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英国的保守主义，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社会各阶层必须做出必要的甚至是最大的让步和妥协，以解决已经出现或是将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屠龙博士胡适先生像回首百年再看胡适，就在近百年前，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这个论点被官方给批判了，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走狗”和“两面派”。刚好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爆发了，在那之后，有三种社会思潮相互搏击，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因循守旧的保皇思想（在那时基本已经是非常微弱了，但依然还存在着并影响着一大群人），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另外一种则是刚刚由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传入的马列主义，后两种主义在以后的近三十年里有着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也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实胡适在当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既讨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赞同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他提倡的是类似英美的两党共和，轮流执政的思想，因此他两头不讨好，国名党视他为“民主激进分子”，马列主义者则视他为“资产阶级保守派”，结果后来他的思想学说在海峡两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实马列主义者批判他为“资产阶级保守派”是非常恰当的，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最好的诠释！一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各种社会问题，面对社会问题有三种方法：1：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堆里，不想看见，或是看见了，也要假装没看见，同时通过各种暴力手段也要让其他的人看不见，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最好的例子法王路易十五时期那句著名的话语--“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其实这句话的原创者是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2：改良或是改革，温和的变化不大的叫做改良，变化大点的或是激进的叫做改革，其主旨就是在维系现有秩序的情况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无论是采用落后的手段还是先进的政策，都可以叫做改良或是改革。3：更激进的暴力革命，其根本观点就是：改良和改革已经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将现有秩序摧毁，然后再重新按照我们的构想建立一崭新的构架完全不同的新秩序，才能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现有秩序不等同于现有社会体制，许多的变革就是在秩序井然的情况下改变了社会体制）鸵鸟政策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改良改革或是革命，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从社会成本来考虑，如果能温和地改良或改革就能解决现有社会问题，那成本是最小的也是最可取的；暴力革命，成本是最大的，而且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一旦输了，不仅美好的愿望是一种奢望，就连退回到原处的秩序都困难重重--这不是针对革命者，而是说社会体制本身！人类历史的好几次暴力革命，都证明了这种风险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的意味着暴力与流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这里您也许会问：既然这么说，鸵鸟政策才应该是保守主义，胡适提倡温和的改革，那他就不应该归于“资产阶级保守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误解了，资产阶级（或是资本主义）保守派，其实他们就是第二类人，提倡通过温和的改良或是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只是很多时候被我们称为了“资产阶级改革派”而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就等同于改良和改革主义。这和我们常说的“封建主义保守派”和“封建主义改革派”是有很大不同的。英国大宪章二谈到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估计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一个词：英国。没错，一直以来，英国就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甚至许多时候，“英国”这个词就等同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其实这个被我们称为“保守主义”的英国，事实上可是一点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食古不化和因循守旧。英国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宪政体系和法律体系。公元13世纪前二十年，就在中国最黑暗最血腥的宋末元初的时代，也是西方野蛮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英国出现了对人类世界影响极其深远的“大宪章运动”，这次运动可以说对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指明确切的方向，也树立了标准的范例，后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别的截然不同的范例，那基本都是反面教材--典型的就是中国！简要地说一下大宪章运动（详细情况到时博士我用一篇文章专门讲解）：话说1066年（也就是中国北宋建国100年左右），法国的诺曼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最终占领了英国并当上了英国国王(也就是威廉一世，这点和中国极大不同，在欧洲历史上，外国人当本国国王是常见的事情，这事情引起的争议比中国选择那个皇子当皇帝都要小)，从此后英国国王不仅管理着不列颠岛，也同样管理着法国的诺曼底等其他的大片土地，等传到英国国王约翰王（1199一1216在位）的时候，法国国王不干了，法国国王想，你既然是英国国王了，那就不应该再拥有法国的土地了（这是博士我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瞎猜的），于是就武装夺取了英国国王在法国的大片土地，英王约翰当然不干了，在英国贵族的怂恿下就和法国开战了（1214年），打仗需要钱啊，（其实打仗是其中原因之一，早在五年前的1209年，约翰王和教皇发生冲突，被教皇开除教籍，这在当时的欧洲，这种惩罚是致命的，你要是被教皇开除教籍了，你就是异教徒了，别说当国王了，就是做平民百姓都很困难，于是约翰王为了讨好教皇以便自己能坐稳国王的位置，答应每年进贡教皇许多钱）于是约翰王就找各种借口加重盘剥百姓和贵族，结果百姓和贵族就不干了，联合起来反对约翰王，迫使约翰王于1215年签订了《大宪章》，但约翰王马上又反悔了，于是英国内战爆发，贵族率领平民反对约翰王的暴政，结果在1216年10月18日，约翰王在内战正酣时病死，九岁的亨利三世即位，皇室人员希望年幼的新王会为贵族所接受，就以国王的名义再次发布大宪章，于是大宪章最终被英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也成了后续英国实际上的宪法文件之一。（英国是个案例法国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我们说的所谓的"宪法"）大宪章有61条，限于篇幅这里谈谈其主要内容1：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限制王权。2：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3：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4：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5：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员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如果发现国王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社会各阶层可联合起来用武力逼国王就范。《大宪章》的内容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划时代的，他也是借鉴了古罗马民权法里面的很多东西，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广泛地加以推行，并以此来限制国王的权力，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上面说的第4点就是司法独立和保障人权的原型，而第5点则是后来国会（议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大宪章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国王的，同时也是约束各阶层的统治者的，这为后来的现代社会的宪政体系奠定了基础。大宪章确立之后，由于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约束，平民（市民）的权益有了保障，因此英国基本上很少出现所谓的暴君了，其实暴君在西欧历史上都很少见，或者他们的暴君和我们历史上的暴君比较，那简直不值一提。后来虽然英国出现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但是1869年的《权利法案》，就是对大宪章的补充和升华，从此后整个英国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几乎没出现过什么大的暴力革命。在欧洲大陆（也包括后续其他地区的其他各种革命主义者）看来，英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们害怕革命，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一个基本事实：“英国的保守主义，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社会各阶层必须做出必要的甚至是最大的让步和妥协，以解决已经出现或是将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最好的解释，如果当下的和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都能妥善地加以解决，那社会怎么可能还会出现暴力ge命呢？于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在中世纪欧洲大陆都在暴力排犹的时候，英国也只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措施，让犹太人携带其家产逃离出英国到其他可以容身的地方，而非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直接驱赶他们。也正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他们也很早（几乎也是最早的）承认工会组织并保障和提升工人的基本权益，同时也让资本家尽可能地做出最大的让步和妥协。最后，也正是为了防止出现暴力ge命，英国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最完整的国会议会代议制度--这也是人类现代宪政制度核心价值所在。后来欧美各国的社会体系，都或多或少的参考和借鉴了英国的做法。试问在英国这种与时俱进的保守主义下面，还有什么原因会爆发暴力ge命？这正是英国保守主义的魅力所在！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三在西欧，最喜欢谈主义的，却是中央集权最严重（相对于西欧来说）的法国。法国堪称西欧版的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法国的中央集权不可能像当时的中国那么恐怖和血腥，但是在西欧，他是独一份！从法国路易十三开始起，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王权，甚至专断独行到出现路易十五那句经典名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其实看看中国历史的历代帝王有几个不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不这样做的，屈指可数，那都是我们现在称颂的明君！法国早期的巩固和加强王权，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为加强中央集权，才有可能在社会变革方面大有作为---类似当年中国的商鞅变法。法国路易十三他们在加强中央集权后，采用强力手段取消国内各种关卡，推行自由贸易，同时用强力手段保护私人财产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都为促进法国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是在现在许多国家，通过政府的强力手段来推行各种改革促进社会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亚洲的四小龙，以及现阶段的我国，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法国社会大发展之后，他在人类近现代社会的启蒙运动中，担任了主角，产生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激进且极有天赋，诞生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法律至上”“社会契约”等种种对现代人类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各种思想学说，以及各种主义，这也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文学艺术，比如在法国最早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绘画，也最早的出现了印象主义绘画等等。法国的这些思想和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这种激进的思想一旦落实到社会行动中，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的时候，其对本国社会的作用，却是一场惊天豪赌，如果成功，就是一个新世界，如果失败，那就连回到最初状态都不可能了--即使是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也是损失惨重！这个论题，要从法国大ge命说起！法国大ge命的爆发，比起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晚了500多年，比英国的光荣ge命也晚了一个世纪，但这次ge命远比英国的那两次要血腥，其最后对本国的作用，也远不及英国那两次。法国大ge命爆发前期，法国确实是遇到了类似当年英国但是比当年英国更严重的问题，国王因为各种原因要加税---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各阶层几乎都有不同的意见，市民工商阶层要求各种基本权利，贵族阶层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等等，于是三级会议召开--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召开三级会议，可以说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是非常有诚意的，他并不是采用鸵鸟政策一意孤行，或是独断专行试图用武力解决，相反，他也意识到了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他那么做可能引发的后果，于是，他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就相当于当时法国的全体国民会议，而在当时的法国，是有类似英国议会国会这样的代议机构的，但这种机构通常人数不多，影响和传达范围，都远不及三级会议那么广。而且这次三级会议，距离上次三级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当时真可谓是百年会议，这足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想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且这种诚意也是很真实的，在三级会议上面，各阶层都提出了各种改革的建议和意见，路易十六虽然不是全部赞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虽然分歧很大，争吵也很激烈，但是如果能正常开展下去，如果各方再稍微做出让步和妥协，是有期望能达成某种类似英国大宪章和权利法案那样的协议的。但是，就在谁都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间，ge命爆发了！现在的各种资料都很难为这次ge命的爆发找出具体的原因，但这确实爆发了，我们的书上说是因为路易十六扣押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巴士底狱，可资料显示，当人们冲进巴士底狱后发现只有几个确确实实的精神病人和盗窃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紧接着，国王王后也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紧接着莫名其妙地被处死了。一切都很莫名其妙，处死国王，总要有个罪名和相关证据吧，结果是似是而非的所谓个人生活奢靡，乱花钱之类的，即使是这些，也远构不成死刑，仔细想想，就连一个想家税都要召开全体国民大会而不是采用武力的国王，他能有多奢侈和荒唐？？结果他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处死了！莫名其妙地处死国王王后，其他各国国君肯定不干了，因为他们都是亲戚之类的，于是各国出兵干涉--更确切的说，是报仇！于是法国陷入战争中，一片混乱！不久之后，一个让我们非常熟悉的杀人狂出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兼臭名昭著的罗伯斯庇尔---他的革命手段很简单：疯狂杀人，多多益善！他杀人的理由也非常简单：你出身不好，该杀！ 你反对我的杀人政策，该杀--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就因为这个被杀了，罗伯斯庇尔的许多战友也因此被杀被杀了！ 你以前得罪过我，或是抢了我的女朋友，该杀！ 发展到后来，只要我认为你可能是反革命，或者我怀疑你可能会通敌，该杀！这个时候，西欧历史上终于诞生了一个可以和中国历代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暴君相媲美的人了，而且还是以ge命的名义！！---“ge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中法历史何其相似，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文ge不也类似吗？ 法国不愧称得上“西欧版的中国”！罗伯斯庇尔的到施逆行，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如果他不死，那更多的人就没法活，据说这是他的碑文！再后来拿破仑上台称帝，四处侵略扩张，被废黜流放，复辟，后来又被废黜流放，最后，大ge命结束的时候。法国还是出现了一个国王（也可以叫做皇帝）。似乎走得太远了，就容易忘记出发的目的，ge命了几十年，似乎他们也忘记了当初为啥而革命！等最后ge命结束一看：饶了大半圈，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没错，法国ge命结束之后，他们又回到了ge命前路易十六当国王的秩序下，法国的ge命，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大循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何其类似！法国用ge命的方式豪赌了一场，不但没有赢得一个新世界，反而输得底裤都没了！许多许多时候，激进的ge命的同义词，就是“折腾”！而且还是流着人血堆积着无数尸体的折腾！不是这些主义不好，而是这些主义要真正的影响人类发挥其伟大作用，其实施和推行的方式，必须慎之又慎！美国在建国的过程中吸取了法国的许多思想，尤其是三权分立的思想，但是美国那帮国父们却采用了类似英国的保守主义缓慢加以实施，才使得美国才是三权分立主义最杰出的实践者。说起美国，除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这两场逼不得已不得不打的内战，他与英国简直同出一辙，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悲情变法家--王安石三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主义，就是典型的鸵鸟政策（思想）加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做法！中国自从商鞅变法成功以后直到清朝灭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变法，改良是有的，小范围的改革也是有的，但是大规模的变革，从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在宋朝和清朝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下，变法也从没有成功过！就如同博士我在论述秦始皇的文章中说的那样，绝对权力体系的建立，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彻底的死循环，在这种死循环中，情况只能不断恶化，任何的根本性的变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说来也奇怪，同样是文明古国，为何我们的文化里面就一直没有西方的那种民权思想和相关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古希腊一见入我们的视野里面，就有城邦制和公民大会这种最原始的民主民权政体，即使后来发展到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依然保持着---古罗马法律里面有民权法来保障国民（确切说罗马帝国的市民）的基本权益，并设置了保民官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不会违反民权法。 而我们只有犯罪法，没有民权法，古罗马则是两种都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姓的地位相对于国君统治者，还稍稍谈得上一点尊严和人格，而秦始皇大一统之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就彻底地沦为了统治者的奴隶和牲畜。没有了对基本民权的保障和对当权者权力的限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体制不可能出现英国那样的改良和改革，绝对权力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导致整个社会都被捆绑在皇帝个人的意志上，权力越收越紧，迫害越来越大，恐怖也越来越深，最后当整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以战乱和王朝倒闭作为最终的宣泄途径--这期间无数的杀戮和嗜血成性，就是这种长期压抑和恐怖的尽情释放。而这种释放一旦完成后，绝对权力又会再新的王朝逐步组建完成，绝对权力一组建完成，就又会进入下一个循环！我们的整个历史和社会就是如此的循环往复，没有进步，只有更恶心和血腥！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死局，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几乎是无药可解，虽然我们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也只是想想而已，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被人知道了，都可能掉脑袋！清朝末期，这个格局被打破了，但是这种被打破的方式，却是我们不愿意提及的，甚至我们认为是一种耻辱--这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发生，是一种国耻，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一种幸运，只是这种幸运是以一种耻辱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西方文明通过战争的方式进入，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绝对权力，并将近现代文明传给我们，使得我们逐渐能走出传统的历史文化怪圈，认识了世界，学习了新的知识，也逐渐开启了民智，懂得了什么民族，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真正的政府，以及什么叫做“中国人的中国”和“我们的中国”--我记得中学时候学过一首诗歌，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的中国”！而在这之前，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百姓都是皇帝的奴隶和牲畜，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文明，我们现在将是怎样一个状况？？许多杠精经常和我说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即使没有鸦片战争西方的介入，中国也会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和研究，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甚至是值得否定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点上可行，那为什么我们在宋明时期封建社会那么发达，却一直没有发展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科学精神？而西欧在当时那么落后的情况下，却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和科学精神？？按照老马的理论我们不是更应比西方早才对啊！问题出在哪里？个人认为，诞生近代的资本主义必需有三个基本条件： 重商主义，民权主义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只要任何一个不满足，都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另外一个和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是基督教的新教思想催生了资本主义--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结论的表述，但这也值得商榷，但另外一个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里面，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为法律的核心基础，可见保护私有财产多么重要！而上面的三个基本条件，传统中国一条都没有，这样的社会即使发展几万年甚至到地球毁灭，都几乎不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为啥我们的历史循环了两千年，几乎没一点进步还越来越血腥？回到原题，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的横向切入带给了我们新的曙光，才导致后来出现了五四运动进一步拓展和升华，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具备了当时英国那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来施行温和的社会改革的，所以那个时候胡适才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毕竟，Geming的风险和代价都太大！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胡适的用心良苦！假如……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忍不住，一声长叹！

无需赘言，在中国，在此背景下，每年贵阳数博会的如期而至，科技巨头与创业者齐聚中国西南一隅，更像是一次对数字经济过往成绩的全面复盘，以及对可预见未来的一次全面预测——尤其搁置在最近一系列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充分整合的政策部署下，今年数博会“数化万物，智在融合”的主题，也充分勾勒出构建“数字中国”的历史机遇。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和路径》，为“数字化转型”下了一个精准定义：“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的闭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这条路并非坦途，如何进一步充分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合力锻造：从国家层面，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更睿智的顶层设计，更丰富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从企业层面，如何拿起最新的技术工具，完成对传统领域全产业链条的重塑，或许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胜负手。令人欣喜的是，谈及最新技术工具的“装备库”，现阶段中国的确握有一手好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领域，无论从技术还是数据角度，起跑线的相对公平，都将赐予中国一次难得的“领跑权”，就拿人工智能来说，尽管短时间内诸如DeepMind等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开疆拓土型公司不会在中国诞生，但若论及产业落地的速度，在大概率上，中国或许将成为先行者。更像是对上述观点的某种印证，不难发现，尽管今年贵阳数博会在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上明显提高，但若论及纯粹的“黑科技属性”，相比于去年街头卖艺式的吸睛程度（可能有些过分喧嚣了），今年参展企业似乎变得“务实”许多。最典型代表就是去年凭借唇语识别获得数博会十大黑科技称号的海云数据，刚刚在2018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北京站夺得总冠军的他们，尽管风头依旧，却并未捧出在大众层面多么惹眼的新技术，而是展出了一整套行业业务解决方案。海云数据展位事实上，分析不少科技企业从“务虚”走向“务实”，得从这一轮科技革命的两种落地方式谈起。技术变革的两种路径其实从最底层的逻辑上，正在发生的这场技术变革，一直有两条相互交叉的技术路径，二者彼此渗透，共同完成了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就拿AI领域来说，众所周知，人工智能产业链分三层：最底层包括芯片和开源框架等基础设施，这一层门槛最高，以前段时间颇为敏感的CPU和GPU为例，中国企业想赶上英伟达和高通等巨头，摊开最激进的时间表，也需要5-10年，这一层更多依靠的是时间的陈酿，现阶段还是巨头间的内斗，先暂且不表。最受大众关注的变革发生在中间层。这里群英荟萃，无论巨头还是新贵，都致力于完善图像识别，机器翻译，语义识别和语音识别等通用技术——事实上，走第一种技术路径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层：他们亲尽全力，完成上游通用技术的攻坚。选择这一技术路线，无疑需要背后庞大的体量支撑（譬如谷歌），或者超高专注度，譬如据媒体报道，商汤科技就拥有百人级别的博士团。而对算法的深耕，也会下沉至具体行业，迅雷创始人程浩老师就举过两个例子：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解决方案的Mobileye 成立于1999 年，直到8年后才挣到第一桶金；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从启动研发拿到FDA认证，花了十年时间——这并不难理解，无论自动驾驶还是机器人手术，理应需要算法上的无限精进。算法的精进固然令人欣喜，但另一方面，更理性的观察者，也不该被所谓“技术的纯粹性”蛊惑，事实上，在大多数对“识别率小数点后几位”没那么敏感的行业（比如门禁时的人脸识别），算法之间的细微差别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尤其在安防和航空等需要行业积淀的领域，算法壁垒没有自动驾驶那么大，这些行业的AI玩家，最锐利的武器应该是“行业纵深度”和工程化能力，懂“需求”远比懂“技术”更重要。这就引出了另一条技术路径：他们选择将技术“沉下去”，选择有限的垂直领域，然后亲尽全力，深入到这些行业的五脏六腑，通过为一个个行业客户服务和赋能，逐渐拼凑出一张详实的知识图谱，然后再通过知识图谱反哺新技术与行业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深谙这种技术路径的公司，许多时候也会选择AI中间层的通用技术，但由于率先捕捉到这个行业的痛点，他们得以从业务逻辑维度，完成更具效率的创新，最终在新技术与知识图谱的双向加持下，一举解决行业痛点。更“务实”的AI说来稍显凌乱，甚至一头雾水，不妨以海云数据为例，剖析后一种技术路径的落地。这家公司以大数据可视分析起家，近年来试图完成某种蜕变，通过AI与可视分析的融合，以及在安防等领域多年沉淀的行业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与行业结合紧密的解决方案。他们将自己最主要的业务逻辑命名为“能力服务”：通过推动上游新技术支持与政务应用深度融合，为决策层提供调度指挥顶层设计。这种能力服务现阶段的标志物，就是在数博会上颇为风光的图易AI能力服务平台。在这一平台上，通过整合软件、硬件、数据和算法，客户可根据不同需求，用“傻瓜式”操作（全程“无代码化”）组建自己的AI能力模块，今后也可根据不断增加的业务需求，更新自己的能力矩阵，像搭积木一样，完成业务的效率提升和数据决策价值变现。图易6以海云数据深耕多年的安防领域为例，基于图易研发的“智警大脑”，已经让不少决策机构的公共安全能力得以飞速进化。“智警大脑”已在40个细分领域内形成了200余个行业能力，且融合了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如前所述，这些都是AI中间层的通用技术）——举个例子，它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后台，然后通过语音指令调出事故现场视频，附近的警力、周边卡口、情报分析情况、犯罪嫌疑人的路径、重点嫌疑人的档案等节点，可以瞬间通过一张图和一张网的形式，让公安人员实时看见，确保在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门能快速处理。目前“智警大脑”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安市场，使公安情报分析准确率提升70%，指挥决策效率提升50%。智警大脑受益于图易AI能力服务平台的，还有另一个与数据决策紧密相关的领域：航空。举个最近的案例，作为目前国内机场规模最大的指挥大厅，白云机场运行控制大厅部署的决策指挥平台——“白云机场可视化智能指挥决策系统”，即是由海云数据与其战略合作伙伴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双方联合研发了名为“启明星”的航空大数据解决方案，后者可以将机场“三大区”(飞行区，航站区，综合区)的各项业务数据充分整合，集合空管、气象、交通、地图、运营商等数据，结合大数据可视分析技术与AI技术，实现对“五大流”(飞机流，旅客流，行李流，货物流，交通流)全区域覆盖和全流程管控，通过分析机场当前的综合运行态势和各场区运行动态，对机场整体态势进行实时可视化展现，帮助决策者通过“一张屏”了解机场整体运行状况。白云机场可视化智能指挥决策系统从上述案例中不难发现，海云数据希望给客户提供的，是一套封装完备，体验良好，“即插即用”的综合解决方案，他们一直致力于推进“上游新技术支持”与“下游行业应用”的衔接——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一旦他们发现，市场上现有的AI通用技术无法满足为客户赋能的需求，或者无法百分百解决行业痛点，作为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他们也会“亲自上阵”，完成从0到1的技术攻坚。弄懂这个逻辑，你也就理解为什么他们去年看似“无心插柳”地发布了唇语识别成果（还顺带拿了去年数博会“十大黑科技”称号），其研发初心非常简单：解决公安大量无声视频中数据缺失的难题。众所周知，公安系统中视频信息量颇为庞大，但大多以默片方式存在，只看得清嘴型，却不知说些什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海云数据研发的唇语识别能在最大程度上释放视频图像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与大数据可视分析系统充分嫁接，让决策者能从声音，图象，视频，空间和地理信息等多重维度，进行综合态势的判断，大幅度丰富现有的公共安全大数据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唇语识别技术令人欣喜的是，类似这种“保姆级”的能力服务，海云数据的图易平台已在公安、司法、监察、交通、消防、军工、智慧城市等领域均形成深度的行业应用。所谓AI“务实”，莫过于此。结语当然，在我个人看来，上述两种技术路径，其实是两种不同分工，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有它们彼此渗透，共同进化，才是AI疆界最完整的图景——只不过，对于更“务实”的行业客户来说，如何利用新技术与下游应用结合，提升业务效率，真正产生效益，才是他们此刻最迫切的需求。嗯，这么说好像稍显“功利”，但所谓建设“数字中国”的恢弘愿景，不也正是不同行业里那些真正的务实者，基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这句箴言，放在AI领域，好像也同样适用。李北辰/文

——“福特先生……，您是如何拍出来这场戏的？”——“用摄影机”……——“您是否认为《要塞风云》想说的其实是军队的传统要比个人更重要？”——“咔（cut）!”《导演：约翰·福特》（Directed by John Ford，1971）如果需要选另一位美国导演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做比照，那很可能最恰当的例子就是约翰·福特了：他们一生孜孜不倦用电影展现的，最终超脱他们的意志和意愿，其实是一幅主题为“美国”的图景或者一部长达上百、数百小时的电影；他们的作品尝试的并不是阐释、解释何为抽象的美国—他们对此确有些极力回避甚至颇有点嗤之以鼻；他们的信念在于讲述一群特定的人在——个具体的地方发生的确切“故事”——是，在他们的口中，故事而已。当然不止于此，就像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眼中的福特那样：“他是诗人又是演员， 面对最好的福特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是由什么构成的”。福特西部片中作为角色之一的自然景观——譬如纪念碑山谷（Monument Valley），也完全可以与怀斯曼电影中作为“主题”的各个美国“机构”（institution）做类比。当然，面对伟大的艺术，界线很快就被打破，土地不再限于美国。垂垂老矣的约翰·福特结束最后一部剧情片的时候，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刚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很快地就建立了一套牢固的自有方法论，这一切都从说“不”开始：无评论（却≠无想法）、无干预不介入（却≠客观）、无采访（却≠无关照）、无音乐（却≠无情感）；拒绝任何固有的意识形态、拒绝各种十年一换的“主义”、拒绝纷繁复杂的“理论”潮流：“不，我拍自己的电影”。怀斯曼非常乐意解释自己电影中的一切细节，尤其是事关创作的选择，但却对阐释不越雷池一步，因为也许所有的阐释都是过度的（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幸运的拥有事实，这还不够吗？）；他也对自己电影中任何可以被人过于容易地取来即用的实际上非常廉价的象征性符号避之如“瘟疫”（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聪慧地看见且看到事实，这难道本不就已经很难了吗？）。怀斯曼认为自己的电影更多地汲养于文学，也因此他拒绝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野。对于他来说，文学之美和电影之美是类似的，来自于形式，来自于不可言明或者无法言说的混沌和暧昧；来自于具象全可见（le littéral）和抽象只可感（l'abstraction）的相交、碰撞之处。电影，应该像是戏剧、小说、诗歌一样，属于虚构的创作且并无具体可估（沽？）的“社会”价值，尤其不应该像是期待青霉素之于梅毒那样指望纪录片作用于社会：即使从《提提卡荒唐事》到《波士顿市政厅》他拍的一直都是公民/市民面对权力/机构，或者说个体面对权威，但视角却是日常的生活。他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对抗俗众纪录片的教育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只是深入人心的标榜和口号。Wiseman在自己的剪辑室中 Muyan访谈总体而论由三部分组成，人生、理念和方法。就如同大部分认识怀斯曼的人所强烈感受到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于拍摄镜头之外他又是一个非常轻松、幽默的人，他也尤其看重自己电影中的可笑/喜剧之处被观众捕捉到。希望这一点也能够在这个对谈或者聊天的文字稿中得以保留。人生弗雷德，我听过你的几次大师班或者是讲座，我们也聊过几次，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怀斯曼的大师班不可不听，但不可再听，因为它们几乎全是一样的。怀斯曼：哈哈哈哈，我每次都说同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四五十年来经过不断的思考和沉淀之后，你有了一套牢固自洽的“方法论”。怀斯曼：如果下一次再有人来采访，我让他们找你去？（笑）如何破解你这层层“保护”的整一套说辞，问出一点新的东西？你1930年出生于波士顿，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你留下了什么记忆吗？怀斯曼：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广播上听到的希特勒演讲，又或者是库格林教父（Charles Coughlin）反犹的电台演说，但我也记得幼时参加的很多体育活动，又或者几乎每周六都会去看电影，五六岁的时候，大部分是迪斯尼电影。再后来我爱上了劳莱与哈台（Laurel and Hardy）、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电影。也有哈里·朗顿（Harry Langdon）？怀斯曼：倒没有太多。但看了很多的W.C.菲尔兹（W.C. Fields）电影。二战爆发时候我已经九岁了，两年后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新闻广播我记忆犹新，当时父亲开车载我出去玩，广播突然被打断……一直到五十年代你念大学的时候，美国的反犹情绪都是甚嚣尘上的。怀斯曼：我刚才提到的库格林教父，三十年代时候每周日都会在全国范围的电台上做广播，他经常说出反犹的言论。我念书的时候，犹太学生还不被允许参加各种大学生俱乐部，这种反犹是社会层面上的。犹太移民也很困难，我的父亲就是1890年从沙俄到达波士顿的第一代美国移民，他后来成为一名律师，经常帮助新移民处理一些刚入境时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对移民友善的国家。你后来差一点子承父业，因为大学时候念的是法律，之后甚至当了几年大学法律老师。怀斯曼：这是后来的事了，首先我念大学是因为不想服兵役被送上朝鲜战争的前线。毕业之后我服完兵役，从1956年到1958年在巴黎住了二十一个月，半工半学，我很享受那段“波西米亚”生活：读小说，去看戏看电影，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但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是一个特别“慢”的人。回美国后“机缘巧合”我成为了一名法律老师，教授知识产权法、家庭法、医疗法律。但我对此丝毫没有热情，说实话。你离开巴黎不久，法国新浪潮发轫，那是一个要求（拍摄）电影不再对年轻人层层设限、电影拍摄本身也离开片场走入生活走向街头的世代。怀斯曼：恰好是新浪潮诞生之前。住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流连于拉丁区，每周至少看四五部电影，也非常经常去看戏剧。感觉那时候的独立电影比现在还多，但只要用心多看，就很快又可以把电影史摸清个一二。我也开始拍一些八毫米的“家庭电影”，记录我们的旅行或者生活，或者还拍过一家位于殉道者路（rue des Martyrs）上的小商店，我的妻子在那里购物。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以拍电影为自己的职业？怀斯曼：我不知道，也许一直在那里，但我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自己很“慢”。《冷酷的世界》海报。但无论如何，首次接触电影，你的身份是制片人。买下华伦·米勒（Warren Miller）《冷酷的世界》（The Cool World）的版权后，你找到了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来执导这部电影。但过程似乎非常不顺、不愉快……怀斯曼：我没有任何电影经验，但因为很喜欢这部小说，于是买下了版权希望将其改编成电影。因为我很喜欢她之前的一部叫做《接头》（The Connection,1961）的电影，于是就找她来执导了这部《冷酷的世界》。我用尽了心力找到所有认识的人筹钱完成了制作，但其实我对于做制片人没有任何的兴趣。而在观察她拍摄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也可以去拍电影，于是在1966年放弃了大学教职，决定以之前带学生常去的地方—马萨诸塞州桥水市的一家精神病监狱/医院为主题，完成了《提提卡荒唐事》（Titicut Follies,1967），“纪录片”也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结束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继续拍摄“机构”（institution），以此为主题，完成一系列电影。那时的纪录片大多关注于一个具体的人物，政客或者明星，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反而有更多的悲、喜剧，这些角落仍然有待于人去拍摄。理念你往往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不介入或者说不以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为自己创作引导的形象，然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或者说并不是一贯如此。比如，《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它讲述的是美国非裔族群的问题。你当时不可能是以“非介入”的想法来推进这部电影的。更勿论在1966年到1973年间你还和朋友建立了一个社会援助的社团组织。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一切失望的。怀斯曼：你的这些想法只能是部分符合事实，也许我那时比现在还幼稚。但我必须澄清的是，首先，这不是我的电影；其次，《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的视角与原著小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即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电影也还是太过于说教了，社会、政治感介入感过强、过明显，或者说太正统，以至于失去了所有的微妙之处。小说要丰富的多。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说的对剧情片或者说这部电影有些失望的原因。我对这部电影的创作没有做出任何干涉，即使我是它的制片人，它完全是一部雪莉·克拉克根据自己的理念完成的电影。别忘了，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电影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找到她来拍摄的原因。否则我为什么不自己拍？那个社团，其实是我当时维生的工作，而且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社团。社团从政府那承揽项目，做调研，当然调研的领域是政府廉租房或者类似的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的社团。我当然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社会议题感兴趣啊，但你要说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我绝不会承认。因为我知道社会议题永远比我们看到的对此作出意识形态方面解释的作品更加复杂。在我的电影中，引导我创作的是直觉。《医院》剧照。说得轻巧，你也知道，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她的意识形态，是那么容易地就可以和创作剥离开的吗？怀斯曼：我和你说一件事，1968年《医院》（Hospital）上映后，有一个左翼的很重要的影评人写了一篇很严肃的差评，也说了讨厌的原因：因为我的电影中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白人医生、护士是如何霸凌、压榨西班牙裔的护工或者病人的（电影中的医院在纽约一个西班牙裔移民聚集区）。我觉得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何况我看到的正是一群连续工作二十小时的医生护士，他们不分肤色性别地收治病人，试图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关于这个影评人，首先也许她从没在一个医院的急诊区待超过一个小时；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完全没问题，但人不能完全被自己的意识形态蒙蔽双眼，或者使其成为唯一的判断指南。意识形态确实告诉她，白人医生、护士会压榨有色人种。我没有足够的经验说所有的医院是怎样的，但在这个医院，我拍的就是我看见的。你对各种的-ist（主义者），-gie（学）都有点点“蔑视”，你的电影也拒绝它们、或者说任何理论。但同时你又说自己的电影是对所拍摄主题的分析，这里有一个悖论……怀斯曼：那是我的分析，属于我的分析，来自于所有我亲身的经验，它们不是从哪些主义中来的。我从自己的体验中抽象地提取出分析，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体验对自己的影响，但对这些影响可能引发的推论，我是无意识的。或有益或无益，我也只能信任自己的判断。那你是否认为对于社会或者社会事件，我们只能给出分析，但却无法做出“解释”？怀斯曼：解释永远是可以被摧毁的，但分析却不会；世界是如此地复杂，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另一个解释，或者相反的解释。解释是功能性的，往往离“真实”（vérité）很远，我甚至犹豫都不想说“真实”这个词。因为对于你来说，没有“真实”可言？或者说，所有的真实都反而是主观的？怀斯曼：你有你的真实，我有我的真实。当然，猫就是猫、战争就是战争、当一个人被杀了，他就是死了……然而一旦涉及对某件事的“解释”，啊，这就难说了。我们眼前的这栋楼是真的，我会死掉，这也是真的……抽象地去说真实，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个空想理论家，我没法说什么是真实，特朗普也喜欢说真实，独裁者都喜欢说真实。即使应用到我的电影上，其实它们每一部都是一个“幻想”，如果有人愿意把它当做真实，我没有意见，但它其实只是幻想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幻想。关于这一点，科学家反而是最清醒的，他们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超越现有的解释和“真实”。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解释，也没有方法？怀斯曼：提问题其实是更有意思的事情。这正是我正在试着做的！当我想起你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各种意识形态最风流激荡的时刻，就越觉得你的世界观特别值得玩味。怀斯曼：我从来没有信仰过任何的意识形态。我是马克斯主义者，但这个马克斯，是格劳乔·马克斯 （Groucho Marx），哈哈哈哈！法国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可不缺毛主义者呢！怀斯曼：也许信仰这个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个人帮助吧。说回真实，当然也有过很多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个“真实”，但这些真实都是唯一、独一、排它的真实，如果我们不同意，就自动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仅此而已。那你是否认为自己的电影中呈现的是事实（réalité）？怀斯曼：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我也不太喜欢使用“事实”这个词。我们眼前的这个楼是一个事实，一个存在，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应用到电影的这个“事实”，则变得复杂很多，它们是一个个被经过选择的片段式事实，而且只是某一个角度的事实，它不可能是那个很多人期待的“唯一的”事实，而且串联起这些事实的，是虚构，也就是说是人为的戏剧结构，它肯定也只能是主观的。关于如何选择，我可以给你一个自己创造的所谓“理论”，就像很多人做的那样，但说实话我对此抱有怀疑，因为并不是这个我能够说给你的理论引导了我的创作，也许其实大脑中无意识的部分也参与了，或者说抽象上我的经验的总和，更何况我并不一定记得自己的全部经验。《提提卡荒唐事》海报。公共机构（institution）是近乎完美的实现你拍摄欲望的场所，某种程度上给你的工作也带来了便利，但这又是件可以变得“敏感”的事，因为牵涉到公共“形象”。这些考量会影响到或者干涉到你的工作吗？怀斯曼：《提提卡荒唐事》就遇到了问题，在纽约上映刚几周就被撤下，底片被销毁，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禁映了长达23年，直到最后我在最高法院赢得诉讼，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原因也很简单，马萨诸塞州政府认为这部电影破坏了他们的“形象”。但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管任何机构还是场所，警局、法庭或者任何你觉得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地方。获得拍摄许可往往迅速而顺利，协议中我都会提前写明自己拥有完全的剪辑和处理自由，后来也没有任何机构尝试干预我的剪辑或者禁止电影的发行、播放。机构不仅仅是你的拍摄场所，也是你电影的主角、主题和对象。那么究竟何为“机构”？怀斯曼：是的，机构是我所有电影中的“明星”，但我无法对它做出精确的定义（définition），这本身也是一件我排斥的事情。能确定的就是它是一个场所，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有着明显的物理界限，通常我们认为在其中的人们试图更好的完成工作。你怎么看待二十世纪后半期分别诞生于美欧大陆的两个纪录片“流派”，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和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怀斯曼：我没有任何想法，也不去“看待”它们，而且我不将自己置于其中任何一个。人们往我身上贴这个或者那个标签，我对此毫无兴趣。直接电影、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噗！墙上的苍蝇（fly-on-the-wall，秘密实拍）……噗！这些跟我没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只是词组，无任何意义的词组，往往由那些大学老师或者所谓研究者发明或者爱用的刻板学术词汇。真实电影？噗……！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并非真实，也许是我的真实，也就是说我怎么看待发生的事情并尝试理解它们。但真实？噗……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也许是我的真实，但我绝不允许自己把这个所谓的真实强加到别人身上。我，我拍电影、做电影。甚至因此你对电影也不作出类似“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分。怀斯曼：当然两者之间有区别，比如“纪录片”往往没有提前写就的“剧本”。很多人拍纪录片是为了“出售”某种理念或者意识形态，我也不做这些。为什么？因为我没遇到过哪一个思想家可以很好地给我做出关于这个如此复杂社会的全面客观解释，且以一种可以让我被说服的方式。方法那这种“无评论”、“无干预”、“无采访”、“无音乐”的拍摄方法，又是怎样从第一部作品就开始被执行至今，甚至，我相信，成为了你的一种创作规则、理念 ？然后你也从没对自己说过，“这一次，我试着和别人对话，做一个采访？”怀斯曼：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工作方式，至少对于我来说，仅此而已，也一直如此。你从来不会在我的电影里看到采访，除了有一次我试图和被拍摄者开一个玩笑，我相信你以后也永远不会看到。那为什么“采访”会对你的电影造成“伤害”？怀斯曼：因为它会摧毁我通过无干预拍摄进而（通过剪辑）可以完成的“虚构”（fiction）。虚构或者剧情片成功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让观看者、观众身处其中、将自己代入其中。我并不是原则上反对电影中有采访的介入，有人也以这种方式拍出了非常棒的电影，我只讲对自己适用的，且无法替别人做出判断。因此“采访”并不适用于我的风格，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么说并不是想表达我的风格才是最好的风格。我知道这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事实，因为你特别喜欢另一位我也很欣赏的“纪录片”大师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作品，他的电影几乎是你的“反面”……怀斯曼：他做非常多的采访，不限于记者风格的采访，而且他的电影非常棒。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很多都是来源于文学阅读的影响，或者说阅读经验给了我很多电影方面的启发。比如，电影的剪辑过程就很像文学中写作风格的诞生。因为这期间我所面对的“问题”和作家的写作是相似的。一百小时到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两百五十个小时？难道通常不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吗？怀斯曼：《在伯克利》（At Berkeley，2013）就有两百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因为老师们很爱说话。通常情况下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但也有超过两百小时的。纯粹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对一百多个小时素材的剪辑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我的创作以及它的界限（limite）就来自于对这些（取自生活的）素材的想象，以及自己与这些素材的关系；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想象肯定比我更丰富且无界，但我想说的是，一百多个小时已经给了我很多的可能。以及，对于这些素材的研习和剪辑就是为了找到进而建立一个戏剧结构。或者说，文学家用文字解决问题，我用文字（语言）和画面解决问题。那么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所谓的“剪辑”？怀斯曼：我的电影完全诞生于剪辑的时刻。在剪辑台上我发现并找到这部电影，在这之前我对自己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更不要说主题、结构等问题。如果你对自己要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那么拍摄的兴趣又是如何产生的？怀斯曼：不是毫无概念，而是对于我所要拍摄的对象毫无预设的想法、观点、观念。我也几乎不会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各个机构）做事先的研习和调查，拍摄的决定也都完成于最直接的现场。我不喜欢那些带着预设观点去完成的纪录片，即使拍摄对象是社会性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是社会性或者社会学性的作品。不为揭露，亦无煽动；不表理念，亦非教育，甚至也不是“观察”。怀斯曼：我希望它也不是所谓客观的观察，因为这么宣称是不准确的。每一部电影，纪录片也不例外，都是主观的，它们都会有一个戏剧结构。我不喜欢所谓的观察，因为它言下之意反而是承认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视角，而我则希望自己的电影中充满这样的主观视角。难道就没有那么一刻，尤其当拍摄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时，你会对自己说“我希望自己的拍摄能够被关注到，进而改善一点这些被拍摄对象的生活，让社会往前进一小步？”怀斯曼：我当然希望被拍摄对象的境遇能够得到改善。但这不是我创作的目的，我拍的也不是在法国文化语境下的政治介入型电影（cinéma militant）。何况我认为，这种电影并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它的观众和欣赏者往往都是本来就拥有相同或者相似观点的人。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和主题做出的分析，而不是对其简化处理进而表达属于自己的观点。政治介入型电影往往有简化主题的倾向，这是我不喜欢的原因。我可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如此模糊暧昧且复杂、并非是非黑白分明的人啊！我希望社会、真实世界的这种暧昧和复杂能够呈现在自己的电影中，而不是对其做出简化来表达即使很正确积极、很知识分子性的观点。大概可以感觉到多年的法律学习甚至教授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影响（笑）。怀斯曼：我都没有好好学习法律，甚至基本都不去上课，能够结业也是纯粹靠着临时抱佛脚（笑）。我的大学时间基本都是在图书馆读小说度过的，可能我念的其实是文学专业。那你如何看待法国人的另一个发明，电影“作者”（auteur）？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仅存不多的完全独立“作者”：自己制作、自己拍摄（你负责声音）、自己剪辑、自己拥有版权……怀斯曼：那要看你如何定义这个“作者”。如果说一部电影创作中所有决定的做出者是它的作者，那我当然是个作者；如果作品需要体现作者的性格，那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电影感受到我的幽默感。你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直面进而“曲解”自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我认为这确实也是一种幽默感。你会向被拍摄对象放映自己的电影吗？《福利》剧照。怀斯曼：当我有机会的时候，会的。但有时候很难再找回电影中的人，比如《福利》（Welfare,1975）一类的电影；《走向死亡》（Near Death,1989）在电视上播出前，我放给了所有的医生、护士和四个死者的家庭。你之前说过，电影拍摄前与各个机构会有一个“合同”，以保证自己的拍摄自由，尤其是完全的剪辑自由。那么与被拍摄者呢？怀斯曼：也有类似的协议，他们当然可以在拍摄前拒绝我（的拍摄请求），也可以在拍摄中，甚至是拍摄后剪辑前，但一旦剪辑开始，他们就不再能撤回自己的许可。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几乎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被拍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们喜欢自己被镜头记录下来。我也不太喜欢与自己电影中的拍摄对象成为朋友，因为首先这不会是成为一个真正朋友的机会和场合，其次我觉得这不够专业。我想回到一个你千篇一律地回答了千遍的问题，因为我并不完全认同你的回答。还是针对镜头是否会改变人们的举止，你依据自己经验的回答是否定的，不会。论据是，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演员，所以他们只要一开始表演就会露馅，你要么停止拍摄要么最终会剪掉；然后你会给出一个我觉得你非常喜欢的例子，就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69）中，镜头跟随着掐住妓女脖子二十秒的警察。你认为事实上这名警察就如同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根本无意杀死这位逃跑被抓的妓女，而只意在惩罚。你以此为例自证镜头并不会改变拍摄对象的行为方式，因为人们出自本能和直觉在（尤其是相对极端的）情境中做出自认为恰当的反应，并不会顾及他们的看法亦或是摄影机的在场。我认为至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至少放在当下来看，实则大谬，因为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你的摄影机在场，警察可能会变得更加暴力和粗鲁。再往前一步说，这恰恰可以反证镜头可以改变被拍摄对象的举止。怀斯曼：这是你的判断，但是没有证据，当然我的说法也没有证据。没有必要回答你的判断是否可能，因为一切皆有可能。但我并不相信如此。而且按照你这么说所有的场景都需要被打上问号了。你这么揣测是因为你对警察有一个预先的判断和意识了。你也说过，以自己的经验，极少数人会拒绝被拍摄，因为人们喜欢被摄影机捕捉，而且人们在摄影机之前也希望表现出最好，至少是更好的自己……怀斯曼：有一个细微的不同，日常的普通人其实不是喜欢被“拍摄”这个事实，而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被别人感兴趣、注意、关注到，因为平日里他们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两者之间有一点点区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不怎么被摄影机关注、捕捉到的，而这恰恰就是我拍摄的主题，日常。《杰克逊高地》海报。一旦选定了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并确定了拍摄的可能，你会进行怎样的准备工作？怀斯曼：我只做极少的准备工作和实地调研，比如《杰克逊高地》（In Jackson Heights，2015）拍摄前，我只在那逛了两个下午，还是相隔七年的两个下午。这说明你想拍杰克逊高地已经很久了？怀斯曼：我有一个自己感兴趣、想拍的地方或者机构的单子。2007年去杰克逊高地的时候我就想拍那里，但之后不同的计划延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我收到了巴黎歌剧院的拍摄许可，怕他们改变主意，于是立刻去拍了，之后又接连拍了其它电影。终于可以拍杰克逊高地的时候，我又去那逛了一个下午。这两个下午的所谓准备工作是什么？勘景？怀斯曼：我经常说一句话，也许依然只对我自己有效，那就是拍摄本身就是调研准备的工作。因为我的拍摄方式是无任何干预，也不会对拍摄对象做出任何要求，我不想自己成为一个或者某个事件的所谓见证者……但你也不是随便拍什么，或者随便怎么拍，不是吗？怀斯曼：当然我会做出选择，拍什么事件、拍什么人，拍什么地方，这一切都是我来决定，摄影师来配合我。所以可以说我的准备工作就是随时准备好开始拍摄而已。为什么是这样？怀斯曼：好吧，因为我特别怕做实地考察或者调研的时候遇到自己很想拍的人和事，因为无法拍到而后悔，这是唯一的原因，你知道全部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在场时有趣的事件。即使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我还会与很多人或者事擦身而过后悔不已呢！你的拍摄一般持续四到十二周， 你如何决定每部电影拍摄的时长？怀斯曼：当我觉得有足够的素材能够剪出自己满意的电影的时候，就会停止拍摄，也许是因为我就是不想拍，想回家了。当然这期间我会让自己知道哪里会发生什么，以便决定是否要去拍摄。或者就是闲逛，遇到感兴趣的人问她这里在“发生”什么事……随机性比较大，偶然是我的向导。我知道在胶片时期，你有每天看拍摄素材的习惯—虽然这通常是一个剧情片拍摄的操作实践，数码时代到来后，你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吗？怀斯曼：晚上拍摄结束以后，只要我和摄影师都不是太疲劳，就会一起看素材。胶片时期，至少都需要等个三到四天，而现在则是立刻可见。这个步骤的原因很简单，不看的话，我就不知道自己拍了什么，也不知道拍的怎么样：取景是否好，有没有人看了摄影机……即使取景不好，光线不好，拍摄不正确……你也不可能重拍，因为你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绝无仅有且不会再现的。怀斯曼：但我需要知道哪一个部分没有拍好，下一次就可以注意，又或者在之后的拍摄中找到可以某种程度上替代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为之后的剪辑做提前准备的工作，因为看素材我也会记笔记。你之前说过，剪辑的时候自己才发现拍的是什么“电影”。怀斯曼：我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剪辑系统：首先，我会用六到八周的时间重看所有的素材，做笔记。什么样的笔记？怀斯曼：我用的是米其林餐厅式的评价体系，给所拍的内容标星，从一颗到三颗星或者零颗星，并用几个词简单记下发生事件的概述，这个过程就筛选掉了百分之四五十的素材，我暂时把它们放到一边；然后我开始剪那些自己认为可用的部分，一场一场地剪、剔除，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六到八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组合这些，形成电影的结构。我没办法抽象地看待、考虑或者对待电影结构这个问题，我必须向自己解释每一场戏所处位置的原因、每一场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的转场过度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又或者开头五分钟和最后十分钟的关系是什么。“剪辑”这个步骤让你如此着迷的原因是什么？怀斯曼：因为它最有趣，剪辑大部分上来说几乎与电影技术无关，而是一个不断地去尝试理解每一场戏发生的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的过程。真正地理解之前、或者自以为真正地理解之前，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是否使用、如何剪辑、放在哪里，这三个问题。这个理解电影，就是理解“人”的过程。第一次的“组合”过程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因为每一场经过剪辑的戏我都已经了熟于心了，但这个版本往往比最终的完成版要多出三四十分钟；这之后的六七周，我的专注点则变成了每一场戏内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节奏（rythme），以叙事结构的眼光来考量和衡定它们，电影的时长自然就慢慢地再减少。当我自认为剪辑已经结束的时候，就会再重新把所有的素材都看一遍，尤其是最开始被舍弃掉、扔在一边没有剪辑的那百分之四五十，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之前可能出现的遗忘，以及更经常的，在其中找到有效的转场、过渡镜头，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对电影的节奏足够了解，能够很快地感知到于我有效的镜头。告诉你一件趣事，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重看了你的一部分电影，但因为戛纳电影节前工作实在太多，时间有限，我有时候会把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比如，和《疯马俱乐部》（Crazy Horse,2011）搭配的是……《肉》（Meat,1976)……怀斯曼：哈哈哈哈哈哈…….好主意！本也可以选别的，比如《舞：巴黎歌剧院的芭蕾》（La danse - Le ballet de l'Opera de Paris, 2009）、《动物园》（Zoo,1993）或者《基础训练》（Basic Training, 1971）……但总之我决定选两部相隔时间较久的放在一起看。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你之前也说过自己的纪录片其实就是剧情片，或者至少它们是以“剧情片”的结构视角来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我比较早期和较近的作品发现了一个变化，就是电影内的“悬念”（suspens）在不断地减少……早期你的电影中还是更多“悬念”式的戏剧张力的，而现在则越来越内敛。怀斯曼：是的，这是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说的，我用剧情片的理念来完成“纪录片”，因此它们就是剧情片，也就是我开头说的它们与文学更为亲近。我不认为新近的电影戏剧张力变小了，它们还是一样的，我希望每一部里面都有悲剧、有喜剧、有闹剧……当然电影最后的呈现方式要取决于它的“主题”，而每一部电影的主题也许是不一的。我的工作方式、实施方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拍摄邀约。四十几部电影下来，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主题之一就是表现“世界是荒诞的”，是那种贝克特式的（Samuel Beckett）的。怀斯曼：这难道不应该是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就开始表现的吗？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怀斯曼：我并不是最适格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世界”这个“主题”太广博了。我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是你不能又或者你不愿意？怀斯曼：我每天可能会变五十次，至少。说话的这一秒种，我刚从悲观主义者变成乐观主义者。你现在还看电影吗？怀斯曼：看，但越来越少，但我一直还会去看戏剧。你最近，这个最近可以是一个月、六个月、一年甚至更久，看到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怀斯曼：啊！我需要时间往上追溯回忆……我很喜欢德普莱钦（Arnaud Desplechin）的《青春的三段回忆》（Trois souvenirs de ma jeunesse, 2015），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奥菲尔斯，父亲和儿子（Max & Marcel Ophüls），《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 1969）和《终点旅店》（Htel Terminus, 1988）都是非常伟大的电影。我最爱的电影……是《鸭羹》（Duck Soup, 1933）。纽约的一家电影院曾经请我选择一部自己最喜欢的纪录片并出席介绍，我选的就是《鸭羹》（笑）。数码有改变你的电影或者工作方式吗？有帮助还是有正相反？之前你必须换胶片，现在可以不间断一直拍下去了。怀斯曼：以前我也可以不间断地拍下去。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拍摄的素材稍微变多了一些。我甚至后悔自己没办法再用胶片拍了。即使是从剪辑的角度上来说？怀斯曼：我用胶片剪辑了四十年的时间……而且这不仅与我的习惯有关，胶片剪辑有一种手工的感觉，与我的电影本身就息息相关，我不喜欢用几个塑料按钮在电脑上解决这个事情。虽然看似“方便”了，但我还说以前在剪辑室四处走动找胶片、翻不同盘的胶片能时不时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和启发呢（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总之，现在不可能了，胶片拍太贵。关于数码有一堆胡说八道（bullshit）的说法，我认为唯一可以信的就是，也许我们能够拍稍微多一些的素材。而且所有我们能够从拍摄中获得的便利和节约，都转而在后期中失去了：以前调色我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现在则需要两周。有没有特别喜欢自己的哪一部电影，或者非常满意？怀斯曼：总体上来说，我相对更喜欢刚刚结束的那一部。这个回答太经典了，也有人会说，“是接下来的那一部”（笑）。怀斯曼：这个的确更好，以后我就这么回答了。有没有哪一部你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怀斯曼：有一些电影我后来能够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剪辑的时候犯了错误。在逾四十部的电影中，剪辑方面你犯下的最后悔的错误是什么？怀斯曼：《提提卡荒唐事》中，我将一个病人/犯人被强迫喂食和他躺在停尸床上被化妆的场景交叉剪到了一起，我觉得这个剪接太刻意了，不应该强迫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将它们分别整体呈现出来，在其中穿插一些别的场景。应该让观众自己逐渐意识到这个事实和对照：原来他死去之后受到的对待要比活着的时候人道很多。但剪辑有时候就是建立联系、进行暗示的过程，虽然这个的确变成了明示的对照。怀斯曼：我不喜欢拍观众的脑袋，非要提醒他们“看到”什么。如果我们说到纪录片的“教育意义”、社会介入意义，《提提卡荒唐事》中多少有些，而不像你之后的电影。怀斯曼：因为那个地方太糟糕了，人间炼狱，只要展示它，就无法避免。我注意到你的电影中从来不会出现“完”、“剧终”（The End）一类的结语。怀斯曼：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决定不放。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不放（笑），我任由你自己做出阐释。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怀斯曼：也许它们都是真的，都可以成立。也有可能都是假的，都不成立，所以你的解释是？怀斯曼：也许有一部分解释是成立的，另一部分是不成立的（笑）。谢谢你，弗雷德（Fred）！怀斯曼：这个访谈对我来说很有趣……别别！怀斯曼：不不，我说这个不是为了……那你告诉我，现在这一秒你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怀斯曼：你又变荒诞了！结语——“福特先生，您是如何到达好莱坞的？”——“乘火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不得不说，无论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动辄就大谈所谓的“标准”“权威”，都是极不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学术界、理论界的通病，最需警惕的地方。真正的文艺家都清楚，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不是流水生产或工艺复制，不需要那么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公式套路等的限定和束缚，是无标准更无权威的，甚至说，它天生就带有反标准、反权威的属性。如果一个文艺家，张口闭口就大谈标准，或是用所谓的权威来压倒对方、指手画脚、狐假虎威，那么他一定是伪文艺家，也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权势主义者。倘若文艺非要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应该是多元且丰富的，否则就失去其创作本身的趣味、价值和意义。而解放和繁荣文艺的最好方式，从根本上说也是要去标准化、权威化、行政化，从而做到自由竞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所周知，古今中外任何名垂青史的文艺家、文艺流派，都不是标准化出来的结果，都带有鲜明的自我风格、特色，甚至带有离经叛道的特征，在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中，无是水墨为上的理念对“随类赋彩”“以色貌色”等“重色”色彩观的分庭抗礼，写意绘画对工笔绘画的平分秋色，八五美术新潮对传统文艺的集体反思，以及对新创作观念、技法等的自觉寻求和探索，还是西方艺术流派里，巴洛克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主流艺术风格的打破，新古典主义对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的厌恶，浪漫主义对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摆脱，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转向，印象派对学院派的抗争，后印象派对印象派的不满，那比派对印象主义的回击，象征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逆反，立体主义对固有画面的重构，抽象艺术对具象艺术的超越，达达主义对传统文化和美学形式的废除，野兽派对后印象主义的改变，包豪斯学派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新造型主义对创作个性的消解，波普艺术对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的破坏，至上主义对传统艺术的否定，极简主义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革命，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拒绝，概念艺术对实物表现的取代，新表现主义对波普艺术和极少主义的反动，反概念主义对概念主义的检省，等等，都基本说明了：文艺创作尤其是艺术创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也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其都是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逐渐建立起来并自成体系的，否则只会被模式化、同质化、套路化、概念化，只会循规蹈矩、陈陈相因，诞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工、复制品，从而严重阻碍着文艺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翻阅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国内并没有出现像国外那样如此多的艺术单元和流派，如此纷呈的艺术理念，如此活跃的创作氛围，其发展进程与形式表现也没有那么明显和丰富，且具有各自相对完整的体系与脉络。这其实也正是核心问题所在，反映出从古至今我国艺术发展相对缓慢、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是我们的艺术思维还是实际创作都太规矩太老实了，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标准框框里打转，在国画还是油画、水墨还是色彩、工笔还是写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传统门类、内容形式上翻来覆去的讨论、反反复复实践，而对其他文艺理念，以及诸如非架上艺术的装置、行为、影像、新媒体等艺术样式知之甚少，更缺乏必要的发散思维和探索创新的勇气，甚至迄今为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把它们当成艺术看待，这是很可悲很无奈的事情。这种现象与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标准”惹的祸。现实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行地制定和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并有意无意间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以致于让大家误认为“标准”之外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不入流的，都是不受欢迎和不能接受的，由此也扭曲和误导了大家对文艺本该正确的理解和判断，桎梏了对文艺无限可能的想象与创造，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亟须立即停止的隐性文艺毒害行为。而要特别强调，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批评家，都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标准”。其实标准很容易谈，也好制定，动动嘴一二三四条，乃至更多条就有了，但关键是有没有必要，违不违背艺术属性，贴不贴近创作规律，符不符合发展实际，产不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要重点考虑的，也是要负历史责任的，而非信口开河，盲目片面地下结论、树规范、定标准。何况现实情境也往往是，所谓的标准有了，人也跟着变懒了，变胆小了，懒于分析、懒于创新、懒于求变，或创作上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做为评判者评判起来自然也会变得更加省事和方便，更加蛮横与独断专行，凡事都往标准上靠，拿标准来统一衡量、裁决，丝毫不在乎文艺的个性化、差异性，举凡不符合标准的就被判定为不合格，就被认定是有瑕疵，甚至被视作异类予以排除、打压或雪藏。其实这是对文艺创作，尤其是对文艺创新的极大扼杀和戕害。理论家也好，批评家也罢，都没有这个生杀大权，而其设定的标准可能只是个人有限的、粗浅的认知，是个伪标准，并非文艺创作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法则与尺度，尤其是在事物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在没有任何实践、体验的前提下，只靠其一时的主观臆想、史料分析或逻辑推理而做出的判断，很多情况下会比文艺家实际的、鲜活的创作更容易犯错。当然，这并非否定理论研究、学术评价等的作用，只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权威专家”，无论何时，还是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多关注多解决些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少空谈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标准”，实则大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的纸上谈兵罢了。责编：任文

2013 年，周濂和刘瑜的女儿布谷出生。这一下改变他们的生活。布谷不到一岁时，周濂做过一篇口述《父亲是女儿的保护伞》，展现他对女儿的爱与期许。6 年过去，女儿对周濂来说，是个“非常巨大的存在”，“完全不能掉头不顾”。“我每天早晨都要火急火燎地催她起床、吃饭、穿衣服，有时我太太给她扎辫子，有时我给她扎辫子，然后开车送她上学，晚上要陪她练琴。她直接占据你的时间、精力，但与此同时，你也很享受。”如今，除了期许，也有担忧。“我担忧我女儿成长，在今天教育环境下面，她能不能够健康成长？她是不是必须经历高考？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孩子少受些毒。”周濂 1974 年出生于浙江遂昌，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等。相比活在象牙塔中的学者，周濂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作家许知远称他具有“思维的清晰与强烈的现实意识”，哲学家陈嘉映则说他是“极出色的青年学者”。而周濂觉得，永恒的政治哲学问题，其实就是最抽象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我想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最抽象的苏格拉底问题展开。但是，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可能更多是以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呈现出来，但是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可能还不足以应对当下挑战，所以可能还要做修正。”“你女儿有改变你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回答吗？”“我觉得会有，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显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笑）。”“不是一个人”其实也揭示了现代人不得不寻求共同生活的处境。“反对动用强制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卓越的价值，坚持把人类至善的追求严格限定在基于结社自由原则的多元共同体之内，这正是进入异质化的、大规模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一个逻辑后果。在赋予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同时，意味着个体必须具备追求幸福的能力，并且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和责任，这会让个体生活特别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变得崎岖坎坷，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周濂在《正义与幸福》的序言中写道。所以，过去近十年，周濂的工作几乎都是试图站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自由主义立场，与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自由意志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晚近以来出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对话，与此同时，也尝试回应来自社群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乃至保守主义者的挑战。他认为，自由主义家族内部要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自由与平等也不必然存在对立关系，任何一种具有可信度的现代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平等这一根本价值。但是，相比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平等自由主义者希望让分配结构“敏于志向，钝于禀赋”，尽可能减少各种道德任意元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强调“自由选择”在人之一生中所扮演的重要性。2016 年 11 月 8 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时，周濂正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受到巨大震动。此前，他准备继续研究自由主义家族的内部纷争，但是，特朗普的当选使其改变研究方向，决定开始研究自由主义跟它外部敌人的论辩，包括保守主义、政治现实主义、身份政治、民粹主义，试图同情地理解它们的部分合理性。“共识是在做事、交谈、辩论、斗争的过程当中，逐渐赢得的目标，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获得一种历史成就。我特别强调温和而理性的力量，因为你一旦把你的论敌视为十恶不赦、不可理喻的人，其实就意味着放弃了跟他做任何理性沟通的尝试，那剩下的只有分裂和各自为政。”周濂说。几年前，他称自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罗尔斯主义”。如今，周濂觉得自己在后面两个维度发生变化，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对思想者的要求非常之多。所以，他有一个很长的自我期许：“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经历了 20 多年哲学训练的周濂也觉得哲学让其在表达的时候更加谨慎。“我说每一句话时，都会立刻想起这句话的不严谨性，或者它可能遇到的挑战。这其实让我说话、思考变得很困难。与此同时，当我听别人表述时，我也会不自觉地会有很强的批判性。这对自己可能是件好事，但当你跟别人交往时，也许不是件好事。”显然，他所持的这种立场很容易受四面夹击，有时也会看起来有点“骑墙”或“暧昧”。但是，也许理论和现实的复杂之处恰恰在于此。而他一直相信维特根斯坦那句话：“哲学病的典型特征就是偏食症。”“所以，你要不想患上哲学病，就需要不断地转换你的视角，用各种例子在不同语境下来滋养你的思想，最终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思维。”不过，温和绝对不等于没有坚持，他始终捍卫着自己的立场。“民主制度（政治社会）与多元共同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相容的，它们各自成就一半的社会，前者保障正义和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后者承诺更多的确定性和幸福。这或许是常态政治中最可欲的一个选择。”他在《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一文中写道。虽然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政治文化生态正在迅速地变成流沙状态，但是他认为自己还在做努力。 2019 年 4 月，他出版了《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这本横跨 2500 年西方哲学史的普及读物，希望激发人们思考“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等哲学问题。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女儿布谷”，而布谷的“出场频率堪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给周濂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很多刺激和灵感”。《打开》的最后两讲是周濂偏爱的罗尔斯，并引用罗尔斯的话作为这趟哲学之旅的结束：“如果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能实现，而人民又往往不遵从道德，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周濂，来自：理想国Q=Qdaily周=周濂1. 为什么说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能够给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提供一些启发和新的制度想象？Q：你在《正义与幸福》的序言中提到，当今美国右派（无论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重新祭出基督教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两面大旗是在逆潮流而动，美国左派（也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试图在社会乃至私人生活层面更加全面地落实平等价值则步子迈得太大。相比之下，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也许能够给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提供一些启发和新的制度想象。为什么？能不能讲讲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样启发和想象？周：过去 100 年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基本上可以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定义。当然，二战以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慢慢向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什么会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向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简单地说，是因为受到了社会主义和普选制的冲击。但时至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面临着种种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非常有意思，通常我们会认为他是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但是罗尔斯自己明确否认这一点。他既反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同时也不接受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正义二原则最适用的政治经济制度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者“自由社会主义”，对于自由社会主义，罗尔斯基本没有展开讨论，而是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这个术语虽然早在 1920 年代就已经存在，但罗尔斯所设想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今天看来，还是个未来时。他希望既避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比如不考虑公平的机会平等，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最少受益者关心不够；与此同时，又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严肃的批评，而且有趣的是，他的批评跟很多右翼人士的批评在观点上看起来是一致的。右翼人士对福利国家最大的批评是什么？福利制度养懒人。罗尔斯批评说，福利国家给底层人民提供生活资料的补助，其实无助于他们培养个人责任感，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甚至会对他们的个体尊严造成伤害。罗尔斯所设想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就是想要同时解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具体的构想我不去展开，就他的初衷和目标而言，可以说是左右开弓。我认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摆脱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困境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可行？需要做更深入研究和反省。Q：刚才讲了他的愿景，但你没有展开讲具体制度安排。我觉得如果能讲具体制度安排，会帮助我们更理解罗尔斯。比如相比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遗产税上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周：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也称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原则，其中开列了基本自由权的清单，跟财产所有权民主制直接相关的就是经济自由的权利，最引发争议的一点是，他把立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排除在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基本自由权。可是我们知道，这两项经济权利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非常看重的自由权。很显然，支持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支持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会非常不满。他们会认为罗尔斯的观点明显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痕迹。但是罗尔斯会说，我也同样反对斯大林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啊，而且我还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呢。那么，罗尔斯为什么要特别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剔除在基本自由权的范围之外呢？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社会合作的起点处，就能够把适当的生产资料分配给每一个人。罗尔斯认为，通过让底层阶级或者最少受益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培养其劳动技能、提高教育程度，最终成为社会的积极主动参与者，培养他们的个体责任感，成为真正有尊严的公民。这话太抽象。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中国人经常说，你到底是要给贫困山区的人输血还是造血？福利国家有点像输血，罗尔斯的想法像造血。当然，在造血过程当中，不仅要培养他的劳动技能，包括受教育程度，还要给他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他要有启动资金或者创业资金吧。而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遗产税、房产税这些税收制度。关于税收制度的哲学论证，又是一堆非常繁杂的哲学讨论。诺齐克会认为，任何税收政策本质上都是抢劫和掠夺。但是我们看欧美的整个政治经济安排，就会发现，遗产税也好，房产税也好，早已是他们法律制度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会觉得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想法，比起罗尔斯的想法来说，可能更不接地气，具有更高的理想性或者乌托邦性。2. 自由主义家族内部要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为什么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Q：你在《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中提到：“哪种理论才是在事实上更有利于穷人？显然，在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平等自由主义者占据的只是道德上的高地，但是从经济学或者事实性的角度出发，平等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理论也许恰恰不能让穷人受惠。”按你刚才的说法，你觉得平等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理论是可以让穷人受惠的吗？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理想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规范性色彩，他对于这一点有很高的自觉性，读他的书，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言论：这个问题太具体了，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加以确定，所以我就不进一步讨论了。事实也是如此，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理想理论会遭遇到各种各样外在偶然因素的干扰、影响甚至扭曲，所以我们不能够拍着胸脯说，罗尔斯的理想理论就一定具有可操作性，一定不会事与愿违。至于哪种理论更能让穷人受惠，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当中有很多争议。美国布朗大学的约翰·托马西（John Tomasi）教授写过一本《市场是公平的》（Free Market Fairness），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一方面他认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涓滴效应，认为最终会惠及最少受益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接受平等自由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念，认为二者完全可以进行理论上的调和和互补。Q：目前来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没有任何国家采用。那你觉得这套理论对中国适用吗？周：从微观层面上看，我们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能培训，有些地方政府也会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创业基金，所以在很有限的意义上说，我认为是存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一些影子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确保了宪政民主国家的底色，其次，当一个抽象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时，会面临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在担心征收房产税的问题，有些事情在西方是合理的，在我们这里也许就不一定合理。我在理论上会认同征收房产税，但是你要问我说，在中国当下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征收房产税？我的回答是 no 。包括遗产税，我的回答也是 no 。因为我们没有法治保障、民主保障，这些税收最后用到何处，根本无从监督。另外还需要考虑到庞大的官僚系统开支，以及大政府带来的低效率。Q：刚提到约翰·托马西的《市场是公平的》，其实这几年你做的工作也是如此，希望在自由主义家族内部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在你看来，要想实现和解，只能在哈耶克与罗尔斯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什么？周：罗尔斯之后发展出来的，比如说运气均等主义、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这些更左的思想流派，在理论上的确更深入地推进了平等价值，但在实践中要谨防步子迈得过大。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报道，美国的 College Board 计划根据考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直接在他们的 SAT 分数上加上“逆境分”，可问题在于，逆境分能够被客观化和量化吗？如何辨别 SAT 的分数高低是由个人选择所致还是外在环境所致？在具体政策和充满差异性的个体上试图取消一切外在运气的影响，不仅在知识论上严重违反哈耶克所谓的知识分离性原则，在具体运作过程当中也会不恰当地增强政府的管控力，造成超级国家和超级政府的后果。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比哈耶克更右的那些人，特别是宗教保守主义者或者极端右翼，是撕裂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因素。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要在罗尔斯和哈耶克之间，执其两端守其中，既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又时刻警惕滑向奴役之路。顺便说一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当时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他所依据的主要逻辑是“滑坡理论”，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虽然福利国家面临种种问题，但并没有真的一路滑到极权国家，更何况，我们也已经指出，罗尔斯并不支持福利国家。所以我认为，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许是更有理论前景、同时也更具现实相关性的思路。当然，具体如何去定位这个中间点，我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想法。3.自由主义如何回应今天保守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这四大挑战？Q：在《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中，你提到当前存在四个对于自由主义的主流批评意见，一一做了回应，而且还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三个理论上的挑战。这篇发言是 6 年前的了，如果站在今天回看，你有什么觉得需要强调、改进或者补充的地方吗？周：你说得没错，仅仅在几年前我还在关心自由主义家族的内部之争，但是过去这两年有些转变。比方说， 2016 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让我充分意识到保守主义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果不了解保守主义，可能只了解一半的美国历史。反观中国的知识界，很多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和欧美右翼势力的抬头，开始急剧的右转，这些人曾经是哈耶克的信徒，现在成了保守主义者。在这批人群中，有的是因为认为人口格局最终会改变西方文明的格局，因此开始格外强调盎格鲁-撒克逊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性，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定位美国立国之本的问题；有的则是认为自由主义缺乏力量，尤其是在面对政治权力的压迫时，缺乏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开始选择保守化；还有的人认为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基督教是更有效的思想资源。我从来不否认基督教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唯一正确答案，那么我将抱以极大的怀疑。但是我愿意跟他们做更深入有效的对话和论辩。我最近也非常关注政治现实主义。我这学期在人大开研究生课，重点读的就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文本，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然后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马克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以及当代英美学界比如 Bernard Williams 、 Raymond Geuss ，还有 Matt Sleat 等人的文献。政治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政治领域独立于道德领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非所谓的“应用伦理学”，相应的，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秩序、冲突，而不是罗尔斯这些政治道德主义者所主张的“正义”之类的规范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强调基于权力（power）的视角，而不是基于权利（rights）的视角。我认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政治现实主义，他们所关心的论题都揭示出罗尔斯这一脉的政治道德主义者的某些理论盲区。必须要很好地去回应他们的理论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向保守主义彻底让步，向政治现实主义彻底投降，恰恰相反，我希望通过研究这些论敌，更好地为自由主义做辩护，最终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做出更有力的解释。Q：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吗？周：我各做一个回应吧。保守主义者在解释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或者具体到美国的诞生时，一直强调是基督教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圣经》创造了美国。首先，关于这个历史陈述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我看来，现代西方文明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所孕育出来的一整套西方价值理想，而不能简单地还原到基督教的传统；退一步说，即便承认基督教这个单一的资源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我们也要认识到，发生学意义上的孕育与现代文明的遍地开花，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当现代西方文明散播到世界各地时，是不是还需要重新回到过去，去寻找原本培育它的土壤才有可能让树苗能够成长起来？我觉得未必如此。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而且事实上它在演变过程当中，根基就已经悄悄发生转移。保守主义思想的精髓是对具体语境的敏感性，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秉承几条抽象的原则。以埃德蒙·伯克为例，柏克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和行动者，他的所有思考都是在具体语境中给出的对策，这与理论者和旁观者的立场非常不同。众所周知，柏克支持美国革命，反对法国革命，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柏克对语境的敏感性。在引用外国的思想资源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不陷入到刻舟求剑的谬误中。比如欧美的保守主义者要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于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也依样画葫芦，说要保守自由的传统，于是开始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的基因，再比如说自由的价值在欧洲缘起于基督教信仰，于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也要在中国再造基督教传统。这都是刻舟求剑的想法。至于说到政治现实主义者，我认为他们思考政治的视角是政治人物的视角，进一步的说，是执政者的视角。但是，当代政治生活是由各种力量从不同角度切入进去，最后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合力的结果。基于权利（rights）的政治理解同样也对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基于权利（rights）的政治理解是在抑制和平衡基于权力（power）的政治理解，它依旧与权力产生关联，并没有真正忽视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制造出一大批自鸣得意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自鸣得意”这四个字？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洞穿了政治的真相和本质，用“权力”的逻辑去解释一切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而且由此产生出某种智识上的骄矜感。此外，政治现实主义还有可能导致为现实政治辩护，成为政治本能主义者或者权力崇拜论者。尼采有本书叫《人性的，太人性的》，借助这个表述，我会说政治现实主义者的问题在于“现实的，太现实的”。但是，政治生活很少是仅仅为了权力而权力。我们是通过获取权力去赢得某种理想性和规范性的目标。所以，无论真假，理想性和规范性因素其实在政治生活当中始终存在。有哪个执政者会赤裸裸宣称自己就是暴力，他一定要进行合法性的叙事，一定要给出规范性理想和目标，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总之是一个愿景性的东西。所以，政治理想主义或者说规范性的思考在政治生活当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Q：你因为特朗普当选等形势的变化，现在不仅关注保守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也关注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你会如何回应这两项冲击？周：民粹主义的冲击，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现实主义对政治道德主义的批评。政治道德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寄予太高的理想，认为他们是——借用罗尔斯的说法——理性的和合情理的（rational and reasonable），也正因为此，他们认为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论辩得到解决。打个比方，罗尔斯主义者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想象成一场讨论会，我们是通过更好的论证（better argument）去说服对方，最后达成共识。政治现实主义会说，政治生活可不是讨论会，而是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人们永无可能达成共识，只是不断的斗争。民粹主义者既强调共识，也承认斗争，但是他们的共识不是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的，因为民粹主义者并不认为人们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而是更多地受到情感、激情和欲望的驱动。政治人物就像是民意煽动者，把人民像羊群一样组织起来，然后去获取政治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民粹主义者有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宣称只有他代表了人民本身，所有的反对者都被驱逐出人民的范畴之外，都是敌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充分地承认政治生活的斗争性。归根结底，我认为政治关乎的是人本身，涉及到对人本身的理解，以及人性是不是具有锻造的可能性的理解。在实然的层面上，人性可能的确是半人半兽的，但是问题在于，人性有没有改造的空间？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自由主义相对来说会乐观一点，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正义的社会，充分地实践和发展人性当中理性的与合情理的面向。相比之下，政治现实主义就会悲观很多，而民粹主义则索性去调动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说到身份政治、差异政治、多元文化主义，这些左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批评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起来的。举个例子，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并不能真正实现平等待人的理想，因为所谓的宽容，无非是把少数族群的价值偏好和生活方式逐入私人领域当中，让他们处于隐身的状态，这并不能满足少数族群寻求承认的需求。从自由主义的宽容到新左翼强调的承认，借用 Iris Young 的说法，就是要扭转自由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进程，在制度、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广阔领域中持续地重新政治化。我认为，这些理论冲动是平等自由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发展结果。托克维尔早就指出，在一个平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面，再小的不平等都会让你觉得难以忍受。换言之，对于平等价值的追求是无极限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必须要跟时代氛围和历史特语境相匹配，如果步子迈得太大，一定会受到保守派力量的激烈反弹，最终造成两极化的世界。我认为身份政治的理想很美好，但是他们也许应该克制一下对美好未来的急切心情，要放慢脚步，跟你的反对者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而不是一棒子把对方打成愚昧的、邪恶的、反动的力量，要认识到反对者部分的合理性，在相互理解和学习中共同前行。4. 一个人在激烈变动的大时代，应该如何自处？Q：回到《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这篇文章所提的三个挑战，最后一个是民族主义。这也和你之前写的《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光谱谈起》相关。我注意到，这篇文章最后提了很多重要问题，但你没有回答。你现在愿意回答吗？周：韦伯是一个特别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读他的文章，会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悲剧感。他一方面特别强调政治本身的逻辑，认为凡是投身于政治的人，无不以权力和暴力为手段，都与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当然，他的自由主义是比较偏贵族式的自由主义。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过这样一段话：韦伯其人其文都弥漫着一种“以客观为尚的精神”，在他的论述逻辑里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宿命感。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说：“能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意识到了对自己行动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到了某个时刻，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在我看来，中国知识人在检讨韦伯的政治思想时，要多一份同情的理解。我们必须设问：他的思想地平线到底在哪里？有哪些元素限制了他的政治想象？当时当地的历史处境、文化背景、思想资源以及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是不是让他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反过来说，作为21世纪的中国知识人，身处这样一个激烈变动的大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我们的判断与行动到底遵照的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抑或二者都不是？我们究竟应该迎风起舞？还是说坚持自己的政治判断和个人操守，我觉得这是更为紧迫和切肤的问题。韦伯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的答案，却会激发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Q：那你觉得应该如何自处？你在《正义的可能》里有句话挺动人：“任何时代都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承担生活和政治的责任。”周：承担责任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你需要把这个代价想清楚。我觉得自己并不勇敢，但可以说是守住了底线吧。人生在世肯定是有计算的，要点在于，在计算之后，你愿意付出深思熟虑之后的那个代价。这个代价也许很大，但如果它能保持住你的人格完整性（integrity），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有觉知的人都会了解 integrity 这个词的重要性，你能体会到它对于你人生的分量。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对此根本没有感觉，我们经常能看到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而且自认为这是政治成熟，但在我看来，这是政治烂熟而非政治成熟。Q：虽然承担责任是一个选择，但你对年轻人在大时代如何自处有什么建议吗？周：我的建议没有任何强迫性，毕竟人各有志。我会希望年轻人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诚与真。美国文艺理论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过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出生的时候乃是原创，而到了死的时候却成了拷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问题。年轻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还有时间对这个命题 say no 。Q：你会有感到焦虑和无力的时候吗？怎么处理？周：时常有。人的生活有很多面向，有的焦虑和无力纯粹来自于生活细节，比如如何与家人相处，父母老去以及孩子成长带来的烦恼；作为大学老师或者知识分子，还有一份所谓来自于时代的焦虑和无力，作为写作者，还有来自于文字的焦虑和无力。怎么处理？我经常说，每个人要寻找到自己力量的源泉。有时候睡得好了，早上起来就神清气爽。我不认为这是很外在的元素，人到中年，我越发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朋友也是很重要的力量源泉，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在不同时空，但是能够遥相呼应，通过他们的言行感受到这种力量的传递，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来不认为读书写字能直接带来勇气，但是读书写字是反复印证你所思所想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也是力量源泉之一。5.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吗？Q：你在《正义与幸福》中说：“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多元共同体主义实现某种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那这种结和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结和？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设想在今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西方有很多声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政治自由主义也已经失败。我跟一些朋友的争论其实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包刚升在新书《民主的逻辑》中提到，西方社会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坚持同化的理想，要么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要么回到所谓的宗教右翼。他的分析结论是，从经验事实上看，西方世界正在重返宗教右翼，我认为他在规范性的意义上也部分认同这个选项。我不接受这个判断，我认为虽然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种种挑战，但这是这个时代不得不然的一个选择。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星球上共存下去，就只能走这条路，否则就是你死我亡的双输局面。当然，多元文化主义目前的确面临张重大的挑战。按照加拿大哲学家威尔·金里卡的观点，多元文化主义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家安全问题得到保证，也即不会把少数族群的存在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二是个人安全问题得到保障，不同族群在基本人权问题上存在共识。这两个前提初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高标准的要求。一旦政治体面临外部威胁的时候，换言之，不是处于罗尔斯所谓的“良序社会”时，多元文化主义就会失去存在的前提，比如说当外部敌人环伺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我们领土内部的少数族群会不会成为里外勾结的内鬼。一旦多元文化主义包容了太多反自由主义的少数族群时，多元文化主义同样会变得寸步难行。这样想来，多元文化主义的地位就变得有些尴尬。因为如果这两个前提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就变得不重要，如果这两个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就变得不可能。金里卡也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对于终止暴力不是有效的手段，因为在困难的情境下，多元文化主义面对暴力无计可施，在幸运的情况下，对于避免暴力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多元文化主义的意义到底何在呢？金里卡认为，对于民主的公民化（for democratic citizenisation）这个目标来说，多元文化主义也许是必要的。这当然是一个相当长远的目标，而且需要经过缓慢和艰难的演化过程。在我看来，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的困局，恰恰提醒我们要重视政治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前者提醒我们价值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后者警告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宁可“缓行”、不可“冒进”，因为一个良序的社会无法由单极力量完成，而是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结果。题图为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1787），来自：维基百科；长题图为周濂，来自：理想国

来源：军报记者微信公众号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通知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有的放矢，方能切中要害；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军人修养”专版从3月21日起推出5篇“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文章。★从“说”力戒形式主义——“说”出来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嘴巴上，根子在思想深处。戒除形式主义，应该从“说”上做起，坚决向不良话风开刀，切实立起好话风（3月21日）★从“看”力戒形式主义——“看”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但根子在机关、在领导。特别是在检查调研方面，要正确地“看”，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出实情、研出实效，坚决不让形式主义有存在的市场（3月26日）★从“听”力戒形式主义——只要胸怀坦荡、虚怀若谷、求谏若渴，不怕意见多、不怕话难听、不怕没面子，就必定能听到更多真实声音，集纳更多群众智慧，汇聚更大强军力量（4月2日）★从“写”力戒形式主义——军队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漂浮。军队行文办文，更应该务实求真、以实为上（4月9日）★从“做”力戒形式主义——养成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努力使各项工作得到真落实、严落实、快落实、全落实（4月11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一从“说”力戒形式主义■江一顺●“说”出来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嘴巴上，根子在思想深处。戒除形式主义，应该从“说”上做起，坚决向不良话风开刀，切实立起好话风人长一张嘴，天生两功能。一是“吃”，补充营养，享受口福；二是“说”，表达思想，交流情感。按理说，这些功能本身不错，很有必要，但偏偏有人用出了问题。拿“吃”来说，有的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败坏作风和形象。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惩治违规吃喝，多年管不住的那张胡吃海喝的嘴基本管住了。再来看看“说”。说什么、怎么说，是一个话风问题，话风不好，会产生“说”出来的形式主义，也需要大力纠治。现实中，“说”出来的形式主义由来已久，一段时间甚至受到普遍诟病。近年来虽有改进，但改得还不够自觉不够彻底，与官兵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其表现众多：表虚态唱高调、玩嘴巴政治者有之，对上热衷于表态，唯恐讲不够、不怕说过头，副词形容词一大堆，人们把这类讲话称为政治作秀，是“高级黑、低级红”。夸夸其谈、做一说十者有之，讲成绩、夸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工作刚刚部署就大谈成效，任务还在推进就上报经验，把预期效果夸大为现实杰作，把官兵的付出说成是自己的功劳。拿腔捏调、官气十足者有之，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先入为主、满口说教，或冷言冷语、爱理不理，或拉大旗作虎皮、借势吓人。言之无物、满口套话者有之，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指示没有不重要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进步没有不显著的”，官兵们感到这样的讲话，说了上句就能接下句、听了上段就知下段，通篇皆是“高端的大话、正确的废话、原则的空话”，自己的话没几句，干货少之又少，缺乏有嚼头、受启发的真知灼见。东拉西扯、冗长繁杂者有之，生怕别人听不懂，开口就云里雾里，面面俱到；生怕讲问题一针见血会引火烧身，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绕来绕去；生怕讲得太短不够分量、显不出重视，没话找话、短话长说，听得让人昏昏欲睡。“说”出来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嘴巴上，根子在思想深处。有总开关的问题，把实惠看得比信仰重，对怎么升官思虑太多；有群众观点的问题，缺少公仆心公仆情，对官兵根本态度不够端正，不够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有政绩观的问题，急于出上级关注、能给自己带来光环的政绩；有党性修养的问题，担当品格和斗争精神不足，好人主义思想滋生，等等。话风问题绝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作风的大问题。不良话风，一害党的形象，令党的本色、传统和作风蒙尘；二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群众与党员干部产生隔膜；三害党的工作，假话、大话、虚话、空话、套话，历来对工作落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害党的风气，组织内部、同志之间吹吹拍拍、巧言令色、装腔作势、虚情假意多了，淳朴纯正的同志关系就会异化变质，就会销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军队以备战打仗为主责主业，决不允许假大虚空的话风滋生蔓延。不良话风是战斗力的销蚀剂，一旦成为顽瘴痼疾，必定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戒除形式主义，应该从“说”上做起，坚决向不良话风开刀，切实立起好话风。好话风体现在多讲短话上，言少而意深。邓小平同志是讲短话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邓小平文选》收录的讲话都比较短，有的只有几句话。短话不光是短，关键是短而精，短而管用。这就需要深思熟虑，精心提炼，更需要下调查研究的苦功夫细功夫慢功夫。讲话里面有党性，言语深处见作风。党员干部对组织不能有所保留，更不能有任何隐瞒欺骗，需要襟怀坦白，需要始终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坚强党性，敢于讲真话报实情，敢于讲问题，敢于讲不同意见。军人讲话更应该有军人作风，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实实在在、干脆利落。同志之间、战友之间，不能搞“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庸俗的人情世故。好话风还体现在讲好新话上。习主席的讲话之所以在全社会好评如潮、赢得广泛共鸣，很重要的就在于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前进方向、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心声吻合。改话风应该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多讲“含金量”高的话，多讲与官兵心贴心、接地气的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广大官兵的心坎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凝聚起推进强军伟业的磅礴力量。本文刊于2019年3月21日《解放军报》“军人修养”版“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二从“看”力戒形式主义■林 亮●“看”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但根子在机关、在领导。特别是在检查调研方面，要正确地“看”，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出实情、研出实效，坚决不让形式主义有存在的市场下基层检查调研，“看什么、怎么看”既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作风问题。近几年，随着反“四风”力度持续加大，不良作风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形式主义因具有欺骗性和顽固性，在一些单位仍有存在，一定程度表现在“看”上：有的基层调研热衷于看“门面”和“窗口”，走的是“精心设计”的路线，查阅的是“精心准备”的材料，看到的是“精心布置”的场景，见到的是“严格挑选”的对象，“现场”成了“秀场”；有的检查考核习惯于看材料、查登记、翻笔记，把“痕迹”当“政绩”；有的推动工作满足于层层签订“责任状”“承诺书”，对具体的工作落实、工作进度，既不回头看也不跟踪问，把“责任状”当“免责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注重看什么，具有鲜明的示范和导向。领导喜欢表面的“好看”，下级就会展现形式上的“美观”，从而导致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甚至为了让原本“不好看”的实战化演习演练变得“好看”，而把大量精力耗费在推材料、编脚本、做PPT上。“看”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但根子在机关、在领导。究其根源不外有四：一是好大喜功，看喜不看忧。抓工作急功近利，想要立竿见影，工作刚布置、任务才下达，就要看进展、报经验，谈收获、讲体会。看到成绩喜笑颜开，见到问题讳疾忌医，希望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成绩斐然、形势大好、前景光明。二是作风漂浮，看表不看里。思想上懒惰、行为上懒散，下部队检查调研，会场进得多，现场去得少，去了现场也是走过场，当旁观者，做局外人。或把到基层调研当“秀场”，收集问题、征求意见轰轰烈烈，回去之后悄无声息、没了下文。三是责任感缺失，看破不说破。或存在好人主义思想，怕得罪人，处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报问题不痛不痒；或动机不纯，不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出发点，而把问题当成拿捏人家的把柄。四是政绩观错位，看上不看下。只看领导满不满意，不管官兵乐不乐意，只看领导关不关注，不管战训急不急需，“领导不来，没人理睬，领导一到，变得重要，领导一讲，层层都讲”。“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一旦善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者受重视、被重用，就会为形式主义铺平道路。如若形式主义盛行，不仅疏离官兵关系，破坏政治生态，更滋生腐败土壤，削弱部队战斗力，所以必须提高警惕，下大力纠治。特别是在检查调研方面，要正确地“看”，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出实情、研出实效，坚决不让形式主义有存在的市场。坚持眼睛向内看。“己不正，焉能正人”。纠治形式主义，“手电筒”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身做起，自觉把自己摆进去，坚持刀口向内，勇于直面问题，敢于亮短揭丑，思想上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工作上，查一查有没有凭长官意志办事，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提不切实际的要求，从而导致基层任务安排过满、时间要求过急、工作目标过高、基层负担过重、下级压力过大的问题；看一看有没有因机关统筹不好，给基层造成临时性工作多、考核检查多、背记内容多、参加会议多、各种登记多等新“五多”问题。只有摆正自己，才能正本清源。坚持眼睛向下看。搞形式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唯上不唯实。一些领导和机关容易被“响亮的口号”“漂亮的展板”“精美的材料”蒙蔽双眼。因此，面对越是光鲜亮丽的“景色”，越要保持警觉。尽量通过不打招呼、不事先要求，直插现场、直奔一线的检查方法，了解实事、掌握实情。也可采取蹲点调研、跟班工作等方式，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深入到战训一线，融入到普通官兵，查真情、听真话、交真心，多问问官兵们真正需要什么，部队建设存在哪些矛盾困难，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短板在哪里。真心实意地问需于官兵、问计于官兵，才能不为“形式”遮望眼。坚持聚焦问题看。短板理论告诉我们，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正所谓，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找不得了。缺乏问题意识，不从问题着手，其结果必然导致作秀多、做事少，甚至以翻新的形式主义代替旧有的形式主义。因此，看到成绩、亮点的同时，应更加聚焦短板、弱点，着力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推动部队建设健康发展。站在强军事业新起点上，各级领导和机关应带着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眼光深入基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担当作为、务实尽责，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本文刊于2019年3月26日《解放军报》“军人修养”版“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三从“听”力戒形式主义■潘正军●只要胸怀坦荡、虚怀若谷、求谏若渴，不怕意见多、不怕话难听、不怕没面子，就必定能听到更多真实声音，集纳更多群众智慧，汇聚更大强军力量广开言路，博采众谋，认真听取并吸纳各方意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证了党在各种复杂斗争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正所谓“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为官从政，听得真话则觅得真章，言路宽广则思路大开。“听”的重要性人人都懂，但真正做好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实事求是讲，当下一些同志在“听”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形式主义的禁而不绝。平常工作中各种汇报会、座谈会，不少就在“听”上变了味甚至变了质。一曰“爱”听，甭管什么样的工作组，上级通知都明确“先听汇报”，好像如果没有安排听汇报，下基层就少了过门、缺了项；二曰“假”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看似在听，但全程不交流、不表态，对基层的意见建议嘴上说“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但听而不纳，会后再无下文；三曰“滤”听，对汇报内容事先定调提醒，对参加座谈的人员预先划定范围甚至搞体内循环，听到的话都是对胃口的；四曰“怼”听，开场白也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实际上喜欢听表扬肯定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意见建议，如若基层官兵谈的与预想的不一致，就仿佛犯了忌讳，轻则当场叫停，重的粗暴呵斥。下基层听取意见建议，本是接地气的好事情，为什么有的却不受基层欢迎？说到底，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交织叠加在一起作祟，形成了“由官僚主义导致的形式主义”。在少数领导和机关同志眼里，只要下去了、“听”过了，把脉基层、一线督导的责任就算尽到了，问计基层、调查研究的成果就算出炉了，服务基层、解难帮困的形象就算立住了。至于问题解决了没有，服务到位了没有，官兵满意了没有，就不那么上心了，一定程度上只是把“下去听”当做一种考核任务、变成一种免责工具、视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已。一言以蔽之，就是总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总感到“掌声”比“骂声”更受用。只顾表面、不重里子，只要名声、不求实绩，硬生生地割裂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活脱脱一副“老爷官”模样。试想，这般那般“忽悠”，如此种种“折腾”，早让基层的同志寒了心，哪还能听得到真话、觅得到真经？这种传染性极强的坏作风如得不到有力遏制，将会向基层蔓延。习主席在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指出，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正因为少数领导和机关干部在“听”上带了坏头，一些基层干部便依葫芦画瓢。如果上级不想听到逆耳之言，下级就会把群众意见进行筛选，只挑符合上级口味的话题和意见。如果上级强调问题导向，下级就会把一场场汇报会、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次的“问题秀”，逐级向上“贩卖问题”，讲矛盾问题头头是道，摆决心信心掷地有声，就是缺少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如此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工作的推进，还容易滋生和平积弊，与备战打仗的要求格格不入。“要识山中路，须问砍柴人”。官兵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假模假式走过场，还是实实在在听意见，官兵心里有杆秤。对于领导和机关干部而言，必须自觉提高政治站位，下大力戒除“听”上的种种顽瘴痼疾。首先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形式主义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要想完全地戒除它，必须坚决丢弃“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的投机思想，把功夫下在团结带领官兵扎扎实实落实各项工作、推进战斗力建设上，倡导靠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把假大虚空的东西统统扫进垃圾堆。其次，要有“以人民为师”的历史自觉。俯下身子，善于向群众学习，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逐梦强军征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上挑着光荣而艰巨的担子，应当在群众面前有虚心向学的态度，听而善纳、纳而善行。最后，还要保持刀刃向己的勇气和担当，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划清界限，态度鲜明地加以遏制，不仅要真下去听，还要真听进去，做到兼听则明，形成强烈的正效应，引导带动基层官兵不说假话、多干实事。“这里我很熟悉，当年下乡就骑自行车来。今天就是来听大家的，看看乡亲们，接接地气，充充电。”2013年7月，在看望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干部群众时，习主席质朴亲切的开场白一下子让大家都放松下来，掏起了心窝子。“盘圆水圆，盂方水方”。只要胸怀坦荡、虚怀若谷、求谏若渴，不怕意见多、不怕话难听、不怕没面子，就必定能听到更多真实声音，集纳更多群众智慧，汇聚更大强军力量。本文刊于2019年4月2日《解放军报》“军人修养”版“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四从“写”力戒形式主义■赵振鸿●军队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漂浮。军队行文办文，更应该务实求真、以实为上“笔堪做利剑，可为枪弹”。高质量的文电能够引领官兵的思想，激励官兵的斗志，焕发官兵的热情，鞭策官兵的行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了一篇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通篇用了不到200字，便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报道，结构详略得当，语言准确精炼，令人荡气回肠，对于瓦解敌军斗志、鼓舞我军士气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这篇文章如此，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典文章，全都是以精辟透彻的分析论证抓住事物的本质，拨云见日、高屋建瓴地为我党我军的革命事业指明前进方向、注入澎湃动力，笔触所到之处，无不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决纠治“四风”，文电中的虚浮之气得到有效遏制、水分得到明显挤压，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在有些单位，“写”的方面依然存在种种问题，有的文电材料仍沾染着形式主义的不实之风，动笔之前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出炉的东西空话、套话、大话多；有的言之无物，文电材料只是在机关打转转，缺乏实实在在的工作指导性，结果总是陷入“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的怪圈之中，偏离了“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这个备战打仗的核心要求，实际价值微乎其微。纠治这些“写”出来的形式主义，应该紧紧围绕“实”字做文章，一切行文办文均应落脚到能打仗、打胜仗上来。文风问题从来就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早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就深刻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强军兴军、练兵备战，“改文风”绝不仅仅是“改文字”，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自觉杜绝“写”出来的形式主义。一个人写文章是否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为部队建设着想，其行文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工作标准高、作风文风实、群众观念强，其文字自然朴实清新、鲜活生动；相反，为出彩、为邀宠而写作，自然就会空话连篇、华而不实。作家王蒙在新中国成立前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所作的发言，前者“官声官气”，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一看语言文字，就能知道谁战胜谁了。军队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漂浮。军队行文办文，更应该务实求真、以实为上。只有聚焦练兵备战，贴近部队实际，从根本上潜心改进文风，才能使文章具有大地的质朴、泥土的芬芳。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更写不出切实管用的好文章。有人总以为，好文章是“笔杆子”关起门写出来的。其实不然，闭门造车写不出好文章。大凡切实管用、文风朴实的好文章，只能从实际工作生活中来，从实打实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来。当年，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彭德怀的《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等，对我军的作战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激励作用。我们今天细细品读革命前辈这些文章，仍不难发现每一段、每句话都紧紧围绕战争局势、紧贴当时战场实际，没有半点虚浮之言，显然都是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而成的。根除“写”出来的形式主义，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行文办文原则，秉持“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为文操守，舍得下调查研究的真功夫，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官兵了解实情，切实掌握真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进而据实立论，就实行文，切忌堆砌华丽辞藻、拼凑四六八句。真正按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要求，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不虚不瞒，准确实在，不搞“高、大、上、空”那一套花里胡哨的“文字秀”。习主席今年初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最近，习主席再次强调：“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反映了党中央纠治“四风”不停步的坚强决心，释放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改进作风的强烈信号。我们应该以进一步改进文风为重要突破口，身体力行写实文、写短文、写管用文章，自觉养成务实、清新、质朴、精简的好文风，努力让出手的文电实打实为练兵备战服务，为强军兴军鼓劲加油。本文刊于2019年4月9日《解放军报》“军人修养”版“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五从“做”力戒形式主义■黄天信●养成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努力使各项工作得到真落实、严落实、快落实、全落实2019年央视春晚有一个名为《演戏给你看》的小品，讲述的是一个村干部在落实党的扶贫政策上不作为，不为群众办实事，每逢上级来村里检查，他总是找人表演作秀，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揭穿挨了处罚。艺术源于生活，也反映生活。小品在给人带来欢娱的同时，也给人以思考和启示，那就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务必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地反对形式主义，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立说立行、行之有效。形式主义是“四风”之首，也是工作中的一种顽瘴痼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反对形式主义敲重锤、下猛药、动真格，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式主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反复性和顽固性，因而不可否认，现实中形式主义尚未根除，尤其是“做”上存在的形式主义还时有所见，需要树立打持久战、歼灭战的思想，驰而不息加以抵制和克服。君不见，一些单位或个人对上级部署的工作消极怠工不作为，推一推、动一动，懒散懈怠、疏于落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电落实文电，看似在抓，实则未抓；面对基层反映的问题，不是雷厉风行去想办法解决，而是动作迟缓，眼高手低，久拖不办；对部队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善作为，消极等待，徘徊观望，推诿扯皮；乐于博眼球、争彩头，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训练为看、为考而不为战，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在真训实练、真抓实备上落实不到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只重“做”的形式，不重“做”的实效。“做”出来的形式主义从根子上讲，还是思想上对改进作风没有看高、看重、看到位，落实过程中没有做实、做好、做彻底。具体来说，要么是使命意识淡化，没把所做工作当事业，没把练兵备战当主业，没把打赢制胜当目标；要么是进取观念弱化，工作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创造性不够；要么是政绩观错位，功利思想严重，无利不起早，有利才行动；要么是缺乏责任担当，瞻前顾后，没有敢于直面矛盾和解决问题的魄力；要么是能力素质不足，没有真本事硬功夫，遇事手足无措，心有余而力不足。军队要时刻准备打仗，打仗需要打假、戒虚、治懒，必须实而又实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严而又严地抓好练兵强能，仅靠图形式、走过场和虚张声势是行不通的。李大钊曾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做到脚踏实地，就要培养求真务实作风，真抓实干，向“做”出来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顽瘴痼疾开刀，着力解决不做、迟做、懒做、假做问题。无论是上级的指示要求，还是部队建设所需，或是官兵的合理诉求，都应该真心对待、真情投入、真意为之，养成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努力使各项工作得到真落实、严落实、快落实、全落实。“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力戒“做”出来的形式主义，说到底是如何去“做”。不能像寓言故事中的寒号鸟那样，光说不做，最后冻死在寒风中。要对照职责要求，从思想深处好好挖一挖、从党性观念上彻底清一清、从工作学习上仔细查一查，看看自己在“做”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怎样整改。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利益观、得失观，坚决剔除一切功利之心、忘战之心、懈怠之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态，以“备战打赢，人人有责”的担当，用好作风真改作风，抛开名缰利锁，矢志强军兴军，勇于迎难而上，努力有所作为，倾心写好“做”的文章，切实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实、做出成效来。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指战员紧锣密鼓进行临战训练，全力做好渡江准备，而国民党军队的几位将领却对上峰命令有诺无行，不认真抓江防，而是聚在一起打牌，虽未开战，已分胜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每名军人共同努力，自觉做到知行合一，令出必行，扎实做好分内事、尽好岗位责。要有一丝不苟的严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细落实，扎扎实实干事创业；鼓足无私无畏的干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不懈奋斗，甘于奉献，不计得失，全力备战；保持持之以恒的韧劲，对工作学习下真功夫、苦功夫、实功夫，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坚持一抓到底的狠劲，立足岗位练精兵，咬定目标不放松，不达标准不罢手，不断把强军事业推向新的高度。本文刊于2019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军人修养”版编辑：张国强、张萱、孙萌；编审：任旭；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一个词语被创造出来已经十多年了，但它作为一个高频热词语一直是居热不下，引来一波又一波的针对当今大学生的批评的浪潮，而且似乎至今还是热浪灼人，不仅是继续一面倒的批评，而且还在继续加热，成为批判、谴责和声讨的热潮。然而，凡事太过高热可能会导致对人对事太过偏颇、偏执和偏激。在热烈批评、批判、谴责和声讨的同时，是否可以让过高的热度降下来一点，冷静一下，想一想，究竟谁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今大学生真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语产生的来龙去脉。十多年前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讲过一个小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钱教授上课时，有一个学生每次必定坐在第一排，并且不住地点头示意他在认真听而且听懂了。这给钱教授留下了异常的好感，于是师生二人开始经常进行交流。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提出一个请求，让钱教授为他写一封推荐信以便他申请美国的常青藤学校，钱教授欣然应允。然而当这个学生拿到钱教授给他写好的推荐信后便没了踪影，连课都不上了。事情至此，钱教授才明白这个学生如此费尽心机地和他套近乎就是要获得一封钱教授作为知名学者的推荐信，钱教授被设计了，被利用了。钱教授好不感慨，由此就把像这个学生这样的人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讲述这个小故事的同时，钱教授还讲过一段话，照录如下：“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教授的一个小故事和一段话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评声浪铺天盖地砸向了大学生们，当今的大学生自此被打上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标签，而且时至今日，这一针对大学生的批评热潮依然是高烧不退。利己主义者无疑是个贬义词，是人们在道德上常用的指谪性词语。如果一个人被指为利己主义者，那就表明这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且可能还很严重。如果给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打上利己主义者的标签，那就意味着，这个群体或这一代人都存在着道德问题，而且可能更严重。尤其是再被冠以一个形容词“精致”，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就更难以复加了。所以，问题来了，当今的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代人真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关于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代人是否是利己主义者的评价，主要的是要看他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那么，摆在当今大学生面前的个人利益是什么，他人或集体利益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当今大学生的个人利益就是要完成学习和深造的任务，即学习基础和专业知识，接受通识和人生教育，培养科学素养和文化素质。这样的任务既有个人利益又包含他人和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大学生能够学成、成为栋梁之材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也同样是为集体、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生的个人利益和他人和集体以及国家利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如此来看，大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学习生活，没有侵犯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怎么能和利己主义者产生瓜葛呢？那么，为什么要把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给打上利己主义者的标签呢？有人指谪大学生不关心国家，不考虑集体，不顾及他人，但是这样的指邸有根据吗？大学生如何才能表现出关心和顾及国家、集体和他人呢？难道是需要他们发表关于爱集体为他人着想的告白还是需要他们担负社会责任吗？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如果不专心学习而去空谈，那不是空谈误国吗？如果不待学成即参与社会，那不是本末倒置吗？作为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而且除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责任和义务之外，其它的都应该从缓。每个人的责权利是统一的，相互制约的，不能为了让人表现出所谓的集体主义而强求他人去做超出本人责权利范围的事，而对大学生的责权利的要求也应该一视同仁，否则不就是让大学生流于空谈或荒废学业吗？还有人拿当今大学生的一些人际交往行为上的瑕疵当作把柄而把利己主义者的矛头指向他们。例如，有些大学生为人处事比较世俗老道甚至曲意逢迎，可能会给人留下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不良印象。以钱教授所讲故事中的那个学生的行为为例，他确实表现的精于设计和利用，竟然把一个知名学者给设计和利用了。然而，这个学生实在算不上是精致，而简直可以说是粗糙，而且是粗糙的不能再粗糙了。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不会轻易让人看出破绽的，而且更不会轻易留下遭人议论的把柄，而这个学生干的是一锤子买卖，粗糙至极，令人非常厌恶。如果这样不计后果地处理人际关系，要是走上社会能有人会轻易地相信他、信任他吗？显然不能。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学生还是少数。大多数大学生还是积极向上努力向学的，而且大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为自己赢得继续深造，如读研或留学的机会的。如果说有些大学生热衷于一些校内的社团活动甚或社会上的社交活动，因而表现出一些比较圆滑世故的行为，那也是极少数人的不太为人赞赏的行为，也不必给予过度解读。只要不违法，只要不违规，只要是能为一般社会规范所相容，就不应该给他们扣上利己主义者的帽子。毕竟，圆滑世故甚至曲意逢迎不仅不是大学生的主流行为方式，更不是他们独有的专利。如果说他们在不得不进行的社会交际中也会习得对于学生来说应该为人诟病的行为方式，那也是拜他们的长辈前辈所教所赐所熏所染。或许一个人可以不为周围的喧嚣而动，但作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可以脱离社会，傲然于世而独善其身吗？如果说大学生是利己主义者，那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外。如果说大学生中有利己主义者，那也是极少数，正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当中也有少数人是利己主义者一样。当今大学生不是利己主义者的特殊群体，作为一代人更不是利己主义者的集群。他们也是人，是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人，大家的思想和文化等的社会性行为模式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大学生真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话，我们大家能逃脱得了干系吗？实际上，对于当今大学生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指谪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错误的印象和无根据的假设之上的。我们不能仅仅凭着他们在人际交往上的一些问题就断定他们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不能就此预言他们在十几、二几十年以后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从钱理群教授发出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断言开始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那么，有证明表明当年的大学生有多少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了呢？而实际上，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些大学生的社会担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企事业的骨干，成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承担了不比以往大学生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的主流行为是好的，不能把当今大学生作当作一个特殊甚至是另类群体来求全责备。所以，仅仅凭着某些人的只言片语或一般印象而不是基于调查研究就做出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结论公平吗？多年以来，把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群体进行批评、批判、谴责和声讨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更有人试图登上道德高地对当今大学生进行道德批判甚至审判，然而，这符合实际吗？符合逻辑吗？符合道理吗？殊不知，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平绝不低于任何其它群体，作为一代人他们更不逊色于前辈，否则怎么可以解释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是一代道德水平底下的大学生人所能承担得起的吗？而那些动辄质疑大学生道德情操的人也要扪心一问几番，难道你们站上道德高地就能说明你们的道德水平高吗？作为批评者，随意撇开社会实际，不做调查研究，脱离法律规则和人际关系来空谈道德并指谪当今大学生群体或一代人的道德能排除自己的道德责任吗？我们大家都需要降低热度，冷静一下，避免偏颇偏激，客观公正地看待关于当今大学生的道德评价。

来源：网易新闻客户端吴晓求：当前形势下 最应该尊重的10个经济学常识来源：网易研究局NO.628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坦率地讲，当时我的确是怀着一种理想来的，不是来人民大学镀金的，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来到北京的。那个时代我特别崇拜人民大学。我的本科学习不在人民大学，当时我可以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我来到人民大学的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还非常深刻。如何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时处在摸索阶段。那个时候，我年龄和你们相仿，就去开会，抱着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向他们开放，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也包括学习借鉴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原来的那一套理论、方法和观念是落后的。所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今天伟大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45亿人民币，到了2018年，40年过去了，中国的GDP突破了90万亿人民币。这其中有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因素，但即使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成就也是巨大的，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伟大奇迹。这些都是因为这40年来我们坚守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了我们40年的改革和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思想是一个国家、民族经久不衰的源源动力，社会的前行是靠思想推动的。在40年前，小平同志解放了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桎梏，解开了人们的精神锁链，让中国人迸发了无比强大的热情和创造力，给人民巨大的空间去探索、去创造。回望40年前，197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有很多无人区，很多人不敢进去，因为有精神枷锁。可是不趟过无人区，哪有今天？我们要从禁区中走出来，首先要给人们巨大的空间、巨大的创造力、巨大的勇气，你才敢闯、才敢干、才敢做、才敢想。所以，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特别重大的贡献就是解放思想，把过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束缚彻底解放了。这是我们的宝贵经验。这40年中的两代人，没有辜负这个时代的使命，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外部环境比改革开放及其之后的很多年都要更加复杂。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要崛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完成这样更高更大的使命，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有远大的理想、要仰望星空、要遥望远方。不要以为仰望星空、遥望远方就是浮夸，就是不踏实，不要把它和脚踏实地对立起来，仰望星空的人、遥望远方的人通常也都是脚踏实地的人。刚才我说了，中国需要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这里面包括仰望星空、遥望远方的元素。刚才庄院长说的非常好，在座的各位在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读硕士、博士，不是要做一个平庸的就业者，这显然不应是你们的理想。实际上心怀理想是很快乐的，因为你每天都有追求。我要在讲专业课之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话。这些话听起来有一点空洞，但确实是这些年来我的感悟。如果做什么事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有什么前途！实际上我们把自己的利益放低一些，你心中远大的目标迟早都会实现。现在我开始讲专业课，主要给大家讲三部分内容。第一个问题的关键词是：“尊重经济学的常识”。昨天下午和晚上我参加了博鳌论坛经济学家年会。这是博鳌论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论坛，其中主要讨论世界经 济形势及其演变，为明年的博鳌论坛寻找主题。组委会安排我在这个论坛的大会上做一个发言，主题是展望世界经济。这个题目很大，会场来了大概二三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使节。世界经济形势是不乐观的，真的乐观不起来，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原由能让我乐观起来。你看世界热点区域关系，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都变得比较紧张。中美关系由中美经贸关系引起，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局面。除中美关系外，韩日关系也日趋紧张，印巴关系在恶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复杂而不确定，伊核协定的存亡等。美国退出美苏当年制定的“中导条约”，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带来重大的威胁，它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核竞赛，使这个世界处在非常不安定的状态中。同时，中东巨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所以，我对全球经济怎么也乐观不起来。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也处在一个相对下行的趋势，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经济的下行的压力很大。现在我们连维持6.3%的增长都已经非常不容易，或许明年就要到6%，以后可能还会再下行一些。所以从大的结构方面看，这些事实使我们对全球经济非常不乐观。中美经贸摩擦已经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战，我们很多时候不用“战争”这个词，用“摩擦”，可贸易战实际上比摩擦大得多，特朗普总统说对中国55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商品征高额税，这就是贸易战。贸易战已经上升到科技战。单纯的贸易战不可怕，在贸易战开始的2018年5月6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440亿美元提高关税的时候，我认为这不可怕，甚至他对5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我仍然认为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贸易战对谁都无利可图，对我们有伤害，对他们也有伤害。本质上，贸易战是可以谈判的，不能谈判的贸易，就不是贸易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不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目的是战略遏制中国。这就没办法谈了，因为他们没有善意。刘鹤副总理多次赴美谈判，表达我们的诚意。他的团队里有我们同时代的同学。刘鹤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读研究生，我同期在计划系读研究生。他们怀着多大的诚恳，多大的热情去谈判。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挺有趣，谈判未果，回来不久电话联系要谈，电话沟通都很好、都很高兴。之后会面再谈，见面还没谈多久又不舒服了，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就回来。再过几天又电话沟通，又很高兴，高兴了又去了。周而复始。我们怀有极大的善意，极大的诚意去谈，因为贸易问题是可以谈判的。我提出一些条件，你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适度减少你们的贸易赤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扩大出口范围，放松你们的管制，贸易赤字问题就能解决。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美方的意图其实是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遏制。有人说这个遏制是体制制度之战，我看可能更主要是对全球未来谁更有影响力的这样一种制高点的争夺。中国发展了，有责任有义务对全球的事务，特别是不公平的事情提出自己的主张，进一步完善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实际上，我们没有表达我们要主导未来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秩序，我们只是对一些相对不太公平的做法提出建议。不少人认为中国很想主导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误判。实际上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的问题，农村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以及解决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精力在世界上充当一哥，况且我们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人均GDP在2018年不到一万美元，考虑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因素，中国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多一点。人均GDP9000美元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我们还远远不是富裕国家。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大，中国富人数量很多，富人数量不比美国少，但是因为人口多，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按照OECD的标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基准大约13000美元，中国在经济保持6%左右增长和汇率大体稳定的条件下，至少还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达到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花最大的精力去解决我们国内面临的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相当长时期里无意取代谁。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觉得中国要这么发展下去会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这样一些言论，这的确有些高调，高调的让人害怕。大家都知道，要是我们旁边有个同学很高调，我看他很少有朋友，水平高又低调的人是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家愿意围绕着他。事实上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中美贸易战实际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战。之后又开始科技制裁，这种力度科技制裁本质上是一场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升级版。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标志着贸易战进入到科技战。华为是中国伟大的科技企业，也是全球伟大的企业之一。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点上，它能挺得住。华为有战略视野，有极限思维。极限思维对一个企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碰到极端恶劣的情况，你能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在日常环境下，企业都能够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但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它仍然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一种生命力。所以，这种战略思维和极限思维非常重要。在科技战中，华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对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别以为这只是个标签而已，它是有实质意义的。我认为，中美关系又进入到金融战的可能，因为美国都给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认为你是汇率操纵国了，可能后面会有一系列措施。中美两个大国，发生如此强烈的摩擦，对全球经济能乐观吗？我是不乐观的。因为这些摩擦阻碍了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没有货物、资本的自由流动，何来经济增长。最近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其中有几个指标大家要关注。首先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倒挂，倒挂之后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了。长期国债利率倒挂对未来经济有深刻的暗示。其次是黄金价格走高，这也是全球经济将出现不稳定性的重要信号。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把黄金作为储备？如果很多人都把黄金作为储备，这时经济前景应该是不乐观的，黄金价格走高对全球经济大概率事件是负面的。第三是所谓的负利率，我与赵锡军教授、瞿强教授讨论过负利率意味着什么。一般情况下，负利率实在难以理解。金融机构把钱贷出去过了还贷时利率是负的，金融机构怎么生存下去？如何经营下去？可能是为了经济增长的考虑，意在提振经济预期和信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我对全球经济始终是忧虑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状态。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有些国家领导人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真的随时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判断，从IMF也包括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所做的预测中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支持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判断。全球经济增长处在相对的低位，包括IMF在内的这些机构都在不断地调低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率，现在从3.4%调到3.2%，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调低。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做出应对。当今世界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单边主义盛行，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采取经济上的霸凌主义，这种现象很盛行。什么分工协作、利益共享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还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霸权主义的基石、基础。这些都会导致一些非常奇怪政策的出台。包括不断提高关税，据此可以吸引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理论逻辑能不能有效，符合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闭关锁国，高关税，有形之手的严重干预，这些都是有些国家在应对全球经济走低时的应对策略。如何看待这种应对策略？世界各国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走低、本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采取的一些政策，还是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经济学常识实际上是你们大学时期所必须学习的，这些常识构筑了你们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起点，你们开始进入到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学习。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是专业学习、专业训练。在实践中，有时我们会忘记大学本科时期学习的那些经济常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尊重的经济学常识有哪些？首先，我们要尊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其他。在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无形的手起着决定性主导作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有无形之手造成的，有形之手不可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无形的手的核心要义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基础、为核心来做决策。无形之手的国际延伸就是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是无形之手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所以，我经常说，成功的企业来自于无形之手，伟大的企业源于全球化。没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华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因为它根植于全球化。如何正确处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是我们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但是有时候会过分夸大有形之手的作用，会误以为经济繁荣来源于有形之手。世界各国在应对各自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尊重这一常识。第二个常识就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侵犯，因为它是财富的创造者，其他都是财富的消耗者。我们只有尊重企业、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家，我们才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其他的机构能创造财富吗？所以，我们要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第三个常识就是竞争中性原则。无论是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民营经济。当我们背离了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会出问题。现在我们都在谈初心和使命。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怎么能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怎么能让中华民族复兴起来？首先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怎样才能富裕起来？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类经济主体是平等的，他们在法律和政策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中性或者竞争中性。他们平等地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为人民谋幸福。有的人对初心和使命的解释做了非常令人担忧的解释，有些解释我是不赞成的。经济活动中竞争中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段时期有些人喊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诸如民营经济要终结了，民营经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等等，经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竞争中性原则在不少方面并未实现，例如金融机构给民营企业贷款通常就是歧视性的，优先给国有企业贷款，因为这有一个终身责任制的问题，给国有企业贷款还不了没有太大问题，通常都认为国企和银行是一家，都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的商业银行不完全是国家的，所有的商业银行是股份制的，有些是国有资本控股，所有的银行都是市场化的。所以在贷款问题上，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这些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中小微企业。所以社会上有种呼声，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竞争中性、政策中性的原则实施的不好，对它们有歧视。在实践中，竞争中性原则被侵蚀甚至被破坏的现象无处不在。我们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怕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监管部门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导致银行收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从而急剧加大了这些企业的风险，这与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第四个常识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年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价格是有形之手说了算，发改委说了算。我们通过几十年改革终于完成了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的体系和制度。可是现在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政策去决定价格的形成。坦率地讲，我对很多的限价、限购的政策是持有疑问的，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产，人们都有权利去购买，有形之手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去实现市场均衡，而不是限购和限价行为。我最难理解的是海南也在限制房产的买卖。如果北京房产买卖设置一些条件约束我还能理解，有一个自我安慰式的理解，虽然原理上也解释不通，但至少从表面上我还能理解，海南限制房产买卖是真的让我不理解。人口不到1000万，中央要求其建设成为自由贸易区（港），限购政策基本上把人都限住了，仅凭当地人力资源发展自由贸易区（港）是十分困难的。自由贸易区（港）需要资本、货物、人员流动。居住需求无法满足是无法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政府却把这个限制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限制政策基本上都是懒政政策的重要表现。所以，价格的形成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的。第五个常识是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为何强调这个概念？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能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不能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最近猪肉价格的上升，有些地方据说还要凭票供应。如果真有此事，我真的感到很难过，也真的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我们的改革，改什么？改那些票证。人民币是具有最高信用等级的一种等价物，拥有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除法律约束以外的任何商品，实现消费者的权益。如果有钱还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完成交易，这就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4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物质应是很丰富的。40年来中国企业的市场生产能力极其强大，只要稍微涨一点价，就有人生产，价格就涨不起来。为什么中国M2的增长速度很快，物价的增长速度相对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极其强大，有极其强大的市场化供应能力，不会出现商品短缺，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局面。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老百姓的必需品居然出现了短缺，这是我们要思考和深刻反思的。消费者的权益不仅仅局限在品质保证、远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还表现在任何商品的选择都不能附加其他条件约束，法律限定的商品除外。这就是消费者权利。今年暑假我去看望参加千人百村活动的人大同学，我们在座同学有多少位参加过千人百村活动？请举个手看一看，好像有十几位。当地领导陪同我去看同学，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好、非常美。人大千人百村活动一般都在自然环境好、但相对贫困的农村进行。我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山清水秀，我对当地市领导说，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会养几头猪，几十只鸡，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们说，有政策规定，猪是不能养的，因为养猪会破坏环境。我说养猪怎么会破坏环境？中国农民养猪养了多少年了，养了几千年好像没有破坏环境，不能把环境的恶劣算在猪的头上。后来我警觉了，我说这样下去农民不养猪怎么办，小型养猪厂也不让养，猪肉肯定会出现供应困难了。回来一个月，就看见很多地方猪肉供应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养猪真的是荒谬的政策。我们既可以进行集约化饲养，也可以散养。不要过多地解读环境与猪的关系。所以，从限购政策到猪肉供应紧张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坚决不能回到、也不可能回到票证供给的时代。各位同学可能不了解过去票证的作用。我1983年上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每月13斤限额是可以吃米饭的，还有17斤只能吃馒头。我是南方人，一月13斤米饭是远远不够的，要拿馒头票换米票挺困难。恰好我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山东人，他对吃米饭非常不喜欢，我们之间到成了交易，他用米饭换我的馒头，这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这是票证的时代。我想我们不可能回去，我们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会沿着小平同志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行，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不可颠覆的。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票证供应的时代。第六个常识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契约、信用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有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技术革命，社会才会进步，财富才会丰盈。产权保护如果都不明确，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就会受到影响。这一个常识有时候不敢讲，我学生提醒我，老师你不能讲产权保护，只能讲知识产权保护。产权保护有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我在想，改革都40年了，产权保护怎么成了敏感词了？只要是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资产当然应该保护，腐败贪污受贿来的当然不能保护。合法收入所形成的财产如果都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怎么去创新呢？怎么去发明呢？没有创新发明哪来的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哪来的经济增长。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第七个常识就是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世界上，谁也别想包打天下。国与国之间既有产业分工，也有某些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所以才促成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中美贸易摩擦如果不是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实际上，在WTO规则框架下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背离了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的经济常识。既要美元畅行天下，又要商品畅行天下，还要完整的产业链，从最基础的产业到最高端的产业，从实业到金融统统都要一统天下。这怎么可能？这本质上是悖论，是无法实现的。第八个常识就是高税负能带来经济繁荣吗？高税负阻隔了财富的创造机制，它是人类社会贫困的重要制度根源。为什么有形之手难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是因为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动力。亚当．斯密有段话说的好，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要迈向富裕的话，和平、公平的法制和低的税负不可缺少，一切其他的事情可以顺其自然。这段话言简意赅。首先要有和平的环境，内乱和战争只能使这个国家走向毁灭。第二是公平的法制。它会让大家有信心，有预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遭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对待。第三是低税负。税收低，大家有利可图，有动力、有希望。有利可图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人们去创新，繁荣发展的动力就来了。所以，低税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基础。第九个常识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包括资本、货物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法律、制度、政策如果影响了诸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制定法律、经济政策和规则的时候，必须要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十个常识就是信息公开原则。信息公平是市场透明度的基础，是企业做决策、价格有效形成的重要前提，如果信息不透明，价格形成就会非常不合理。为什么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巨大进步，就在于它改善了信息的透明度。有些人只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消极作用，实质上，互联网金融推动了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向信息的对称性迈进了一大步，解决了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问题。经济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解决信息的对称性问题，以及信息透明度问题，让价格形成更公平，让交易更有效率。所以，我对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经济是给予正面评价的。我和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几位教授写了一本很薄、但还是有意义的一本书，书名是《互联网金融：理论与逻辑》。这是四年前第一次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系统理论探释，给出了理论证明，认定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极大地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改善了金融的功能，提升了金融的效率，也颠覆了一些金融的基本理论，甚至颠覆了金融学中两个最重要的定义，信用和风险。它把信用和风险的内涵做了颠覆，从而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改革。所以，信息透明度，信息的公开很重要。细细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要更多地想到这些常识，不要背离这些常识。背离这些常识，经济通常都会出现波折和困难。所谓常识，就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一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即尊重经济学的常识。刚才我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迷，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尊重经济学的常识，才能找到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迷的政策、措施和制度。第二个问题讲讲如何把握金融演变的规律。把握金融演变的规律，是更高层面的金融认知，比金融常识要高一些，不属于金融常识的范围。风险、信用、杠杆这些就不讲了，这里主要讲如何把握金融演变的规律，这一点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什么是金融变革的第一内在动力？是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已经积蓄了内在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动能。刚才讲到1978年我国人均GDP，按照10亿人口计算，还不到350元人民币，到现在6万多人民币，按当时美元算，1978年人均GDP不到200美元，2018年9000多美元。这一个巨大进步。这个巨大进步有其新的动能，就是当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居民对资产的选择，以及扣除现期消费之后剩余收入的投资倾向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对资产的选择以及全社会资产结构的调整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金融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能就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资产选择倾向的调整。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地选择与其风险相匹配、有预期、收益相对比较高的金融资产，抑或非金融资产。如果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低，投资者选择的市场化、证券化的金融资产会相对少，此时选择诸如像房产这类资产会相对多，比例也会比较高。投资者更多地选择投资性资产，而不是安全性高、风险低的储蓄性资产。在全社会水平较低时候，居民收入在扣除现期消费之后的剩余部分是比较小的。因为这时剩余部分较少，投资者难以进行资产的组合和选择。当人均GDP从200美元提高到9000美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资产的选择会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有一段时间，有些人选择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资产选项，这只能说明我们当时正处在城镇化的急速过程中，所以房地产价格在那几年出现了快速上涨，几乎把后续几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价格预期都提前兑现了。应该说，房地产价格在2006-2016年这10年的快速上涨，完成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房地产价格如此快速的上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破坏性极其巨大，特别对年轻人的伤害非常大。你会发现现在来北京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要买一套房是挺恐惧的。我昨天跟我指导的已经毕业几年的博士生谈话，他说马上要结婚了。我问他买房子了吗？他说买了，我问多少钱，他说在一个不太好的地段六万块钱一平米。他买了150平米，要900万，这真的让中国年轻一代生存压力巨大。所以，我对这十年房地产如此快速的上涨，是非常忧虑的，虽然我可能在这个价格上涨中莫名其妙地受益了，我的房子也有了很大的溢价了，但我仍然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实际上把后面年轻人的财富掠夺了，掠夺了他们的希望，掠夺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财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我们当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适当的资产可以选择，房产成了投资者的重要资产选择。实际上，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之后，金融市场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面匹配的资产类型，供投资者配置。这里分析的是从人均GDP200美元到9000美元，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理解中国金融演变规律的第二个重点是，金融“脱媒”的趋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投资倾向会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面匹配的金融资产。这类金融资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市场。传统商业银行提供不了这类金融资产，传统商业银行只能提供所谓的理财产品，这种产品达不到投资性要求，其收益是相对固定的，投资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而且标准意义上这类理财产品并不具有财富管理的特征。所以，市场必须创造出具有财富管理特征的资产，供融资者、投资者进行选择，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金融活动的市场脱媒过程。虽然历史上金融脱媒是基于利率管制的创新行为，融资者在市场上寻找成本相对低，同时又具有更大选择权的一个融资模式。但在现实中，的确是基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社会呼唤市场要提供多样化的融资产品和多元化的资产类型供融资者和投资者进行选择，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之为金融的脱媒现象。原来企业融资主要面向银行，如果企业有很好的资信，融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企业有很好的资信，又有很好的履约能力，它会发现，去市场融资比去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更低，还可以规避经济周期带来的政策调整的不测。企业可以根据资本结构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工具，到商业银行去融资，实现这个功能是很弱的。市场化融资的特点内在地推动了企业或者融资者走向市场。投资者更是如此。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是不具有投资性，是因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收益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应的函数关系，是相对固定的收益。投资者投资一种资产是想试图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显然没有这种红利效应。这时与经济增长保持某种函数关系的资产类型出现了，即权益性的证券化金融资产。中国的金融发展到今天，已有强烈的脱媒趋势，这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理论基础。要深刻地理解，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会对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传统商业银行带来深刻地挑战，特别在融资功能上会遇到深刻地挑战。有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的脱媒趋势在受到严重的压抑，可能就是基于对这种脱媒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从1990年到现在已经29年了，发展速度、发展状况并不理想。这个不理想，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发展资本市场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不理解“脱媒”趋势深刻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不理解金融的“脱媒”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有时候对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解释，有人甚至认为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是一种低成本或者无成本融资，这是一种多么错误、多么肤浅的理解。实际上，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因为理论上说其对投资者的收益回报是要高于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的。实践中，我们的政策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采取了带有约束倾向的政策，我们口头上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人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使风险加大，投机性增强。认为投机性增强了，人们都去博弈了，这并不创造财富。有人把这种行为上到伦理高度。实际上这都是没有真正理解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有一个对风险的理解。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改善金融结构，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也会改变风险结构，会把原来的存量化风险转换成流量化风险。风险流量化是金融进步的重要标志。所谓的资产组合本质上是风险组合，凝固状态的风险是无法组合的。风险形态的变化降低了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使得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提升和规模扩大。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结构化演变趋势是在降低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因为金融风险处在流动状态，投资者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配置。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有了机会，投资者就可以评判承担与这个机会相匹配的风险，这是现代金融的核心要点。不要静态看待金融风险。由于对风险理解的偏差，有些政策不是在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最近两年来，我们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关于金融的学习，会后发表的公报对这方面的阐述有了巨大进步，这让我非常欣慰。公报说，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枢纽，这指出了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我以前论述的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基石，含义很接近。2000年以来，我发表的有关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学术论文，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基石这样的理念始终贯彻其中。昨天中央深改会的公报，说我们要构建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提法和判断。与我所倡导的构建一个有弹性的金融结构意思也很近。金融的弹性来自于金融结构的变革，来自于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就很难有弹性，因为没有发达资本市场的金融是没有稀释风险的能力，没有组合风险的机制。这就是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基于金融脱媒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改善金融体系的弹性。第三，金融发展的规律也表现为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和颠覆。如果说，市场脱媒的作用在于改革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功能，那么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金融的业态，使业态更加多元、更加科技化。有个问题我们始终难以解决，就是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现在主要是给商业银行定一个指标，给小微企业贷款比例达到多少才有政策优惠。这是一种价值指引，有正向作用。但即使如此，在这种金融结构下，大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有时候难以落地，容易作假，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小微企业真的没有得到贷款。因为大商业银行，有管理成本和管理跨度的约束，小微企业一是没有可度量的资信，二是没有规模。银行贷款不是财政扶贫资金，本息是要还的，但是银行又不知道这样的贷款对象有没有履约能力。信用记录在哪里？如果给中石化、中石油贷款或者给阿里巴巴贷款，报表和财务记录一看就知道其信用能力，信息是透明的，银行心中有数。给小微企业贷款五万元，我怎么知道到期是否有能力还贷。现在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形形色色的贷款中间担保机构，地方政府也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我对这类机构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无形中加大了本来就困难的小微企业的财务成本。存在严重的制度寻租。实际上我在说，如果金融业态仍是单一的，仅靠传统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来完成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是困难的，这会衍生出畸形的金融业态，如高利贷以及各种高利贷的衍生品。这将使中小微企业苦不堪言，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问题没解决反而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呢？过去试图通过发展区域性银行、社区性银行这样的思路来解决，因为他们对当地小微企业比较了解。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定位于区域性、社区性的银行都想做大，都想赚大钱，这就偏离了社区银行的功能了。实际上社区银行是微利的，要有某种慈善和公益的心态做这件事。虽然社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但是理念应当是准公益性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点是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把融资贵看成是首先问题，要求各大商业银行降低融资成本，这就不符合金融规律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怎么可能便宜呢？因为相对而言，其资信是低的，风险大成本就高，他们的贷款成本不可能比大企业低。真的比大企业低，那一定是作秀或者是假的。金融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不是融资贵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防止高利贷行为。我们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理解反了，没有把重点放在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上。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重点在于改变金融业态，要让金融业态与小微企业更加贴近。金融高高在上，对小微企业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去服务它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必须改善金融业态。科技对传统金融的重构会产生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业态首先要解决客户的信用甄别问题。金融技术创新后，解决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信用甄别难是关键，是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信用甄别问题，才有金融服务，融资问题才能解决。信用甄别解决不了，融资难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因为任何一种金融就是基于商业的活动，而不是社会救济。互联网金融是科技对金融重构后所产生的新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长了金融服务的链条，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展不仅表现在支付上，也表现在融资和财富管理上，它使传统金融的长尾客户开始获得与其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什么叫普惠性金融？普惠性金融不是让小微企业融资便宜，是要让小微企业得到所需要得到的金融服务。在传统金融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服务被忽视了。中低收入阶层只会成为传统金融廉价资金的提供者，他们想获得金融服务是困难的，有时甚至申请信用卡都比富人们难得多。科技对金融进行重构后，第一，在支付功能上人人平等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第三方支付，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还是其他的第三方支付。而且，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较，还有很大的便利。新的支付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金融的支付方式，只不过在政策层面上不允许其对传统支付的颠覆。我曾经咨询过专业人士，问能不能允许新的支付体系和传统支付展开竞争，回答是不允许，理由是支付体系涉及到国家金融的安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方支付联盟组织，即网联。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新的支付方式快速、便捷、安全、低成本。没有技术对金融的重构，就没有今天的支付革命。我现在外出时不带现金、不带卡，拿个手机走遍天下，手机支付能解决一切支付问题。支付变革大大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变革。支付体系业态的变革是对传统支付的革命和颠覆。再从融资和财富管理角度看，新金融业态也使传统金融的长尾客户得到了相应的金融服务。在这里不得不涉及到P2P。P2P是互联网金融的融资业态，是传统金融融资功能的一种延伸，是对传统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弥补，因为它服务的对象大多是传统金融所难以覆盖到的。这些客户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企业财务状况还是企业信息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因而很难获得传统金融的融资服务。这些企业通过P2P平台，可以获得相应的融资服务。理论上说，在提供融资服务前，P2P平台应该获取这些贷款用户的资信，以确保他是否能够得到贷款。P2P平台对客户资信的获取应该线上获取，不应该在线下获取。如果线下获取则成本太高，成本上没有任何优势。实践中，有很多P2P平台是通过商业银行购买企业资信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一旦通过这样方式获得信用信息，从线下去做资信评估，再通过线上的运作，内在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符合互联网金融中P2P关于融资功能延伸的基础条件，即大数据平台。科技对金融的重构，继而实现对传统金融功能的延伸和弥补，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基于大数据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能够弥补传统金融对信用甄别的缺陷和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爆雷”的P2P平台，实际上都没有足够规模的大数据平台，这是大批P2P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是缺乏相应的大数据基础条件，P2P平台还出不了大事。更为严重的是，科技对金融重构所产生的金融业态，其盈利模式是微利的，利润是非常薄的，比传统金融利润低很多。不少从业者以为是一个暴利行业。这些人怀揣着一种掘金、淘金的梦想来了，不出事那是不正常的。由于数据平台和监控风险能力的约束，P2P规模不可能太大，规模太大就超越了这个行业的半径，这就久不了了，往下走一定会演变成“资金池”。科技重构金融的确扩大了金融的服务面。所谓的金融的普惠性必须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科技进步，要想实现金融的普惠性，是非常困难的。传统金融的天性就是爱富嫌穷，爱大企业嫌小企业，爱国有企业，不太理会民营企业，这是它的特征。要改变这些特征，只有通过科技进步才能改变。所以，科技改变世界，也改变金融。这是金融发展应该遵循的第三个的规律。科技重构金融后，会重构金融生态，会引进一个巨大的竞争者。在蚂蚁金服成立一两年时，规模很小。当时我就说，要高度重视蚂蚁金服，未来它会重构金融业态，会改变金融的生态链。有些人不以为然，说它太小了，还不如我一个支行呢！我说，它要不了多久就会是一条恐龙，有巨大的竞争力，因为互联网有一个特征就是无边界，会使金融的能力没有边界。传统金融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边界下发展。金融的第四个规律就是开放。中国金融不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金融的开放从哪里开始，始终困惑着我们。关于金融的开放，是我后面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概而言之，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呼唤着中国金融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这是其一。其二，金融脱媒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市场化。金融的市场化必然导致融资工具多样化、资产类型的多元化，进而丰富金融内涵和功能，同时也会改变金融的风险结构。其三，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将会丰富传统金融的业态，扩大金融的服务面，会使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获得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美誉度，同时也会提升金融特别在支付功能上的巨大变革。其四，金融的开放将会进一步延伸金融的边界，会使资源配置从国内扩大到国际，同时也会使风险得以延伸，从而使中国金融有更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中国金融更加富有弹性。有些人理解，金融的国际化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对现代金融要有深刻地理解，有些人以为市场化就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增加，实则不然。实际上，市场化是解决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市场上，价格的波动，与其说是风险的到来，不如说是风险的释放。价格的波动还能促进供给的丰富。过去中国为什么长期出现供给短缺，就是因为害怕市场，拒绝市场。第三个问题讲讲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金融的开放必须是有序的。金融特别是大国金融的开放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建设伟大的国家，都是在竞争中，在学习他国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融入世界，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高质量发展，这个发展是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极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在加入WTO后，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在竞争中形成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只有实体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不够的，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金融如何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从中国这十几年经济发展经验看，这“三化”的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体系，无论是货币体系还是金融市场，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隔离，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有限的。从货币角度看，人民币虽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的权重是10.93%，全球排第三，但实际的市场影响力远低于这个比例。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自由化改革就没有继续向前走，这里碰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外汇储备波动太大。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我们在加入WTO时实体经济那么快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如此谨慎呢？俄罗斯、印度、韩国当年快速推进了货币的自由化，他们在货币自由化过程中及之后遇到一些重要困难，但由此不能说当年他们的改革就不成功。我们在人民币自由化改革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方面的改革基本实行的是试错式改革，我们经常是前行两步发现有些问题退一步，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但比较缓慢而谨慎。这里面有一个选项问题。多目标选择时会比较困难。大家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的约束。我们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不仅要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还要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有时还包括汇率的相对稳定，这些都在独立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内。中国的货币政策40年来，我给予很高评价，试图在多重目标下寻找一种均衡，而不仅仅是单一地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独特作用，以至今天中国拥有如此之大规模的M2，超过190万亿，我们的GDP90万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1倍了，美国是21万亿美元的GDP，他的M2大概是15万亿美元，只有GDP的0.7-0.75。当然如果把美国的M3、M4算进来，那比率会很大。在“三角目标”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前提。我们有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困惑：一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是汇率稳定。既要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又要使汇率稳定，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从选择上，只能择其一。从战略目标看，如果资本项目不放开，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中国开放性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形成的。人民币如果不是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这样的金融体系，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是困难的。所以，短期看，如果实行人民币可自由交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外汇储备可能受到一定冲击。我们现在有192万亿的M2，其中有90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这是一个现实压力，要有充分预估。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两难的选项：是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对我们来说，这里有一个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的协调。就长期战略来说，中国金融必须是开放性的金融，国际化的金融，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我认为这个战略目标是适当的，这个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是题中之义。如果人民币都不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一员，中国金融在全球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金融很重要，货币很重要。仅靠国际贸易是不够的。金融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在主要国际事务、也在军事力量。但最重要还是美元的影响力，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美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经济能有长达100年的繁荣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未来繁荣的政治基础和金融基础，奠定了美元的核心定位，虽然之后，几经改革，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有风险，更有机会，长期看，机会大于风险。任何一项金融改革都不会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改革。我们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改革应该得到更多利益，最好没有风险。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伴随着风险，更具有长期的金融红利。在红利和风险之间应谨慎去找到其平衡点。在2010年前后，我乐观地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一定会完成。现在离2020年只有几个月了，看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现在看来2025年能不能实现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把所有的开放管道加起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外国投资者占比在2%左右，这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这个比列与中国的地位不匹配。人民币虽然在边境贸易上有重要影响，在一些双边贸易上也起作用，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美贸易战包括所谓的金融战，对我们带来了很大威胁。201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突破了3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大约45600亿美元，这其中70%是通过美元结算的，通过人民币结算的只占20%，其他货币占10%。我一直在思考，放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下特别是目前复杂的中美关系下，中国金融的开放的确是个很大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它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有极限思维。如果美国关了美元结算系统怎么办？我们要有备份系统。华为就有很好的备份系统。在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是不可能建起基于国际结算的备份系统。建立备份系统虽然很困难，但要创造条件。一定要通过金融开放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来建立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的备份系统，就是一种极限思维。短期看，又要认真对待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问题。这要求中国金融在开放中保持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应对措施的平衡。我赞成现在的短期应对措施，因为现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中国和美国也同样带来极大的风险。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短期看，我们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在政策层面上，对人民币的长期信用的保护，应该是重要的基本国策。维护美元的长期信用就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的国策。美国不会无约束地损害美元的信用，即使QE了多次，最后还是会作相应的收缩。他们知道，美元的长期信用有多重要，从而实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甚于航空母舰的作用。我们要深刻地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的开放对中国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我们不要过渡担忧短期的风险，金融体系的开放将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社会的契约精神、法制体系和法治水平都会有大幅度提高。开放是社会进步和前行的一种倒逼机制。如果中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高度成熟与文明，是这个国家法制、契约、信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预期的综合体现。没有这些综合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要想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来你的市场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法制要非常完善，要有高度的契约精神，社会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国家治理要现代化。同时，社会是稳定的，积极向上的，有创造力的。所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巨大的促进，我们要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开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加入WTO后，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深刻的体验。在没有加入WTO之前，中关村大街上随处都是卖假货物的，买假软件，侵占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加入WTO后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了，保护知识产权深入人心，自主创新成了主流。我对我们的国家抱有极大希望。作为一名学者，我经常说，我的心是热的，我穷尽其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样我也知道金融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念。如果我们头脑冷静，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总书记说的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本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级全体研究生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所作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尊重经济学常识，把握金融发展规律”。

关注中国绿发会，订阅绿色未来国际局势的多变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因素”的态度更加敏感和复杂，疑惑、误解和期待交织。对此，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表示，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复杂挑战，我们应该有更多重量级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的主场上，在中国话题上中国声音较弱的状况。中国绿发会对此深有同感。社会组织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作为国家声音的有力补充，更加深入的走出去，为此，中国绿发会专门成立“走出去”办公室，成为社会组织在这方面的先行军。但目前，尽管中国已经有80多万家社会组织，但“走出去”比例尚不足1%。在2017年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六十九届常务委员会上，中国绿发会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并对参会的来自全球的83个非政府组织（NGO）做了分析，其中，来自欧美国家的占了近57%，中国仅俩家（含中国绿发会），占比2.3%。中国因素已成为国际社会热点话题，包括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各项举措。让更多领域的代表走出去，与国际社会沟通、对话、交流，掌握话语权，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并进一步与国际社会建立互信。按/Tammy 审/wendy 编/Angel原标题：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我刚刚应邀出席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有几点印象和体会与大家分享。一、欧洲反思西方地位和作用，寻求超越困境、自我更新。2020年2月10日发布的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题目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讨论了“西方”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报告列举西方内部的矛盾及其与外部的冲突，感叹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西方了，而且西方本身也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从而提出“西方的缺失”这个概念。慕安会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中，初衷是协调西方立场。冷战后视野扩大，开始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参会者也从单纯的跨大西洋国家成员扩大到中东和亚洲等地区。近年来慕安会敏锐地观察到国际格局变化，开始思考西方应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新挑战。2017年慕安会报告提出了“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全球变局挑战，2018年探讨了“超越西方”的时代特点，去年则提出“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 的紧迫问题。今年以“西方的缺失”为主题，进一步拓展了欧洲战略界的反思。这个表述反映了弥漫在西方内部的一种焦虑情绪——担心西方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导地位、关注欧美统一立场因正在生成的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而受到侵蚀、担心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被所谓“威权国家”势力“修正”等等。何谓“西方”？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既是地理和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城邦制、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乃至美国崛起，逐渐形成文明体系并不断被充实和强化。现代西方人以欧洲各民族及其后裔为主体，思想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以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信条。这些共同筑就了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在物质层面，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基于海洋、大陆扩张和金融霸权，引领了军事革命和科技创新，主导了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一度冲高到国际权力的顶峰，并且强力推进了全球化进程。而后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链重组，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欧在全球推进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价值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从本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可以看出，经过四年反思，欧洲战略界的思维更加聚拢了，对于“西方缺失”的判断主要源自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乃至西方须努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的路径。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满，认为美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对外超越原有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灵活的全球战略。二、美国强势要求欧洲站队，试图推动形成与中国竞争的统一立场。美国对慕安会高度重视，当作宣传政策和协调跨大西洋立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会议美国人的出席相当抢眼，有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的20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出席，在会议的大小场合都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而且美方显然是协调了两党一致的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炮弹”，其中的核心诉求是阻止欧洲国家使用中国华为的5G技术。蓬佩奥在慕安会上的演讲不长，却用三分之一时间批评中国。埃斯珀在讲话中也指责中国通过华为实施“邪恶战略”。美国人如此聚焦中国，且对华为这样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喋喋不休地进行话语攻击，在会场得到的支持有限。确实有人追随美国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但也有不少人更加理智地观察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希望更多了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从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基点。美国政客无礼和粗暴的态度也引发一些与会者反感。三、中国因素是本届慕安会的主要焦点之一，疑惑、误解和期待交织。王毅国务委员在大会上的演讲赢得广泛重视和肯定，秦刚副部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公开论坛上的讲话也产生良好效果。佩洛西在“西方民主状态”分论坛上大谈5G问题时，我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她声称对中国妥协就意味着损害民主、人权、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安全，把问题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我提出质疑，问她为什么华为能威胁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佩洛西显然习惯于在没有中国人的场合大肆攻击中国，未估计到在这里会被人质疑，而且她好像对5G技术不很熟悉，只是在念口径而已，因此回答我的提问显得有点吃力。从会场反映看，许多人赞赏我的提问，但也有人为美国抵制华为辩护，说中国也在抵制西方媒体。在今年的慕安会上中国议题突出，明确涉及中国的分论坛多达11场，包括“西方如何面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难题”“欧洲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如果中俄结盟怎么办”“中国在全球军控中的未来参与”等等，还有关于南海、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网络政策的专题会，其他一些论坛虽然在题目设计上没有提中国，但也大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我观察，中国学者的发言和提问很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并经常得到肯定。一位德国学者参加了我的午餐演讲之后说，当面听你讲中国的情况，感觉我们是可以建立信任的，但在许多时候和很多问题上，很难直接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说服力的阐述。确实，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差不多，需要以一些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来构建合作和协调关系。建立信任是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大会后期的讨论中，我们区区几位中国学者要应对美国人铺天盖地的反华遏华声浪，深感力不从心，哪怕仅仅是争取出现在所有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都分身乏术。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复杂挑战，我们应该有更多重量级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否则很难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的主场上，在中国话题上中国声音较弱的状况。四、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国努力引发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罕见地高调出席慕安会，重点宣介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沉重代价，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共同打好防疫战。世卫组织专家肯定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将经验总结归纳，形成模式和样板，让其他国家参考借鉴，则是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尽管外界对中国仍存在一些偏见，在慕安会上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声音逐渐增多。还有不少欧洲企业界人士希望中方对抗疫物资需求提出具体目录，以便有针对性地募集援助。会下也有欧洲专家表示，各国与中国的往来由于疫情而减少，许多国家采取了中断航班和交流的做法，导致中国陷入事实上的孤立，难免造成后续的负面经济和政治后果，应尽量减少、尽早结束这种非正常现象。有学者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在中美间已演化成一场“脱钩”的实际操演，如不尽快修复，有可能固化为系统性“脱钩”。出席慕安会的一个体会是，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这些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不希望中美科技脱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他们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期待中国真诚维护多边主义，而不要像美国那样从一己之利出发，对多边主义采取选择性利用的做法。同时，他们力图在全球格局变化中守护欧洲利益和地位。在中美大竞争的背景下，欧洲无法置身事外，也不愿选边站队，而是要加强自身的作用。欧洲所奉行的制衡战略客观上起到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多与各方力量沟通，增进了解，增强世界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和聚合力量。（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原文链接：https://mbd..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59075557207500209%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