衷的人,无非告诉徒弟下山后要变通,敢为,还要保持本心,不变坏,一个初衷不坏的人,即使不择手段也不会变成恶。是啊,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门外的世界婆娑间万物生长,门内的世界清净时拨云见雾。这一门之隔,也像极了“大学校门”。出学校的大门,很多人才渐渐知道:人和人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在于思维的不同。行为只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思维才是一个人的真正内核。出了那个门,面对另一个世界,就不在是学生,就该摆脱学生思维。那什么是学生思维?1. 凡事喜欢问个有没有快速方法,速成捷径但凡你告知的方法,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他就觉得你作为这个方案设计者没本事,没想好。整日为了个快速方法皓首穷经,苦思瞎想,终于在岁月中把自己蹉跎。但凡,有点顿悟的天资,就该知道有些事意识到“没捷径”就已经是捷径了。2. 认为问题都只有唯一一个对的答案甲给你一个答案,乙给你的一个答案,两个答案不一样,就会很纠结,非要分辨出一个错的。3. 遇事不用逻辑判断,用道德审判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4. 凡事喜欢和你争对错,语欲胜人,证明自己正确5. 凡事都喜欢说你,说的不全面6. 总觉的能用最低的代价收获最多的东西,不愿意掏钱,付出价值置换使用价值7. 认为有本事的人,优秀的人,就该收入高,地位高名牌大学、各种证书拿一手的优秀毕业生后待遇不行,就怪公司不行,老板无能,有眼无珠,怪社会不给机会。实际上呢,优秀和收入有个毛关系,人的收入地位名声正比于他给别人带来的价值。8. 凡事,追求个100%靠谱,要个确定性你给他个建议或者方案方法,他就立马反问你,这个能不能保证100%有效?99%有效,他都能焦虑万分,担心自己就是那1%。那你为什么不去买彩票?你说100%有效的时候,他都要肯定确认三遍。接着又问,代价高与否,有没有更快方法。这世界除了“理科思维公式”哪还有那么多“一定、确定以及肯定”。当然了,如果你遇到了“信守承诺,一言九鼎的人,好好珍惜,错过了这辈子,在很难遇到。”说句实话,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100%的事,有些人做事有7成把握就出手了,很多人三成是时候就出手把“位置”站住了,你呢?9. 凡事追求个完整计划没有完全看清前方的路,就不敢走。必须要一步一步计划清楚了,才敢走。实际上,每个人不都是早出晚归,有的甚至披星戴月就出发了,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大方向上对的,知道第一步走,后面的路都是边走便解决问题走出来的。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泽东手里没有导航。该摸石头过河,就得下水。没有能在开始之前,把所有细节想到位。10. 伸手党,觉得自己是弱者就应得到强者给予无故占有别人时间,问个没完,别人忙起来,没空回答。就开口说你,傲娇,高傲,装逼。也不想,凭啥强者就得把时间给你,把经验都给你,你算哪跟葱?礼貌都不懂,还求什么“法”。11. 凡事要个公平和正义实际上,你应该问“凭什么”? 凭什么给你公平,凭什么给你资源、平台和帮助。经济学上讲:资源天然的沿着人脉,沿着利润流动。局部公平,只是社会博弈的公关结果,微观上你细思极恐。12. 喜欢五十步嘲笑百步13. 凡事爱问对错,把一切事物分辨出个是是非非社会研究生思维1.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牢记使命、不忘初心】2.地上的枯叶就像世间的烦恼,扫着扫着,渐渐就有了耐心,扫不完,慢慢扫,看到万物凋零,懂得了慈悲。【世间弱宽容带你,你则感恩戴德,投桃报李】3.人生七十古来稀,十年少小,十年老弱,还有五十年,五十年再分成日夜,只有二十五年的光景了,再加上 刮风下雨,三灾六病,人这一辈子还能剩下多少好日子。【懂得时间珍贵】4.只有经历了红尘中的善恶是非,爱恨恩仇,才能领悟真正的大道真谛,把人生悟透,将人世看懂。【少一分抱怨,多一份宽容,把岁月赋予的历练都收入心中,把人生悟透,将人世看懂】5.烦恼就像地上的灰尘,今天扫了,明天还有;每天坚持扫,人就有了耐心。【懂得世事无常,接纳就有了耐心】6.恶念不是来自内心,而是不得志的生活。摆脱学生思维,念好绿林大学做好社会研究生,才能过好这一生
社会调查无处不在,新闻就是最直观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社会调查的载体。了解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有助于我们更有深度地认识世界。首先,我们应该了解,社会调查是科学活动,需要运用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何为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观察现象,后去新的或修正已有的知识体系的方法。而知识体系,则一定能反映事物的规律。而当我们从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事物的规律,显而易见,就有利于我们预测事物的发展,从而及时地应对突发状况。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必须要经历以下阶段:针对现象的观察,将规律从普遍事件中提取的抽象过程,对构成规律的因素的测量,以及对于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检验,最后,则得到了知识【规律】。如果说,主观臆测地对社会进行研究,例如只有“观察-归纳-应用”这三个阶段,就极其容易出现片面的有害的结论。例如,家长观察了数十个学习不理想的学生,发现他们都爱玩手机,于是归纳出“爱玩手机是学习不理想的罪魁祸首”的结论,并把这个结论应用到现实中,结果发现,即便离开了手机,不想学习的学生,哪怕发呆也能发一整天的呆。没有手机根本影响不大。只有一两个学生离开手机后发奋学习,其他的仍然脾性未改。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在应用中和预想除了如此大的差异?其根本在于家长的研究行为是不严谨的,不科学的。任何结论,可以是猜测性的,也可以是严格推理出的。结论的权威度取决的验证的强度如何。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张口就来,如“手机才是学习不好的根源”, “男孩子天生比较粗心大意,做不了细活”,“之所以念不好书是只能因为脑子笨”之类的论断,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这些张口就来的结论,经过了严格的验证吗?显然,并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论调是有益的,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结论往往是有害的。它们会损害孩子的自尊心。误导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许一个孩子很聪明,只是因为控制情绪的能力欠缺才导致成绩不佳,然而家长粗暴的判定,使得孩子对自己的实力出现错误的认知,早早做出了“我很笨”的自我认知,于是永远失去了学习的勇气。无数现实已经表明,科学的调查,必须要经历“观察-假设-检验”这三个过程。首先的步骤,就是观察。怎么观察?例如,我们要对闯红灯这个群体进行观察。首先,应该运用摄像机,拍下所有的闯红灯的群体。监控录像往往有这种功能,不会有人跑到公安局控诉他们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但是,为了避免给这类群体带来麻烦,我们应该不公开这些肖像【虽然有的地方会将闯红灯者肖像上传至广场的大屏,但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闯红灯这个群体,具有可测量的属性,因为这个过程是情景化的,而且群体具有可测量的属性。观察的对象确立后,要进行分类,从什么角度观察?一,社会现象的自然属性,如同这个群体的人的年龄,性别,身高,胖瘦等,二则是建构属性,包含经济实力,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等。再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把数据整理成表格等直观的图示后,则进行假设。在所有的群体中,一定是假设为众数的属性为主要因素。接着,对这个因素进行验证。例如在各种系统层次【注意,系统一定要全面】的路口,再次调查闯红灯的群体,观察其中的数据特征似乎与推断出因素相同。事实上,除了同一时空的比较,还应该在不同时间轴上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就拿“手机是学习不好的罪魁祸首”来说,如果只研究目前学习不好的学生中迷恋手机的几率,在现在手机高度普及的情况下,几率一定高的惊人。那能说明这个观点的正确的吗?显然不能。因为学习好的同学中,拥有手机的也不在少数。十年前,同样学习不好学生群体中,并没有手机的存在,但如果调查他们的对某一事物的迷恋,一定会得到和手机这个因素类似的数据。可见,如果想要对一个事物进行深刻的验证,必须多维度,多角度地进行观察验证。事实上,通过脑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对一个东西上瘾,是因为脑中形成了与那个事物直接相关的、给予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多巴胺是使得我们获得快感的极其重要的一种物质。爱情使人飘飘欲仙,也与多巴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有实验,把电极放置在小白鼠的脑中可刺激产生多巴胺的区域,小白鼠必须从笼子一端跑到另一端才能获得电击产生刺激,获得多巴胺。最后的结果,是小白鼠为了获得多巴胺的刺激,不断地往返笼子两端,直到力竭而死。这足以表示多巴胺具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也同样说明,戒除网瘾的困难所在。家长的打骂的作用往往微乎其微。培养新的习惯来覆盖先前的回路,也许才是改变坏习惯的正道。实际上,所有的瘾都是一种回避现象,是为了回避某个不得不做但十分痛苦的事件,才寻找一个东西来消磨时间。作为家长,应该细心地探索孩子的心路,开导孩子,效果一定比单纯的打骂威胁好得多。若没有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上的结论便不能得到,这也说明了,社会研究调查与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观察,观察的第一步是测量,强调我们应该如何来收集数据。然而受到技术的局限,很多东西我们曾无法测量,也无法收集数据。大数据现在成为一个我们测量对象的重要的工具,这足以证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密切的联系。社会科学的调查,也离不开伦理的纠纷。有一个极其鲜明的自然科学上的例子:克隆人技术。国际上严禁克隆人,因为克隆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失败品,相当于对人类生命的谋杀,很明显是违反社会伦理的。同样的,社会伦理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约束。很多完美的设想,必须要符合伦理的要求,才能无争议地实施。现如今,有以下的基本伦理原则:对于对象而言,有对象自愿参与原则,指对象应该知情同意,并且社会调查不会泄露对象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对于参与者而言,必须对其的心理,物质,声望都无害。严禁诱导问题,我们必须要知晓,人类面对暗示的回答或者诱导性的问题,很少能不被影响。社会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不应该掺杂研究者的主观情绪。注意匿名和保密,这是为了保护对象的隐私而设置。在实际的社会调查中,这十分考验调查者的智慧。如何让对象诚实地回答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调查者需要仔细分析对象的心理,并且运用十分巧妙的逻辑来完成,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问题被巧妙设计的问卷调查的形式。最后,调查者应该对业界公开数据来源和分析手段,而对于读者而言,应该对他们公开研究缺陷,负面发现,以及意外问题。最后,我们要更加注意的是:在社会调查中,一定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能带有主观色彩,才能使得结果真实客观,有实用价值。参考资料:邱泽奇《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北京大学 国家精品课】{感谢邱老师,讲解十分生动全面,极其富有水准,笔者从中学到了很多深刻的思想,也推荐大家去中国mooc观看邱老师的视频,相信收获一定更大更多}
一直搞不懂社会学专业是干什么的,其中最典型的解释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学科。听起来很宽泛,又似乎不得要领,而且不得不承认社会学是很冷门的专业,但也是未来社会会需要的专业。其就业领域包括并不限于(1)行政后勤,(2)市场公关,(3)销售服务、(4)专业咨询、(5)贸易物流等。经济文化越发达,社会学这种研究性专业需求越大。但多数的社会学毕业生会留在大学里担任老师。举几个社会学家的例子,有助于大家理解社会学研究什么和要干什么工作?(1)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我们哲学中必学的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先生不是同一人),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代表德国参与凡尔赛谈判,并且参与了当时的宪法起草。(2)费孝通,原民盟的领导人,留英访美归来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著作有《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3)雷洁琼,原民进中央主席,曾是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参与了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同样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著有《新中国建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和《老龄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国内开设社会学教学的高校约有一百所,综合国内流行的教育部以及RCCSE和艾瑞深这三项评估或排名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非常一致地占据前四强的位置,甚至1234排序都一样一样的。在这个名校林立的排行榜中,我惊奇的看到了一个新面孔,它就是上海大学。不论是教育部评估还是RCCSE和艾瑞深校友会的排名,上海大学的社会学都在前十名范围内。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上世纪末由上海市属的几所大学合并组建。比较“复交”这两个上海市的“责任田”,上海大学则是上海市的 “自留地”,当然是上海市下大力气扶持的学校。国家重点学科有4个,分别是钢铁冶金、机械电子工程、流体力学、社会学,其中机械工程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学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
还记得第一次去无人超市购物的感受吗?新奇?好玩?如果,你习惯了去无人超市购物,在某天的某个瞬间,想到之前去其他超市的经历,你或许会猛然发现,人工智能真的在重塑我们的生活与生活方式。而且这种重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着。我们知道,AI将越来越多地取代就业机会,同时创造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但同时,它们也带来了很多我们可预见和不可预见地后果。我们报道过的AI道德已经被业内普遍关注,包括吴恩达将在2019年新推出的课程,也有关于AI道德探讨的部分。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社会研究问题。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编码技能或计算思维的重要性,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兴趣班到活动营,编程教育已经逐步为人们重视且接受。然而,我们教育人应该清楚一件事:现在的教育,不能只教学生们编码技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思考不断变化的公民、社会和就业环境问题。“社会研究的目的是促进公民能力”。美国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围绕人工智能和电子技术正在重塑社会的现状,总结出目前社会研究应该关注的10个主题。这10个主题,不仅是社会研究应该关注的项目,也是人工智能领域该思考的,更是教育领域该引起重视的。我们来看看,分别是什么:1.文化社会研究项目应该包括研究文化和文化多样性的经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用在吸引流量上,这加剧了社会大众屏幕成瘾的进程,也改变了社交的互动方式。之前跟一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员工聊天,该员工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回国入职该公司,年薪不菲。他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用户的点击爱好与习惯,并分析再推送什么内容,能让这些用户继续点击。“推送的内容有营养吗?”我问。“大多都是无脑的。但是他们愿意看。”“你这么著名的高校出来,做这样一份工作,不感觉浪费才华吗?”“现在大的互联网公司都这样。我们公司很多北清的、斯坦福的。没办法。”当我们探讨如何防止自己和孩子沉迷手机时,那些互联网公司为了利益,却在研究如何让你上瘾。2.时间、连续性和变化社会研究项目应该包括研究过去及其遗产的经验。电子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条曲线上,每个人都在经历更多的新奇和复杂,因为人造和自然系统,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碰撞。3.人、地点和环境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对人、地点和环境进行研究的经验。大量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使精准跟踪成为可能。上个月,“支付宝信用分超过750分,可作为加拿大签证的财力证明”的信息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一信息足以说明,当今时代,社会信用评分,在越来越多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选择。4.个人发展和身份认同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个人发展和身份认同的经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增加人类各方面的能力。它将越来越多地与生物扩增相结合。这将如何改变人类的身份与互动?也是上个月,让所有人震惊的基因编辑的报道,再次把基因编辑话题推到了台前。这类科技的发展,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一系列人类伦理问题。5.个人、团体和机构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互动的经验。MIT科技评论说,“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时刻,算法偏差正在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机器学习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分配警力资源、招聘简历筛选、发放贷款审核等领域。算法偏差,会使透明度很低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6.权力、权威和治理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人们如何创造、互动和改变权力、权威和治理结构的经验。不管是对技术持悲观论还是乐观论的人,应该都不会反对目前相关组织提出的,使用道德或立法框架,来指导机器学习和电子技术的使用这一提议。7.生产、分配和消费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人们如何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财富和资源的聚集。如果你经常关注科技欣慰,应该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财富、数据、资源、人才等,正快速聚集到各大巨头科技企业。近两个月,经常有新闻报道很多企业大量裁员的信息。哪怕是一些表面现金流比较充裕的互联网企业,也避免不了大量裁员。一个朋友所在的传统领域上市企业,在采取着裁员和减薪并行的政策。没有被裁掉的员工,有的只发基本2K+的基本生活费。这一系列情况,一方面表明大家确实面临着经济寒冬,而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在智能时代,大部分劳动力处于焦虑状态。8.科学、技术和社会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经验。机器学习正在改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我是演说家》的一期节目中,一个斯坦福计算机系毕业的博士,讲述了他们为什么选择医疗领域创业的故事。他们的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快速检查筛选出哪些医疗片子有癌症问题。而这一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当然,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隐私和新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一直被关注。另外,假新闻在线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同时,有各种技术手段的参与,假新闻也越来越多且不容易被识别。9.全球联系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研究全球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经验。电子设备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通过移动设备和5G,将世界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10.公民理想与实践社会研究项目应包括公民理想、原则和实践的经验。机器学习和电子技术,正在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自动驾驶汽车、就业错位、隐私等),考验公民的思想和实践。人工智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研究问题。像匹兹堡的蒙特尔学区一样,人工智能的伦理应该引入中学。教育机构应该主导社区对话,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它的意义以及我们现在如何做出相应准备。—完—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认真感受过,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诸多改变。本文提到的10个主题,比较系统地告诉了我们,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该注意的,哪些是该在教育领域探讨的,以及还有哪些是暂时我们想不到的。希望本文对你有所启发。安!智能观 灵米2018-12-16 于北京中关村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官网近日发表该协会主席阿朗德拉·尼尔森(Alondra Nelson)的文章称,人们在讨论疫情之后如何重新开放社会时,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特殊要求,即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社会变化进行实质性反思,并对社会科学的一些普遍假设进行重新验证。探索新社会理论尼尔森认为,疫情危机扰乱了社会经济、社会治理和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正常实践。短时间内,人们经历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的速度和范围史无前例,人们无法用标准的社会科学方法轻易模拟出其带来的影响。在政治经济领域,人们看到了没有历史先例的市场变化,以至于在新的和意想不到的经济现象出现之际,人们几乎不可能建立可靠的预测模型。比如,在全球政治秩序重新洗牌的背景下,美国的疫情应对措施正促使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各自角色与责任进行重新调整。文章称,除了引入新的动力外,疫情还证实了学者们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使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在不同交叉层面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非裔社区造成的大比例甚至危及生命的伤害与影响,凸显出结构性不平等这一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社会症状。事实上,社会经济、就业机会、监禁与拘留状况、住房情况和受教育机会等,与健康和福祉都关系重大。尼尔森提出,疫情打破了人们对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证实了人们之前所预料但未能解决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尼尔森认为,社会研究应该提供新的理论、证据和可行性替代方案来解决这种现状。重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尼尔森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所需要的新的社会团结形式。在如此众多有关社会科学的问题上,人类科学的目标和抱负应更加人性化,思考如何以人类的繁荣为中心重新审视人文社会科学。尼尔森认为,疫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开放的“共同语言”,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思考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而规划新的研究实践。在疫情之后,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强有力地倒逼社会学研究,即学者需要理解并构建新的社会和社区。文章称,疫情带来多方面的惊人影响。人们正处于一场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动荡之中。“史无前例”被用来描述病毒的传染性,“史无前例”也体现了围绕这一千载难逢的共同经历而产生的新的“全球公众”。人们正在创造新的社会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合作可能会屈服于广泛的不信任、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等人为障碍。此时,学者们该如何进行社会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劳拉·普特南(Lara Putnam)提到,尽管数字研究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如随时可以访问“距离遥远的档案”,但从档案的实质触觉中收集到的那些泛在的知识与感觉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丢失。与此同时,作为工作场所的教育和作为劳动实践的研究也正在转变。人们正在经历知识生产中心流程的快速转变,包括办公时间、实验室会议、研究生院研讨会和其他专业会议等。如果没有战略、微调或短期评估,研究和教育的周期和仪式,包括考试、毕业典礼、同行评议以及学术出版的速度和受众,都将被广泛地重构。迎来教育发展新机遇尼尔森认为,疫情给教育和文化也带来挑战。一支庞大的、缺乏安全感的教师队伍正在进行无偿的实时再培训,在家学习、教学或进行研究成为一个新现象。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网络中立性在全球分布不均。期待这些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后,人们迎来一个重新展望教育世界的机会。尼尔森表示,现在是一个重新致力于教育的时刻,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正在跨越地理和习俗的界限。疫情是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复杂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和免疫学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机构应批判性地审视“社交距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理解它所带来的好处与缺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正推进一项“预期的社会研究”议程,努力建立新框架,以理解意外现象中的某些确定性。疫情就像是一个社会万花筒,折射出各种社会现象,并把它们以新的形态重新组合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创造通往更美好世界的知识之路,现在正是时候。”尼尔森表示,“鉴于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研究,使之有意识地与它所寻求理解和改进的世界对话。”(本报波士顿5月3日电)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6日总第1919期 作者:本报驻波士顿记者 侯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人类的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大体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前者归属到“科学”范畴,后者归属到“技术”范畴。这种分类在自然科学领域较为明显,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常常混杂不清,直接影响到研究质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在学术实践中并未得到清楚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美国胡佛政府在1929—1933年组织开展的“社会趋势研究”为例,尝试对此问题给出解读。短期功用与长期价值存在分歧“社会趋势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研究项目,其时代背景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总统胡佛设立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初衷,是为政府制定大规模国家政策提供更科学的基础,希望运用理性、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彻底公正的考察。他要求委员会获得的应该是记录而不是意见,应该忠实地发现现实是什么,不应带着个人色彩和好恶,也不应带有希望和恐惧。当然,为达成以上目的,“社会趋势研究”还需要恰当的研究手段和研究人员的具体执行。“社会趋势研究”确保研究科学性的手段有二:一是确保第一手的经验研究,二是大量采用定量方法和统计工具。委员会成员也积极地采用这些手段,使该项研究成为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指标研究。具体操作的核心人物是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奥格本。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1886年出生,是美国本土培养的社会学家。奥格本是社会学史上较早进行社会变迁研究的学者,以著名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概念及相关理论名垂史册,被视为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他为《当前社会趋势》撰写了关于技术变迁和家庭的两个章节,但是作为研究主任,奥格本对该项研究的贡献不止于此。他还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方法论印记,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其他委员会成员。奥格本是早期的社会指标研究倡导者。早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对定量方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强调,如果要测量已发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应尽可能采取时间序列统计方法,或者通过观察者大量仔细的客观描述来进行。为此,奥格本在权威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主持了一个年度主题,对年度社会变迁进行统计表述。该主题从1928年延续到1934年,奥格本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指标研究经验。就奥格本在方法上的核心主张而言,统计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相比而言,各种豪言壮语是不具备科学性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追求。他还批评了“社会趋势研究”中一些不符合这一方法论的成果,如他认为梅里亚姆撰写的关于政府和社会间关系的章节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数据。当然,奥格本的方法论主张在委员会内部也引起很多反对意见,委员会主席米切尔和梅里亚姆都主张政治参与是社会科学的一项要素,而“社会趋势研究”又是在国家面临大萧条肆虐的情况下进行的,若只追求客观性数据而不给出任何行动计划,这种做法很难维持。米切尔和梅里亚姆的政治经验显然更能获得政治家的青睐,而奥格本把科学作为政府决策依据的期望随着胡佛在总统大选中败于罗斯福而破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差别“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成员间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之争蕴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都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但这样的认识过于笼统,还需要细致地澄清其作用机理。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并不像人们习惯性认为的那样,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可以很方便地相互融合。对此,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现代科学实现了高度分工,精力和时间有限的个人很难在两类研究上都有很高的建树,实现两者的结合。但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别,有些差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基础研究探寻的是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律,此类规律具有很强的中立性,即使对于社会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不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利益构成的不同而改变。为达成这一目的,就要求研究者掌握全面的社会数据,并且数据越客观真实越好。在此维度上,现代社会科学开发出来的种种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也正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客观真实。应用研究的目的则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探寻具体方案,具有很强的利益取向,即使涉及国计民生等宏观问题,也有明确的利益主体、客体、标的。除此之外,研究者个人的偏好、价值观、社会背景与问题性质也会产生交互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应用研究几乎不具备中立性。现实情境的社会压力、政治导向以及研究者的个人诉求经常会优先于资料采集和原理探究等费时费力的工作。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基础研究以长期性、规范性、普遍性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并为此极为强调研究全程的理性与客观。而应用研究以短期性、实操性、专门性作为基本价值目标,注重解决当下的具体问题,强调随机应变与可操作。从两者的关系来说,基础研究发现的原理是应用研究的知识基础,而应用研究则探寻如何把抽象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效益。两者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在研究实践当中,研究者如果把握不好研究取向,会出现研究价值观的冲突。例如,在一项混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课题中,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处理,而应用研究面临提交方案的时间压力。这会迫使研究者降低资料采集质量。同时,利益偏好和组织压力也会使研究者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研究者即使把这两类属性清楚区分开,还要面临以哪类属性为研究侧重点的抉择问题。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米切尔和梅里亚姆要求考虑行动计划,而奥格本坚持只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前者体现了对社会科学“经世致用”功能的偏好,后者表现出以社会科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追求。两种侧重之间的张力甚至转化为学者彼此的矛盾。以“基础性”引领“应用性”尽管奥格本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但在方法上却有先见之明。在他的极力把关之下,客观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当前社会趋势》里得以保持,而后人也把“社会趋势研究”视为美国社会史上最全面的一项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格本确立的方法标准预见到了后来社会指标研究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当前社会趋势》这份报告的社会效果来说,社会普遍认为其短期影响不如长期影响,也就是对解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但对后世的大规模社会指标研究影响深远。笔者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不能因为社会科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就过分偏向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研究者不能热衷于提建议、出对策、做方案,却懒于发掘规律和探究原理。事实上,缺乏高质量的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只能是就事论事的低水平重复,这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正如历史所展示的,“社会趋势研究”的成果没有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但对后世的社会指标研究影响深远,这很好地体现了基础研究的作用。根本上来说,基础研究发现的人类世界运转的基本原理是为社会奠定的知识基础。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其“应用性”才能开花结果。(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叶涯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帕垂克艾薇可摘要自从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以来,法律和社会学已经发展到包括许多学科、观点、方法和政治取向。这种学科实体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尖酸刻薄,这种尖酸刻薄有时会滋养现代社会,但同时又面临着制度断裂和知识不连贯的双重危险。本文旨在探讨一种包容折衷主义的方法,这种折衷主义既是该领域的特征,又消除了外行主义的危险,并在不牺牲共同目标的意识或放弃集体生产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培养其创始人设想的跨学科性。加深对局域网的理解。“折衷主义总是会引起争论。一个人缺乏必要的封闭心态,对待他人的立场,就像对待自己的立场一样轻蔑。在这个华而不实、全资许可的超市里,任何想法显然都可以与其他想法进行排列。介绍去年三月,在锡拉丘兹法学院法律文化和人类学年度会议上,我被要求对玛丽安·康斯特布尔的杰作《沉默无声》(2005)发表评论。在三位读者各自发表评论之后,听众读者和作者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久就显而易见了,在那个约有50人的房间里,我是唯一的社会学家,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不确定)是唯一能认同为社会科学家的人。我特别的意识到讨论聚焦在知道法律的社会学方法的危险。从康斯塔布尔的文本开始讨论,“公正的沉默”是现代法律的控诉,康斯塔布尔称之为技术法,它处理了什么是可替代的资源,以及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对生命的秩序。现代法律围绕着以市场为基础的逻辑和将权力下放给私人评估和管理来组织实践。但Constable蔑视的不仅仅是现代法律。她认为,现代法律的各种项目都是由在法律和政府的日常运作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逻辑”来支持或担保的。简而言之,社会学提供了认识、安排、预测等技术,使现代政府心态活跃起来。康斯特布尔声称社会学无法理解正义——她分析的真正主题——这是社会学对任何非社会事物的盲目性,拒绝或不能想象没有社会建构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盲目性,因此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正义偶然性的社会学坚持。康斯特布尔认为,法律和正义的构成理论似乎假定了一个虚幻的母体,虚假的世界;更令人不快的是,它们假定了一个偶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正义不一定与法律相连,因此可以是任何东西,或者,就此而言,什么都不是。那天,我捍卫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和偶发事件的概念,虽然我不确定是否说服了房间里的任何人。但回顾这一经历,我的观点不是重申防卫。我之所以描述这种遭遇,是因为它阐明了Abbott(2001)所称的分形的一般过程跨学科知识形成,即创建区别并在自身中重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用来区分和划分学者的二分法。(E)G,经验VS,解释主义,现实主义VS。(建构主义者)来重新确认自己在建立的分部。用雅培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一群法律和社会学者锁在房间里,他们最终会分成经验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群体分开,把每个群体都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就会在同一个问题上争论和分裂。例如,在我们这些自称为经验主义者的人当中,有些是高度定量的(依赖于对所谓硬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另一些则是更定性的(使用人种志数据或开放式访谈),因此概括起来属于经验社会学的范畴。在所有社会法学学者中,我发现了更大的区别。我回忆起Abbott的模型,因为我正在听法律讨论。文化与人文。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反对我那些更积极、更现实主义的同事之后。犯罪学家、调查研究人员。以及那些实践回归分析的黑暗艺术)关于现实社会建构和社会生活偶然性的主题,我发现自己受到那些在认识论谱系解释学、解释学法学者的挑战。对于一个团体(我比较实证主义的同事),我太解释性了,太执着于情境和紧急知识的概念;对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团体(我在法律、文化和人文学方面的朋友),我也太解释性了,太执着于情境和紧急知识。机智知识。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好像被锁在了一个房间里,和我的现实主义同事在一起。那天,我发现自己被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房间里,跟一个不同的小组在一起。但是没有逃脱它:我仍然靠墙。如果我们在法律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不会感到惊讶,仅仅因为我们和一群极其多样化的人交往。自从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以来,法律和社会学已经发展到包括许多学科、观点、方法和政治取向。社会科学家(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法学教授的最初结合已经扩展到包括所有种类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及人文领域,如文学、电影和历史。其最初的目标是产生对法律在行动中的实证研究,并扩大到包括文本的解释和解释学分析。多年来,该领域的领导人一直赞助利用法律研究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Handler,1992),并告诫我们要抵制政策受众的吸引力(Sarat Silbey,1988)。并敦促我们再次采取政治行动(芒格,2001)甚至法律的概念,因此,所有的调查和研究的主题。
现在的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变化了,有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有的年轻人已经在小小年纪开启了计划二胎的生活。虽然现在的年轻父母养娃生娃的压力很大,基本上都是自己生,家长帮着带娃,但是家里有两个孩子就说明,父母要承担气两个孩子以后生活的责任和义务。朋友小君就是这样,刚结婚不久就怀孕了,结果等到老大四岁的时候,婆婆家里就一直催着让小两口生二胎,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小君在今年年初生下了第二个宝宝,但是对于家庭来说,好像给整个家里带来不少的压力。老公每天忙于赚钱,没时间照顾小君,小君生完二胎之后,整个人变得有抑郁倾向,自己和婆婆每天忙活两个孩子,没办法出去赚钱。小君后来和我们说,虽然孩子很可爱,但是也不想让孩子出生之后过苦日子,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一时冲动,有些后悔。其实二胎家庭里,所要付出的精力和金钱都是非常多的,现在很多父母在考虑生二胎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宝宝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去考虑,不然宝宝出生之后,整个家庭就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社会研究:不用等20年后,二胎家庭会面临3大难题,第3个很现实1. 家长和孩子的亲密关系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父母付出的精力一定是要多于1个孩子的,如果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家长这个时候就要把精力分散到工作上,这样一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开始疏远,自己的压力也开始增加,分散的精力也会让孩子少了很多家庭的温暖。2. 整个家庭的生活开支加大现在养一个孩子的开支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从妈妈孕期的开销一直到生宝宝,用的吃的,教育费用以及现在孩子都要去上的兴趣班,这些都是在生活中的费用,多一个孩子,这些费用就要翻倍。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本身买房子也会有房贷,车贷,在加上孩子的养育费用,本来就让整个家庭的开销变得很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家长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精力会分散到赚钱中。3. 可能会影响家里的和睦两个孩子在现在看到,一个人带是办不到的,很可能需要家里的老人来帮忙看孩子,这样就难免会和老人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相互忍让的会好一些,但是如果婆媳矛盾、经济问题,在种种的压力下,整个家庭就会陷入问题不断,反复爆发的阶段,很容易就会把家里的和谐给打破。想要生二胎的家长们一定要三思后再决定,家里的条件是否能够满足二胎的需要,家里的情况,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一定要提前去想,不然对孩子的成长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