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研究杂志

许多作者均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需求，那么核心期刊分为哪几个级别呢，聚刊网的郝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核心期刊是我国特有的产物，国外很少有核心期刊这个词汇的，国外一般是SCI，目前这个认可度最高的，当然了，国内也认可，所以一般来说，均把SCI也当成核心期刊，那么郝老师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核心期刊的分类第一、国际级高端期刊。例如SCI，EI等，这在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认可，均比照甚至高于核心期刊的级别来对待。当然了，对于NSC来主产，更是神一样的存在，一般被当作一类期刊，能发表直接教授待遇。第二、国内核心期刊。分为如下几类北大核心期刊。也称中文核心期刊，也即平常默认的北大核心。原来4年评选一次，08年之后改为3年一评，最新一版为2017版。北大核心大概1800种期刊，文史理工类的都有，而且近的审核越来越严，期刊量也比08年之前减少了几百本。含金量一直非常高。南大核心，又称CSSCI。是南京大学评选的针对文史哲经管等文科类专业评选的期刊，这个标准来严于北大核心，理工类的不收入。同时也发布扩展版，如果一本杂志入选了南大核心，一般也会入选北大核心，但也有例外，不过这种例外的期刊不多。这种期刊一般很少有人操作，有人操作也会价格非常高，郝老师推荐《上海经济研究》这本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又称科技核心，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评选的，因为叫科技核心，所以原来没有文史类的期刊，只有理工类的，后来17年之后才加上文史类的期刊。这个科技核心不如上述两种核心期刊含金量高，但在医学系统，却非常认可这个期刊。因为医学系统的权威期刊几乎全是中华医学会的，而医学会和科技部是一家子，因此医学系统认可这个核心期刊。其它核心，包括CSCD，中国科学院弄的。还有其它一些不知名的，在此不做介绍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哦~~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来源 | 远川商业评论（ID：ycsypl）作者 | 张钰编辑 | 许沁佩支持 | 远川研究所制造组今年8月，三星宣布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电脑工厂，一时间外界对于三星疑似“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之举众说纷纭。时间仿佛回到了一年前，当时，三星带着1%的手机市场份额，宣布关闭在华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三星真的在全面撤离中国吗？中国工厂真的对外资失去吸引力了吗？事实上，是“不值钱”的三星走了，“更值钱”的三星留下了。三星手机中国之路1992年中韩建交，三星大手一挥，直接在惠州投资5200万美元，成立了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但当时的中国手机市场，有爱立信、摩托罗拉、西门子等老牌手机巨头独占鳌头。重重夹击下，1993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喊出口号：“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之外，一切都要变。”接下来，三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刀阔斧变革创新与版图扩张，其在手机研发上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到2002年，三星正式打开了中国手机市场。2006年，三星惠州工厂引入手机生产线，巅峰时，月均生产手机600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约17%。为了抢占更高的市场份额，三星又先后在苏州，东莞，天津等地相继建厂。7年后，也就是2013年，三星通过优质产品+大规模广告与营销轰炸,推动其手机销量节节攀升,以18.7%的市场占有率登顶中国最大手机品牌商宝座。但三星的巅峰期非常短暂，仅仅一年后，就显露出了衰退的端倪。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开始显露出进入成熟期的迹象，华为崛起，小米封神，三星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跌到12.1%。之后，OPPO，vivo等国产手机厂商相继抢占市场，三星在中国市场排名逐渐跌出前5，为三星代工的普光苏州厂和东莞厂，也陆续倒闭停产。而压倒三星手机的关键性稻草，是2016年三星Note 7的爆炸事件。事发后，三星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的态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国家质检总局约谈三星中国，随后三星道歉并对国内消费者提供了补偿，但品牌形象的重挫已经无法逆转。随后，萨德事件和三星干政门又为其下坡之路添了把料，到了2018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了的0.8%，变成统计资料分类中的“其他”。从进入中国市场到销量第一，三星花了11年，而从销量第一到如今鲜有人问津，仅仅过去了5年。▲图/Canalys如今，虽然三星仍然排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二，但在中国手机市场它经历了一场雪崩式的溃败。被国内手机厂商们打得头破血流之际，三星也早已另寻“备胎”。三星转移去了哪里三星的产能调整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在关闭惠州手机工厂后，三星决定将每年生产的3亿部智能手机中的20%，即6000万部依托给拥有成熟的技术与产业供应链的中国ODM企业代工生产，不再交由世界各国的分公司工厂生产。另一方面，三星选择南下投资越南。2008年投资6.7亿美元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基地，该基地在次年正式投产。三年后，会长李健熙亲自访问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领导层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随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厂，该方案更由李在镕亲自主导，被称为“李在镕项目”。而在2019年，李在镕还直接和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打通政商关系，规划三星未来的投资计划。▲李在镕和阮福春 图/韩联社2008到2018年10年时间里，三星耗资173亿美元，在越南建了8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成为越南最大的投资商。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今年3月，三星公司又宣布将在越南建设三星在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预期2022年建成。而三星最大的手机工厂也早已在2018年于印度诺伊达建成。可以说越南如今的制造业崛起，三星功不可没。而越南的人口红利和招商政策也正是三星最为看重的地方。据越南2019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9年4月1日，越南总人口达 96208984人，排名世界第15，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近60%。2019年的越南官方数据显示，越南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月薪428万越南盾（约1261元人民币），二类地区371万越南盾（约1114元人民币），三类地区325万越南盾（约981元人民币），四类地区292万越南盾（约875元人民币）。政策方面，三星早在2013年建厂时，获得了当时越南太原省曾提供的32亿美元综合项目的投资优惠政策，包括4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12年的税收减半。此外，还包括政府补贴100公顷50%的土地租用费。2019年初，越南总理阮春福与三星越南电子总经理沈沅焕会见时宣称，越南对三星保持高度关注，将为三星投资经营活动创造便利条件。中金公司认为，中国市场竞争失利、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是三星关闭中国制造工厂的主要原因。加之相比于越南、 印度等新兴市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中国工厂难以接到外部市场的订单，“内忧外困”促使三星做出了关闭工厂的决定。跟越南打得火热之时，三星还在国内留下了什么？三星在中国留下什么在关闭惠州手机工厂时，三星发表了一份声明：“三星在华产业布局已经转型为符合中国政府指导方向的高端制造产业，近6年在华高端产业持续投资，金额超200亿美元，远高于产业调整的金额，今后也将持续在华进行高端产业的投资。”事实上，三星关闭制造工厂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优化。这种优化，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高端投资扩大——即使后期在手机和PC市场受困，多年来三星在华投资却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其在华高尖端产业投资比重从2012年13%上升到了2018年的55%。在陆续关闭低端制造工厂的同时，其先后在苏州，西安和天津部署了半导体生产工厂，全球领先的车用MLCC工厂和动力电池生产线等高端制造项目。特别是2012年以来，三星电子在西安已累计投资超过250亿美元建立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基地，不仅在当时创下三星电子史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记录，更是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中国西部半导体产业集群的崛起。即使三星手机在华销售额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三星电子在中国的销售收入仍持续上升，中国地区对三星电子全球销售收入的贡献也依然保持在16%-18%的稳定水平，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其半导体业务在华销售额的快速增长。研发投入变强——2018年与2006年相比，三星电子在华生产子公司不断缩减，但研发子公司却由4个大幅增加到8个，翻了一番。使中国一跃成为三星电子除韩国以外、拥有最多研发子公司的重点市场。因此，即使三星在近几年不断关闭其在华制造子公司和工厂，从某种方面来说，也顺势遵循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大趋势。对于其自身来说，将低端制造产业转移至低劳动成本地区，在中国保留高端制造产业，也是其产业链结构的一次大的“演变”，是三星在中国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总结下来就是，低端的三星组装厂走了，高端的三星研发中心来了。不仅仅是三星，近年来在华布局高端制造产业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从特斯拉大手笔上海建厂到到埃克森美孚独资石化项目落户广东，从丰田和一汽合作在天津制造电动车工厂到法国施耐德电器在湖北布局生产线，在这些嗅觉最灵敏的跨国公司身上，看到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巨头的转向，也意味着国内制造业的部分吸引力从生产转向研发，从廉价劳动力转向工程师红利。这又引出了另一个产业变化现象：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就业？这几年，一方面网络上“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进工厂，快递员月入过万，机床工人月均三千”的调侃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机器人取代人”的担忧也越发浓厚。技术进步真的在吞噬就业吗？年轻人真的不愿意进工厂了吗？中国工厂发生了什么变化？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2383家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得出了几个鲜明的结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当排斥劳动力的先锋，2015-2017年，烟草制品业就业人数 增长率分别为-2.75％、-3.58％，纺织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分为-3.88％、-3.12％，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分别为-4.25％、-4.65％。而同时期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人数增长率降幅显著小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甚至为正，例如仪器仪表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为-1.46％、1.49％。相较之下，技术密集型就业人数增长率则呈上涨趋势，如医药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分别为3.52％、1.82％，汽车制造业的分别为3.06％，4.27％。换句话说，大家更愿意去高价值的工厂，而不是血汗工厂。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同样的状况，国外学者研究结果显示，美国1972-1986年的制造业发展经验后得出，制造业技术进步平均每年会破坏11.3%的就业，但同时创造出9.2%的就业。且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存在于不同部门，这样就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流动及重新配置。由此可见，制造业就业变迁的趋势并不是全行业的萎缩，而是内部就业结构的分化。2020年4月22日，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泰国越南等国家转移，美国又在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中间层，一定是很困难的，不能有太多的幻想。但话又说回来，低端产业全都走了，一定是一件好事吗？日本、韩国和德国的产业升级，基本遵循了从低端到高端逐步转移的道路，但归根结底，日韩台最多也就中国一个省或几个省的体量，如果我们也放任低端产业一个接一个流向东南亚地区，谁又能站出来承接中国如此数量的适龄劳动力？总而言之，吸引外资企业效仿三星加大在中国的高端投资，让国内低端制造向高端逐步升级，当然是好事。但打着“腾笼换鸟”的口号，放任低端产业外流，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如何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综合成本，让制造业工人们拥有规范的工作环境、合理的收入、体面的生活，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资料来源：[1]正解局，韩国三星关掉惠州工厂投奔越南，中国不需要焦虑https://www.huxiu.com/article/321736.html[2]商战春秋，“在华撤退”大风歌：三星电子疑云密布，以退为进智取中国https://www.sohu.com/a/346202958_553125[3]远川科技评论，越南到底行不行[4]中金公司，从三星在华投资的变迁看外资在中国[5]上海证券，三星SDI加大在中国产能投入，全球动力电池龙头扩产继续[6]吴迪,丁守海.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反向变动趋势[J].上海经济研究,2020(03):32-48.[7]卓贤 黄金，财经杂志，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觉得内容不错看完不吐不快，就给我们留言吧

开展读书互动活动。江苏苏州讯（通讯员 胡新生）2021年1月13日，苏州昆山图书馆一行6名“书海导航”志愿者来到中国中铁一局城轨公司苏州S1-TS-08标项目部，联合开展“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党建联建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给项目员工和农民工赠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归震川诗文选》《艺术文选》《上海经济研究》等各类文学及杂志60册，还给大家带来了春联和挂件。随后，志愿者们参观了项目职工阅览室和“书香城轨 烟雨昆山”读书会，并就今后加强沟通、共同开展读书成果分享和交流交换了意见。开展读书分享活动。据悉，自2020年8月城轨公司启动“书香城轨”职工读书活动以来，苏州S1-TS-08标项目部积极响应，成立了由35人组成的“书香城轨 烟雨昆山”项目读书会。为促进活动开展，项目部建立了职工读书阅览室，购置了政治经济、管理知识、人际沟通、文化艺术等各类图书 60余本，组织员工到昆山自助图书馆借阅书籍，同时将“学习强国”平台使用纳入开展读书活动的范围，利用中铁微课堂、电子书屋和云端学习平台等组织大家学习、分享，通过早交班开展“每日一学”读书活动，用每天5分钟的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先后组织4次读书分享会。项目与昆山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另外，还成立了朗诵小组，组织参加苏州轨道交通市域S1线组织的“学习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朗诵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项目部开展“每日一学”读书活动。通过一系列读书分享和联建互动，不仅激发了职工们的读书热情，也让大家更深刻地领会到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性，在良好的氛围中丰富了业余生活，收获了更多知识，促进员工成长成才。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张启迪作者简介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人民币论坛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及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50篇。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摘 要：近期，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的争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对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采用哪种模式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二是货币地位的高低；三是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四是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当前外汇储备应该全部交由央行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第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第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趋于增强；第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第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第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而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二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三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总之，在当前国情下，外汇储备全部由央行管理更加合理。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汇率；政府杠杆率2019年12月17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当前政府债券流动性不足，可以考虑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例如，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当前一半的外汇储备，向市场释放10万亿元左右的国债。足够规模的国债可为央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改变货币政策大多需要由央行操作对冲自身到期的情况。楼继伟的表态引起了市场广泛讨论。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2017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曾经提出，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由此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楼继伟的观点与前期争论并无二致，表面上看是出于便利央行操作的考虑，实则是“旧瓶装新酒”，核心问题依然是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问题。外汇储备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一、关于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争论的回顾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也不断上升，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早期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讨论始于次贷危机前，并且仅局限于学术界。学者大都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试图总结相关经验，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借鉴。诸多文献认为，基于国际经验，应该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提高收益率。唐欣、纬恩（2005）对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管理外汇储备时普遍采用双层模式，财政部负责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以及管理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依据财政部拟定的原则和指引对外汇储备进行日常管理。严启发（2006）认为，可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汇储备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孔立平（2006）认为，中国应建立类似于新加坡模式的多元化储备经营操作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积极投资。也有文献认为，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认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导致货币供应被动增加，有碍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完善中央汇金公司架构，或者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专门的外汇投资机构。王永利（2011,2014）认为，应该用国家财政收入或发行专项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形成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朱梦楠（2016）认为，外汇储备由央行主导的“一元模式”约束了央行政策的自主性，使得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加剧，同时也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外汇储备能够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以考虑构建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然而，部分文献认为，应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持审慎态度。李扬等（2007）认为，外汇储备对于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使货币当局更加灵活的干预外汇市场，对国际资本保持威慑，同时还可以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如果改变当前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那么必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进而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难度。吴念鲁、杨海平（2015）认为，从长远来看，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从现行模式过渡到财政部主导的双层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数额特别巨大，且存在特殊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的方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框架、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保持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前提下进行部分微调是当前的最优选择。2017年以后，关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开始由学术界扩展到官方部门，并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201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提出，央行独自管理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占款绑架货币政策”的现象，基础货币扩大，M2不断增加，引起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同时，外汇储备收益也不高。因此，外汇储备体制需要改革，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即由财政管理大多数外汇储备，央行仅负责管理部分外汇储备，用作调控跨境资产流动与汇率的工具。此言一出，引发市场热议。2017年11月21日，央行调统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上述逻辑存在误解。最近几年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对货币供应已经形成掣肘，而不是绑架。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不是盈利性。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负债，另一方面增加了长期投资。虽然依靠投资收益可以偿还国债利息支出，但负债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债务和赤字率，甚至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相比人民银行持有没有必然的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2018）认为，对于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一是取决于一国是否须倚重汇率政策，二是取决于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就应由谁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没有必然联系，外汇储备的首要功能是应对危机的不时之需，而不是财政开源。并且，外汇储备由谁管理应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针对上述官方层面的讨论，学术界也并未达成一致。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2017）认为，由财政部来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通过增加主权外汇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二是更好地弥补中国未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而CF40研究部（2018）则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更多来源于外部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并非是央行外汇储备，而是稳定汇率的操作。认为只要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即可获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观点，事实上难以成立。二、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分析从国际上来看，当前全球外汇储备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元模式，财政部不参与外汇储备的管理（例如中国、欧元区）；二是由财政部主导，中央银行处于从属角色（例如美国、英国、日本）；三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例如挪威）。具体采用哪种模式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是决定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谁负责汇率稳定职能，谁就需要持有外汇储备，并主导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财政部大都负责外部平衡，而中央银行负责内部平衡。因此，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较多。而对于小型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居多。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不存在只管理外汇储备而不负责汇率稳定职能的经济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果中央银行负责汇率稳定，但没有外汇储备管理权，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管理权，那么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只要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处于较高地位，并且汇率稳定职能由中央银行负责，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几乎是必然选择。（二）货币地位的高低如果一国货币地位较高，是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类国家一般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程度也就相对较低。由于这些国家无需通过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也并不需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会下降。此时，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更加合理。而如果一国货币地位并不高，并且实行的也并非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那么汇率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就会较高，此时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三）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相对稳定，对外汇的需求又相对较低，那么由财政部主导更为合适。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外汇储备实施国家战略。在具体管理模式上划拨给财政部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均可。最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和挪威[①]，这两个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商品和劳务形成，外汇储备来源十分稳定（巴曙松，2006），可以划出更多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而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并没有那么稳定，例如外汇储备大都来源于资本账户流入，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以稳定汇率，平抑国际资本流动。（四）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浮动程度越低，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二是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三是进口规模。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的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四是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增长越快，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而外汇储备需求越大，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越高。反之，外汇储备需求越低，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也将下降。三、当前外汇储备需要全部由央行管理的原因（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还没有实现完全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和国内金融市场影响较大。因此，汇率稳定依然是央行重要货币政策目标之一。基于国际经验和基本逻辑，既然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承担，自然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外汇储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定海神针，对于稳定国内外市场预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央行持有外汇储备，一则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稳定市场，确保外汇供求在数量上出清，二则外汇储备本身就能对人民币汇率空头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多次较大波动，但总体依然能够维持平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央行持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有效阻止了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由央行保有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外汇储备已经难言充裕的情况下，财政部只划走外汇储备而不承担汇率稳定职能显然是不合理的。（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当前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较大，甚至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依然不高。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相比，货币地位依然有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仍然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二是外债规模较大。虽然当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同时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高达2.0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国际清偿力。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有助于保持外汇资产与负债结构相匹配，最大限度地降低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三是进口规模趋于上升。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会大幅增加对美进口。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中国自美国进口规模将以2017年为基准增加2000亿美元。经测算，预计2020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176.8亿美元，2021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642.8亿美元，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需要保持大规模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而财政部更适合管理“闲置外汇储备”，追求高收益和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由央行管理更加合适。（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当前，内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趋于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大。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等多重挑战，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来看，当前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二是国际资本流入增多带来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持续上升，由2014年初的7438亿上升至2019年底的4.36万亿，折合成美元约为6300亿美元左右。虽然短期来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于汇率稳定和增加外汇储备都有十分经济的意义，然而一旦预期扭转，国际资本依然有大量流出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出现“资本急停”，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汇率“超调”。三是贸易前景仍存不确定性。贸易前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短期内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然而后续发展仍存不确定性。如果今后贸易摩擦向不利方向发展，将再度给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带来挑战。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重要。外汇储备既是新形势下央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的重要保证。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既可以更好的发挥稳定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流入已经逐渐减少，而资本账户流入逐渐增多（见图1）。经常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206亿美元降至2018年末的49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137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394亿美元升至2018年末的111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332亿美元。经常账户流入属于“挣来的外汇储备”，而资本账户流入属于“借来的外汇储备”。上述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使得外汇储备稳定性趋于下降。一旦出现预期转向，将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引发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在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要求要远高于盈利性要求。央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外汇储备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抑国际资本流动。有鉴于此，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显然更加合理。图1 1998年-2019年9月至今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外债总额为2.03万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规模高达1.16万亿美元，这就要求央行必须持有大量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以降低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错配的风险。在外汇储备管理的要求方面，流动性要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安全性，最后才是盈利性。而由财政部管理外汇储备性质将完全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将变为主权财富基金，在资产管理“三性”要求上将更加倾向于盈利性，这将加大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因此，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也更加合适。（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目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虽然获得更多的国债有助于央行更好的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短期来看这并不是必须的。央行已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包括MLF、TMLF、SLF等工具，未来一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满足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换句话说，拥有更多国债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对央行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并非是“雪中送炭”。四、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根据外汇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全口径外债规模为2.0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净储备只有1.06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原因，外汇储备水平持续下降，而外债规模不断上升，致使净储备水平水平持续下降，由2014年12月末的2.95万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9月末的1.06万亿美元（见图2）。而一旦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将导致净储备规模大幅下降。例如，假设按楼继伟的建议，剥离一半外汇储备给财政部，央行净储备将瞬间变为-4850亿美元，这将对汇率稳定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鉴于净储备水平已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于稳定国际清偿力至关重要。图2 2014年12月-2019年9月净储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二）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一直是国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保证。如果通过发行大量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势必会导致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央政府杠杆率已经有所上升，由2012年的14.4％升至2018年末的16.5％（见图3）。截至2019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是16.7万亿，中央债务/GDP比率为16.8％。假设按楼继伟所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一半外汇储备，以当前汇率计算，大概需要发行10.7万亿元特别国债。经此操作，中央债务/GDP比率将由16.8％大幅升至27.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粗略估计，政府债务/GDP比率将超过70％，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欧盟警戒线水平。目前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三部门杠杆率中，只有政府部门杠杆率尚有一定的空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将极大牺牲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导致未来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下降。国际评级机构也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发债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外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也可能放缓。此外，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后，反过来又会加大央行宽松货币的压力[②]。既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又会加大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图3 1993年至2019年9月中央政府杠杆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三）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目前，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是降准，通过降准释放更多外汇占款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而外汇占款是以外汇储备为锚。换句话说，央行货币投放的终极锚依然是外汇储备。鉴于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商业银行全面接受了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从长期来看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至与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相近的水平（约6％左右）。在此之后，央行必须以国债为锚发行基础货币。而一旦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并且，财政部发行国债换取外汇储备后，国债将直接进入央行资产表成为资产，但却并没有伴随货币投放。这将极大压缩后续国债发行的空间，央行可能会面临无锚印币的尴尬窘境。届时央行只能运用MLF等工具投放基础货币，而这势必会加剧金融市场资金分层问题，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在未来10-15年内，由央行管理全部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也会不断发展。然而，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当人民币汇率完全实现清洁浮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及央行无需保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时，或许再讨论这一问题更加合适。参考文献[1] CF40研究部.外汇储备的度与用[EB/OL].http://www.sohu.com/a/211459529_257448,2017-12-19.[2]孔立平.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新金融，2006（09）:30-32.[3] 李扬，余维彬，曾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J].国际金融研究，2007（04）:4-12.[4] 唐欣，纬恩.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中国外汇管理，2005（06）:18-21.[5] 王永利.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的本质[J].中国金融，2011（09）:49-51.[6] 吴念鲁，杨海平.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主导权的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5（04）:3-11.[7] 夏斌.外汇储备不断猛增给我国带来四大风险[EB/OL].http://www.drc.gov.cn/zjsd/20071227/4-4-2867472.htm，2006-09-06.[8] 严启发.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经济前沿，2006（01）:29-33.[9] 姚前.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EB/OL].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1-04/101193290.html，2018-1-1.[10] 张明.外汇储备到底该由谁来管？[EB/OL].http://zhang-ming.blog.caixin.com/archives/172143,2017-11-28.[11] 朱孟楠.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J].财经智库，2016,1（03）:38-66+134.[①]截至2020年1月20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为1.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新加坡两家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资产规模分别为4400亿美元和3750亿美元，位列第六名和第八名。[②]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全球最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高达204％，为全球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任何的升息举动都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造成财政崩溃。

文/杨娜，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田高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摘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升级，海尔的营销模式也由互联网模式转向物联网模式，其营销策略转型分为三个阶段：PC 互联网阶段、移动互联网阶段、社群平台阶段。在转型过程中，海尔逐渐构建了“以社群经济为中心、以用户价值交互为基础、以诚信为核心竞争力”的社群生态平台，实现了企业价值的爆发式增长，并形成了生态自扩展、引力自强化的共创共赢生态圈。【关键词】社群 共享 增值 生态一、引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平台的飞速发展，网络社群迅速生长，社群经济应运而生。目前，社群经济的发展刚刚起步，在很多领域有着新的尝试。社群平台的建设和商业模式仍然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海尔集团，以国内“白电”领导者的身份在世界知名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海尔不断进行企业战略调整、产品迭代与升级、经营模式的转型、价值的创造，不断在发展中开拓思路，创造出社群生态理念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同时，它还不断挖掘企业内部管理潜能，通过建立大共享平台和管理会计工具的持续创新应用，让企业在万物互联的环境中不断释放能量。从海尔的成功转型与其社群平台发挥的巨大价值来看，该模式在推动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方面，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二、理论基础理论基础（一）社群理论1.社群“社群”是1887 年斐迪南·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滕尼斯所理解的社群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对社群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俞可平认为“社群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社群不仅仅是指一群人，它是一个整体……社群有许多个基本的向度，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平台的发展，网络中的个体基于自身的兴趣图谱、情感需求、价值追求等逐渐聚集到一起，促使现实社群向网络虚拟社群延伸。美国兰登字典对“社群”的定义是：群体成员有着相近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基于共同的特征和性质，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亲密地传播和沟通、广泛地参与和共享行为，也突出了文化和情感因素的作用。社群是基于传播媒介聚合到一起，进行信息传播、情感交流、文化和价值共享的用户群体。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媒介技术的进步推动社群的演变。社会学家瑞格尔德在1993 年最早提出了“虚拟社群”的概念。本文所指社群既包括网络社群，也包括实体社群，有时二者是合一的，是指在网络/ 现实空间中基于共同的目的，通过频繁互动与交流所形成的具有统一价值观的共同体。2.社群的传播方式社群的传播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聚合力和裂变效应是社群的外在传播特征；情感价值是社群的内在传播特征；自组织传播和协作是社群运行和发展的核心逻辑。这三方面相辅相成，构成社群经济区别传统经济形态的全新特征。移动互联网时代是求新求快的时代，技术不断迭代，产品不断创新，用户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和精细化，企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应对这种创新速度，企业需要也必须让用户深入参与到产品和服务创新中。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是社群的重要特征，形成了体验至上的消费模式。传统的体验经济强调消费过程的服务体验，体验处于生产消费链条的下游环节；而社群经济是体验经济的发展，将体验要素渗透到整个产业链条的生产、营销、消费多个环节，包括：产品功能体验、情感体验、消费情境体验、参与生产体验等。首先是产品功能和使用体验。移动端的产品，需要满足用户的移动性、便携性、即时性消费需求，所以对产品体验的要求格外突出。其次是情感体验。满足社群成员的情感需求，制造独特的情感体验是社群运营的核心。再其次是消费场景体验。人们生活在全方位、无缝式的移动互联场景中，场景是消费者所处的时间、地点、空间、情绪状态、社交关系等各种要素的集合，借助大数据技术，契合消费者所处的特定场景提供精准营销和适配服务，变得非常重要。最后是生产环节的参与体验。社群聚合了具有共同志趣、需求动机的人，社群成员之间凭借信任互惠原则，积极参与互动，分享消费体验，贡献产品创意，参与设计生产，以满足自己的产品、功能、情感和价值等多元化需求。社群运营者，要充分满足用户的深度参与需求，从设计研发、营销传播、消费服务等各个环节，赋予消费者全方位的融入式体验。综上分析，移动互联网推动了“社群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用户社群具有较强的聚合力和裂变性、注重情感价值的传播、形成自组织的传播和协作机制，改变了产营销体系的各个环节，通过用户参与的生产模式、品牌社群的营销模式和体验至上的消费模式，促进了自组织的社群商业模式创新。3.社群经济及其本质社群经济是基于社群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思维与模式，它依靠社群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建立，借由社群内部的横向沟通，发现社群及成员的需求，其重点在于通过服务这些需求而获得相应的增值，并进一步建立社群内部的生态系统。社群变现是传统流量变现的更高层次。传统的流量变现实际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用户的注意力就是流量，通过售卖或转化用户注意力实现商业价值。社群的特性决定了社群具有比流量更强大、更持久、更稳定的变现能力。传统的流量变现模式中，用户是分散的，连接关系是单向的，无法形成价值反哺和自运转。而基于关系建构起来的社群因为有了持续的互动、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则是一种多维的、双向的、协同共创的自运转系统，由此产生持久的、源源不断的价值。社群的本质是价值观共同体，是关系的集合体。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扩大了人类交往的半径，带来了社交关系多元化。与传统的社群相比，网络社群的存在形式、连接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其作为社群的本质并未改变，仍然是情感关系的集合体。传统商业模式是先有产品，后考虑建立关系，这需要花费高昂的营销费用建立与消费者的熟悉感和情感关系。而社群本身就是关系的集合体，社群经济是先有关系，后有经济。当持续的互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当弱关系变为强关系，个体会因为对社群及社群其他成员的信任而愿意购买产品或参与社群活动。当一个社群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将情感关系商业化，实现商业价值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二）第二曲线“第二曲线”来自于查尔斯·汉迪，他提出了著名“第二曲线理论”。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滑过抛物线的顶点（增长的极限），持续增长的秘密是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开始一条新的S 曲线，把从拐点开始的增长线称为“第二曲线”。在这时，时间、资源和动力都足以使新曲线渡过它起初的探索挣扎的过程。然而，这个时点又恰好接近顶峰，公司处于此时点也就是处于黄金时代。不管是企业、个人其实都有“第二曲线”，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都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当你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在志得意满的时候能不能想到应该再有第二曲线，再走第二条路。在原来的路走下去，可能就从高峰下去了，有点类似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说的“物壮则老”，这是自然规律。但是谁在没有达到第二高峰的时候就找第二曲线、就找第二种思路? 公司的领导人很少有远见和勇气在公司高歌猛进的时候偏离已有的成功路径，投入充分的资源来培植一种短期内没有收益的业务。通常的情况是，直到现有的成长曲线明显下滑时，企业的领导人才想到另辟新的成长曲线，尽管此时很可能为时已晚。由于第二曲线总是在第一曲线完全衰落之前出现影响力萌芽, 所以在某些时点上,第一曲线比第二曲线强大得多, 新事物比成熟事物力量弱小, 但是只要它充满希望、富有潜力, 就可以认为它处于第二曲线，如图1 所示。编辑图1 第二曲线三、案例介绍案例介绍（一）企业简介海尔创立于1984年12月26日， 目前拥有海尔、卡萨帝、GEA、斐雪派克、AQUA、统帅等智能家电品牌；日日顺、海尔消费金融、COSMOPlat、顺逛等物联网服务品牌；海尔兄弟等文化创意品牌。海尔在全球拥有10大研发中心、24个工业园、108个制造工厂、66个营销中心。2017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2419亿元，全球利税总额首次突破300亿元。在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时代企业管理思想和经营哲学的指引下，海尔集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历经五个战略发展阶段，在品牌、技术研发、产品、渠道网络建设、运营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构筑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企业竞争力。从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逐步发展成一家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服务商，海尔成为物联网时代领先的生态型企业。新时代下，海尔坚持“人的价值第一”的发展主线，首创“人单合一”模式，从传统制造企业转型为共创共赢的物联网社群生态，率先在全球创立物联网生态品牌。（二）海尔营销策略的转型过程海尔早在2000年初就布局了官方商城ehaier.com。2012年迎来了家电互联网的发展契机，开始尝试将自身在产品、渠道、物流端的优势予以整合，并很快在第三方平台天猫、京东、苏宁国美等渠道开始发力，同时自有的海尔商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依靠海尔商城，海尔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B2C业务体系。随着2015年4G时代的快速普及与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移动互联网成为了行业转型的方向，海尔商城摸索的创客业务也顺势而为，在同年9月推出了顺逛APP。起初的发展就是将创客的发展由对内部员工开放扩展至外部社会，发展更多的诸如宝妈、大学生、创业青年、企业员工、政府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等社群加入到顺逛，成为微店主一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顺逛分享产品链接满足用户端需求，同时还能得到返佣奖励。依靠这种模式，顺逛在2016 年就实现了30 亿元的营业收入。2017 年基于微店主的发展规模和微店主活跃变现的考虑，顺逛开始尝试引入非家电非海尔的产品。不到半年时间已经有500个品牌3000 多个产品数量引入顺逛。在2018年顺逛9.20周年庆活动中，仅一款定制抽纸就实现了5 分钟10万箱，全月30万箱的骄人战绩。以顺逛App为交易平台，以用户为中心，产品的企划和研发直面用户，进行大规模的定制/ 生产，与用户达到了直接的交互营销。该营销模式完成了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转型。自2015年成立以来，顺逛共经历了7次战略转型升级、5次平台改版升级、1865次小的优化升级。每个微店主都是一个微店社群。通过这些微店社群，企业跟用户之间产生零距离的交互，鉴于这个明确定位，顺逛发展非常快。海尔有三万家线下专卖店，经过从2016年2月份开始做这种线上线下的融合，聚集了1.3万家专卖店到顺逛平台。主要方式有：①升级商圈核心门店展厅，实现从产品展示到全方位场景式体验的变革,推进门店“到人到店到型号”的精细化运营，提升订单转化率；②在家居建材渠道推进智慧成套场景体验店建设，通过成套展示、成套设计、成套销售和成套服务，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场景、定制化”解决方案，截至2017年末，已建成1家城市体验中心、100个智慧家庭体验店、800个智慧家庭集成店；③推进智慧云店建设，以“店面小型化、出样智能化”打造“轻资产”门店，实现用户触点在小区、装饰公司、乡镇与村级网络的深度覆盖。电商渠道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京东帮、京东POP 店、天猫授权店的布局，实现渠道结构优化与用户触点的拓展；提升中高端产品占比、产品的渠道差异化投放；强化内容营销，实现与用户强交互。2017 年电商收入增长超过70%、产品均价提升超过20%。顺逛平台通过“三店合一”打通线上店、线下店、微店，实现营销网、物流网、信息网和服务网融合，打造全天候、多入口的社群交互平台。通过社群交互精准把握用户痛点与消费趋势，驱动产品与服务升级迭代，为海尔全场景定制化智慧成套解决方案落地提供社群基础和用户导向，构建海尔智慧家庭差异化竞争优势。2017年，顺逛积极利用全流程产业链优势开放平台入口，打造资源丰富的综合性社群生态，将单一品牌价值升级为全生态共创共赢的平台价值。顺逛以海尔产品及品牌优势、强大的用户社群、领先的OSO交互模式等为支撑，不断完善平台创业实践机制，给专卖店带来了三个无限延展：营业时间无限延展，直销员无限延展， SKU无限延展。相当于给专卖店提供一个免费的交互和交易平台，销量和平台交易额有大幅度提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设备与生态资源的连接，并逐步改变用户消费习惯，消费趋势呈现出体验经济、社群经济、共享经济等特征。产品快速迭代与产业生态变化推动，使竞争重点从单纯产品竞争转为用户价值与体验竞争，倒逼企业转型与商业模式重构，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四、案例分析案例分析（一）社群平台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互联网时代，流量为王；物联网时代，触点为王。谁拥有和用户深入交互的触点网络，谁就处于最有利的竞争位置，谁就能在最后的博弈中胜出。触点网络下，最有前景最有机会的就是做社区社群。顺逛社区社群运营的核心，一个是重度参与，一个是信任带来的社群温度。当社交平台和社群有了温度的吸引，用户粘性就能保持住了，社群品牌也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电商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多渠道关系。企业是以产品引导用户，但这样导向制作出来的产品，差异化小，用户满意度差，利润空间也低。顺逛要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离用户足够近。与用户发生交互的每个环节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因此商家不仅要关注产品、服务的本身，也需要更多地考虑用户的需求特点、流程的变化和场景的应用，将关注点扩展到与用户发生交互的各个触点上，用户体验的范畴从“产品”扩展到“以产品为中心的整个服务过程”。承担起这种交互职责的就是“触点”。每个“触点”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顺逛与用户的交互都必须是有温度的交互。温情的触点，感知的不仅仅是用户的需求和痛点，还赢得了用户的信任和青睐。这种有温度的模式，是海尔很早就开始布局在终端用户身边的触点网络，通过终端的农村小管家、社区驿站主、门店直销员以及任何可以和用户交互链接的创客们，建设起了一个个有温度的触点网络。顺逛的触点网络就是一个完善的交通网，将企业与用户连接在了一起。而触点，就是一个个“交通枢纽”，提供的是服务，是体验，是创造的用户价值，而不是产品。海尔顺逛微店平台，是三店合一切入大物联网的社交平台。做三店合一主要是希望用户接触到的每一个触点都可以找到海尔，给他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海尔在内部布局所有产品的供应链网络，其所做的就是打通所有内部供应链体系：库存、订单、资金、物流、分装、服务。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从满足功能的产品迭代升级为体验丰富的数字化产品。社群经济是要求购买者同时成为传播者，并渐渐要求他参与到全流程体系中来，成为产品的忠实粉丝，顺逛微店在做自己的社群，海尔也有自己的交互平台，可以有很多创意的点。顺逛平台整合了线上、线下及社群平台，所谓的线上、线下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商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卖店，不仅仅局限于微店社区。目前海尔有很多产品，从家居到家装、到金融、到美食、到超市、零售产品，海尔做了很多尝试和孵化，未来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在大的平台做。同时，产品也会升级迭代，往数字化走，可以做到物与物的连接和人机连接。海尔把内部所有的社群整合到一起，依托于自己的营销、物流、信息、服务，最终实现大共享。所有这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去经营用户、一起去经营品牌，一定是双赢和多赢的。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整个社群发展。移动端消费和支付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物流发展带来一个即时送达的效率体验，让整个社会消费频率增大，推动整个零售业发展。对于用户来讲，一个随时随地随心的购物体验，就是全渠道销售的个性化满足。基于这种背景，海尔做到了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顺逛这个大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微店平台，而是三店合一的平台，包括线上店，线下店及微店。线上店海尔商城，线下店海尔三万家专卖店，顺逛是海尔的微店。核心只有一个，都是服务海尔的用户。大物联网平台核心三店合一，以三店合一为基础，构建一个大物联网平台。三店合一之后，海尔的基础是四网合一：营销网、物流网、服务网还有信息网。用户永远是企业的核心。把用户包围在一起，给用户提供极致服务体验。模式变化对于顺逛来讲，是针对整个营销模式的转型。从整个营销方面，从传统的发布到触点式发酵。发布是传统营销方式，发布的时候往往以企业为主体往外发声。这个声音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用户会越发越小，最后找不到用户。发酵是从内到外裂变，用户参与进来共同进行发酵，实现几何式爆发增长。价格平台是交易平台，价值平台是交互平台。海尔一个个的专卖店、一个个的微店主都是一个个的小个体，但是他们聚集在海尔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面，才可能产生更高价值。所以海尔希望通过一次交互，对用户来进行一种终身关爱。当今时代是三经济时代：社群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物联网时代的特征是情景感知，即仅靠智能硬件不够，要跟用户之间产生情感交流。既要有社群共创，还要有价值分享。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曾讲，在这个时代，你要么拥有平台，要么被平台拥有。社群经济的盈利模式是通过社群经济和媒体电商的方式所实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推动社群发展并催生出了新形态的社群经济。不论是横向关系还是纵向关系，社群都在进一步的深入拓宽，打通线上线下的交流对接，实现和生活的无缝连接，并且应用服务和多元化的移动终端，使社群功能延伸，社群价值增大。实现社群经济的基础就是要坚持好的产品内容，好的社群的转化，对大众形成吸引。在这样的时代下，规模的定制化内容就成为主流，社群通过群体成员间深入的感情共鸣以及文化交流获得了高度的价值和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人们拉近距离，深入并主动参与社群的活动，展现情感寄托，主动进行分享传播，实现相互影响并释放巨大能量，创造了不可限量的商业价值。海尔社群平台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如图2 所示。图2 海尔社群平台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二）现代管理会计工具助力社群平台的发展物联网时代，海尔由过去的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体验持续迭代升级为中心，从产品制造商转型为社群经济的物联网生态平台，组织管理模式的变化需要管理工具的迭代更新，海尔集团由一个传统的科层式企业转型成一个开放式创业平台，推出了小微创业的社群经济模式。在海尔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财务三张表无法核算和展现小微创业、转型的关键的表外指标，如用户数、利益攸关方数量、各攸关方的价值分享等，组织管理模式的变化呼唤着管理工具的迭代更新。海尔财务人员顺应物联网时代下，创新创造成为以用户体验的持续迭代升级为中心、以各攸关方增值分享为驱动的物联网范式的价值衡量体系——共赢增值表。共赢增值表分别从用户资源、共创资源方、生态圈价值总量、增值分享、收入、成本、边际收益七个方面来衡量人单合一模式下，小微与各攸关方共创共赢的成果。第一部分为用户资源。在物联网时代，用户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用户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用户能否愿意主动参与到企业构筑的生态圈中，与资源方交易、交互乃至最终成为终身用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平台能否长久存续。共赢增值表的第二部分为资源方。在小微构筑的生态圈内，一方面要维护好用户资源，另一方面要确保有持续不断的优质资源提供方。在整个生态圈中，资源提供方是确保生态圈良性发展的关键。第三部分为生态圈价值总量，体现了生态圈内各攸关方在平台上创造的价值总量。第四部分为增值分享。这部分数据是平台上各方共创共赢的最直接体现，包括企业、投资者、利益攸关方，以及创客对于平台创造的价值的分享。利润是指共创共赢的小微生态收益，包括硬件利润和生态利润。收入和成本，分别以硬件收入、生态收入和硬件成本、生态成本列示，拥有的生态资源越多，边际收益越大。海尔通过不断挖掘边际收益的共创共赢模式，对各小微主进行了企业价值的创造分析和重构，对企业物联生态的每个触点进行了分析。传统损益表与共赢增值表价值重构的对比如图3 所示。图3 共赢增值表的价值重构五、结语结语海尔在人单合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始终以客户为中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客户需求的不断挖掘，海尔经历了PC垂直营销、App 移动营销到如今的社群营销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社群平台。在企业大共享平台的支持下，实现了触点式的价值爆发增长。同时，也对企业的价值衡量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促生了共赢增值表并不断丰富其内容，给管理会计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价值。参考文献[1] 金麒、孙继伟：《论第二曲线与企业持续发展战略》，载于《上海经济研究》1999 年第7 期。[2] 莫里森：《第二曲线》，团结出版杜1997 年版。[3] 哈罗德·季宁：《G 理论——美国经营之神所述的经营圣典》，荣泰出版社1986 年版。[4] 茜明杰：《管理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5] 张伊、周云杰：《所有的公司都难逃一死，要在衰退前找到第二曲线》，载于《中国机电工业》2017 年第6 期。[6] 程明、周亚齐：《从流量变现到关系变现：社群经济及其商业模式研究》，载于《当代传播》2018 年第2 期。[7] 崔卓娅：《互联网下的粉丝经济与社群经济的商业价值及营销策略分析研究》，载于《新营销》2018 年第7 期。[8] 吴思锐：《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社群经济商业模式》，载于《商场现代化》2016 年第7 期。[9] 杜洪涛：《社群经济的商业模式》，载于《商业文化》2007年第5 期。[10] 海尔集团：《海尔集团管理会计创新与探索：第四张表——共赢增值表》，载于《中国总会计师》2018 年第7 期。[11] 大比特资讯：《海尔顺逛CEO 宋宝爱：开创社群新经济模式》，http://www.big-bit.com/news/254523.html。[12]《 海尔集团2017 年年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13] 曾繁旭、王宇琦：《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的盈利模式》，载于《新闻记者》2016 年第4 期。[14] 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价值创造视角》，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15 年第1 期。原文载于《中国管理会计》杂志2018年第4期 总第6期

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作者：陈斯文编辑：颜宇对美国人来说，1961年4月12日是沮丧的一天。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但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却是咬牙切齿的美国人。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一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较量开始了。01 挑战者之始美国人的担忧很有必要，因为在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苏联第一台计算机MESM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外国技术实现积淀。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02 通往“崛起”之路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原子弹就不会成为现实。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箭”大型计算机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03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04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凯南夹带私货的做法，酝酿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长的一封电报“凯南长电”。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05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无尽前沿”的构想，在被搁置了十余年后，终成现实。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IBM360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该移动电话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彼时，苏联领导人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现在被赶到了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06 红旗落地：漫长的无尽前路历史上的1984年，并没有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恐怖。相反，那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代。在苹果的车库和IBM的写字楼里，第一批真正的个人计算机诞生了。在德州大学，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著名而伟大的理想：“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可惜的是，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苏联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尼古拉·格尔什科夫对“Micro-80”的设计者说：“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在美国人开始用苹果电脑玩游戏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长说出这话的背后，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进了他脑子里。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度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1991年12月25日，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发明“箭”计算机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苏联推出的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他不会忘记苏联科学家们的自豪。但现在的情形却是，俄罗斯冒出了一批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科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历史书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07 尾声如今在世界半导体的战场上，我们已经听不到俄罗斯反击的声音了。蓝线电子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电脑市场，在那里，俄罗斯人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他们很懂计算机，但还有人记得那段苏联时代的故事吗？参考资料：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2、《苏联国家银行六十年》，上海经济研究3、《苏联半导体技术概况》，疾风4、《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杨建梅5、《苏联史》，人民日报出版社6、《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7、《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冯精志8、《苏联70年前发明了半导体，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塔斯社，亚历山大·别列津9、《苏联冷战期间电子工业发展》，张义潮，知乎10、《苏联经济核算体制与中国计划经济》，林超超11、《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大象公会12、《欧洲第一，世界第二，30年代苏联工业为何能突飞猛进》，战争艺术13、《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时，苏联在做什么》，刘桓中

新型高校智库：成长阶段、资源投入与影响力 *■ 李韵婷 1,2 张日新 1 姚婷 31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22 广东城乡社会风险与应急治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6423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 5105201 前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新一轮智库建设热潮中，高校智库数量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四大智库类型之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高校智库成长局限性也日趋明显，表现为高校智库所发挥的资政启民的作用与高校作为社会“轴心组织”的地位极不相称 [1-2]，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国内一些初创的高校智库能够在激烈的智库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如 2014 年成立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和 2016 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两家智库在 2017 年、 2018 年连续两年在《 CTTI 智库报告》全国高校智库综合评分排名占据前 25 名。如此看来，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成长视角对高校智库影响力驱动因素的研究，所获得成果或许比单纯关注智库投入产出更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和实际价值。2 文献综述国内学界针对高校智库影响力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其一是对高校智库影响力内涵界定及评价研究。有学者继承国外智库理论成果，主张从学术、理论研究决策、公众 [3]、同行影响力 [4] 及国际影响力 [5] 等多维度衡量高校智库影响力。另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特点，建议从学术和决策两个方面对高校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 [6]。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考虑中国情境下“调查研究”工作对政策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把“调研考察”纳入智库影响力表现 [7]。基于国内智库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习惯，以及高校智库习惯低调的特点 [8]，本文借鉴狭义的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定义，从“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二是对高校智库影响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智库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如地方政府支持 [9]、智库间协同发展 [10] 已经被广泛讨论。近年来，智库内部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内部影响因素根据其研究视角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静态和动态影响因素两类：关于静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全完善的人才机制和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对国外一流高校智库成长至关重要。与国外高校智库不同，由于国内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高校，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在资源获取上存在诸多困难，具体表现为依靠政府拨款获取资金，专职行政人员缺位 [11]，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不通畅 [12] 等方面。因此，资源投入是国内高校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和调研活动的重要前提。关于动态影响因素，有学者开始关注智库成长阶段对智库成长的影响。张日新、杨松青等基于国内人文社科智库数据实证发现智库成立时间长短对其学术影响力有显著影响 [6]。综上，现有研究尚未打开如何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的“黑箱”，而且由于国内智库数据公开范围非常有限，现有研究多为定性研究 [13]，基于全国范围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以《 CTTI 智库报告（ 2017）》公布的国内高校智库作为样本，从动态成长视角探讨高校智库影响力的驱动机制。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随着智库不断发展，智库会自然而然地经历初创、成长、成熟等阶段 [14]，智库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规律，针对自身状态采取相应的管理决策才有可能避免迈入官僚化和消亡的衰退阶段。本文实证分析的不同成长阶段下资源投入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影响机制，可以为“双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库资源投入策略的制定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3 研究设计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样本来源于《 CTTI 智库报告（ 2017）》里两个高校智库排名榜，“MRPA 测评综合评分排名”和“MRPA 测评资源总效能评分排名”。剔除重复样本后，得到 125 家高校智库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所属省域方面，江苏省 22 家（ 17.6%）、北京市 19 家（ 15.2%）、上海市 13 家（ 10.4%）、湖北省 12 家（ 9.6%）、天津市 10 （ 8%），其余地区 49 家（ 39.2%）。学校类型方面，“211 工程”高校 84 家（ 67.2%），非“211 工程”高校 41 家（ 32.8%）。需要说明，因为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8 年 5 月出版的《 CTTI 智库报告（ 2017）》，而国家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是在 2017 年 8 月，样本中建成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在 2017 年及此前建立起来的，为了保证数据逻辑的一致性，仍沿用“211 工程”高校作为学校类别的划分标准。3.2 变量测量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点，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设计了一个 MRPA 测评体系，使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赋值，从治理结构（ M）、智库资源（ R）、智库成果（ P）、智库活动（ A） 4 方面对 CTTI 来源智库进行测评。基于数据系统性、权威性和可复制原则，本研究引用 MRPA 的测评结果，对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关系进行探讨。各变量测量如下。自变量。“资源投入”（ R）。组织资源一般包括人、财、物、技术4个方面，本文从研究人员数、行政人员数、网络资源、年度预算 4 个维度对高校智库的资源投入进行测量。资源投入得分对应MRPA 测评中的 R 值。因变量。“智库影响力”（ E）。根据本研究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定义，高校智库影响力由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两方面进行测量，智库成果包括单篇内参（无论是否被批示）、被批示内参、主办 / 承办期刊、正式出版图书、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理论版等报纸发表文章、论文、纵向项目、横向项目等 9 个二级指标。智库活动则包括会议、培训、调研考察这 3 个二级指标。样本智库影响力得分 = P 值 + A 值。调节变量。成长阶段（ T）。依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结合中国高校智库的组织变迁过程 [17] 和智库成立时间长短将智库样本划分为 3 组。“0” =成熟期智库，即 1999 年以前成立智库；“1” = 成长期智库，即 1999 年至 2003 年间建立的智库；“2” =初创期智库，即2003年及以后建立的智库。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被试的学校类型（ K）。其中，对学校类型进行虚拟变量处理：“0” =非“211工程”高校智库；“1” =“211 工程”高校智库。3.3 模型构建为了检验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作用，本文建立了如下实证模型：Ei = αi + β1K + β2R + εi其中， Ei 表示高校智库影响， K 是学校类型， R 为智库资源， αi 为模型的常数项， β 为自变量的系数，εi 为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关于成长阶段的影响，把样本划分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 3 个研究区间，分别进行以上回归，以检验高校智库不同发展阶段是否对智库资源效用有显著的影响。4 实证分析4.1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对全样本高校智库的背景特征进行考察，所得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样本高校智库资源投入的中位数为 214.00，低于平均值307.02，同时，资源投入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高校智库仅有 37 家，占研究样本的 29.6%，这表明部分高校智库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大部分高校智库的资源水平不高。同理，仅有 31 家高校智库影响力高于平均水平，占全样本的 24.8%，表明有部分智库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但绝大多数高校智库影响力较低。进一步根据智库成立时间把样本分成 3 个子样本，分别对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智库的资源投入和影响力特征进行考察，所得结果如表 2所示。从资源投入角度看，只有成长期智库获得的资源高于平均值（ 359.33>307.02）；在智库影响力方面，成熟期智库（ 973.12>900.37）和成长期（ 998.63>900.37）智库影响力均高于平均值。4.2 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 ANOVA）探索不同学校类型在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校类型在资源投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F =1.403， p>0.1），在智库影响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F =6.106p<0.05）。为确保后续模型合理性，需要对学校类型进行控制变量处理。然后，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检验各变量相关关系是否与研究预测的趋势相符合，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给出的结果看，资源投入与智库成果（ r =0.558， p ＜ 0.01）、智库活动（ r=0.446， p＜ 0.01）及智库影响力（ r =0.564， p＜ 0.01）正相关。同时，智库影响力与智库成果（ r =0.977，p ＜ 0.01）、智库活动（ r =0.824， p ＜ 0.01）正相关。最后，为检验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作用，将资源投入作为自变量，智库影响力、智库成果和智库活动分别作为因变量，构建 M1—M4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 M2 中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513， 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两个维度智库成果（ β = 0.513， p<0.001）、智库活动（ β=0.385， p<0.001）均有显著正向作用。4.3 成长阶段的调节作用分别建立“成熟期”“成长期”和“初创期” 3个阶段的层级回归模型。由于成熟期样本智库均来自 211 高校，所以这一阶段的模型并未把“学校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3 个子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汇总于表 5。对比回归结果可知：对于成熟期智库，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β=0.175， p>0.1）；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影响力（ β=0.596， p<0.001）和初创期智库的影响力（ β=0.471， p<0.01）显著正相关，而且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0.596="">0.471）。总的而言，成长阶段在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中起调节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表 5 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学校类型与智库影响力显著相关（ β=0.159，p<0.05），这表示若高校智库所属高校为“211工程”高校，其影响力会显著高于非“211 工程”的高校智库。但分阶段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这一关系局限于初创期智库样本（ β=0.298， p<0.05），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智库而言，这关系并不显著。5 结论与讨论5.1 主要结论新型高校智库成为中国新一轮智库体系建设浪潮中的中坚力量。本研究梳理了新型高校智库以及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相关研究，构建了成长阶段、资源投入和智库影响力研究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有部分智库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但大多数高校智库影响力较低。这与陈燕、夏人青等 [16]的研究结论一致，均体现了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不均衡。其次，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具有正向的预测效果，这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资源支持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教育智库一直高度重视资源投入，使智库得以保持持续的竞争能力，对国内高校智库而言，坚持较高的资源投入对智库影响力的提升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再次，在不同成长阶段下，智库资源投入对其影响力作用存在差异。实证数据结果表明：智库资源和初创期、成长期高校智库影响力正相关，资源投入对成长期智库的正向作用更显著，但资源投入与成熟期高校智库影响力不相关。这表明，高校智库在管理特征上和非智库组织具有一定共性，智库的组织正规化随着时间推移增强 [17]，资源投入与智库影响力的正相关关系也随着智库成长而得到加强。而当高校智库进入成熟期后，资源投入和高校智库影响力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成熟期样本智库影响力表现分化严重，一部分智库进入成熟期阶段，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另一部分智库进入了衰退期。对于处于成熟期的高校智库，随着智库活动逐渐深入，单纯的资源数量增加无法满足智库日益扩大的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的需求，智库必须开拓更具有异质性与多样化的资源以匹配新的资源需求，所以实证研究中关于资源数量与影响力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对于处于衰退期的高校智库，管理规范程度相对较弱 [18]，同样导致这些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对影响力作用也不显著。最后，是否“211 工程”高校对高校智库影响力作用显著，但这一关系仅存在于智库初创期。在智库初创时期，若智库所属高校为“211 工程”高校，则高校智库天然就具备比较显著的品牌优势，加上“211 工程”高校拥有深厚学科积累和相对完善的数据库建设，其智库成果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智库活动也具备一定的号召力。随着高校智库进入成长期，既定的品牌优势减弱，高校智库必须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对投入智库的资源进行管理创新，提高资源效率，才能有效产出高质量的智库产品，进而提升智库影响力。5.2 管理启示生命周期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认知，即“成长期和成熟期组织可以称得上成功，而进入衰退期组织则意味失败” [19]。本文的实证数据表明，国内有部分处于成熟期的高校智库已经呈现了衰退状态。在既定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高校智库要想摆脱衰退，需要在其成长过程中找到一些有效的组织干预手段。如，增强资源获取能力，掌握智库资源需求规律，对不同发展期自身不同的资源需求进行合理而科学的预判 [20]；增强资源管理能力，重视资源的质量，注重高端人才引入、多元化资金来源保障以及显性程度高的网络门户建设，储备的稀缺而有价值的资源帮助智库获得可持续发展；结合组织具备的优势和劣势，采取差异化战略定位和多元化建设路径 [21]。本文研究结论对智库管理部门也有一定启示。第一，需要加大高校智库资源投入强度。鉴于资源投入是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十几年来，我国在智库建设方面的投入也不断提高，但整体资源水平仍然很低，而且智库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为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建议结合“双一流”建设的原则“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破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激励”，资源需要适当向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高校智库倾斜，对于常年处于衰退期的智库适宜采取淘汰制度。第二，以政策引导高校智库完善内部管理结构，建立与其成长阶段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引领管理创新，切实推动高校智库资源效率的提高。第三，智库人才培育制度创新。由于国内普遍缺乏国外智库“旋转门”，导致熟悉政府部门决策机制的高校研究人员相对稀缺，而且国内高校教师职称15评定和职务晋升仍旧以学术成果为主要考核指标，所以高校研究人员普遍缺乏洞悉社会问题的敏锐性，但智库人员与政府间的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以及信任程度对智库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搭建高校智库人才平台，为各领域智库专家与政府部门可以自由平等地开展交流合作提供机会。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囿于国内智库数据资源来源的有限性，本文结合资源基础观和生命周期理论对高校智库影响力驱动因素的探索只是初步尝试，旨在明晰智库影响力提高的方向。未来研究至少能从 3 方面进行深入：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采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成立时间”，对高校智库成长阶段进行划分，尽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因为数据限制，研究成果并未经过稳定性检验，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总结不同成长阶段的智库特征，通过综合性指标对智库成长阶段进行合理测定，进而更加科学地分析成长阶段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和序列数据分析等方法，对高校智库成长进行纵向跟踪，以排除截面数据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对象上，未来需要进一步增加样本数量，扩大样本覆盖范围，进一步检验本实证结果的普适性。参考文献 :[1] 秦惠民 , 解水青 .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 [J]. 中国高校科技 , 2014(4): 15-20.[2] 李艳双 , 朱丽娜 .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问题分析与发展策略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 2019, 4(1): 38-43, 50.[3] 陈燕 , 夏人青 , 傅毅 . 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 基于合作规模的调节效应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7): 46-52.[4] 郭瑞 .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基于知识管理理论视角 [J]. 情报杂志 , 2017, 36(9): 112-118.[5] 李蒙 , 余宏亮 , 李永周 等 . 高校智库人才影响力评价体系建设与启示 : 基于湖北 57 所高校研究基地智库人才的调查 [J]. 中国科技论坛 , 2018(9): 134-140.[6] 张日新 , 杨松青 , 李韵婷 . 高校智库异质性和影响力评价研究 [J]. 情报杂志 , 2018, 37(3): 200-207.[7] 李刚 , 王斯敏 , 陈媛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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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用，《心理学报》录用，《心理学探新》录用，《心理与行为研究》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录用。综合社科《北京社会科学》录用，《东南学术》录用，《东岳论丛》录用，《读书》录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甘肃社会科学》录用，《广东社会科学》录用，《贵州社会科学》录用，《国外社会科学》录用，《河北学刊》录用，《江海学刊》录用，《江汉论坛》录用，《江淮论坛》录用，《江苏社会科学》录用，《江西社会科学》录用，《开放时代》录用，《南京社会科学》录用，《内蒙古社会科学》录用，《宁夏社会科学》录用，《青海社会科学》录用，《求是学刊》录用，《求索》录用，《人民论坛》录用，《人文杂志》录用，《山东社会科学》录用，《社会科学》录用，《社会科学辑刊》录用；《社会科学研究》录用，《社会科学战线》录用，《思想战线》录用，《探索与争鸣》录用，《天津社会科学》录用，《文化纵横》录用，《文史哲》录用，《新疆社会科学》录用，《学海》录用，《学术界》录用，《学术前沿》录用，《学术研究》录用，《学术月刊》录用，《学习与实践》录用，《学习与探索》录用，《云南社会科学》录用，《浙江社会科学》录用，《浙江学刊》录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录用，《中国社会科学》录用，《中州学刊》录用。人文经济地理学科《城市发展研究》录用，《城市规划》录用，《城市规划学刊》录用，《城市问题》录用，《地理科学》录用，《地理科学进展》录用，《地理学报》录用，《地理研究》录用，《经济地理》录用，《旅游科学》录用，《旅游学刊》录用，《人文地理》录用。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科《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录用，《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录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录用，《中国土地科学》录用，《资源科学》录用，《自然资源学报》录用。

许多作者均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需求，那么核心期刊分为哪几个级别呢，聚刊网的郝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其实核心期刊是我国特有的产物，国外很少有核心期刊这个词汇的，国外一般是SCI，目前这个认可度最高的，当然了，国内也认可，所以一般来说，均把SCI也当成核心期刊，那么郝老师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核心期刊的分类第一、国际级高端期刊。例如SCI，EI等，这在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认可，均比照甚至高于核心期刊的级别来对待。当然了，对于NSC来主产，更是神一样的存在，一般被当作一类期刊，能发表直接教授待遇。第二、国内核心期刊。分为如下几类北大核心期刊。也称中文核心期刊，也即平常默认的北大核心。原来4年评选一次，08年之后改为3年一评，最新一版为2017版。北大核心大概1800种期刊，文史理工类的都有，而且近的审核越来越严，期刊量也比08年之前减少了几百本。含金量一直非常高。南大核心，又称CSSCI。是南京大学评选的针对文史哲经管等文科类专业评选的期刊，这个标准来严于北大核心，理工类的不收入。同时也发布扩展版，如果一本杂志入选了南大核心，一般也会入选北大核心，但也有例外，不过这种例外的期刊不多。这种期刊一般很少有人操作，有人操作也会价格非常高，郝老师推荐《上海经济研究》这本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又称科技核心，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 ）评选的，因为叫科技核心，所以原来没有文史类的期刊，只有理工类的，后来17年之后才加上文史类的期刊。这个科技核心不如上述两种核心期刊含金量高，但在医学系统，却非常认可这个期刊。因为医学系统的权威期刊几乎全是中华医学会的，而医学会和科技部是一家子，因此医学系统认可这个核心期刊。其它核心，包括CSCD，中国科学院弄的。还有其它一些不知名的，在此不做介绍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