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研究对象规定着这门学科的特殊的任务，特殊的学科性质、特点和功能。一般说来，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容易明确。在一门学科建立的初期，对象域可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在学科建立起来以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比较明确地得到规定了，以后就很少再来争论对象问题。唯有哲学却不是这样。哲学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一致公认的答案。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在哲学史上多有变化，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的哲学派别亦有不同的哲学观，对哲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情况竟是这样：哲学存在了几千年，哲学对象问题亦争论几千年。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有如下典型的争论，第一种说法：哲学是全部知识体系的总称。第二种说法，世界的本质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三种说法：物理之后。第四种说法：自我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五种说法：绝对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六种说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还有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还有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找精神家园，还有的说哲学显然就可以认为是全部科学总称……只要我们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理解，哲学是什么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本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同理，哲学是什么与哲学的内容也是同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如此混乱呢？究其根本，无非是分界标准问题和表述的概括点问题。所谓分界标准就是以什么作标准来划分哲学的研究范围。以往的一切划分标准不是纯主观，就是没抓住关键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猖獗吧。要想科学地确定哲学研究范围的标准，那就是必须启用和发现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只有在符合客观标准的基础上才有参考意义。如何确定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又是什么呢？首先，人是具备趋利避害这一根本本能的动物，而社会又是人的社会，自然是与人时刻相互作用的自然（只要人类尚未灭绝），因此，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和哲学构成的全部科学体系一定是与人有关或为人而存在的科学体系。人类一时不能趋利避害就会灭绝，要想成功的趋利避害就必须认知，否则就会以利为害，以害为利和多少颠倒。这就是说人的根本活动就是认识世界和利用世界之利。用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我们说，确定哲学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标准，必须是有利于人类取世界之利，或者说改造世界。这一标准是客观的，任何主观臆断的标准都只能导致混乱，任何以相反的客观标准也同样会导致混乱。其次，如果说上面解决的是标准的性问题，那么，这里要解决的是量（界）的问题。既然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为人类改造世界服务的。那么，也只有这个体系用“料”最节俭，“结构”最合理，才是最有利于人类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向着更高水平发。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划分也日臻合理。在这个既定的大前提面前，任何主观臆定的（不以客观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划分标准都无疑是有害的，都必须选择结构重叠或漏洞。任何要求哲学之外的学科为主观臆定的哲学研究范围而做全面调整的做法都无疑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说只有哲学和尚需新建的学科在全部科学之网的漏洞处编织才是明智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狭义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学科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观的体系和普适的认知方法及揭示规律的方法体系。这个领域从本质上说，如果没有哲学，那就是空白（全部科学之网上的漏洞）。如果有人说系统学在这个空白中，我们说那是对的，系统学本质就是辩证法的新的表现形式的一部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这里我们所说的“观”，不仅仅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更重要的是用以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对最大化。“观”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无奈依据。这是因为，人类总是要用依据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而依据应该是科学的。然而，现实中的科学依据总是有不足的时候，这就要求有“观”这种依据来弥补。任何科学的建立都离不开“观”。观总是表现在那些人类存在期内不能实现认识和个人在特定的时空限制下不能实现认识的事物上。所谓方法论就是方法理论的简称，这种方法理论就是要解决普适一切事物的认识方法和作为揭示具体研究领域规律的方法体系。在此要说明的是，哲学究竟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还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还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对这一争论，笔者赞成后者，但在此基础上还认为，有的“观”也有方法论的作用，有的方法论也有“观”的作用。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理论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的普适性。哲学所研究的方法理论更是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如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所以人类在认识一切事物时可应用作为方法的方法规律，是因为它是一切事物共同遵循的规律。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观点，并依此划分哲学与作为边缘科学的哲学，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历史问题构成的边缘科学——社会历史哲学，而非在社会历史领域外也适用的东西，又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创建于1937年，位列国家首批“双一流”（A类）、“211工程”、“985工程”，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中关村校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苏州校区位于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158号。学长学姐说：“人大最强的是社会科学，如果你想从事社会科学类的工作，一定上人大，无论是老师的实力还是信息的丰富都很好。”“商院是人大比较好的院系之一，会计系、财管系都很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总计18个，分别是：国际政治、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计算机、历史学、会计学、宗教学、财政学、统计学、档案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法学、新闻学、工商管理、中共党史。社会学专业现如今更注重培养新时代急需的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城乡社区建设、企事业单位管理和研究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社会学专业主要课程设置：社会心理学、农村社会学、现当代社会学理论、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概论、经典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社会学、社会工作概论等。社会学是文科的集大成者，涉及到政治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大众传播，犯罪学等等。大到全球化，世界格局，小到个人行为，一切发生在社会中的现象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城市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可以进入企业实体、研究所、政党、行政部、舆论调查机关、非政府国际组织机构等，从事管理、研究、咨询等工作。

对于人学，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人学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人。但不是有关人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一切以人为对象的科学都是人学。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这就是说，人学作为一门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有其独立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在人类科学知识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其他科学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位置。人学(hominology)不同于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人的科学是泛指一切以人为对象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人类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医学，到文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管理学、人才学、新阳学，等等。而人学是从哲学这个思维的最高层次上对人自己的反思。它要求在概括和总结当代有关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的基础上，阐明“什么是人”和"如何做人”的基本道理。其中至少包含有这样一系列重大课题，如：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的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现代图景；人性和人的本质，包括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人的共性和个性，人的活动和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人的情感和意志，人的交往、竞争和合作，以及人的“异化”,等等。又如，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平等、权利和责任，人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再如，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如何改变、发展自己，这里涉及怎样确立正确的目的、信仰和理想，怎样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群体(从家庭、社团、阶级到民族、国家、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怎样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怎样实现人的价值，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一系列怎样做人的人生哲学问题。因此，人学的内容几乎涉及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技术，和它们相互交叉但又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属于在更高层次上加以综合的基础理论。所以，人学需要广泛吸收与人有关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资料和立论的根据，而与人有关的各门科学也需要人学为它们提供研究人的问题的理论指导。人学和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实质上都是从某个方面研究人的特性、本质、关系和活动规律，它们为人学从人类实践的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上，全面地揭示人的本质、探索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的资料和科学的根据。因而人学研究必须吸取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学是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从各方面对人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而形成的关于整体的人的基本理论，因而转过来它又能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一个科学理论前提。事实上，无论研究哪一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一个以什么人为研究前提，选择哪一种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学说为理论指导的问题。当代西方人学，大多是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全部立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然后进行推论，结果是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和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等等，它们都曾对我国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过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建设真正科学的人学的重要性。所以，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当代人学是思想家、科学家们对人的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的、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基础学科。

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划。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依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早年的学者像孟德斯鸠。像亚当斯密，如果被称作社会学家并非过分，像《法意》，像《原富》一类的名著，包罗万象，单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们的门徒们把这些大师们的余绪发挥申引，蔚成家数，都以独立门户为荣，有时甚至讨厌老家的渊源。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象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抱残守缺地只能安于“次要制度”的研究里。这样，它还是守不住这老家的，没有长成的还是会长成的。在最近十多年来，这“剩余领域”又开始分化了。孟德斯鸠在这次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一时风起云涌的产生了各种专门性质的社会学，好家孟汉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Joachim Wach的宗教社会学，叶林Eugen Ehrlich的法律社会学，甚至人类学家斐司Raymond Firth称他We the Tikopia的调查报告作亲属社会学。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都可以独立成为知识学，宗教学，法律学和亲属学的。它们还愿意拖着社会学的牌子，其实并不是看得起老家，比政治学和经济学心肠软一些，而是因为如果在称知识学或宗教学就不易和已经占领着这些领域的旧学问相混。知识学和知识论字面上太近似，宗教学和神学又使人不易一见就分得清楚。拖着个“社会学”的名词表示是“以科学方法研究该项制度”的意思。社会学这名词在这潮流里表面上是热闹了，但是实际上却连“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都不够资格了，所剩的几等于零了。让我们重回到早期的情形看一看。在孔德和斯宾塞之后有一个时期许多别的科学受了社会学的启发，展开了“社会现象和其他现象交互关系”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作“边缘科学”。这种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曾占很重要的地位。我记得在十五年左右以前，世界书局曾出过一套社会学丛书，其中主要的是：社会的地理基储、心理基储、生物基储、文化基础等的题目。孔德早已指出宇宙现象的级层，凡是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之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社会现象正处于顶峰，所以从任何其他现象都可以用来解释它的。从解释进而成为“决定论”，就是说社会现象决定于其他现象。这样引诱了很多在其他科学里训练出来的学者进入社会学里来讨论社会现象，因而在社会学里引成了许多派别；机械学派、生物学派、地理学派、文化学派，苏洛金Sorokin曾写了一本《当代社会学学说》来介绍这许多派别。这书已有中译本，我在这里不必赘述。虽则苏洛金对于各家学说的偏见很有批评，但是我们得承认“边缘科学”的性质是不能不“片面”的。着眼于社会现象和地理接触边缘的，自不能希望他会回到别的边缘。至于后来很多学者一定要比较哪一个边缘为“重要”因而发生争论，实在是多余的。从边缘说，关系是众多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偏见的形成是执一废百的结果。社会学本身从这些“边缘科学”所得的益处，除了若干多余的争论外还有多少，很难下断语，但是对于其他科学却引起了很多新的发展，好象人文生物学，人文地理等等，在本世纪的前期有了重要的进步，不能不说是受了社会学的影响。社会现象有它的基则，那是无从否认的；其他现象对社会现象发生影响，也是事实；但是社会学不能被“基础论”所独占，或自足于各种“决定论”，那也是自明的道理。社会学躲到这边际上来是和我上述的社会科学分家趋势相关的。堂奥既被各个特殊社会科学占领了去，社会学也只能退到门限上，站在门口还要互争谁是大门，怎能不说是可怜相？ 社会学也许只有走综合的路线，但是怎样综合呢？苏洛金在批评了各派的偏见之后，提出了个X＋1的公式，他的意思是尽管各派偏重各派的边缘，总有一个全周。其实他的公式是“综合”不如说是“总和”。总是把各边缘加起来，和是调解偏见。可是加起来有什么新的贡献呢？和事老的地位也不够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矗社会学的特色岂能只是面面周到呢？ 社会学的出路在哪？社会现象在内容上固然可以分成各个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如果社会学要成为综合性的科学，从边缘入手自不如从堂奥入手。以社会现象本身来看，如果社会学不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总称，满足于保存一个空洞的名词，容许各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对各个社会制度作专门的研究，它可以从两层上进行综合的工作：一是从各制度的关系上去探讨。 譬如某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常和某一种经济制度的形式相配合，又譬如在宗教制度中发生了某种变动会在政治或经济制度引起某种影响。从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会学在这里可以得到各个特殊的社会科学所留下，也是它们无法包括的园地。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定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可作分析对象。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于是产生了 “格式”的概念。在英美人类学中这种研究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好象Pattern，Configuration，Integration一类名词都是针对着这种结构方面的研究，我们不妨称之作“结构论”Structuralism是“功能论”Functionalism的延续。但是在什么决定“格式”的问题上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在这里不免又卷起“边缘科学”的余波，有些注重地理因素，有些注重心理因素。但这余波和早年分派互讦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因为社区结构研究中对象是具体的；有这个综合的中心，各种影响这中心的因素都不致成为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观察、衡量的作用。 在社区分析这方面现代社会学却和人类学的一部分通了家。人类学原是一门包罗极广的科学，和社会学一般经过了分化过程，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也发生了社区研究的趋势。所以这两门学问在这一点上幅辏会合。譬如林德Lynd的Middletown和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Trobriad岛上的调查报告，性质上是相同的。嗣后人类学者开始研究文明人的社区，如槐南Warner的Yankee City Series，艾勃里Embree的《须惠村》（日本农村）以及拙作Peasant Life in China和Earthbound China，更不易分辨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作品了。美国社会学大师派克先生Park很早就说：社会学和人类学应当并家，他所主持的芝加哥都市研究就是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社区分析”。英国人类学先进布朗先生Radcliffe－Brown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就用“比较社会学”来称他的课程。以上所说的只是社会学维持其综合性的一条路线。另一条路线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来的单位；政治、经济、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 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如果抽去了它们的功能来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好象合作，冲突，调和，分离等不同的过程。很早在德国就有形式社会学的发生，席木尔Simmel是这一派学者的代表。冯维瑞Von Wiese的系统社会学经贝干Becker的介绍在美国社会学里也有很大的影响。派克和盘吉斯Park and Burgess的《社会学导论》也充分表明这种被称为“纯粹社会学”的立场。纯粹社会学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社会科学之上的，但是从社会行为作为对象，撇开功能立场，而从形式入手研究，又不免进入心理学的范围。这里又使我们回想到孔德在建立他的科学级层论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犹豫了。他不知道应当把心理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之下，还是之上。他这种犹豫是起于心理现象的两元性，其一是现在所谓生理心理学，其二是现在所谓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其实并不隶属于一个层次，而是两片夹着社会现象的面包。纯粹社会学可以说是以最上层的一片作对象的。总结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

本文导语：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我国，教育伦理思想有深厚的渊源，而对于教育伦理的专门研究则起步较晚。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教育伦理研究是从80年代伴随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广泛开展而起步的十多年来，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国外教育伦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伦理(Ecational Ethics)已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成为道德科学的应用学科之一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教育伦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B.诺曼妮(B.Normann)和G.科蒙尔(G.Colmore)合著《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并没有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是什么，但从其内容来看主要讨论的是道德教育问题，旨在建立一种道德教育哲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环境性格与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主题上我国学者丘景尼在他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说，教育伦理学“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他认为，教育伦理学和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区别只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教育伦理学就是道德教育的原理。由于这一观点的研究视角与教育科学中的德育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持教育伦理学是以道德教育为研究对象观点的人并不很多。但是，一般对教育伦理学知之不多者皆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第二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传统的教育伦理认为，应当研究教育这种职业劳动中的道德原则、关系和规范，围绕着教师的职业道德把教育伦理构建成或划归为职业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使之成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例如，美国关于教师形象和优良教师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教师形象”研究，前苏联学者B.H.契尔那葛卓娃等著作的《教师道德》，我国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王正平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即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内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科学。它是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学问。”八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同样也强调：“教育伦理学是以包括教师道德意识现象、教师道德规范现象和教师道德活动现象在内的整个教师道德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虽然各家表述略有差异，但其侧重点都在教师职业道德上，可以通称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这一观点，已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其主要的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远远包容不了教育领域所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和职业主体，因为作为教育作者的，不仅仅只是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科学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把教育伦理学视为教师职业道德学说，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束缚了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因为除了职业伦理外，教育领域涉及的伦理问题还很多，教师职业道德问题虽然也属于教育伦理学的范畴(教师职业道德学可视为教育伦理学的分支),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只局限于教师职业道德，它应该从伦理的视角关注教育的各种矛盾和变化，思考和评判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有所作为。第三种观点一教育伦理学是探讨教育领域善恶矛盾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善恶矛盾在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善恶矛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教育的各个方面，谁也摆脱不了善恶矛盾的纠缠；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人也有善恶之别。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客观必然性。正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便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伦理学就是教育善恶之学。把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的善恶矛盾，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除了从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审视以外，还应该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价教育。但是，由于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为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都是把教育与道德视为一体，而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恶问题.然而，在时有发生的违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动中的恶的因素却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男女教育平等问题，“贵族学校”与“希望工程”的强烈反差中暴露出来的公民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教育中学生的权利问题，非科学非人道的教育方式问题，应试教育中的分数主义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功利主义教育泛滥的问题，教育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假集体主义的危害问题，教师的正当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乃至家庭教育中的种种问题，都向教育本身提出了是否合乎道德的诘问：教人为善的教育就是善的吗？这些教育中的恶的因索不论国内国外都客观存在着。要观察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以外。还必须确立教育的伦理视角。上至教育法规、制度，下至具体教学工作的内容、方法、形式、过程.评价以及教育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可以说，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教育活动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包括在教育伦理学的视界之内，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善恶的视角进行伦理的审视。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教育伦理学既要为-切与教育相关的人立教育道德，又要为教育自身立道德之法。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要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气候的状况下，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发展。不同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丰高和繁荣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可以从广义(宏观)和狭义(微观)的两种角度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从而确定教育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作者评语：小编认为教育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涉及个人的需要和理想，而且涉及社会进步和理想社会的塑造及实现，如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由：小珊珊论教育原创；转载请注明，原创作品，盗版必究

社会学一直是留学界的热门专业。今天慧诚酱就详细给大家介绍这个包罗万象的专业-社会学。社会学是从人际关系到国家，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观点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学问。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结构，人口变动，教育制度，法制度，外交政策，地方创生，发达产业，新兴企业，能源资源等。专业分支社会学专业要学习的课程很多。其中包括产业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国际社会学，文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阶级论等相关和关联科目。开设学校国公立大学顶级名校：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名牌院校：筑波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横滨市立大学，神户大学，福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大阪市立大学，广岛大学，埼玉大学等私立大学顶级名校：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上智大学名牌院校：明治大学，同志社大学，明治学院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立教大学，关西大学，武藏大学，国学院大学，成蹊大学，驹泽大学，专修大学等中坚院校：南山大学，近畿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立正大学，爱知大学，中京大学等未来進路主要就职方向最多的是制造业，其次是建筑，房地产业，运输业。金融业，媒体业，情报通信业，服务业也偏多。例：三井住友銀行、新日鉄住金、丸紅、アフラック、東京都、ＮＴＴ東日本、ＮＴＴデータ、楽天等等。主要就职企业全日本空輸（株）/東京都特別区/（株）三井住友銀行/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険（株）/（株）マイナビ/楽天（株）/デジタルアドバタイジングコンソーシアム（株）/マルハニチロ（株）/三井不動産リアルティ（株）/パーソルキャリア（株）/ＴＯＴＯ（株）/日本電気（株）/コカコーラ　ボトラーズジャパン（株）/日本アイビーエム（株）/（株）オービックビジネスコンサルタント/東日本電信電話（株）/（株）東急エージェンシー/（株）三菱ＵＦＪ銀行/（株）みずほフィナンシャルグループ/第一生命保険（株）/三菱ＵＦＪ信託銀行（株）/りそなグループ/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険（株）/（株）関電工/ミサワホーム（株）/コムチュア（株）/（株）日新/日本年金機構/（株）ラーニングエージェンシー/（株）ファーストリテイリング那么以上就是慧诚酱为同学们带来的社会学专业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日本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呢？之后慧诚酱还将为大家带来日本大学不同专业具体介绍！

知识点：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价值和意义难度等级：★知识回顾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价值和意义1、教育学（1）定义：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2）根本任务：揭示教育规律。2、教育问题教育问题（1）定义：指反映到人们大脑中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教育实际矛盾和理论疑难。（2）分类：见思维导图（3）作用：它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3、教育规律（1）基本规律①外部规律：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②内部规律：教育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4、研究价值（基本价值）（1）超越日常教育经验。人类有关教育的认识大概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日常教育经验，另一种是科学的形式，即“教育学”教育学是日常经验的一种历史性超越。（2）科学解释教育问题。教育学对教育问题的科学解释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不是直接建立在感性经验和判断的基础之上，因而是一种科学的解释。（3）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教育理论知识的增长，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教育学扮演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沟通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5、学习教育学的意义。（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2）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3）有利于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4）有利于构建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5）培育创新精神，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教育学总结教育实践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因而对教育改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外，学习教育学有助于了解教师职业及其工作环境。常考题型一、单项选择题1.教育学的根本任务是（C）。A.研究教育现象B.提出教育对策C.揭示教育规律D.解释教育问题2.教育科学有诸多的分支学科，其中在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是（D）。A.教育哲学B.教育心理学C.教学论D.教育学二、简答题1.简述教育学的基本价值。答：①反思日常教育经验；②科学解释教育问题；③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2.简述教育学与教育科学之间的关系。答：①教育学是庞大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教育科学是有关教育问题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学科群，它包含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学论、课程论、教育技术学等。②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基本的、一般的问题，是从总体上分析教育问题的，而其他学科则是从某个角度对某个方面的研究。其中，普通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一般原理和中小学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师范学校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是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学科。3.简述教育最基本的两条规律。答：①外部规律是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教育外部诸因素有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②内部规律是关于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教育内部诸因素指教师、学生、教材、设备、教学管理等。三、辨析题1.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教育方针政策。答：①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②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教育现象被认识和研究，便成为教育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教育现象都可以构成教育问题，只有当教育现象中的某些矛盾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具有研究价值的时候，才能构成教育问题，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教育方针政策。我是二十一，一个喜欢思维导图的90后，欢迎大家分享、收藏和在评论区进行交流。每天更新一个知识点，关注我私信回复：文章标题名，可免费获取高清思维导图知识点复习资料。往期知识回顾：「思维导图」知识点9：现代社会的教育「思维导图」知识点8：近代社会的教育「思维导图」知识7：古代社会的教育「思维导图」知识点6：原始社会的教育「思维导图」知识点5：教育的起源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17YJC860004）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CUC17A55）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按照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新闻传媒的研究大体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宏观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是的媒介和新闻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和资本机制的关系；第二，中观的新闻职业和传媒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这一视角的研究从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媒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身份意识的建构、媒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等维度出发分析媒介机构的运作逻辑；第三，文化视角，突出强调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媒介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关于媒介社会学的不同范式在思想史或学术史意义上的差异，也随着一系列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译介，近年来成为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但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不同理论方法传统的讨论，总体上呈现出集中关注美国传统而对美国之外的研究关注不够的倾向。同时，由于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大多局限于舒德森所说的第二种范式，即新闻生产的机构视角，故而对美国传统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中文学界的讨论局限在新闻生产和媒介组织的范围之内，而对其他视角的关注不足。其结果是，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围广阔的媒介社会学被窄化为以机构和职业活动为核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媒介组织运作的现实所引发的问题性和期待与外来的美国媒介社会学知识资源的结合，共同导致了本土媒介社会学学术焦点对某些传统的放大和对其他路径的遮蔽。但随着新闻生产所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理论预设和方法路径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引入替代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来平衡这种以美国和媒体组织或从业者为中心的论述倾向。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此透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理论和方法特征以及与其他范式的差异，从而试图平衡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不同范式关注的失衡倾向。二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位具有高度学术整合力的理论家，霍尔的研究范围除了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还涉及到移民、种族、流行文化、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但在霍尔发表的卷帙浩繁的学术作品中，新闻媒体和传播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整个1970年代是霍尔等人深度介入到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时期，以霍尔领衔的英国文化研究为媒介社会学贡献了大量经典论著，所涉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归纳而言，包括如下几个主题：（1）媒体娱乐，例如，1970年发表的论文《休闲、娱乐和大众传播》（“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2）新闻生产，例如，1973年的论文《新闻照片的规定性》（“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CCCS论文手稿《事件的“结构性传播”》（“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3）广播电视媒介研究，例如，1972年发表的《广播电视业的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1973年的著名论文手稿《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4年的论文《电视暴力：犯罪、戏剧和内容分析》（“Television Violence: crime, dram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nt”）、1975年的论文《作为传媒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1976年的论文《电视时事节目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以及（4）最能体现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范式特征的议题——媒体或广义表征系统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1973年的论文《越轨、政治和媒体》（“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1977年发表在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人编著的文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中的论文《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y-Effect’”）、1978年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其中有专章讨论新闻的社会生产与文化霸权危机的关系）、198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6年的论文《媒介权力与阶级权力》（“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等。霍尔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错，齐头并进的。从微观的文本符码结构分析，到中观的新闻组织运作机制和价值体系研究，再到宏观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析，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框架路径。霍尔关于媒介和传播问题的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他从左翼批判立场出发对西方社会文化政治问题的整体思考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切入，梳理霍尔对传播和媒介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研究范式是如何解释传媒运作机制以及以此为主体的社会表征系统如何与其他社会维度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霍尔本人在媒介社会学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从而为当前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不同于美国传统和媒体组织范式的替代性的理论资源。下文将结合霍尔本人发表的与媒介和传播议题有关的主要文献，从理论方法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旨趣的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对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进行评述。三意义结构与媒介运作的表征维度恰如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会特别强调表征和意义体系对新闻和媒介实践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表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作逻辑相对于外在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和主体实践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而突出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循环性和开放性这一基本文化事实。在媒介运作所涉及到的诸多环节要素中，意义生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成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焦点。与美国媒介社会学所采取的进入媒体生产的机构语境中进行田野观察不同，文化研究从表征系统的符码维度入手，认为为了理解新闻媒体如何建构现实，必须对媒体生产和消费环节所依赖的意义结构的内在机制和手段，即符码体系的运作规则进行符号学分析。对不同表征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不同媒体机构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图景和传播对象属性的不同预设。用霍尔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议题是：“在处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变化主题的过程中，报纸调用了什么样的现有可用的意义来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从而使之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报纸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才能不仅保证报纸的从业者，同时也使读者能够具备一个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大致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这些核心意义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是，这些变化是什么事件导致的？”（Hall，1975：12）显然，这些议题一方面涉及文本内部的符码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反映的价值偏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尔在这里已经初步提出了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传播观念所要求的对组织制度分析、符号学和沟通人类学方法的整合问题。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专业意识形态、职业实践常规及其所处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霍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研究来丰富和完善了他所强调的这种以意义结构为核心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在《新闻照片的规定性》一文中，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对摄影这一新闻生产中最常见的视觉符码形式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阐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实现机制。霍尔进一步对新闻文本这一专业化的符码体系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辨析，提出了两类对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类型：一是专业化的职业标准规范，即通常意义上新闻价值。霍尔将这一维度称为形式化的新闻价值（formal news value），即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新闻生产的操作手法和文本的呈现形式上设定一系列职业规范，从而确保新闻文本和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形式价值符合新闻生产的经济学逻辑，因为它确保了新闻的可交换性。与此相对的是第二种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ideological news values）。这一价值体系源于社会整体的道德政治话语秩序，无论新闻生产的具体形式化操作机制在不同媒体组织之间如何存在差异，这些形式背后所体现的内涵式意义的光谱都被框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所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是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或手段，而一旦进入到意识态领域，新闻生产就从纯粹的组织运作或文本层次进入到社会主体生产的领域。换言之，新闻在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生产离不开新闻从业者对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阐释主体对新闻文本进行“角度化”阐释的具体方式的假定。恰恰是这一点将以新闻价值为逻辑基础的新闻职业的内部话语体系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了起来，并确保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权力秩序自然化为新闻价值所规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再生产现存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把新闻生产实践所处的这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层次及其逻辑关系归纳如下（如表1）：这样，从新闻摄影的符号学分析出发，霍尔从一个貌似简单的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框架再度引申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中极其关键的议题之一：媒介运作所处的意义结构及其来源。显然，要解答这一问题，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组织或新闻文本本身。因为表征系统的运作或意义生产的社会过程涉及到媒介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而对这种内、外部结构之间勾连的分析应当成为媒介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霍尔反复论证了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所着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确保媒介运作或广义的传播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以及促使媒介生产和消费两端能够产生有效互动的前提或结构性条件，不仅仅是媒介组织的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媒介技术、职业意识形态和从业者的个体属性等要素，还包括以符码系统为中介的意义和价值维度。意义维度是横贯表征系统运作所有环节的核心要素。意义结构不仅为媒介生产提供了观念基础，同时也通过文本符码系统的策略性建构使之与媒介使用者语境化的社会阐释产生勾连。而为媒介生产和语境化阐释提供意义结构来源的则是表征系统所处的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语境。这就必然要求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历史政治分析的视野，从而构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摆脱以机构和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媒介中心主义思路，进入到文化政治批判的社会分析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去媒介化的媒介社会学路径。四媒介社会学的批判视野作为一篇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学术议程确立基调的纲领性文献，最初于1973年以CCCS手稿形式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不仅阐明了文化研究所主张的建构主义传播观，确立了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进路的方法框架，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使之呈现出与其他媒介社会学范式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从方法论上来看，在这篇文献中，由于引入了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概念工具，霍尔得以从符码系统和意义生成结构的角度出发，将传播由一个行为和效果问题转变为一个意义和权力关系问题。延续前述研究中所提出的意义结构的观念，霍尔指出，媒介生产的讯息产品的意义属性使得媒介组织的运作不仅依赖物质和技术条件，相比其他领域更加依赖对符码规则的把握。霍尔对媒介符码运作规则的语言学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文本内部，也不在于生产这些文本的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是在文本之外：一方面，在学术上，从1970年代早期刚刚兴起的文化研究范式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主导的主流媒介社会学范式提出批评，并为人类学视野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角度来说，霍尔在这篇经典论文中的所要强调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政治批判立场，即对主导社会权力结构的质疑和对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警惕。霍尔在这里指出的路线图是借助沟通民族志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开辟文化意义生产和阐释的研究路径，并坚持把媒介和文化分析与对现实政治“情势”（conjuncture）的分析结合起来的文化批判视野。霍尔与同事合作出版于1978年的《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律-秩序》一书是体现这种分析路径和批判视野的最好范例。简而言之，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作出极端的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Hall，et al.，2013：x）显然，这里的考察对象不是传统犯罪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现象本身，而是以犯罪现象为表征的政治道德秩序及其在话语层面的呈现，即关于犯罪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存在条件。一方面，关键的分析对象是对越轨行为的标签和意义赋予机制，而不是越轨行为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进入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情境之中，分析围绕越轨现象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如何在现实层面引发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进而导致复杂的政策后果；在媒体、控制机构、公众围绕国家这一核心制度展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与复杂的国家文化霸权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如何相呼应的。这一向国家视角的转移，使得《监控危机》一书将“分析推向了社会的核心地带，即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和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核心”（Hall，et al.，2013：xii）。在这里，国家既作为实施强制性宰制关系的暴力机器，也作为“制造共识”或“生产赞同”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存在，两者在围绕“行凶抢劫”这一越轨标签所形成的话语螺旋和道德恐慌中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理解媒体的角色，霍尔等人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新闻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与控制机构和国家的关系。这里涉及到新闻生产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促使新闻生产以类型化模式进行的媒体机构组织方式”（尤其是现代媒体组织模式中的时间和常规化压力）、“决定新闻选择及各类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闻价值结构”（公正、客观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将新闻事件“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的识别和语境化过程（Hall，et al.，2013：57）。这三个方面要素的结合，导致媒体的报道在信息来源的获取上往往与现存社会权力秩序的话语权分配格局高度一致。尽管媒体与权势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冲突，但由于这种媒体自身的组织方式和专业规范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代表国家权力和控制机构的权势者言说者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权往往远远高于其他言说者，从而成为“首要定义者”。他们与作为“次级定义者”的媒体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依存关系。这种结构性屈从关系的结果就是媒体总是倾向于复制主导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共识。媒体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重构过程中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话语配置手段。由此，霍尔等人把分析的焦点从媒体和社会观念的分析引向了战后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分析，即必须理解战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才能充分理解围绕“行凶抢劫”建构起来的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的政治功能，也就才能理解作为话语运作配置的媒体机构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五走向文化研究视角的媒介社会学通过以上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的概要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汲取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欧陆思想资源，确立了传播观念的建构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研究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这里，文化研究范式与美国以媒介组织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术旨趣有重合之处。例如，塔奇曼（1978/2008）在《做新闻》（Making News，1978）中和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一样，都反对媒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传播的行为主义界定，转而把传播视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第二，理论资源的差异进一步导致文化研究范式与其他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媒介社会学对个体行为或媒体组织功能或效果的量化界定，以及美国建构主义媒介社会学对媒介组织如何制造出关于现实的“知识”的具体机制的民族志研究不同，文化研究范式是从共享的意义结构这个嫁接了媒介生产和消费以及表征系统所处的广阔政治历史语境的核心要素入手，试图勾连编码和解码活动这两个符码运作的关键环节及其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确立了一种以批判话语分析为核心路径的研究框架，形成了包括组织逻辑、文本结构、语境化阐释以及作为语境存在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表征循环模式。第三，相比于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除了阐明媒介作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角色之外，还具有强烈的去媒介中心主义色彩和政治批判意识。在文化研究范式中，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阐明媒介机构或文本符码系统运作的逻辑，而是对社会，尤其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其目的既不在于解释一般性规律，也不在于对通常意义上的作为定义现实的“共识”、“知识”或“意义”的阐释，而是在于对学术写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现实问题性做出反应。相比而言，尽管主流媒介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也对媒体与主导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另类解释，但这些研究总体上维持了学术表达的“专业性”，追求的是对新闻媒体这个特定社会领域的“运作机理”的人类学阐释，而非作者自身所要表达的现实政治判断或价值立场。我们可以从表2中看到对两种不同传统的媒介社会学主要差异的归纳。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主张用文化研究范式来取代聚焦于媒介机构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范式。纵观霍尔等人的研究，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的确是放在文本和使用者这两个维度，对媒介组织运作机制的论述大多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逻辑推论，并未以自己进行的经验研究为一手证据。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狭义生产概念，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广义生产的构成要素，故而侧重于对解码一端的意义阐释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范式与关注媒体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范式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考虑到当下中国媒体和新闻实践面临的日趋复杂的技术、政治、市场和文化环经过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化，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社会学，尤其是新闻生产研究可以在传统的机构、制度和生产维度之外，纳入意义和意识形态维度，从而把研究的焦点从行业/职业视角转向历史和政治视角，从媒介视角转向社会和国家。由此，媒介社会学研究将不再是对机构逻辑、行业态势、职业规范或专业价值危机的简单白描，而将成为从经验和规范两个维度理解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一个新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霍尔所说的在思想领域的“一种对现实的干预”（Hall，et al.，2013：4），从而凸显传媒和传播研究的现实价值。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本期执编 / 小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gjxwj@ruc.e.cn 与我们联系哦！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经开始深刻重组社会安排和日常生活，数字化平台的介入不但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而且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平台劳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都是典型的平台劳工。他们在工作时间、工作空间和劳动方式上与传统劳动者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台劳工的工作更是成为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关键力量。在疫情当中，广大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冒风险，迎风雨，有力保障了医疗救治和市民生活，是疫情下亮丽的城市风景性和平安守护者。目前我们对平台劳工群体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行业巨头发布的调查报告，例如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苏宁易购发布《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这些平台出具的研究报告，更多反映的是资方立场，公关意义大，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平台劳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包括劳动过程、劳动权益、工作压力、身心健康等。同时，这些报告的数据多源自平台内部从业人员，且缺乏对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方式的必要说明。换言之，这些报告在数据来源上基于单一平台，难以反应某一行业的劳工群体的整体状况，更无法全面反映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平台劳工的处境。二是来自于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讨论该群体面临的劳动关系的新问题和应对措施；其二是从法律的角度，讨论该群体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其三是以社会调查来呈现该群体的工作及生活现状。这些研究要么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停留在呈现事实阶段，要么在抽样方式是多是方便样本，难以推论到整个平台劳工群体。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依靠可靠的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地把握平台劳动的群体特征和劳动过程显得十分必要。在理论层面，我们试图提出“下载劳动”的概念来理解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下载劳动”是指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原有的主体性。它具有如下四个层面的含义：从空间来看，平台工人的工作空间源于对虚拟空间的下载，只有当虚拟空间植入现实空间，他们才真正获得了劳动场所。他们的工作场所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交互的结果，他们在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展开劳动。也正是由于虚拟空间的植入，使得他们的工作空间在理论上可以扩展到任何的社会空间。从时间来看，平台工人随时处在下载和上传的状态中，他们的劳动时间既是线下的工作时间，也是在线的时间，而线下的工作时间决定于在线的时间。他们工作的高度不稳定或弹性，与平台时间的随时“下载”密不可分。从人机关系来看，手机等智能终端使得平台工人全面接入了人工智能体系，对平台工人而言，下载即监控，行为即数据。人机的无缝匹配，使得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与低技能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得平台变得越来越无远弗届。从人际关系来看，无论是工人与管理者，工人与消费者，还是工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经过上传和下载的过程，在平台这个巨大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他者”的调控下，进行行为修正与行为学习（如快递员对消费者求打赏、陪笑脸等），并进行自我的情绪管理。下载劳动的提出，是基于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转化成智能的、跨越边界的“巨大的他者”，它使得一切变得透明可视化、直观可理解，它不断地通过优化算法来预测并修正人类认知和行为，作为制造收益和市场控制的手段。巨大的他者之所以“巨大”，在于集中了超大规模的物质资产，同时获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的信息权力，从而可以取代契约、法治和社会信任，并将“现实”塑造成为第四种虚拟商品（Zuboff，2015;2019）。平台作为有能力塑造现实的巨大他者，存在着彻底塑造工人心智的可能性。平台一经诞生，就确定了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类别、位置、行为、认知和情感。因此，要理解平台工人，就要理解平台如何将人类存在彻底塑造成它所需要的驯服的主体。 下载劳动旨在更深入地理解平台塑造工人的过程。表面上，平台工人是下载了一个 APP，作为他们工作的辅佐，甚至可以理解为某种生产工具。实际上，他们是“下载”了一整套塑造主体性的时空框架。平台的话语通过下载劳动创造了 “平台工人”。这种塑造在贯穿于平台工人所有时间和空间，它不需要依赖实际的车间，也不局限于劳动时间，也没有依靠具体的“塑造者”。 一方面，平台工人看似在更大的社会空间，更弹性的时间，更自主的方式在工作着；另一方面，他们遭遇更深切的控制。 具体而言，平台工人所从事的“下载劳动”，其劳动过程中可能表现出如下突出特征：首先，下载劳动是一种“强吸引和弱契约”的劳动。一般而言，工作的强吸引会形成劳资之间的强契约，工人对工作的归属感会增强，流动性较弱。但是，平台却通过引入自由劳动的话语，成功实现了“强吸引和弱契约”的并存。一方面，入职前的低门槛、入职后被标榜的高薪酬和高度的劳动自由成功地吸引了低技能的务工者，他们在步入平台经济前，可能从事过制造业、建筑业、传统农业等工作，禁锢的劳动场所、严苛的管理制度和微薄的劳动收入使平台经济的话语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另一方面，这种强吸引所宣称的高度自由，建立在“弱契约”的基础上。对平台工人而言，弱契约意味着随时进出行业的自由和 “挣快钱”的可能。因此，尽管平台经济低门槛、高薪酬和自由劳动的魅力给入行者制造了美好的梦想，但同时伴随着工人对劳动合同的缺位和权益损害风险的默认，高薪酬回报往往与巨大的劳动强度和超量的劳动时间挂钩，这一系列的操作将平台工人置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其次，下载劳动又是一种“高监管和低反抗”的劳动。通常状态下，高度的监管可能引发工人较为激烈的反抗行为。但是，平台却通过对“现实”的塑造，成功地实现了“高监管和低反抗”的并存。一方面，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并不像互联网平台标榜的和大众所想象的那么自由，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着来自平台、消费者和商家的多重高度监管。平台对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和要求，来指导和约束劳动过程，同时将消费者和商家高度整合进监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平台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被转化成工人与消费者、商家之间的矛盾。例如，消费者的评价与工人的收入直接挂钩，而商家的出货时间对订单完成度有极大影响。另一方面，高强度的监管体系所确定规则对工人是“自然”给定的、常规化的。尽管平台工人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抗规则，例如利用系统漏洞来争取权益，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来化解矛盾，但是，这种反抗只是有利于平台弥补漏洞，不断优化算法，而不能给工人本身带来利益。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在无抽样框的情况下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本研究采用被访者驱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简称RDS）收集样本。我们在 2019 年 7 月-8 月，采用基于社交网络的被访者驱动抽样（RDS）方式，对武汉市的平台工人（此次主要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以后将陆续涉及其他平台工人）进行问卷调查（N=801）。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对快递员（武汉市因疫情暂定外卖服务，因此对外卖骑手未追踪）进行了追踪访问（N=171）。为了深入剖析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本研究还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获取质性资料。 本报告将在介绍研究设计和调查开展过程的基础上，先基于定量数据从劳动和生活两个层面描述平台工人的群体特征，然后展示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最后基于我们的追踪调查，以快递员为例，初步描述处于疫情中心武汉的平台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概况1、研究设计本研究以平台劳工为研究对象，以工作状况、劳动过程、劳动权益以及社会福利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并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获取定量数据和质性资料，全面、深入了解平台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下面，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说明本报告的研究设计。1.1 研究对象本报告以平台劳工为研究对象。从行业发展和从业人员规模看，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是当前平台劳工的两大群体。据《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仅美团2018年就有270多万骑手，《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表明2016年至2018年快递员数量增长了50%，总数量突破300万。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劳工群体。因此，本研究将以这两大群体为调查对象对平台劳工进行研究。1.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被访者驱动抽样方式开展问卷调查，所谓被访者驱动抽样，就是“滚雪球抽样”与一个给样本赋予权重的数学模型相结合，以弥补非随机抽样缺陷的抽样方法。本研究采用被访者驱动抽样的主要考虑如下：一是目前难以获得快递员和外卖骑手的抽样框，传统的概率抽样方法无法使用；二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满足被访者驱动抽样的五个假设，这五个假设分别是相互联系，群体内存在社会网络，可重复抽样，能够清晰报告个体网络规模，以及随机推荐。为了细致深入地了解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和行为逻辑等问题，我们还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质性资料。2、调查概况2.1调查地点本研究调查地点选为湖北省武汉市。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根据华顿经济研究院在沪发布的“2019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武汉位居百强城市第九名。我们选择武汉市作为调查地点，就在于武汉市处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相对落后区域的重要节点，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同时作为商贸物流中心和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武汉市还是中西部地区快递和外卖从业人员的重要输入地。因此对于研究平台劳工而言，武汉市是理想的调查地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更是值得作为研究地点。2.2问卷调查我们从2019年7月3日正式发放电子问卷，7月18日收集到了98%的问卷，8月28日正式结束问卷调查，共计收取问卷85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801份。其中，快递员335份，外卖骑手466份。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被访者驱动抽样结合了“问卷星”电子问卷和“微信”联络推荐。调查结束后，我们对获得样本的通过性别、年龄、户口性质、来源地等变量进行样本代表性评估。表2.1显示了本次RDS抽样的种子及其推荐链招募情况。本次调查使用了7个种子，其中第214号招募人数达到250人，占全部样本的31.41%，招募最少的是第42号，人数21人，占比2.64%。不过，从推荐链条看，所有种子的推荐都在4批以上，对样本在各变量上的均衡收敛有利。表2.1 种子及其推荐链招募情况图2.1显示了各推荐批次下的推荐人数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从招募人数看，至第12批招募人数的累计百分比就超过了90%。与指数趋势相比较，累计招募的人数随着批次的增加呈现一致的指数上升趋势，这符合RDS抽样的样本增长趋势。继而，我们通过工作类型、性别、代际、户口性质和收入等变量对样本的均衡收敛进行了分析，参见表2.2。图2.1 各推荐批次下的推荐人数分布表2.2 RDS抽样推荐收敛情况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代际、户口性质和收入等四个变量，仅用了3个批次就实现了快速收敛，且同质性水平很低。不过，工作类型经13批次才实现了收敛，由同质性分析结果可知，这是因为快递员与外卖骑手之间缺乏社会网络，相互交叉推荐少，两个群体的同质性水平达到了0.9。根据RDS原理，同质性水平高但只要相近就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样本的均衡收敛，只是会降低均衡的速度。本次调查中工作类型仍在第13批次实现了均衡，确保了样本代表性。同时，基于社会网络度数的RDS总体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中男性占比92%，女性占比8%，80后占比38%，90后占比57%，这与《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就业报告》和《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基于平台大数据得出的结果高度一致。这说明本次调查获得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2.3质性资料2019年7月14日，我们开始在武汉市开展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前期问卷调查添加的微信好友和创建的微信群聊成为获取质性资料的重要资源。我们起初从问卷调查的微信群活跃分子开始，其后通过被访者的推荐和走访各个快递或外卖站点联系访谈对象。访谈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面访，访谈员与被访者约定时间地点的面对面访谈；二是网络访谈，主要是通过与被访者微信聊天获取访谈信息，另外，微信群聊的聊天内容同样也获取了详实的质性资料。2019年8月24日，课题组完成访谈工作，共计访谈20人，访谈录音时长1891分钟，通过“微信备份助手”软件导出微信聊天记录13205条。三、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本节主要描述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基于导言的讨论，我们将平台劳工的劳动特征总结为如下四点，即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本章第一节将围绕平台对劳工的强吸引，讲述平台的低准入门槛、高薪酬以及弹性化劳动时间对平台劳工的吸引力。第二节将针对劳工与平台之间的弱契约进行阐述，分析平台劳工的劳动不稳定性。第三节将介绍平台对劳工的高强度监管。同时还会分析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监管下，平台劳动所形成的多元控制的特征。第四节讨论平台劳工对规则的抵抗和消解。1、强吸引：自由劳动的魅力1.1 低准入门槛平台劳工规模的越来越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准入门槛较低，吸引了大批劳动者加入。许多公司在招聘外卖和快递员时，对于年龄、性别、学历等没有过多的要求，应聘者申请注册的限制条件较少，甚至在一些公司只要求应聘者年满18岁和会骑车，对于驾驶证都没有硬性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是会骑车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外卖或快递配送员。饿了么在58同城公布的招聘信息中，对于应聘者的要求表述为：18-50岁，能吃苦耐劳；遵守交通规则，爱惜车辆和自身安全优先；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对工作有激情，有上进心；热爱生活，懂得生活，无传染性疾病优先。换句话说，如果你在18-50岁，且身体健康，你就可以应聘饿了么的外卖骑手。类似的，武汉某家政服务公司的月嫂招聘信息中，只要求应聘者年龄在50岁以下、经验丰富、有亲和力，而对于户籍、婚姻状况、学历、技能证书等均没有严格要求。也就是说，应聘者在提交申请时，可能只需要提交身份证和健康证以核实身份信息，除此之外，没有规定其他的硬性条件。在研究中，我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参与调查的外卖和快递员中，有40.45%的人将“入门简单”作为自己“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使之成为该行业继“工作比较自由”之后的第二大受欢迎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外卖和快递配送员中，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的占比达48.69%，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仅有6.99%。在问及获取工作的具体途径时，有54.43%的人表示是通过亲友介绍或老员工直接推荐的方式获得工作的，这些数据直观地体现了外卖和快递行业入门简单、门槛限制低的特征。虽然在外卖和快递行业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征，注册网约车的司机也以男性为主，但这更多的是与此类行业的高强度劳动有关，平台和企业并没有将女性拒之门外。同样的，虽然网约家政工大多数都是女性工作者，但是对于有意愿从事该行业的男性来说，并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制。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在进入各类行业时受到的门槛限制较少，平台企业在招聘时，对于求职者的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等都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今天，低门槛的准入要求为广大务工人员提供了绝佳的工作机会，他们不用辛苦地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也不用办理繁琐的手续，甚至自己就可以直接在网站或APP上完成注册和申请，这些便利吸引了大批的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1.2 高薪酬梦想如今在网络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外卖行业成为一种新型的高薪行业”、“快递小哥月入过万”、“快递员月薪超白领”等新闻报道，网友也纷纷调侃要转行去送外卖或送快递。最近饿了么发布的《2019大学生外卖骑手报告》中显示，今年暑假全国有9896名大学生新加入饿了么蜂鸟配送，其中一位女大学生50天工资超一万。如前所述，由于工资的组成主要是派单量和平台补贴，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多数上班族通常会选择通过定外卖来解决午餐或晚餐，导致外卖需求量大大增加，在这些城市中从事外卖行业的人员有很多月收入过万。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月嫂也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月嫂是家政服务人员最忙碌的群体，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月嫂的“薪情”也一路看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金牌月嫂”的月薪甚至超过15000元。人民网曾对月嫂月入过万的现象进行了报道：月嫂现在是一个高收入职业，行业逐渐呈现高学历、年轻化。还有不少人希望经过培训后去创业，成立产后康复工作室。月嫂从业者的高学历趋势与这份职业的高自由度和高收入不可分割，“我喜欢旅游，完成一个订单后想休息多久都可以，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刘芳玲说，“现在月入一万多元，比之前的工作收入提高了5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月均2352.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月均3270.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月均1218.1元。而苏宁易购发布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全国快递员的平均月薪达到了6200元。“蜂鸟配送”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则显示，外卖骑手的收入主要集中在4000-8000元，其中超过10%的骑手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从横向比较来说，此类行业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发布的《2018主播职业报告》更是显示，有21.0%的职业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从纵向比较来说，许多人在进入外卖、快递、网络主播等行业之前，都从事过企业生产工人、保安、建筑工、餐厅服务员等工作，相较于之前的工作，此类工作带给他们的收入更为可观。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不再是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资，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赚取更高的提成和奖金，一系列相关的报道促使许多人萌生了从事此类行业的想法，抱有获得高薪酬的梦想，他们开始踏入这个行业。本研究中，有27.97%的人将“收入高”作为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但我们也发现，53.18%的外卖和快递配送员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仅有7.49%的人表示当前收入能够完全满足所有支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入行前的期望与入行后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1.3 劳动“自由度”高区别于工业时代传统的雇佣关系，平台劳工对自己的工作看似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需要接受平台或企业严苛的管理，也不需要在固定的工作空间内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没有了时空限制和不合理的管理，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情来调节自己的工作。在上面提及的案例中，月嫂刘芳玲就表示自己在完成一个订单后，可以自由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行业较高的劳动自由度是吸引她的一大特色。在本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工作比较自由”成为外卖和快递人员的入行原因中最受欢迎的选项，68.79%的人表示这是吸引其加入该行业的主要原因。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上下班的时间，可以决定是否延长工作时间，而不用像其他行业的员工一样，饱受“被迫加班”的折磨。他们也不用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坐一整天，接触不到阳光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这种整天在城市各个街道穿梭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也不错。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路板加工厂工作，负责模具设计，虽然比起一线的普工，我的工作还算轻松，但是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让我觉得像在“坐牢”一样。后来也换过几份工作，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工厂的工作，不喜欢受人管制，现在送外卖挺自由的，也不用为请不到假而发愁。（美团骑手小张访谈记录）对于外卖骑手来说，虽然有时他们还是需要接受站点的管理，但来自“人”的管理正渐渐淡化，骑手通过平台系统就能完成请假申请、工资领取、培训学习等事项，缺少来自管理者在场的监督和管理，外卖骑手可以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自由”。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劳动自由性让平台劳工身兼数职成为可能，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商场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工厂员工或者个体经营者，甚至还可能是在校学生。对于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家政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们根据自己每天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量，从而在闲暇时间赚取本职工作外的额外收入。这也是吸引了大量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的原因所在，“多劳多得”的行业规则让他们感到既是自己的老板，也是自己的工人。2、弱契约：高度不稳定的劳动2.1 若即若离的劳动关系平台经济又被称为“零工经济”，旨在强调其灵活用工的特点，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数量的快速增加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而平台经济下的就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社会中建立在雇佣制度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且尚未完全适应平台劳工的工作性质，在很多情境中，现有的劳动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平台就业模式中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的问题，进而导致很大数量的平台劳工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平台经济灵活用工的特点，加之一些平台企业力图规避责任且平台劳工的权益意识又相对缺乏，很多平台企业都没有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在网约车行业中，以滴滴快车为代表，车主只需要进入滴滴快车的官网，依次输入手机号、选择城市、输入基本身份信息、上传驾驶证和行驶证的照片，就可以完成注册，然后下载一个滴滴快车司机端，就可以开始接单。司机无需接受滴滴企业考勤等制度的约束和管理，其与滴滴快车平台在法律上也并不构成劳动关系。而在快递和外卖行业中，许多从业人员也并没有与平台或外包公司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本研究中，40.82%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没有签订或不清楚劳动合同。他们可能仅仅只是签订了简单的协议，甚至有些还是口头协议，尤其是在“众包”模式中，平台企业更是巧妙地避开了与平台劳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有部分配送员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第三方公司也常常以劳动合同由公司统一保管为借口而拒绝给配送员纸质的劳动合同。这更加导致了平台就业模式中劳动关系界定的困难，造成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工之间的权责不明和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南方日报的一篇有关外卖员的报道中，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锋提到：与其他新业态相比，外卖送餐行业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争议上。不过，无论何种用工方式，要从法律特征上认定平台与送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即便是网约平台自聘的送餐员，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必就是劳动关系。很多平台企业利用工人急于找工作、文化水平不高且维权意识不强的特点，逃避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五险一金”的法定保障。本研究中发现，“五险一金”的覆盖面十分有限，覆盖面最广的意外伤害险也只有49.31%的平台劳工享有。由于外卖和快递人员每日需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来回奔波，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遇到交通事故时，62.17%的配送员表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得不到工伤、医疗保险的救助。而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由于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在遇到交通事故时，也无理由向平台提出赔偿。2.2 频繁的工作与行业流动频繁的工作与行业流动与平台经济的特性密不可分。首先，近年来平台劳工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些行业在招聘时往往没有特殊的要求，很多学历较低、没有特长的年轻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入该行业，但他们并不习惯长期地待在同一工作岗位，在新鲜感褪去后，他们往往会选择转行去体验另一份工作。本研究中，28.02%的人表示进入外卖和快递行业只是想“暂时过渡一下”，有17.58%的人表示想通过这份工作“长见识、丰富人生经历”，还有14.84%的人则表示要通过其“为创业打基础”。我刚入职三个月，但我之前在别的快递公司也工作过几个月，因为工资太低然后转到了现在的公司，暂时也没有什么想法，不是很喜欢这种枯燥的工作，如果以后遇到其他的工作机会，可能也会考虑跳槽吧。（顺丰小张访谈记录）其次，平台经济对劳动关系的认定不明确，对平台劳工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工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确定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选择离职。以外卖行业为例，每天开工前平台会自动扣取安全保险费，规定的配送时间不断缩短且超时必定扣费，允许的差评次数不断减少且扣款金额逐渐增高，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让配送员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一些人在发觉外卖行业难有出路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离职的想法。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居然有3个差评，心里感觉很憋屈，每天都尽心尽力的，怎么还有这么多差评。前两天下雨，骑车不敢太快，当时手里有4个单子，送第一单的时候客户还联系不上，那条路下雨还坑坑洼洼的，送到的时候汤有点撒了，我当时赶紧道歉，那人抱怨了两句我也没敢说话，赶紧送后面几单去了。我是新人，每单也就4元，差评会罚款10-30元。（美团骑手小陈访谈记录）最后，平台劳工很多是因为其薪酬相对较高且多劳多得的特点而进入的。以快递和外卖行业为例，快递员和外卖员抱着高薪梦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单价的不断下调、扣款金额的增加导致他们每天需要配送更多的订单，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每天的劳动量也不断加大。他们的作息往往不规律，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也要在外奔波，可能还会因为一个差评而白跑一趟，这导致很多配送员不仅身体吃不消，对工作的满意度还不高，最后的收入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可能会导致一些配送员考虑离职。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往往很容易就步入了该行业，他们的退出也并不会为其带来多大的成本，因此，很多人并不需要为步入和退出该行业而苦苦思索，“来去自由”是平台经济明显区别于其他服务行业的地方。除此之外，行业流动性高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平台劳工对于自己工作的认同度和满意度不高的问题，一方面，这可能与社会对该职业的评价和定位有关，另一方面，行业自身的准入门槛低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从业者建立起职业认同，而这也保证了平台经济的总是可以使用“新人”来为其劳动。2.3 速成而随意的岗前培训和自我摸索规范而持续的岗前培训是劳资之间稳定契约的表现。然而对于网约车司机、网络写手、跑腿服务这类没有特殊职业要求的工作来说，岗前培训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外卖和快递行业来说，由于平台劳工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模糊不清，劳工的流动性较大，很多平台企业急于让新入职的员工投入正式的工作中，而不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全面的入职培训。一般而言，外卖和快递人员在入职时会接受到来自平台或企业的一些简单的培训，本研究发现，超5成的外卖和快递人员接受过基本技能培训、交通法规培训、行业规章培训和安全培训，但是只有不到4成的人接受过劳动法和工会法的培训，企业文化和客户关系培训的覆盖面也不到4成。现实中这些培训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全部完成了，以外卖骑手为例，岗前培训一般会分为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两种。线上培训往往是一些视频教程，并配套相应的测试题，而线下培训会选择一个培训基地，集中讲解送餐流程和送餐技巧。由于送餐流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确认到店-确认取餐-确认送达”三个步骤，所以培训的重点就落在了送餐技巧的传授上，负责人通过列举案例和情景模拟的方式，告知新入职者如何应对取餐到送餐的各个环节中出现的棘手问题，这种形式的线下培训一般不会超过一周。我当时新人刚进来的时候，是直接在APP里找到的培训课程，我好像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做完了哪些选择题，那些题都挺简单的，基本上都能通过。后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组长就给我们介绍送餐的流程、遇到特殊事件怎么处理、差评有什么影响等等。（美团骑手小李访谈记录）在新职员逐渐熟悉工作流程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摸索或者“师傅”的经验传授。你别觉得送外卖简单，其实都是有技巧的，你想要赚比别人更多的钱，你就要慢慢摸索这些。比如我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只要接到单子就是高兴的，后来发现很多单子都是别人不愿跑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跑外卖一定要去商圈附近跑，商圈永远是不缺单子的，而且不要死守一个地方跑，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市区和几个商圈都要跑，就算单子没那么集中，少接点单子，也有利于你把整个市区的街道都熟悉了，这样你后面就算在哪个商圈爆单了，你也可以得心应手地接更多的顺路单。（饿了么小王访谈记录）对于快递员来说，“师傅”的经验之谈也成为新入职员工快速适应工作的重要“法宝”。以顺丰快递员的入职培训为例，他们首先会在分部呆三天了解大概的工作内容，然后到区部接受正式的培训，在分配工作地点后主管就会安排一个师傅带着你，最后通过考试后就能正式成为顺丰速运的一员。师傅会带你熟悉各区域，提供与客户沟通的技巧，教你如何处理地址填错或丢件等问题，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工作顺利进行的经验之谈。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说，这些入职培训具有时间短和内容单一的特点，甚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平台企业着眼于在短时间内将新入职的员工打造成能独立胜任工作的个体，这在缩减培训支出的同时还能尽快填补工人数量上的缺口。与其他行业分阶段的、内容系统全面的、程序严格的岗前培训体系不同，平台经济的岗前培训更多地表现出速成和随意的特点。3、高监管：无所不在的多重控制3.1 来自平台的监管严密的工作流程。平台系统对劳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和要求，主要包括操作规范和时间限定。例如，通过界面功能和操作顺序的设置，外卖平台将骑手可以进行的行为严格限制在平台的规定范围内。同时，对于骑手的送餐和工作时间，平台也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只有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劳动过程，骑手们才能够获得薪酬奖励。蜂鸟众包是隶属于饿了么旗下的一款以众包业务为主的配送服务平台，根据蜂鸟众包用户协议，蜂鸟众包指通过信息推送的方式向用户及物流配送需求者提供居间服务的平台。平台系统主要分为工作界面、个人信息界面、工具界面和平台信息界面。在蜂鸟众包的平台系统中，骑手们被称为网约工。他们可以在待取货以及待送达界面看到系统智能规划的路线，根据路线进行取货和送货。图3.1 蜂鸟众包平台接单界面快递行业也对员工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操作要求。如表3.1所示，S公司为快递员接到投递需求后，上门取需要投递的邮件制定了揽收12步曲，用来指导和规范快递员们的取件步骤。简言之，平台通过这一系列的功能设置，对平台劳工的每一个操作步骤进行了规范和限定。使他们只能遵循相应的操作规范，否则就无法进行劳动，或是会违反工作规定。表3.1 快递员的工作流程集中的信息控制。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工人的工作流程、内容和工作信息对平台完全处于单向透明的境地中，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平台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以S快递公司为例，该公司采用了一套严密的信息控制系统，精确掌握快递物件信息。顾客在寄出快递之后，会获得一张印有条形码的快递面单。面单是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产品数据以及重量等相关信息的单据。快递发出后，需要经过多个环节的操作。每个环节，对应环节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扫描快递面单的方式记录下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通过扫描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取到收件寄件方信息、物流信息以及货物信息等。这样集中的信息控制下，公司能够将快递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快递员身上，彻底实现责任到人。S公司的快递员小方详细地描述了S公司对员工集中的信息控制。我们公司有一套平台运营系统，叫做阿修罗。在工作时每个步骤都需要按系统要求操作，严格遵循责任落实到个人。以派件为例，假如今天是礼拜天，有一个写字楼的派件，收件人的电话打不通，写字楼的公司也不上班。按照规定，我们要在五分钟之内打两个以上的电话，并且发信告知收件人他有快递。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在系统里给这一个快件标记送货不成功的原因，这一件就可以选择编号为65的原因：休息日不办公。系统标记完后，还需要在快递袋上标出65号原因。每一件快递都需要如此，为什么送件不成功，是打不通电话还是收件人不在。公司的系统不仅可以记录送件不成功的原因，还可以记录下来打电话的通话时间，次数。因为公司对通话时间也有要求，不能够响三声就挂断。（小方访谈记录）客户通过查阅快递面单信息，就可以了解快递的详细状态。快递公司内部的流程信息与客户查询到的相比，会更加详细。会包含每个流程的操作时间，操作人员以及操作类型等信息。严格的时效要求。为了满足现代服务业高时效性的要求，平台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如若未按时完成任务，则会进行处罚。以S公司的武汉运转中心为例，公司对顾客物品的发货与寄出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除节假日外，该站点每天会固定发出六趟车用于运转客户寄出的物品，分别为上午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半，下午四点半，下午六点半，下午七点半以及晚上九点半。无论车辆的空间是否装满，货车都会按照时间点将物品寄出。员工为了在对应时间内及时发出货物，需要充分利用间隔时间，完成取货、打包物品、确认信息、填写单据等一系列流程。如果没有严格的按照操作要求完成一系列流程，则可能会无法在对应时间内发送出货物，平台系统会记录下所有操作详情，会依据操作进行处罚。在规定时间之外签收，则会被视为延误，处罚50元/件；签收程序不规范，快件问题不及时进行上报处罚5元/件。除寄件外，发件也面临严格的时间要求。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行业，时间要求十分严格。比如说现在快到十二点了，十二点一定会有一班货车到达站点，我们十二点就需要过来等着货车发件。货车的路程和时间都是提前精确计算过的，就算遇到堵车等意外情况，时间前后出入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小方访谈记录）外卖骑手面临着快递员的类似处境。骑手在接单前，订单信息界面会显示详细的时间要求。如1小时4分钟内送达或是11：35至11：55送达，同时也会显示路程信息。骑手按照指定路程和服务内容，完成相应订单后，一般不会有多余时间。为了获取更多收入，骑手们通常会紧凑的安排好时间，在时间限定内尽可能的多接订单。平台对平台劳工严格的时效要求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制约和控制着劳工们的劳动过程。森严的晋升体系。不同平台都为平台劳工设置了对应的晋升体系，每个级别都对应着额定的工作量要求，达到特定的工作量之后才有资格晋升下一个级别，可以获取更优厚的薪资或是权益。平台将晋升体系嵌入到劳动过程之中，阶梯晋升体系构成了劳动秩序的基础。以蜂鸟众包为例，骑手的等级由平台评定，分为普通、铜牌、白银、黄金、钻石、王者等级别。平台根据骑手每周的完成单量核算出订单分，不同的订单分对应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将享有不同的等级奖励和权益。骑手们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早餐和夜宵时间段工作的骑手较少。为了鼓励骑手们在早餐和夜宵时间送单，缓解该时间段的送单压力，平台规定每完成一个有效订单获得1个订单分，在早餐和夜宵时段则额外增加0.5分。每周获得100个订单分则对应青铜等级，180分对应白银等级，300分对应黄金等级，如果想成为最高的王者等级，这一周则需要获得470个订单分。图3.2 蜂鸟众包平台等级评定标准不同的等级会给骑手带来不同的权益。首先，骑手的等级越高，对应的等级奖励金额越高。各个城市的奖励金标准不同，在上海，普通和青铜级别的骑手没有奖金。一名级别为钻石的骑手对应的奖励金标准是400元。如果该骑手本周的服务分（服务分基于准时送达率、用户评价、投诉单、取消单来评定）是90分（对应奖金系数为1），那么本周的奖励金则为400元*1=400元。其次，骑手享有的权益随着等级的上升而增多。铜牌级别的骑手每周享有8次接单上限权益，2次转单上限权益，不享有免责取消权益。而王者骑手每周享有12次接单上限权益，4次转单上限权益以及1次免责取消权益。在这样可以被称为马太效应的阶梯晋升体系下，骑手在薪酬和权益的激励下，只能尽力接更多的单。图3.3 源自蜂鸟众包平台等级奖励快递行业也存在类似的等级序列。在访谈中，快递员小张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公司是半年评定一次级别，根据这半年内的日均派件量来评定。级别从A1、A2一直到A9。级别和工资是紧密挂钩的，如果你是A4级别，那么一公斤以内的快件你就可以提成1.2元。如果快件超重了，根据超重的重量可以提成1.2到1.5元。还有的快件有超长和报价的服务，A4也可以对应提取一定的金额。如果是A5级别，对应的提成就会更高，一公斤以内的快递A5级别可以提成1.5元。对于平台家政工、月嫂和保姆来说，公司和平台一般按照她们的服务量、工作年限以及资格证书等级来评定级别。武汉月嫂公司将月嫂分为十级，最高级别为金牌月嫂。级别越高服务收费就越高，月嫂所获得的工资也就相应地被提高。森严的阶梯晋升体系与劳动过程的紧密联系，使得工人在晋升体系及其对应权益的激励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积极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自发地投入到利润的生产过程中，“自愿性服从”劳动秩序。3.2 来自商家的制约平台劳工是联系商家与顾客之间的桥梁，他们为双方节省了时间，并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们不仅需要接受平台和顾客的监督，还需要接受商家的制约。商家对他们的制约在外卖行业中较为显著，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外卖平台为了获取市场份额，都会尽可能多地与商家签订合作协议，鼓励商家进驻外卖平台。平台与商家签订合作协议后，平台按照订单的固定比例抽成。有的平台为了吸引更多商家签约，甚至提出了垄断经营的要求。以美团外卖为例，美团会要求商家只能在其平台上经营。如果要同时使用多家平台，商家将面临抽成增多的风险。骑手的订单提成，一部分由平台支付，还有一部分则由商家承担。因此，商家相当于骑手的另一位雇主。骑手在面对商家时，不能怠慢。其次，商家的出货时间对骑手的订单完成度有极大影响。骑手每接到一单后，平台上会显示出严格的时间要求，如在多少分钟内将用餐送达。超出时间后，骑手的提成会大打折扣，甚至造成负收入。时间对外卖骑手来说十分重要，但平台的时间要求是将商家的出货时间算在内的。换句话说，商家出货快，留给外卖骑手送货的时间就更多；出货时间慢，骑手送货的时间就更紧张。商家由于订单过多，经常会出现出货慢的情况。骑手们考虑到商家和平台的限制和单价的差异，一般会耐住性子等单。如果遇到订单超时的情况，商家有权对骑手进行评价和投诉，但骑手却没有权力对商家进行评价。骑手们一般都愿意接单量多、出货速度快的商家订单。这些商家以盒饭、快餐、奶茶饮品为主。盒饭的商家通常会在头一天把食材准备好，订单一来快速加热就可以了。还有些店铺是把半成品准备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送餐了。所以他们的出货速度快、量也大。但是像秀玉这种餐厅，他们的材料都是现场准备的，所以出单时间慢。骑手们通常就不愿意接，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实际上，这种出货慢的商家，订单价也比较高。骑手送一次，提成会比一般订单多一些。（洪山区站点站长）3.3 来自消费者的评价消费者协同资本共同监管劳工的劳动过程是服务业的重要特点。在互联网平台的助力下，消费者的监督更加便利和透明。一方面，如果消费者察觉到劳动过程中有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后，有权通过平台进行评价和反馈。例如，对工人的服务态度不满、服务超时或是服务质量低下等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评价机制进行反馈。这些评价与工人的收入直接挂钩。专送骑手小周在访谈中这样说道：顾客的评价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收入，在我们外卖骑手中都流传着一句“得顾客者得天下”。像我们专送的骑手，如果得了差评，不仅会直接扣钱，还会被口头批评。不过众包骑手的差评单子也会扣钱，具体扣钱的金额要看情况。对于专送骑手来说，没个差评站长都会给顾客打电话回访，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差评和我们的服务质量有关，一个差评罚款50元。如果是其他原因就不罚款，但是站点也会有口头警告。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83.27%的被访者表示，顾客的评价机制会影响自己的收入。为了避免差评导致的罚款和扣分，接近半数的平台劳工表示会主动找顾客要好评，以及拉近与顾客的关系。此外，消费者也可以对工人的各个劳动环节进行实时监管。无论是快递还是外卖行业，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平台看到货物或是订单的即时信息。对于劳动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都有权进行监管。除快递和外卖行业之外，互联网家政行业也将雇主置于监管家政工的重要地位。以某家政服务平台为例，当消费者查找与选择家政工时，平台除了显示家政工的个人信息、照片、年龄等，还会显示之前的消费者对于家政工每次服务进行的评价，评价包括星级评分以及文字评价。这些由以往的消费者留下的评价，对于家政工们的接单量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家政平台还会邀请消费者填写服务情况反馈问卷，同时提供一定的代金券或是礼品给消费者，以提高问卷的回收率。通过对消费者的问卷，对平台劳工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若服务质量不佳，还会进行惩罚。4、低反抗：无力的矛盾转移和自我消化面对平台的高度集中而严密的监管，平台劳工也采取了种种带有抗争意味的应对策略，但是，这种抗争不是指向劳资关系的重新平衡，更多是矛盾转化和自我消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平台监管的日臻完善。平台劳工的抗争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来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巧妙转移矛盾，利用现有矛盾化解工作中会遇到的矛盾，争取主动性。三是利用平台的漏洞和工作过程中摸索的经验来争取权益。4.1 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平台劳工的关系网络主要分为顾客关系网络、保安门卫关系网络以及工友关系网络。首先，与顾客的关系融洽为他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以快递员为例，快递员在工作时，通常是划定了某个区域，一个人承担该区域的送货。在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快递员会有意通过日常的交集与收件人处好关系，这使得在工作中若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会因为“熟人关系”或是“碍于情面”而提供便利。如果是在单纯的规章制度下，任何违规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通常会负责一块特定区域的快递配送，送多了之后和收件人就熟悉了。像我就负责学校这个区域的快递配送，有的时候收件人不在办公室，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快递放在他们熟悉的地方。就不用等到收件人在的时候再送一次，省了很多事情。（快递员小周）其次，与保安门卫构建和谐的关系网络，也为平台劳工的工作减免了部分工作量。保安或是门卫可以帮助平台劳工完成部分本该由他们自行完成的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以快递员为例，有的公司或是住宅楼规定不允许陌生人员进入，快递员若是要按规定将快递当面交给收货人，则需要办理手续和门禁，给快递员增添了不必要的工作。于是，他们通过与保安和门卫的多次接触，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无法完成当面交货的快递时，将快递放在门卫或是保安手中。门卫和保安承担了看管快递，保证物品安全的责任，并省去了快递员当面交货的工作量。最后，平台劳工们在劳动过程中也构建了工友关系网络。一是和自己相同公司，日常接触和相处的工友构建关系网络；二是与不同公司或平台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送货时，会有区域重叠。工友们从事相同工作，并经常进行互动和交往，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在工友关系网络下，平台劳工会协商建立价格同盟，一定距离内的快递公司价格都相同。4.2 运用矛盾化解矛盾在面对工作中的具体矛盾时，平台劳工会巧妙地转移矛盾，运用矛盾化解矛盾，以提高自己的劳动自主性。在骑手送外卖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地方因为管制不允许进入。例如，高校宿舍通常是不允许骑手进入的，遇到地址为宿舍的订单时，骑手通常都会告诉学生，因为宿舍不允许进入，所以无法当面递交外卖。他们一般都会把外卖放到宿舍门口的物品架上，让学生自己去取。负责某工业区的快递员小孙介绍，工业区管制比较严格，一般都不允许进入写字楼内。快递员在送快递时，都会告诉收件人自己无法进入写字楼。通常会将快递放到前台，或是等待收件人下来取件。“其实这样自己反而更加轻松了，不需要上楼，提高了工作效率”。4.3 利用平台系统漏洞尽管在平台的严格控制下，平台劳工们只能够严格遵循平台的要求，按照规则进行工作。但他们也摸索出一套技巧，来应对各种棘手状况。在访谈中，骑手小王提到了利用平台漏洞来逃避惩罚的办法。送外卖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向平台报备，平台如果核实为真的话，超时就不会扣钱。比如说如果这个单子快要超时了，就立即向平台报备状态异常无法联系到客户。然后用别的手机给客户打电话，让客户的手机占线。平台核实时也显示占线，无法联系到客户。这样这一单就可以避免罚款了。另一位骑手小张在“知乎”介绍了他类似的送餐技巧。比如手上有6个单，有一单很慢，一直不出货，怎么办呢？答案是利用上报到店特权，先上报到店，然后送那5单，这单放弃掉。然后给顾客打电话，给顾客两个方案，要么取消重新定别家，要么继续等，让别人配送。由于上报到店有15分钟之后不出餐可以取消订单配送的权利，这时候你送完回来单子无论超不超时，都能取消掉。如果第二天有订单罚款，可以在申诉界面中以商家出餐慢作为依据把扣掉的钱补回来。如果是蜂鸟平台，方法就是拍照上传商家出餐慢，上报到店后拍单号票据或者门牌每次可以延长5分钟，三次之后可以取消这个订单。（摘自知乎问题：外卖送餐技巧）需要指出的是，系统平台一直都在进行更新以弥补漏洞，平台劳工在劳动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技巧会时刻面临不适用的情况。四、疫情下的平台劳工武汉作为全国的疫情爆发中心，平台劳工为保障城市的运转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在高感染风险中的快速流动使得各种严格隔离措施的实行成为可能。本部分基于我们在2019年7-8月对平台劳工的问卷调查基础上，追踪了335个快递员，共收集了171份有效问卷。由于武汉市暂停了外卖送餐服务，因此外卖骑手不在本次追踪范围之内。1、疫情中快递员的基本情况家在武汉和计划春节期间工作是快递员留汉的主要原因。追踪调查发现，约64%的快递员离开了武汉。留在武汉的首要原因是“家在武汉”，占比48%，其次是“原来就打算春节继续工作”，占比22%。具体而言，农村户口更倾向于春节期间留在武汉工作（参见表4.1）表4.1快递员留汉情况留汉快递员身体状况不佳。如图4.1所示，留在武汉的快递员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43%的留汉快递员出现了嗓子痒、干咳的症状，其次是身体无力、发高烧、得流感等症状，只有14%的人无任何症状。同时，他们当中63.8%的人进行了自我隔离，但也有36.2%的快递员没有隔离。85.7%的人未隔离主要是因为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也有9.5%的人在做志愿者（详见图4.2）。图4.1留汉快递员的身体状况图4.2未隔离时主要从事的活动2、疫情中快递员的工作情况快递员复工比例较低，生活所迫和参与抗疫是主要的复工原因。在171个样本中，已复工30人，未复工140人，转行1人。快递员选择工作的首要原因是生活所迫，必须挣钱，占比33%；第二位的原因是为抗疫出力，占比27%；第三是公司鼓励,占比23%；第四是公司强制要求，占比7%；最后是险中求富贵，占比3%。图4.3快递员复工的原因工作时间下降明显，工资浮动较大。受疫情影响，快递员的工作时间明显下降。与2019年7月相比，快递员的工作时间集中在6.5小时到12小时之间，中位值为8个小时。从累计工作时间看，快递员月累计工作时间在20-30天之间，中位值为28天。疫情期间，快递员的工资浮动较大。2019年7月，快递员的月工资在4000到9000元之间，而疫情期间快递员的日工资在50到500之间，估算其月工资在1500到15000之间。图4.4每天工作时间配送地点多为居民小区和医院，派单量减少。疫情期间主要的配送地点是居民小区和医院等地方，而2019年7月，除了住宅区之外，配送地点较多的是商务区。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有所减少，疫情以前，派单量集中在60-150单之间，而疫情期间派单量主要在25-100单。图4.5疫情前后配送地点对比从派单量看，根据图10可知，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有所减少，疫情以前，派单量集中在60-150单之间，而疫情期间派单量主要在25-100单。图4.6疫情前后派单量对比客户关系缓和，工作安全压力更大。快递员疫情期间主要的防护措施是工作场所消毒、戴口罩和戴手套（参见图4.7）。快递员与顾客的关系在疫情期间有所缓解，55%的快递员认为与顾客的关系比疫情之前友好很多，20%的快递员认为比疫情前友好一些。疫情期间，快递员感受到的工作变化最大的是工作安全压力更大，而疫情前快递员工作变化最大的是工作灵活性更强（参见图4.9）。图4.7主要防护措施图4.8快递员与顾客的关系图4.9疫情前后感受到的工作变化3、疫情中快递员的精神健康快递员的精神健康状况较好。我们使用GHQ-12量表测量了快递员的精神健康。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的精神健康低危人群上升了0.59%，中危人群上升了2.34%，而高危人群下降了2.93%（参见图4.10），这说明，快递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好于疫情发生前。这可能与疫情期间的工作量的减少和客户关系的改善有关。图4.10疫情前后快递员的精神健康风险对比4、社会地位认知整体而言，快递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与2019年7月相比，在疫情期间，快递员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和中上层的比重明显下降，处于中层和中下层的比重上升，这可能说明，受疫情影响，快递员的社会地位认知有所下降。图4.11快递员的社会地位认知文章来源：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预印本），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