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

2019年已经走入历史，这一年美股迭创新高，标普500指数涨近30%，苹果、特斯拉等明星股票争奇斗艳，谁为最佳？近日，雅虎财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年度最佳美股公司很难评判。但2019年度最差公司的头衔，这两家公司当之无愧：波音和“共享办公”公司WeWork。这两家公司是难兄难弟，“荣登”大牛市中的大熊股，大赢局中的大输家。难兄难弟　哪个更糟？波音公司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这是一个飞机坠毁引发的故事。2018年10月29日，狮航610航班（波音737MAX8型客机）在印尼坠毁，机上189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罹难。2019年3月10日，另一架来自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客机坠毁，造成157人死亡。从那以后，波音陆续流出了管理不善和监管不足的传言，动摇了国际航空界对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信任，最终导致这款飞机在全球范围内停飞。12月16日，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下，波音宣布停产737 MAX 。可以说，这是波音公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与公关灾难。顺理成章，波音股票也成为2019年表现最差的大盘股之一，自3月1日以来下跌了逾24%。但值得波音欣慰的是，华尔街分析师仍公开看好波音，认为一旦737 MAX回归天空，2020年波音的股价将出现两位数的反弹。没有一位分析师建议卖出该公司股票，只是下调了目标价，原因很简单，波音飞机的历史纪录、技术储备摆在那里，不是一两次空难就能抹平的。■ 12月16日，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下，波音宣布停产737 MAX 。但另外一家公司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WeWork公司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鲜活体验，从英雄到狗熊的角色转变。这不仅是一家“共享”明星公司的黯然陨落，一位“投资之神”走下神坛，最重要的是，预示着一个“非理性投资”时代结束。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公司成立于2010年。当时，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蔓延，大批失业人员纷纷转向自雇佣。这导致办公楼的整租成本大幅下降，而分租办公间的需求大幅增加。一次偶然的机会，创始人亚当诺依曼发现将租用的办公室分割装修后重新出租有利可图，就和自己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WeWork，专门为创业公司、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服务。创业者可以在WeWork只租一间办公室，就能享受到便利的网络、打印、会议室等服务，共享办公比独立租办公楼节省约30%到40%的费用。其盈利模式是：以市场价租赁和开发商业地产物业，然后以更高价格租给那些初创公司和自由职业者。目前它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有528个办公场所，是全球最大的共享办公企业。一个办公场地出租者，并不足以成为吸引投资者的卖点。WeWork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创业者社区”，为租户营建一个社交网络，提供很多传统办公场所没有的社交服务。2018年，WeWork发布WeWork Family，称要为世界上1.5亿孤儿建一个家。WeWork还为办公室租户提供WeLive公寓租赁服务，而诺依曼对此解释是：这能解决全球孤独和自杀上升问题。WeWork还尽量往科技公司上靠。WeWorK开发了一套高效的数据决策系统Powered by We。从工作规划到房间分配，WeWork用机器分析而非人工猜测。从2018年到2019年，Powered by We服务营收增长6360万美元，占全部营收增长的8.2%。2019年4月底，WeWork母公司The We Company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文件。WeWork估值为470亿美元，如果上市成功，将成为2019年最大的IPO。上市之前见光死，硬伤还是盈利能力WeWork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用互联网技术驱动的高科技企业。但事实上，其商业模式无非还是“低价租入、高价租出”。尽管WeWork一再宣称与传统的办公租赁企业不同，不自己建房，是一家轻资产企业，但其租入房产所需要的投入也是巨大的，而且随着高速扩张，便宜的办公楼越来越少，租金的支出越来越高，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房主的临时加价、临时毁约等。因此，WeWork的硬伤是盈利模式有问题，而且有可能越扩张亏损越大。招股书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WeWork营收从4.36亿美元增长到15.35亿美元，经营性亏损也从3.94亿美元扩大到13.69亿美元。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不论营收还是亏损增加将近4倍，令人咋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纽约大学教授加洛韦８月份在《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发表文章，称对WeWork的估值是一种幻觉，他表示：“任何支持该股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股票分析师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太愚蠢，或者两者都是。”加洛韦还指出，即便是在科技界，WeWork的估值也过高。作为电子商业巨头，亚马逊的交易价值也仅是其收入的4倍。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也加入了批评阵营。8月21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支持加洛韦的观点，WeWork的估值太荒谬了。如果他们是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快递公司UPS也是。UPS的估值是其收入的1.4倍，而不是26倍。” 果然，泡沫很快被戳破，IPO之路成为其陨落之路。8月14日WeWork向SEC提交了上市申请，当招股书首次将这家公司的各种信息公诸于世时，大家才发现，这家估值巨大的公司事实上深陷亏损泥潭且缺乏可盈利的商业模式。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毫不客气，将WeWork的估值从470亿美元下调到了250亿美元，几乎腰斩。此后又进一步调整至150亿美元，而一些评级机构则更是将其信用等级下调至垃圾级。在外界的压力下，诺依曼不得不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公司又传出裁员1/3的消息。9月，WeWork正式宣布撤回上市申请，IPO之路戛然而止。WeWork从递交招股书之前的470亿美元下跌至不足80亿美元，估值只剩17%。福布斯网站撰文称，这是2019年最荒唐的上市闹剧。勇敢还是轻率？孙正义走下神坛WeWork让投资人软银CEO孙正义走下了神坛。众所周知，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获得了600亿美元回报，这已经成为风投界经典中的经典。他自己也曾以700亿美元财富超过比尔盖茨，做了3天世界首富。借助首个千亿美元愿景基金，孙正义塑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科技帝国，其投资的Uber、WeWork这些百亿美元估值的企业星光闪闪，滴滴、饿了么等中国企业也风光无限。孙正义看好WeWork，将其视为第二个阿里巴巴。根据券商CLSA和研究机构Bernstein的估算，过去两年来，愿景基金和软银通过向WeWork母公司We Company多次注资，投资规模近110亿美元，获得了近30%的股权，却成为迄今为止孙正义最失败的一笔生意。根据软银11月6日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软银第二季度亏损约65亿美元，为14年来的首个季度经营亏损。WeWork这一笔就给软银带来46亿美元的损失，成为软银创业以来的最大一笔亏损。■ WeWork让投资人软银CEO孙正义走下了神坛。孙正义罕见召开近2小时的财报会，承认他在WeWork上出现的投资失误，表示尴尬和愧疚。除了WeWork，软银投资的Uber业绩也在滑落。自5月份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以来，Uber的股价下跌了25%以上。截至9月末，愿景基金投资的88家公司中，有25家公司估值下降，造成愿景基金当季亏损89亿美元，利润同比下降347%。问题出在哪里？分析家指出，软银的投资模式有问题。软银热衷于投资“最疯狂”“愿景最大”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经常牺牲前期盈利来换取市场规模，而且后期盈利的可能性也有问题，WeWork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警讯：一个公司的陨落意味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WeWork的失败，最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迈克威尔逊称，WeWork首次公开募股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投资者已经表明，他们不再愿意为过度投资买单。在此之前，美国股市一直在为没有实现盈利的IPO支付令人瞠目的估值。威尔逊称，“在我们看来，为没有实现盈利的企业提供慷慨资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威尔逊还表示，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和其他高增长软件类股将面临困境，并将给整体市场带来压力。风险最大的股票包括那些近年来推动股市升至高点的股票，因为投资者正在远离动量股，回归价值股。事实上，华尔街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寒风。Uber、Lyft等2019年上市的独角兽公司都陷入了困境，上市之初均表现不佳，低于发行价。投资者在质疑它们何时会盈利，抑或是否会盈利。5月10日，总部位于三藩市的网约车公司Uber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每股定价45美元，募资规模约81亿美元，成为2019年以来美股最大规模的IPO。当天Uber开盘价为42美元，收盘价为41.57美元，较发行价下跌约7.6%。按收盘价计算，Uber市值约697亿美元，低于此前融资时的760亿美元估值。无独有偶，Uber的竞争对手Lyft抢先一步于3月29日在纳斯达克挂牌，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网约车公司。当天开盘价为87.24美元/股，较发行价（72美元/股）上涨21.49%，但好景不长，上市第二日公开交易后，Lyft股价便跌破发行价，市值蒸发五分之一。公司的市值也跌破了两百亿美元大关，只有197亿美元。因此，WeWork的失败，给市场留下了警讯，这些警讯是跨越企业、跨越行业，甚至跨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WeWork 的陨落，表明了过度投资时代的结束。第一，回归基本面，更重视盈利能力：华尔街曾经饱受过网络泡沫时代只看点击量、不盈利之苦，如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税收和金融咨询服务公司BDO的保险合伙人凯文比安奇表示：“回顾今年的几宗IPO，一些公司的增长预期并不匹配。”“对于下一波独角兽企业来说，利润率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增长的步伐将会放缓。”第二，关注管理团队，更重视公司治理。分析师发现，WeWork 企业架构令人担忧，整个公司的权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诺依曼一个人身上，对于一家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诺依曼行事张扬，生活奢侈。《福布斯》将不到40岁的诺依曼列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约41亿美元左右的资产。目前被媒体曝出的诺伊曼拥有的豪华房产就有6处，购入时的总价值约在9000万美元，分布于纽约州和加州的数个昂贵地段。另外，诺依曼2018年花费了6000万美元为自己添置了豪华私人飞机。研究公司RapidRating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盖勒特说，基于WeWork的教训，在2020年，公司治理将比盈利能力更为重要。创业投资公司Insight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隆恩贾菲也说：“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关注治理和诚信。它是所有后期公司高级管理团队的前沿和中心。”第三，反思共享经济，寻准可配置资源。WeWork的失败，不仅其所处的共享办公产业面临拷问，连带共享经济本身也被质疑是否还有未来。前几年，共享经济蹿红，大批打着共享经济招牌的创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在短短一两年后，多数共享经济项目都宣告失败，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WeWork只是一个最新和最大的例子。虽然简单地宣布共享经济的死刑，未免过早，但WeWork清楚地说明，并非所有东西都可以共享。具体到办公场地，一是没有大量闲置资源，尤其是没有大量低成本的闲置资源；二是需求不稳定，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共享起来就难上加难。相反，如果像汽车一样，有大量闲置资源，有稳定市场需求的，就有成功的可能。总之，如果说WeWork 的陨落，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的话，这并不是风险投资时代的结束，而是过度投资时代的结束；这不是创新时代的结束，而是以创新为名，圈钱为实时代的结束；这不是共享经济的结束，而是以共享为名，烧钱为实时代的结束。因此，这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值得惋惜，而是值得庆幸的。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版权，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8月28日，首届河南省社区商业大会暨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2019年会在郑州隆重召开。会上，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社区商业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年中国社区商业发展研究报告、河南社区商业发展研究报告、河南省社区商业发展指数报告等，与会的社区经济研究专家围绕社区商业进行了主题演讲和研究分享，20多家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200余家国内、省内知名商业企业负责人，郑州150多家物业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发布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中文核心期刊《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刘建湖，河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李云江等到会祝贺。社区商业资本青睐的新蓝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不吝对商业经济的看好，他认为，社区商业将是未来中国三大商业新蓝海——夜色经济、假日经济和社区商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既是资本的新蓝海，又是消费升级的新方向。在发达城市，社区商业已占到其商业销售总额的60%以上，最高可达80%，成为所在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因此，推动社区商业发展，不仅是便民利民之举，也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河南省社区商业发展积极稳健，成就显著，值得点赞，但其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商业网点规划还缺乏针对性，商业资本进入还不够多，商业业态还不够丰富，商业品牌和连锁化进程还略显缓慢，商业销售额总体还不够大，居民的便利性还有待提高。在全社会都将目光聚焦于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时，社区商业的潜力也不容忽视。中原崛起河南社区商业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也在《社区商业与中原崛起》主旨演讲中表示，河南省作为不沿边、不临海的内陆城市，近年来陆续打造出空中、陆上、网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构筑了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通道，已经成为内陆腹地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河南省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在全国的占比快速攀升，不仅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为社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驱动力。刘建湖表示，此次社区商业研究报告的发布具有典范价值和引导意义，向辛勤耕耘、历时一年出色完成本项课题的科研团队表示祝贺，本次研究成果的发布，必将对各级政府和企业产生积极影响，将引导社会重视社区商业，投资社区商业，服务于社区商业，也必将推动河南省社区商业更快更稳发展，使之走在全国前列。一位参会的物业经理对大河商业表示，他深深感到社区居民在强劲增长的生活和消费需求，社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会是一个便民利民行业趋势。【购房资讯轻松享，快来关注乐居网】文章来源:大河报

11月28日的伦敦，英法阿根廷等九国官员举行听证会，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严厉问询都对准了理查德·艾伦，而议员们毫不间断的质疑和指责，看似是要把扎克伯格继续缺席的愤怒转移到这位代言人身上。扎克伯格虽未现身，但少不了焦头烂额，前几日旧金山综合医院掀起“除名行动”，这段小插曲似乎暗示其形象崩塌避无可避。而两个月前，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马斯克，最终以董事长职位为代价草草结束了私有化的玩笑和失误。大洋彼岸，刘强东和刘立荣这个冬天恐怕也好过，前者牵扯的性侵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者则因为一次赌局彻底丧失未来。这些曾经因商业传奇和个人魅力而备受追捧的创始人，在2018年却一个接一个地跌落神坛。与之打破的，或许还有创业神话所滋生、长期存留于公司内外的创始人崇拜。神坛上的“独裁者”2014年底，美国最大互联网学生教育服务平台Chegg集团旗下的海外院校信息平台，曾发起一项评选90后留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科技偶像”的投票，扎克伯格、李彦宏、比尔·盖茨位列前三。榜上有名的创始人们凭借商业财富、思维理念、性格魅力等因素，在大众心中自然而然地沉淀出向往和崇拜之情，而这种无意形成又或刻意塑造的人设，其实所创造的商业利益远比名人效应还要庞大。这点恐怕阿里深有体会，热爱演讲的精神教父到底给阿里输送了多少人才，他们内部或许都不知道，但是这群人却可能有着比旁观者更深的创始人崇拜“情结”。就像纵然扎克伯格现在骂名缠身，员工也愿意为他遭受公众误解而打抱不平。不过这不全然是个人魅力，创始人崇拜更稳固的根基在于控制，在这方面，精明的创始人可谓各有心机。2004年谷歌上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双层股权结构的智慧，几乎延续到以后IPO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而扎克伯格则继续将其“发扬光大”。2017年初扎克伯格遭遇一次小范围的“逼宫”，小股东们希望将其踢出董事会，然而这份33.3万签署的请愿书，却依旧没有阻挡扎克伯格别出心裁的C类股票发行。2015年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的股份，这被捐赠的股份正是C类股份，扎克伯格的控制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肖恩·帕克被逮捕、决定离开Facebook时，这位倒霉的董事会成员走之前的条件竟是让扎克伯格继承其席位。隐私丑闻后，扎克伯格坚持不会卸任董事长之职，确实，公司内部没有任何机制能逼迫扎克伯格辞职。不过马斯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Twitter上的“疯言疯语”引起了众多投资人的担忧，更令业内开始反思硅谷创始人崇拜的“恶果”。其实很早之前，马斯克的问题可能已经初露端倪，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撰文揭示这位“当下最伟大创新者”的另一面。文中提到，凡是能留在马斯克身边的员工多是兢兢业业、不问名利的那些：Space X总裁Gwynne Shotwell、Tesla首席技术官的JB Strauble，这两员大将都属于忠诚可靠又永远不会抢风头的实干家。同时，马斯克坚持他个人的成功故事，而否认公共部门对其支持的重要性。在这位作者眼中，马斯克通过夸大自我功劳而将自己捧上神坛。马斯克之于特斯拉，就像刘强东之于京东，在刘强东消失的80天中，外界猛然发现京东竟没一个能在舆论扭转上够分量的人，偌大的京东没有二号人物。刘强东无法放权，或许来自其事无巨细、凡事爱插手的性格，2011年左右，刘强东曾对外表示，“如果管理了十年，还不能放手，这是我的严重失败”。但是即使后来几度放权主动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走得太远，连早会都照例参加。绝对控制加上个人神话，如果说扎克伯格、马斯克、刘强东对内形成的创始人崇拜，开始显露出神坛上独裁者的负面，那么刘立荣可以算是个人和公司不分的最极端案例。在承认赌博事实后，他坦言，“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创始人在自己的国度称王，却未必能永远正确，而失误却要更多人承担。人无完人，创始人的盲区和欲望2007年利文斯顿将采访内容汇编成出版的《创业者》，该书籍一度成为创业运动的“圣经”，在他总结的创业公司理念中，“不要为了拿到巨额融资而交出公司的控制权”，是最基本的一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硅谷进入了创始人友好型风险投资的时代。然而，去年Uber卡兰尼克一事打破了这种状态，投资人和大股东开始反思，以前“只要创始人能够给公司带来增长，他们即便有很多的过失也都是可以被宽恕”，这种理念并没有在卡兰尼克身上验证。而相比卡兰尼克，马斯克、扎克伯格以及刘强东、刘立荣等人的个人问题，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则更为严重。他们站在独裁者的位置上，欲望和盲区逐渐被放大，一系列丑闻正在摧毁曾经千辛万苦经营的创始人崇拜。或许这正是人无完人。刘立荣的一把赌瘾输掉了自己和整个金立人的全部心血，刘强东酒劲上头进了女大学生的公寓，性侵风波导致京东20天蒸发了70亿美元。赌瘾和色欲，这两种可能让普通人泥足深陷的基础欲望，看来坐拥财富和名声的创始人也不能免俗。最开始，整个硅谷的投资人都在担心年纪轻轻创办公司的经历，是否会让创始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谨慎而妥当地改变世界，但现在他们或许也要多监督一下创始人品行失格的“内在”问题。在这点上，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虽不是因一时冲动的欲望做下“悔恨终身”的事，但他们对权和名的追求却容易进入创始人盲区，变得“不喜欢听到批评的声音”。2013年扎克伯格立下新年决议，他要每天认识一个并不是Facebook员工的新人，2017年他在一次“倾听之旅”中前往美国三十多个州，希望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些跳出盲区的尝试，并没有让他的强权之风有所改变，他一面牢牢握紧手中的绝对控制权，一面又在虚假新闻、滥用数据的丑闻中表现得不容妥协。从年初到现在，投资者要求扎克伯格辞职的呼声日渐强劲，而据一位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现在依然认为，更加严格的管理风格对于应对内部和外部所提出的挑战是必要的。辞了职的马斯克也没有因此次受挫变得“老实”，前段时间特斯拉因其为员工提供福利的方式而备受关注，马斯克借一份报告在Twitter上再次“自吹自擂”，他说:“从来没有人能一周只工作40小时就改变世界”，倒是依旧符合理想主义的工作狂人形象。2018年连续不断的创始人崇拜在危机中“塌陷”，而这多由创始人内因所致，或许这种情结终于走到了尽头。取代创始人？创始人崇拜的破除，不单单是在公司危机中发生，正常情况下也有必要减弱过重的个人色彩或标签，一种是创始人的功成身退，而另一种是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前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年宣布辞任的马云，以继任者来破旧立新，或许正是应对创始人崇拜的最佳方式。不过这个继任者不太好当，很长时间内，在外界看来，阿里和马云互为化身，阿里的任何举动，都可以简单概括为马云的战略、马云的眼光、马云的布局。故而很大程度上，这位唯一的精神领袖的过早退出，不可避免地会对阿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对张勇来说，如何在马云一手打造的“梦想”国度中，确立自我的权威和风格至关重要。这点微软两位继任者的成败或许有一些启示。2000年鲍尔默接替盖茨，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但盖茨依旧是外界认可的微软代言人，尽管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的年利润增长了几乎两倍，可据一位微软前高管坦言：“他从来都得不到应得的认可”。甚至随着微软在全球的影响力步步减弱，很对人将此归咎于鲍尔默。《名利场》在题为“帝国重启”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对于微软的创始人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敬畏，这可是他的继任者从未得到过的。在他们看来，即便盖茨不能带来解决方案，他也不会像鲍尔默那样带来麻烦。当然，鲍尔默也不是全然“无辜”，他在任时，眼光更多停留在“从Windows和Office赚更多的钱”，而纳德拉上任后制定了“效率和平台、移动优先云优先”的战略，这在今日已被证明相当成功。继任者要在创始人的光环下突破，却又不会得到同等的宽容，所以他们甚至要比创始人更具能力和眼光。而另一种情况，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导致创始人崇拜“失灵”，魅族和黄章可以算是一个代表。2017年2月11日黄章现身魅族论坛写下“我将重新出山打造我的梦想机，去迎接魅族15周年”，所有魅族粉丝们欢呼雀跃，而又一次的复出始于魅族危机丛生。但是2018已至年底，魅族显然没有恢复气力，魅族15的小试牛刀、魅族16的高开低走，都预示着黄章力挽狂澜的努力没有达到粉丝和外界的期待。而再看魅族内部，白永祥从淡出到离职，杨拓从重用到尴尬，李楠半年之内大起大落，黄章到最后会不会无人可用，成了魅族的一个悬念。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一旦能力受质疑，创始人的落幕是内部精神和信仰的整体垮台，那些从辉煌到没落的公司，莫不是如此。创始人初始，都天真而热烈地认为自己在造富世界，而现在自己却成了侵犯隐私或图一时之快的“恶龙”，这虽不全是创始人崇拜的结果，但创始人崇拜渐趋消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歪道道，独立撰稿人，互联网与科技圈深度观察者。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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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36氪文 |郭宇头图来源 | 锐景创意可口可乐在最新一则人事任免中恢复了全球首席营销官（Global CMO）一职，距离它宣称未来不再设立这一职位仅仅过去了两年半。2017年5月，可口可乐取消CMO的同时新设了CGO（首席增长官）。根据当时的任命公告，CGO的职责范围在市场营销的基础上增加了消费者和商业领导力、战略部署职能。如今，担任CGO的Francisco Crespo即将退休，他的职能也分散到另外三个C-level职位上。首席财务官John Murphy将负责公司战略；总裁兼首席运营官Brian Smith将接任客户和商业运营；首席营销官兼亚太区总裁Manuel Arroyo将监督处理创意、营销和洞察力的团队。作为快消巨头和营销标杆，可口可乐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带动潮流。在可口可乐取消CMO的两年间，麦当劳、强生、优步、Lyft等大公司纷纷取消了CMO一职。与此同时，高露洁、亿滋等快消业巨头增设了CGO一职。“企业CMO被集体抛弃”、“CMO灭亡，CDMO崛起”、“从CMO到CGO看大数据营销演变”等分析文章由此层出不穷。如今可口可乐恢复CMO一职同样引发了许多讨论。互联网的深化、媒体渠道的多样、消费方式的改变等都在推动着CMO的升级换代。“广告一响黄金万两”的时代已经过去，被调侃为“首席花钱官”的CMO们，如今花的每一笔钱都需要转化成可以被量化的KPI。更甚者，CMO这一职位也逐渐在一些公司中消失了。那么，CMO到底过时了吗？这背后的营销行业又经历了哪些变化？CMO的前世今生CMO一职在全行业流行已经数十年，其最初职能主要致力于品牌建设、广告和市场研究。往早期追溯，必然绕不开兼具快消巨头和营销巨头头衔的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正式设立全球首席营销官（Global CMO）一职是在1993年，但它对于营销的重视，早在设立CMO之前就已经奠定了。1886年，可口可乐诞生。在可口可乐诞生初期，“皇家”发酵粉已经成为同行业中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广告费最高的广告主，每年广告费用达60万美元。与此同时，宝洁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全国性的广告主。和前两者相比，可口可乐1886年广告费为46美元，营业额为50美元；1901年广告费为10万美元，营业额12万美元。砸钱不手软的作风表明，从一开始，可口可乐就没打算走低调路线。20世纪40-60年代，二战的胜利让美国大赚了一笔，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热情也空前高涨。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每年的广告支出都在成倍增长。这也是美国广告业的新时代。电视的兴起极大激发了广告投放的热情，至此，以电视为主，报纸、杂志、广播为辅的传统媒介形成。进入21世纪，全球一体化推动了品牌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面对更加庞大的市场，立足全球视野的公司们野心更大了。也正是在这时，可口可乐的首席营销官诞生。当初花10万美元营销的可口可乐如今在营销上的花费已经超40亿美元。股神巴菲特斥曾巨资购入可口可乐股票，并称可乐的品牌就价值超过 600 亿美元。在品牌咨询公司 Interbrand 发布的《2019年全球最佳品牌榜》中，可口可乐以63365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四，早已是当年的百倍。此后数年，CMO一职逐渐被更多公司接纳，与其说是追随潮流，倒不如说是顺应自身发展的需要。Interbrand《2019年全球最佳品牌榜》 图源：Interbrand官网CMO进化史“我知道在广告上的投入有一半是无用的，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这是百货商店之父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在1742年提出的观点，被称为广告营销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确，在传统媒体时代，业绩的提升很难说得清营销的投入和效果各占几成。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正在将这种“说不清”变成“说得清”。麦肯锡在2007年发布的文章中认为，当前营销环境的最大变化，并不是电视广告有效性的衰退，而是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变化。互联网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推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以消费者为转移的公司营销层必然免不了新兴技术的洗礼。CMO一职也在这场洗礼中不断进化。首先是职能范围的进化。广告、品牌管理和市场研究的传统职能依然是CMO们必备的，但这远远不够。据《福布斯》一项调查显示，有39%的CMO们表示他们的角色正在经历颠覆性的改变。新的CMO要迎合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就要培养自身的IT思维、大数据思维。此外，对外要更新观念，由跟随广告代理商转变为引领广告代理商，对内则要建立纽带，把握市场营销部门与其它部门的协调共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到消费者从而带动业务增长。简单来说，CMO要负责的领域已经从术业专攻变成了十项全能，小到营销策略大到公司战略都要参与其中。而这一切最终的目的，都是服务于“增长”。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尽管CMO们作为消费者代言人在公司中位高权重，但是数据的可视化让其决策预算都要接受来自CEO的凝视，毕竟如果回报率不好钱打水漂，卷铺盖走人的就是自己了。全球咨询公司Korn Ferry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首席营销官CMO是高管层任职最短的职位，平均任期只有4.1年。而在此前，猎头公司Spencer Stuart的研究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年参与调查的美国100家顶尖企业中首席营销官的平均任期不到23个月，他们中86%的人为公司效力的时间不足3年。要在短暂的任职周期里证明自身价值并不是件容易事。CMO一职在国内企业的发展较为短暂，阿里和京东的CMO也不过是在2010年之后才设立。但有意思的是，国内公司对于这个职位的理解和期待已经非常与时俱进了。根据今年9月中国创新营销论坛上发布的《2019中国首席营销官（CMO）调查报告》，80%的受访者认为，推动业务增长是市场营销部门的首要职责，有些人则认为营销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有效的品牌管理（56%）和发展整体的客户体验（50%）。其次是职称称谓的进化。在CMO职能范围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CIO（首席信息官）、CMTO（首席市场技术官）、CDMO（首席数字营销官）、CGO（首席增长官）等C-level职位概念也被多次提起。CMTO（首席市场技术官）：CMTO是CMO和CTO（首席技术官）之间的过渡角色。顾名思义，它以传统CMO不能驾驭的新技术为己任，对社交网站、销售信息等多个信息源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为公司决策、客户反馈和营销效果进行评估。这一概念在2012至2013年期间颇为流行。CIO（首席信息官）：在数据化转型初期，负责信息的CIO和负责营销的CMO两者间关系被不少分析文章描述为竞争，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则是两者结合。CIO和CMO的不融洽在2017年埃森哲的调研报告《打破CIO和CMO之间的藩篱》中同样有所体现。只不过当时的竞争技术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工作职能脱节，成为制约营销人员提升业绩的首要障碍。CDMO（首席数字营销官）：数字与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特别是在今年，多类服务商提出了数据中台的概念。刚刚过去的本月10日，联合利华设置了CDMO（chief digital & marketing officer）一职。不同于之前的CMTO只着重于技术，CDMO将数字和营销提到了并列的地位，以期达到平衡。CGO（首席增长官）：CGO最近一次引人关注是两年前。2017年可口可乐宣布不再设立CMO，同时新设了CGO一职。事实上，CGO出现的时间比以上四个职位都要早。早在2010年，日化行业的高露洁、香水领域的科蒂就已经设立了CGO一职。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可口可乐对于业绩和增长的目标更加明确。CGO工作内容主要有两点：产品创新从而优化用户服务体验，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方向提升效率，最终实现用户或业绩增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图文到视频，企业想要将消费者分散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将产品营销出去面临更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的增长方式早已不同往昔，外部的花钱打广告不再是唯一法宝，通过产品内部技术手段获得用户或业绩的增长才是增长的新概念。例如“注册送会员”、“邀请好友领优惠券”就是内部增长方式的一种。CMO过时了吗？一直以来，学界和业界对于CMO的讨论不断。面对CMO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这一问题，是和否的结论不断被交替推翻，更甚者，福布斯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表明：CMO已死。两年前，可口可乐取消CMO增设CGO的背后，是业绩连年下滑，追求健康的消费者对碳酸饮料不再青睐的压力。研发新产品为消费者增加新选择，稳定保增长都需要营销助力。理念上，2016年1月，可口可乐的slogan由“Open Happiness”改为“Taste the feeling”，这是可口可乐第一次使用一个品牌的策略，将旗下品牌的slogan都统一成一个。行动上，则体现在一年后的人事调整上。如今，可口可乐又恢复了CMO一职，它的背后是其正在布局的全品类战略。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James Quincey对此表示，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得越来越快，如何快速适应至关重要。如果按照传统CMO的定义，如今确实难觅踪迹。但是扩充职能的CMO和改头换面的CXO，何尝不是CMO的进化版本。以前人们爱读报看电视，现在人们拥抱互联网冲浪，公司想要营销增长也要采用与时俱进的工具和方法才行。当下流行的大数据营销让回报率变得可视化，但广告营销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并没有被打破。依据致趣百川联合科特勒发布的《2019 CMO调研报告——机遇与挑战》显示，54%的CMO表示他们工作中的最大难点仍在于证明营销活动的ROI（投资回报率）。同样存在的，还有CMO不变的本质：以用户为中心，致力于品牌建设促进业务增长。面对可口可乐CMO撤销又恢复的“折腾”，前探路者CMO沈阳表示，不同公司对于CMO的职责范围解读不同，存在“因人设岗”的现象。腾讯视频商业化总经理兼效果广告总经理王莹则认为，无论如何，CMO建立品牌力、赢得用户的心、驱动业务增长的本质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当CMO变成C“X”O，工作职能由1到N，该做的具体工作一样都没少不是吗？

很多人都在求小编推荐通过率高的核心刊物（文末小编整理了一份投稿nice的核心期刊名单，自取哦~）对于通过率，实际上杂志社没有什么十进三、百进五之类的规定，也没有什么指标要特意淘汰多少文章，那么文章能否通过是依据什么呢？核心期刊能否录用，取决于文章质量高低、有无基金项目、专家署名等，假如你的文章满足上述条件，那编辑部基本不会拒绝这样一份稿件，但若是没有一处满足上述条件，那就多半凉了。发表国内核心期刊最难的点在于有无基金项目、专家署名解决办法：1. 知网搜选刊物。在知网上可以搜相关刊物，然后在刊物首页里看每一期文章作者是什么情况，有无独作、有无基金、是否C9等……当你找到一本核心期刊内每期中有较多篇幅是刊登的没有基金、专家署名的独作发表（非C9研究生独作就更好了），那这本就值得一投。2. 选稍低一点影响因子的期刊。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表明一本期刊被引用的次数越多，期刊刊登文章的水准就越高。因此，9.0影响因子的期刊和0.5影响因子的期刊肯定有所区别，要是没有硬货就不用浪费时间投9.0了。另外，并不是低影响因子就容易发表，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3.选择期刊的出刊周期较短和每期刊登的文章数较少的刊。出刊周期是指年刊、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等，一般来说出刊周期较短的刊物，录用的可能性更大；每期刊登的文章数量多的，一般也比数量少的录用可能性更大，例如同样是月刊，一本一期收10篇的刊物和一期收50篇的刊物相比，当然是50篇的录稿率要高一些。推荐核心期刊：文化类：《文化遗产》新闻类：《青年记者》化工类：《塑料科技》教育类：《教学与管理》《职教论坛》经济类：《商业经济研究》《财会通讯》交通运输类：《舰船科学技术》《公路》电影艺术类：《电影新作》领导决策类：《领导科学》建筑科学类：《混凝土》《建筑经济》水利水电类：《中国农村水利水电》地球科学、工程类：《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计算机仿真》无线电电子学、电讯技术：《电子元件与材料》

自1946年计算机诞生以来，信息科技领域经历了许多大的浪潮，包括计算机浪潮、互联网浪潮、移动网浪潮、物联网浪潮、大数据浪潮、云计算浪潮、区块链浪潮、人工智能浪潮。现在已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浪潮，即各种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的数字化浪潮。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科技发展，各类政策文件屡有提及数字经济建设。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速度、总量、规模等方面都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据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4.8%。拥抱数字化浪潮在数字化浪潮背景下，任何国家、行业甚至个人都不能固步自封。各行各业都应该更加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进行数字化转型，背离者必将被时代抛弃。从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再到数字孪生城市，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变革传统行业、拓展产业边界。数字化日益成为各领域、各层级竞争主体核心优势的关键构成要素，为经济发展积累更多新动能。近年来，各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积极开展数字化建设，信息科技被大量应用到城市生活各个领域，在绿色住宅、智能家居、ETC（电子收费）车库管理、智慧小区、智慧社区区块链、建材家居平台、建材家居区块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发展形势好并不等于发展好，在数字化浪潮洗礼下，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到更加开放、协同、共享，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全行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投入较大的事业有着不小的影响。除了国内经济环境影响之外，城市建设和管理内部因素也造成了很大阻力。首先是理念问题。很多人认为城市建设的数字化转型还很远，不积极地拥抱数字化浪潮的到来，直接导致数字化转型推进过程阻力重重而经常停滞。其次是投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或企业无力单独承受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投资，收益缓慢亦使很多项目因长期无法收回成本导致无力运维而搁置。最后是未探索出有效模式。失败案例较多是一些地方政府及企业望而却步、谈“数”色变的主要原因。总体看，现阶段最大阻力来自于理念。但实际上，数字化既不遥远也不神秘，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身边都有许多成功案例。智能家居、智慧小区、智能店铺、无人机、无人车、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停车场、无人农场、无人养殖场等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数字经济发展多元化数字经济在行业的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应用的数字化转型，应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及改进应用场景，改进业务终端、流程和连接点，创新多样化和精准的客户体验，研发或连接更适合的实物商品、服务商品、体验商品，同时优化供应链以提高管理效率，为客户提供便捷、安全、无缝对接的购物体验。概括来说，即为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一切业务数字化，一切数字业务化，一切业务用数字来说话”。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模式也应多样化。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市政建设、房地产、村镇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既可以是一种技术应用，也可以是多种技术应用。据洪涛介绍，由其主持编制的《建材家居市场数字化管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主要针对于建材家居市场（卖场）的数字化模式，涉及商品管理、交易、支付结算、物流配送以及环境、场景、监督、生态、运营等全品类、全渠道、全场景、全流程、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转型。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概念，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市场、数字家居卖场、智慧社区等一系列数字化场景不断涌现。政府利用“数字”决策，企业利用“数字”经营，商家利用“数字”寻找顾客和客户，数字经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经过多年努力，数字经济在城市建设和监管服务中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下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需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引导发展方向，让规划更加系统，对当前切实可行的案例进行引导、示范、总结、推广，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经济、社会与生态作用。同时，要避免形式主义，不要片面追求数字化。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才是根本目的。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高数字化专业知识的人，培养这一类复合型人才尤为重要。数字经济已经来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利用数字经济为各行各业发展赋能是明智的选择。让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数字经济发展惠及更广阔的范围、更多的群体，造福社会、造福市场、造福城乡居民。来源: 中国建设报

“洋装虽然穿在身上，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报效祖国甘愿放弃丰厚的薪水，高质量的生活而毅然回国。钱学森、詹天佑，他们回国后带给中国带来的各个伟大的奇迹般的辉煌，让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为之尊敬。那份骨血里流淌着的爱国情结，那份“我是中国人”的特有的民族自豪感，使得这些杰出的学者专家回到祖国，他们像一个个中流砥柱支撑起了各自领域的那片天空。李开复也是这样一个人，各种诱惑和利好条件并没有使他放弃心中的那份坚持，硬是带着864家公司回国进行发展。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高材生李开复于1961年的12月3日出生于台湾省的台北县，他的父亲是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会的委员，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历史系老师，到台湾之后成为政治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培养，李开复从五岁起他便在台湾开始读小学。小学毕业之后，李开复就和哥哥一起远赴美国，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品学兼优的李开复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四年的时间并没有达到李开复的预期，于是他继续考入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五年的勤奋努力，李开复以非常优异的成绩，顺利地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李开复选择了留校任教，担任助理教授一职，但学校的发展空间还是相对有限，因此他在这里干了两年就选择去投身于企业继续发展。在此期间，由于李开复巧妙地运用了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应用程序，1988年《商业周刊》因该项创造授予李开复“最重要科学创造奖”的荣誉称号。李开复还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该系统在当年与世界象棋冠军对战的过程中打败的对手，也使得李开复一时间名声大噪。曾经拥有最辉煌的打工经历从1990年开始，李开复离开了学校进入了苹果公司。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从语音组的经理升到多媒体实验室的主任，最后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现成为了多媒体部的全球副总裁。有着如此大好的前程，李开复却并没有止步于此。1996年，李开复离开了苹果公司，加入了在硅谷的一家做图形的公司—SGI，在这里他担任的职务是包括互联网部的副总裁和总经理以及Cosmo软件公司的总裁，负责多个平台的互联网三维图形及多媒体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应用。1998年7月，李开复正式加盟微软，并亲手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由于创办的时间短，而且含金量非常高，这个国际一流的计算机研究院被当时的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评为“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李开复作为当时微软的副总裁，主要负责人机交互的软件开发和服务的相关产品，全面升级智能语音及在线服务系统。为的就是帮助解决如何更简单、更优化的服务于微软的客户。2002年由于李开复在用户多媒体、图形界面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等多方面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了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会士。身在美国的李开复还是想为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尽一份力量，适逢谷歌计划要在中国创建一个产品研发中心，李开复马上决定离开微软加入谷歌。2015年的7月19日，谷歌向外宣布了李开复作为其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总裁，将担任中国产品研发中心的运营管理工作。消息公布当天，微软公司立即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李开复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的相关内容。两个月以后法院给出了判决，李开复可以马上为谷歌工作，但工作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之后，李开复、谷歌以及微软进行了私下的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了非公开性质的三方协议。对协议非常满意的微软公司于当年的年底前撤销了对李开复的诉讼。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大展拳脚2009年的9月，李开复宣布从谷歌离职。他放弃了高薪的邀请和得到绿卡的机会，带着864家公司毅然决定回国创业发展。他曾经在一周之内下午拜访了十几个投资人。包括联想、新东方以及优酷等公司的老总进行投资。筹集资金之后，李开复在北京创建了天使投资和创新产品相结合的全新模式的风投公司——创新工场。他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度品牌中国十大人物”的荣誉称号。李开复除了在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本人对中国青年也是给予了厚望。2004年的7月，李开复创立了“开复学生网”，后改名为“我学网”。通过创办该网站，李开复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在信息技术等相关知识和技术上都能够得到提升和帮助。从2000年开始，李开复陆续发了七封名为《给中国学生的信》。信里分别从诚信、自信、成功、大学四年的生活、选择的权利和智慧以及21世纪最需要的人才等各个方面指导着中国青少年的成长发展。2010年的2月，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成功的帮助了第一位大学生完成创业目标。李开复是一个生性儒雅的人，在他看来，无论你拥有任何的身份和处在怎样的位置，都应该平等的谦逊地对待别人。他曾在微博上公开呼吁抵制天津卫视的一档求职栏目《非你莫属》，他觉得节目中的各公司的大boss以及主持人语言非常犀利，强势又高高在上的态度和表现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栏目中的。因此他发文说：“你可以为选手灭灯，但请你给他应有的尊重”。当时有数十万的网友转发并支持李开复的观点，该栏目也后来在多方的呼吁下进行的一些调整和改变。2013年的9月，整日的忙碌与熬夜、外加精神上的压力，使得李开复患上了淋巴癌。面对众多网友的关心和祝福，李开复也在微博上表现出了非常积极乐观的心态。他不时地晒出自己抗癌过程的照片，也请大家放心，自己已经遵照医生的嘱咐大量的减少了工作，也尽量减少在社交平台上的社交互动，安心休养，目前已经基本康复了。李开复出版了《做最好的自己》、《一往情深与学生的网上对话》很多本图书，有关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故事，也有与青年学生交流后的内容梳理与总结，还有对一些社会上存在的新生事物的使用说明与展望。书中所有的文字都包含着他对中国经济、中国科技以及中国青少年的未来所不含的殷切期望。李开复是一个商人，但他也是一个学者。在他的人生字典中，好像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一路成功、看似顺风顺水的李开复，在他背后却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压力和辛酸。但他只愿意将他最阳光、开朗、积极的一面展现给我们。李开复让我们懂得了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不应该回头去看脚下的阴影，而应该抬起头去看天上的太阳。希望李开复可以在完全康复后早日回归，为我国的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作为我国青少年前进路上的导师，传授优秀经验、培养出更多像他一样杰出的、爱国的传奇人物！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图片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作者联系，如反映情况属实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责任文章。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文：缪禾格力电器的新闻在过去一直是独占鳌头，终于最后格力电器股权转让的尘埃落定。格力宣布，经过彻底审查，珠海明骏投资合伙公司已确定为最终受让方。但现在格力有了一位新东家，这位大亨花了400亿元入会。他是高瓴资本的张磊。根据格力电器2019年半年报，高瓴资本持有4339.64股，持股比例为0.72%，在前10大股东中排名第8位。目前已投资400亿元，持有格力电器9亿股。以格力62.92元的股价(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计算，9亿股的市值已超过500亿元。高瓴资本进入格力，如何处理好与新股东的关系，也是对董明珠团队的一个考验。所以说董明珠到底是何去何从呢？这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铁娘子”董明珠30岁之前，董明珠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然而，她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她两岁的儿子和她自己。为了维持生计，董明珠不得不到南方打工，加入格力，从基层推销员做起。董明珠刚加入格力时，什么都不懂，但有一件事很好。她知道，如果自己什么都不懂，就得问，要学。她从销售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拉不下脸面去求人，她另辟新路，创造出了董明珠独特的销售方式。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不屈的力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的个人销售额超过了1600万元，占整个公司的1/8。在没有市场空间的南京，董明珠终于在隆冬签订了一份200万元的空调合同。后来，凭借出众的口才和“铁娘子”的工作风格，她一路奋斗，最终成为格力的总裁。你一定会很好奇，像董明珠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周围的朋友圈里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不是都和她一样？下面一起来看看董明珠的这5位闺蜜吧！杜鹃杜鹃是中国前首富黄光裕的妻子，在黄光裕入狱后，就以女性身份接任了丈夫的职务，成为国美的首席执行官。同年，杜鹃剪掉了她的长发，短而灵巧的头发仍然是杜鹃的象征。在这个职位上，杜鹃还展示了她不同寻常的管理技巧。面对新兴产业的竞争，杜鹃改变了过去的防御姿态，选择进攻而不是防守，不断调整美国的战略，迅速出击，人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黄光裕时期的国美。杜鹃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把握非常准确。2013年，杜鹃提出“信”文化，优化店铺，坚持“全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转型全渠道零售商，大力进军电商领域。2014年，国美集团成立国美金融，总投资5亿元，开始规划互联网金融业务。随后，国美控股中国金融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在2018年，杜娟就收入超过3000亿元，带领国美进入“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前三名，并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十。夏华夏华是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出众的外表气质，专为男士定制的高端服装，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关怀男性情感上的智慧女性。夏华于1991年毕业，随后留校任教。后来，在一次调查中，夏华发现了国内男装领域的一个空白，这个空白还没有被填补。于是，夏华毅然离开了学校，投身于服装事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此外，2013年9月16日，夏华作为蓝水队队长参加了江苏卫视举办的《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节目。何振红何振红毕业于中国武汉大学。现任《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中国企业家协会编辑部主任。他连续多年被经济日报评为“十佳记者”和“全国优秀记者”，并四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为资深媒体人，何振红对三次经济周期有着深刻的认识。她说，这种焦虑与其说是关于外部环境，不如说是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对自己能力的焦虑。为了克服这个循环，我们可以坚持“长期主义”，改变业务逻辑，从以竞争为中心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让企业持续成长。何振红认为，视公司为生命的关键不在于它的规模、利润或商业模式，而在于它能否为社会创造价值。孙伊萍孙伊萍先后为中粮集团、太古集团、可口可乐、蒙牛集团服务。历任蒙牛集团总裁、中粮集团高级总经理、中粮地产集团副总经理、可口可乐装瓶系统总经理。“2014福布斯中国商界女性排行榜第五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家”、“乳品及饮料行业领军人物”、“商业木兰年度人物”等多项荣誉。刘姝威刘姝威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她是著名的金融学教授，也是格力电器董事会的候选人。她三战成名，完成了从一个低调的教授到一个“常胜将军”的逆袭。她通过曝光蓝田股份、贾跃亭，炮轰宝能奠定了自己在金融界的位置。作为一名女性，刘姝威的独立性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不逊于那些大商人。她所取得的成就是她应得的。刘姝威现在是金融界最“危险”的女人。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惧怕，因为，她敢说，相当于是金融界的“监管者”，这对整个金融界有很大的影响。相信在未来，因为她的存在，金融界的氛围会变得更好，企业会变得更加规范。果然铁娘子的闺蜜团非同凡响。本文由商媒体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