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三种代表性的方法。1、基于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代表人物：19世纪诞生社会科学，孔德法国社会学家）1830年始于孔德成于图尔干孔德提出建立一门与天文、地理学等相等地位的学科社会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学）。1897年，法国图尔干杜尔凯姆《自杀论》阐述，社会整合与自杀率有关系。其贡献：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象是客观事实，存在客观规律性，必须研究社会事实，社会科学是行为方式思想，行，行为感觉方式，社会是可认识的，社会科学是说明社会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20世纪主流是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法。基本观点：基于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1）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为了发现普遍的法则，了解社会世界运作一般模式，便于人类控制与预测事件的发生。解释把握好预测的认识。（2）关于社会实证的特征：社会实证与自然事实是确实存在的，等待人们认识和发现，社会实证有着固定的模式和秩序 不是随机混乱无规则的。（3）关于人性的特征：人类是自立的追求快乐的理性的个体，可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对人类加以了解，不必要去考察看不见的内在动机。（4）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关系：二者有本质区别，科学优势是常识无法比拟的，认为常识是松散、不合逻辑缺乏系统性的充满主观偏见的，科学可以经常产生真理常识只是在罕见的情况下偶尔产生真理。（5）理论的形态：认为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由概念、定义、命题、原理等构成的合乎逻辑的体系，这体系就像自然科学一样符合演绎逻辑的特征。（6）判断正确标准。一是逻辑上无矛盾；二是符合观察事实；三是可能被重复。（7）价值在研究中地位，科学是价值中立的，除了选择主题之外的没有价值意义。科学与价值无关2、基于理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追溯到德国迪尔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自然科学是基于抽象解释人文社科是基于移情式的理解（移情指设身处地深入其中）韦伯认为理解社会学纲领（1）目的。理解和描述人们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标准是引起被研究对象的共鸣。（哈伯重要方法，访谈法是基于理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2）基本特征。社会实证是由互动的社会人有目的行动刻意创造出来的，是变动的、短暂的，人们能把握的只是对社会实证的一种内在感觉。（3）关于人性的认识。人类是创造意义 的社会人，会不断理解自己生存其中世界，因此人的行为没有统一模式不可预测，认为研究者做的是了解人们的行为。（4）科学与常识的关系。常识至关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常识，如离开常识人们将无法保持正常的日常生活。（5）理解的形态。理论 是一种表意的归纳式的描述，尽管会包含一些概念和有限的概括，但是与被研究者的经验不会相距太远。（6）判断正确与否标准。被研究者是否能接受，引起其共鸣。（7）价值在研究中的地位。价值是社会生活整体一部分，研究离不开价值，没有哪种价值是错误，有的只是差异，只是看待问题角度不同。3、基于批判的社会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精神学派、新精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的批判：为现在的社会辩护，违反人道主义，根本原因没有把现实社会观点。（1）目的。改造世界、改变世界达到目的方式，要通过揭示社会关系的基本来源，以赋于人们以力量，赋于哪些不太有力量的人。（2）社会实证特征。在变动的社会实证背后隐藏基本的权力结构，这种充满冲突和矛盾，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推动了社会变迁。（3）人性的特征。人类有很多未发挥潜力，人是有创造性能够改变而具有适应能力，但是人也会受到他人的误导、虐待和剥削。（4）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常识充满错误的意识，常识让人们错误理解客观现实下自己真正的最佳利益，科学研究应多研究常识，正是常识塑造了人们行为。（5）理论的形态。一个完整的批判理论能帮人们消除错误意识，描述社会的深层结构，指出社会变迁的方向。（6）判断标准。一是是否正确描述深层结构及产生的条件，二是是否能够指导改变社会关系的实践。（7）价值的地位。价值科学必须从某个价值立场出发，有的是正确，有的是错误的。

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哲学方法与实践基础——从《矛盾论》《实践论》的继承和发展谈起作者：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对《矛盾论》《实践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陕西大剧院将带来歌剧、音乐剧、喜剧、舞蹈、爵士乐、戏曲等不同形式的演出。新华社发　　随着学生教育诉求日渐多元，各地学校才艺培养活动愈发丰富。图为山东青岛一所学校举行的以“秀才艺 迎狗年”为主题的才艺展示活动。新华社发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契合了新时代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继承和发展了《矛盾论》的观点，契合了新时代的特点。《矛盾论》指出，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因此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变化，也就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蕴含着矛盾分析方法，体现了《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　　事物发展过程中并存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划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所以，认识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就认识了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因素，认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点和矛盾解决之法。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焕发生机活力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这些阶段性特点集中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突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不断增长，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强调克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辩证地看，人民需要与生产发展处于辩证关系之中。毛泽东对此做过评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一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刺激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创造出新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毛泽东举粮食的例子，说明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会呈现新的特点。在挨饿的时代，人民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在不愁吃穿的时代，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主要不体现为数量的要求，而体现为品种、品质、品味的要求。同样，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民不满足于数量层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有更高的质量要求，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一个更合适的表述，用来描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一两个领域内矛盾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矛盾的解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会为其他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具体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原因与条件，有利于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与新使命。　　在实际工作中，事物的矛盾常常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容易对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诊断。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发展中的新问题。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难题，把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要敢于直面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作出的判断，是在群众实践中获得的理性认识。《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线索展开论述，突出了实践的根本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实践论》中，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获得一个真理性的知识，需要经由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多次辩证运动。同样，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一个辩证的过程。毛泽东很善于通过观察实践变化从而洞察主要矛盾的相应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抗日战争期间，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8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一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确认同样的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完整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跃居世界前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种实践背景下，“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提法已经不契合社会发展实际。当前，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是落后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越来越向往美好的生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数量广泛，而且有更高品质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期盼，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这种情形下，笼统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完整描述当前的客观实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认识和判断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有充分的事实理论依据的，是基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的正确认识。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国家行政学院院委委员 谢春涛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为党的十九大提出和确定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标、新部署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治国理政方略，进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结果。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但我们党对人民的诉求是什么、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在哪里清清楚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发生转化，是因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巨大发展，很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用品短缺状况已根本改变。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我国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分析，准确把握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新要求，对于认清和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其中，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之一。这一思想的其他内容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十四个坚持”，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分析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先用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1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次没有像过去那样设定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等指标，而是全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是围绕正确把握和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战略安排。

“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型样本。习近平高度重视“枫桥经验”，明确提出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近年来，随着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生动开展，“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和深化，成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也为疫情防控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今天，党建网微平台与您共同学习习近平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诸暨的经验”（即“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高度重视“枫桥经验”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枫桥调研时认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在当天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2004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始终。同年，习近平在绍兴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的经验，就是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2006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讲话指出，要创新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管理基层事务、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努力创造农村安定祥和、农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环境。习近平要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2019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2019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学习“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在三次地方考察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矛盾的重要性。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说，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依法防控，加强社会面管控，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3月30日，在浙江考察的习近平前往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了解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模式运行情况。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习近平多次召开出席重要会议，强调及时解决苗头性问题、依法防控的重要性。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对各种苗头性问题，要密切关注、及时化解，严防各类矛盾交织叠加、形成连锁反应。2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2月23日，习近平出席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领域，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梁平等的新著《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与法治化治理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索。该书紧紧围绕“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与治理”这一核心问题，着眼我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和重大创新，立足于我国基层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为基层治理的一系列命题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以求基于我国的基层问题，探寻解决方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书对“基层治理的研究范式和关注视角”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理论探究，采取多个范畴对比呼应的方法，通过多元视角展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立体化“相貌”，并提出了“技术框架下的结构化治理”，将理论探索带入实践语境，使得研究成果既务实又具可操作性。同时，该书前瞻意识强，注重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实际应用，提出建立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协商合意机制，以创新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王越飞）

来源：新浪财经【直播中】任泽平回归资本市场首秀：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任泽平回归资本市场首场宏观策略报告会，暨东吴证券与吴晓波频道签约仪式，今日下午15点举行，新浪财经全程视频直播。任泽平表示，最后给大家讲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以及应对。第一大矛盾，中美贸易摩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70%，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在以5%—6%的速度增长，我们是美国潜在增长率的2—3倍。按照这样一个趋势下去，大约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大约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每个人想想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重回王座，王者归来的一天。我们很幸运赶上时代的大潮，我们可以见证这个历史。先后有两个挑战者前苏联和日本，它们都爆发了冲突，而且不简单是贸易领域的，包括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军事，包括金融领域全面的对抗。中国未来还有7—10年我们就会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新回到王座，这里面会发生什么？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它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我们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的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的定力。当然我也非常赞同一位长者基辛格呼吁，为了世界的和平和长期的繁荣，中美一定要多对话多交流。双方都要做出调整，确实世界的整个治理版图发生了深刻变革。从美国的角度，在未来十年美国要调整心态，接受一个日益崛起的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中国也要调整心态，当我们强大以后，我们要相应地承担全球的责任，并且尊重全球的游戏规则。第二大矛盾，创新发展。过去靠人口红利、要素红利等等实现了高增长，未来我们要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创新驱动。我倡导新基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倡导的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贡献。新基建有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中国的新产业，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过去40多年中国本身就是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受益者，印度为什么抓不住全球化红利，中国抓住了？很重要的跟这个东西有关。未来的新基建是什么？三大新基建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科技领域的新基建和教育医疗等代表的民生领域的新基建，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制度领域的新基建。第三大矛盾，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面临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口的未来这是内部最大的灰犀牛之一，过去30年20年根本不用care这个事情，但是未来10年这是一个好大的事情。中国的婴儿潮62到76年，我们受益于婴儿潮的人口红利，中国过去高增长就是这批人年轻时干出来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62年出生的人现在59岁了，明年就退休了。为什么你会看到公共政策领域讨论延长退休，因为如果你不做政策调整，未来中国的婴儿潮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的老龄化不是像欧美慢慢来的，中国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来5—10年扑面而来，加速到来。“十四五”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我们还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欧美包括日本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了，我们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就迎来老龄化的挑战。我也呼吁放开生育，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超级老龄化社会，2060年3个人里面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少子化，那老龄化来了有什么问题吗？老龄化来了以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率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的债务和社会保障压力都会上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活力将会下降。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挑战，要尽快放开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筑生育支撑体系，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这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第四大矛盾，最坚硬的泡沫房地产。原来讲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近期看金融。我们研究过去十几年十几个经济体包括住房制度的案例，基本的结论是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制度是它的基因，基因是有很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房改革学习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习的是英国，这几个经济体都是高房价，严格来讲香港是教训，远远谈不上成功的经验。包括像美国、日本的房地产也是不成功的，因为货币超发带来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风险。世界上搞成功的房地产是德国和新加坡，搞租赁，包括对货币的强有力的控制。根据我们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长期健康平稳发展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人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到现在坦率地讲，新基建我们呼吁从学术讨论成为国家战略，我们呼吁放开生育，最近做出政策调整。但是我们对房地产的认识我认为到现在可能还是离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看到的现象，放在我们的框架里面一点都不稀奇。中国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地错配和货币过去一度超发，过去计划的思维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镇，区域经横发展小城镇的思路是错的。这种思路导致人往大的都市圈积聚，但是土地指标没有供过来，导致人地错配，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这是有解的，并不是完全没解。从经济上从技术上，作为一个学者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讲，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还有解，而且我们还有最后十年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要先解决认识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作了许多分析，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进一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性和我们党作出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科学性，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我们党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运动发展的具体表现。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因为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归纳，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上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从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中提炼出来的。新时代，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发展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对发展和需求的深入分析，我们党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正视和剖析各种社会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深刻阐述时，就运用了辩证思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国已经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认为我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的辩证关系。通过这样的辩证研究，我们也能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等的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现象的任何判断都渗透着判断者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始终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聚焦于人民的需要，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就不可能始终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所起到的作用。（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作了许多分析，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进一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性和我们党作出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科学性，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我们党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社会基本矛盾，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运动发展的具体表现。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因为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归纳，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上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从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中提炼出来的。新时代，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发展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对发展和需求的深入分析，我们党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正视和剖析各种社会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深刻阐述时，就运用了辩证思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国已经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认为我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的辩证关系。通过这样的辩证研究，我们也能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等的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现象的任何判断都渗透着判断者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始终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聚焦于人民的需要，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就不可能始终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所起到的作用。(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05日 08 版)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史竞男）《变迁与启示——改革开放四十年化解社会矛盾经验研究》日前已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国家信访局联合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写，从社会矛盾变迁视角研究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启示。14日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与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共同在京举办的该书出版座谈会上，该书总撰稿人、国家信访局副局长李皋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是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的环境中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该书聚焦经济、社会、农村、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通过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变迁，概括出社会矛盾的阶段性、矛盾演变的总体趋缓性等规律性特征，提炼归纳了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六条重要启示，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以法治为导向、始终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始终坚持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始终坚持构建矛盾多元化解体系。专家表示，该书顺应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通过对诸领域矛盾形态及其成因的揭示，探寻社会矛盾化解的中国方案、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有助于推动信访矛盾化解不断提高实效，为国家治理贡献力量。责任编辑： 韩家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