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功能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动物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动物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以人类为代表的一些动物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社会生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有:①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气候、土壤、水、生物及各种自然资源等，自然环境是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②种群数量。③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满足自身的需要，是群居动物区别于独居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社会生活的基础。④沟通方式，以声语言(人类说话、其他动物的叫声、翅膀震动声等)、光语言(人类的文字、图片、符号以及变色龙、乌贼身体颜色的变化等)、行为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或化学语言(有些动物释放一些具有信息功能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为媒介，彼此交流感情，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是社会交往和共同活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⑤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性，是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⑥道德，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属性。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要素和构成成分，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过程。

也许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类似宿命的东西，有些人在社会上浑浑噩噩的度日。也有些人将这些现实的无奈，总结为未解的谜题，聊以安慰。有人说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名为社会的怪圈中兜兜转转，而实际上这些情景后都蕴藏着一个个社会学的原理。墨菲定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沉默的螺旋：电车难题：彼得原理：如上的反映社会各种层面的问题，都是社会学所涉及的内容。提到社会学，很多人可能对他感到陌生。那么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呢？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三十年代，相对于文学，物理等老牌学科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社会学确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学科，可以这么说，在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属于研究的范围。从他的定义上来说，社会学是一门系统而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与社会互动的学科。它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迄今为止，社会学主要研究的侧重点有三大类：①第一类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②第二类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③第三类，是不属于其他两类的其他社会学研究课题。那么在日本大学中又有那些强势的社会学专业院校呢？一桥大学 社会学部筑波大学社会·国际学部名古屋市立大学人文社会 现代社会大阪市立大学生活科学学部御茶水女子大学 文教育学部其实开设社会学相关专业的院校还有很多，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那么社会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以一桥大学为例，话不多说上图。（图片来源于官网）他们的社会学部是想要培养具备敏锐的批判能力，丰富的构思能力和问题分析解决能力的人才。一桥大学依托自己强势的学科，诸如商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来更加完善和扩充社会学部的发展。从19年和18年的数据来看，社会学部的报考人数最多，但合格率却相对较低。（以上为2019年度）（以上为2018年度）那么，有没有相对来说报考性价比较高的院校呢？在这里小编推荐一下名古屋市立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部。他们要培养什么方向的人才呢？（图片来源于官网）人文社会学部的目标是，通过多样的教育内容、课题导向型跨学科复合的教育项目，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社会和地球社会的人才。(ps:以后出去就可以说，我的专业可是要拯救世界滴！)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人文社会学部的竞争还是相对较小的。那么说了以上关于专业的设置与方向，很多同学还会想：社会学毕业后到底能从事什么工作呢？社会学因为其学科特点，故有广阔的就业空间。既可从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基础性工作，又可从事紧跟时代发展的前沿性工作。通俗来说就是科教文卫体等各行各业，社会学的人才都能够发光发热。比如下面这几类行业：科研机构教育行业党政机关新闻机构市场策划公共管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图为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图片来源：CFP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如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那么，今天这一应时代之需而勃兴的带有极强经世特色的学科也已走过七十余载。回望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发展有盛极一时的学术扩张，也有黯然失色的学科衰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后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因此，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发展社会学如何走出危机，获得一种新的形态存在，展开了富有新意的探索，表现出诸多新的研究取向。首先，在学科定位上，不能仅仅将发展社会学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而应根据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格局的最新变动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顺应时代的复杂性变化，发展社会学不应仅仅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研究范围，关注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以增强其学科发展应有的知识厚度。发展社会学研究应努力： 第一，西欧为什么率先崛起？对欧洲自1500 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深入研究和描述。同时注意从此进程中引申出今天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第二，非西方国家为何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成为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探讨已发展和未发展问题。“探讨什么力量是已发展国家所特有而为低度发展国家所欠缺的，是否就是靠着这些势力才使得前者迅速地迈向工业化”。第三，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转型。狭义的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后发生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规模现象。广义的转型则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空前转型和变迁。其次，关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升级”问题。所谓“发展升级”，主要是指步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国家在经历了初步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后，向发达状态迈进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种较高的发展状态。从表面上看，发展升级似乎是一个必然到来的客观进程，但事实上问题则比较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初度升级”还是发达国家的“再度升级”，都是一个包括结构转型与阶段转换在内的复杂的演进转换过程，其发展演化将面临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制约。其中，各发展阶段间相互衔接转换、发展质量的本质性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得以实现的关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升级并不是一个直线运行的过程。如何在政府主导下，通过“结构转化”“政策调整”“关系调适”等推进路径，加强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的关键。再次，对发展对立面的“逆发展现象”所展开的研究。自发展社会学学科诞生之始，人们便将目光集中在“发展”视域，而对于那些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因全球市场变动和资源枯竭等因素而导致的衰退却缺少研究和关注。因此，发展社会学必须将其研究范围加以拓展，研究和关注走在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域衰退现象的发生及演变，探索其演变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作为一种“逆发展现象”，地域衰退现象往往以产业衰败、资源枯竭、环境危机为发端，其后逐渐向社会领域迁移蔓延，甚至导致社会走向解组，形成所谓衰退地域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地域衰退的发生及性质判定的问题上，较为惯常的分析范式是“唯经济论”，这实际上是对地域衰退现象作出了最为狭义的解释。此外，对走向衰退地域的深度的文化批判反思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非常容易陷入“文化基因论”的危险。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这种批判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地域“唱衰机制”，非但不能减缓衰退，反而会加深衰退。因此，面对复杂的地域衰退现象，我们应对其成因及性质展开深入分析和判定，摒弃偏激的批判论，将再生理念纳入地域振兴和治理的过程之中，构建地域政策体系，寻求理性的治理之道。最后，发展社会学研究不仅应该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后解释性研究，更应该加强社会发展未来性的预测研究。此种新的研究取向在以未来社区为题材的一些研究项目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尚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超前预测和解决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秩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除了城市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乡村社会。因为处于转折关头的乡村世界也正面临着一种将现实问题解决与未来持续发展“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浙江率先兴起了农村版未来社区建设。该项目是一个集乡村更新及社区发展为一体的综合项目，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为核心指标，以乡村社会更新为主线，兼涉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生态视域、产业技术视域以及社会文化视域等方面对其内涵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注意处理好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与人类未来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性工程，而且，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乡村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之，面对变迁剧烈、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通过诸多学人的努力，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问题研究通过其自我更新，业已开启新的研究历程，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集新理念、新体系、新方法于一身的全新的“发展社会学”。（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毅鹏精彩推荐：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译可观 译可听 译可感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尤其是有西方学术视野和海外留学经历的社会学家，为了建设兼具学科规范与民族气质的本土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学者们更是不懈追求与践行这一主张。那么，如何形成能够引领时代精神且植根于中国本土发展经验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知识，而又不致陷入过于“固定化”和“套路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窠臼？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以特定历史时期“基本概念”为着力点，探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概念史方法，或许有助于拓展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边界，进而生成兼具学科规范又能深入社会肌理的原发性社会学理论知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会学进路。何为概念史：通过概念历史理解社会底蕴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是一种具有德国学术传统而又独辟蹊径的跨学科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和持续关注。最早见诸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讲座》“导论”对描述历史方法的阐述，成熟于20世纪中叶科塞雷克、里特尔和罗特哈克尔等别开生面的学术实践，最终形成了德国概念史、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观念史）和法国史学界话语分析三大传统。20世纪80年代，在东亚地区催生了日本概念编成史研究与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研究。进入21世纪，方维规、李宏图及孙江等学者逐步引入概念史研究，并形成了精彩的概念史方法讨论与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更是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展开了一系列大数据计量研究。对于什么是概念史，科塞雷克在《〈现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纲要》一文中指出，概念史是“通过概念理解的历史来分析现代世界的呈现”。概念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它是“不同历史实在之不同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中”，需要被阐释。方维规指出概念史主要围绕“概念—词语—事物”讨论问题，“‘词语’的含义中心在语言符号层面，‘概念’则在于精神因素，强调‘理解’，即对事物有无概念的问题”。概念史正是通过面向反映特定时代焦点问题的词语，考析其隐秘的概念化过程及其意义的转变，进而挖掘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所以，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在观察、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不可替代与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有时也称作“中心概念”。这些概念往往经历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愈来愈多的含义在这一过程中被社会变迁赋予其中，生成了巨大的能量，如“进步”“发展”。科塞雷克指出，“民主化”“时代化”“可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是衡量“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范畴或者参考指标。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语言与社会事实的相互渗透，并沉淀于概念。科塞雷克认为“语言中聚合着历史经验，或凭借语言表达希冀”。一方面，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中，这些概念能够通过词语的考析得到描述；另一方面，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因而，“考证概念及其语言史迹，是认识历史的最起码的条件”。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共时比较的历时分析，具体方法体现在时代经典概念考析与社会政治状况探究两方面。首先，由于词语的含义及其所指的事实在共时上的差异和在历时上变化速度的不一致，概念史研究必须考析词语不同层面的含义以及某一概念在用法上的不同称谓，需要将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与相关概念重置于社会历史情境中加以梳理。其次，由于基本概念往往牵涉语义的竞争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实践，概念史研究必须注意到概念的使用者群体，即基本概念何以成立。研究者需要考析何人以何种意图将其引入社会政治领域，辨别其被大众接受且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证其含义所维系、排斥和隐藏的社会实在，并评估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历史基本概念》的编写出版宣告了概念史研究范式的确立与成熟。该辞典由科塞雷克主编，百位跨专业学者撰稿，以概念史的方法选取了18世纪以来具有时代显著性的基本概念，对每个（组）词条的产生和含义的演变进行考析，形成了报告体例的释义，对诸如“议会”“政党”等概念含义变化的考察呈现出社会历史经验的基本过程、嬗变逻辑及其文化意味。如何使用：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步骤在现代学术规范中，概念史作为方法应当如何被合理使用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概念史的应用首先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客观性原则。社会历史独立于自然科学而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观念共识的集合。概念史研究需要遵循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地反映时代特征，解释社会历史客观的逻辑及其特定的深层社会结构关联。第二，解释性原则。概念史对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理解需要通过“解释”的方式达成，需要通过对概念（丛）的把握形成丈量社会历史状况的尺度，进而对客观的社会历史做出合理解释。第三，反思性原则。概念的形成是对社会经验反思提纯的过程，概念史由概念返回历史情境，对特定时期社会状况尤其是对利益群体之间互动过程的考察直指社会与政治的矛盾，是对“反思”过程的“再反思”。那么，运用该方法有哪些主要步骤呢？首先，研究者需要选定特定的历史时期及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词语和概念。这一工作过程往往需要对跨学科、多领域的二手文献，甚至牵涉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观念、词语与概念进行分析判断，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数据库技术对自然语言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海量的数据库资源进行匹配检索、信息提取与统计分析，然后进行辨别筛选。其次，研究者需要考察特定概念的起源及含义的嬗变过程，特别要注意概念的语境、概念含义所指涉的社会实在，以及概念得以广泛传播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一工作需要研究者扩大研究视野，将概念与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等相关概念组成概念丛，梳理概念的所属关系。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概念史研究的复杂性，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有较高要求。再次，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考察概念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使用情境，将研究聚焦在概念使用主体间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并进一步讨论概念如何作为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发挥作用。以方维规所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为例，该书详细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历程中“夷”“洋”“西”“外”“文明”“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翻译、形成与含义变化，既钩稽了中、日、西三方之互动，又贯通了概念含义古今之流变，可被视作中文概念史研究之样板。概念史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概念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内在的亲和性，这一点在韦伯、曼海姆以及施米特等经典社会学家的实践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当前，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打造兼备学科规范性与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从概念史研究方法中汲取促成社会学理论知识创造性转化和原发性生成的思想性能力和方法论营养。首先，沉淀着社会历史经验的概念是揭示中国社会如何运作的密钥，概念史研究有助于认知和反思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性概念，形成一种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结构性理解和历史贯通性表达。其次，社会学研究者既要避免特殊主义以偏概全的臆想，又要避免自然科学范式在社会领域的生搬硬套，概念史方法对根植于社会历史的概念的深度梳理，有助于辅助社会学研究挖掘特定时期的社会真实情境，阐释历史性和文化性相统一的包含多样性底蕴的社会性逻辑。再次，基本概念反映着时代特质，针对语言、词语和概念共时与历时的分析，关联着历史表征之下的结构性因素，对基本概念的考析是揭示社会运作机理及结构性力量的重要研究切口，而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因概念史方法对潜藏的结构因素的格外关注而得到有效彰显。最后，概念史方法与数字人文的结合，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算法精准处理资料，有助于实现中国特有的一些本土性文化知识的挖掘和地方性社会知识的沉淀，为社会学原发性理论知识积累和原创性理论成果生成提供更多的思想可能。（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团队项目“建国前后（1937—1957）中国社会学转型研究”（19QT002）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朱兴涛 李一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资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

法律社会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它将法律置于社会整体的视野中来观察和描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法律研究方法。英国法律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所著的《法律社会学导论》从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入手，旨在呈现法律社会学的一般性导论，可以给予我们法学研究有益启发。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法律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应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和观察法律，无疑是法律社会学的首要研究方法。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该书从五种理论进路进行分析。该书认为，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律渗透在社会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因此，将法律放置在社会之下观察，法律即具有多维度的社会实在。社会学可以给法律提供“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作为社会生活框架的法律。其一，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研究表明，法律起源于伦常。伦常逐渐演变为法律，立法也必须与伦常保持一致。“社会生活自身具有活力，法律、哲学、宗教、道德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这种活力的各种表现而已。它们深深扎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几乎无力改变这种进程。”其二，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和语言都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因此，讨论法律制度时，离不开文化一词。事实上，“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之特征的问题都必须结合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其三，社会的发展表明，法律问题已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法律思维也不仅是法律人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中许多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方式的一部分。笔者以为，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法律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法律植根于社会，法律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第二，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法律。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时期都包含了法律和诉讼的广泛使用。”至于法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该书以立法策略为例，指出：法律塑造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进而对社会变迁的速度或者性质产生直接影响；法律通常给专门为变迁施加影响而设的机构奠定制度框架等。再如，该书以立法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或态度为例，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埃文的理论，指出有效立法必须具有权威和威信、必须确认服从法律的实际模式等七个条件。笔者认为，法律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虽然表明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工具，但是“法律植根于社会”的命题依然成立。第三，作为整合机制的法律。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一部法律的功能完全不依赖于制定者的意图，而取决于它在维护现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贡献。“社会制度或法律制度具有的显著功能，只能根据它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系统的要素所处的地位来确定，也许完全不同于与其存续直接相关的人们所公认的内容。”这就是功能分析方法。为了展示法律的功能分析，该书以庞德、涂尔干、卢埃林和帕森斯四位学者为例，说明法律是一种整合机制，即一种应对危及社会基本凝聚力的紧张或冲突的处理方式。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为法律在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关系全景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清晰的详细说明。第四，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观念解决的是一个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或态度的维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主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的压迫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压迫性工具，在维持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秩序和稳定、应对支配性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后者是指工人和资本家在法律上实现平等，一方面工人有权获得工资，另一方面资本家有权获得利润。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提供了三种解释进路：经济派生论、结构主义、阶级工具主义。此外，该书重点论述了作为西方法律和社会标志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采用一种绝对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契约、雇佣合同、婚姻等均是个人主义的体现。第五，法律具有正当性。可以说，法律的正当性是法律可接受性的前提和基础。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来自于一个由抽象且全面的规则体系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即所谓的法治。随着法律的发展，现代法律也出现了转型，包括三种类别：自由裁量式调整、机械式调整、个别化调整。面对法治后的法律正当性，书中认为，需要自由裁量式调整的助力，通过该调整，不仅为行政管理提供有效方式，还能够避免法律政策实施。该书深刻揭示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精细理论和系统体系，这无疑为法律社会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持久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检察日报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王水明）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复杂局面。不但有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话，也存在着在某些核心概念和框架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拟梳理出理论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来大致呈现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进展。权利研究。在古典自由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权利概念在四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分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权利来源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在这四个方向中，或者基于权利概念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或者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形成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对权利从何而来进行了社会学探究，或者经由权利概念来建构分析现代社会冲突的新框架。科尔曼将社会交换理论当中的交换对象转换成了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我们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源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利的交换。在阿玛蒂亚森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查特吉重点探讨了“权利资格”概念，权利资格指的是，有些人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达伦道夫借鉴了此种对权利的新定义，重新书写了社会冲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权利资格当中。而法学家德肖维茨则对权利的来源进行了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我们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不正义，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以及某些基于权利（例如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法律平等保护、正当法律程序与参与民主）至关重要。苦难研究。社会学对苦难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中，布迪厄和威尔金森对苦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历时三年时间，布迪厄等人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苦难主要表现为因特定结构所造成的“位置痛苦”以及“一种伴随着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组而导致的个体的悲惨际遇”。在此，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征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威尔金森对苦难的研究，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地使苦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一书中，他首先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他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对苦难的探讨应该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苦难和现代性的关联；二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社会恶。在涂尔干逝世90周年之际，学界关注到了涂尔干对社会恶的研究。涂尔干认为，恶是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恶的超越才能成就自我和社会。因此，涂尔干对“社会恶”的分析构成了他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社会理论着手分析“恶”的重要传统。涂尔干对“恶”和“苦难”的关注昭示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我们在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保持方面，具有相互的和集体的责任，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我们建构自身的路径。在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方面，何茨、巴塔耶、伯格、道格拉斯以及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为重要者。虽然涂尔干的学生何茨侧重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黑暗”方面，但不得不说，他极为重要地延续和推进了涂尔干对“恶”的关注。亦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涂尔干“恶”的社会学分析对于巴塔耶的重要影响。道格拉斯对“洁净与危险”的分析与涂尔干对“恶”的关注如出一辙。“恶是社会内在部分”的判断，与亚历山大、伯格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亚历山大在“恶的文化社会学”一文中对恶的分析是与建构善联系在一起的，即善只有经由对恶的认识才是可能的，伯格则将不确定和无秩序等确定为恶，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在部分。实在理论。实在理论无疑是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值得注意但可能较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舒茨就认为，“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舒茨对多重实在有过杰出的分析。每种有限意义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风格。因此，要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就需要借助“跃迁”（leap）。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实在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他们对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现象学对实在问题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对于布迪厄而言，实在就是行动者在自己的场域中感觉到“如鱼得水”和行动的“合情合理”。所以，布迪厄才会说道，“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社会学得以成立之处”。居于吉登斯对实在分析中心位置的是他所提炼出来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正是实践意识这一概念，构成了他对行动和实在分析的中心。离开了实践意识，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他和之前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区别；只有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吉登斯所阐释的“实在”的问题核心。时间理论。时间问题曾让无数思想家感到棘手。奥古斯丁说，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一旦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分析了三种主体性时间，即回忆、注意和期望。贝尔特在世纪末完成的关于时间研究的博士论文，对时间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研究重点拓展了米德的时间理论，尤其是关注米德现在和自我分析中的时间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但关于此一主题，后来者并没有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推进。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时空是互动的基础性“环境”。所以，吉登斯认为，以往的行动理论在两方面存在着空白，必须要做出改变，一是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二是必须把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中。布迪厄对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考察，涉及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以及不同经济体系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而布迪厄关于习性和场域的本体论契合的观点，是在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意义上才成立的。布迪厄对社会底层的社会学关注，也是在时间上将这些群体看作“没有未来的群体”。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拥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计算社会学并非新生事物，世纪之初西方学界就有过热烈的讨论。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算力和算法的提高以及互联网资源的爆炸式增长，其对主流社会学发展的想象力助推和疆域拓展，开始加速呈现出实质性的作用。和传统的依赖调查数据和回归模型的定量分析范式不同，计算社会学聚焦宏观经济社会现象和复杂网络现象与复杂社会过程，其主要方法手段包括网络分析、仿真建模、机器学习以及高级计量模型，主要数据来源则是大数据和其他多来源非调查问卷数据以及各种数据的组合。我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利用计算方法开展的研究日益增多。较之西方社会学界，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显落后。相反，在部分领域还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分析模式和数据挖掘渠道。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学家具有当代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和格局，以及引领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潜力。中国计算社会学发展，呈现出理论关怀、本土化自觉和实证导向高度统一的特征。人们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刻板印象在于，使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学者，似乎容易对理论关心不够，或忽视本土范式，或仅重视数据挖掘，或仅醉心于模型因果推断。但实际上，从定量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走出的一刹那开始，从事计算社会学的学者们，就保有对传统定量研究方法的高度反思。这也使得新学科发展伊始，就能够始终立足于理论、立足中国，实现计算社会学的理论—数据二元驱动。这种具有强烈理论关怀和本土化自觉的计算社会研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既对国外计算社会学最新理论和成果进行及时引介和学习，更对计算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进行了高度自觉的思考。一批社会学者从西方计算社会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历程、互联网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范式带来的变化，以及计算社会学的应用、价值和本土化实现路径展开了广泛的理论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中国计算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以及其与社会理论、本土化的关系日益清晰，并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总体上，学者们一致认识到，当代中国的“计算社会学”，在发展时空和情境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从一开始就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亦步亦趋，更不是用西方理论、概念来生硬解释、模仿套用中国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计算社会学者的学科自信，既来自于对数据和方法的娴熟掌握，更来自于对传统社会学定性定量之争、理论实证之争、国际化本土化之争的深刻反思。第二，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既充分挖掘本土各类大时空跨度的数据，更具备了主动剖析世界、研究异国的视野格局。除了利用计算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互动、社会治理、文化传播、文化史、城市史、学科发展史等之外，国内社会学者主动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对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团队利用大数据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心态、自杀行为、全球政治话语等的研究，都以中国学者的方法和视野，剖析了当代全球复杂社会过程与现象。尽管目前这批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够多，但已经开始改变以往西方研究中国多、中国研究西方少的现象，让中国社会学走出习惯聚焦本土而忽略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社会研究的旧有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用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来解释世界的学术新路。第三，中国计算社会学研究既高度倚重大数据和复杂数据的信息量，更具有贯穿始终的强烈和彻底的理论关怀。在近年来现有的对中国、美国等社会的历史和当代研究之中，学者充分发挥大数据对于大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和海量、准确的信息优势，对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诸多经典理论、经典假说和当代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实证检验。从研究构思看，检验、批判和拓展传统大理论，构成了计算社会学者的理论思考出发点。例如，基于百年书籍大数据，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有力验证；对自杀模仿现象也即“维特效应”是否仍然能够通过书籍在20世纪社会继续发挥作用进行批判。类似地，基于互联网搜索大数据，学者对20世纪“文化反哺”现象发展为当代互联网“代内文化反授”现象进行了系统理论阐述和理论驱动的定量研究。除了理论关怀、本土化自觉和实证导向高度统一的特征，当代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宏观定量社会学。长期以来，社会学定量研究均基于个体调查数据样本，而对宏观层次往往绝少问津。其原因有二：第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宏观分析往往关注较长的历史跨度、较大的地理跨度。而社会学基于“人”和“人群”的宏观指标，既难有客观测度，更难以像经济学基于“经济现象”的宏观指标那样，有专业的国家机构来统计梳理。反观宏观经济学者，则常常能够利用多国、全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数据进行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分析。第二，生态谬误的矫枉过正。塞尔文（Hanan C. Selvin）于1958年提出生态谬误的概念之后，社会学家总是担忧汇总数据可能带来和个体层次数据不同的结论。加之入户问卷调查技术的成熟，使得社会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投入到聚焦个体的微观数据中去。这个社会学的调查革命，使得社会学领域的定量学者在微观数据搜集和分析方面突飞猛进，但付出的代价则是逐渐失去对宏观层次社会现象的关注，导致定量社会分析的视野进一步窄化而不自知。但大数据和计算社会方法的出现，为宏观层次的社会学定量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从各种大数据以及计算社会方法（如网络分析、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等）中生成的各类宏观地域指标，能够为拓展社会学分析视野、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和检验各类宏观假说和大理论带来空前的机遇。在这方面，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者对公共健康、舆情与经济、历史知名度与投资等领域进行的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量化分析，多使用了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以往定量社会学分析较少使用的模型工具，以从大数据中构建出的社会指标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为宏观定量社会分析模式的确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西方社会学界，缺乏对这一独特领域的关注。除了本土化的独特意义，中国学者所进行的这类研究，实际上是在传统定量社会学分析的回归模型模式和计算社会学的复杂分析模式之间，构筑起一个“桥接过渡”的重要领域。也因此，宏观定量社会学的特征可以用“两部曲”来概括：首先，从海量数据中利用计算社会方法，提取或构建出可以用传统计量回归模型直接加以使用的宏观社会指标。其次，利用传统计量回归模型，特别是面板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实现宏观层次的关联分析和因果推断，从而进一步实现理论观照与定量分析特别是计算社会分析方法的高度融合。这个“大一统”式的融合，意味着计算社会方法和大数据，同样可以为具有传统定量社会分析训练的广大学者所使用和驾驭，同样具有从海量信息和复杂过程中发现、识别因果规律的巨大潜力。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势头可喜，但仍待在教学体系打造、学术团队培养、学术阵地打造和跨学科深度合作等方面取得更为实质性的突破。尽管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计算社会学的突破还远远不够成熟，但计算社会学研究体现出的理论和实证、中国和全球、方法和视野的大一统、大融合优势，已经逐渐凸显。无论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实证研究者，都应该以开放、包容的眼光来研读和期待这一新领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云松精彩推荐：为什么说“游山西就是读历史”中华传统智慧铸就绿色民法典创新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模式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