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是核心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

#毕业论文#每年的毕业季都是学生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季节，论文题目的选择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难点之一，在这里小编围绕教育社会学专业整理了一部分优秀的教育社会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进行参考学习！1. 论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2. 高等院校量化分析类课程主客一体化教学评价研究3. 关于《现代礼仪》课堂教学的思考4. 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成效差异的实证研究5.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6.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7. 跨境“双非儿童”的特殊教育与康复8. 关于综合性大学开设礼仪课程的探索9. “互联网+教学”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0. 大数据背景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统计学教学探讨11. 社会工作实践教学:行动研究导向的框架构建12. 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几点建议13. 论中职礼仪课程教育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14. 大数据时代非统计学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15. 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诉求的课程实训模式--以公关课程为例16.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17. 日本青年的道德教育研究18.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19. 双语教学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应用性分析20. 高职统计学微课程教学理念研究21. 浅谈《商务礼仪》教学方法改革--以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为例22. 基于MOOC技术的《统计学》翻转课堂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研究23. 对高校经济统计基础知识的研究24. 改革统计学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25. 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课程教学中资讯视频的应用26. 彝族婚姻习俗的教育人类学分析27. 职业能力导向的《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究28. 微课形式的礼仪教学改革29. “探究式-团队联合-行动学习”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30. 高职《统计学基础》教材案例化的几点思考31. 高职院校开设礼仪课程的意义探析32. 影视文本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积极作用探究33. 实践性教学在女性学课程体系中的运用34. 基于对应分析法的《统计学》教学满意度实证研究35. 参与式教学“六步法”在高校“服务礼仪”课堂教学中的应用36. 基层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辅导改革初探37. “小组工作”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报告38. 基于PBL的高职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初探39. 基于交互式教学的礼仪课程设计40. 基于微信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学校社会工作课程为例41.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42. 对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43. 流动儿童教育与社会排斥--基于森的能力取向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44. 基于TOPCARES-CDIO的项目教学法在《商务礼仪与谈判》课程中的应用45. 独立院校经济类专业应用统计学教学探索46. 统计学课程的“分块”实验教学体系设计研究47. 社会工作方法课程教学中角色扮演法的应用探析48. 关于提高开放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探讨49. 课程实践考核模式的探索与研究50. 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的问题及应对初探51. 《社交礼仪》课程教学案例的运用与开发52. 《商务礼仪实训》教学做合一的研究与实践53. 主体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课程中的运用--评《社会心理学》54. 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导向下的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探索55. 基于培养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公共关系学》实训教学项目设计56. 校企合作模式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57.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析58. 浅谈统计学教学中数学思维品质的培养59.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方法研究60. SPSS软件在研究生统计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61. 养老远程教育培训平台推广的困境与路径探索--以“GOOGLE模式”为例62. 应用型本科财经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探究63. 摭采探析国外性别平等教育发展概况64. 浅谈信息技术在统计课程教学中的优化作用65. 人类学影像的视角. 语言与呈现--兼论影视人类学教学中的几个核心议题66. 关于高校《统计学》课程教改的调查报告67.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沟通与礼仪课堂教学改革初探68. 基于“统计方法及运用”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探析69. 基于职业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研究与探索70. 外事管理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探讨71. 问题解决导向的统计学教学探索与实践72. 基于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的物流管理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设想73. 多种教学方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74. 改进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教学方法及其意义75. 信息化环境下应用统计学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研究76. 大数据对统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分析77. 论信息技术与统计学教学的整合78. MOOCs时代传统《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79.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互动教学法在商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80. 多媒体技术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思考81. 广东民俗文化融入沟通与礼仪课程教改研究82. 统计学课程理论课教学方法探析83. R语言在统计学教学中的探讨84. SPSS软件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杂谈85.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统计学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86. 高职财经类专业统计教材建设的原则与思路87. 论高职“仪态礼仪”课程教学的动态结构88. 多种教学方法在社会保障相关课程中运用研究89. 高职学生软技能培养实践研究--以《社交礼仪》教学为例90. 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91. 基于Excel平台的统计分析实验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以相关分析为例92. 基于学生需求和学习规律的社会心理学教学改革93. 建构主义教学观下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94. 基于六西格玛的课程设计质量评价的应用研究95. 基于Eviews的案例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96. 女性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实践与启示97. 案例教学法在《非参数统计》教学中的应用98. 两岸职业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99. 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构建100. 高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01. 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102. 统计学在非统计专业中教学方法的研究103.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社会学与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及反思104. 基于大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培养视角的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研究105. 《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06. 社会工作人才继续教育模式研究107. 社会保障实务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108. 探究高职商务礼仪教学模式改革109. 实践视域下青少年校外活动的教育特质110. 参与式教学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中的运用111. 独立学院经管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法研究112. 浅谈当下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改革113. 浅谈五年制高职生礼仪课程训练教学114.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思考115.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116. 社会工作专业实效性与时效性教学与挑战--以社会心理学课程为视角117. 高职院校统计课程教学的相关思考118. 探索与实践: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学》课程改革119. 转型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统计学》教学改革创新探析120.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研究生教学改革浅析121. 职业能力分析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应用122. 统计学专业实践拓展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123. 《现代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124. 社会心理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125. 浅谈高校涉外礼仪课程的实践与教学126. 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统计实验教学改革研究127. 商务礼仪教学中微博的辅助效果分析128.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影响129.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在女性学专业课程中的运用与探索130. 高职高专统计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131. 项目教学在统计学基础课程中运用研究132. 合作学习方式在公共关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133. 高校本科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问题与对策探析134. 翻转课堂在技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初探135. 基于学科竞赛的统计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136. “兴趣导向-任务驱动-能力提升”模式的统计教学改革与实践137. 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情境设计的改进建议138. 基于学生认知差异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139. “公共关系学”教学模式改革探析140. 基于课堂实训模拟视角谈中职商务礼仪教学有效性141. 高职院校如何加强统计实践教学--基于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思考142. 地方高校的公共关系学课程社会化实践探索143.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关系学》教学中的应用144. 统计学类专业《统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45. 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案例教学探析146. 专题教学法在公共选修课《社会学概论》中的运用研究147. 大学生面试礼仪公选课教学中的思考148. 浅谈学习需求视角下的礼仪课程教学改革149. 公共关系学课程对中职学生品格塑造的影响研究150. PBL教学模式下的公共礼仪课程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实践151. 社会工作高校本科课程设置初步研究152. 论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职业化取向

热点1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入选理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2019年，学术理论界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阐释。1.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研究。一方面是整体性研究，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框架体系、内在逻辑、时代特征，分析概括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历史使命、价值理念、基本原则、战略布局等；另一方面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专题研究，如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2.习近平外交思想实践研究。对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周边外交、首脑外交、主场外交等中国外交实践创新进行了学理分析，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3.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影响研究。立足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及其发挥的重要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专家点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以来，围绕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开展的学术研究渐成热潮。2019年，学术理论界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断等重大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了学理阐释，取得了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面向未来，学术理论界要立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放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不断深化对其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实践路径的挖掘，为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提供学术支撑，为探索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新思路、新见解。(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大慧)热点2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梳理、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入选理由：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厚资源。学术理论界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主题，形成了蔚为可观的研究成果。1.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2.深刻阐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揭示伟大成就、变革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深厚学理基础。3.多学科、多维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术创新发展脉络，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探索。专家点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正因如此，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成为2019年学术理论界高度关注的话题。一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这个话题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国内高端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批高水平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前沿性学术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70年来中国社会变革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了深度阐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同时，学术理论界还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70年来的发展历程、重大成就进行了系统回顾，揭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了展望。(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秦宣)热点3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研究入选理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2019年，学术理论界聚焦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重点关注以下方面：1.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维度，深度推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2.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研究，探索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方法路径。3.推进对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4.深度解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点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围绕这一主题，2019年学术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是组织、实施与运作国家制度的完整系统，包含治理的制度，治理的理念、目标，治理的组织者、参与者以及治理的方法、运行方式等诸多要素。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业已成为历史与当下有机融汇、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宏大课题，值得学术理论界持之以恒探究下去，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点评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热点4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入选理由：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19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理论界坚持唯物史观，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展开深入探讨：1.打破孤立研究历史事件之常规，从全球史视角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重新审视。2.依托详尽史料，对五四运动政治史进行了全新发掘和阐释。3.全面考量五四运动时代语境，对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新旧文化交替之间的历史关系作出新的解读。4.考察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多元影响，拓展充实了五四运动在教育、科学、人物等专门领域的学术空间，诠释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专家点评：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影响深远。2019年，学术理论界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角度，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一系列有创见、有深度、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相继涌现。相关研究厘清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事实，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重新审视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揭示了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科学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探讨了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总结了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点评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热点5船山学新诠释入选理由：王船山是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2019年，学术理论界以王船山诞辰400周年为契机，多角度、多层次探讨船山学。主要集中在：1.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新阐释。对王船山的“气”“神”“知”“行”等概念进行新诠释，对王船山哲学及明清实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其思想的时代价值，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王船山著作的文本新探讨。围绕《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庄子解》《老子衍》等文本，对王船山的易学、实学等思想进行了新解读。3.王船山礼学研究的新视野。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契的角度，探讨了王船山礼学及其现实意义，从美德伦理学角度探讨了王船山礼学对规范伦理学的超越。4.对王船山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再挖掘。主要集中在王船山关于道统和正统的辩证关系、知行观、理欲观等。专家点评：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王船山既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性质、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船山学是王船山思想的理论化体现，也是王船山精神品质的体系性呈现。2019年学术理论界对船山学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所推进。船山学总结性著作的出版，海外王船山思想研究论著目录的集中发表，是一大亮点。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对王船山的文学艺术思想各侧面进行研究，则反映了船山学研究的新动向。同时也要看到，为进一步推进船山学研究，学术理论界还需在方法论上作出整体反思。按照传统学术问题分类与现代哲学问题分类研究王船山不同类型著作的论文，多是一种重构式的思想叙事，即关注王船山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尚未能为什么这样说，其中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在世界历史视野下比较研究王船山与同时代世界其他民族思想家的历史贡献，更有待学人开垦发掘。(点评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热点6中国社会学重建40年的回顾与展望入选理由：2019年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成就、局限和未来发展开展了广泛研讨。1.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的新形势，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反思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式，提出应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实践出发的基本立场。3.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总结了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讨论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对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认为应当在古今中外的广阔视野中审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演化和学术贡献。4.关于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社会结构变迁、智能社会、脱贫攻坚、城市空间变化、乡村振兴、人口问题等。专家点评：立足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展望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社会工作等学科2019年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关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既体现了社会学界对自身发展的深入思考，也体现了学术理论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以及新形势新任务的深刻洞察。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践立场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能从根本上站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而且能同立足实践的各种当代社会学流派开展对话。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的讨论，不仅关系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学历史演化及其同西方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学思想的关系问题，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化，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少杰)热点7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入选理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2019年，学术理论界聚焦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1.深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发展与深化，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命运一体性特征。2.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逐渐内生且不断聚合的共识性价值和共鸣性情感，是中华民族历史形塑的精神引领与价值诉求的社会表达。3.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对各民族各地区的实践总结，探索培育路径。4.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事业。专家点评：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党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建设路径等宏观层面的解读，以及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实践的多角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点评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院教授金炳镐)热点8 中国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入选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标志性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响脱贫攻坚战，全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国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从以下方面展开深入研究：1.脱贫攻坚的理论创新和路径探索。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程中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确保稳定脱贫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存在的瓶颈制约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2.中国对全球贫困治理的贡献。在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经验，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学术理论界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专家点评：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2019年，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国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1.对新中国70年来的脱贫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摆脱贫困提供了基础条件，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策略有效确保和提升了扶贫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证。2.对具体扶贫政策和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评估，认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使脱贫具有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财政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具体措施将有利于保证贫困人口稳定脱贫。3.分析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建议将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借鉴到乡村振兴中，通过制度建设巩固脱贫成果，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稳脱贫。(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教授汪三贵)热点9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入选理由：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路径。2019年，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关注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为重点，深入研究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2.关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新机制和新动能，着重研究了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的形成路径，以及如何拓展城市群、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发展新空间，加强中心城市的增长极功能，创新高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3.着眼区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围绕老少边穷地区、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障存在的不足等，探讨了如何激活要素活力，形成良性互动，提升区位优势，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难题。专家点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快培育新增长动能，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术理论界还应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研究。1.进一步研究经济带演变规律，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2.进一步研究区域差异问题，探讨加强区域优势互补、控制区域分化的有效途径。当前，传统增长极下滑造成制造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削弱了对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带来新极化现象，区域分工的新形态、新极点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进行相关研究很有必要。3.研究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重点探讨贫困性质的转变和缓解相对贫困的区域途径；对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基地，要研究挖掘创新潜能，探寻振兴发展的新路径。(点评人：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孙久文)热点10信息社会的学习方式变革入选理由：随着信息爆炸、知识激增时代的到来，未来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发生深刻变化，课程教学的基本问题逐渐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走向“如何学习最有力量”。在此背景下，学习方式变革引人关注。对此，学术理论界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1.核心素养培育与学习方式变革。从学科知识技能的掌握到核心素养的培育，其所体现出的不仅是基础教育育人标准的改变，还包括知识观层面上的深层变革，学习方式变革势在必行。2.信息化学习方式。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下，计算机和互联网支持的协作学习、网络学习、移动学习、仿真学习、虚拟学习、翻转课堂、智慧学习等信息化学习方式应运而生。3.学习方式变革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认为，学习理念、环境、工具、媒体、材料等都是影响学习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而新理论和新理念、新媒体和新技术、国家政策等成为驱动学习方式变革的主要路径。专家点评：2016年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着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201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优化教学方式。坚持教学相长，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2019年，学术理论界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1.因何而变。主要包括政策的大力倡导和新技术的驱动。2.为谁而变。学习方式变革的目的是“成人”，使学习者拥有适应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3.怎么变。实践中的主要做法包括开展深度学习、项目式学习、问题式学习、跨学科学习等。4.变到哪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逐渐成为主流，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质的信息化环境，更是一种全新的教与学的方式，以及对教学流程进行重构、再造与再定义，形成混合化、泛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体系。(点评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崔允漷)(作者：光明日报理论部 学术月刊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作者 | 罗sir邓巴数字：人类社交网络的节点不会超过150个，即和你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在150人以内。这个著名的论断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定律是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一百五十人。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根据自身智力对关系的承载能力，当你的人际关系超过一百五时，你的大脑将无法有效去新增这些节点，从而导致你的社交人数始终维持在一百五十人左右。从邓巴的研究对象猿猴来说，这的确是与我们人类在基因序列上最为相像的生物。基于此，邓巴数字在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圈几乎是人人知晓；但另一点是，绝大部分人对邓巴数字的理解还依然十分狭隘。在很多人看来，邓巴数字的一百五十人的范围应当是如何界定呢？01邓巴数字的社会学意义邓巴指出，由于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这一数字是人们拥有的、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朋友数量。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拥有150名好友，甚至更多社交网站的“好友”，但只维持与现实生活中大约150个人的“内部圈子”。而“内部圈子”好友在此理论中指一年至少联系一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人的好友上限为一百五十人，且由于“内部圈子”的市场更新不同，我们的好友都来自不同的渠道。如果我们把这一百五十人按照自己的亲疏来区分，那我们便可以把这些社交节点形象的以下图为图形——邓巴圈。按照社交关系的亲疏，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百五十人的邓巴圈分为四个等级，且等级之间层次递进。第一层：十人左右的亲人圈这是我们最为亲密的关系层，包含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等。尽管我们与这个群体联系不多，但确是最重要的群体。第二层：二十人左右的好友圈这几乎就囊括了我们的同学、发小、室友、同事和领导等。这是我们目前联系最为频繁和紧密的好友圈子。第三层：四十人左右的朋友圈这部分人就代表着过去以前的好友圈，很久没联系的好友等等。包括以前的恋人、老同事、或者兴趣相同的游戏好友等等。第四层：六十人左右的外围圈外围圈是我们的社交边缘层，这里有即将或者几乎没有联系过的老同学老同事，又或者是认识不久的新同事新客户等等，总之外围层的社交变动频率是最大的，朋友的朋友、闹翻的兄弟，都处在这个社交圈的最外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巴数字中，我们的这四个层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和我们的社交圈层变化而变化。正是这样，这也解释了为何有的人一天忙于工作从来不与朋友聊天交谈；还有的人每天销售应付陪客户应酬等等，这些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遵循着邓巴数字的。从邓巴数字的发现到后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兴起而大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邓巴数字的适用性和帮助我们留住“核心社交层”也成了大热的讨论话题。网络社区的兴起，更是为邓巴数字提供了人际关系“150人”的佐证。美国Facebook内部社会学家卡梅伦·马龙(Cameron Marlow)表示，Facebook社区用户的平均好友人数是120人。而与邓巴理论不谋而合的是，女性用户的平均好友人数多于男性用户。不同用户好友的人数差距很大，一些Facebook用户拥有的超过500位好友。而在个人好友名单中，人们经常联系的好友却非常少而且相对稳定。好友之间联系的越活跃、越亲密，这个群体的人数越少、越稳定。平均拥有120个好友的男性，一般只会与其中7位好友，通过在图片、状态信息或留言板上留言进行回应。女性用户则明显更善于交际，她们通常会给10位好友留言。男性用户一般只与4位好友利用电子邮件或聊天来进行交流，而女性用户进行此类交流的好友人数是6位。从这个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一个事实：在复杂繁忙的社交网络中，其实真正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感的，永远只取决于你三十人左右的亲人好友圈。在掌握关键少数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现代生活水平和压力，这是邓巴数字对现代社会学的启发研究和深刻内容。你永远无法真正顾忌到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影响你情绪和决策的，也只有你的亲人好友圈。我们知道，社交上限一百五十人是由我们人类的智力和带宽决定的，那么在管理公司问题上，邓巴数字能否给我们启发？02邓巴数字对管理的意义“小公司管理靠人情，大公司管理靠制度。”在创业励志电影《燃点》中，新氧医美创始人金星曾说过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在初始团队到现在壮大的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困难点就在于公司管理制度的跟不上，导致效率的低下和员工的流失。”金星说这段话同邓巴数字来看同样有着一定的深刻含义。现代社会公司，经常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协同，公司为什么需要协同呢？就因为彼此合作彼此分工才能提升效率的最大化。那如果我们把公司比作看成一个个体，那么小公司的优势是什么？没错，就是协同性和效率的提高。邓巴数字对于一百五十人的公司来说，就是一个靠人情还是靠制度来管理的两种不同模式。在一百五十人以下，彼此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相识度，如果把公司看作一个个体，那么每个工作日都是由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个体”的协同。这个协同带来的应该是极高的效率和迅速作战的能力。按照邓巴数字效应来看公司管理，那么管理模式的不同就应该以一百五十人左右为限。很多创业公司CEO在谈到团队最难的时候，多半都是讲团队的搭建以及后期人员的增多各项制度的改革等等。就连共享经济时的明星公司OFO也遇到过后面制度上的难题。如果按照邓巴数字，那么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内的小公司应该如何管理呢？老规矩，依然按照比例分为四层管理。我们依然按照邓巴圈来划分人数在一百五以下的公司，可以按照不同比例来划分。第一层：公司核心圈，这部分主要是联合创始人或者就自己组成的第二层：以自己或者创始人为中心的附属权利二把手第三层：中层管理，公司的中流砥柱第四层：基层员工以及主管等从这个比例分为四层，层层递进，第三层和第四层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建议给到第一层1公司核心圈，这是为了效率的递进。从企业文化的培养和建设来说，人性化一定是这类公司核心。一切以产出价值为唯一指标，上班打卡、会议过多等不必要的流程都应该省去，只为员工产出效率为唯一指标。邓巴数字在管理公司方面的效用也十分简单，从追求“少既是多”到追求“效率第一”这就是初创团队和公司的基本管理模式。套用网上流传很火的那句话：小公司管理靠人情，大公司管理靠制度。但一个悖论是：为什么大公司的管理单纯依靠人情行不通了呢？这还要从邓巴数字说起。根据邓巴数字的原理告诉我们：受限于人的智力和带宽，我们对社交节点的上限只有一百五十人。管理学同样说过，当一个组织达到一个层级一个量化目标的时候，单纯的依靠人力不靠制度去管理，这会带来企业的过多不必要的损耗。但具体人数应该是多少？或许，邓巴数字的一百五十人能够给我们答案。从根本上讲，一个组织的人数在突破一个数量级后，如果还单纯地依靠“人力”去管理员工和公司，这不仅会带来效率上的下降，还会带来“不平”的现象。因为人管理公司，人是存在七情六欲的，这会导致某些员工的处罚奖赏低了、某些员工的处罚奖赏却高了，这会带来员工的不忿。华为的员工、富士康的员工都是数万人，如果还单纯的按照过去的“人”管理公司，想怎么罚就怎么罚，那恐怕大而不倒的华为富士康也早就倒在了昨天。华为富士康的基本法都能有一本书那么厚，这本质上也是企业的“护城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企业初期，没有过多精力去应对或者去关心公司制度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不管怎样，邓巴数字对公司管理上的启示依然是深远的，且正因如此，小公司的缺点也成为了它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效率、革新、反馈等等，这都是小公司反映迅速的优势，也是它们继续向前的动力源泉。结语在过去，我们说到小公司和大公司的定义时，我们常常借鉴该公司的估值是否达到“十亿美金”独角兽。但行业内的头部与否并不意味着公司的大小之分，要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何止千万级别。如果按照这个分法，恐怕很多公司都没有站在台面上的可能。尽管这几年互联网公司的风头盖过了很多传统型大公司，但不能因此否认那些传统行业的头部公司不存在。在划分公司大小的标准的时候，不仅是营业额、市场份额等衡量因素，公司人数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度量的一个点。尽管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也有几十人做到几十亿的大公司，但衡量公司人数来区分公司大小，在管理意义上是依然具有可行性的。尽管邓巴数字在社会学和管理学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诸如拉塞尔·伯纳德(Russell Bernard)和彼德·基尔沃兹(Peter Killworth)等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社交网络的上限数字几乎是“邓巴数字”的两倍，又或者邓巴数字在传统意义上的过去，远古社会人类没有如此多的社交节点等等。但邓巴数字给我们在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启发性，是依然值得去肯定的。作者：罗sir，你的每一步，都不应该毫无意义；关注我，每天同三千万职场人一起精进，走自己的路。

一、为什么南大核心CSSCI发表论文难度这么大？近年来，发南大核心成为众多科研人员头疼的一大难事。为何南大核心发表难度如此大呢，下面小编给您分析下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南大核心CSSCI虽然说是两年更一次目录，但实际上简直一年一变，今后更新周期能够会更快更频频。任何一家杂志社，都不情愿被踢出中心的部队，都在想方设法的提高期刊的水平。在这个总体目标定位下，对论文、对作者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所以发表的难度也只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因为现在评职称对论文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中级职称，虽然职称要求的是发表省级论文，但为了比别人更有优势，很多都选择发表省级以上论文，你发国家级，我就发核心，你发核心，我就发南大核心，一年就那么几个职称名额，竞争太激烈，小学教师发核心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发的人太多，版面有限，2016年发表的论文排到2017年见刊的不要太恐怖，这就是这几年南大核心CSSCI发表论文的正常现象。只要职称评定准则一天不变，需要就不会不见。第三个原因就是，南大核心CSSCI分来源核心期刊和扩展板，来源版难度相当高，普通人就别想了，可以发扩展版，在文章质量高的前提下需要多花点钱才能搞定了。二、SCI论文是被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目前我国科技界对SCI论文概念模式，小部分研究者误认为SCI是一本期刊，由南京大学引用并成为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评价和奖惩的一类刊物。SCI论文本身来说，我国科研工作者大多面临英语能力匮乏的缺陷，尤其对于年龄大和专业性强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内容不是问题，英语往往成为了制约的瓶颈。SCI论文对我国大部分科技工作者来说依然是神秘的，难于发表的，正基于此，大部分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引入作为评价标准，这也是有失公正，虽然缺少人为干预的评价标准，但科研工作者在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将精力浪费在于SCI论文的写作与发表。那么如何写作一篇好的SCI论文呢？一篇好的SCI论文就像一件好的嫁衣，可以很好地把自己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写论文好比做嫁衣，怎么做的好看，是尔等科研旺苦思冥想的事情有很多经验和技巧可以学习，但最重要的是用心，用心就是狠角色一个好的思路在做一件衣裳之前，你的头脑中一定要有做好之后的样子同样，在论文写前也要构思好整篇论文的结构，如何总结分析数据，要重点表达什么，可以在纸上把完整的结构画出来逻辑很重要，如果你担心自己没有好的写的思路，可以模仿那些优秀的论文，学习它们的写作方法，发现其中的写作规律精炼简洁的摘要论文只是载体，你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别人你在研究什么，所以一定要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不要追求词语的华丽而论文的摘要是整篇论文的精简版，所以一定要字斟句酌，简明扼要撰写摘要一般遵循四个原则：1)介绍课题研究背景；2)指明存在问题，引出本文研究内容；3)描述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4)提炼实验结论和意义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摘要是论文的敲门砖很多论文之所以被拒，多半是死在了摘要上所以，对于年轻的论文写作者来说，一定要下大功夫把摘要写好，反复修改请教你的老师或前辈，让他们给你提出修改建议图和表的应用图和表就像是衣服上的图案装饰，绣的好不好直接影响整件衣服审美感在论文写作中，图和表是最好的结果呈现方式，它可以避免冗长的文字表达制作图表首先要了解目标期刊的图表限制，以确定你的图表可以充分表达结果其次，图表中的数据要容易解读每个图表要显示多少数据，图的坐标表的行列以及示意图的各部分都要标记清楚对于大样本，给出绝对数和变化/差异的百分比第三，图表的标注也应该独立成文，并且无需阅读全文就能完全理解最后，与“结果“部分的注意事项一样，图表和正文之间不应有重复叙述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先制作清楚高质量的图表，随后就可以轻易地撰写“结果”部分所以，为了你的论文呈现更简洁美观，一定要熟练掌握几个图表制作的工具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你的语言不需要太过华丽，但一定要表达清楚，逻辑严谨学术期刊会因为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审稿人不希望看到一篇满是错误拼写和漏洞的文章，这会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的专业素养所以，为了更好的语言表达一定要多加训练你可以给自己定个目标，每天阅读英文新闻或文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不断培养对语言表达的敏感性另外，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也可以做写作训练，好的文章都是在平时的练习中积累出来的在科研人员投稿时SCI论文经常会遇到，期刊编辑没有送给审稿人评阅就直接拒稿的情况而在回复信中，最常用的一句就是“the paper doesn’t fit our journal”那么，“fit”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刚刚踏入学术界的人，如何确保自己选择一个对自己论文感兴趣的期刊呢？首先想想该期刊是如何起家的，它们是如何成立的新的期刊通常是由一群拥有相同学术网络，并且其研究领域目前还没有被任何其他期刊充分覆盖的学者/研究人员建立的他们研究方向可能是在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围绕着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的发展，或在一个已确立的领域的特定位置一些期刊正是以这种方式从学术团体和会议中的特殊利益团体中产生而一些杂志社现在也设立了免费的期刊：这些期刊不一定涵盖新的内容，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使现有的学术成果更广泛地得到利用将期刊理解为特定学术群体的人工制品，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对话但这里我关心的是，一些论文将适合期刊学术群体及其知识构建目标，而另一些则不适合第二点，期刊学术群体或多或少地会对他们的学术边界规范共同的假设和“真理”进行监督有些期刊比其他期刊更容易接受新观点和新来者但期刊编辑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出那些明显不希望参与谈话的闯入者编辑会决定作者是否会对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编辑的拒签实质上是一种维护期刊知识目标和声明的门禁活动那么，刚进入出版业的人是如何了解期刊的潜规则惯例兴趣和特质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通常没有人告诉你这里有五件事需要考虑，五件事可以帮助解锁期刊发表的代码我特意使用了“代码”这个词，因为我想表明选择期刊是一个解码练习，一个寻找线索的过程问问自己，你已经加入了哪些期刊学术群体虽然你可能还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但很可能你已经发现某些期刊很有用这些期刊涵盖了与你的研究相关的主题，它们使用了你感兴趣的方法，它们提供了你使用过的理论或经验资源在接受这些期刊所提供的信息时，你已经参与了一场对话只是你还没有说话，但你也不只是单纯的听众您正在积极地将您的工作与期刊上的知识群体的工作联系起来就算你没有认真思考，但你可能已经从该群体中了解到一些关键的论点，文献，写作方法和关键人物这些期刊可能是最容易适合你的工作的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看看编辑和编辑委员会编辑和编辑委员会是期刊社区的关键人物如果你选择了一份期刊，但后来发现你没有听说过任何编辑或董事会成员，那么这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您至少可以熟悉其中一些人及其工作，从而对这个期刊学术群体的工作方式有一些了解你需要选择一份你能判断大概会发生什么的期刊得到专家的建议让一个更有经验，在你的领域里你信任的人，告诉你你的论文与期刊的匹配程度相同领域的期刊，其研究重点/方向往往不经相同例如，如果有几个期刊的标题都是社会学，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涵盖相同的主题在社会学话题的类型和方法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你需要了解这些学术期刊政策——如果你问的话，在这个领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可以告诉你你甚至可能会幸运地找到一份期刊论文来分析你所在领域的期刊如果你找不到人帮忙，你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些被列出的期刊，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调查期刊学术群体看看出版商的网站，看看编辑们的采访，听听他们谈论杂志的目的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作者谈论他们论文的视频问问自己读过哪些期刊的论文你是哪些学科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他们总部在哪里，它们来自什么学术背景，他们写的是什么，他们使用什么理论方法，他们使用什么研究方法，他们不做什么以及你的工作怎么样？解码期刊对话看看过去两到四年的期刊主题标题和摘要他们谈论什么话题，它们是否有特定的角度，试着找出任何可能重要的模式把期刊看作是数据，并带着分析头脑来完成这项任务比如，你能辨别出任何特定的词汇或特定的认识论吗，哪种类型的研究最常见，哪些文献被引用最多？了解以上五点将帮助你理解何为”fit”南大核心及SCI论文发表难度虽然大，但是相信在您的努力下还是可以发表的！

《与社会学同游》语言比较平实，兼顾不同的对象。行文不如《社会学想象力》那样理论、严肃，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例证。不过伯格自己也说“本书亦非教科书，无意做系统的理论构建”。前四章主要阐述“社会学家的形象”、“社会学的母题”、“社会控制”（第四章其实应该是跟第五章、第六章成一体的）。第三章是在这一逻辑线索中插入的补充。#社会心理学#一、社会学是什么：第一、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家的所有工作，都在于揭露社会的真相。第二、社会学必须有不敬的态度。不尊敬掌握权力者说的话，不尊敬世俗对高雅、低俗、上等、下流的判断。第三、社会学有中性化的思维方式，面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对性经验，保持开放，同时也保持思考的独立。第四、社会学有世界眼光。“社会学的视野是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广博、开放的视野，是摆脱了束缚的视野。最优秀的社会学家能够欣赏奇乡异土，他的内心向无限丰富的人类潜力开放，他热情追求新的视野，追求人类意义的新世界。”二、社会学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人在社会。从单个生命来说，社会是先于我们的存在。如果把人生看成参与一场游戏，那么，我们都是玩游戏的人，游戏规则已经由社会所给定。第二、社会在人。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需要每个人来承认它，就像任何一种政权，都要获得民众的认可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是一个道理。动物受本能驱使，别无选择，但人是自由的。我们之所以经常意识不到这种自由，在于“自欺”。第三、人生如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其实不存在谁压制谁的问题，欺骗和自我欺骗才是社会现实的核心问题，社会的运行，靠的就是欺骗我们和我们的自我欺骗。社会这座监狱，是我们自愿进去的，而且由我们每个人共同打造。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机制，使他既看不见自己的自由，也不再想要自由，我们与社会，互相依靠、互为倚仗。这就是社会和人关系的最终回答。三、社会学用途：第一、社会学知识可以帮助社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社会、治理社会，制定更加合理、公平且有效的政策与法规，但是社会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不能对社会学改造社会抱有那么大的期望。第二、个人适当地了解一些社会学知识，看穿社会欺骗我们的把戏，能一定程度地让人清醒、然后自我理解，走向圆润成熟。社会学知识让人清醒，仿佛看到一个个木偶在木偶线的操纵下，在剧场里手舞足蹈，严格按照角色进行表演。但是，社会学把木偶戏的这一套说出来，更是为了让我们有停止演出的机会，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四、作者精辟观点一览：1. 社会学家不能帮人做选择，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洞见：每一种世界观都植根于社会，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2. 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诚然，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迫屈服。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被自己身上的社会性推入陷阱的。3. 社会是个巨大的囚笼，其中的囚徒忙忙碌碌加固牢笼，使之不会成为残垣断壁。4. 自由以一定程度的意识解放为前提，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继续假定，安然无虞的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那么自由就是难以实现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相当舒服的洞穴，我们可以和同伴蜷缩在其中，给自己擂鼓壮胆，用鼓声淹没黑暗中传来的豺狼虎豹的叫声，而游离是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行动。不过，这本书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反思。可能是因为本科的背景让我对于方法论有过多的关注和追崇，认为“方法”才与“学”相关。但通过近期对《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学同游》等书包括Carey对于“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讨论的文献阅读。我逐渐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确要讲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探索气象万千的世界才是本来目的。想做人文社科学术的人，应当对人类命运有深切关照和反思，观察时代和社会，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36氪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8百度社会价值报告》。《报告》指出，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百度最核心的资产是“科技资产”，而科技资产与社会资产、文化资产、经济资产具有强关联性，通过相互作用将创造出更广阔的影响和价值。 “科技资产的社会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以数据、算力、算法为代表的百度核心科技资产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在于技术所能带来的正向社会影响。”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17YJC860004）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CUC17A55）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按照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新闻传媒的研究大体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宏观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是的媒介和新闻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和资本机制的关系；第二，中观的新闻职业和传媒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这一视角的研究从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媒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身份意识的建构、媒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等维度出发分析媒介机构的运作逻辑；第三，文化视角，突出强调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媒介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关于媒介社会学的不同范式在思想史或学术史意义上的差异，也随着一系列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译介，近年来成为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但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不同理论方法传统的讨论，总体上呈现出集中关注美国传统而对美国之外的研究关注不够的倾向。同时，由于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大多局限于舒德森所说的第二种范式，即新闻生产的机构视角，故而对美国传统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中文学界的讨论局限在新闻生产和媒介组织的范围之内，而对其他视角的关注不足。其结果是，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围广阔的媒介社会学被窄化为以机构和职业活动为核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媒介组织运作的现实所引发的问题性和期待与外来的美国媒介社会学知识资源的结合，共同导致了本土媒介社会学学术焦点对某些传统的放大和对其他路径的遮蔽。但随着新闻生产所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理论预设和方法路径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引入替代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来平衡这种以美国和媒体组织或从业者为中心的论述倾向。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此透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理论和方法特征以及与其他范式的差异，从而试图平衡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不同范式关注的失衡倾向。二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位具有高度学术整合力的理论家，霍尔的研究范围除了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还涉及到移民、种族、流行文化、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但在霍尔发表的卷帙浩繁的学术作品中，新闻媒体和传播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整个1970年代是霍尔等人深度介入到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时期，以霍尔领衔的英国文化研究为媒介社会学贡献了大量经典论著，所涉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归纳而言，包括如下几个主题：（1）媒体娱乐，例如，1970年发表的论文《休闲、娱乐和大众传播》（“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2）新闻生产，例如，1973年的论文《新闻照片的规定性》（“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CCCS论文手稿《事件的“结构性传播”》（“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3）广播电视媒介研究，例如，1972年发表的《广播电视业的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1973年的著名论文手稿《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4年的论文《电视暴力：犯罪、戏剧和内容分析》（“Television Violence: crime, dram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nt”）、1975年的论文《作为传媒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1976年的论文《电视时事节目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以及（4）最能体现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范式特征的议题——媒体或广义表征系统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1973年的论文《越轨、政治和媒体》（“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1977年发表在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人编著的文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中的论文《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y-Effect’”）、1978年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其中有专章讨论新闻的社会生产与文化霸权危机的关系）、198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6年的论文《媒介权力与阶级权力》（“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等。霍尔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错，齐头并进的。从微观的文本符码结构分析，到中观的新闻组织运作机制和价值体系研究，再到宏观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析，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框架路径。霍尔关于媒介和传播问题的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他从左翼批判立场出发对西方社会文化政治问题的整体思考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切入，梳理霍尔对传播和媒介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研究范式是如何解释传媒运作机制以及以此为主体的社会表征系统如何与其他社会维度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霍尔本人在媒介社会学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从而为当前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不同于美国传统和媒体组织范式的替代性的理论资源。下文将结合霍尔本人发表的与媒介和传播议题有关的主要文献，从理论方法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旨趣的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对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进行评述。三意义结构与媒介运作的表征维度恰如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会特别强调表征和意义体系对新闻和媒介实践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表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作逻辑相对于外在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和主体实践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而突出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循环性和开放性这一基本文化事实。在媒介运作所涉及到的诸多环节要素中，意义生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成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焦点。与美国媒介社会学所采取的进入媒体生产的机构语境中进行田野观察不同，文化研究从表征系统的符码维度入手，认为为了理解新闻媒体如何建构现实，必须对媒体生产和消费环节所依赖的意义结构的内在机制和手段，即符码体系的运作规则进行符号学分析。对不同表征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不同媒体机构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图景和传播对象属性的不同预设。用霍尔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议题是：“在处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变化主题的过程中，报纸调用了什么样的现有可用的意义来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从而使之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报纸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才能不仅保证报纸的从业者，同时也使读者能够具备一个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大致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这些核心意义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是，这些变化是什么事件导致的？”（Hall，1975：12）显然，这些议题一方面涉及文本内部的符码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反映的价值偏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尔在这里已经初步提出了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传播观念所要求的对组织制度分析、符号学和沟通人类学方法的整合问题。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专业意识形态、职业实践常规及其所处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霍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研究来丰富和完善了他所强调的这种以意义结构为核心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在《新闻照片的规定性》一文中，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对摄影这一新闻生产中最常见的视觉符码形式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阐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实现机制。霍尔进一步对新闻文本这一专业化的符码体系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辨析，提出了两类对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类型：一是专业化的职业标准规范，即通常意义上新闻价值。霍尔将这一维度称为形式化的新闻价值（formal news value），即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新闻生产的操作手法和文本的呈现形式上设定一系列职业规范，从而确保新闻文本和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形式价值符合新闻生产的经济学逻辑，因为它确保了新闻的可交换性。与此相对的是第二种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ideological news values）。这一价值体系源于社会整体的道德政治话语秩序，无论新闻生产的具体形式化操作机制在不同媒体组织之间如何存在差异，这些形式背后所体现的内涵式意义的光谱都被框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所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是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或手段，而一旦进入到意识态领域，新闻生产就从纯粹的组织运作或文本层次进入到社会主体生产的领域。换言之，新闻在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生产离不开新闻从业者对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阐释主体对新闻文本进行“角度化”阐释的具体方式的假定。恰恰是这一点将以新闻价值为逻辑基础的新闻职业的内部话语体系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了起来，并确保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权力秩序自然化为新闻价值所规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再生产现存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把新闻生产实践所处的这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层次及其逻辑关系归纳如下（如表1）：这样，从新闻摄影的符号学分析出发，霍尔从一个貌似简单的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框架再度引申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中极其关键的议题之一：媒介运作所处的意义结构及其来源。显然，要解答这一问题，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组织或新闻文本本身。因为表征系统的运作或意义生产的社会过程涉及到媒介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而对这种内、外部结构之间勾连的分析应当成为媒介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霍尔反复论证了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所着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确保媒介运作或广义的传播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以及促使媒介生产和消费两端能够产生有效互动的前提或结构性条件，不仅仅是媒介组织的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媒介技术、职业意识形态和从业者的个体属性等要素，还包括以符码系统为中介的意义和价值维度。意义维度是横贯表征系统运作所有环节的核心要素。意义结构不仅为媒介生产提供了观念基础，同时也通过文本符码系统的策略性建构使之与媒介使用者语境化的社会阐释产生勾连。而为媒介生产和语境化阐释提供意义结构来源的则是表征系统所处的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语境。这就必然要求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历史政治分析的视野，从而构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摆脱以机构和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媒介中心主义思路，进入到文化政治批判的社会分析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去媒介化的媒介社会学路径。四媒介社会学的批判视野作为一篇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学术议程确立基调的纲领性文献，最初于1973年以CCCS手稿形式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不仅阐明了文化研究所主张的建构主义传播观，确立了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进路的方法框架，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使之呈现出与其他媒介社会学范式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从方法论上来看，在这篇文献中，由于引入了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概念工具，霍尔得以从符码系统和意义生成结构的角度出发，将传播由一个行为和效果问题转变为一个意义和权力关系问题。延续前述研究中所提出的意义结构的观念，霍尔指出，媒介生产的讯息产品的意义属性使得媒介组织的运作不仅依赖物质和技术条件，相比其他领域更加依赖对符码规则的把握。霍尔对媒介符码运作规则的语言学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文本内部，也不在于生产这些文本的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是在文本之外：一方面，在学术上，从1970年代早期刚刚兴起的文化研究范式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主导的主流媒介社会学范式提出批评，并为人类学视野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角度来说，霍尔在这篇经典论文中的所要强调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政治批判立场，即对主导社会权力结构的质疑和对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警惕。霍尔在这里指出的路线图是借助沟通民族志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开辟文化意义生产和阐释的研究路径，并坚持把媒介和文化分析与对现实政治“情势”（conjuncture）的分析结合起来的文化批判视野。霍尔与同事合作出版于1978年的《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律-秩序》一书是体现这种分析路径和批判视野的最好范例。简而言之，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作出极端的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Hall，et al.，2013：x）显然，这里的考察对象不是传统犯罪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现象本身，而是以犯罪现象为表征的政治道德秩序及其在话语层面的呈现，即关于犯罪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存在条件。一方面，关键的分析对象是对越轨行为的标签和意义赋予机制，而不是越轨行为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进入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情境之中，分析围绕越轨现象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如何在现实层面引发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进而导致复杂的政策后果；在媒体、控制机构、公众围绕国家这一核心制度展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与复杂的国家文化霸权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如何相呼应的。这一向国家视角的转移，使得《监控危机》一书将“分析推向了社会的核心地带，即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和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核心”（Hall，et al.，2013：xii）。在这里，国家既作为实施强制性宰制关系的暴力机器，也作为“制造共识”或“生产赞同”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存在，两者在围绕“行凶抢劫”这一越轨标签所形成的话语螺旋和道德恐慌中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理解媒体的角色，霍尔等人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新闻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与控制机构和国家的关系。这里涉及到新闻生产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促使新闻生产以类型化模式进行的媒体机构组织方式”（尤其是现代媒体组织模式中的时间和常规化压力）、“决定新闻选择及各类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闻价值结构”（公正、客观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将新闻事件“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的识别和语境化过程（Hall，et al.，2013：57）。这三个方面要素的结合，导致媒体的报道在信息来源的获取上往往与现存社会权力秩序的话语权分配格局高度一致。尽管媒体与权势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冲突，但由于这种媒体自身的组织方式和专业规范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代表国家权力和控制机构的权势者言说者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权往往远远高于其他言说者，从而成为“首要定义者”。他们与作为“次级定义者”的媒体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依存关系。这种结构性屈从关系的结果就是媒体总是倾向于复制主导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共识。媒体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重构过程中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话语配置手段。由此，霍尔等人把分析的焦点从媒体和社会观念的分析引向了战后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分析，即必须理解战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才能充分理解围绕“行凶抢劫”建构起来的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的政治功能，也就才能理解作为话语运作配置的媒体机构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五走向文化研究视角的媒介社会学通过以上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的概要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汲取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欧陆思想资源，确立了传播观念的建构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研究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这里，文化研究范式与美国以媒介组织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术旨趣有重合之处。例如，塔奇曼（1978/2008）在《做新闻》（Making News，1978）中和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一样，都反对媒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传播的行为主义界定，转而把传播视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第二，理论资源的差异进一步导致文化研究范式与其他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媒介社会学对个体行为或媒体组织功能或效果的量化界定，以及美国建构主义媒介社会学对媒介组织如何制造出关于现实的“知识”的具体机制的民族志研究不同，文化研究范式是从共享的意义结构这个嫁接了媒介生产和消费以及表征系统所处的广阔政治历史语境的核心要素入手，试图勾连编码和解码活动这两个符码运作的关键环节及其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确立了一种以批判话语分析为核心路径的研究框架，形成了包括组织逻辑、文本结构、语境化阐释以及作为语境存在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表征循环模式。第三，相比于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除了阐明媒介作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角色之外，还具有强烈的去媒介中心主义色彩和政治批判意识。在文化研究范式中，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阐明媒介机构或文本符码系统运作的逻辑，而是对社会，尤其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其目的既不在于解释一般性规律，也不在于对通常意义上的作为定义现实的“共识”、“知识”或“意义”的阐释，而是在于对学术写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现实问题性做出反应。相比而言，尽管主流媒介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也对媒体与主导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另类解释，但这些研究总体上维持了学术表达的“专业性”，追求的是对新闻媒体这个特定社会领域的“运作机理”的人类学阐释，而非作者自身所要表达的现实政治判断或价值立场。我们可以从表2中看到对两种不同传统的媒介社会学主要差异的归纳。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主张用文化研究范式来取代聚焦于媒介机构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范式。纵观霍尔等人的研究，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的确是放在文本和使用者这两个维度，对媒介组织运作机制的论述大多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逻辑推论，并未以自己进行的经验研究为一手证据。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狭义生产概念，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广义生产的构成要素，故而侧重于对解码一端的意义阐释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范式与关注媒体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范式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考虑到当下中国媒体和新闻实践面临的日趋复杂的技术、政治、市场和文化环经过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化，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社会学，尤其是新闻生产研究可以在传统的机构、制度和生产维度之外，纳入意义和意识形态维度，从而把研究的焦点从行业/职业视角转向历史和政治视角，从媒介视角转向社会和国家。由此，媒介社会学研究将不再是对机构逻辑、行业态势、职业规范或专业价值危机的简单白描，而将成为从经验和规范两个维度理解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一个新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霍尔所说的在思想领域的“一种对现实的干预”（Hall，et al.，2013：4），从而凸显传媒和传播研究的现实价值。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本期执编 / 小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gjxwj@ruc.e.cn 与我们联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