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课题400个

“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球，每一个星球都有自己的故事。”一、缺少一颗纽扣的米娜《少了一颗纽扣的米娜》是一个关于自我探索、自我救赎、自我成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奇怪的国度，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出生以后都会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件奇怪的衣服。这个衣服上都有七个纽扣，每一个纽扣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第一颗纽扣代表着“创造与美感”；第二颗纽扣代表着“思考”；第三颗纽扣代表着“健康”；第四颗代表着“感情”；第五颗代表着“努力”；第六颗代表着“诚实”；第七颗代表着“朝气”。这七颗纽扣分别代表着一个人的特质，相对映的纽扣越华丽精美，表明这个人相对应的品质越高。然而，这个星球上有个特别的孩子——米娜。唯独她缺少第七颗纽扣。因此，她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深感自卑。她经常闷闷不乐，不愿与别人交往，素来独来独往。米娜,这个敏感又善良的孩子，她始终不甘心自己缺乏代表“朝气”的纽扣，又不想因为自己太过悲伤而让父母感到自责。有一天，她听说“谜岛”有位魔法师叫卡兹，只要历经艰难险阻遇到他的人，卡兹就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米娜便下定决心要见到魔法师卡兹，这样就可以满足她拥有第七颗纽扣的愿望。从这时起，她就开始学习航海技术。 尽管学习航海在当时都只有男生来学，但她依旧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用罗盘辨识方向、根据星象测定位置、操作船舵、预测天气、学习外语、扬帆收帆，纤瘦的米娜全部学会了。那她能够见到魔法师卡兹么？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么？二、米娜的自我成长之路米娜22岁的生日终于来临了，她告别了父母，独自踏上了探险的旅程。寻找“谜岛”并不是简单的过程，她将经受重重的考验，面临一次次的选择。但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都会让她前功尽弃，这的确需要智慧和勇气。历经三关的考验，她终于见到了魔法师卡兹。米娜问卡兹：“能赐给我朝气的纽扣么？”卡兹哈哈大笑说：“第七颗纽扣代表着勇气，不知道你们怎么弄错了，你低头看一下。”米娜低头一看，没想到自己原本空着的第七颗纽扣的位置上，出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纽扣。卡兹向她解释道 ：“第七颗纽扣代表着勇气。这个勇气并不是指和敌人奋战的勇气，而是积极乐观地活下去。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痛苦。在这些时刻，必须积极乐观地坚持和忍耐。此外，有些时候明知前方有险境，也要鼓起勇气向前迈进。第七颗纽扣所代表的就是这种力量。你之前一直把它误认为是朝气，所以一直看不到它。那些把第七颗误认为朝气的人，也许现在还看不到它。“和魔法师卡兹的交谈让米娜收获了太多人生的哲学：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好的地方可以变得更好，欠缺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其他长处来弥补；正因人人不同，才能把所有力量结合起来达成意向不到的成就。这是一次少女的成长之旅，通过这次探险，米娜豁然开朗，不再纠结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回到家乡后的她，从事着农学的研究，帮助农民产出更多的粮食。如今，米娜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女性，受到人们的敬仰与爱戴。三、自我认同，找回自信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自我认同，找回自信的过程，不能因为别人怎样而迷失了自我。歌手李健在一起综艺节目中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李健大学就读于我国最知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因此他的同学都是人才济济，个个十分优秀。他们宿舍里一共有六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技之长。他的上铺是一个哲学迷，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读黑格尔；他的另一个室友钻研各种语言，学英语、学日语、学法语、学德语；有的室友则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物理金牌。别人获得97、98分很容易，而他努力之后，也只能勉强得个80多分。郁闷之后，他发现何必与别人比较，与自己较劲呢？每一参加歌唱比赛，他都轻轻松松获得冠军。找回自信的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发展路线，与清华校友卢庚戌成立“水木年华”演唱组，走上了音乐人的道路，开启了人生的高光时刻。由此可见，自我认同、找回自信，对个人的成长发展有多么重要！在社会学中，自我认同一直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自我认同是一个关于“自己是社么样的人”的探索，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与他人进行交流，才能逐渐意识到。通过探寻米娜不仅拾回了自信，还明白了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四、正视自己的个性，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日本诗人金子美玲曾经写过一首诗《我和小鸟还有铃铛》来赞美世界的多样性：即使我展开双臂，也没法翱翔天际；可是会飞的小鸟却不像我，能在地上快速奔跑。即使我摇晃身体，也发不出美妙的音色；可是会响的铃铛却不像我，能够欢唱许多歌谣。铃铛、小鸟，还有我，大家都不一样，大家都一样好。一首小诗向我们展示了铃铛的美好、小鸟的美好、人类的美好，三个意向组合起来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美丽图景。米娜的此次探寻之旅也发现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必为此而烦恼，做好自己，尊重他人的多样性才是最重要的。团队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人才的多样性。汉高祖刘邦曾经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正是运用了每个人的优势才得以成就一番霸业。因此，对于个人的发展，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优点；对于团队的发展，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阿马蒂亚.森也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开发多样性人才的潜能而发展经济，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运用人才。让更多的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是值得推广的。《少了一颗纽扣的米娜》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找寻自我的故事，更是给我们所有人上的一个社会学的课程。希望所有人拥有快乐、幸福、充实的人生。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的公共记忆里留下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话题。它们很少是令人振奋的，往往伴随着暴力、伤害与不为人知的隐痛。它们也很少是新鲜的，不断以新的名字、新的面貌卷土重来。只是，浪潮般涌来的女性话题，不过是现实的冰山一角，未曾暴露的，是更为庞杂、混沌的问题根脉，勾连着一代代女性的共同命运。对于长期从事妇女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来说，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贯穿古今历史，在父权制的权力结构未被打破之前，女性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放。作为首批将女性的家庭事务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学者，奥克利长期关注家庭事务的性别分工。在1970年首次出版的《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她打破了“性别主义”的研究桎梏，开创性地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的一种。在奥克利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庭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之一（今天依旧如此）。虽然现代婚姻的特征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性”，但是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仍然大量存在。男性的缺席让更多现代女性背负公私领域的双重劳动负担，同时，男性只需要偶尔踏足家庭事务，便能营造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劳动职责的假象。近期，《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中文版在国内首次出版。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作者本人，与她聊了聊女性的家务劳动以及更广泛的女性议题。虽然本书自首次面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书中的理论观点也被后来的社会学家不断延伸、发展，但它更为切近的价值在于将女性从“看不见”的家庭私领域带入公众视野，并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背后的种种结构性困境呈现在我们眼前。《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英] 安·奥克利著，汪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采写 | 青青子仔细想来，生而为女，无论你是全职家庭主妇、双职工家庭妇女，抑或是单身女性，家务都是不得不做的分内之事。儿童时期，女孩就开始为家庭生活做着各式各样的准备。在家要照顾弟弟妹妹，在外要学习端庄得体，就连手边的许多玩具也都是迷你炊具、迷你拖把等等。长大之后，女性不仅在家庭领域被自动分配成为照顾者，这种分内的家庭化责任还被更广泛的公共生活所吸纳。回想你所经历的每一次工作会议，哪一回不是女性端茶递水，预订外卖，还得在会后主动拾掇残局，垃圾分类。在“母性”、“母职”、“女主内”等长期萦绕于耳的规训之下，女性的社会角色始终被禁锢在家庭范畴之中，走出了小家庭，仍然有无数个父权大家庭在等着你。更为现实的是，由于“家庭”被严格划分为私有领域，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到社会生产中。这样一来，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一再被低估、被无视。家务工作就此成为女性与她们自己订立了秘密合同，隐蔽于每一扇屋门之后。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劳动学》中，社会学家安·奥克利为我们打开了家庭这道隐蔽之门，让我们得以见到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真实经历与复杂感受。“家庭主妇给人感觉总是很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不是吗？好吧，我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建设性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这一点，都认为这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我认为最糟糕的是，正是因为你在家，所以你才必须做这些事。即使我可以选择不这样做，我也并不会真的感到可以不去做，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要做。”“我认为家庭主妇同样努力工作。我不能忍受丈夫回家时说，‘哦，看看你，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做一点点家务活儿，带带孩子。’但我认为这很累人，好吧，确切说不是累人，而是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辛苦——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连我丈夫都这么说——这是我对此感到如此愤怒的原因。”......深入考察了40位来自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女性之后，奥克利道出了广大女性的家务劳动困境：一方面，家务劳动其实与工厂的车间工作并无差异，单调，琐碎，还匹配着一套完整的流程标准。但另一方面，家务劳动没有薪酬、永无止境，更得不到传统工作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当我们谈起这项时隔多年的研究，奥克利依旧感慨万千。在她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女权运动虽然在许多领域推进了性别平等的议程，但男女在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中的投入占比变化依旧十分有限。安·奥克利，英国社会学家、作家。长期从事性和性别、家务、分娩、身体社会学、女权主义研究。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教授，代表作有《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性、性别和社会》等。2011年，英国社会学协会授予其终身成就奖 。01“对女性的歧视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 新京报：2020年终于快过去了。对很多人来说，今年都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从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到最近刚进入尾声的美国大选，我们的生活像是卷入了一场噩梦。安·奥克利：是的，从开年到现在，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艰难。今年，我刚好76岁，也开始真正意识到社会对老年人群的年龄歧视。我记得第一次封城期间，英国的老年人被政府告知要待在家里，以免感染病毒。虽然英国医学协会（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告诫政府，这种强制老年人待在家里的命令是违法的，但我们仍然被要求禁足。但话说回来，疫情对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影响都是那么不同。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不同政府和文化对于如何应对疫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包括如何向公众发布声明、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法规，甚至于如何解释最新的科学证据等等。而在公共舆论层面，不同人对新冠疫情的不同反应，指向了他们对风险和责任的不同态度，也让许多曾经隐蔽的问题（比如大量失去工作的底层劳动者，频繁发生的家庭暴力等等）被搬到了明面上。新京报：新冠疫情也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少影响吧。安·奥克利：只能说太难了。疫情暴发时，我正在为下一本书《被遗忘的妻子: 论女性如何被书写出历史》（Forgotten wives: how women are written out of history）做研究。由于图书馆和档案馆长期封闭，我不得不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完成它们。除此之外，我也没办法使用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的办公室，导致无法继续整理过去的学术成果（注：安·奥克利的学术成果将全部存档于大英图书馆）。我的家人和同事也在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其中一个孙女是医学院学生，受感染风险特别高；另一个孙女在剑桥上学，因为接触了新冠患者，被数次禁闭在宿舍里。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没办法见到我的家人，没办法在他们遭遇困难时陪伴他们，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但我也知道，与世界各地遭受的许多痛苦相比，我的这些都不算什么。新京报：好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这本书终于在中国出版了。作为第一个将女性的家务劳动纳入工作社会学研究视野的社会学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主题？安·奥克利：家务社会学的研究起源在我另一本《像女人一样做家务》（Taking it like a woman）的书中有过详细的描述。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的《Taking it like a woman》。上世纪60年代末，我正在筹备博士毕业论文，也刚刚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有了两个孩子后，我根本没时间做研究，每天必须面对大量的家务活，还要抽身照顾两个孩子。“压迫”是我在那段时间最为强烈的感受。虽然我的医生把这种“压迫”解释为“产后抑郁症”，但我知道这一定不只是心理上出了问题，更是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我认为，应该有人（我）像其他人（主要是男性）研究工业和专业工作那样，对家务劳动进行社会学研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对家务劳动话题感兴趣。我的上一本书《妇女、和平与福利》（Women, Peace and Welfare）处理的仍然是这个话题，包括在二十世纪早期被称为“卫生科学”和“城市家政”历史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女性故事。奥克利于2019年出版的《Women, Peace, and Welfare: A suppressed history of social reform 1880-1920》。新京报：在这本书里，你将女人的家务劳动与工人的车间劳动相比较。两者确实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想知道，你如何选择了这样一种对比方式？安·奥克利：就像咱们刚刚谈到的，传统社会学对家务研究的方法是“性别主义”的，仅仅是将家务视为家庭中女性角色属性的某一方面——作为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角色的一部分或作为家庭育儿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工作本身。我的研究采取了不太一样的方法，我想要将女性的家务劳动作为工作来进行研究。在我做家务劳动研究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产业工人的“异化”和压迫问题，我认为这与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是非常相似的。新京报：距离这本书的首次问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女性作为家务劳动主要责任承担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再选择一个职业进行对比，你会考虑哪一种？安·奥克利：如果今天再做这项研究，我会更加关注家务工人（或有偿家务工作者）。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家务劳动的研究话题具有长期严肃性。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庭工人成为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群体。在西方社会，最低工资立法仍未覆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遭受着被囚禁在家和遭受性暴力的危险。位于纽约的家政工人联合会（Domestic Workers United），长期致力于改善管家、保姆及老年护理人员的权益。新京报：进行这项研究时，最让你感到震惊的发现是什么？安·奥克利：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艰辛是大众难以想象的。家庭主妇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大约在77小时到105小时，几乎是现代标准工作时间的两倍。同时，她们对家务劳动自始至终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配备了一套细致、完整的日常工作流程。而在家务的性别分工上，男性只需要“帮助”而不需要承担“家务责任”的概念也让人感到生气。新京报：这项研究的主题和结果都与公众对家庭主妇的普遍印象、性别研究中的传统学术发现相矛盾（例如，婚姻中的性别平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社会阶层可能对女性的家务感受没有太多影响等）。当这本书在英国首次出版时，公众对它的反应如何？安·奥克利：大多数人对这本书的反应都是积极的。这也是因为，当这本书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的时候，西方社会正值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高潮，人们开始对性别问题有了更为敏感的认识，像家务劳动这样的学术话题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当然，一些男性学者并不认真对待这本书，但他们属于少数派。不幸的是，我不认为这本书，或者我的其他作品，或者其他女性社会学家的作品，真正成功地改变了学术领域对女性的歧视。今天，我们大部分院校的学术课程依旧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力结构之中。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图源/time.com02“我们不是要从男性手中夺取权力，而是要改变权力本身。” 新京报：在今天，更多女性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自由，但她们仍然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不得不同时承担有薪劳动与无薪劳动两种工作。加上社交媒体对完美母亲形象（可以完美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塑造，当下女性所受的家务工作压力是否正在变得更大？安·奥克利：是的，我确实这么认为。家务劳动再次成为一个肮脏、隐蔽的主题。女人总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今年的新冠疫情就揭示了这种巨大的性别不平等。在夫妻两方同时在家工作的情况下，女性往往承担了大部分额外的家务劳动（包括儿童的学业），更无法将时间用于自己的非家务劳动部分。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还谈到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是从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虽然这些发现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观点共识，但在现实经验中，女性仍然饱受社会、家庭的长期规训，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你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或生活在不太发达社会的女性状况有了解吗？安·奥克利：我不敢说了解，但女性对父权社会的关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内化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新冠疫情期间，各个国家的家庭暴力发生率都比以往更高。对于女性而言，除非我们摆脱这种权力结构，否则我们不会真正迎来解放的那一天。据联合国统计，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大约有2.43亿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伤害。新京报：与本书所描述的情况相比，今天的女性对女权运动和相关理论有了更多的认识。许多女性也正在尽最大努力推动性别平等的议程。例如越来越多女性领导者的出现，越来越多女性声音开始被听见。你会如何解读这些关于女性解放的声音或者行动？安·奥克利：摆脱父权制并不意味着女人要从男人手中夺走权力。说到底，谁会想要这样的权力呢？事实上，女性的解放运动一直都是关于改变权力结构本身。同时，它也是关于人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更为人性解决方案，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不受压迫，共同和平、舒适地相处。新京报：伴随西方社会#MeToo运动的开展，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安·奥克利：中国我不太了解。从西方当下的状况来看，我不觉得他们处在任何女性解放运动浪潮之中。我认为大多数人对女权主义的定义都非常有限，比如，女权主义就是接管男人的工作，挣和男人一样多的钱，让男人做更多的家务等。对我来说，自从我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以来，我的目标一直是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处境。新京报：你曾经提到，女性解放运动需要将男性排除在性别意识提高的过程之外。你现在还这么看吗？安·奥克利：说实话，女性解放运动本就和男性没什么关系。在一些情况下，男性可以支持，可以共感，但女性的故事和声音都需要女性自身来言说。这和我另一个观点相关——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女性之间的同盟，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型的、非竞争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男性也开始意识到父权制的危害。许多研究证据表明，男性也受到父权结构对男子气概的规训，所谓的“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也正在损害男性自身的发展。因此，对于男性而言，他们需要转变“女性正在抢夺我们的权力”这种观点，需要退一步，看到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著，张艳/许敏译，浦睿文化 |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03“对抗和偏见是男权社会的工具，我们需要时刻警惕。” 新京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课题开始聚焦性别平等和妇女研究，例如，凯特琳·科林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你是如何看待过去几十年来女性研究的发展？最近的研究结果中，有哪些令你振奋的发现？安·奥克利：我很少发现自己读到了完全新鲜的研究问题或观点。事实上，大量重复性的研究问题和发现令我十分沮丧。尤其是越来越多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沦为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但性别视角本来就应该是任何研究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新京报：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也意识到父权社会对女性作为消费者的污名塑造，其中包括“粉红税”等概念的提出。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安·奥克利：在《看不见的女人》这本书里，“消费”被视为女性家务劳动的一个方面（譬如，为家庭采购是女性家务劳动中的重要任务）。社会将女性塑造成消费者的角色，进一步模糊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生产属性（马克思意义上的再生产劳动力）。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也并不认为婚姻中的性别平等正在成为现实。你现在依旧这么觉得吗？什么是你所定义的“性别平等”？安·奥克利：在我看来，真正的性别平等根本不需要性别概念。在这点上，我发现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例如，Joanna Russ, Ursula LeGuin）很有启发意义。她们主张消除二元分立的性别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涉及“母职”这个微妙的话题，例如很多人都在讨论，女性所谓的“母性”、“母职”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社会建构的。我想说的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将母亲角色理想化，用艾德里安 · 里奇的话来说，我们需要把女人的“母性”作为一种“体验”（experience），而非父权结构下的“成规”（insititution）。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保护女性的生育角色，督促社会为女性提供相应的生育资源。《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美]艾德丽安·里奇著，毛喻原 / 毛路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新京报：近期，中国有一个关于“全职妈妈”的有趣的争论。一个小镇上的老师拒绝了她以前的一个学生的捐款，原因是这个学生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这一消息引发了公众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位老师过于激进，因为学生可以自己做出选择，有人认为老师是对的，因为学生最终获得了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但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这不是女性争取更光明未来的好榜样。我很好奇你对这场辩论有什么看法？安·奥克利：我一贯的观点是，人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也都需要拥有能够自主做出选择的自由（就像我们最开始讨论老年人歧视时说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教育如此重要，它能为我们的选择赋能。在面对这样的争议性问题时，我们永远需要往后退一步，不要对他人的决定妄加评论。TA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需要从选择TA的角度来理解，并没有任何客观的裁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对抗和偏见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工具！新京报：你对女性的未来充满希望吗? 下一步是什么？安·奥克利：对于未来几十年，我更多感到的是悲观。我认为，女性的解放需要由下一代人发起一场全新的运动。我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后辈们的！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青青子；编辑：王青；视频制作：田源；校对：付春愔。题图为电影《气球》（2019）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情民意，了解全国城乡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状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7年7月—10月期间，在全国开展“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下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项目自2006年起至今已开展六次全国调查。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圆满完成前两次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再次受托开展CSS浙江省的调查。此次调查的范围包括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51个县（市、区、旗），604个村（居）委会。根据全国统一的随机抽样，浙江省共有杭州市萧山区、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龙湾区、乐清市、台州市温岭市、天台县等6个区（县）的24个村（居）委会被选为调查点。由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李文峰副研究员、王平副研究员、高雪玉副研究员、叶菊英副研究员、周盛副研究员、姜佳将助理研究员、徐伟兵博士及陈怀锦博士组成的调查团队，近日已正式开展CSS复核抽样和调查执行工作。目前，王平、高雪玉、叶菊英、徐伟兵、陈怀锦作为领队督导，正带领16名浙江工业大学（项目合作单位）学生分别在温岭市、萧山区、鄞州区和天台县开展核图和入户调查工作。本次调查问卷样本量为408份，采用ipad录入、录音，增加了调查难度和调查时间，完成每个样本平均时长达2小时，加上天气炎热，他们战高温、斗酷暑、克难关，奋斗在调查第一线。他们每天在烈日下“走街串巷”，汗水几度湿透衣衫，在入户时“苦口婆心”赢得信任，晚上10点后回到住地还得汇总上传完成的问卷。他们不怕苦不怕累，“5+2”、“白+黑”放弃休息，无私奉献，体现了我院科研“铁军”精神。调查前期，陈柳裕副院长要求团队认真负责做好调查工作，并注意安全，做好防暑工作。李文峰副所长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进行了多次工作对接，并对团队开展CSS调查的具体工作做了部署。王平副研究员在前期准备调查资料、用品用具及培训安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华忠林主任、高雪玉副研究员在联系调查点的工作上发挥了较大作用。周盛副研究员、姜佳将助理研究员也做了相关辅助工作。院办公室、人事处及科研处为本项目提供了联系区县、调配人员等工作配合，促进了本次调查的顺利启动。预计本次CSS调查将于8月中下旬结束。

（一）选题1、来源（1）生活经验 最重要的来源（包括工作、政治生活等）个人生活经验；来自周边人群的经验；当下各种媒体书刊中（2）对现有知识状况的系统分析（3）现实需要（4）社会导向（5）个人价值2、评价选题标准（1）重要性：课题的意义价值（一是理论意义价值指课题对学科发展及相关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实践意义价值指研究能否对现实问题提出对策建议）（2）创新性：（完全意义上的创新，现在知识体系中是空白或者第一次有人研究；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老问题；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发展）（3）可行性（现实性）研究课题与研究者能力研究条件及各种社会因素相适应（研究者能力构成：知识结构、研究经验、研究方法、社会经验、组织能力；研究条件，时间、文献国内外前沿文献、设备实验访谈、经费；社会因素现实不允许做现实问题、宗教问题、伦理问题、文化问题）（二）研究课题的具体化定义：指对研究课题的具体研究，把比较含糊的想法变成明确的课题，反比较宽泛的研究范围变成特定范围，把笼统的研究对象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对象。如何进行研究课题的具体化？1、进行文献的检索，应注意4点：一是了解已有问题的研究状况，综述（综述能力很重要，要有观点）；二是关注前人研究中一些未预见的研究；三是重视前人提出的后续研究建议；四是挑战某些研究发现。2、与他人讨论自己的想法。一是与那些对你研究课题兴趣的研究者、专家交谈（向内行请教）；二是与那些对问题有不同观点的人谈。（三）研究类型1、根据研究目的（1）探索性：对问题的初步研究（2）描述性：对社会现象一般特征和差异状况做出的描述准确（民调、民意、测验）（3）解释性：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探索背后原因，提示变量的关系（最高层次）2、按照时间维度（1）横剖：横断面研究，在某个特定的时点或时间段对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研究。（2）纵贯：在不同时点或较长时间内选取不同实点对特定事件进行研究。分为：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追踪研究，常用的是趋势研究和追踪研究。趋势研究：每次选取不一定是同一批样本（样本基本标准一致，要有代表性）追踪研究：每次调查对象要有代表性，但必须是同一批样本。3、根据研究方法论取向不同（1）质性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类型：访谈、观察、内容分析（质性，量化）（2）量化研究：（定量）特征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类型：问卷调查、实验、二次分析。三角校正：两种资源相互印证（多用于航海测量）社会学家将此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运用三角校正的两种情况：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方法两种资源对同一问题相互印证。两种方法的比较：一是量化研究在特定理论基础上进行假设并检验，而质性研究对资料进行梳理并检验。二是量化研究概念以变量研究，质性研究以主题或类型形式出现。三是量化研究是在资料收集前制定标准的测量体系；质性研究是以特殊的系统进行。四是量化研究是以精确数字，质性研究以文献观察记录照片形式。五是量化研究理论上是演绎推理，质性研究以归纳为主。六是量化研究研究程序标准化可重复，质性研究是非标准化非重复。七是量化研究方法调查，质性现场八是量化研究分析资料统计方式，质性研究资料从例证中抽取主题或类型展现事物的特征。

10月17日，红十字国际学院2020年秋季学期开班仪式在苏州大学举行。首届社会学（人道工作方向）高级研修班启动。2019年8月，红十字国际学院在苏州大学挂牌成立，是国内首个、也是国际上首个专业红十字人道教育学院。本届社会学（人道工作方向）高级研修班是学院成立以来推出的第一个长期学位教育研修项目。本季开班的两个项目为首届社会学（人道工作方向）高级研修班（MSH）和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ECH）。MSH班由红十字国际学院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合推出，主要面向有学术研究意向的人道公益领域一线青年工作者，以及对人道公益事业感兴趣的青年学生。这是国内首个人道工作方向的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教程，旨在培养未来人道行动和理论领域的领军人才。ECH班由红十字国际学院独立开发的人道事务高级管理人员能力升级课程，课程为期一年，学员包括省市级红十字会负责人、国内较有影响公益组织负责人、大中型企业CSR负责人。红十字国际学院将在一般社会学硕士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人道工作理论和实务、国际人道法与人道政策、国际红十字运动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人道资源动员与传播等专题科目。学院将邀请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联合会、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等国际人道机构的高级官员和研究人员作为特聘专家，为课程输入全球人道事务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动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红十字国际学院名誉院长陈竺通过视频致辞。他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频发，国际人道需求不断增长，希望学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重点围绕人道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在致辞中回顾了苏州大学120年历史中与红十字运动的悠久渊源，表示苏大将继续发挥红十字运动研究及相关学科群的优势，努力将红十字国际学院打造成红十字理论研究的高地、红十字人才培养的基地、红十字文化传播的阵地、中国人道事业的智库、红十字文化学术交流的窗口和国际合作的平台，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校对 李海慧【来源：扬眼】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近日，山西太原教育部门明确规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打扫教室卫生、点赞转发各类信息。消息一出，各地家长纷纷点赞，对太原家长表达羡慕之情。这一系列规定在太原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这些年来，减负的声音一直没停过，但不仅学生的负担没能减下去，甚至还把家长的负担给加上来了，出现了学生作业多、家长作业更多的奇怪现象——包括但不限于辅导作业甚至批改作业，名为辅导实则主力帮忙甚至代替孩子做手工、小报、视频，帮孩子的教室打扫卫生、过年过节时布置装饰。当然，还有在家长群里积极回应老师的各种要求，转发、点赞、投票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如何在家长群里生存和求表现简直可以单列作社会学研究课题。祖父母辈都不禁感慨，现在当家长可太难了，以前家长的“必修课”除了给孩子的作业和考试成绩签名表示“看过”，就剩学期末的家长会了，其他都是自选动作。可如今，如山的家长作业似乎已经成了常态，到了需要教育部门专门出台规定，明令禁止给家长布置“作业”增加家长负担的程度，可想而知，家长作业给家长带来了多大的负担。家长作业发展到如今，是社会教育焦虑、家校关系改变与家长过度参与共同作业下的结果。实际上，这一届家长比前面的家长做多了这么多，这一届的学生真的就比前面的学生前景更好吗？恐怕不一定，只是如果大家都让家长过度参与，而这个学校、这一家人不参与，孩子就是输在起跑线又输在跑道上了。用一个当前热词来解释，就是内卷化。需要认识到的是，大家都这样做，并不代表这样做就能促进对孩子的教育。实际上，大多数的家长作业根本是毫无必要的，是为家长安排的错位责任，甚至会对学生的教育有反效果。以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来说，从道理上讲，监督学生在家完成作业，可以说是家长的责任，但为学生批改作业，是老师的责任，让家长“代劳”有老师偷懒、推卸责任的嫌疑；从实际效果上来讲，一来家长并不专业，就算对着标准答案来批改作业，也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能第一时间给学生解惑甚至还会给出错误引导；二来批改作业的过程本来是老师了解学生掌握程度并据此调整教学方式与内容的过程，如果让家长代为批改，老师即使事后回看，介入程度也完全不同，更何况，部分家长可能会因为虚荣心或各种原因在批改过程中直接帮学生把正确答案写上去。这样一来，老师就更难掌握学生的学习程度，讲课的时候也就很难有针对性地作调整，因材施教。所以，老师的归老师，家长的归家长，专业的事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做。至于有认为自己批改作业才能更了解孩子学习程度的家长，实在是入戏太深、控制欲太强，需要反省自身。这批家长的存在并不能增加“家长批改作业”这个要求的合理性，只是为家长错位责任的现象过于严重增添一个案例而已。好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各司其职，家长过度参与，以错位的责任“越俎代庖”，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说到底，“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发展到需要教育部门出台规定明令禁止，本身已经足够“黑色幽默”。来源：南方都市报

宜校连续4年访谈调研了西安拿到海外名校offer的学生。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当中，每年都有一些当地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子女。这引起了宜校的关注，并为此进行了家长访谈，试图了解这些家庭在培养子女上的经验和做法。西安铁一中是当地一所知名的公立学校，具有比较高的国际教育水平，宜校已经连续两年访谈了该校国际班优秀毕业生。西安铁一中国际班在2019-2020年申请季收获了一枚布朗大学的offer，这在西部地区是非常难得的，得到这所藤校青睐的是一名女孩，也就是本文访谈对象宋先生的女儿。宋先生本人一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对考古有着二十多年的探索。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培养出色的孩子绝对是一门艺术和学问，那么对于宋先生来说，自己的学术工作是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呢，宜校特地向他请教了一番。我们发现，优秀的孩子长处看似相近，但背后的教育方式各有千秋。为了尽可能还原宋先生的观点，以下内容将以他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你要是很听话，那我就太失败了。”我的女儿很乖，但乖不代表没有思想。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我也没什么育儿经验，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只有一个思路：我要和孩子做朋友。沟通任何事情都要讲道理，分析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做研究的思路和目标：学术生活化，生活学术化。就是用学术研究的思维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用生活中的体验来深化对学术的认识。很多人以为以我的学术能力，会给孩子提供很多具体的帮助，其实并没有。我不会干涉她的任何决定。她的事情全部是让她自己做主，小到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到ED阶段选择布朗大学。女儿长这么大，我们几乎没有批评过，更没有打骂过。这样孩子犯了错也没有压力，反而更能施展自己的想法，把握住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机会。即便在最关键的申请阶段，我也从未给她任何压力，但这并不代表漠不关心。我一直时刻关注她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每次孩子有负面情绪了，我都会在发现的第一时间解决，随时调整她的状态。我没有长期的出国访学经历，对国外大学不是特别熟悉，因此在留学申请这个时期，我采取的策略是迂回，跟升学指导老师密切联系，也就是相信专业的人。孩子的辅导老师是美国人，是宾大的硕士，他肯定比我更熟悉国外的大学。我们经过几次接触后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有任何想法都会跟他沟通，然后具体由他来和孩子共同制订和实施计划。我自己是做研究的，从孩子小学起，我就把她当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算是我的事业之一。尤其在初一至高三这个期间，培养孩子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这也是一种使命感，可能和我的工作有关：孩子不只是我的，也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用心培养。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我才开始帮助她做真正的学习规划。当时的目标就是帮她找到学习的快乐，至于成绩就无所谓了，反正学好了成绩自然就好了，而且顶多看高考一次就够了。“做人要有尊严，学生需要通过学习来建立自尊。” 我很郑重地告诉女儿，自由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未来要开始努力学习了。女儿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培优，所以小升初的时候，奥数方面比较吃亏。这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时，我和其他家长不一样的地方。我的解决方案和其他家长的做法可能也不太一样。我很早就思考过，怎样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充满快乐地走完这一生。道路有两条：一是求全责备，追求完美，拼命弥补短板的道路；二是扬长避短，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的道路。我引导孩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先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到最好再说，所以我们共同决定从英语开始。我告诉她，如果英语成绩能够进入到全年级前十、甚至前五，就会自然而然地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花了四五天时间，找了两三本小学生的中英文绘本，带着她一句一句地读，像唱歌一样体验语句的抑扬顿挫，感觉什么是重音，理解好词佳句的美妙。这个时候就帮她找到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她自己的天赋也很重要。她要是不喜欢，估计效果也不会那么好。正如开头我提到的，女儿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我一直在观察她的智力发育过程。其实她并不是天生特别聪明的孩子，但她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而且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大智慧，能始终保持一种温和的态度，因此她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进步趋势，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因为工作原因，我长期处于出差状态，最多两星期回一次家。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的出差时间都在260天以上，辅导孩子的机会特别少。但每次我辅导孩子文科的作业或试卷时，无论对错，都要问个究竟。对了的知识点要看掌握程度，错了的题目更要花一个小时左右来分析，锻炼她的思维能力，全面系统地覆盖所涉及到的知识点。所以，通过练习习题，孩子接触到的知识是大量的、高层次的，而且一定是超越了课本的。又回到前面讲的了，在我们家绝对不看分数，考得好不表扬，考得差也不批评，目的是学会知识，孩子如果学会了成绩自然就上去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具体知识背后实际上都是语法、定理、公式这些概括性的东西等，知识其实都是应用题。因此我一直引导她遇到问题时正反推论，自己归纳和体会这些东西。拓展孩子的知识面也非常重要，跨学科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方法。我将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地理等相关知识点都串起来，讲给女儿听，她觉得有意思的同时也更容易记得牢，还得到了思维水平的提高。当然，这个时候家长系统的知识体系就格外重要。这样做呢，孩子也不会反感学习，自然而然就学会自己探索了。我最开心的是在高二的某一个时刻，她突然对我说“爸爸，我会学习了”。后来一想，我为这句话等了四年多。如果问，我在学术中的成就在教育孩子上有哪些帮助，那么最影响她的有两点。我自己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1994年上的大学，从1996年我就开始思考：考古学到底是什么，思考自己学科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寻找答案，我24年来不断阅读各学科的书籍，哲学、科学史、神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地理学，甚至物理学、生物学等各方面的书籍，苦苦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思维方式相对而言得到了一定的训练，知识面也会比较广，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其实我们现在学习的主要还是西方知识体系，但我们接受的西学教育既不系统更不合格，这也是我们当前学术界缺乏创新的内因之一。这些年来，我接触的海归大都是博士才出国的，他们由于直接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缺乏西学的基础训练。所以大多只能沿袭、追随甚至贩卖西方学术而无力创新，至今也没有为中国考古界作出大的实质性的贡献。基于这些思考与事实，我意识到，要想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就必须让孩子接受完整的西学训练，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生观，从而充分掌握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方向。这样就必须学习哲学、科学、神学、文学这些西学的基础课程。这个想法目前在国内大学还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就决定让孩子出国接受本科教育。十八岁的孩子基本上已经是个完整的中国人了，她对中国文化的掌握和体验已经足够充分了，接受了完整的西学训练后就会成为具备“中西学术、世界眼光”的新一代，必将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对我女儿的期望是与五四以来的学术大师们一样，成为参与和推动再造新文化的学者。在我的培养下，孩子到高中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三观，我在平时参加学术交流或者与优秀学者聊天吃饭时，就会有意带着她，或者就是专门带她去见我的老师们。这样一来，她的眼界和判断力也不断在开阔与提升。最后想分享一点，同学们在做社会实践活动时，一定不要做虚头巴脑的东西，别为了形式主义浪费时间。如果是由衷想做的事情，即便再小也有意义。如果不是真心热爱，不仅浪费时间，可能还会产生负面的打击，容易引起孩子对家长、老师和辅导机构的不信任感，最终厌恶学习。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我们人类，首先存在于环境之中。环境塑造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可能性。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周围情境影响力的科学，尤其关注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影响他人。它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社会学相比，侧重于用试验的方法对人进行研究；与人格心理学相比，它较少关注个体间的差异，侧重研究不同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看待和彼此影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思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社会影响-我们如何彼此影响和联系社会关系-我们如何发生联系应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实际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观点1. 我们构建了社会现实你我对相似的情境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例如，同样是面对朋友的无礼行为，也许你认为是敌意，而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今天的心情不好。这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同，归因不同。现实虽然客观存在，但我们观察时总是带着信念与价值观的有色眼镜。2.社会直觉很强大也很危险思维更多时候是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无意识思维的结果就是直觉。直觉的力量很强大，有时候也很危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想起各种例子的难易程度。为什么许多人对于飞行的恐惧远远超过驾驶汽车的恐惧？要知道飞行的安全度是汽车驾驶的230倍。我们的恐惧来源于飞机失事的画面更容易被我们想起。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快捷省力的直觉型判断方式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在某些需要准确性的情境中，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批判性思维来抑制直觉冲动。3.社会影响塑造行为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会对直接情境做出反应。有些时候，某些社会情境所具有影响力会导致我们做出背离自己态度的行为。比如纳粹时期，很多看上去正直的人变成了大屠杀的工具；而2011年遭受特大地震和海啸的日本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帮助。这就是情境的力量，它能够塑造我们的态度和行为。4.个人态度和性格倾向塑造行为除了外部情境，内在的影响力对人同样重要，并不是所有人都只会随社会风潮摇摆。内在的态度和性格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5.社会行为有其生物性基础我们处在一个生理-心理-社会的有机体中，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神经生物基础做支持。是大脑让我们体验到爱与恨，善与恶，知觉和信念。社会神经学家的观点是：要了解爱与恨，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生物的和社会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是生理，心理，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的价值观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1.价值观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价值观会直接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例如上世纪四十年底，法西斯主义肆虐欧洲，研究偏见的热潮随之兴起；70年代女权运动掀起了有关性别与性别歧视的研究高潮；而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致使研究的重点转向文化的多样性，种族的多样性以及如何面对不同的性取向。可以预期，未来的研究也将会反映出我们目前和未来的问题，例如老龄化。价值观还会因文化而不同，例如以自己民族骄傲的欧洲人为我们提供了“社会认同”的理论，而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更关注个体，以及个体与他人的联系。就人群类型来说，社会心理学似乎更容易吸引那些喜欢挑战传统，创造未来的自由主义者。最后价值观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分析的对象。社会心理学家会研究价值观是如何形成，为何会改变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态度和行为。2.价值观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现代科学家与哲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科学并非全然客观，科学家们会按自己的心理分类来解释自然。同样，我们普通人也会通过自己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对现实的知觉会被预期所左右，这种倾向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基本事实。这种非客观性会对心理学家自己的理论和判断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对自己理论的定义或者为普通人提供的专业建议本质上都是他们自己价值观的表达。因为科学有主观性的一面，我们就要放弃它吗？恰恰相反，正是意识到了人类思维的解释功能，我们才需要持有各种不同“偏见”的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分析，通过不断的相互印证来检验和约束偏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清洗那些用以观察这个世界的镜片。

也许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类似宿命的东西，有些人在社会上浑浑噩噩的度日。也有些人将这些现实的无奈，总结为未解的谜题，聊以安慰。有人说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名为社会的怪圈中兜兜转转，而实际上这些情景后都蕴藏着一个个社会学的原理。墨菲定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沉默的螺旋：电车难题：彼得原理：如上的反映社会各种层面的问题，都是社会学所涉及的内容。提到社会学，很多人可能对他感到陌生。那么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呢？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三十年代，相对于文学，物理等老牌学科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社会学确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学科，可以这么说，在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属于研究的范围。从他的定义上来说，社会学是一门系统而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与社会互动的学科。它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迄今为止，社会学主要研究的侧重点有三大类：①第一类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②第二类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③第三类，是不属于其他两类的其他社会学研究课题。那么在日本大学中又有那些强势的社会学专业院校呢？一桥大学 社会学部筑波大学社会·国际学部名古屋市立大学人文社会 现代社会大阪市立大学生活科学学部御茶水女子大学 文教育学部其实开设社会学相关专业的院校还有很多，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那么社会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以一桥大学为例，话不多说上图。（图片来源于官网）他们的社会学部是想要培养具备敏锐的批判能力，丰富的构思能力和问题分析解决能力的人才。一桥大学依托自己强势的学科，诸如商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来更加完善和扩充社会学部的发展。从19年和18年的数据来看，社会学部的报考人数最多，但合格率却相对较低。（以上为2019年度）（以上为2018年度）那么，有没有相对来说报考性价比较高的院校呢？在这里小编推荐一下名古屋市立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部。他们要培养什么方向的人才呢？（图片来源于官网）人文社会学部的目标是，通过多样的教育内容、课题导向型跨学科复合的教育项目，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社会和地球社会的人才。(ps:以后出去就可以说，我的专业可是要拯救世界滴！)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人文社会学部的竞争还是相对较小的。那么说了以上关于专业的设置与方向，很多同学还会想：社会学毕业后到底能从事什么工作呢？社会学因为其学科特点，故有广阔的就业空间。既可从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基础性工作，又可从事紧跟时代发展的前沿性工作。通俗来说就是科教文卫体等各行各业，社会学的人才都能够发光发热。比如下面这几类行业：科研机构教育行业党政机关新闻机构市场策划公共管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