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9月1日晚消息,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院系调整暨推进科教融合改革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院)一起,共建12个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并进一步加强各研究生教学系建设。这是中国社科院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社科院办学优势,推进科教融合战略向纵深发展,大力培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后备人才的重要举措。目前,这12个科教融合学院已获批成立,它们是在原有7个本科学院,3个研究生学院和17个研究生教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每个学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所(院)作为牵头合作单位。它们是: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济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法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府管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语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新闻传播学院(媒体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历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学院的相关组建工作正在快速稳步推进之中。各学院的院长将分别由各所主要负责人和知名专家担任,同时研究所推荐部分优秀科研人员和管理干部担任学院负责人,与大学原有干部队伍一起,负责各学院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所(院)研究人员参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从各研究所(院)遴选德才兼备、具有教学科研经验的优秀专家到各学院任职,担任特聘教授和岗位教师。本次改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强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落实“控制规模和数量,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办出特色、办成一流名校”的办学要求的具体举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教融合战略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步。改革以“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发展融为一体”为遵循,以科教融合为路径,以“入主流、入体系、一家人、一盘棋”为思路,以院系调整为抓手,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切实加强内涵建设,完成好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办成中央放心、人民满意、学界认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下一步,学校将狠抓《方案》落实,实现科教相互融合、校所优势互补为基本依托,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动态竞争的现代大学管理体制。据悉,学校正在加紧向教育部申请提高推免比例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论证扩大硕博连读的具体举措,以期实现有效带动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9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3则公示名单,至此大家期盼已久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正式出炉。学术之路第一时间对拟录取名单进行了统计分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通过公开招考、硕博连读、直博生等3种方式招录2020级博士研究生。招生的专业主要为理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体育学、政治学等。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公开招考录取45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硕博连读录取4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直博生录取29人。综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2020年共计拟录取78人,拟录取的考生主要为公开招考与直博生。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复试之前公示的2019年社科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报名纸面材料收到统计,我们知道共计收到272份申请。假如这是全部的申请人数,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报录比为3.49:1。在公开招录的45人中,理论经济学3人,政治学20人,社会心理学5人,社会学8人,体育学9人。硕博连读分别在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招2人。直博生录取的29人中,理论经济学6人,政治学7人,社会学7人,社会心理学8人,体育学1人。即拟录取的78人中,理论经济学11人,政治学27人,社会心理学13人,社会学17人,体育学10人。其中直博生的拟录取名单中还公示了考生的本科院校,这29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2所院校。其中清华本校的最多,为16人,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各2人,其他高校各1人。以上是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的简单统计分析。整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名校直博生的录取名额已经占据当年度博士招生总额的相当比例,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立志读博的学子务必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关注直博生的选拔。
今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共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签约仪式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李明泉同志对杜甫草堂博物与中国社会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共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认为通过这样的深度合作,必将给杜甫草堂未来事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机遇和机会,给社会培养出更多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一级巡视员张力同志也对本次签约联合共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杜甫草堂博物馆刘洪馆长介绍说,2020年8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经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功设立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如何更好地建设诗意博物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以杜甫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今年成功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这无疑给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遇和更高的平台。要将博士后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头作用,必须找到国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强有力的学术高地,因此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博士后工作管理细则,确定博士后研究项目和招生计划,并积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取得联系,双方达成联合培养博士后意向,实行“双导师”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派合作导师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或同等资格的专家(联合导师)共同组成专家指导小组,共同负责指导博士后人员的科研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最大的研究所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创建于1953年,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何其芳、沙汀、许觉民、张炯等曾先后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出版有全国权威核心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年鉴》等。据刘跃进所长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自2000年10起开始招收站博士后,目前已累计招收158名博士入站。站内现有博士后11人,本月预计办理入站博士后3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作为全球最大的杜甫文献资料的收藏中心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文化资源。相信在未来,通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强强联合、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为核心,以合作培养为桥梁,提高博物馆的科研能力、馆藏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最终实现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合共赢。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王嘉 供图 主办方 编辑 李旻 校对 蔺虹豆【来源:成都日报锦观】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018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我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副院长王京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等出席仪式。2018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我馆举行。在签约仪式上,雒树刚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征集、收藏、保管、展示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双方的合作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谢伏瞻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与国家博物馆进行长期化、机制化的合作,共同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王春法表示,国家博物馆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系,充分利用社科院科研资源丰富、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不断拓展提升我馆完整构建和呈现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功能。在雒树刚部长、谢伏瞻院长的共同见证下,王京清副院长和王春法馆长代表双方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举办高水平展览等方面进行合作,具体举措包括:合作开展藏品研究、举办学术会议、聘请兼职研究馆员、接受访问学者;合作培养研究生、互聘合作导师、发挥实习基地作用;发布年度考古发现、共享展厅资源、共同举办境外展览、建立借展机制、参与展览策划等。随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全方位深度合作正式启动。在雒树刚部长、谢伏瞻院长的共同见证下,王京清副院长和王春法馆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李国娟 初凯丽 卢镜伃 记者 孙菲 李梦竹为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11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展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邹宇春,社会学研究室研究助理胡玉淑,社会学院学生管理与实习实践办公室副主任、博昌街道科技副主任郑玲一行到博昌街道调研指导城市社区治理工作。 28日下午,在博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常忠,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博兴县社会组织服务发展中心主任、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坤等陪同下,邹宇春一行先后到街道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乐安社区、蒲姑社区、锦绣社区进行实地调研,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了解社区定位、项目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情况,对打造“一纵一横一环”精准高效基层社会治理“博昌模式”给予充分肯定。29日上午,博昌街道召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产学研合作对接洽谈会暨千乘讲堂——项目化运作与基层社区治理创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崔建凯,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苗健,各城市社区分管领导及工作人员等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城市社区项目化运作方式、流程及优势,详细了解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方法,深入学习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街道重聚园社区,龙潭街道东城区光明社区、左安浦园社区等地社区治理的先进做法,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现场交流。近年来,博昌街道将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作为关键环节重点发力,以“居民需求”为切入点,创新打造出“一纵一横一环”精准高效基层社会治理“博昌模式”。下一步,博昌街道将充分发挥科技副主任的人才优势,深化产学研融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加快建设更具温度、更有力度的幸福博昌。壹点号智慧博兴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 用文字搬运想象 |//国内的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即便降低了求职目标,可能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而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高校的文科教职岗位越来越少,人文学科的预算也愈加窘迫。近年来,美国文科博士就业培训机构开始兴起。那些无法进入学术界的文科博士的数量之庞大,已足以构成一个日渐兴盛的产业。撰文 | 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作者:Peter Feibelman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01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02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03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作者:阎光才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近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 |肖赫曦编辑 | 崔健豪 张婷校对 | 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
因为这是一个系列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以山东省2020年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投档情况为蓝本,主要分析641-679分段的考生的一个投档情况。这部分考生虽然单靠高考原始分可能够不上清北,但是头部985和热门211高校,还是可以选到的。目标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成都、西安、长沙等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聚集地。在这个分段,有了专业选择的较大自由度后,我们可看到考生对于院校的层次选择还是非常看重的。下图是位次在前1000名考生的投档情况。我们看上图的专业选择,除了各个学校的工科、理科、人文社科试验班之外,多数都是电子信息、软件工程、计算机、临床医学、金融学,亦或是像复旦的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等热门专业。下面附上投档情况,我们做了一个筛选排序,主要是按照录取最低位次对院校和专业做了一个排序。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具体哪个学校的具体哪个专业的最低投档分数最高,可以间接地看出考生最向往这所学校的那个专业。高分投档的计划主要还是集中扎堆在计算机、电子信息、金融学、临床医学等专业。北京地区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的理科试验班位次685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类位次457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理科实验班类(高等理工学院)位次614北京理工大学的理科试验班(徐特立英才班)位次1190北京科技大学的理科试验班位次6581北京邮电大学的计算机类位次2478中国农业大学的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科学)位次3563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位次1506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位次1115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类位次1736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翻译(外交外事高级翻译)位次1821中国传媒大学位次的传播学位次4865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学类位次123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金融工程(量化金融实验班)位次2094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位次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的 法学 位次 3820北京大学医学部 的 英语(医学英语) 位次 883天津地区高校:南开大学的金融学类位次1150天津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位次3478天津医科大学的口腔医学(5+3一体化)位次4930东北三省高校:大连理工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创新班)位次4408中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位次5945吉林大学的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一院))位次5647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科试验班(英才本硕博连读)位次1182上海地区高校:复旦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位次527同济大学的工科试验班(建筑规划景观与设计类)位次1219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屠呦呦班)位次4263华东师范大学的金融学(双学位)位次2873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位次4338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学位次 970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类(卓越人才实验班)位次 5722江浙皖地区高校: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位次548 苏州大学 的 金融学 位次 6027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的 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 位次 5459东南大学 的 工科试验班(吴健雄班) 位次 1686南京医科大学 的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位次 4877中国药科大学 的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地) 位次 4863南京师范大学 的 英语(师范) 位次 6986浙江大学 的 理科试验班类 位次 532浙江大学医学院 的 医学试验班类(5+3一体化培养) 位次 78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 理科试验班类 位次 579山东地区高校:山东大学 的 数学类 位次 4327厦门地区高校:厦门大学 的 统计学类 位次 3191 华中地区高校:武汉大学 的 金融学(数理金融与数理经济试验班) 位次 992华中科技大学 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卓越计划实验班) 位次 828 湖南大学 的 化学工程与工艺 位次 5498中南大学 的 临床医学(八年制) 位次 979华南地区高校:中山大学 的 临床医学(八年制) 位次 811华南理工大学 的 建筑学 位次 3360南方医科大学 的 临床医学(本硕博连读) 位次 4580西南地区高校:四川大学 的 临床医学(口腔) 位次 808电子科技大学 的 计算机类 位次 2859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 的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 位次 4788重庆大学 的 建筑学 位次 5170西南交通大学 的 计算机类 位次 4851西南财经大学 的 金融学(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 位次 3850西北地区高校:西北大学 的 文物与博物馆学 位次 6358西安交通大学 的 理科试验班(数学H) 位次 1810西北工业大学 的 航空航天类(黄玉珊航空班) 位次 3281军队院校的无军籍学员招生:国防科技大学 的 计算机类 位次 3054海军军医大学 的 临床医学(高级临床医师) 位次 4614 空军军医大学 的 口腔医学 位次 2791
成功举办全国城市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举办学术和咨政年会成立杭州社科智库成立杭州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举办“杭州——米兰城市论坛”举办“钱塘大讲坛”成立杭州社科能人讲师团举办“我们的价值观”主题词研讨活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个不可替代”可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城市“智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头联合着高校系统、党校系统、社科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头连着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是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传承创新、开拓进取的五年。五年来,全市社科人始终坚持“真”“情”“实”“意”四字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不断深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积极顺应时代要求、回答时代课题,深入解读杭州现象、提炼杭州探索,为杭州建设“一城”“一窗”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精神动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服务大局 理论研究和宣传扎实推进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与动力所在。2019年4月8日,市社科联(院)会同市委宣传部、杭州师范大学筹建了杭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心旨在发挥重大理论研究平台的牵引和带动作用,加强统筹规划,加强协调和资源整合,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推动“八八战略”在杭州的理论实践研究,确立重大研究课题,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杭州理论的影响力,推动我市理论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五年来,社科战线自觉扛起“三个地”职责使命,坚持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做好社科工作的根本保证,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开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杭州实践”“‘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等系列研究。此外,市社科联(院)精心承办的“钱塘大讲坛”,每月邀请全国全省知名专家学者开讲,着力打造理论宣讲高端品牌。构建完善基层理论宣讲点阵地体系,采用集中专题和“菜单式”形式,深入基层宣讲900余场次。坚持每月举办“我们的价值观”主题词研讨会,辐射带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新风尚。服务发展 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尤其是2019年以来,市社科联(院)积极推动院级课题由自由选题向市领导圈题出题转变,规划课题由一家申报研究向与职能部门合作研究转变,成果交流活动由学术性为主向学术和咨政相结合转变,促进咨政研究向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努力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2019年12月19日,市社科联(院)正式成立杭州社科智库。坚持内部整合与外部联合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咨政服务相结合,社科智库积极探索、借力借脑,通过举办智库论坛、主题学术沙龙和重大课题研究、撰写咨询建议等途径,努力服务杭州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初,又积极投身“战疫情、促发展”,深入企业开展复工复产调研,举办提振杭州消费经济座谈会,为疫情后的杭州经济发展贡献智慧。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研究的起点。加强杭州的理论研究,就是要把杭州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浙江、为中国贡献更多的杭州经验、杭州素材、杭州样本。今年8月,杭州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市社科联(院)挂牌成立。“杭州是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富矿’,研究中心的成立正当其时。”成立仪式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谈到,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必将会在社会治理理论和对策研究方面贡献一批研究成果。由于咨政研究机制的创新,社科研究的主攻方向更加准确,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质量与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五年来,咨政研究成果共获省市领导批示63件次。五年来,市社科联(院)共开展各类立项课题研究1883个,全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达到146项,比前五年增长67%,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南宋史研究中心是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五年来,南宋史研究中心出版研究著作30余卷,再版的8卷本《南宋全史》是迄今为止对南宋一朝进行最全面、最深入、最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点校出版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周必大集校证》是南宋史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大型文献。通过多年努力,杭州作为国际南宋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得到不断巩固。此外,每年编辑出版杭州市“十三五”重大课题《杭州研究文库》《杭州学人文库》《创意城市文库》和《杭州发展报告蓝皮书》。连续五年举办大型学术和咨政年会,激扬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活力,发出了杭州社科新声音。服务群众 助推杭州文化兴盛行动推动社会科学广泛普及、提高广大市民群众的人文社科素养,历来是社科战线的重点工作。2020年6月30日上午,2020年杭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一大批市属社科社团还“组团”带来了惊喜——市律师协会的现场免费法律咨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的现场养老、失业、工伤等服务,市财政会计学会的企业复工复产“1+12”惠企政策……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社科看似高大上,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为了加大网络科普力度,采取线上直播启动仪式,吸引163万网友观看。五年来,坚持全市社科界联动,每年举办“社科普及周”活动,共举办广场咨询服务、社科宣讲、知识竞赛等活动1200多场次,现场参与群众达23万人次。2020年杭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上,公布了第5批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名单,9家新晋的杭州市社科普及基地分别来自9个区县市——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海塘遗址博物馆,全面展示杭州钱塘江海塘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和价值,杭州朗朗艺术世界交流中心,以“钢琴”“音乐”为媒,使杭州运河走向世界舞台,让更多人来杭领略运河的魅力……目前,已建成市级社科普及基地100家、其中省级基地43家。组建“杭州社科能人讲师团”,探索基层社科宣讲工作新模式;策划开展“寻找家门口的‘最美社科基地’融媒体活动”,被评为2019年度浙江省社科普及创新示范项目,发出了杭州社科工作新声音。构建大格局努力发挥“联”与“合”的作用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多年来,市社科联(院)对外,以开放的姿态谋求发展,进一步扩大“朋友圈”;对内,把提升服务能力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加强自身建设。使“联”的优势、“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稳步推进杭州社科智库建设,聘请国内45名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党的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为特聘专家,制定出台智库研究工作管理办法;坚持以学术领域前沿为核心,以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为基础,以课题研究为纽带,扎实推进12家市级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学者为先,人才为本。多年来,市社科联(院)努力提高社科人才在全市人才工程评选中比例,制定实施《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杭州市社科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新增“杭州市社科优秀青年人才称号获得者”“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等四类社科优秀人才列入全市各类别高层次人才目录,五年来共培育社科优秀青年人才113名。建立市社科联(院)领导班子联系基层社科联、社科社团、社科人才工作机制,引导和带领社科专家服务城市建设发展。这里有各得其所、尽展其长的良好氛围,这里是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丰厚沃土。目前,实现了区县(市)社科联机构全覆盖,全市已形成了由13家区县(市)社科联、8家高校(党校)社科联、63家社团会员组成的组织体系,社科组织网络进一步健全,广大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加强横向联合,成功举办第29届全国城市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暨全国城市智库联盟第五届年会,与市级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良渚文化论坛”“杭州——米兰城市论坛”“杭州文史论坛”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努力当好“文化兴盛”行动推动者。新时代是哲学社会科学大有可为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回看来路,忆昔抚今,一代代社科联人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杭州迈入“亚运会、大都市、现代化”新征程,壮阔而生动的改革发展实践,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前瞻“十四五”,社科人仍以开放的姿态谋求发展,构建大社科格局,做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先进思想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数智杭州·宜居天堂”贡献社科力量。直面时代的日新月异,我们坚守初心使命,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近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20年度博士后工作综合评估结果揭晓,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首次参加评估并获评国家级优秀。博士后综合评估每五年开展一次,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对评估结果优秀的单位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表扬,对评估不合格的单位予以警告并限期整改或者是取消设站资格。2020年,全国共有3324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参加评估,其中有221个工作站获评优秀等级,获优率为6.65%。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批准于2013年成立,2019年正式启动,于同年开始招收博士后,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2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保持密切合作,加强人才培养,是全国文博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年多来,在馆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工作站引导博士后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广泛参与学术研讨等研究活动,在馆藏文物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截止目前,已有4人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10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立项等。未来,工作站将继续根据国家博物馆研究重点、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与使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有效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在不断推出适应博物馆发展需求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培养和储备一批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优秀人才,为建设世界一流研究中心提供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