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博士

2019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3则公示名单，至此大家期盼已久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正式出炉。学术之路第一时间对拟录取名单进行了统计分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通过公开招考、硕博连读、直博生等3种方式招录2020级博士研究生。招生的专业主要为理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体育学、政治学等。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公开招考录取45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硕博连读录取4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直博生录取29人。综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2020年共计拟录取78人，拟录取的考生主要为公开招考与直博生。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复试之前公示的2019年社科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报名纸面材料收到统计，我们知道共计收到272份申请。假如这是全部的申请人数，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报录比为3.49：1。在公开招录的45人中，理论经济学3人，政治学20人，社会心理学5人，社会学8人，体育学9人。硕博连读分别在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招2人。直博生录取的29人中，理论经济学6人，政治学7人，社会学7人，社会心理学8人，体育学1人。即拟录取的78人中，理论经济学11人，政治学27人，社会心理学13人，社会学17人，体育学10人。其中直博生的拟录取名单中还公示了考生的本科院校，这29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2所院校。其中清华本校的最多，为16人，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各2人，其他高校各1人。以上是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的简单统计分析。整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名校直博生的录取名额已经占据当年度博士招生总额的相当比例，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立志读博的学子务必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关注直博生的选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周易预测学被社科院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笔者经过查询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查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年博士招生专业目录，“《易经》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 010102中国哲学（1）下面的02，导师是谭德贵。该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孙晶当场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已经认可“周易预测”的学术地位，并纳入学科建制，开始着力培养掌握周易预测的人才。周易预测从此再也不是某些人眼中江湖流传迷信骗术。《易经》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一部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巨著，凝聚了上下5000多年来历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群经之首，万经之王---《易经》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文化的枢纽。儒、释、道以及其他诸子百家无不是从易经中吸取营养而提出创立了自己的一派学说的。 《易经》是一部以自然辩证法为支点，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指导人的思想、行为。充满了辩证思维，充满了真和善的动机，充满了忧患意识，同时也贯穿着进取精神。《易经》语言高度精炼，富于想像，善用比兴，且有音乐性。《易经》教人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对反对迷信，分辨哪些是江湖骗子的把戏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是远古的精神文明、民族智慧的结晶。

最近，香港大学第199届学位颁授典礼上，马云获得了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在学位颁发的现场，马去身穿红绿博士礼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手亲自为马去颁发了黑色天鹅绒圆边的博士礼帽。搜索相关网站发现，不久前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而2013年，马云还获得了自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2015年，马云获得了台湾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201７年，马云获得了菲律宾德拉萨大学科技创业名誉博士学位。加上这一次，马云收获了第5个博士学位。“马云是亚洲新兴数字经济的符号，也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象征。”学位授予赞词中写道：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初创企业和年轻创业者们。“世界上最鼓舞人心、最成功的老师之一”，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年轻一代。

共青团中央有态度 有温度 全网青年都在关注来源：《中国青年报》（2019年08月05日05版 作者： 李雅娟），图片来源于千库网导读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手握两所高校offer的物理学博士孟溪，却一瞬间觉得高校对自己没有吸引力了。拿到某名校文科博士学位的林飞，从企业年薪20万的岗位辞职后，却发现准备入职的高校放了他鸽子。27岁博士毕业的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该何去何从？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他告诉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 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学术圈外，博士何为？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马云博士是商业世界最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之一，他的微笑背后启发了普惠精神，并培育了全球各地的年轻企业家。”5月18日傍晚，在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的第199届学位颁授典礼上，马云获颁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科技、社会和世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现场，他身穿象征社会科学名誉博士的红绿礼袍，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手中接过黑色天鹅绒圆边礼帽。马云还透露，过去半年多以来，他已与香港特首、香港大学校监林郑月娥进行了5次会面。“每一次，她都与我谈论年轻人、谈论科技创新，谈论香港的未来。”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这并不是马云第一次获得博士学位。就在半个月前，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就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称赞他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改变了世界的商业模式，成为全球商业领袖，他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小企业和年轻人的支持堪称楷模，并且广泛致力于教育、扶贫、环保等公益事业。事实上，早在2013年，马云就拿到了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学荣誉博士，以表彰他在互联网零售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2015年，台湾师范大学授予马云“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是台湾首度向大陆籍人士颁授名誉博士，被台湾学术和教育界称为两岸文化教育“里程碑式”的突破性合作。去年，马云又被菲律宾顶尖学府德拉萨大学授予科技创业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德拉萨大学建校100多年来首次颁发科技创业名誉博士学位，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首次。也就是说，此次来到香港大学，马云已迎来人生中的第5个博士学位。“马云是亚洲新兴数字经济的符号，也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象征。”学位授予赞词中写道：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初创企业和年轻创业者们。无论是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支持的GoGo Van等本地初创企业，或是对非洲的未来创新者们，“支持有愿景的下一代以及潜在的独角兽企业”一直是马云的承诺。赞词中还特别提及了马云的教师身份，形容马云是“世界上最鼓舞人心、最成功的老师之一”，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年轻一代。熟悉马云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1988年他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当了6年老师，1994年还被评为学校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马云曾坦言，自己当初非常不愿意当老师，因高考成绩差才去读师范学校。但6年的执教生涯使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直到今天为止，我依旧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如果说我最喜欢的工作，我做得最好的工作，还是当老师。未来我的一个身份，一辈子的烙印不会拿掉，就是当老师。”不久前，马云启动了“乡村校长计划”，就是要为具有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的乡村校长们提供更多学习提升的机会，唤醒公众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马云一直以来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介绍过，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近日在京正式成立，中央网信办原副主任任贤良当选首任会长，马云、马化腾等人当选副会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网络社会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由国家网信办主管，将起到一个枢纽作用，参与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维护互联网行业秩序、发展网络公益事业、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等等。“我们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这不仅仅是财富，更是责任。”马云曾在阿里巴巴2017年会上表示，“我希望我们最后受到尊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排名世界多少，也不是因为我们收入和利润多么的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中国、为世界、为未来，和为所有我们关心和热爱的人创造价值、解决问题。”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根据2016年到2017年的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国内100所高校中，浙江大学博士点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点数量仅排名第11位。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包括2018年全国高校新增博士点数量。博士点数量多的国内高校有哪些？除了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之外，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南大学的博士点数量排名第3到第10位。前15名高校（2018年前数据）明眼人已经看出，博士点数量多少与学校办学规模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样的排名未将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在内，国科大博士生导师数量国内第一，博士点数量当然不不输于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博士生数量而言，一些传统的老牌子高校，比如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等，它们都有比较显著的优势。当然，就博士生培养质量来说，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无疑又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南京大学冷丝在这里提出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博士论文质量如何？人文科学、理学类等博士论文质量较高，社会科学类博士论文问题多。教育部和学位管理部门每年和每几年都要对博士论文进行抽查，比如，在2015年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各学科论文样本总体合格率为95.79%。其中，历史学100%、理学98.51%、哲学98.44%、农学96.96%、医学96.59%、文学96.43%和工学95.45%。这七个学科门类抽检总合格率在平均线以上。然而，法学是92.21%、管理学90.43%、经济学88.43%、教育学88.03%和艺术学86.52%，这5个门类合格率在平均线以下。陕西师范大学可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4个学科门类合格率全部低于总样本平均合格率，显示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问题相对突出。其一，社会科学近40%的抽检不合格论文被指出“缺少问题意识、理论关照和聚焦”以及“论述分析不能与研究问题紧密结合”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选题没有学理意义、对学科研究现状了解和把握不够深入等，这些都指向博士论文研究和撰写的一项基础工作，即提出“研究问题”。说白了，很多博士论文是为了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而研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研究，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山东大学其二，社会科学中60％的不合格论存在被评审专家明确指出文献综述质量差的问题，在管理学和经济学门类，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从评阅意见来看，文献综述的问题非常集中。文献梳理的基本工作量和文献的质量不够，包括文献不全面与陈旧、来源期刊不够权威以及外文文献缺乏，因而无法全面和准确呈现本学科领域与论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基础和现状。其三，超过60的不合格论文在分析推理和论证的合理性、逻辑性方面存在问题，还有很多论文被专家指出概念，理论使用不当，论文思路模糊和结构逻辑混乱，以及论述分析与研究主题关联不紧密的问题，这些都指向作者研究训练的不足和理论思维、分析论证能力方面的缺失。那么，博士生培养和博士论文质量又该如何有保障呢？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学校要加强学术规范、学术写作方面的训练，鼓励培养单位开设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等公共课程，强化基本学术训练。高校必须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考核和质量把关。通过相关制度建设，强化和完善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课程论文、预答辩等培养过程中的考核环节。加强博士生导师的质量监督意识，建立适当的责任保障机制。同时，高校必须加强对于抽检不合格论文培养单位和导师的追责，进一步提高以论文抽检合格率作为学位点评估、学位授予权和导师招生资格、研究生教育资源分配的力度。附录100所高校名单：百所高校博士点数量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百家号』，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 用文字搬运想象 |//国内的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即便降低了求职目标，可能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而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高校的文科教职岗位越来越少，人文学科的预算也愈加窘迫。近年来，美国文科博士就业培训机构开始兴起。那些无法进入学术界的文科博士的数量之庞大，已足以构成一个日渐兴盛的产业。撰文 | 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作者：Peter Feibelman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01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02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03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作者：阎光才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近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 |肖赫曦编辑 | 崔健豪 张婷校对 | 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上海纽约大学透露，该校拟与纽约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于本月推出社会学博士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是上纽大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首个博士项目。项目2021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招生工作已启动。社会学博士项目负责人为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上纽大新近成立的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主任吴晓刚。据介绍，上纽大的社会学博士项目将依托纽约大学，特别是纽大社会学系的丰富资源，培养新一代学者研究中国当前与民生相关的、最为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应对之策。社会学博士项目的培养模式与上纽大其他博士项目大体一致。学生将先在上纽大参与暑期研究，随后前往纽约校园修读两个学期。第二年，学生将重返上海，在上纽大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完成课程，其间如有需要，会往返纽约。所有博士生毕业后，均将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社会学研究生项目是美国质量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上纽大社会学博士生将有机会与相关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合作。除了纽约大学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严格训练之外，项目鼓励博士生依托学校新成立的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开展与中心相关的重点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是上纽大新成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研究，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研究社会不平等、分层与流动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吴晓刚，于今年秋季学期加入上海纽约大学，出任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主任。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将汇聚来自上纽大、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及世界各地的学者，针对与儿童发展、教育、健康、住房、人口老龄化等相关问题开展严谨的实证分析，特别在中国正在崛起的大都市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来源：周到】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群经之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它与新时代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却总是被很多国人认为是迷信呢？《易经》表示很冤枉啊！为了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认知，国家政府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年以前就做出了重大举动为《易经》正名，那么我们还怀疑它是迷信吗？一、国家政府机关及人文社科权威机构为《易经》正名（1）纳入国考在2019年度国考笔试中，《易经》冷知识成为考题，曾引起众多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很多网友发出了“公务员还要会看风水，看面相和算算卦”等类似的调侃；也有网友站出来为《易经》正名，发出了“中国人连易经都不懂，做什么干部，可定要考啊”的评论。国考作为招考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方式，将《易经》列为考试范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文化自信的培养。（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博士点201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将“《易经》与预测学”方向纳入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社会社科领域的权威机构，已经重新审视《周易》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并将其纳入学科建制，开始着力培养掌握周易预测的人才，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易学新纪元！二、《易经》到底是不是迷信？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易经》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不必用中国的科学家自己说，免得落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们通常认为西方科学是现代的方向，然而很多西方的著名的科学家在研究自身领域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竟然与《易经》理论惊人的一致！（1）哲学领域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主要来源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专门论述过《易经》，他对《易经》的评价可以总结为：“《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它。”（2）心理学领域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20世纪心理学尤其是潜意识心理学领域最卓越、最具影响的大师，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荣格对《易经》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深入研究了《易经》的占卜系统。（3）生命科学领域1953年华生和克里克首次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概念，随后1966年尼伦伯格破译了“遗传密码”。遗传学密码研究结论与《易经》六十四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973年法国学者M申伯格出版了《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首次阐明了64个生物遗传密码与《易经》六十四卦之间的对应。三、《易经》的现代应用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空前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因此也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重视。因此，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地理、建筑、医学等，它的理论易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物理学家说《易经》是关于物理的理论；数学家说它本身就是数学模型；天文学家说它是天体运动的规律；历史学家说它是历史宗教的哲学理论；生物学家说它是破解生命的密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