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期刊

01杨澜《提问》你提问的方式，影响你的一生。错误的提问，只有负面的答案，正确的提问，意味着全新的思路和机会。沟通中如何提问？如何避免限制级的恐怖问题？面对太内向的人怎么聊？初次见面的人怎么开始深度交谈？如何避免说完上句就在思考下句的尬聊？如果聊的话题太严肃，怎样峰回路转获得出其不意的好效果？打断谈话，才是防止冷场、保持良好谈话气氛的必要方式？倾听和沉默该怎么运用？如何通过提问一步步走进他人的心？杨澜30年提问生涯汇聚成的心血之作，问什么，怎么问，问到何种程度，上千次深度采访，数万次发问中提炼的【提问心得】全部纳入书中，一本提问领域的高阶沟通课。25个环节，层层递进，教你通过提问与自我，他人，世界更好地互动。近百个与世界各领域大佬访谈的真实案例，真正优秀的人，特别会提问，当你感到困惑难解或绝望无助时，感谢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场考试是开卷的，你可以去通过提问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回答的。每次提问都是接近他人，接近自己的最好方式。掌握提问技巧，运用不同的方式，带来交流与情感的高峰体验。学会提问，问出好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的生存之道。一本书让你看到通过高质量提问带来的可能会改变你人生轨迹的珍贵答案。作者简介 · · · · · ·杨澜：媒体人，作家。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她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她曾任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担任上海世博会形象大使；她被推选为“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女性；她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她将自己30年间数万次的发问心得，凝结成了这本《提问》。相关书籍推荐 · · · · · ·.内容简介 · · · · · ·面对提问，你有能力组织更多确凿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只把声高当有理？一遇到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时，就认为别人是没事找茬，有意和自己过不去，甚至为此恼火：他为什么横竖不肯接受我的观点？过于感情投入，最大危险就是你可能没法识别谬误和操纵。遇到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将它直接枪毙掉比仔细思考然后做出回答要容易得多，而且，这样做一定让你显得一言九鼎霸气外露，但也在无形中关闭了通往批判性思维大门。不草率、不盲从，对问题深思熟虑，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尽力理解那些价值观和我们背道而驰的人的分析推理方式，克服偏见对判断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正确、理性的结论。我们需要靠自己去问为什么！擦亮双眼看清世界！作者简介 · · · · · ·尼尔布朗（Neil Browne）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杰出经济学教授。获有托雷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德州大学的博士学位。曾经合著七本书，并在专业期刊发表一百余篇研究论文。数十所学院和大学曾经聘请布朗教授，协助教职员培养批判性思考技巧。他也任职于《韩国批判性思考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一九八九年，荣获教育促进支持协调会的“全国年度杰出教授”银牌奖章。同年也获“俄亥俄州年度杰出教授”荣衔。曾获颁无数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教学奖。斯图尔特基利（Stuart M. Keel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为美国鲍灵格林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02《中国治理》作者: 罗家德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出版年: 2020-3-1内容简介 · · · · · ·黑天鹅乱飞，灰犀牛到处跑，危机时刻管理者如何应对？企业内部自组织如何协同共生？中国人谈领导，为何强调“做生意前先做人”？组织如何突破“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循环？作者简介 · · · · ·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先后取得经济学、应用数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拥有经济学背景的社会学家，善于用复杂网络阐述信息时代的底层逻辑。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03《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作者: 【英】理查德·罗珀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原作名: HOW NOT TO DIE ALONE译者: 王颖出版年: 2020-4-1内容简介 · · · · · ·“蓝色的月亮啊，你看到我孤独地站着。”安德鲁42岁了，他常常厌恶自己。他总觉得自己会孤独终老，不知道该如何爱任何人。安德鲁的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他一年参加25场无人问津的葬礼。如果有人孤零零地死去，他要去死者家里调查，确认死者是否尚有亲人在世，留下的钱是否足够支付葬礼。这是一份阴郁的工作。安德鲁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孤独终老，不会有人参加自己的葬礼。安德鲁孤独到窒息。突然有一天，新同事佩姬像一大口氧气涌进了他的生活。两人闯入一个个孤独终老者的房子，搜寻死者的生前故事，探讨人生的意义。渐渐地，安德鲁开始思考，如何再好好活一次……我总觉得我会孤独终老，又总觉得有一个人正穿过人群朝我走来。媒体名人评论这是一个神经质而内心柔软的人努力学习如何不孤独终老的故事，每一页都让人沉迷。——《出版人周刊》黑色幽默又古怪迷人。对于《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的忠实读者而言，《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是一部完美的作品。——畅销书作家埃莉诺·布朗《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既温暖治愈又让人心碎，作者写尽了孤独，也写尽了人与人之间对情感联结的渴望。《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会让你为主角欣慰之余，更想要抓住当下。——畅销书作家比安卡·马赫斯理查德·罗珀把痛苦、希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描摹得动人且趣味十足。——《科克斯书评》《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是那种会让你患上“不尽快读完不罢休的强迫症”的好书。——美亚读者SoyaKid我爱极了这本书！它有趣迷人，情感细腻，诙谐幽默又温暖人心。——畅销书作者J.莱恩·斯达德尔吸引人忍不住读下去……罗珀写出的安德鲁的内心世界，不仅揭露了他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也揭露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多么奇怪的人。——《纽约时报》《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讲述了一个孤独又悲伤的人小心翼翼地重新面对这个世界。——《人物周刊》作者简介 · · · · · ·理查德·罗珀（Richard Roper）英国作家，编辑。从小酷爱阅读，为人幽默风趣，极具魅力。现居伦敦。《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是他的处女作，完稿后一年之内就被翻译成19种语言，在20多国出版，颇受读者喜爱；还获得《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等世界知名媒体及众多畅销书作家青睐。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作者读过的一篇文章，那是一个关于处理孤独终老者身后事的特殊职业者的故事。04体验思维作者: 黄峰，赖祖杰出版社: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年: 2020-4内容推荐体验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根本途径，而我们早已身处体验经济。在体验经济推进下，中国经济开始领先世界。西方商业创新理论越来越难为中国的商业创新提供有效指导，体验思维在体验经济的土壤里应运而生。本书凝练了体验思维提出者黄峰16余年的商业实践案例，迭代了商业创新在人、价值、可持续这三个关键维度上的认知，并成为了指导品牌创新的顶层思路。人，从消费者变成了品牌的共建者。人们在购买产品之外，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品牌文化、品牌价值观的共创当中。价值，从产品交易到品牌服务。在体验经济中，价值并不是只围绕“生意成交”，可以说，品牌和人的所有接触，都在传递品牌价值。可持续，从供需关系到共生系统。体验经济整合了品牌与人、人与人、品牌与品牌三组关系，彼此赋能、协同发展，构建出一个共生系统。每个关键维度都有详尽丰富的商业案例论证，包括小罐茶、招商银行、芝麻信用、威马、安利等知名品牌。同时书中也有关于数字化转型、00后人群洞察、5G技术新可能三大话题的深度思考。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能为身处体验经济的品牌带来更多新思路与新方向。05☆豆瓣8.5分神剧原著小说，14万+标记量山田孝之&菅田将晖主演同名日剧，2018豆瓣年度日剧TOP3，CONFiDENCE日剧大奖&日剧学院奖获奖作麻生久美子、桥本爱、野田洋次郎、石桥静河、柴崎幸等一众明星助阵。原作者本多孝好亲自参与编剧，相同的主角，独立的故事。☆《金色梦乡》作者伊坂幸太郎自愧不如的作家：日本杂志评选ZUI受欢迎男作家伊坂幸太郎接受采访时说：知道本多孝好后我大受打击。当时我出道后读了他的作品，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个人比我有意思多了！☆系列作品日本亚马逊册册接近满分日本读者齐声呼唤续作《人生删除事务所2》《人生删除事务所3》均分只差0.25就满分！日文版、繁体版读者热评：细腻、温柔、暖心，猜不到结局！☆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现实的问题连央视新闻、人民日报都开始接连发问：你想好死后如何处理自己的手机、电脑、社交账号了吗？

在志愿填报上，我们经常会列出一些“负面清单”，我经常说管理学，知乎社科话题答主陈健坤则建议不要学社会学。他不久前写的不建议读社会学博士的回答，成为“博士最惨能惨到什么程度”话题下的热门回答，有30万阅读量。他的论述方式比我严密，当然也有偏颇的地方，只是这种判断或者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参考。专业选择上，需要对专业知识和高等教育、业界就业、学术前景、研究领域有一定了解才能做出好的选择。我不清楚国内别的文科专业前景如何，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和对社会学专业的了解，原则上我不建议学习社会学，这是一个很差的选择。主要原因如下：1.知识技能上，这个领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能，学习的知识理论很多都没用；2.学术发展上，社会学正在被“大数据+”计算能力取代，逐渐边缘化；3.就业角度上，没有对口岗位。一、社会学领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能，学习的知识很多是周边领域的基础课，仅有的一点核心理论知识对科学研究和找工作帮助都很小。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这个学科没有自己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能或知识体系。热门的专业要么有很强的应用技能（金融，法律），要么有成体系的理论知识（计算机），构成了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想要有高竞争力就必须有一项核心技能。而社会学没有有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国内社会学本科课程是个大拼盘，由大量中西方早已过时的社会理论（文科，偏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入门和一些初级统计方法课程组成。我们来看看学科评估里社会学学科A+的人大和北大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就明白了。这是北大社会学系本科课程：人大的：跟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的大量理论是几十年前的学者根据很有限的观测样本得出的结论，基本没有被严格地证实过。社会学范畴内研究的问题很多都是用常识怎么解释都说得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严谨的研究方法和足够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来得出结论。然而社会学教学培养却引用大量云里雾里的理论后用常识解释很多现象。这点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在他的书《反常识》开篇就用一个例子讲述了：城市人和农村人谁更适合军旅生涯？城市人更习惯集体行动，服从意识更强，而农村人更适应田野生涯，干体力活的经历更多。问卷结果是城市人更适合军旅生涯。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几十年里，学科和研究领域是更融合了还是更分化了？一方面研究高度复杂的问题上需要跨学科合作，另外一方面，研究领域细化则会导致学者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学科里，也是左右都说得通。但是当你画出过去几十年的SCI期刊文章引用网络就会发现，同一年网络中任意两篇研究的距离是逐年下降的，从5下降到3。显然，学科研究在不断交叉融合，而非怎么说都对。如果一个问题明明有准确答案，但是用你所学的知识左右解释都行得通，那么你学的知识就没啥用。Watts 2017年发在Nature human behavior上的评论文章很好地总结了社科发展的问题：社科学界鼓励不断发明新的理论，而不是用实证研究来解释众多互相矛盾的理论。毕竟是发在权威期刊上，Watts的用词很谨慎。“reconciling the innumberable in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s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通俗点翻译就是大量理论互相矛盾。传统的社会科学在鼓励不断发明新的纸糊的理论，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复杂网络和社会计算元老，Duncan Watts目前在宾大计算机，通讯，运筹系和沃顿商学院都有教职，他累计发表过顶级自然科学期刊十几篇研究和评论文章，引用量十万。二、从学术角度来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大数据+”计算方法取代。不乏一些例子显示出：第一，即便是国内最高学府，也有社会学教授完全用狭隘的理论和自己的主观判断下结论，不讲实际证据。第二，做传统定性分析的结论很容易被大数据研究推翻。社会学是一个很宽泛的专业。发35份问卷研究一个班的学生叫社会学研究，用100万用户的7.65亿歌曲播放数量研究人们心情随时间的变化也是社会学研究。前者发在了一个中文期刊上，后者发在了自然科学顶级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r上。但像后者一样推动学科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是理科学者所做的。社会学在目前阶段做的研究，严谨性和结论泛用性当然没法跟物理等自然科学比，但是，目前的大数据和计算方法的进步，给了我们很多研究复杂事物的机会。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社会学系的教授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清华，北大，人大等著名大学的大部分社会学教授，都还在用传统的小样本线性回归，田野调查等方法做研究。 我们再对比一下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和系统科学家。同样是用量化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复杂集群行为，一些社会学著名青年学者发表期刊甚至远不如系统科学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南京大学陈云松是社会学很优秀的学者，其发表的论文主要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但是北师大系统科学的博士周建林所发表的论文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了：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tometrics。西安交大的王洋老师发表的期刊也很权威：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从研究方法和科学意义上，社会学已经全面落后于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理科专业。以往是感兴趣社科研究的理科生会去社会科学专业里就读，做研究。但是现在，一些理科已经发展出成体系的社科研究方法甚至是专业了，比如北师大的系统科学学院就发展得很好。这是北大举办的余天休社会学博士论文奖2019年入选论文，算是国内社会学博士论文一个高水准的奖项：但是，我们看看仅仅是北师大系统科学的博士周建林所做的研究：第三、就业差，没有对口岗位热门的行业，如计算机、金融、法律，之所以热门就是因为所学知识要么有很强应用性，要么有很大发展前景。而社会学专业两者都不具备。这一点其实最难证明，因为没有足够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社会学毕业去向差，只能根据高校就业去向报告和大公司的招聘来推测。从市场信息来看，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学生拿到热门行业高薪工作是非常罕见的。根据北大公布的社会学毕业生去向报告，本科生里80%继续读书，剩下12个有工作意向的人里只有一个签了就业协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排名第一，不知道什么原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把2009年毕业的校友刘思达又挂在了2016年毕业去向里，可能是刘老师是仅有的去向还不错的毕业生吧，只好拿出来再说一遍。这是刘思达老师本人对社会学系就业情况的总结：“名校博士失业的也大有人在”。总之，无论是在知识技能学习上，还是未来研究发展以及就业去向上，传统社会学都在全面衰落，我认为没有太多学习的必要。当然，你喜欢社会学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与时俱进，至少应该了解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再做决定。

【译者按】根据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今天的学术生产速度比以往更快，规模更大。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同时带来了若干的问题。首先是生产的过剩带来辨别研究质量高低的难题。其次，生产的过剩对学术阅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最后，也就是本文所的：当我们希望通过论文发表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究竟什么意味着知识的积累？在影响因子、声誉和排名之外，我们从知识系统的深处还能看到些什么？作者的分析对象是社会学，且是十五年以前的社会学，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所做的思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李印白 图让我从一个简单的悖论说起。一方面，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描述性数据的水平在一百年前无法想象。当然，社会学的数据收集只提供了其中最微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数据在支付工资、销售商品和服务、税收、监督法律合规等活动中被动收集。但无论这些数据来自哪里，其数量都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对待社会生活的基本方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没什么不同。我们有四种方法：功利主义的个人框架（the utilitarian indivial framework）、社会力量框架（the social forces framework）、辩证法和其他冲突框架（the dialectical and other conflict frameworks）、过程／生态框架（the process/ecologies framework）。除这些框架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许又增加了一种新的、足以适合“信息世纪”的一般方法：认为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关于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的制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是五种基本的理论方案——是无数层次的理论、概括、假设和风格化的事实等等。社会学中的积累问题基本上涉及到这些介于两端之间的各个层次。积累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工作的层次以中等速度变化，介于我们理论范式的“大静止”和微观数据的布朗式搅动之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处理这一积累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关于过去的工作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问题，一个关于对过去工作的知识和引用（citation）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关于特定理论的命运的问题，一个关于标签理论或新制度主义或地位获得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关于引用和关于研究计划——都或多或少地是积累这个基本问题的经验版本。其次，我们可以把积累问题基本上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让自己转向科学哲学和探究哲学。相对于单纯的重复（repetition），什么是真正的积累？积累是事实堆积（piling up facts）的问题吗？ 是发展理论的问题吗？ 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的问题吗？作为科学生活的模式，积累性的替代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是积累问题的理论版本。最后，我们可以把积累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仰来思考，并像研究作为自由主义政治一部分的平等主义或作为科层制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效率一样来研究它的历史和功能。积累是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现象，还是我们试图用以来理解我们职业生活的社会进程的一个符号？比如说，积累作为一种规范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放任自流，让我们只阅读过去十年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过去一百年的工作吗？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研究移民的学生读过《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不多——但这是因为对积累的信仰让他们以为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杰作中所有的关键性片段都经过批评和“积累”的仔细筛选而被保存下来了。在此，我将简要地谈谈这三个版本的积累问题。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答案，而是为了提出问题。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大多数人对积累作为一种理想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思考过它。所以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想提出一些思考积累问题所带来的困惑。积累作为一个经验问题那么，从积累作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正如我在前面所建议的那样，在这里有两类事实需要注意。这两类事实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关于文章，另一个是关于文献。首先是关于文章。我们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文献已经被人遗忘了。学生们似乎不知道教员辈熟知的那些意义深远的研究。学生们自近代作者那里引用早已为人熟悉的观点，仿佛后者发明了这些观点；最近布迪厄受到的这种敬意最多，取代了极糟的吉登斯。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甚至主要学者们正在重新发现轮子——John Goldthorpe 最近对声望的重新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二十年前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1985）对国家的重新发现一样。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只是忽略了早期的工作。顺便让我指出——免得我自己也犯这个错误——Herbert Gans在1992年写关于“社会学失忆症”（“sociological amnesia”）的文章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分析了24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列表数据。而他又引用了Pitirim Sorokin 1956年出版的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现代社会学及相关科学中的时尚与弊端》）一书作为自己重要的前辈。如果Gans和Sorokin是对的，那么积累就不存在（除了在判断“积累不存在”这一情况外），这门学科用莎士比亚（1606）的话说就是“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和Gans一样，我也认为看看引用可能会很有趣。但与他不同的是，我选择了看文章的引用，那里包含更多的——也更稳定的——数据。当然，引用常常纯粹只是装饰性的，但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有一种稳定的忘却过去的模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看到对一份期刊的引用的典型年龄保持不变，甚至可能越来越年轻，因为大量的近期工作越来越阻止我们对过去的挖掘。碰巧的是，ISI 保存的这类事情的学科领域数据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特定的期刊中寻找。（译注：ISI全称是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它开发并推广了如“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等文献索引数据库。）然而这使我们能够排除ISI覆盖面的改变作为一个干扰因素，尽管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期刊惯常做法中的局部差异问题。我研究了五种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社会力量》（SF）、《婚姻与家庭杂志》（JMF）和《社会问题》（SP）。对于每一份期刊，我都研究了ISI的两个度量——“被引用”（cited）度量是指这些期刊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被任何其他ISI期刊引用时的平均年龄，不以特定文章的引用次数加权；“引用”（citing）度量是指这几份期刊内出现的所有引用的平均年龄（据我所知，这些可以是对任何事物的引用，包括书籍）。当然，这里有各种问题——比如对某一书名特定页面的引用是否算作其全体还是一部分的引用，等等。但不管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期刊之间都不应该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有当ISI的惯常做法发生了重大变动时，这些问题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这种变动现在似乎还没有发生。（大多数ISI的变动都发生在覆盖期刊的种类上。）我看了四年的数据——1977年、1985年、1995年和2004年——覆盖了大约30年的社会学研究。而这些数据几乎完全不符合“旧研究会被遗忘”这一观点。对于五份期刊中的每一种，无论是对文献的引用（citing）还是文献对这些期刊的引用（being cited），引用年龄的累计分布都表明，该年龄变得越来越大。1977年至2005年间，被引用的AJS文章中，发表时间比引用文章早不到十年的比例从46%下降到25%。简单地说，1977年，46%的被引用的AJS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发表的时间比引用它们的文章早不到十年。2005年，被引用的AJS文章中只有25%的文章是在引用它们的文章之前不到10年发表的。在 ASR，这个比例从44%下降到31%，在SF从46%下降到43%，在JMF从83%下降到46%，在SP中从54%下降到35%。除SF外，这些都是巨大的下降。综合来看，它们意味着这五份期刊上的被引论文向前方投下了越来越长的阴影。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五份期刊本身的引用列表，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模式。在1977年到2005年期间，在AJS发表的所有［文章的］引文中，其中出现的文章发表年龄不足十年的比例从60%下降到47%。类似的比例在ASR从61%下降到44%，在SF中从61%下降到48%，在JMF中从63%下降到56%，在SP中从66%下降到54%。事实上，即使我们将截止点从发表前十年降低到三年（以及中间的所有时间点），类似的下降出现在所有这些期刊中。我可以指出，最后的平均数与Gans计算出的“55%的引文来自过去十年内发表的作品”的结论相近，但略低于这个数字。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与“当代学者比前辈更不重视早期作品”这一观点不一致。也就是说，与Gans不同，我认为杯子是半杯满而非半杯空，而且杯子正变得越来越满。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式可能出于一些人为的解释。也许某些期刊包含的引文数量越来越多。当期刊扩大参考文献列表时，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装饰性地增加了早期作品。但是，虽然JMF的总引用水平增加了一倍多，ASR和AJS却大致保持不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者都引用了早期的材料。事实上，如果说存在什么变化的话，JMF引文的大量增加是由于引用了较新的材料，因为它的引用年龄是所有这五份期刊中最小的。所以参考文献列表的扩展似乎被排除了。另一种人为的可能性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科学出版物的极速扩张（目前的扩张来自更大的基数，所以速率要低得多）可能意味着1977年可供引用的资源要年轻得多。但这只能解释引用水平的老化，而不能解释被引用文章的老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测量水平太细，单篇文章可能会左右数据。这在没有详细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判断，但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据我所知，现代AJS被引用最多的三篇文章是Mark Granovetter关于“弱联系”和“嵌入性”的文章，以及James Coleman关于“社会资本”的文章。而这三篇文章——当然在2004年的时候距它们的发表已经超过了10年——只占当年AJS全部 5600次引用的11%。这还不足以［被认为］在数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对过去工作的访问越来越有效——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JSTOR——可能仅仅使得旧的研究工作更加醒目，从而增加被引用的次数。（译注：JSTOR在1995年建立，为一个免费、非营利的学术数字图书馆。）这将使我们预期最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在1995年至2005年之间——但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这些解释都让人觉得有点像在乱抓救命稻草。对引用年龄老化现象的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也让我们更接近于思考积累性——是1977年的数据由方法论上发生的真正的巨变所支持。1960年代末见证了回归分析方法的确立，以及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预制软件（canned software）中的商品化。方法论的变动使许多早期的文章在方法上与当前的工作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也许因此使它们变得籍籍无名。因为后续的方法论变动不再如此剧烈，所以过去的工作在现有文献中存活的时间更长。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所以我的第一个证据是，也许喧哗与骚动的观点并不完全像它所嘲笑的那样，也许我们毕竟完成了一些积累。那么，如果我们转向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s）的半衰期，而不是文章的半衰期呢？我们能在那里找到什么证据？这里要进行实证主义的分析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如何识别研究项目的诞生和死亡。如果我们看一下对方法论的热情，在我看来，这些热情似乎违背了一种明显的模式，即先是突然流行，然后又回到稳定的生产中去。我们这些 AJS 的编辑人员有充分的理由知道，这些流行似乎很快就会相互继承。如今，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是最热门的——如果对去年投稿到AJS 的每一篇使用负二项回归的文章我都拿出一张五美元钞票的话，那我早就可以带你们去吃饭了（至于在概率上这些人中有多少可以由负二项分布推动这一点，我可不想保证）。负二项取代HLM成为热门项目，而HLM取代了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逻辑回归取代了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methods），事件史分析取代了合并时间序列方法（ pooled time series methods），时间序列取代了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等等。在这中间某处，LISREL和tobit冲过了舞台，偶尔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和多维标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也会凄凉地出现，就像他们在找派对，但来错了屋子。所有这一切看似简单的时尚主义和替换中，我们很难看到积累或成长。但是，今天你不能在AJS 中发表一个只有两个预测因子的多元回归或一个简单的交叉表的原因也许是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在这种表格中非常明显的事物——在很早以前就被人说过，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看一些比较微弱的——而且可能不那么重要和不那么可信的——事物——那些是我们目前花哨的方法比较擅长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也在积累——我们前一阵子搞清了大东西，现在正在清理细节。但我可不会在仲冬的［美国社会学学会］方法论分会会议上推行这个观点。至于研究项目本身，在我看来——基于案例研究的证据——社会学中的许多文献大约有二十五年的生命周期。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始于1960年代初的《社会问题》杂志，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开花结果，然后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沦为定量攻击和范式枯竭的牺牲品。历史社会学的先驱出现在1950和1960年代，并在1970年代末全面爆发，在1980和1990年代涌现出大量追随者和专门研究，但现在又说到了第三波浪潮和语言学转向——这肯定是原有范式已经耗尽，新的事物正在取代它的迹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几十个。而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预测，比如，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和反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都已接近其学术生命周期的终点，我们可以期待它们很快发生重大转变。顺便说一句，这种稳定的变动既是定量文献的特点，也是定性文献的特点。在Sewell等人提出地位获得范式（status attainment paradigm）之后，该范式大约延续了二十年的时间；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我们在1980年代末都已经对它很厌倦了。而我也没有必要为你们列举当前的量化兴奋点——不平等喧哗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运动喧哗中的政治机会，等等。这些都是即将到来的事物，还有十五年左右的范式时间留待它们。总而言之，社会学似乎到处遍布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在几十年内令人兴奋，然后变得平淡无奇，成为例行公事和随波逐流。方法论大概也是如此。有许多可能的机制预测了这种循环。最明显的是生涯结构。二十五年的时间大约是一个群体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抓住演讲台，培养一两代学生，最后安于晚期生涯疲惫的时间长度。他们的学生可能会继续努力，但他们学生的学生往往会相当机械地应用原有的见解。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并不靠搭上别人的马车而成就自己的事业。至于方法论，重金投入去掌握特定方法的人试图不断从工作资产中提取租金，而非重装设备。这并不奇怪。总是那些没有沉没成本、没有资产提供租金的年轻人靠新的方法成就事业。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刚才所讲的——耗尽想法——一个版本，但不是应用在个人事业层面上，而是在研究项目的层面上。也许在这样的计划中，我们一开始就匆匆忙忙地说了大部分我们能说的话。第一代人发表宣言，他们的学生确定主要的细节，而孙辈则负责处理微小的问题，并将范式带到新的数据集和经验环境中。到那时，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同样，当我们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时，我们会把我们能掌握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用新的绞肉机把它们碾碎，然后把我们的结果做成一个打扮漂亮的新肉饼。很快，所有的旧废料都被碎完，只能等米下锅了。这种全体对范式的自我限制的另一个部分是，每一种这样的文献——理论的或方法论的——都基于一些非常传统的假设——关于理论、指标、方法、概念、数据的类型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假设在文献中变得越来越固定，因为不从头开始比较容易。但是这使得文献对外界的封闭程度越来越大，显得越来越特异（idiosyncratic），因为我们的这些假设大多相当不切实际，事实上，它们有时简直奇特。而文献的这种日益特异性意味着，虽然它们的作品在作者们看来稳定地积累起来，但在外人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往往显得越来越孤立。这是我自己的反应。比如，Michael Hannan的种群生态范式就非常令人钦佩。我的确很佩服他试图明确术语、发展和形式化理论等。但这样做所需要的假设相当强烈，这种范式中的学者所使用的证据种类是标准化的、有限的；事件史分析这一核心方法论工具在每一次应用中都存在重要的假设被违反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允许种群生态学中存在积累，但只是在一定的有限区域内，并且前提是需要接受一套相当强的假设。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是关于组织的最后一句话，尽管它是关于该主题的一个集中的、积累性的研究计划。只是它天然的局限性由其激进的假设所施加。也许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的文献与这个相当令人钦佩的种群生态学文献一样。它们做了一套假设，然后试图确定给定的细节之后可以发现什么。但最终，我们这些位于其它假设社群的人会反抗它，并判断这一不断发展的范式实在是太狭隘，太局限。而与此同时，它的日益固定化意味着它将开始难以吸引真正的创造性思维。因此，我的第二个经验观察是，社会学中的积累不是一个全学科的现象。它往往发生在我在其他地方所称的代际范式（Abbott，2001）中，这些无形的学院往往接受一套关于社会世界和研究社会世界的传统假设，并倾向于在这些假设中找出所有可能的社会知识的各种排列和组合。然而，因为积累主要发生在这些以群体为基础的共同体层面，这根本不是我们前辈的信念。例如，1950年代的主流一代虔诚地相信一种广泛的、完全的学科性积累。他们认为社会学像是盖一栋房子，一块接一块石头，一室接一室房间。看看Bernard Berelson和Gary Steiner那本惊世骇俗的书Human Behavior: An Inventory of the Scientific Findings（1964？ ）。今天看来，它就像平沙落寞中的一座奥兹曼迪亚斯雕像。（译注：出自珀西·雪莱的同名诗。）它总结了一套东西，其中许多前提我们已经不再接受。但现在人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是对1930年代兴起的社会心理学和调查范式的一种总结。这种范式在这一学科中占据了大约二十年的主导地位。当然，这种范式在1960年代并未消失。但它不再是定量社会学的重点、中心、或前沿。这个焦点在1960年代变成了流动性研究和不平等，社会心理学又安稳地成为一种常规的生产系统。也许事实上，代际范式并不是在二十五年后死亡，而是沉淀为一种稳定的、中年的存在。积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然而，在我们试图进一步发展我们对积累的经验意识之前，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积累？积累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点也不明显。有一种原始意义上的积累，它包括简单地把东西堆积起来。我们都可以同意这就是“堆积”（“accumulation”），但我认为我们用“积累”这个词来意指一些更具体的性质，毕竟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概念，而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个规范性的积极术语。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积累涉及到基本方法的一致性。积累涉及到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直接建筑在先前事物的基础上，而这又意味着概念、测量等的相互可译（mutual translatability）——如果不是同一性（identity）的话。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认为，积累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致的、相互可译的事物的堆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积累还包括抽象的概念。我们对积累的期望是，最终我们会找到经验上的规律（regularity），让我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知道”大量的特定事实。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经验性的规律（除了在有限的休谟意义下之外，它不是一个因果陈述），它省去了我们要知道数十亿个特定的数据点的必要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认为积累的概念正是涉及到发展这类抽象，并解决它们所产生的小矛盾等。但是，抽象的计划显然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因为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的事物是专门设置且不受规律的支配；人类生活这一游戏毕竟是给旧事物赋予新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与蚂蚁的不同之处。因此，每当我们社会科学家自以为找到了人类行为的规律时，就会突然看到人们通过违反规律来创造意义的种种方式。这就好比一群人在大学的方庭里开辟了一条捷径，一旦它变成了规范，我们便让步把它铺成路。人们开始从它的中间走捷径穿过另一片绿地，以此类推。限制很简单：你在方庭中铺路。绿地——在我的比喻中，它是人类行为中有趣之处——就这样消失了。同样，寻找社会行为终极的、似律基础的计划——许多学者所追求的项目（比如我的朋友已故的Roger Gould）——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引领我们不断前进的梦，最终只会让我们回到起点，然后笑着跑掉。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积累与改进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改进和积累往往是对立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关于某件事的知识，而同时忘记我们曾经知道的特定细节；我们可以创造出大量经过改进的方法论，尽管这些方法论总体上是可取的，但却不能完成我们旧方法可以做的特定事情。因此，这些方法论否定了我们旧方法产生的所有知识。例如，假设我想把美国人的收入分成一组n个类别，每一类都有p个成员。如果我的第一次分割有11个类别，第二次分割有200个类别，我知道第二次分割比第一次更详细，包含的信息更多，但它不包含第一次分割的任何信息，因为11和200相对互质。我改进了我当前的知识，代价是失去了我所有的旧知识。这个过程——重新制作数据类别而不保留相互可译——当然是社会科学数据收集中的特有现象，也是防止简单积累的主要机制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制作相互转译系统来控制这种不可通约性——比如说各种建立随时间稳定的职业编码的尝试——我们最终会忽略类别的历史变化，从而将其误解为人们生活流经这些类别而产生的变化。所以，不管你做或不做都会有麻烦。这种相续的不可通约的知识体模型当然就是库恩模型。问题是，积累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库恩式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可通约研究的堆积——还是库恩式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作为对这种堆积及其引发的问题的反应呢？通过考虑积累的替代物甚至积累的对立面来扩展我们的理论讨论也是有益的。（在对一个术语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想象一下我们认为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往往很有用。）现在，积累的第一种替代方案是重新发现轮子（rediscovering the wheel）。简单地说，就是不断重新发现完全相同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复制（replication）——我们在社会学中不太这么做，但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优秀科学的一部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相同”是什么意思？认为重新发现轮子不是积累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实际上重新发现了轮子，却把它稍微弄错了一点，所以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重新标示（relabeling），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也伴以某种漂变。这是我们“理想”的积累概念的第二种替代选项。虽然在某些方面，重新标示似乎是浪费时间——毕竟我在前面对它进行了冷嘲热讽——但在很多优化算法中，对事物进行轻微甚至是随机的重新排列和改动对于加快最终收敛至关重要。所以，也许它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好。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新的经验或理论背景下重新发现车轮。按字面意思，以“车轮”作为一个例子。轮子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那转来转去的轱辘，而是轴颈轴承（journal bearing）——轮轴对着旋转的一个表面，这个表面固定、弯曲、被润滑过，并与一个运动物体相连（在几乎所有形式的轮子中都是如此——科内斯托加马车是个例外）。通过这个表面，轮轴承受该物体的重量。滚珠轴承（ball bearing）取代了整个轴颈的概念（滚珠实际上就是一个转动的轴颈）。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重新发明轮子”，但显然不包含我们的贬义。这个论点表明，我们可以称积累的另一替代选择为变形（metamorphosis）。同样，这种东西可能很容易成为更广泛的积累概念的一部分。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积累、复制或重新发现轮子、漂变配以重新标示以及变形等选择。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的可能。在结束我关于积累的理论性论述时，容我提议我们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计算系统。对于我目前的论点来说，我们把计算的目的看作是“发现真理”还是“想出有趣的东西来说”都不重要。对两个案例而言，计算的目的都是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对某种空间的填充。关于这种优化，实际上有两种一般的思路，它们意味着对积累的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冯·诺依曼模型中，计算是一个顺序指令集，这个指令集通过一组由规则和法则组成的层级系统结合为一个结构，该系统的各个子部分通过常量定义、一致变量等连接起来。这与“积累即抽象”模型非常吻合；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运行一组程序。我们不断改进这组程序，目的是找到一套能够让我们预测未来的层级规则。事实上，我们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对我们想象中的世界本身如何运作的一种模拟，因为我们最终会视社会的科学法则本身构成了一种算法，这种算法可以被运行来预测未来，因为它的元素决定了这个未来。在另一种思路神经网模型中（我使用的是的表述），计算的方式是让一群像神经元一样的计算器接受各种输入，接着乘以一组特异的权重来确定一个输出，然后这个输出继续成为其它各计算器的输入。应该很明显，这不仅是一个大脑的经验模型，也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科学的经验模型；我们都在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接受各式各样的数据，用我们特定版本的方法论（权重）来处理这些数据，进而向文献发出自己的小脉冲。在这个模型中，收敛意味着找到一种局部标准。事实上，神经计算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找到权重分配的模式让系统有吸引子（attractors），也就是会让系统收敛到——简言之，去发现——各种不同模式的权重区域（regions of weights）。这的确像是我的代际范式的局部积累。霍普菲尔德我认为这第二个计算模型作为社会科学中实际发生的经验模型是比较可取的。在这个模型中，积累是一件相当局部、嘈杂、迭代的事务。我认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积累这个词隐含意味着稳定的过程（steady process），而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才是科学的真正核心，可它根本不是那样的。但我认为我们最好习惯它。社会学中的积累是一件相当嘈杂的事，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速度发生，而且总是被这样一个问题所破坏——发生在整个系统中——即各个层次的局部积累永远不断涌现，而这些积累与下一个更高层次的“积累”不相容。例如，根本不清楚在这样的模型下是否可能存在一套主规律，而冯·诺依曼方法则保证我们会找到任何主规律，尽管这些主规律事实上可能只决定了正在发生的一切里相当小的一部分。积累作为一种信念最后，请允许我尝试重新定义积累，因为它与其说是科学系统的属性，不如说是居住在这些系统中的人的属性。我在一开始就指出，我们的数据以指数级的速度翻滚和增长，而我们的一般框架却完全没有增长。我指出，积累是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某种离合机制（clutch mechanism），它使数据的快速运动与理论的枯燥运动松开。请注意，这意味着积累发生的速度，至少松散地而言，对应于人的生命节奏，特别是对应于生涯事业的节奏。我们常常觉得可以在社会学中看到积累。它在“我们的尺度”上。我们可以带着些许自得回忆起过去人们对职业或流动性或信任或性别的看法的的坏日子。而我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会以一种好奇的方式结合满意和沮丧来思考看到的发现和重新贴标签的混合物。我们环顾这个学科，看到引用的范围越来越深。我们兴奋地看着一代代范式燃烧起来，突然给我们以启迪，让我们看到新的事物，给旧的事物投下新的光芒。我们认为这一切当然是积累和成长。但是，也许这样说是把事情弄反了。也许更确切地说，积累是一个名字，我们用它来称呼在我们生活尺度上的学科中突然发现的运动。也就是说，积累是我们同时给予个人经验和我们那规范性的、有点绝望的愿望的名称——想要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一部分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积累不一定是另一个人的积累。对一个代际范式那充满活力的领袖来说，积累意味着种群生态或资源动员或情感控制理论或其他什么的二十年的胜利。对伟大理论家的侍从来说，积累意味着更缓慢的展示马克斯·韦伯或格奥尔格·西美尔或W. E. B. 杜波依斯或其他什么人那真正基础性的本质。积累，也就是成为一个我们的名字，用来称呼我们所乘搭的学科中那个特定类型和层次的方向性，也就是我们设法认同的那个上升的形势。当然，从我的学术研究计算模型的观点来看，我们真正的本质只是大事物的小零件，一些比我们大的多、可能根本不会去往任何地方的事物。在冯·诺依曼观点中，我们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器中的小齿轮，我们对这台机器没有什么概念，而且它的优化标准经常被改变（通过范式和方法论的改变），以至于无法收敛。在神经网的观点中，我们是有点随机的处理器，接受一系列特异的输入，并对它们做一系列相当特异的事情，我们对定义我们这部分社会科学探究空间的吸引子的性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并偷偷地怀疑它的改变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无论怎样，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的传统科学意识形态而言，认清自我的本质令人觉得相当陌生。我们不是发现的英雄，而是博尔赫斯无尽的迷宫图书馆里的随机探索者。所以，也许一种积累的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对自己解释这一切的意义，找到一个系统层次，让我们自己对其方向和节奏感到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感觉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是某件事情的一部分，正在走向某个地方。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本文原题为：Reconceptualizing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Sociology，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st 37, 57–66 (2006)。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参考文献Abbott, A.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Berelson, B. and G.A. Steiner.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Borges, J.L. 1964. “The Library of Babel.” Pp. 51-58 in same Labyrinth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Evans, EB.,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Gans, H.J. 1992. “Sociological Amnesia.” Sociological Forum 7:701-710.Shakespeare, W. 1606. Macbeth.Sorokin, P.A. 1956. 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 (Chicago, IL: Henry Regnery).(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关注公众号：闻道识荆用知识改变阶层写在前面如果决心进入社会学类专业，希望进入排名前列的院校学习，分数却不够进985的话，这三所院校值得关注。这一将开始我们将主要介绍社会学类专业在我国的各大高校集锦，详细阐述业内专业排名靠前的高校，帮你筛选出同等分数下的高性价比院校，以及社会学类专业报考院校时要注意的其他因素。这一期主要介绍的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专业值得一读的非985院校。当然，内容主要来源于小编个人多年来在社会学类专业学习下，对各个院校的经验感受，并不代表一定是公正客观的标准。社会学社会学专业的历史较为悠久。全国约有103所高校设有社会学专业，当然无论从教师资源，还是从学校投入来看，各所学校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即使在同一级别（如同985或同211）学校之间也是存在的。本期首推的社会学排名靠前的非985学校是上海大学。毫不夸张的说，就社会学专业而言，上海大学在上海市的排名是仅次于复旦大学的。从师资来看，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师就有36名，这样的教师数量在文科类专业是属于相当庞大的。其中需要介绍的是李友梅老师，师从费孝通先生，曾担任过上海大学副校长，是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这便可以说明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业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另外，首推上海大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理位置的优势。相信有很多同学也会纠结，报考一所大学到底要不要看地理位置？在这里，就社会学专业而言，坦率地说，地理位置是很有必要看的。理由也比较简单：首先一线城市的资源可能不能直接作用于你，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比如你可以听到名师的学术报告。其次地理位置的优势能够给你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比如参与学术课题。一定要说明的是，不是说其他城市地区没有这些资源，只是相对而言一线城市资源会更多。并且，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在之后读研、读博、进入高校的历程中更为明显。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业比较年轻，院校之间的差距较小。这里推荐的华东理工大学，其社会工作专业在上海排名第一，全国排名前三。可以说，社会工作专业是华东理工倾注较多资源而培养起来的，尽管在师资人数上与多数学校差别不大，但是学校的校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是圈内公认的高质量期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理解高质量期刊的重要性，可能也有一些人知道大学教师或其他研究领域需要发期刊论文。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专业领域期刊不多的情况下，期刊是一种话语权的体现。是的，社会科学类非常看重对于话语权的把握。主推华东理工大学的另一理由是这是一所理工类学校。传统思维下理工科学校多是看重理工类专业，举全校之力重点发展重点理工学科。这个现象在华东理工大学也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所要争做综合类学校的大学来说，也需要注入更多资源在人文社科类专业，而社会工作专业在这列举注入名单之中。同样的，华东理工大学也坐落于上海，也具有上述一线城市所享有的重要资源。社会保障全国开设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大学有163所，近几年仍在对其专业方向进行不断细化。本期推荐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校位于武汉，该校的社会保障专业排名维持在全国前五，一度仅次于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学校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主要优势是教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所以主要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保障问题，这是专业的一种创新，更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学的方法在社科领域内被接受程度更强，更能获得业界的共鸣。另外，学校的师资也是相当可观的，你可以在这所学校看到很多专业书的作者。首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另一原因是它与武汉大学在同一城市，也有资源共享的机会。武汉设立的“七校联盟”中包括武汉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以负责任的说两所学校社会保障专业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频繁。举个例子，在某一年度社会保障专业考研，两校所使用的参考书目有较多重复，如果复习一段时间认为考不上武大，可以很快转入准备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进入这三个专业，又想在这个专业的前端学习，分数也难以保证进入名校的情况下，这三所学校是值得关注的。另外这三所学校都是本专业内排名靠前的非985高校，但它们都是211学校。非985的高校不代表高考分数就一定会低，事实上这三所学校的高考分数都不低（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查询）。最后，这三所学校只是社会学类专业内排名靠前的学校，就学校的综合性和资源而言，往往比不上区域内的重点985，所以如何在学校和专业间进行取舍，还是要看同学个人。要点总结：1.社会学专业内排名靠前的非985学校，首推上海大学，师资强，位置好；2.社会工作专业内排名靠前的非985学校，首推华东理工大学，资源多，位置好，理工科特殊优势；3.社会保障专业排名靠前的非985学校，首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背景，师资强。下期预告：下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社会学类专业的一般院校选择。院校选择看学校名声还是地理位置，我们下一讲见。

如果你是大学生，坐在图书馆里上网浏览科学论文，你可知道，为了这些网上资源国家花了大价钱。世界上五个出版商控制了全球百分之50的科学出版，并从中获得暴利。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对出版界的垄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世界五大出版商不仅控制着百分之50的科学物出版，而且获利达百分之40。这五大出版商是：英国的爱思唯尔（RELX Group）；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美国的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Wiley & Sons Inc.）；美国的世哲出版公司（SAGE Publishing）；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五大出版商建立了大型的数据库。英国的爱思唯尔是世界上公认的高品位学术期刊。近几年该公司将其出版的2,500多种期刊和11,000图书全部数字化。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科技书籍已经有150多年历史。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拥有长达两个世纪的丰富出版经验。美国的世哲出版公司成立于1965年，现每年出版900余种高品质学术期刊，其中包括300多种学术协会期刊，出版内容涵盖社会学、传播学、医学、经济学、商学、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国际上的五大商业出版已登陆了中国，对中国科研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的爱思唯尔拥有包括《柳叶刀》、《细胞》在内的2500多种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理工农医经管，其Science Direct数据库已经让国内外许多科研者都不可缺少。购买他们的数据，价格不菲。2009年，国内高校图书馆在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上花的钱高达2600万美元，2011年至2013年，其平均涨幅达到18%。全世界搞科研的人都要使用网上资源，同时还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科研成果是为了人类的科学进步，但科研人员发表的研究文章对出版商来说却是赚钱的资本。过去作为出版商对出版内容有直接的责任，特别是对出版的内容。但随着数码出版的出现，出版内容的把关都由科研人员自己来进行。对出版商来说，省去了一大笔开支，并且可以出售文章，从发表在网上的文章中获得利润。对出版界的掠夺行径，世界各国学者或大学采取了抵制，如取消订阅。但能够发表自己的文章，对科研人员有着重大意义。科研出版物是科学研究界的重要资源。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几乎是科研人员的生命线。而在某些著名出版物上发表，就更为重要。在高度垄断下的出版对科研人员无法回避。如化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的三分之一都集中在一家出版集团。和国际大鳄合作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也在利用自己的垄断漫天要价，对中国科研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北京大学图书馆曾提出要和知网中断。“实在受不了年年被CNKI这样掐着脖子大幅涨价啊。”北大图书馆副馆长肖珑在网上感慨。如果北大尚且如此，更何况外地。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2000年至今，知网每年给该校的价格涨幅都超过10%。云南、湖北、河北等地的多所高校，都曾因涨价停用过知网，但又因扛不住没有资源库的支持，不得不再次购买。数据本是国家科研和教育的资本，绝不应该成为垄断产品。中国目前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最需要的就是知识共享。高校不得不支付的使用费，表面上没有由学生支付，但毕竟也是纳税人的钱，最后还是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而知识资源库是国家项目，关系到国家战略。这个领域免费对学者，对大学，对研究机构开发应该成为常态。

大数据时代，评价体系标准逐渐由重视定性分析转向重视定量分析，数据化评价越来越成为流行的趋势。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在学术期刊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社会评价中心、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评价中心三大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虽然在具体评价指标上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在趋向性上有明显一致的地方，就是均强调数据指标的考核评价。数据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引率。所谓转引率，是指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其他公开发表论文引用的机率或频次。随着对数据化客观评价的重视，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加重要的评价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因素。国内的许多学术成果评奖，也在将论文转引率作为必要的评价指标。不仅如此，论文的转引率还成为衡量学术期刊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期刊评价体系如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评价体系将其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当然，不同专业的期刊其转引率会存在明显差距，如自然科学期刊的转引率相比较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普遍要高，社会科学期刊中经济学期刊相比较文学期刊来说又普遍较高。但对于同类期刊来说，通过努力是可以在原有自然转引的基础上使转引率得到明显提高的，同时可以达到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效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近年来通过实施名家名稿战略，主动走出去向学术名家约稿，转引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严家炎在该刊发表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为例，该文自发表以来，仅就CSSCI来源期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均有论文转引，此外还有许多普通期刊论文予以转引。名家的论文往往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创新性，容易产生影响力。当然，转引率的提升与期刊的多渠道推介和传播也有极大的关系。在当今期刊林立、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如果不能主动推介、多渠道传播，那么即使是名家名稿也可能会被无情淹没在论文海洋中，为学界所忽略。数据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所谓转载率，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刊物再次转发的比率。期刊每年发表论文被其他刊物转载的总篇数称为转载量，而转载篇数与期刊发文总量之比即为转载率。通过转载率或转载量，可以看出期刊论文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的程度，显示出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和编辑水平。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可以说是国内影响较大的转载系列期刊，现有期刊100余种，每年从4000多种国内期刊、报纸上搜集、精选优秀的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加以转载。目前，它已基本覆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一级学科。结合期刊转载，该复印书报资料中心每年还定期发布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对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统计排名。自2001年起每年3月份，《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等媒体，都同时发布这个年度“转载排行榜”。该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期刊阵营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受到期刊界、教学科研机构和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此外，《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红旗文摘》等都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学术文摘期刊。作为期刊编辑，要想使自己编发的论文能被这些文摘期刊转载，获得较高转载率，当然首先应从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上来努力。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从已有的转载论文情况以及各大转载期刊的转载要求，可以针对转载率作出必要的调整。例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转载评分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就有剔除会议消息、报道、书评等非学术性文章这样的原则要求。根据这样的分析结论，在发稿方面作必要调整，避免非学术性文章、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学术创新性不突出的文章等，则无疑会有更大可能提高所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无论是转引率还是转载率，都只是定量分析数据评价的一方面内容，还很难称得上是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从目前国内最具有影响的三大期刊评价体系来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CSSCI来源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引率数据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载率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中心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则兼顾到学科自引量、学科载文量、引文率、摘转率等多项评价指标，相对更加综合。因此，综合量化指标分析应是数据评价的发展趋势，学术期刊要想在数据评价方面得到优良成绩，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努力，而应在转引率、转载率等多项指标上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术期刊的综合实力，真正打造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新的时代孕育和产生新的事物，而新的事物需要新的思维来认识。从传统眼光来看，无限增长的海量数据庞杂无序，无疑给人们认识事物造成更多的负担和压力;而今天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大数据却成为一种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收集、分析和处理的新的技术方法。“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拥有大量的数据……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如何看待大数据与学术期刊之间的联系?如何将大数据具体运用到学术期刊的办刊中?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寻找隐藏在大数据中的办刊模式和趋势，揭示当下期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这些都需要我们学术期刊的办刊人转变观念，要有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思维首先强调要有大数据的意识。意识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具备大数据意识的人，能够更加重视大数据，更主动地去运用大数据。这种人即使自身不拥有数据，不具备分析和处理数据的专业技能，往往也能够借助社会提供的已有数据加以利用，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能够先人一步获得机遇。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由专业机构或网站开发的论文查重、引文检索等大型数据库，为确保稿件编辑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等就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知网、维普、万方等专业期刊网站均有独立开发的论文检测数据库，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编辑已将选择论文检测数据库查重作为审核投稿的必要程序。根据其检测的重合率结果来判断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快速有效地避免论文重发、学术侵权等问题。如果仅凭编辑审稿时的个人经验判断，这些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利用期刊所获取的作者投稿、读者订阅、刊文转载转引率、网传文章点击或下载量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数据，通过分析其中的相关性作出预测，以便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紧扣学术热点的论文选题，挖掘具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高被引作者，正不失为一条学术期刊办刊的新路径。大数据思维还强调数据的全面收集和利用。由于技术条件和认识手段等局限，传统的小数据思维往往注重通过抽样数据或典型数据的分析作出判断，在今天看来，其结论是难以保证全面可靠的。因此，大数据强调要全面地收集和占有数据，“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作为学术期刊来说，全面收集与期刊联系密切相关的数据，建立期刊自己相对独立完备的数据库，也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办刊新路径。通过接收来稿、学术会议交流、网络搜索等多种渠道，学术期刊可以广泛收集相关数据，逐步建立作者信息库、审稿专家信息库、读者信息库、期刊资源库、学术咨询库等准大数据资源。对于大多数数据来说，其利用价值往往具有多重性，也就是说在一次利用之后还可能会因不同的分析处理而产生再次利用价值。当然，大数据思维也要注意避免对大数据的过度迷信，要避免唯数据化的倾向。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既具有海量性而又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网络自媒体的兴盛也同时带来信息传播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诸多负面因素。所以，面对来自网络的众多信息和各种数据库的庞大资源，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更加强化自身的把关能力，而不能陷入对大数据的盲从，唯大数据马首是瞻。比如在核校稿件的引文时，编辑人员不可完全相信各种学术搜索数据库，必要时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原版著作或论文资料逐字查对。此外，有些期刊或期刊编辑动辄要求来稿篇幅须在1万字以上，或参考文献须在15个以上，或正文内容至少须有三部分，或正文各部分须有三级纲目，等等，这些都是数据过度迷恋症的典型症候。这种对数据的过度迷恋，只会促成形式主义的新八股论文，而对学术创新的促进毫无助益。

期刊定位三个角度，你学会了吗？期刊，是个智力相对密集型的出版物，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营造起来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发行发展模式：靠国家财政拨款，靠主办单位指令订阅，靠“邮发合一”单独垄断，对许多期刊社来说，已一去不复返。在市场经济杠杆的驱动下，期刊必然要参与优胜劣汰的竞争，既要接受历史、文化的严肃评判，还要接受社会、读者的冷峻选择，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第一，期刊角色的定位。角色原指剧本里的人物。从社会学的角色理论来阐述，指某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并被该社会和团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如果将此理论引入期刊编辑学，可以这样说，每种期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都应在社会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拥有一方自己的天地。出版期刊的目的是为了奉献给广大读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读者就是出版社的“上帝”,读者的职业、年龄、层次、水平、心态、兴趣、意向、要求等综合信息对期刊出版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期刊角色的定位，实际都归结为读者对象的定位第二，期刊栏目的定位。一本期刊的读者群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通过期刊本身的题材内容、风格、个性对读者的影响、感化而逐步培养建立起来的。唯有把期刊办到读者的心坎上，让自己的期刊成为广大读者的心爱之物，才能较大限度地实现期刊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曾进行过一次读者问卷调查，读者在自费购买或订阅报刊时最看重的因素依次是：1.紧扣社会关注的热点；2.内容丰富，信息量大；3.知识含量大，有保存价值；4.目光敏锐，见解独特；5.贴近生活，实用性强；6.常有令人感兴趣的独家新闻；7.报道迅速，时效性强；8.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及时捕捉读者阅读的心态和兴趣，力求使出版物与读者积极、健康、有益的需求相合拍，是编辑策划中的重头戏第三，期刊的风格定位。期刊的风格是指期刊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相对沉稳和成熟的编辑特色。期刊的风格也就是期刊独具的个性———“文化品格”,它是期刊的审美价值所在。读者对“千刊一面”早已生厌，而对同中求异、异中求变的期刊风格独有情钟。期刊的风格包括期刊的选题特色、栏目组合，装帧版式和外观包装等，是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统一体。有鲜明个性的期刊，总带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无论置于何地，都能凸显出明显的优胜态势，让读者一眼抓住。现代读者心理学提出“7秒钟心理效应”说，意指读者看到报刊是否购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初的7秒钟形成的心理定势从栏目设置上想着读者，从风格塑造上吸引读者，那么期刊就有了生命力，就会赢得读者的厚爱。

追本溯源来讲，意大利的社会学同中国的情形一样也属于舶来品。在学科合法化的争取中，意大利的社会学曾被指责一味地吹嘘和夸大美国理论，不管它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舶来品来看待。本文借由意大利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介绍，观它山之石，审视这一来自地中海—南欧国家的学科动态，以此来比照和深入理解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轨迹与历程。正如诸多学者的预判，意大利社会学有着辉煌的起源、复杂的过往和异常矛盾的当下。意大利知名社会学家有主张“精英循环论”的帕累托和莫斯卡，提出基尼系数的基尼，还有国人鲜有闻之的欧力威蒂（Olivetti）以及菲拉罗帝（Ferrarotti）。现如今，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知名社会学者也不乏意大利人，如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主席安娜玛利亚·坎帕尼尼。从世界范围来讲，一个南欧国家的社会学学科综合实力可见一斑。然而，从帕森斯以来，国际社会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诸多理论和方法也是一味地“最炫美国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目光投向这个地中海—南欧国家的社会学，重点从学术刊物、学科教育以及学派和协会这三个方面来窥探和了解它的学科浮沉。期刊促成社会学学术圈的建立意大利有三大出版集团共同推动着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在引入外国理论和学科自我建设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欧力威蒂的出版公司Edizioni di Comunita是意大利最大的社会学学科出版公司，在学术出版领域一直处于先锋地位。该社出版一系列大众和精英读物，包含迪尔凯姆、韦伯、曼海姆、贝克尔的经典著作。这里也一度是意大利社会学家的盛大秀场，除了刊发欧力威蒂本人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的作品，如圣·阿夸维瓦（Acquaviva）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工业文明中的神圣日食》、伽利诺（Gallino）的《经济与工业社会学调查》。作为第二大出版社，穆里诺出版社（Mulino）翻译出版了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莫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的一系列作品。而自诩“帕森斯主义者”的伽利诺则把他翻译的《社会系统》交由欧力威蒂的公司出版。第三大出版社是Einaudi，该社有着很清晰的左翼倾向，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共总书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就是由这个出版社发行。它的很多编辑都是知名的意大利共产党文人。此外，它还推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学者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作品。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韦伯社会学方法论著述、戈夫曼的《庇护》。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也有一批表现突出的社会学学术刊物，如《社会学季刊》（Quaderni di sociologia）、《社会学和社会研究》（Sociologia e ricerca sociale）、《社会研究争鸣》（Bellettino delle recerche sociali）。上述期刊侧重学科综合发展情况，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子学科领域的期刊，如《农业社会》（Societa urale）着重介绍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些期刊为社会学学术小圈子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化因素，大部分社会学者都在学术刊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担任编辑或者编委会成员。一方面，学者们能够借此建立一个以高度的小团体忠诚度为特征的学科同盟，他们推举学术代理人并使其在圈内的符号资本的分配中拥有十足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可以通过期刊来识别学术团队，他们通过发表，尤其是在特定刊物上的发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标识，融入并置身于一定的学术网络之中。学术研究中心为社会学学院化做准备二战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意大利的社会学都不是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虽然基尼和他的团队有少量的侧重量化研究的学术活动，但由于法西斯势力的操纵，学科发展呈现真空状态。社会学首先作为统计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出现，课程的教授多数是由编外讲师（libero docente）担任。这种职位并不是学院的正式职位，类似于德国的privatdozent（德语为编外讲师）。社会学者一开始多数在大学以外（主要是一些研究中心）就职，借由这些机构，学者们开始寻求关系网络的扩展和项目资金来源。按照地理位置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个是米兰的国家社会保障中心（CNPDS）。该中心在意大利社会学研究中有特殊地位，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穆里诺协会合办学术研讨会，有一批学者为拥趸。第二个是博洛尼亚的穆里诺协会（Il Mulino）。它有天主教背景，创立者也多为哲学和法学出身，早期学术活动集中在协会同名的文化杂志上。该协会通过吸引企业家来推动意大利社会科学发展，立足于协会同名的出版公司，打造了一系列的社会学合集。协会内部学者参照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院的学术分工模式，有着泾渭分明的研究领域及学术代理人。第三个是位于伊夫雷亚的社会关系办公室（Ufficio Relazione Sociali）。该协会由欧力威蒂财团创立，倾向于应用社会学和现代化发展相关的领域，突出意大利社会学的实践特色。核心人物欧力威蒂本人也周游世界寻求该机构与外界的长期合作。这些学术研究中心已经储备了很多社会学者，他们以此积累学术和政治网络，为社会学的学院化做好了准备。社会学系在二战后的前十年里并没有建立，直到1962年特伦托大学首次成立了独立的社会学系并开始授予社会学本科学位。自此，社会学在其学科全面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社会学者进入高校学术圈后，其职位系统分别为终身制教授、编外讲师、非终身制副教授、终身制助教和没有工资的助教。这种传统设置也一直饱受诟病，Giglioli（1979）将之描述为“自相矛盾的中心化和碎片化”，形式上高度的中心化，管理上奉行巴尔干主义但是却重视个人主义。此时其他地方的高校还只在刚刚取得自主权的政治科学学院里开办社会学课程，随着米兰、博洛尼亚、安科纳等大学纷纷开办社会学专业，面向社会学者的学术就业市场也逐渐打开。社会学者们也开始向着职业化做出全面努力，如研究中心、学术网络、学术刊物、专业研究机构和有着坚实基础的国外合作关系，意大利的社会学慢慢也进入学术视野。学派处于变化之中1958年，意大利成立了社会科学协会，目的是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进行制度化推广。而意大利社会学会的成立事宜却一直延迟到1979年才开始讨论并于次年成立。时至今日，意大利社会学在全国散布着多个学术阵营和利益集团，主要包含三大流派。首先是米兰和都灵本地的土著学者，他们吹嘘自身的古罗马血统的文化贵族身份且具有很强的国际人脉。其次是以号称“意大利社会学之父”的阿迪哥（Ardigo）和他的追随者为代表的天主教社会学者，他们部分是传教士，作品主要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研究》上。依托于阿迪哥的学术网络，该流派主要涉猎文史哲等人文研究、日常生活和反思社会学。最后是以阿尼奥利（Agnoli）为代表的应用学派，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大众传播、官僚组织结构及社会政策、医学社会学等方面。不同于前两个派别，它的代言人频换且内部有一些不成文的非正式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流派的学者们都面临着学术职业化发展的道路。由于处在不断变化的学术网络中，他们的发表策略、研究方法论以及学者践行角色都在发生微妙变化。通观意大利社会学的发展，每个阶段和侧面都更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今天的意大利社会学，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科素和波托里尼的说法，正像将要横穿墨西拿海峡的奥德赛，一面是吃人的斯库拉（Scylla）女妖，另一面是凶险的卡利布提斯（Charybdis）旋涡。社会学者们面临着学术化或者非学术化、理论反思或者应用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学或者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多重区分局势。多面神雅努斯（Janus）一样的意大利社会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更需要新时代的社会学者做出明确定位。（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3日总第1939期 作者：刘蕾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目前，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仍是绝大部分高校对研究生毕业的要求之一。很多研究生都戏言，“自己的论文不是被拒稿，就是在被拒稿的路上”，感觉发表论文“很难”。一篇论文能否顺利发表，文章本身质量至关重要，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投稿时自然能引得编辑青睐。除了论文质量之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影响着论文投稿成功率，这就是我们在投稿时要讲究的三点策略。策略一：论文标题要新颖，要有趣 一个新颖的题目就是文章的亮点。题目是文章的总纲，是反映论文最重要内容的词语的逻辑组合，是一篇论文给读者和审稿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编辑一定是先看论文的题目，题目新颖生动，便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如果题目陈旧，便索然无味，论文估计也就被“毙”了。如何让论文题目新颖，简炼，有趣？一是多关注所在研究领域内包括交叉领域的一些重要期刊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二是关注目标刊物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将这些期刊近两年的目录重点研读，仔细揣摩，了解这些论文的题目是怎么拟定的，包括结构、字数以及如何概括了文章内容等，从中发现编辑的“口味偏好”。比如，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点”何以失败?——A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就比较新颖且简洁，明确的概括了文章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又如，《社会》2019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晦涩难懂。策略二：选择期刊有讲究 论文完成后，往什么刊物投稿以及如何投稿？这既要做到有的放矢，也要讲究策略。很多人认为，是先确定刊物再写稿，其实有一定道理。先确定期刊，不一定是要确定某个期刊，可以确定某几种期刊，或者想发表什么级别的刊物，这样才能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有的放矢。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要“冲刺”发表高水平论文，那么，在检索文献时，就要瞄准领域内重点期刊的文献了。我们平时肯定有所关注，即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参考文献，往往是来源重要期刊的文献或者知名学者的论著。另外，一定要仔细阅读所投刊物的《投稿须知》，看看目标期刊对论文的基本要求，比如字数等基本要求，有些期刊对稿件字数有较为明确的要求，规定了最低字数要求或者最高字数要求，符合论文字数超过或者低于该期刊的要求，则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录用可能性。如果检索不到目标期刊的《投稿指南》，下载1~2篇目标期刊的最新论文参考即可。同时，要多揣摩目标期刊的论文风格，在论文的结构上、语言风格上，向目标期刊靠近。有些刊物会在官网或者某一期发出本年度的重点选题范围，如果所撰写论文在选题范围内，也能增加论文录用的概率。在投出稿件之前，尤为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严格按照目标期刊的用稿要求，从论文框架、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方面进行对照性的修改和完善。比如，在论文框架方面，就引言这一部分，不同刊物就会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不会在期刊的“征稿通知”里明确标明，但是通过阅读该刊物的论文，就能大致了解。有些刊物的引言，就明确的是“0引言”这种形式，有些刊物就不是此类形式。又如，摘要部分，有些刊物在明确要采用结构性摘要，即”【目的/意义】.....【方法/过程】......【结论】“等，有些刊物则无此要求。有些刊物明确要求摘要不能超过300字，有些又要求不能低于300字。引用的文献在论文中应具体标明，并在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大部分期刊都规定引用的文献需要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但有些期刊，如《政治学研究》，则要求以脚注形式标注参考文献。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也就是说，论文的写法要符合刊物的风格和具体要求，可以通过目标期刊的《征稿通知》或者研读新近发表的论文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总之，在投稿甚至是论文撰写之前，对目标期刊的风格有所了解和熟悉，做到有的放矢。策略三：把握恰当时机与编辑沟通 稿件投出去后，作者盼望审稿意见的心情更加迫切，希望能被录用并且早日安排发表。实际上，每个期刊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稿件处理流程和环节，包括稿件的三审制度，对稿件编辑加工的三校一读制度以及出刊印刷前请作者最后一次校对等。对这些环节作者如果能了解一二，对自己的论文何时审阅、何时会有审稿意见、何时能够出版，就能做到大致心中有数。现在很多都开通的网络投稿系统，一般在投稿系统能看到审稿进度。因此，只需要关注投稿系统即可。如果时间明显延迟了很多，比如投稿后一个月还是初审，又如外审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还未变化，则可以致电给编辑部，礼貌的询问下文章进展情况。如果所投刊物尚未开通投稿系统，通过电子邮箱投稿，这就需要与编辑部沟通，了解编辑部对稿件的处理进度。一般情况下，可以在投稿后一个月左右，致电编辑部询问稿件状态。大部分期刊会在《征稿通知》里注明刊物的审稿时长，目前大部分期刊的审稿时间都是3个月，如果三个月没有回复，则自动视为拒稿了。部分刊物的审稿时间相对较短，也会承诺在45天、20天，1个月，甚至1周内给出意见。在此阶段，切忌沉不住气。稿件投出三五天，就迫不及待的给编辑打电话询问进展。须知，越是高质量期刊，越“不缺”稿子，有些期刊的年投稿量都要过万了，编辑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贸然致电催稿，效果很多可能适得其反。来源：社科学术圈作者：大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