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10月19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外资研发中心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不断强化“四大功能”,持续打造吸引外资新高地。近年来,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加速集聚,能级持续提升,已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生力军。截至2020年8月,上海已有外资研发中心473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汽车零部件和化工等行业,平均每家引进研发人才227人,平均申请专利数179件、授权专利数达100件。会议指出,加快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和发展,有助于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有助于加快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推动上海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对出台的各项政策举措,要确保落地见效,吸引更多外资研发中心在沪集聚发展。对政策实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全力营造更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宋薇萍)上海市市长龚正1月27日在上海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近日,上海研究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4.0方案,提出了207项新的改革任务,要对标国际一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要持续打造“1+4”五大营商环境生态系统,持续强化打造绿水青山的政治生态,精心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富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生态,彰显魅力的自然生态,还有诚信法治的社会生态,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多阳光雨露。龚正说,去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取得明显成效,上海仍然是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逆势上扬,增长6.2%,达到20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还有两个可喜现象,一是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去年一年增加了51家,这是全国最多的。二是外资研发中心去年一年增加了20家。【来源:上海证券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新民晚报讯(记者 张炯强)昨天,同济大学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揭牌成立。该研究中心将整合多学科力量,联合国际国内多方资源,主要围绕“新城发展理论、新城规划设计、大数据与智能新城”三个方向开展研究,着力破解上海新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难点痛点堵点,全面服务上海新一轮新城战略。同济同时举办“上海新城建设论坛——面向未来的人民城市”。同济大学的院士、教授与嘉定、青浦、松江、奉贤、临港的负责人共话上海五个新城未来发展之路。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将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开展研究:一是新城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将全面总结国内外新城发展经验,探索上海新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围绕提升新城配置资源能力和产业能级、引领高品质生活,探索未来之城、人民城市建设、城市数字化转型、服务辐射长三角、新城精细化治理等领域开展对策研究。二是新城规划设计。围绕超大城市布局优化、新城空间布局模式、绿色宜居环境、健康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海派风貌特色、新城建设标准、全周期规划管理模式等开展规划研究和应用示范。三是大数据与智能新城。以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建设为支撑,推动大数据与智能科技同新城建设的融合创新,研究上海新城数字化转型的目标、策略和路径,研究智能规划、智能科技应用场景及赋能新城发展的技术实现路径。研究中心成立当天,公布了首批5个公开招标课题,分别是:国内外新城发展经验与上海新城发展模式研究;上海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与布局模式研究;增强新城创新要素集聚,引领区域发展能力研究;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探索新城精细化治理模式研究;上海新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标、策略和路径研究。
来自上海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1月下旬至2月期间的新冠患者的病毒样本,发现新冠病毒可划分为两大分支,分别从一个共同祖先独立进化而来。不过,这两大分支病毒在临床上对患者致病效应无显著区别。COVID-19疾病发展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与患者年龄、基础疾病、淋巴细胞减少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等密切相关。上述研究来自当地时间5月20日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以“加快评审文章 (Accelerated Article Preview) ”形式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题为“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 outcome of COVID-19”。该研究由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和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等多家上海科研和医疗单位合作完成。研究团队分析了1月下旬至2月期间,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326例新冠患者的SARS-CoV-2病毒样本。通讯作者为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与上海交通大学王升跃研究员。研究团队对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1月20日至2月25日期间收治的32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临床、分子和免疫学资料进行了分析。自1月27日收到第一批样本起,瑞金医院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疾病基因组研究平台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完成了112个病例的SARS-CoV-2基因组高质量测序。这些序列与全球流感数据共享计划(GISAID)中的基因组序列类似,呈现较为稳定地进化过程,显示该病毒可能在疫情早期就已适应在人类宿主中传播。研究同时发现,疫情早期阶段存在两种有不同接触史的主要病毒分支,但两个分支的传播性、致病性和临床表现等方面无显著差异,未发现与COVID-19重症患者有显著相关的病毒变异序列。从临床和免疫学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淋巴细胞明显减少,尤其是重症患者CD4+和CD8+T细胞呈显著进行性下降趋势,且炎性细胞因子IL-6和IL-8明显增高。研究团队认为,COVID-19疾病发展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主要与患者年龄、基础疾病、淋巴细胞减少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成为疾病向重症转变的关键预警因子。依据上述临床分析采取早期针对性干预措施,将有助于阻止疾病向重症发展。新冠病毒稳定进化,可能在疫情早期已适应在人类宿主中传播研究定义了四类感染病例。5例患者为无明显发热、呼吸系统症状或放射学表现的无症状患者。大部分患者(293例)为轻症患者,有发热和肺炎表现。12例为重症患者,在24-48小时内出现呼吸困难和肺内毛玻璃样阴影扩大的症状。另有16例患者恶化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需要机械通气或体外膜氧合(ECMO),属于危重患者。截至4月1日,315名患者(96.63%)已出院,6人(1.84%)死亡。研究团队对112个样本(痰、口咽拭子)进行测序,与全球第一个公布的基因组(Wuhan-Hu-1)相比,在9个蛋白编码区共鉴定出66个同义变异和103个非同义变异。ORF1ab、S、ORF3a、E、M和ORF7a的替换率相似(约3.5×10^-4每个位点每年),而ORF8(9.51×10^-4每个位点每年)和N(1.05×10^-3每个位点每年)的变异率更高。在来自上海样本基因组中重复出现的突变的与GISAID数据库中已公布的病毒序列一致,呈现较为稳定的进化过程,显示该病毒可能在疫情早期就已适应在人类宿主中传播。两大分支新冠病毒,最早疫情发生并不局限于华南海鲜市场随后,研究团队使用了其中的94例病毒基因组和GISAID数据库中的221个SARS-CoV-2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确定病毒主要为两大分支,两大分支中均包含来自20191年12月初诊断的病例;分支I包括几个亚支,分支II与分支I的区别在于两个相关的变异ORF8:p.84L>S (28144T>C)和ORF1ab:p.2839S (8782C>T)。上海样本的序列在两个主要分支及其亚支中均有发现,研究认为这表明上海的新冠病例有多个病毒来源。在上海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分支/亚支扩张。此外,确认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位患者均集中在其中一个分枝中(分支 I),同期诊断的另外3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史的病例均属于分支II,提示疫情发生并不局限于华南海鲜市场。论文指出,这两种主要的单倍型可能代表了来自于2019年12月初在武汉由共同祖先独立进化而来的两种谱系,其中只有一种(分支I)和华南海鲜市场接触有关,市场内密集的摊位、摊贩和顾客可能促进了人际传播。与此一致的是,一项针对12月18日前武汉地区最早的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例患者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5例患者与之无关联。他们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疫情最早可能发生在2019年11月下旬。研究团队还比较了感染分支I或分支II病毒患者的临床表现。他们发现,在疾病严重程度(p=0.88)、淋巴细胞计数(p=0.79)、CD3 T细胞计数(p=0.21)、C反应蛋白(p=0.83)或D-二聚体(p=0.19)以及发病后排毒时间(p=0.79)方面均没有统计学差异。因此,研究团队认为,这两分支病毒尽管基因组序列发生变化,但表现出相似的致病效应。同样,在疾病严重程度和13个最常见的变异(同义和非同义)之间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性。与COVID-19疾病发展严重程度相关的宿主因素这项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部分感染者(5例,1.53%)虽然可以检测到明显的排毒,但未出现明显症状。相比之下,在轻度和危重症病例中观察到肺部单侧和双侧混浊病变,危重症患者仅在两天内就迅速恶化。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了患者的免疫生化指标。COVID-19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进行性淋巴细胞减少,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入院后初步检测结果,p=6×10^-6)。对淋巴细胞亚型的详细分析显示,CD3+ T细胞受影响最显著(p<10^-6), CD4+和CD8+ T细胞具有相似的趋势(CD4+ T细胞,p<10-6;CD8+ T细胞,p=1×10^-5)。值得注意的是,T淋巴细胞的变化不仅在危重病例中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在其他三类(无症状、轻度和重度)中也有统计学意义(CD3+ T细胞,p=0.013;CD8+ T细胞,p=0.004)。相比之下,CD19+ B细胞虽然在危重患者中有显著下降(p=1×10^-5),但在无症状、轻症、重症病例中无明显变化(p=0.47)。研究团队进一步检查了每组数据后得出,随着病情的恶化,CD3+ T淋巴细胞(在发病后第7、8、11、14-18、22-25、28、29天检测)呈逐渐下降趋势(p<0.05),CD4+和CD8+ T细胞也呈类似趋势。然而,NK细胞(CD16+、CD56+)或B细胞(CD19+)没有这种现象。接下来,研究比较了共病组的临床参数,发现虽然共病组的中位年龄较高(p=0.02),但共病组疾病进一步发展的风险的确显著提高(p=0.01)。事实上,单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年龄(p < 0.0001)、入院时淋巴细胞计数(p < 0.0001),合并症(p = 0.01)和性别(p = 0.014)都是与新冠严重程度相关的主要因素。多变量分析则表明,年龄(p = 0.002)和淋巴细胞减少(p = 0.002)是两个主要的独立因素,而合并症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研究团队在入院和治疗期间检测了患者血清中11个细胞因子(IFN-α、IFN-γ、IL-1β、IL-2、IL-4、IL-5、IL-6、IL-8、IL-10、IL-12和IL-17)的水平。其中,IL-6(p<10^-6)和IL-8(p=1×10^-5)变化最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细胞因子与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关系。此外,研究团队结合各组细胞因子的纵向数据,绘制其随发病后时间的波动模式。他们收集了每位患者发病后第6天至第10天的最高IL-6数据,并将危重患者与非危重患者进行了比较。危重症患者组IL-6水平显著升高(p=0.001)。从发病后第16天至第20天,患者IL-8水平也有类似的显著差异(p=0.006)。研究认为,这些数据表明,炎症细胞因子和SARS-CoV-2感染的发病机制之间有很强的联系。研究在讨论环节指出,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发现,CD3+ T细胞是感染患者的主要受抑制细胞类型,而CD19+ B细胞和CD16+CD56+NK细胞受抑制较少。事实上,淋巴细胞减少,尤其是CD4/CD8细胞数量减少,也是SARS-CoV-2感染的主要表现。此外,研究对主要细胞因子的纵向监测表明,IL-6和IL-8与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IL-6动力学与疾病严重程度高度相关。当然,目前病毒活性、细胞因子释放与淋巴细胞减少的关系尚不清楚。研究团队假设,包括“细胞因子风暴”和CD3+ T淋巴细胞减少在内的针对SARS-CoV-2的免疫病理反应,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疾病进展和死亡的潜在机制。来源:澎湃新闻
在受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到了普遍关注。而被视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科技创新,一举一动亦备受瞩目。在2020年的这张成绩单背后,我们可以读出哪些信息呢?1月25日,上海市科委发布了《2020上海科技进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即使是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上海科技投入稳步提升,创新资源不断积聚,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产业创新能级加快提升,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了上海科技创新的硬实力。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意味着要掌握技术和产业的头部环节。承担着技术创新“发动机”角色的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引擎企业”,不仅能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更能营造起“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2020年,上海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7396家,平均每天诞生20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7万家,同比增长32.3%,较2018年增长86%,近三年增长123%,每万户企业法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表征着一个地区的创新活跃度,与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潜力息息相关。”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朱学彦表示。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涌现和崛起,无疑是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令人欣喜的“量的积累”。一、基础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大科学设施集群效应逐步凸显,已建大科学设施助力原创成果涌现。上海光源一期累计提供实验机时35万小时,发表论文6000余篇;上海超级计算中心“魔方ⅱ”“魔方ⅲ”全年提供计算资源18748万核小时;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累计提供实验机时67.5万小时,发表论文1520篇。与此同时,新建大科学设施进展顺利: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正式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上海光源二期新建4条线站调束出光,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部分实验站已开展测试性实验。在引才引智力度方面,上海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实现“八连冠”。截至2020年年底,上海累计核发《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6万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近5万份,占比约18%,引进外国人才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基础研究方面,上海科学家在脑科学、基因与蛋白质、量子、纳米等前沿领域取得多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论文124篇,比上年增长42.5%,占全国总数的32%。目前,大科学设施在沪已运行6个,在建8个。此外,该报告还以“专篇”形式介绍了上海科技战“疫”情况。上海多个研究团队针对新冠病毒开展系列研究,在《科学》《自然》《细胞》发表研究成果共计9篇。聚焦药物、疫苗、医疗器械、检测试剂等,布局3批共19项应急科技攻关项目。三款抗体药物研发获国家应急项目支持,占全国的50%;6款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产品获证上市,试剂盒累计发货逾1.01亿人份,出口58个国家超1219万人份。联影医疗分别向全国25个省和海外17个国家累计提供各类影像检测设备2817台和285台,上海微技术工研院研发的红外测温芯片出货量达全球产能的60%。二、三大产业领域形成“上海方案在产业方面,上海深入实施三大领域“上海方案”: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能力加快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另外,2021年上海将开工建设一批引领性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的重大产业项目,以大项目引领大产业,推动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作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的聚集地,目前,张江科学城已建立起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为主导产业,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低碳环保为新兴产业的“三大、三新”产业格局。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张江科学城集成电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994.45亿元,同比增长30.3%;加快张江人工智能岛企业集聚,规划建设张江机器人谷,持续打造张江人工智能馆。截至11月底,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产业规模525.2亿元,同比增长8.6%。同时,在张江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进“张江事、张江办结”,承接市区两级委托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21项,打造了张江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联盟,完成国家“双创”升级试点工作。并推进张江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造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了张江科学城人才居住证转办户口新政等。三、未来城市,竞争的是科技硬实力2020年上海GDP突破38700亿元,稳居全国城市第一,1.43%的名义增速在全国10强中排第9位。但是,未来城市之争,归根到底是创新实力的竞争。作为全国经济龙头,上海要的不只是GDP总量,更承担着引领全国创新发展新理念的使命。上海的自身定位是“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体现的不只是城市格局,更需要科技创新硬实力的加持。在协同长三角创新发展方面,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深入开展长三角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探索在创新资源统筹布局、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科技成果协同转化等方面先行先试。在长三角都市圈中,上海这个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角色,直接影响着长三角“智慧流”的源头供给。面对机遇和挑战,上海究竟要如何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华东科技》2021年3月刊原创内容,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管浩微信编辑:蔡雨彤【科创长三角】现已入驻今日头条 | 新浪看点 | 大鱼号搜狐号 | 网易号 | 一点资讯百度百家 | 企鹅号 | 凤凰号
1月16日,筹备半年多的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在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开始正式运作,未来将形成500人规模的科研团队,对于“东道主”复旦和上海交大来说,面对浙大强劲的计算机学科实力,同为C9和“华东五校”成员,正在抓紧追赶。2020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与浙江大学就合作办学达成一致,双方将共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该研究院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力,重点开展“计算+”领域的前沿科技研究,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上海高地”。上海是高等教育资源仅次于北京的省份,拥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和华东师大4所双一流大学,但在计算机领域并没有绝对优势,与浙大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上海正在打造人工智能的高地,已连续3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浙大引入到上海,正是看中了浙大在究“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计算机类学科情况。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评为A+的高校共4所,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浙大排名全国第三;被评为A的有上海交大等7所高校,同济大学为A-,复旦大学为B+,这意味着浙大的排名要远超上海的三所高校。在软件工程专业方面,全国A+高校共有3所,分别是北航、浙大和国防科大,上海交通大学为A-,复旦大学为B+,同济大学没有上榜。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方面,清华、哈工大和浙大居前三均为A+,上海交大和北航、北理工、东北大学和国防科大为A,同济大学为B+,复旦大学则没有上榜。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前两位为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安电子科大,北大、清华和东南大学紧随其后,复旦、上海交大和浙大都为A-。电气工程专业方面,浙江大学排名为A-,上海交通大学为B+,同济大学为C+。综合上述5个与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紧密关联的专业,浙江大学无论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学科评估全为A类学科,尤其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业和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三个重点专业上,综合排名超出清华、北大,达到全国第一,实力令人惊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据是第四轮的评选结果,是3-4年前的数据,这几年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高校的计算机类学科快速发展,在新一轮的评选排名中应该有较大提升。新落成的浙大上海高等研究院位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也是目前国内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其它三位于合肥、北京和深圳),张江正成为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强大引擎,到2030年,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上海将重点从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汇聚培育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和组织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四大方面入手,发挥张江的引领作用。浙大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院将围绕基础理论、算力算法、场景应用等功能布局,重点开展“计算+”领域前沿科技研究,努力成为创新引导、功能综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数字科技重要策源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计算+”高地。该院常务副院长吴飞介绍,首批三个创新实验室分别是“计算机+金融”、“计算机+生物”、“计算机+工程”,这些创新实验室将实现面向场景进行技术突破。目前,浙江大学是唯一一所在上海推行综合评价招生的沪外高校,2020年在沪综合评价录取计划招生10人,其中就包括电子与计算机专业,但今后是否会在上海设立校区办学或招收研究生,值得期待!#浙江大学#
即将启用的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总部大楼。进入密集数据计算阶段的人类社会,对于计算的需求可谓前所未有。如同19世纪的电力,计算正在成为21世纪的使能技术。在张江国创中心一期的一幢小楼里,浙江大学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共建的一家新型研发机构——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正在以“计算+”为核心使命,致力打造集“计算+AI”全球人才引育高地、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创新引擎,以及长三角创新创业生态圈于一体的重大科创平台,校地联手合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上海高地”。为“计算+AI”落地开花探路如果将数据想象成燃料,计算模型就如同引擎,而算力则是催化剂——与各种不同场景结合之后,计算就会如发电机一般,源源不断地输出巨大能量。而人工智能(AI)则是人类计算能力的最高体现,它正使得计算在社会各行业引发链式突破,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交叉,将会是人工智能下一步的突破点所在,从而形成创新之源、创新之力,最终赋能社会。”浙大上海高研院院长周如鸿说,这正是浙江大学与上海合作设立研究院的初衷。在他看来,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功能最齐全的地区,国际化程度高、人才资源丰富、产业集聚,有着人工智能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更肩负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国家使命。高研院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让更多创新成果在上海、在长三角加速转化,力争成为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杆和创新载体。自去年6月在沪揭牌到去年底落户张江,短短几个月,浙大上海高研院已将研发触角延伸到生物、金融、工程等多个领域。今年3月,“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成立,首批启动项目涉及肿瘤免疫、脑机结合、知识图谱、人造鱼肉等四个领域。“每个项目都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同时又包含了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的突破,同时与产业紧密相连。”周如鸿认为,交叉学科的发展范式就是要“顶天立地”,将探索基础前沿、攻关技术创新与满足产业需求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良好的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的创新生态。目前,浙大上海高研院已与上海多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共建联合研发中心。浙大上海高研院副院长罗坤透露,还有更多企业正在与研究院对接。“比如,围绕碳中和,浙大与上海的许多能源企业正在展开合作,通过发展智慧能源技术体系,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最终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近零排放。”从“异地合作”到“同城共振”5月底,浙大上海高研院在张江的全新总部大楼即将启用。周如鸿说:“既然来到上海,就要做出上海高度,追求世界水准。”他认为,在合适的环境中,使能技术会对各类创新要素形成“磁吸力”,而浙大上海高研院则要探索创新途径,将一股股巨大能量“导出”到不同行业中,使之成为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强大推力。在高研院成立前期,有15位浙江大学的教授带着与上海高校或企业共同申请的国家项目,入驻到这个崭新的上海研发基地。“从‘异地合作’到‘同城共振’,大家感觉这样的协同创新更加紧密、高效。”浙大上海高研院常务副院长吴飞说,上海与浙江的科研合作一直十分密切,如今的“天作之合”给科研创新带来更多助推力。周如鸿领衔的“计算+精准药物设计”是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专项,也是浙江大学上海高研院的第一个落地项目,旨在推动“计算+AI”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重大应用。“基于混合器件的神经形态计算架构及芯片研究”是浙江大学赵毅教授与张江高科技企业上海闪易半导体合作申请的“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当赵毅得知浙大上海高研院成立后,毫不犹豫就将项目迁来上海。如今,双方正着手在上海建立一个专门团队,开展神经形态芯片的应用示范。吴飞手头正在推进一个与海康威视上海分公司联合承担的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自从来到上海,原本“分居”的团队“比邻而居”,项目推进仿佛注入了加速度,“人在一起了,做事也就更顺了”。用活机制“揭榜挂帅”全球揽才最近,浙大上海高研院“向全球招聘顶尖科学家、青年优秀人才”的“招贤令”已送达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科学》等杂志编辑部。全球揽才,打造“计算+AI”顶尖人才蓄水池,是浙大上海高研院的又一重要设想。“目前,已有一位诺奖得主、一位图灵奖得主加入高研院的战略咨询委员会。”罗坤透露,因在自然语言和强化学习方面取得突出成果而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全球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榜单的李纪为,也已加盟浙大上海高研院的“计算+AI”前沿研究基地。“上海的人才汇聚力非常强,资本也会主动找上门,有了人就有了一切。”罗坤表示,高研院将充分发挥上海的国际化优势,以及浙大国际学术网络资源,紧密联动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与世界顶尖名校深化在“计算+AI”领域的合作和交流。浙大上海高研院在设立之初追求的就是一个“活”字,让人才流动、经费使用、项目运行更加遵循科研和市场规律。吴飞表示,高研院将进一步探索“揭榜挂帅”等新型研发机制,为营建中国人工智能的健康生态培育更多本土创新人才。来源:东方网声明:本文已注明转载出处,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news@ersanli.cn
2021年1月27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世博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市长龚正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020年上海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得非常亮眼,数字突破了历史新高,占到全国总量1/8。请问今年吸引外资方面,上海还有哪些举措?有没有重大项目?营商环境也是外资非常关心的,营商环境建设上,上海今年会不会推出一些升级版的计划?”对此,龚正表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梧桐树,就能引来金凤凰。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好项目包括外资好项目,能不能落地早见成果、多见成效,取决于项目本身,也取决于相关配套政策,但更主要的取决于营商环境,取决于有没有好的阳光雨露的生态系统。这几年上海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已经连续实施优化营商环境1.0、2.0、3.0版方案,先后推出377项改革举措,企业获得感持续增强,同时助力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大幅跃升。龚正指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近日,上海研究制定了《优化营商环境4.0方案》,提出207项新的改革任务,要对标国际一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营商环境生态系统,要持续打造“1+4”五大生态系统,持续强化打造绿水青山的政治生态基础之上,精心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富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生态,彰显魅力的自然生态,还有诚信法治的社会生态,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多阳光雨露。
科技部公布了新一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择优建设名单》,上海4个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功入选。野外站是什么呢?市科委带你一探究竟↓ 什么是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野外站集观测、研究、科普、旅游为一体,主要服务于生态学、农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发展,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野外站通过长期野外观测,积累大量、连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手观测数据并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开展研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长江口湿地站:保护长江河口湿地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湿地素有“地球之肾”之美誉。长江河口湿地位于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交汇处的关键生态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敏感区之一。1998年起,复旦大学生态学团队开始扎根崇明东滩,针对长江河口湿地面临的环境污染和富营养化、外来种入侵、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威胁,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观测研究。经过两代人的不断努力,“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已建成覆盖长江口主要湿地的试验观测体系,积累了连续15年的生态观测数据。2020年,野外站站长李博教授牵头的外来植物互花米草入侵的生态环境影响与机制项目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基于野外站研究成果实施的上海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成为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一个标杆,为促进滨海湿地的保护和外来物种入侵治理树立了全球典范,提供了中国经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湿地站:支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示范区的建设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态环境检测和综合治理是是强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2006年起,上海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高峻教授就率领科研团队,扎根上海青浦区开展湿地生态系统科学观测和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形成了以金泽镇大莲湖为核心,联动练塘、章马村和南月圩四块森林大样地等构成的发展格局。野外站聚焦长三角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和综合治理开展长期动态观测研究,为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长三角人口密集区生态环境站:助力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长三角区域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区域和沿海城市带、长江经济带及“一带一路”重要交汇点,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区域环境压力大、生态资源脆弱。如何面对高强度人为干扰下城市群地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城市生态领域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2005年起,上海交通大学刘春江教授率领科研团队,聚焦长三角城市群内人工和半人工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形成了以上海为主体、逐步辐射长三角的“一心一组一网多点”的观测布局,积累了丰富的观测建设、运行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经验。“长三角人口密集区生态环境变化和综合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设立,填补了我国世界级城市群生态环境变化定位观测空白,为国家和长三角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助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洱海湖泊生态系统站:久久为功,持续开展洱海保卫战苍山洱海,风光旖旎,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洱海遭受湖水富营养化折磨,两次大规模蓝藻暴发使湖水水质急剧恶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2003年起,上海交通大学孔海南教授率领团队加入洱海保卫战。十余年来,团队共有师生1000余人次驻守洱海等河湖治理一线,累计行程超达500多万公里。他们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洱海边,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团队用10年积累、5年实践、3年攻坚,让曾被过度开发不堪重负的美丽洱海,逐步重现了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洱海治理的成果被称为全国湖泊治理的生态样本,被国家环保部表彰为“洱海保护模式”,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使大家坚信通过科学治理,全国的江河湖海都可以得到有效治理,重现青山绿水的美好环境。此外,上海相关单位还承建了浙江天童森林生态系统(华东师范大学),佘山地球物理系统(上海市地震局),南极长城站、南极中山站、北极黄河站(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资料:市科委编辑:林欣【来源:上海发布】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上海将研究制定全市在线科技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在无人经济、在线经济、AI+、区块链+、5G+等方面,前瞻布局新兴市场需求,通过定制化的政策,在上海率先培育若干细分市场龙头,撬动一批在线科技、产业互联网、智慧医疗、生命健康项目落地。(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