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
众所周知,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先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已经将“社会学”这一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门类。前者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社会基本构成及社会结构,后者则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及社会变迁。社会静力学这一传统被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但相对而言,社会动力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纵观早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轻而易举便能发现:诸多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希望借此来凸显社会学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同时确保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稳固与制度化。自迪尔凯姆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深受结构功能主义风靡的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团体纷纷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从而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尤为突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极大了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是,也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认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与进程专家”,而非“时空专家”。不过,自上世纪中叶伊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与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猛烈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打破了人们对社会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想,而这也使得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派非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1959 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米尔斯极具眼界的洞见和倡导被60、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人权运动、福利计划、反战以及相应的妇女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之后,随着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stry)(1956)和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strial Revolution)(1959)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历史社会学开始复苏。此后,学术界一小部分学者便提出:促进历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使用,加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此时,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等早期历史社会学家,都坚持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过相比于比主流社会学,这类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极为稀少,研究的成果也是凤毛麟角。直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汤普森(E.T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蒂利(C.Tilly)的《旺代》(The Vendee)(1964)以及摩尔(B.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al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这四部著作的接连发表,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及这四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历史取向从而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震动。历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其进入起飞发展阶段。等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界则涌现出了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抨击,“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70年代中期开始,在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共同参与下,“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步流行起来,这也彰显了历史社会学时代的来临。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是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常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变迁的“被突显的因素”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Chirot,1986)。”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十分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他曾说“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可以说,社会生活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
来源标题:终于轮到了“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京青年报
近日,一篇题为《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该论文写于2007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彼时,高建伟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还被评为“优秀”。该论文题目的选择源于高建伟偶然在网上看见的两篇关于屁的故事。两个故事中,主人公都因为一个屁而使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由此引发了高建伟的思考。他认为,“屁”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有着种种对应。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认为,论文能否写好,关键在于态度是否端正。在他看来,就算选题高大上,但态度不行,“一样白搭”;相反,如果学术态度端正,题目“再怎么光怪陆离”,也一样可以讲成经典”。有网友“讥讽”:寒窗苦读那么多年,还真是研究了个“屁”。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有人说:“正文部分只有二十七页,没有第三级目录。就算是在职的,好歹是文科,又是理论研究,华中师大的硕士这么好混吗?”“目录用大写的汉字目录,没有用国际标准的三级目录,指导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指导一下?”“这样的标题都能成为优秀,是要拉低硕士生的水平吗?”……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相信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的。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对屎的研究,使其具有了医学意义。也许通过对屁的研究,我们说不定也能得知肠道健康与否。屁告知肠首p写这段的时候刚好电视上播了一句台词:“你好歹放个屁啊!”这就是屁存在的意义吧!
世上学科千千万,文科理科各一半。虽然说“隔行如何山”,但总有些是不论学文学理,你都不一定完全了解的专业。比如已经有好多同学问过的“社会学”专业。学文的同学,相信对这个专业的名字不陌生。但如果让他来聊聊社会学是个什么学科、都要学习什么,可能就说不出个所以然。别惭愧,这一情况可并非个例。然而如果你查看各大日本名牌院校,社会学又是文科类学部的“标配”,不论该校文科是否强大,只要有文科学部就会有社会学。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社会学这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专业。社会学学什么,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社会学家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一样的定义。而在和风娘眼中,社会学和哲学、历史学一样,不是为了工作而设计的学科。它是一门当之无愧的“高冷范学科”,学习这个学科,需要你尽早结合自己的特长优势,拟定你的职业规划,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与其告诉大家社会学学的是什么,不如聊聊社会学会让你“学到什么”。社会学是一门思维学科,他能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开放,让你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时,拥有更为纵深的框架、丰富的层次和多元的方式,有益于我们接纳、认知、理解这个世界。在社会学里,凡是社会所涉及的事情都是思考的范围,都可以成为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我们需要思考它们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当然,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还会学习社会学“专属”的研究方法;我们还会学习很多社会学家的理论,就连其他学科(人类学、经济学、传播学、哲学等等)的学问,我们都会去讨论学习。而经历过四年社会学专业学习的人,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眼界和思维方式,都比同龄人高出一个境界。这或许不能立刻让你靠这个谋一份好工作,当这对于日后的人生来说,其实更为重要。 可见,学好社会学并不简单,同样一所学校能够教好这门思维学科,自然更为困难。例如在留学生中申请比较热门的早稻田大学社会学科部。早稲田大学的社会科学部(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SSS),历史可追溯到1966年创设的社会科学学部。如今的社会科学部,与1994年开设的大学院社会研究科、2016年设立的先端社会科学研究所一道,构成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以“学際化、臨床化、国際化”三个理念为指导,蓬勃发展。学部所授课程也在与时俱进。2009年,学部颁布了新的授课计划,在计划中,学生在1-2年级将学习“社会科学基礎教育課程”,学习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知晓社会科学究竟在学什么、选择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而到了3-4年级,学生将学习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学際*複合教育課程”。在以往社会学知识基础上学习各类“専門科目”,参加各类研讨会等等。而“専門科目”,包括以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商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另外,学生之间还将选择自己的专攻领域,如生命、人权、福祉、环境、政府、企业、思想、文化等领域。早大社会研究科在2016年迎来了50岁生日。古语云:五十知天命,相信未来的早大“SSS”学部会在自己的道路上,坚定远行。而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学,早大也是你最佳选择之一。赴日留学,各方面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只有了解,才能避免或者少走弯路如果你也想去日本接受一流的教育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复杂局面。不但有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话,也存在着在某些核心概念和框架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拟梳理出理论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来大致呈现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进展。权利研究。在古典自由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权利概念在四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分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权利来源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在这四个方向中,或者基于权利概念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或者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形成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对权利从何而来进行了社会学探究,或者经由权利概念来建构分析现代社会冲突的新框架。科尔曼将社会交换理论当中的交换对象转换成了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我们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源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利的交换。在阿玛蒂亚森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查特吉重点探讨了“权利资格”概念,权利资格指的是,有些人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达伦道夫借鉴了此种对权利的新定义,重新书写了社会冲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权利资格当中。而法学家德肖维茨则对权利的来源进行了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我们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不正义,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以及某些基于权利(例如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法律平等保护、正当法律程序与参与民主)至关重要。苦难研究。社会学对苦难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中,布迪厄和威尔金森对苦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历时三年时间,布迪厄等人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苦难主要表现为因特定结构所造成的“位置痛苦”以及“一种伴随着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组而导致的个体的悲惨际遇”。在此,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征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威尔金森对苦难的研究,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地使苦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一书中,他首先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他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对苦难的探讨应该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苦难和现代性的关联;二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社会恶。在涂尔干逝世90周年之际,学界关注到了涂尔干对社会恶的研究。涂尔干认为,恶是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恶的超越才能成就自我和社会。因此,涂尔干对“社会恶”的分析构成了他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社会理论着手分析“恶”的重要传统。涂尔干对“恶”和“苦难”的关注昭示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我们在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保持方面,具有相互的和集体的责任,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我们建构自身的路径。在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方面,何茨、巴塔耶、伯格、道格拉斯以及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为重要者。虽然涂尔干的学生何茨侧重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黑暗”方面,但不得不说,他极为重要地延续和推进了涂尔干对“恶”的关注。亦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涂尔干“恶”的社会学分析对于巴塔耶的重要影响。道格拉斯对“洁净与危险”的分析与涂尔干对“恶”的关注如出一辙。“恶是社会内在部分”的判断,与亚历山大、伯格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亚历山大在“恶的文化社会学”一文中对恶的分析是与建构善联系在一起的,即善只有经由对恶的认识才是可能的,伯格则将不确定和无秩序等确定为恶,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在部分。实在理论。实在理论无疑是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值得注意但可能较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舒茨就认为,“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舒茨对多重实在有过杰出的分析。每种有限意义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风格。因此,要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就需要借助“跃迁”(leap)。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实在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他们对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现象学对实在问题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对于布迪厄而言,实在就是行动者在自己的场域中感觉到“如鱼得水”和行动的“合情合理”。所以,布迪厄才会说道,“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社会学得以成立之处”。居于吉登斯对实在分析中心位置的是他所提炼出来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正是实践意识这一概念,构成了他对行动和实在分析的中心。离开了实践意识,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他和之前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区别;只有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吉登斯所阐释的“实在”的问题核心。时间理论。时间问题曾让无数思想家感到棘手。奥古斯丁说,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一旦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分析了三种主体性时间,即回忆、注意和期望。贝尔特在世纪末完成的关于时间研究的博士论文,对时间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研究重点拓展了米德的时间理论,尤其是关注米德现在和自我分析中的时间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但关于此一主题,后来者并没有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推进。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时空是互动的基础性“环境”。所以,吉登斯认为,以往的行动理论在两方面存在着空白,必须要做出改变,一是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二是必须把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中。布迪厄对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考察,涉及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以及不同经济体系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而布迪厄关于习性和场域的本体论契合的观点,是在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意义上才成立的。布迪厄对社会底层的社会学关注,也是在时间上将这些群体看作“没有未来的群体”。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拥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动物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动物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以人类为代表的一些动物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社会生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有:①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气候、土壤、水、生物及各种自然资源等,自然环境是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②种群数量。③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满足自身的需要,是群居动物区别于独居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社会生活的基础。④沟通方式,以声语言(人类说话、其他动物的叫声、翅膀震动声等)、光语言(人类的文字、图片、符号以及变色龙、乌贼身体颜色的变化等)、行为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或化学语言(有些动物释放一些具有信息功能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为媒介,彼此交流感情,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是社会交往和共同活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⑤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性,是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⑥道德,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属性。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要素和构成成分,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过程。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吕鹏教授近期在《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eLetter文章《Isomorphism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d Human Societies》,针对Science两篇近期文章进行点评,阐述生态系统演化与社会系统治理观点。第一篇是Gregr等人的研究论文《Cascading social-ecological costs and benefits triggered by a recovering keystone predator》。发现大西洋沿岸某生态系统中,由于海獭(sea otters)增加,导致被捕食者benthic invertebrates数量被控制,从而促进了kelp forests等底端生物的生长。整个生态系统由于海獭的存在,变得更加优化与多样性,以较大幅度37%增加了生物数量(biomass)。取得了正面的总体系统性经济收益。第二篇是Estes & Carswell的评议文章《Costs and benefits of living with predators》,从生态学-经济学等进行点评,就具体测算、模型问题等进行讨论与评议。吕鹏教授从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仿生学角度阐述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有机体系统也存在类似拓扑结构即社会阶层结构。如果存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强有力政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优化社会治理,提升全社会福祉,促进最大公约数的提升(此次疫情中已经得到体现)。相关观点为社会系统论、计算社会学、社会物理学、社会仿生学、历史社会学等研究奠定数学理论与拓扑模型基础,为“放水养鱼”、新业态培育、简政放权、做强小微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等公共政策提供系统性参照与导向。吕鹏教授,出生于1985年,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2011-2014)、自动化系博士后(2014-2016),是具备跨学科视角(理工文管社)与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预测、社会物理学、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系统仿真、群体智能、人工智能、应急管理、大数据分析与预测、计算社会科学、ABM智能体建模、多主体仿真、元胞自动机仿真、大数据挖掘、大数据GIS可视化、空间博弈论仿真等,已发表多篇SCI/SSCI/EI高水平研究论文。吕鹏教授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理论研究课题、北京社科基金、北京自科等省部级项目多项。他承担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反社会行为预测研究"获得滚动资助,批准经费60万元,是中南大学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滚动资助。2019年10月,吕鹏教授被国家民委聘为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
《与社会学同游》语言比较平实,兼顾不同的对象。行文不如《社会学想象力》那样理论、严肃,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例证。不过伯格自己也说“本书亦非教科书,无意做系统的理论构建”。前四章主要阐述“社会学家的形象”、“社会学的母题”、“社会控制”(第四章其实应该是跟第五章、第六章成一体的)。第三章是在这一逻辑线索中插入的补充。#社会心理学#一、社会学是什么:第一、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家的所有工作,都在于揭露社会的真相。第二、社会学必须有不敬的态度。不尊敬掌握权力者说的话,不尊敬世俗对高雅、低俗、上等、下流的判断。第三、社会学有中性化的思维方式,面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对性经验,保持开放,同时也保持思考的独立。第四、社会学有世界眼光。“社会学的视野是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广博、开放的视野,是摆脱了束缚的视野。最优秀的社会学家能够欣赏奇乡异土,他的内心向无限丰富的人类潜力开放,他热情追求新的视野,追求人类意义的新世界。”二、社会学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人在社会。从单个生命来说,社会是先于我们的存在。如果把人生看成参与一场游戏,那么,我们都是玩游戏的人,游戏规则已经由社会所给定。第二、社会在人。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需要每个人来承认它,就像任何一种政权,都要获得民众的认可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是一个道理。动物受本能驱使,别无选择,但人是自由的。我们之所以经常意识不到这种自由,在于“自欺”。第三、人生如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其实不存在谁压制谁的问题,欺骗和自我欺骗才是社会现实的核心问题,社会的运行,靠的就是欺骗我们和我们的自我欺骗。社会这座监狱,是我们自愿进去的,而且由我们每个人共同打造。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机制,使他既看不见自己的自由,也不再想要自由,我们与社会,互相依靠、互为倚仗。这就是社会和人关系的最终回答。三、社会学用途:第一、社会学知识可以帮助社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社会、治理社会,制定更加合理、公平且有效的政策与法规,但是社会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不能对社会学改造社会抱有那么大的期望。第二、个人适当地了解一些社会学知识,看穿社会欺骗我们的把戏,能一定程度地让人清醒、然后自我理解,走向圆润成熟。社会学知识让人清醒,仿佛看到一个个木偶在木偶线的操纵下,在剧场里手舞足蹈,严格按照角色进行表演。但是,社会学把木偶戏的这一套说出来,更是为了让我们有停止演出的机会,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四、作者精辟观点一览:1. 社会学家不能帮人做选择,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洞见:每一种世界观都植根于社会,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2. 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诚然,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迫屈服。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被自己身上的社会性推入陷阱的。3. 社会是个巨大的囚笼,其中的囚徒忙忙碌碌加固牢笼,使之不会成为残垣断壁。4. 自由以一定程度的意识解放为前提,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继续假定,安然无虞的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那么自由就是难以实现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相当舒服的洞穴,我们可以和同伴蜷缩在其中,给自己擂鼓壮胆,用鼓声淹没黑暗中传来的豺狼虎豹的叫声,而游离是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行动。不过,这本书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反思。可能是因为本科的背景让我对于方法论有过多的关注和追崇,认为“方法”才与“学”相关。但通过近期对《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学同游》等书包括Carey对于“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讨论的文献阅读。我逐渐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确要讲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探索气象万千的世界才是本来目的。想做人文社科学术的人,应当对人类命运有深切关照和反思,观察时代和社会,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