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众所周知，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先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已经将“社会学”这一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门类。前者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社会基本构成及社会结构，后者则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及社会变迁。社会静力学这一传统被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但相对而言，社会动力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纵观早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轻而易举便能发现：诸多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希望借此来凸显社会学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同时确保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稳固与制度化。自迪尔凯姆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深受结构功能主义风靡的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团体纷纷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从而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尤为突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极大了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是，也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认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与进程专家”，而非“时空专家”。不过，自上世纪中叶伊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与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猛烈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打破了人们对社会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想，而这也使得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派非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1959 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米尔斯极具眼界的洞见和倡导被60、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人权运动、福利计划、反战以及相应的妇女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之后，随着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stry）（1956）和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strial Revolution）（1959）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历史社会学开始复苏。此后，学术界一小部分学者便提出：促进历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使用，加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此时，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等早期历史社会学家，都坚持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过相比于比主流社会学，这类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极为稀少，研究的成果也是凤毛麟角。直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汤普森（E.T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蒂利（C.Tilly）的《旺代》（The Vendee）（1964）以及摩尔（B.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al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这四部著作的接连发表，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及这四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历史取向从而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震动。历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其进入起飞发展阶段。等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界则涌现出了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抨击，“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70年代中期开始，在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共同参与下，“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步流行起来，这也彰显了历史社会学时代的来临。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是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常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变迁的“被突显的因素”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Chirot,1986）。”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十分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他曾说“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可以说，社会生活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

来源标题：终于轮到了“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京青年报

近日，一篇题为《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该论文写于2007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彼时，高建伟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还被评为“优秀”。该论文题目的选择源于高建伟偶然在网上看见的两篇关于屁的故事。两个故事中，主人公都因为一个屁而使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由此引发了高建伟的思考。他认为，“屁”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有着种种对应。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认为，论文能否写好，关键在于态度是否端正。在他看来，就算选题高大上，但态度不行，“一样白搭”；相反，如果学术态度端正，题目“再怎么光怪陆离”，也一样可以讲成经典”。有网友“讥讽”：寒窗苦读那么多年，还真是研究了个“屁”。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有人说：“正文部分只有二十七页，没有第三级目录。就算是在职的，好歹是文科，又是理论研究，华中师大的硕士这么好混吗？”“目录用大写的汉字目录，没有用国际标准的三级目录，指导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指导一下？”“这样的标题都能成为优秀，是要拉低硕士生的水平吗？”……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相信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的。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对屎的研究，使其具有了医学意义。也许通过对屁的研究，我们说不定也能得知肠道健康与否。屁告知肠首p写这段的时候刚好电视上播了一句台词：“你好歹放个屁啊！”这就是屁存在的意义吧！

世上学科千千万，文科理科各一半。虽然说“隔行如何山”，但总有些是不论学文学理，你都不一定完全了解的专业。比如已经有好多同学问过的“社会学”专业。学文的同学，相信对这个专业的名字不陌生。但如果让他来聊聊社会学是个什么学科、都要学习什么，可能就说不出个所以然。别惭愧，这一情况可并非个例。然而如果你查看各大日本名牌院校，社会学又是文科类学部的“标配”，不论该校文科是否强大，只要有文科学部就会有社会学。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社会学这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专业。社会学学什么，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社会学家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一样的定义。而在和风娘眼中，社会学和哲学、历史学一样，不是为了工作而设计的学科。它是一门当之无愧的“高冷范学科”，学习这个学科，需要你尽早结合自己的特长优势，拟定你的职业规划，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与其告诉大家社会学学的是什么，不如聊聊社会学会让你“学到什么”。社会学是一门思维学科，他能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开放，让你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时，拥有更为纵深的框架、丰富的层次和多元的方式，有益于我们接纳、认知、理解这个世界。在社会学里，凡是社会所涉及的事情都是思考的范围，都可以成为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我们需要思考它们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当然，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还会学习社会学“专属”的研究方法；我们还会学习很多社会学家的理论，就连其他学科（人类学、经济学、传播学、哲学等等）的学问，我们都会去讨论学习。而经历过四年社会学专业学习的人，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眼界和思维方式，都比同龄人高出一个境界。这或许不能立刻让你靠这个谋一份好工作，当这对于日后的人生来说，其实更为重要。 可见，学好社会学并不简单，同样一所学校能够教好这门思维学科，自然更为困难。例如在留学生中申请比较热门的早稻田大学社会学科部。早稲田大学的社会科学部（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SSS），历史可追溯到1966年创设的社会科学学部。如今的社会科学部，与1994年开设的大学院社会研究科、2016年设立的先端社会科学研究所一道，构成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以“学際化、臨床化、国際化”三个理念为指导，蓬勃发展。学部所授课程也在与时俱进。2009年，学部颁布了新的授课计划，在计划中，学生在1-2年级将学习“社会科学基礎教育課程”，学习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知晓社会科学究竟在学什么、选择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而到了3-4年级，学生将学习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学際*複合教育課程”。在以往社会学知识基础上学习各类“専門科目”，参加各类研讨会等等。而“専門科目”，包括以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商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另外，学生之间还将选择自己的专攻领域，如生命、人权、福祉、环境、政府、企业、思想、文化等领域。早大社会研究科在2016年迎来了50岁生日。古语云：五十知天命，相信未来的早大“SSS”学部会在自己的道路上，坚定远行。而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学，早大也是你最佳选择之一。赴日留学，各方面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只有了解，才能避免或者少走弯路如果你也想去日本接受一流的教育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复杂局面。不但有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话，也存在着在某些核心概念和框架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拟梳理出理论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来大致呈现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进展。权利研究。在古典自由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权利概念在四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分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权利来源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在这四个方向中，或者基于权利概念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或者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形成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对权利从何而来进行了社会学探究，或者经由权利概念来建构分析现代社会冲突的新框架。科尔曼将社会交换理论当中的交换对象转换成了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我们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源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利的交换。在阿玛蒂亚森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查特吉重点探讨了“权利资格”概念，权利资格指的是，有些人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达伦道夫借鉴了此种对权利的新定义，重新书写了社会冲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权利资格当中。而法学家德肖维茨则对权利的来源进行了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我们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不正义，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以及某些基于权利（例如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法律平等保护、正当法律程序与参与民主）至关重要。苦难研究。社会学对苦难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中，布迪厄和威尔金森对苦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历时三年时间，布迪厄等人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苦难主要表现为因特定结构所造成的“位置痛苦”以及“一种伴随着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组而导致的个体的悲惨际遇”。在此，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征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威尔金森对苦难的研究，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地使苦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一书中，他首先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他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对苦难的探讨应该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苦难和现代性的关联；二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社会恶。在涂尔干逝世90周年之际，学界关注到了涂尔干对社会恶的研究。涂尔干认为，恶是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恶的超越才能成就自我和社会。因此，涂尔干对“社会恶”的分析构成了他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社会理论着手分析“恶”的重要传统。涂尔干对“恶”和“苦难”的关注昭示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我们在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保持方面，具有相互的和集体的责任，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我们建构自身的路径。在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方面，何茨、巴塔耶、伯格、道格拉斯以及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为重要者。虽然涂尔干的学生何茨侧重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黑暗”方面，但不得不说，他极为重要地延续和推进了涂尔干对“恶”的关注。亦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涂尔干“恶”的社会学分析对于巴塔耶的重要影响。道格拉斯对“洁净与危险”的分析与涂尔干对“恶”的关注如出一辙。“恶是社会内在部分”的判断，与亚历山大、伯格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亚历山大在“恶的文化社会学”一文中对恶的分析是与建构善联系在一起的，即善只有经由对恶的认识才是可能的，伯格则将不确定和无秩序等确定为恶，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在部分。实在理论。实在理论无疑是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值得注意但可能较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舒茨就认为，“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舒茨对多重实在有过杰出的分析。每种有限意义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风格。因此，要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就需要借助“跃迁”（leap）。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实在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他们对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现象学对实在问题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对于布迪厄而言，实在就是行动者在自己的场域中感觉到“如鱼得水”和行动的“合情合理”。所以，布迪厄才会说道，“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社会学得以成立之处”。居于吉登斯对实在分析中心位置的是他所提炼出来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正是实践意识这一概念，构成了他对行动和实在分析的中心。离开了实践意识，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他和之前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区别；只有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吉登斯所阐释的“实在”的问题核心。时间理论。时间问题曾让无数思想家感到棘手。奥古斯丁说，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一旦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分析了三种主体性时间，即回忆、注意和期望。贝尔特在世纪末完成的关于时间研究的博士论文，对时间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研究重点拓展了米德的时间理论，尤其是关注米德现在和自我分析中的时间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但关于此一主题，后来者并没有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推进。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时空是互动的基础性“环境”。所以，吉登斯认为，以往的行动理论在两方面存在着空白，必须要做出改变，一是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二是必须把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中。布迪厄对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考察，涉及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以及不同经济体系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而布迪厄关于习性和场域的本体论契合的观点，是在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意义上才成立的。布迪厄对社会底层的社会学关注，也是在时间上将这些群体看作“没有未来的群体”。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拥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动物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动物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以人类为代表的一些动物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社会生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有:①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气候、土壤、水、生物及各种自然资源等，自然环境是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②种群数量。③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满足自身的需要，是群居动物区别于独居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社会生活的基础。④沟通方式，以声语言(人类说话、其他动物的叫声、翅膀震动声等)、光语言(人类的文字、图片、符号以及变色龙、乌贼身体颜色的变化等)、行为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或化学语言(有些动物释放一些具有信息功能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为媒介，彼此交流感情，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是社会交往和共同活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⑤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性，是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⑥道德，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属性。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要素和构成成分，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过程。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吕鹏教授近期在《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eLetter文章《Isomorphism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d Human Societies》，针对Science两篇近期文章进行点评，阐述生态系统演化与社会系统治理观点。第一篇是Gregr等人的研究论文《Cascading social-ecological costs and benefits triggered by a recovering keystone predator》。发现大西洋沿岸某生态系统中，由于海獭（sea otters）增加，导致被捕食者benthic invertebrates数量被控制，从而促进了kelp forests等底端生物的生长。整个生态系统由于海獭的存在，变得更加优化与多样性，以较大幅度37%增加了生物数量（biomass）。取得了正面的总体系统性经济收益。第二篇是Estes & Carswell的评议文章《Costs and benefits of living with predators》，从生态学-经济学等进行点评，就具体测算、模型问题等进行讨论与评议。吕鹏教授从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仿生学角度阐述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有机体系统也存在类似拓扑结构即社会阶层结构。如果存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强有力政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优化社会治理，提升全社会福祉，促进最大公约数的提升（此次疫情中已经得到体现）。相关观点为社会系统论、计算社会学、社会物理学、社会仿生学、历史社会学等研究奠定数学理论与拓扑模型基础，为“放水养鱼”、新业态培育、简政放权、做强小微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等公共政策提供系统性参照与导向。吕鹏教授，出生于1985年，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2011-2014）、自动化系博士后（2014-2016），是具备跨学科视角(理工文管社)与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预测、社会物理学、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系统仿真、群体智能、人工智能、应急管理、大数据分析与预测、计算社会科学、ABM智能体建模、多主体仿真、元胞自动机仿真、大数据挖掘、大数据GIS可视化、空间博弈论仿真等，已发表多篇SCI/SSCI/EI高水平研究论文。吕鹏教授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理论研究课题、北京社科基金、北京自科等省部级项目多项。他承担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反社会行为预测研究"获得滚动资助，批准经费60万元，是中南大学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滚动资助。2019年10月，吕鹏教授被国家民委聘为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

《与社会学同游》语言比较平实，兼顾不同的对象。行文不如《社会学想象力》那样理论、严肃，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例证。不过伯格自己也说“本书亦非教科书，无意做系统的理论构建”。前四章主要阐述“社会学家的形象”、“社会学的母题”、“社会控制”（第四章其实应该是跟第五章、第六章成一体的）。第三章是在这一逻辑线索中插入的补充。#社会心理学#一、社会学是什么：第一、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家的所有工作，都在于揭露社会的真相。第二、社会学必须有不敬的态度。不尊敬掌握权力者说的话，不尊敬世俗对高雅、低俗、上等、下流的判断。第三、社会学有中性化的思维方式，面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对性经验，保持开放，同时也保持思考的独立。第四、社会学有世界眼光。“社会学的视野是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广博、开放的视野，是摆脱了束缚的视野。最优秀的社会学家能够欣赏奇乡异土，他的内心向无限丰富的人类潜力开放，他热情追求新的视野，追求人类意义的新世界。”二、社会学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一、人在社会。从单个生命来说，社会是先于我们的存在。如果把人生看成参与一场游戏，那么，我们都是玩游戏的人，游戏规则已经由社会所给定。第二、社会在人。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需要每个人来承认它，就像任何一种政权，都要获得民众的认可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是一个道理。动物受本能驱使，别无选择，但人是自由的。我们之所以经常意识不到这种自由，在于“自欺”。第三、人生如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其实不存在谁压制谁的问题，欺骗和自我欺骗才是社会现实的核心问题，社会的运行，靠的就是欺骗我们和我们的自我欺骗。社会这座监狱，是我们自愿进去的，而且由我们每个人共同打造。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机制，使他既看不见自己的自由，也不再想要自由，我们与社会，互相依靠、互为倚仗。这就是社会和人关系的最终回答。三、社会学用途：第一、社会学知识可以帮助社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社会、治理社会，制定更加合理、公平且有效的政策与法规，但是社会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不能对社会学改造社会抱有那么大的期望。第二、个人适当地了解一些社会学知识，看穿社会欺骗我们的把戏，能一定程度地让人清醒、然后自我理解，走向圆润成熟。社会学知识让人清醒，仿佛看到一个个木偶在木偶线的操纵下，在剧场里手舞足蹈，严格按照角色进行表演。但是，社会学把木偶戏的这一套说出来，更是为了让我们有停止演出的机会，抬头仰望并感知操纵我们的木偶线。这个停止演出的动作，是我们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四、作者精辟观点一览：1. 社会学家不能帮人做选择，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洞见：每一种世界观都植根于社会，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2. 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诚然，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迫屈服。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被自己身上的社会性推入陷阱的。3. 社会是个巨大的囚笼，其中的囚徒忙忙碌碌加固牢笼，使之不会成为残垣断壁。4. 自由以一定程度的意识解放为前提，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继续假定，安然无虞的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那么自由就是难以实现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相当舒服的洞穴，我们可以和同伴蜷缩在其中，给自己擂鼓壮胆，用鼓声淹没黑暗中传来的豺狼虎豹的叫声，而游离是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行动。不过，这本书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反思。可能是因为本科的背景让我对于方法论有过多的关注和追崇，认为“方法”才与“学”相关。但通过近期对《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学同游》等书包括Carey对于“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讨论的文献阅读。我逐渐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确要讲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探索气象万千的世界才是本来目的。想做人文社科学术的人，应当对人类命运有深切关照和反思，观察时代和社会，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