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承认吗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已经正式开始招生了，硕博通老师发现，很多想报考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课程班的同学问很多一样的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记录，筛选，我将同学们都会问的问题汇总成条目分享给大家：问：硕士学的是其他专业能就读吗？答：我们对你硕士所读的专业没有要求，只要你目前所从事的行业与金融或经济相关或者你之后有想朝金融经济方向转型的想法，都可以参加学习。问：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有什么区别？答：统招博士与在职博士的区别在于，在职博士是宽进严出，统招的是严进宽出，在职的博士主要是以发表论文、写专著、省部级奖项等为获得学位的条件。问：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博士是否可以使用？答;近3年内的都可以，但得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问：异地学员如何上课，可以通过视频学习么？答：不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确实安排不开，可以请假，请教务老师把课件发给你，或者跟下期班补课。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答：报名需要携带的资料：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硕士学位原件、复印件、一寸照片4张、报名费800元。问：导师如何选择？答：在课程第二学期，双向选择。问：英语有什么要求？考试是参加国家统考么？答：入学考试不考英语，毕业后申请学位时研究生院有英语考试，这个考试难度为四级到六级。问：发票如何开？答：社科院统一开具发票问：针对于有的学员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课程班如何回答？答：我们不是课程班，因为我们是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我们在职班的学分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完全承认的。问：费用可以优惠么？答：不能优惠，这里是社科院，正规办学。问：博士论文有导师指导么？如何能保证通过？答：有导师指导，不能说保证你通过。要认真对待。问：社科院博士最亮点的优势是什么？答：国内唯一可招收在职博士的院校。具有单双证通道。社科院是国家部级单位，与教育部平级，再一点我们的师资力量与博导，没有任何一个院校可比。问：入学考试都考什么？有考前指导么？答：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的是与经济相关的主观题，面试是社科院院所领导做单独沟通，了解学员的的综合能力。问：报名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答：填写报名表-----发送入学考试通知------进行笔面试------发放录取通知书。问：申请博士学位需要哪些条件？答：硕士学位满五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论文3篇加个人专著一部、省部级科研奖项3等奖提名、通过研究生院的考试问：应届硕士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答：可以。问：博士学费是多少？答：现代服务与投融资128000 ，产业经济学：138000问：在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可以读博士么？答：硕士在国家学位办做过认证就可以报读。问：只有硕士学位，没有学历可以报博士么？答：可以，有硕士学位即可。问：博士学位证书是哪里颁发的？也是国务院学位办么？答：该学位证书是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发的，和统招毕业的学位是一样的。问：申请博士学位有名额限制么？录取比率如何？答：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授予学位。没有录取比例问：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答：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问：师资配备情况？答：大部分为社科院导师、研究员；部分外聘知名教授，专家。问：如果经常出差，确实没时间上课，学分怎么修？答：提前和教务老师打招呼。安排调课，回来后补课。补修学分。问：毕业论文有什么要求？答：结业论文3万字以上，毕业论文8-10万字问：除了上课还有什么增值服务没有？答：移动课堂，联谊活动。社科院论坛与讲座免费参加。问：申请学位考试考什么科目?答：马列，经济综合，英语，问：刚毕业的硕士可以读吗?答：可以，只要具有硕士学位就是可以报考的问：博士课程共修多少学分？答：32学分问：博士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名称?答：目前有3个系列可选：一是（北核）北京大学图书馆，1000多个检索目录。二是（南核）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500多个检索目录。三是社会科学院，700-800个检索目录。问：博士有年龄要求,超过要求年龄也是可以申请的吗?答：一般45周岁一下。如果年龄超过，会考虑学生的综合社会层次，有机会破格录取。如果同学们有其他上面没有包含的问题要问我，欢迎留言或者加硕博通老师百家号后，私信回复常见问题，更多问题会出来。私信回复招生专业，会出来2020年所有社科院在职博士招生专业，私信回复上课地区，会出来2020年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开设课程班的地区。

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安排都较为系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完成课程，但由于院校和专业的不同，在学制方面也会略有区别，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的学制是几年？本校在职研究生的学制大致为1.5年到2.5 年，其中同等学力的课程安排为2年的时间，高级研修班则需要2到2.5年的时间，以中外合办报考，学制相对较短一些，1.5年的时间便可完成全部课程，报考者应紧跟课程进度，以确保可如期毕业，详情如下。同等学力学制为2年以同等学力的方式报考本校，学制为2年，完成课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以逐步实现专业知识的积累，学费也普遍不高，一般为2万到3万，个别专业需要5.7万。高级研修班学制为2-2.5年报考本校高级研修班的学制会相对较长一些，一般的课程都需要2.5年学完，少数课程也可在2年内完成，学费相对略高一些，为9万到19万，就读者可做好学习安排，按时规律的参加课程的学习。中外合办学制为1.5年以中外合办的方式报考本校，学制会略短一些，1.5年的时间可完成学业，课程安排较为紧凑，也可很好的提升专业能力，学费较高一些，分别为25.8万和32.8万。以上为本校在职研究生的学制情况，包括所需学费也一同进行了介绍，想要报考的学员可以作为参考，选择合适的就读方式。中国科学院课程研修班报名流程介绍

基本情况我是定向考生，孩子3岁，已硕士毕业4年多，本硕全是金融专业。我是第一年备考，2月份才开始看书，原本只是今年想试水，没想到运气比较好。我在报名时联系过导师自荐，导师只回复欢迎备考。在进入复试之后又向导师自荐过，让导师加深印象。2020年备考的时间比较长，是一个磨练心智的过程。备考的时候因为孩子比较小，还是很需要妈妈的时候，所以每晚要哄完孩子才有时间看书，第二天要上班，整个人很疲惫，一度想过放弃，但是觉得哪怕是试水，也得全力以赴。金融所每年报考人数也很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努力做到在备考的时候不让负面情绪影响自己。英语资料：淘宝店“博雅考研考博”出的社科院考博英语真题解析+淘宝店“博雅考研考博”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博英语完形填空和7选5专项训练资料。我原本英语底子还不算差，所以考英语基本就是吃老本。我没有单独买单词书背，因为我觉得单词主要是要会结合语境去运用，否则光背单词其实用处不大，还容易遗忘，效率不高。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文章方面，目的是练习如何在短时间内理解文章大意。遇到不会的单词很正常，做题时千万不要因为大量单词不会影响做题心情。我的方法是重点看每一段的开头和结尾句，圈出关键词，比如but,however等。社科院的阅读理解文章主要涉及这么几大类：法律，经济，人文社会，历史，天文地理等，可以在淘宝店博雅考研考博买到社科院英语命题人自己出的阅读理解材料，但是好像题目比较简单，而且没有解析，可以纯粹用来练看文章的速度。做summary这种题目，开头和结尾段落很重要，里面主要人物说的话很重要，把一些能表明文章主旨和观点的语句划出来，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达，注意同义词替换，平时多练练，考试不慌张。专业课一：2001经济学原理资料：高鸿业宏微观经济学第七版+高版习题+余永定版西方经济学+余版习题+淘宝店“博雅考研考博”出的经济学原理考博真题解析和经济热点解析论述15题。我的工作和经济金融相关，所以对一些专业书是比较熟悉的。高版和余版能起到互补的作用，课后习题建议大家多看多练，尤其是计算，多刷几遍。今年的计算真的是很简单，给分题。感觉社科院的计算题基本不难不偏，好拿分。至于主观题，我在淘宝店“博雅考研考博”上买过经济学原理考博真题解析和经济学原理考博定向习题册，覆盖面很全 ，逻辑清晰。论述题一般都是热点题，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会这些热点要多关注。专业课二：3107金融学资料：黄达的金融学第四版+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我的金融学资料其实远远不够，因为今年考试就发现有的题目这两本书里完全没有涉及，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多看看其他相关书籍。金融学就是简答和论述，没有计算。简答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金融原理，配合一道热点题，比如今年就问了联系汇率制，和“迷失货币”，关于香港是否要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是之前学术界争论得沸沸扬扬的话题，正好就考了。论述题基本都是热点或者是那种看起来不是热点但又和热点相关的问题，今年考了央行货币互换。其实金融学的历年真题中，简答要好好看，出现过重复考点，但是论述基本没有重复考的，所以每年的热点很重要，思维要发散，要想到和热点可能相关的考点。我在备考两门专业课的时候，首先是看书，书本至少看三遍，然后根据目录整理重点，自己手抄整理，这很有意义，你会发现手抄过印象更深。之后是整理热点话题和导师文章，金融所所有导师近两年的文章我都找到了，导师的文章一定要熟悉他的主要观点，最好配上自己的见解。复试英语复试：2020年是网上面试，英语和专业面试各10分钟，共16人进复试，录取8人。英语先是一两分钟的自我介绍，言简意赅最好。然后老师提问，我被问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有：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指我的读博计划），这个课题意义何在，硕士论文主要写了什么，你觉得一边工作一边读博是否会分散精力导致延毕等等。我觉得口语最重要的是语感，平时看英文阅读的时候最好每篇文章都读熟，大声读出来，培养语感。这样问题一出来，你就自然而然知道该用什么句型，不用思考，嘴里已经说出来了，这样就达到效果了。还有就是语调，可以下载英语趣配音这个软件，平时看书看累了练练语调，回答问题不能像背书一样语调沉闷。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听力，老师问什么你要明白他的意思，不过老师都很好，不会问特别难的问题，全是一听就懂的题。最后结束的时候老师还会祝你好运。专业面试：首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抽题，一共10题，自己抽一个号，如果不会可以换一次题。最后是导师提问。自我介绍不多说了，简洁明了最好。抽题环节，题目基本是热点和导师们的文章，多看看各位导师都在研究什么。导师提问环节，可能是和他方向相关的，也可能是你自己科研成果的问题（如果你有论文什么的，导师可能会感兴趣问），还可能是关于你未来研究方向的。心态很重要，面对这么多大咖，紧张是正常的，感觉自己被碾压也是正常的，放轻松。最后，我想说效率是关键，复习时间长不意味效率高，要努力在单位时间内提高学习质量。在考前最后冲刺的时候不能浮躁，少说话多看书，希望大家明年都能如愿，希望群主努力奔跑的社科院考博群越办越好。

中国社科院是一所全国重点名校，所以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作人员，都想到本校学习在职研究生课程给自己充电。其中，有些身处异地的人到校上课不太方便，于是就想知道，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课程能在网上学习吗？据了解，本校举办的个别专业课程确实支持学员以网络班的方式在网上学习，这些学员同样能学到完整的知识，而且大家在网上学习还有很多优势值得借鉴，下文来具体说明。个别专业课程能在网上学习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举办的公共行政管理、经济法、民商法三门课程都允许学员在网上学习，学习时间比较自由，大家只要有空，随时都可以观看教学视频来学习课程。网上学习的内容也很完整本校网络班的教学视频都是导师在上课时亲自录制的，而且视频也会跟着学业安排同步进行，所以大家学习的课程很完整。另外，众位学员还能参加网站公布的学分活动来进修学分，以便达到毕业的标准。网上学习的好处在网上学习在职研究生课程的学员，除了能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外，还可以在课程学完后，将课件保存起来反复观看，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综上所述，本校在职研究生课程可以在网上学习，而且学员学习的内容也很完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考了。2020年攻读浙江大学在职研究生好处是什么？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报考在职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成我很多同学关注的院校。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据院校招生老师介绍，当前中国科学院课程班院课程班开设了很多热门的招生专业，主要是以课程班和高级课程班形式进行招生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报考方式。1.课程优势中国科学院课程班院课程班所开设的课程都是非常先进的，是和全日制课程班没有太大区别的，并且根据学员在平时工作上所遇到的问题总结了一些课程，包括院校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是为学员开放的，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够对学员进行最有效的指导。2.证书优势学员在毕业后可以获得相关的证书，尤其是中国科学院课程班院课程班所获得硕士学位证书，是和全日制课程班一样的，是完全可以在学位网进行查询的，象征着一种身份和地位，含金量非常高，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在以后找工作、出国留学和评选职称等都有很大的帮助。综上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想要报考的同学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在职博士项目最近几年越来越火了，越来越被人认可。在职博士开始火了！什么？还不知道在职博士？快来科普一下！在职博士是工商管理博士，是专门为高层管理人员设计的全面系统管理课程，商学领域的最高学衔！真真儿的博士学位！在职博士为什么这么火？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满足了当下高端人士的主流需求！所以，未来的企业家拼的便是圈层高度与创新力，企业家都需要不断地思考未来的经济、未来的资源，只有这样，今天的选择，才会奠定一家企业三十年的格局。现实的是，许多企业家会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遇到经营瓶颈，这时候他们会努力谋求圈层突破，通过继续开拓平台来开拓人脉，同时打破思维局限，达到企业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而攻读高级工商管理的DBA课程就成为了精英企业家们的首选。区别于其他学位教育，在职博士一般为小班授课，重在培养创新能力与创新方法。注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探讨；从商业实践向学术研究转换，包含管理规范总结丶管理研究丶管理新知识的创造等等。在职博士在职学位项目无需脱产学习，上课时间灵活，对于职场中的高端人士而言，既兼顾了生意场中的应酬决策，又满足了学习知识、读取学位的迫切诉求。在职博士项目中的佼佼者—美国玛赫西管理大学PHD项目美国玛赫西管理大学（MUM）是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CHEA）六大高校认证机构（美国六大联盟）认证的学校；是美国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北认证协会的会员单位，其认证范围包括在中国进行中美国际学位合作项目。MUM是中国教育部认可的美国高等院校之一，早在2000年就获批准在中国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已有10以上年本科、5年以上硕士的中外合作办学历史。校园占地370英亩，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堪称美国环境保护的典范大学。玛赫西管理大学被美国环境科学组织认证为全美第四最佳环境科学学校。玛赫西管理大学商学院获得韦伯麦特里克斯网 （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全球商学院排名第100位，MUM可持续商业MBA排名全美第10位，MUM 可持续环境项目排名全美第15位，世界多国政要，商界巨头，文艺名流均为MUM的校友或基金会参与人。玛赫西管理大学大卫·林奇电影艺术研究生学院创始人、院长美国大卫·林奇基金会创始人。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摄影师、漫画家、作曲家第19届土星奖-终身事业奖得主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得主第5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得主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得主曾数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代表作品：《橡皮头》、《象人》、《我心狂野》、《双峰》、《蓝丝绒》、《妖夜慌踪》、《史崔特先生的故事》、《穆赫兰道》和《内陆帝国》等。由美国驻华大使强力推荐，在中国已有多年中外合作办学经验的玛赫西管理大学此次在中国上海开展国际MBA/PhD/MFA/DFA项目，为学生提供“全球视野， 中国深度”的高端管理和艺术教育，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国际化的、多元化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和文化艺术领军人才。更多在职博士相关信息，敬请关注！

学费是报考在职研究生需要准备的费用，一般都要在办理入学时一次性缴清，所以，报考人员会提前了解所需学费，那么，2020年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要交多少学费？2020年就读本校在职研究生要交的费用在2万到32万之间，其中同等学力普遍较低，准备2万到6万即可，高级研修班相对较高，需要准备9万到19万的学费，中外合办则需要准备25.8万和32.8万，学费较高，详情如下。同等学力要交2万到6万以同等学力的方式报考本校在职研究生，需要准备的学费在2万到6万之间，其中，以2万到3万的课程较多，属于学费较低的报考方式，2年可完成课程。高级研修班要交9万到19万高级研修班的学费略高一些，应在办理入学时缴纳9万到19万的学费，将报考专业所需要的费用交由院校，便可按时上课，完成课程的多为2.5年，少数课程2年可完成。中外合办应交25.8万或32.8万中外合办的学费较高一些，根据专业的不同，需要缴纳25.8万或是32.8万的学费，均处于较高的学费标准，报考者需要具备不错的经济实力，不过其优势也较为明显，可在职学习国外的课程，学制较短，1.5年可完成学业。以上为本校在职研究生的学费情况，不同的报考方式，有不同的学费标准，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参考，做出合适的报考选择。2020考研：复试时间一览

现如今，对于那些在职读研的学员来说，如果想要获得应有的提升，就得顺利通过就学期间的相关考试，因此很多人就想事先做好相应的备考规划。这时，有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的人纷纷进行咨询，本校在职研究生考试科目是几门呢？据了解，攻读本校在职研究生的学员主要参加的考试为同等学力申硕统考，此考试共包含了外国语和专业综合2门科目，具体情况如下：　本校在职研究生申硕统考科目为2门历年来，此次考试侧重于考查学员的外语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其科目主要包括外国语和专业综合。另外，每门科目的成绩满分均为100分，而考生只要达到60分便算是达标了，并且没有一次性通过考试的人，还可以继续补考未过科目，所以说该考试难度比较低。外国语科目考试内容一般外语考试主要包含基础词汇和外语听力两方面内容，考生可以从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五大语种中选择一种自己擅长的语言进行考试。专业综合科目考试内容至于专业综合科目更注重考查大家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所以考生在平时上课时，一定要认真听讲，而且在课后要及时熟悉所学的知识点，这样就能有效地提高考试通过率。上述内容对本校在职研究生考试科目做了简明介绍，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好相应的备考工作，预祝众位考生顺利通过考试。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