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动物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动物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以人类为代表的一些动物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社会生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有:①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气候、土壤、水、生物及各种自然资源等，自然环境是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②种群数量。③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满足自身的需要，是群居动物区别于独居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社会生活的基础。④沟通方式，以声语言(人类说话、其他动物的叫声、翅膀震动声等)、光语言(人类的文字、图片、符号以及变色龙、乌贼身体颜色的变化等)、行为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或化学语言(有些动物释放一些具有信息功能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为媒介，彼此交流感情，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是社会交往和共同活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⑤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性，是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⑥道德，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属性。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要素和构成成分，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过程。

社会学连载一：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常态的学科，在研究社会系统与社会运作的过程中，常常用五花八门的方式去解读社会的现实状况。研究社会出众的学者，我们称他们为社会学家。社会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社会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他尽力做到客观，控制个人的喜好的偏见，尽量获得清楚的感知，而不是去做规定性的评判”。社会中的情况并非只是随便说说，它是需要严谨的推理和认真的分析去佐证现实现象的，第一，社会学家需要有一个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他需要有充分的耐心与观察力，去看待世间细微的变化；第二，社会学家怀着一颗虔诚的好奇之心，他自身不带有任何的偏见，对于研究的话题他充满好奇心，但不会因为好奇而带着主观意愿去判断对错，他只会用陈述的方式去解释现象问题。社会学不是去研究人们所作所为的终极奥义，而只是单纯的行为本身，他去研究社会行为只是为了去寻找生活的状态，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研究当成是一个游戏，我们在游戏中去发现社会中我们该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和人共同合作，达成某种的目标。我们研究社会学，首先要知道，社会中的现象和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他存在的理由也并非是单一因素在发挥作用。社会现实都有许多层含义，社会学研究就像是抽丝剥茧，每发现一层含义，就会有一种崭新的欣喜体验，都会改变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模式和感觉状况。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古斯特·孔德认为社会学是论述进步的学说。进步是社会变迁带来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学就是指在一次次的变迁里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生活着的人等等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变化。孔德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社会学在实证主义的牵引下，它是一门讲究实学的科目，它的出现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因此从宏观上它涉及了政治、经济、文明、宗教，从微观上又接触了人们的心理、婚姻、教育、儿童社会化过程等。社会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万象，它适用于任何的平台，也适合于其他任何的学科。社会学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扇大门，也是我们更好的服务于自身行业或学习的一盏明灯。

一谈及社会，我们往往想到阶层分化、收入不平等，抑或是形形色色的人和组织。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或许只有专门研究社会的人才知道。科学实验现代社会，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往往与这些词汇相关联：目的理性、民族国家、科层组织、消费主义、知识经济、社会进步、自由平等、世俗社会……消费支付按照社会学家哈马贝斯的说法，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是从和古代社会的对比中产生的，它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基础，以崭新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构建三观。虽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现代性的产生有争议，但初步达成了其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共识。我们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现代性总是指向一种进步、一种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生存和奋斗的意义纳入对未来的许诺、对时代的使命中。尼采曾这样批评道：“它用荣誉的喧嚣，支付道德的说教；世界靠着吵闹声度日。”生存？从思想文化上来讲，现代性是指知识的三个部分——科学、道德与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被人们分别看作真理、规范的正义和美的概念。在这些知识领域中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专家化的趋势，我们以往的信任机制由人际本位转变为制度本位。而在传媒上，现代社会呈现一种时空分离的趋势，即我们认知到的信息自身并未经历，却将其自然地视为真实。于是我们被媒体制造的信息幻象包裹着，难以寻找到证据去证伪。多媒体通讯现代性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福利，如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发展和享受资料的不断完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较为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及大多数人能够享受一种平静的生活。但现代性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困扰，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背后无法预知的危险，甚至会有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危险，如核武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策源地难以根除等，每一次都影响着人类的福祉。现代性中包含了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无法忽视的矛盾，比如气候变暖、生态恶化，最近引发广泛关注的亚马逊雨林就是一例。周期性新从人们的心理上来看，一种无意义、虚无感、缺少归属的灰色心态和享乐纵欲、消解崇高的态度在部分人群中蔓延，降低着他们的生命体验。

为什么我们永远在“剁手”？婚姻里真的是谁收入高，谁就更有话语权吗？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成为自己的“造物主”吗？抖音、滤镜、后浪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吗？……生活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会让我们陷入沉思，甚至与人就此展开辩论。而若想理解社会万象背后的缘由，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需要学习社会学。社会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社会运作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摆脱“理所应当”的思考方式。本月，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推出新作《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理想国）。作为一本社会学的通识书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从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视察最普遍、热门的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世界。借此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严飞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如何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社会学对于大众有怎样的意义，同时也请他从社会学家的角度，对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读。严飞社会学帮助我们穿透日常生活的浮面澎湃新闻：你写作《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一书的缘由是什么？在你看来，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意义何在？严飞：我们说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其背后的深意，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看见、听见、触摸到、感受到我们每天身处其间的这个社会，更是要穿透日常生活的浮面，去找到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逻辑，解剖我们纷繁复杂的世界。社会学的这种穿透力，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批判性思维，用更锐利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人文关怀去看待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与互动。譬如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手机，在手机上刷抖音，刷快手，看微信，但是在我们享受科技便捷的同时，在微信上也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网络诈骗。我们用一般的视角去分析诈骗，看到的是人的个体在品德和道德素质上的区别，但倘若我们学习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看，这实际上是在网络时代人和人之间信任的一种丢失，而信任丢失的背后又是人们对于基本的契约精神，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在一线大城市里都有大量的打工第二代，表面上来看，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是来自于被打工经济和城市发展所影响的一代，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阶层固化等表现。而这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秩序，或者说秩序的再造，背后又是我们复杂的人性。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人都是社会学家。比如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汹涌的疫情面前，相信我们大家每天都在不断讨论各种疫情相关的话题，甚至还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就某一话题进行激辩，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以社会学家的方式思考。譬如说，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疫情防御中采用了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为什么我们会对疫情产生如此之大的恐慌和畏惧？为什么有关疫情的谣言此起彼伏，到底我们应该相信何种声音？正是这种“反身性”社会学思考的渗透效果，才对社会造成了最大的改变和影响，让我们正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融入其中，带着问题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行为，思考我们周遭的日常制度的实践，思考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所以从这层意义出发，社会学它很有用，既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分析工具，它又是我们分析某些问题时的出发点，特别是那些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时，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个体性的，都让我们回归到社会秩序的本源去窥探人性的幽暗与良善。澎湃新闻：这本书谈到了很多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现象，你在写作中面对诸多的话题，是如何做出取舍，又是如何确定这本书的框架结构的？严飞：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写作构想，是将7位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大师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下的社会事件相结合，以此展现出这些古典理论的现代解释力。在清华大学教授《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这一门课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同学们对于古典理论的理解，缺少一个切肤的体认感，总是感觉这些产生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理论离自己当下的生活非常遥远，只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因此就会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帮助大家理解这些经典理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去认识，或者说如何去重新进行延展——如果这些理论适用于解释我们今天的生活，它们的解释力度和边界在哪里？如果这些理论不适用于解释，那么又是为什么？或者说是否有新的替代性理论。而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会有意识地做到，不仅仅只以这7位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的理论为唯一解释，而是会连带出很多相关联，甚至是相对立的一些社会学理论，以使得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讨论可以更加充分和立体。同时在话题的选择上，也会偏向选择那些在社会上曾经引起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帮助大家在这些熟悉的社会现象上，带入社会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澎湃新闻：作为一本社会学通识读物，《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语言非常通俗易懂，即便是没有接触过社会学理论的读者也能接受和理解。这与你以往的学术写作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在你看来，这种类型的写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严飞：面向公众的写作和面向学术圈的写作是不同的，面向学术圈的写作会更加强调理论的精进和复杂，强调数据模型的推导和演算；而面向公众的写作，则更多的是用更加简明易懂的语言，展示最后的演算结果，如何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在学术写作中，有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功底，会有意无意地掉掉理论书袋，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来演算，或者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推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复杂似乎变成了学术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公众写作就不可以这样，更应该是一种简约之美的表达，需要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发现。公众写作不是说教，而是一种平等的分享。另一方面，这样的分享，因为学者身份所在，所以在对一个事件做判断之前更加需要严谨，需要加入证据，甚至加入一些比较的思考维度，这样你的分享才会增加更多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我们不可以越过自己的学术边界，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会，然后就说东道西。简言之，要时刻守住学者的底线。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是社会学的天性澎湃新闻：你自己是如何与社会学结缘，踏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的？从事社会学研究这么多年，你认为社会学为你带来了什么？严飞：我是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从此就和社会学结下了深厚的学术之缘，随后又在英国、中国香港、美国学习和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亲身实践社会学的方法，带着比较的视野去观察社会，最后又作为社会学系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年轻的学子教授什么是社会学。数一数，接受这一学门科的训练也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里，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记得才上大学的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学，还停留在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学问，社会学的最主要方法就是社会调查，社会学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市场调查公司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阶段，那到底什么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对于“社会”的复杂性也懵懵懂懂说不清楚。但是随着不断的阅读、写作和田野调查，我会更加看重社会学的学术内核和现实关怀，那种对于社会秩序与人类本性这一问题的穿透性探索，以及扎根基层关注转型时期问题的学术品质。诚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言里所说的，这20年里，我也曾在公共空间里和友人激辩有关社会正义与道德秩序的命题，也曾在乡村的田野里被口述者一字一句道来的家族史而撕裂内心，和被访者一起在一段大历史的裂痕前泪流满面，更曾记录过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群体、一个世代、一个社会的彷徨和呐喊、失落与希冀，倾听时代的歌声。在这一过程中，透过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我有看到个体在人性中的艰难选择和不舍，社群对于集体记忆的保育与珍视，社会在失范边缘，中产阶层的挣扎以及重建规范与道德的迫切。这些话题，又如何在历史的维度之下不断重现，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框架中，去寻找社会发展与制度治理背后隐藏的线索。澎湃新闻：在你看来，社会学家需要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写作这样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是否也是履行社会学家职责的一部分？严飞：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这一点是社会学的天性。社会学天然就是一门更加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科。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就曾经说过：“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这就是社会学对于底层声音的关注。我的很多同事和同行都在不断践行这样的职责，无论是对卡车司机的研究，还是对尘肺病患者的调查，亦或者是扎根乡土进行的乡建实践。这些切入社会肌理的研究和理论关注，所带来的是让我们不断去思考，社会是如何构成的，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如此不同。这样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什么才是我们这个生活真实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痛点又在哪里。由此，社会学作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和批判利刃，它自带的批判性，就要求社会学者能够穿透我们日常生活的图景，看到一个大时代在结构性迭变趋势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困境，并有勇气运用自由和理性，去改造社会，使之成为一个更加良序善治的社会。这也正是米尔斯那句名言，“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的真意所在。澎湃新闻：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严飞：我们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成熟、理性、有序、可信赖的社会中，而对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淡薄、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等等。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物质的丰盛，人们在享受消费浪潮的时候，却反而陷入到了另一种极端之中。另一方面，内心的自律、公认的伦理、自我的约束、社会的道德之光等等，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品质。然而随着一个现代化、高度理性社会的扩张，这些基本的素养也正在慢慢消失。这个时候拥有怎样的道德意识，以及如何去培养、实现这种道德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拥有和谐、信任、沟通、宽容的社会环境。我在很多文章里都一直强调，社会前行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个体的道德诚信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任体系。诚信的个体，是社会信任的大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在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督之下，只有道德的进步，社会才可以走向规范有序的良治；也只有道德的进步，才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勇于担当，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只有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和展示其全部的才能，没有一个人被抛下、被驱离，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相互协作、有机整合，才可以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和持久进步。《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澎湃新闻：这本书为想要了解社会学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如果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学习社会学，你能否给出一些建议？严飞：对于社会学的学习，我的建议首先是进行一个广泛的阅读和写作，让自己深度沉浸在不同的故事维度和他者世界中。比如我之前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一篇采访中，也曾经提到在我的一门《历史社会学》本科生课上，我会带着大家阅读很多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论文，但最后的期末作业，却是让大家选择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进行深度阅读，譬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王以培的《烟村》、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等等，然后再结合我们课堂上所学习到的理论，将小说的场景、故事和社会学理论进行结合。我一直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倘若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去读，我们会觉得是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说，但倘若把这么多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读下来就不仅仅只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故事基础上映照出来的一个大的历史变迁，我们会看到时代的裂痕、记忆、暴力、创痛，如何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命运，故事+理论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第二个建议是多多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走入田野，触碰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无论是不是学习社会学，我相信很多在校的学生，无论是什么专业，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暑期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调查都是帮助大家深入基层、深入被访者的极好机会。只有在田野中，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将我们读到的理论书籍，或者是其他学者做的调查记录和现实世界进行结合，也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理解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情感和故事。(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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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李培林摘编｜罗东《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李培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化过程，反映的是中国普遍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而这种普遍的制度变迁，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洪流。社会学的学术制度，就像学校的制度、邮政的制度、铁路的制度一样，是一种现代化的“制度符号”，有了这些符号才能解读和延续现代化的“思想本文”。这些制度的酝酿、引入和建立，也许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甚至不经意的；随着时间的磨蚀和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人们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最初所具有的意义；但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的确蕴含着观念的断裂、方法的创新和社会的转型。作者简介：李培林，1955年5月生，山东济南人，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从书斋知识到现实世界的“生活”：现代社会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制度变迁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制度变迁虽不像思想观念变革那么充满着论战的激情和攻守转换的戏剧性，但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变迁来说，它毕竟是显著的，具有思想符号和行为规范的普遍意义，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往往会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变迁，是最大量发生的、最不为人所在意的和最经常、最持久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变迁。很多学者习惯于把思想观念视为比日常生活更深层的东西，而现代社会学方法的导入，将这一观念本身颠倒过来。 历史上的学者，似乎从来注重的都是从书本里寻知识，讲究师承关系，讲求思想渊源。学问的深浅，要看概念的锤炼功夫，要看能否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新的微言大义，从而建立自己的知识话语和观念符号。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闲，大概应归于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东西。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产生，是把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比较、分析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上来，它开辟了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观察中寻找学问的道路。做学问，要学会询问，这也许就是学问的本义。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上还很少有人把今天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概括为一种做学问的路子。法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勒普莱（F·Le Play,1806-1882）通过对工人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和个案调查获得的资料，在1864年写了《欧洲工人》一书，从而使他成为开创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最早的先驱之一。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他在1895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使社会学在做学问的路子方面完全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拓展和维护殖民地的需要，人类学受到刺激而快速发展起来，对土著社会的关注使许多人类学家赴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实地调查，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调查方法也因而进一步地发展了。革命的理论家为了理论的适用性，也很早就开始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1845年恩格斯在24岁时，就根据实地调查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马克思在1880年62岁时还设计过一个长达100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社会学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中国的学者们这时才幡然醒悟，原来学问（尤其是解释具体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的运用，使中国学术的实践取向进一步强化。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大概是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组织）于1914-191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此外，1923年，陈达指导清华学校学生调查了附近的成府村91户人家、安徽休宁县湖边村56户人家和学校雇役141人；1924-1925年，甘博、孟天培、李景汉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1926年，孟天培和甘博以北京几家粮店的账簿、行会章程为依据，以若干家庭社会预算为参照，调查了北京1900-1924年25年的物价、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情况；1926-1927年，陶孟和采用家庭记账法，对北京48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和12个小学教员家庭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写成《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于1930年出版。 李景汉（1895-1986），中国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在中国教学的外国教授，也指导学生进行了深入调查：1918-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指导学生对广东潮州650口人的凤凰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用英文写成《华南乡村生活》，于1925年出版；1922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委托马伦（C·B Malone）和载乐尔（J·B Taylor）指导9个大学的61个学生，对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的240个村1097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并以英文写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1923年，在白克令教授指导下，沪江大学社会调查班的学生调查了上海附近360口人的沈家行村，调查结果写成《沈家行实况》（张镜予主编），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大概是第一个用中文写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国早期社会学调查报告的经典之作，当属李景汉1933年发表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笔者在此处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只是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方法，并非中国从来就有的，也并非从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长出来的，它像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和邮政、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一样，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观念断裂的标志。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家，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任教。日常生活：每日每时的结构变迁制度的变迁，只在某些历史时段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20世纪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包括制度革命和体制改革）曾多次成为历史的主题，但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仍然是更为经常、更为长久的状态。制度本身的含义，就意味着它是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能永远在制度变迁中生活，就像无法驾车行驶在交通规则日新月异的道路上。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降低人们行动的成本，制度具有这种节约行为成本的功能，因此制度变迁本身是要付出成本的，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这种制度变迁才是合乎理性的。但是，相对于制度变迁来说，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变迁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它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现象构成。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所关注、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由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Bloch,1886-1944）创立的，其研究方法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影响，强调研究要“科学”和“客观”，注重依据经过缜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发掘个别、特殊社会现象之间的历史因果关系。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他曾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布罗代尔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开历史研究的新风。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历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如朝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的“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所以，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观察。人们比较习惯的层面和感到方便的观察角度，往往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和不同派别的社会思潮，而人们最容易忽略的重要层面就是“日常生活”。19世纪末，中国“人多好之”的进口衣物食物用物，如洋布、洋缎、洋呢、羽纱、漳绒、毡毯、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颜料、牙刷、牙粉、胰皂、火油、咖啡、吕宋烟、纸卷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洋干果、洋水果、药水、丸粉、马口铁、钟表、寒暑表、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留声筒等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因进京会考的书生可乘公车，所以史称“公车上书”）中，提出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的“养民之法”，这里所列的物品，是他在谈到劝工、惠商时列举的关系“民生国计”的外来工业品和引起严重贸易逆差的外来生活商品。现在早已成为寻常之物，在生活中和人们的记忆中甚至难以留下它们改变生活方式的变迁痕迹；但它们的导入和融入中国日常生活的过程，就像制炮造舰等技术、学校邮政铁路等制度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导入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一样，反映的是中国缓慢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而且是从日常生活的最基础层面揭示这一过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从梁启超、梁漱溟到费孝通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同时，也形成了学术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在研究中国时强调文化“特殊性”。关于“特殊性”问题，起初似乎是由于学西方不见实效，焦虑之下反观中国现实，于是发现了中国不具有走西方道路的文化基础这个“理由”。但开始也还只是涉及东方之于西方、中国之于外国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后来关于这种“特殊性”的探讨被扩展到很多学术领域，包括学科的理论、规则和方法。梁启超是较早（1906年）提出东西方社会具有根本差异的学者。他提出这种差异，不过是为了证明，欧美的经济社会“陷于不能不革命的穷境”，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只能“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他解释说：“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脧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凡此皆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组织特殊论，而且是中国社会组织优越论。《新青年》杂志封面。陈独秀在即将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1915年，在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认为，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所说的东洋民族，显然是指中国，而且他的阐述中赞扬西洋的民族性、贬斥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取向是明显的。他认为中国的宗法制度损害个人独立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从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所以“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庭本位主义”。梁漱溟大概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中谈东西文化差异问题最多的人，1920-1921年他就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除早期那篇使他以中学之学历而能持北京大学教鞭的《究元决疑论》梁漱溟在北京上完中学后，再未接受正规教育，完全靠自学。1916年他24岁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谈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蔡元培看到后即邀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课程，而此时在北大哲学系执教的基本上都是留学回来的，此事一时传为佳话，成为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例证。和关于印度哲学的著作外，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于他所有著作。而1928-1933年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显然刺激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梁漱溟认为，首先，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已蜕出的宗法社会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其显例；而以西洋最近趋向为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其显例”，“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其次，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而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再次，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西洋社会“中古则贵族地主与农奴两阶级对立，近代则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最后，中国社会只有周期性的治乱而无革命，西洋社会则既有工业革命又有社会革命。梁漱溟（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大致是为了说明中国民族性的劣根性，而改造这种劣根性要从“乡村自治”开始，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这几个差别，梁漱溟在他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都已提出，而据他所说，这种见地和主张萌芽于1922年，大半决定于1926年冬，而成熟于1928年。此处引自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该书内容曾在1941年在广西大学讲演，1942年开始写作，但到1949年才出版。1947年，费孝通在经历了他的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开始用比较的手法从理论上分析乡土中国的特征。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形成的“差序格局”，而现代西洋是“团体格局”，“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他还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西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中国乡土社会是血缘社会，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西洋现代社会是地缘社会，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著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费孝通在论述中国乡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差异时，有时似乎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更多的时候又似乎是直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特别是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结构差别的理论），把这种差异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阶段性差异。过于强调文化或结构“特殊性”在学术上的陷阱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成功，新儒家学说又重新提起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但这次的命题似乎有所改变，中国人似乎不再有文化上的自贬和自嘲。1983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耀基宣读了《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一文，质疑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一书中关于儒家伦理是传统中国社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最主要原因的判断，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教授认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的假设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而这种现象正可以按照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方法，以儒家伦理给予“文化的解释”。1985年，在第二次“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陈其南的《家族伦理与经济理性——试论韦伯与中国社会研究》一文，深化了这一探讨，分析了儒家的家族伦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凸显了儒家“光宗耀祖”的成就目标和精神动力。1987年，余英时发表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试图通过对中国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韦伯式问题。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中，也存在如新教伦理的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这是中国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从此，这个话题似乎成为新儒家的主题，也几乎成为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三次“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的主题。（参见这次研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黄绍伦，1991）。该文集中请重点参阅张德胜的《儒家伦理与成就动机：事实与迷思》和G·G Hamilton的《父权制、世袭主义与孝道——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研究》两文）这种具有继承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学术上也有陷阱，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尽管也是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但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这一规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如果把关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科学是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和文化的。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也只能有一个，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思潮，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可以有对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的研究，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逻辑和规则是相同的。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一书。本文编排省去了原文注释、引用，详见原书。标题由摘编者所取。封面题图来自纪录片《城市梦》（2019）。原文作者 | 李培林摘编 | 罗东

关注公众号：闻道识荆 用知识改变阶层写在前面《广场与高塔》是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广场象征芸芸众生，高塔则代表权力领袖。社会学领域的院校情况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谈论网络时，我们也在谈论等级。这一讲我们主要介绍在社会学类专业的院校选择中，你需要注意的事项。社会学、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专业并非完全一致，我们依次介绍。社会学专业的属性是注重研究而非就业，所以我们从学术研究视角分析如何找到优质院校。我们认为社会学专业的院校选择关键在于师资水平，这也验证了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每个专业甚至每个研究方向都有自己的学术圈（便于有相同研究志趣的同仁交流学习），社会学圈子并非一家独大，但目前圈子里掌握话语权的学者主要在985名校任职。根据第四次学科评估，社会学排名前五的依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五所学校社会学专业师资之强，我们来看看官网信息便一目了然。人文社科某一专业的教师和教授人数在普通学校不会很多，不超过10位教师和不超过3位教授是常态。除了以上我们给出的数字之外，你还可以在官网了解教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地位，其中长江学者与否是可以作为衡量学者的学术水平和话语权（青年长江学者是相对年轻的学者，等级次于长江学者。）。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介绍社会学圈子里的强者，对应的也是名校，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去选择社会学的普通院校，这也值得关注。一方面是看师资，看的是最高水平的师资情况，在平行院校里选择师资水平最优，教授人数的重要性大于教师人数，这往往决定你未来社会学入门的起点。另一方面还是看师资，看的是青年教师水平，如果不能做名校名师的学生，可以选择做其学生的学生，好处是名师的专业知识可以延续到其学生并传授给你，坏处是知识延续过程有一定风险。以上的院校选择是基于社会学本科毕业继续升学这一前提，而社会学专业毕业直接进入工作，师资不再是最重要的选择依据，名校和地理位置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与社会工作专业基本相似，社会工作专业的属性是注重实务，也就是实践，毕业学生倾向于工作。之所以说在以就业为目的的情况下院校选择更注重名声和地理位置，是因为就业市场对于师资的了解欠缺，但对于985/211学校的了解甚多。在求职过程中，院校名声响亮可能会成为通过HR筛选的利器。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于有更优质的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越是大城市，往往越能容下非热门专业。摆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面前的另一道坎是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不成熟，市场就业也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与其说是大城市的包容性更能接纳社会工作者，不如说是一些地区还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容身之地。这里我们卖个关子，社会学专业的就业篇将详细介绍社会工作就业的实际现状。社会保障专业的属性可以认为是介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之间。如果你对于未来选择深造还是就业的想法明确，院校的选择可以参照上述两门专业。社会保障专业的特殊在于是交叉学科，且在综合类、理工类、医学类、财经类、农业类、师范类院校都有对应的专业，尽管这些院校的专业设置名称都是社会保障，但课程所学内容和未来就业方向差别均较大。从经验来看，我们首推医学类院校的社会保障专业。在医学院校，社会保障专业与卫生管理专业同属一个院系，课程设置上也有较多相近之处。这种情况下，考研可以跨考卫生管理专业，甚至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工作除了保险公司之外，也可进入医院行政岗位，就业方向比其他类型院校更为明确。不过，缺点是你进入医学院校需要学习基础医学知识，即使是皮毛，也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并面临着挂科风险。要点总结：1、社会学专业，特点是以研究为目的，其院校选择主要看师资，重点看领军人物的水平；2、社会工作专业，特点是以就业为目的，其院校选择主要看名声和地理位置，重点是多实习多攒经验；3、社会保障专业院校选择可参考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另外各种类型院校中首推医学院校，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方向都更为明确。下期预告：下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社会学类专业的就业情况。人们都说社会学出大佬，是专业优势还是绝处逢生，我们下一讲见。

社会学类是法学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包括两个基本专业：社会学和社会工作 三个特设专业：人类学 女性学和家政学。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研究社会中人的行为，探求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到我们身边的家庭、学校、企业到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学习中我们会逐步了解个人的成长会经历哪些阶段、面临哪些问题、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充当哪些角色，以及如何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同性恋话题等，社会学都会以它独特的视角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另外，社会学还有自己一套专门的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观察、采访、舆论调查来搜集资料，并运用统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资料分析，因此社会学专业需要一定的数学、统计学知识和相应的计算机技能。1北京大学2中国人民大学3中山大学4武汉大学5华中科技大学6吉林大学7山东大学8中南大学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0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解决与社会环境发生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弱势人群；预防和解决部分因不良互动方式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互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南开大学2华中科技大学3北京理工大学4吉林大学5中央民族大学6西南大学8武汉理工大学9华中农业大学10江西财经大学人类学本专业学生兼修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四方面的课程，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方法技术的训练，注意提高研究技能以及进行应用研究的能力。同时，注意拓宽专业口径，增加交叉学科、实用性的课程以满足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才的要求。1中山大学2中国人民大学3北京大学4上海大学5华东师范大学6南京大学7厦门大学8中央民族大学9吉林大学10武汉大学女性学女性学专业的研究方向有女性学理论、女性与政策、女性与传媒、女性与参政、女性与发展、女性与婚姻家庭。同时，在该专业的选修课中，女性自我保护、女性礼仪、女性时尚等内容也是不可缺少的。女性学是从宏观，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而不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去探讨女性某一方面的特质和行为特征；女性学的任务是把女性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和揭示她的行为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分门别类地去制定某一类行为发展的规则。因此，女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研究中"女性"概念的综合，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的抽象和理论概括。1中华女子学院2湖南女子学院家政学家政学是以人类家庭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强化家庭成员素质、造福全人类为目的，指导人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感情伦理生活的一门综合型应用学科。家政学专业以全新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家政学基本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掌握家政管理、家庭教育、营养饮食、社区服务、服装织物、家庭理财、生涯指导、老人护养、婚姻指导、消费策划等专业技能，能够在公司、企事业单位、社区等部门从事产业管理和培训人员以及中小学家政课教师和相关行业的研究、推广人员，使学生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同时具有市场调查、家庭生活指导、产业经营等实际操作技能的高素质家政学专门人才。1吉林农业大学2天津师范大学3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学类专业就业方向：能够在教育、科研机构、党政机关、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社会研究与调查，政策研究与评估、社会规划与管理、发展研究与预测等工作。下面是几位学长学姐对本学校社会学专业就业方向和前景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我进了房地产，这个要看自己了，银行其实很不错，但是银行不愿意收社会学。我是在银行实习过，才有些银行的面试机会。自己好好把握厦门大学：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我们适合做管理,但是需要历练,社会和学校差别好大的,宽泛的说,我们没什么不适合的,什么都可以做,不会可以学安徽大学：一不做公务员,二不做业务员.我现在的工作经常会接触到公务员,感觉这个工作做久了就会变成井底之蛙.业务员也经常会接触到,感觉这一行不容易做,而且角色摆不正,很容易会成为业绩的奴隶,对以后的发展也不利. 我没有那么幸运,还没有试过几份工作放在面前让我难以抉择.最近公司吸收了不少比我还新的人,我才发现,找什么样的工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会干什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工作. 所以如果有的挑,还是抽空想想自己能胜任哪些工作,否则即使参加了工作,也会很痛苦

■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图为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图片来源：CFP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如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那么，今天这一应时代之需而勃兴的带有极强经世特色的学科也已走过七十余载。回望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发展有盛极一时的学术扩张，也有黯然失色的学科衰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后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因此，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发展社会学如何走出危机，获得一种新的形态存在，展开了富有新意的探索，表现出诸多新的研究取向。首先，在学科定位上，不能仅仅将发展社会学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而应根据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格局的最新变动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顺应时代的复杂性变化，发展社会学不应仅仅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研究范围，关注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以增强其学科发展应有的知识厚度。发展社会学研究应努力： 第一，西欧为什么率先崛起？对欧洲自1500 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深入研究和描述。同时注意从此进程中引申出今天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第二，非西方国家为何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成为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探讨已发展和未发展问题。“探讨什么力量是已发展国家所特有而为低度发展国家所欠缺的，是否就是靠着这些势力才使得前者迅速地迈向工业化”。第三，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转型。狭义的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后发生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规模现象。广义的转型则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空前转型和变迁。其次，关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升级”问题。所谓“发展升级”，主要是指步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国家在经历了初步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后，向发达状态迈进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种较高的发展状态。从表面上看，发展升级似乎是一个必然到来的客观进程，但事实上问题则比较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初度升级”还是发达国家的“再度升级”，都是一个包括结构转型与阶段转换在内的复杂的演进转换过程，其发展演化将面临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制约。其中，各发展阶段间相互衔接转换、发展质量的本质性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得以实现的关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升级并不是一个直线运行的过程。如何在政府主导下，通过“结构转化”“政策调整”“关系调适”等推进路径，加强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的关键。再次，对发展对立面的“逆发展现象”所展开的研究。自发展社会学学科诞生之始，人们便将目光集中在“发展”视域，而对于那些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因全球市场变动和资源枯竭等因素而导致的衰退却缺少研究和关注。因此，发展社会学必须将其研究范围加以拓展，研究和关注走在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域衰退现象的发生及演变，探索其演变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作为一种“逆发展现象”，地域衰退现象往往以产业衰败、资源枯竭、环境危机为发端，其后逐渐向社会领域迁移蔓延，甚至导致社会走向解组，形成所谓衰退地域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地域衰退的发生及性质判定的问题上，较为惯常的分析范式是“唯经济论”，这实际上是对地域衰退现象作出了最为狭义的解释。此外，对走向衰退地域的深度的文化批判反思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非常容易陷入“文化基因论”的危险。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这种批判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地域“唱衰机制”，非但不能减缓衰退，反而会加深衰退。因此，面对复杂的地域衰退现象，我们应对其成因及性质展开深入分析和判定，摒弃偏激的批判论，将再生理念纳入地域振兴和治理的过程之中，构建地域政策体系，寻求理性的治理之道。最后，发展社会学研究不仅应该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后解释性研究，更应该加强社会发展未来性的预测研究。此种新的研究取向在以未来社区为题材的一些研究项目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尚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超前预测和解决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秩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除了城市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乡村社会。因为处于转折关头的乡村世界也正面临着一种将现实问题解决与未来持续发展“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浙江率先兴起了农村版未来社区建设。该项目是一个集乡村更新及社区发展为一体的综合项目，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为核心指标，以乡村社会更新为主线，兼涉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生态视域、产业技术视域以及社会文化视域等方面对其内涵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注意处理好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与人类未来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性工程，而且，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乡村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之，面对变迁剧烈、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通过诸多学人的努力，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问题研究通过其自我更新，业已开启新的研究历程，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集新理念、新体系、新方法于一身的全新的“发展社会学”。（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毅鹏精彩推荐：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译可观 译可听 译可感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什么样的一门学科——运用社会学方法，探究社会与人的关系社会学是一门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研究社会中人的行为，探求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到我们身边的家庭、学校、企业到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学习中我们会逐步了解个人的成长会经历哪些阶段、面临哪些问题？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如何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同性恋问题等，社会学都会以它独特的视角给出答案。另外，社会学还有自己一套专门的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观察、采访、舆论调查来搜集资料，并运用统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资料分析。社会学专业需要一定的数学、统计学知识和相应的计算机技能。授课的内容——研究社会学的妙趣是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要学习的内容很多，比如：社会学的理论流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区社会学、公共关系学等。除了课堂学习外，还会进行很多社会学特有的社会调查实习，比如，结合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定出一个专题，大家边讨论边设计调查问卷，然后进行社会调查或采访，从考察、资料分析到得出一个结论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对为验证自己的学说是否正确的好奇心极强的人来说是非常难熬的。报考什么样的院校——要注意查明各校具体的研究方向现在设有社会学系的学校有几十所，主要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和师资力量较强，并形成了各自的教学特色。该专业的录取分数一般略高于该专业所在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有关联的其他专业：人类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口学、哲学、民俗学。专家提醒社会学是一门紧扣时代脉搏的学科，它已经并日益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学习者要对社会现象有较敏锐的洞察力，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