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怎么样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选择团结协作才是正解（国际论坛）陈东晓中国站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采取有力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防控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从过往经验看，国际合作对于遏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蔓延，尤其是新型病毒引发的疫情意义重大。以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一方面，中国站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采取有力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防控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另一方面，国际医疗科研合作、国家间物资支持等，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为协调资源、分享信息、阻遏污名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助于世界尽早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防控体系。尽管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制和能力还存在不足，但如果没有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将更为严峻。疫情防控无法遵循统一模式，但尽早发现和救助患者、及时遏制疫情扩散是疫情防控的基础。中国作为全球抗击疫情最初的主战场，付出的努力最大，采取的举措最严，获得的直接经验最丰富，疫情防控的成效也最显著，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中国在抗击疫情中采取了诸多有效举措，例如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体系，阻断疫情扩散的空前强力措施，及时、充分地与世卫组织等开展信息沟通和经验分享，深度参与国际医疗合作和科研攻关等，都为防控取得积极成效提供了重要保障。中方采取的统筹兼顾、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以及因时因地灵活调整的策略，尤其值得国际社会借鉴。此次疫情也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一方面，不同国家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价值导向、公共卫生资源和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分布特性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储备不平衡，加之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冲突等，对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快转变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观念，避免在“恐慌—忽视”两极间摇摆；加快弥补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短板，尤其要加强许多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国家的能力建设，使这些国家能够切实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从而形成更有效合力；进一步增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力，弥补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资源短缺，着力减少污名化、政治化对全球疫情防控大局的干扰；加强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分享。人类同疫情的斗争史已经并将不断证明，团结协作才是人类遏制大规模传染病的正解。当前，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已提议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探讨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团结合作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大势，也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陈友骏：日本“菅经济学”的特色与困境保经济越来越成为决定菅义伟政府施政策略的指针。在最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菅首相详细阐述2021年政府内外政策设想和预期目标，振兴经济成为核心任务。这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日本内外矛盾的基础与关键，并渗透在菅政府当前和未来国家发展规划的各个方面。第一，坚决阻击疫情，促使国内经济尽快恢复正常。菅义伟政府此前在发布东京等地“紧急事态宣言”问题上犹豫不决，主要就是担忧会导致经济减缓。能否控制住疫情已成评价菅政府政绩的主要考量之一，也事关其未来的执政前程。2021年菅政府还有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重任，能够控制住疫情又直接关系奥运会以及日本经济的短期表现。日本不想失去举办奥运会这一对外展示经济成就以及其他方面发展成绩的机会，更不想因疫情而导致日本社会经济陷入难以挽回的乱局。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视角看，抗疫都是菅义伟政府今年实现保经济大业的第一要务。第二，恪守经济底线，保证就业和基本生活秩序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实际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社会收入水平整体也出现实质性倒退。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年人缺乏稳定就业的预期，老年人也逐渐失去安心养老的社会环境。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日趋加剧，致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前景愈发渺茫，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直线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谓是雪上加霜，促使日本社会传统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国民整体的悲观预期陡然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导致日本国内自杀人口急剧增加，这已成为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这种悲观情绪，输入信心成为菅义伟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信心最大的来源，无疑就是持续的经济发展、扩大的就业规模及稳定的收入增长，这些也都是菅政府不断强调并希望尽快实现的重要目标。为了响应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日本主要汽车厂商之一的日产公司已决定将所有合同雇员转为正式员工，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信心。尽管如此，就当前日本国内经济现状及企业生存环境来看，某个单一企业的行为很难被复制为包括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扩大正式雇用人数仍将是横亘在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发展面前的主要困难之一。第三，主张“绿色”和“数字”两张牌，构建独具特色的“菅经济学”框架体系。2020年9月菅政府启动以来，“绿色”和“数字”就成为其经济政策两大关键词，也是构建“菅经济学”体系的灵魂所在。“绿色发展”并不是菅政府的独有政策特色，而是对此前多届日本政府政策的继承和发扬。在日本经济踏入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梯队之后，“绿色发展”就成为日本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就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而为凸显“菅经济学”的“绿色”特性，菅义伟政府对外正式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菅义伟政府还将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以氢能、风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并为核能的重新启动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是“菅经济学”的第二张特色牌和创新牌。从政府结构组成入手，菅政府将新设“数字厅”，统合性地推进日本国家的数字化战略建设。在具体的产业规划及构建问题上，“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统领所有经济政策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如此，数字要素将成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之后的新经济要素构成，并逐步升格为连接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总之，未来经济的大部分内容将以数字化的形式逐一呈现。综上所述，经济已经成为菅义伟政府串联各层面政策的连接点。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问题能否得以顺利解决，是决定菅义伟政府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10月2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举行“大变局和新时代中国外交——庆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大会暨系列学术研讨会”。图说：学术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在隆重的开幕式后，上研院举办了“动荡变革时期中国外交的新使命新任务”“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欧洲对外战略及中欧关系前景”“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海洋安全”“演变中的中东地区秩序：外部和地区大国的作用”“新时代‘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六场平行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研院等智库，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上主题分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分会场，多位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分享见解与思考。专家学者们认为，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取决于处于“铁锈带”和“阳光带”上各主要关键州的投票结果。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选出现了邮寄投票数量增加、现场投票时间延长、提早投票人数激增等新情况，它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与事务学院教授郑华依据二战以来美国大选两党轮流执政的历史、美国电视辩论历史和当前政治传播的最新特点指出，2016年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报道与民调数据并不足以采信，这将为观察2020美国大选提供一定发展思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苏刘强认为，除了传统智库与调研机构外，国际博彩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以及两位候选人所募集的竞选资金数额也有可对比分析之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指出，包括美国建制派在内的对华战略思维已发生显著变化，中美关系正呈现出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特点。新民晚报记者 杨一帆

10月2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举行“大变局和新时代中国外交——庆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大会暨系列学术研讨会”。在隆重的开幕式后，上研院举办了“动荡变革时期中国外交的新使命新任务”、“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欧洲对外战略及中欧关系前景”、“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海洋安全”、“演变中的中东地区秩序：外部和地区大国的作用”、“新时代‘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六场平行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研院等智库，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上主题分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中国日报上海分社）来源：中国日报网

目前，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举国上下正进行抗疫“大决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完成的《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近日，上研院再次推出系列报告之二——《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以期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作出阶段性评估。随着疫情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全国防控疫情的总体战正在全面推进。若明若暗的“疫情拐点”何时能够出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早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又采取了哪些强有力的举措，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中国医疗科技机构和专家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诊疗病患方面有获得了哪些新的进展？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场规模超过SARS的人民抗疫战争中的决心和巨大付出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带来哪些启示和经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团队围绕这些问题，再次给出他们的分析和评估。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的这份报告中，课题组评估，随着国家防疫策略和措施的调整和升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与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趋势会继续企稳向好，整体疫情拐点的出现时间，将取决于中国目前采取的防疫举措的落地和全体民众的配合程度。课题组评估认为，目前疫情仍处于局部集中爆发(特别是在武汉及湖北一些地方)、全国其他地方总体开始趋稳的态势。报告认为，未来1至2周内，大型城市面临节后务工返程人员的高峰，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如果2周后感染人数没有上升，基本可以判断，除湖北外的省区和直辖市将相继出现疫情拐点。课题组分析指出，尽管目前还没有应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但中国防疫主管部门、医疗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不断优化疫情防控策略和临床救治方案，对早发现、早确认、早治疗病患，以及有效救护危重病人、降低病死率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报告还指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抗疫动员体系持续发力，是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从全国加速向武汉增援医生和医疗资源，还是全国19省市点对点收治湖北地区重病患者，无论是多地人大为科学防控提供立法支持，还是众多互联网企业的智能支撑，以及实施居家办公、民众更自觉地减少出门等等非常规举措，都表明全中国都在与疫情进行赛跑，争取早日迎来抗疫的拐点并赢得最终的胜利。战“疫”将给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哪些启示？报告指出，尽管疫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已经为国际社会共同抗击大规模传染疾病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启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应对在超大规模城市的的疫情爆发鲜有先例，如何提高地方公共卫生应急体体系应对突发疫情能力、如何在疫情中提高全国联防联控体系的科学防控水平、如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高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团结合作能力等，关键词就是团结一心、科学防控、国际合作。《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是上研院发布的第二份有关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评估报告。此前，上研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进行分析和评估，撰写了《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的评估报告(报告全文链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2/01/WS5e358d1fa3107bb6b579c92b.html)，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包括“隔离”武汉等高强度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发挥何种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现出何种能力抗击这次大规模的疫情？怎么看疫情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抵御这场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热点话题。《进展与前景》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疫情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态势，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但是采取包括“隔离”武汉等重点区域的强力举措仍然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否则中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可能面临更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同时，《进展与前景》报告认为，这场疫情正值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中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世界经济产生多重冲击，尤其是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中长期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仍然非常强劲，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中国经济将在疫情后继续发挥出巨大的增长动力。《进展与前景》报告还指出，全球化时代，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内的全球传染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当此重大挑战关口，国际社会尤其应当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来源：中国日报网

近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再次向世界昭示中非“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宣示中国同国际社会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张春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张春表示，第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带来重大确定性。从全球层面看，英国脱欧，以土耳其、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扑朔迷离”。中非合作短、中长期战略规划的明确，不仅为当前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注入重要的确定性要素，更是推动世界发展转型过渡的关键性要素。第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世界展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最佳案例。正如峰会主题所说，中非命运共同体正朝向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决定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一带一路”倡议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有机对接，推动中非合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提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就是要推动中国和非洲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提升更高的发展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最佳案例。第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大国崛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意义。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大国崛起也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受益者。峰会提出，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就是明证。

11月4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新书发布暨欧亚地区热点形势研讨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毕洪业教授、同济大学宋黎磊教授、兰州大学曾向红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江苏省委党校孙超副教授、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讲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廉晓敏博士等欧亚学界学者，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副编审宋浩敏，《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东方网、观察者网等新闻媒体出席了本次发布会。该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独立完成的第二本专著。该书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近3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时段，旨在解释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寻找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问题上政策变化的影响因素。该书将视角落于结构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认为“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和“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影响了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并影响了俄罗斯对发展一体化的方式、目标和领域的选择。该书在归纳和总结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判断了俄罗斯的政策走向和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在搭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该书将1991年以来的二十余年划分为6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中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特点，把握双重结构中俄罗斯的相对权力地位和主导观念的变化，从而阐释俄罗斯在不同的阶段节点改变或调整其地区一体化政策和立场的原因。作者顾炜指出，俄罗斯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调整与态度变化，既受到双重结构的深刻影响和有力制约，也是其对地区内外环境变化的不断应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俄罗斯的政策走向和欧亚地区合作的发展特点及趋势。在学术研讨环节，应邀出席的各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围绕欧亚地区的新形势和新热点展开讨论。针对当前热点纳卡地区冲突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毕洪业教授认为，土耳其、伊朗、法国、以色列等域外国家通过不同方式介入到纳卡冲突中，使纳卡冲突存在长期化和全面化的可能。一方面，行为体的增多不仅使形势复杂化，也加大了协调难度，从而使冲突存在长期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之外，各方参与冲突的出发点都不相同，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增加，使争夺更加全面，也增加了冲突的持续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向红教授认为，纳卡冲突反映了高加索地区是欧亚地区内部最不稳定的次地区，比较而言，中亚地区在欧亚地区内部更为稳定。针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白俄罗斯大选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等事件所反映的问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向红教授认为，欧亚地区的套娃秩序在疫情影响下继续调整，欧亚地区的三大热点问题反映了不同次地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应当重视不同次地区秩序之间的差异。江苏省委党校的孙超副教授指出，疫情加剧了欧亚治理的碎片化，也会进一步加剧次地区的分化。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指出，欧亚地区的分裂进程在21世纪初就已经显现，俄罗斯也是推动欧亚地区分裂的推手，今年的三大地区热点进一步加剧了次地区的分化，也反映了俄罗斯地区主导作用的下降。对于俄罗斯的作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廉晓敏博士提出了不同意见，她指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没有受到疫情的颠覆性影响，这种现象是需要我们进行思考的。对于来自西方在该地区的挑战，俄罗斯较好的以西方的话语和手段进行了回应。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博士也认为，尽管疫情会导致全球范围的多中心主义，但欧亚地区的传统联系不会被疫情完全冲断，俄罗斯的主导性会在疫情后的合作中被再次确认。针对当前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出现的第二波疫情，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疫情影响的长期化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欧亚地区各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在全球范围看，也并不理想。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博士认为，俄罗斯政府将抗疫主要职能权力下放至地方，削弱了防控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蔓延形势。2021年即将迎来欧亚地区各国独立30周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需要密切关注欧亚地区的新动向，各国的转型进入关键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认为，欧亚地区各国在独立后，大多经历了新的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市场建构等历程，这一过程并未完全结束。在技术变革导致时间这一要素的影响大幅缩短的背景下，欧亚地区的空间模糊性也会对各国转型继续构成重要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洪业教授认为，后苏联空间的转型是否有统一规律，这一问题值得仔细研判。江苏省委党校的孙超副教授认为，传统的转型和现代化范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欧亚地区的新现实，欧亚各国也在进行新的调整，再转型的研究需要加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廉晓敏博士指出，面对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领域各种现象的解释与话语构建，比如转型，现代性等议题，欧亚地区相关国家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关于欧亚地区形势未来发展的研判，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认为，尽管参与欧亚地区事务的域外行为体愈加增多，但更重要的仍然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美国大选后需要关注新政府中亚战略的调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教授指出，欧盟在调整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会更加注重欧亚互联互通建设，中国与欧洲需要加强双边合作，以双边促多边，加强在欧亚地区的合作，也包括加强在欧亚地区开展互联互通方向的第三方合作。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指出，欧亚地区汇集了中美俄欧四方的利益，各国在欧亚地区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其复杂性比全球层面的大国竞合更加明显。（供稿：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廉晓敏、严骁骁）

来源：深响作者：刘亚澜是做一个大公司，还是做一个好公司？ 在规模效应、可复制化、极速增长被奉为圭臬的创业时代，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手握海量用户、躺赚商业模式、顶尖技术的巨头面前，这个问题也并不存在。但当创业进入深水区，极速增长的兴奋剂失去疗效，大多数可见的大机会被分食完毕，对于苦守某一细分赛道的“手艺型”公司来说，“大”与“好”的节奏感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会把亿欧定义为“媒体+研究”的“大公司”——亿欧网、亿欧智库、亿欧国际、亿欧数据、亿欧咨询、亿欧资本、亿欧会议、亿欧视也……业务组成非常丰富，全职员工超过200人。 “年轻人过于年轻的时候，永远追求大，这对于我来说意义大于立马挣点钱。从大到小是简单的，从小到大是难的。如果你管理100人团队已经有很好的方法论了，那回过头来人少的时候，海阔天空。”亿欧公司创始人黄渊普坚定地认为：“当你要做一个世界级机构，规模也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很多媒体圈的朋友会劝说黄渊普“别折腾了，当个KOL比做亿欧划算”。但黄渊普还是坚持着一些念头，比如做世界级的第三方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的彭博”。跟他对话的几个小时里，每每提到这些远景，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增加肢体语言，坐姿前倾。 不过，在心怀梦想的同时，黄渊普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开始频繁地说出“对投资人负责”“对员工负责”之类更为沉重的词句，并且展现出更为务实、严苛的一面。上半年疫情使得亿欧的线下业务受阻，会议收入大减，而且一直服务的创业公司客户开始“自身难保”。黄渊普内心中对于亿欧业务的重新思考以及外部环境的强制换挡，共同作用出亿欧和黄渊普的微妙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媒体人/分析师在研究商业案例时总是理智而头头是道，但真正自己做公司了，往往显得随意，不清醒。两位高手做自媒体，股权五五分，最后不欢而散的例子非常多。无法厘清内容与经营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黄渊普坦言自己在过去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之前损失很多。比如我们办会，我们原先使用的供应商比一般报价高30％，而这供应商连续用了三四年。比如可以黑白打印的东西彩打，倒不是缺这一块两块，但风气很重要。还有内容生产，很多人写文章是给自己看的而不是给用户看的。我们每年在内容投入三四千万，但文章产出与薪资的对应关系不清晰，你不知道这三四千万里面到底多少是浪费。” 现在，黄渊普亲自管理起花钱的部门，人力、行政、财务、法务、品牌。做好考核表、保证各个部门的信息畅通。“我现在倒逼自己用财务视角看问题。” 变化还在方向上。 “第一是从关注一级市场到关注二级市场上市公司。不是说创投市场就不关注了，而是简单写，深度分析就不深入了，报告我会研究更大的公司。这跟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些大客户有一些关系，创投公司没法成为世界500强。第二是，做内容实在太累了，所以我们内部提数据产品。必须要搞数据产品，数据驱动。第三是国际化。” 这也就是说，二级市场、数据驱动、国际化，成为亿欧目前最为聚焦的三大方向。 方向的变化其实有迹可循。无论是媒体业务还是研究业务，它们都是“寄生型”的业务——繁荣程度取决于所跟踪的行业的繁荣程度。过去亿欧从O2O赛道起家，在O2O市场下坡之前转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黄渊普必须早于大多数人看到市场趋势，及时看清哪艘是将沉之船，哪艘是远洋巨舰。 “2016年之前，行业里说亿欧是O2O媒体，但这个领域跟着跟着就死了。2016年9月份，我在内部说，如果要研究O2O，你们研究，我单独成立公司去看前沿科技。后来他们打不过我，就听我的。2017年我们就开始重点研究前沿技术了。” 那次调整之后，就到了今年。 “为什么说我们一直没主业，是因为我感觉到比上一次更明显的，旧世界在崩掉，新世界在到来。之前我们发现O2O不行了，今天我们发现不是哪个领域不行了，整个一级市场不行了。对于我们来说，活动收入占了我们40％50％的收入，但是去年突然开始很难了，创业公司死太多了，（活动的客户）没法留存下来。” 因此亿欧从2019年年底就定了一个三年规划——计划把非媒体营收做到占70％，相当于把现在的情况倒过来，同时也确定了三大方向。 而三大方向中，最让黄渊普感到兴奋的是“国际化”。 黄渊普本科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生时期曾赴联合国纽约总部实习……从个人经历来看，他的“国际化”有根可循。 但个人经历只是证明他“能做”，这件事“是否有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黄渊普认为，国家经济实力崛起一定对应着商业报道者和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崛起。但目前，英国的《经济学人》、美国的《彭博》……国际上的舆论与研究阵地还是以欧美机构为主。黄渊普希望亿欧国际能够进入头部阵容，同时扮演桥梁角色。 “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会开放，未来某天，东南亚的公司来上海上市，美国投资者可以在上海开户。这个事情不取决于我，但我们正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很多科创板公司的第一篇英文稿都是我们在弄。” 黄渊普说：“我们现在应该是为数不多国内能生产英文报告的机构。如果你去谷歌搜科创板公司的英文名，我们的内容很多排在第一页。” 事实上，在中国对标彭博的财经机构并不算少。“大智慧”、“万得Wind”、“同花顺”……都曾打出过中国彭博的旗号。但他们更多的是战术层面的相似——数据、终端、讯息。 亿欧国际则想要学习彭博的“精神”：在市场的话语权、透明的企业文化。 很多人做事情创业，是从自己的能力半径出发，擅长什么、能做什么，或者从赚钱的角度出发，做什么效率最大化。但是黄渊普的思维是，世界需要什么，趋势是什么，我去做什么。这可能既是亿欧目前遇到问题的源头，也是亿欧未来充满更多想象空间的基石。 回到最初那个“大”还是“好”的问题，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放弃大，做到好；但要想更好，势必也需要再大一些以提升业务的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螺旋式地上升。 而对于黄渊普本人，他就正在这种螺旋式地上升的过程中把握平衡。 以下为「深响」整理后的部分访谈实录： 【整体思路】 Q：亿欧的业务很多，亿欧网、亿欧智库、亿欧国际、亿欧数据、亿欧咨询、亿欧资本、亿欧会议、亿欧视也，这些业务里的重点是哪些？ A：可能从外观看亿欧会有点失焦。亿欧现在全职的已经超过200人了，业务也不少，每年也都能拿融资，去年的时候，现金看着好像还不错，放着也是放着，不如多做点事情，所以我去尝试。 Q：亿欧有业务也单独拆分出去独立融资，您是怎么考虑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的？ A：汽车业务独立融资，大健康独立融资，这是组织变大的时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内容机构，大家都是手艺人，跳槽太容易了，认识一些企业家也很容易。而且平台光环很容易就把个人能力放大，真的就有很多企业以两倍薪资来挖我们的员工。所以我们这种公司其实是理发店模式。大家都会理发，自己找个小区开个小店没问题。 所以我就想，既然是这个模式，既然拦不住创业，你要有本事我就支持你，独立融资也给到股份。这也解决组织壮大的问题。但这个的副作用也比较明显，小同学真的要独立创业，还是比较难肩负起重担真正独立。毕竟内容工作者考虑经营是很难的，所以到今年两个独立子公司，今年上半年就没发展好，内容负责人不是商人，不挣钱但养了二三十个人，压力很大。 独立不光是内容和人的独立，经济上也需要独立。 Q：很多公司都会把主业和创新业务分开，主业稳住，然后使劲儿折腾创新，同时也给创新业务设一根红线，如果规定时间、规定预算内完不成任务，就砍掉。您有这根红线吗？ A：到目前为止，可能研究业务有点主业的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是没有主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内部其实有两次转型。 第一次是2016年之前，行业里说亿欧是O2O媒体，但这个领域跟着跟着就死了。2016年9月份，我在内部说，如果要研究O2O，你们研究，我单独成立公司去看前沿科技。后来他们打不过我，就听我的。2017年我们就开始重点研究前沿技术了。 当时我们拍（前沿科技领域）视频，拍了二三十个人，比如地平线，他们要么刚出来创业，要么还在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过程中。 那次调整之后，就到了今年。为什么说我们一直没主业，是因为我感觉到比上一次更明显的，旧世界在崩掉，新世界在到来。之前我们发现O2O不行了，今天我们发现不是哪个领域不行了，整个一级市场不行了。对于我们来说，活动收入占了我们40％50％的收入，但是去年突然开始很难了，创业公司死太多了，（活动的客户）没法留存下来。 所以我们从2019年年底就定了一个三年规划。计划把非媒体营收做到占70％，相当于把现在的情况倒过来，然后也确定了三大方向。 Q：哪三大方向？ A：第一是从关注一级市场到关注二级市场上市公司。不是说创投市场就不关注了，而是简单写，深度分析就不深入了，报告我会研究更大的公司。这跟我们去年获得了一些大客户有一些关系，创投公司没法成为世界500强。 第二是，做内容实在太累了，所以我们内部提数据产品。必须要搞数据产品，数据驱动。第三是国际化。 目前我们确实还是没有找到主业。 回到之前的问题，什么叫主业，某一个类型的业务占了一半收入，可能就是主业。主业一定是现金流业务，是支撑公司基本收入的盘子。有了支撑再做创新，即使创新失败，基本盘还在。 Q：现在思路要清晰一些了。不过说句冒犯的话，目前亿欧无论是媒体业务也好，还是研究咨询业务也好，都不是最顶级的那一个。您会追求“第一”吗？ A：其实很多媒体在早期都比较有锐度，但是越往后就越平庸了。这跟组织有关系。我是分析师出身，我从来不追求极端，亿欧有一点原则——不能跟人结大仇，杀人父母断人钱财的事情我不干。有公司要上市，媒体组织一个特别劲爆的东西，这种事不做，你跟不跟我合作你随意。但这样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引发的争议就会小。 当然我跟我们管理团队说，我们不见得会挣大钱，但以后保证不坐牢。这样会让我们在媒体上是相对中庸的风格，你看我们几乎没怎么接到律师函。 研究方面客观说，易观是20年的品牌了，艾瑞2003年成立，也是17年的品牌了。我们2014年之后成立，本来就不是一代的。而且第三方的品牌其实企业端是有惯性的。起得慢，降得慢。 Q：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了很多关于麦肯锡的事情，但是刚刚听您分享，似乎融资时候的故事是彭博？ A：很难说有一个对标对象。因为最终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我3月份特意去彭博总部拜访，就在第五大道靠近中央公园，离我们纽约办公室比较近。去了给我是有震撼的，透明文化，不给管理层设置办公室。 透明文化，我自己是坚持的，比如我经常写内部信给大家。另外我们每个月开会，除了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全部公布给所有人，我们每个月月度会开完之后会把纪要抄送全体。要承担副作用，但要解决信息透明，这没关系。 从业务形态来讲，亿欧国际肯定会学习彭博。新闻写法是同步的。我们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时间，天天打印出来一篇彭博的文章分给我们国际团队，然后看有哪些可取之处，我们坚持了大半年。彭博有它的写作标准，我们也做了一个我们的标准。 麦肯锡我主要提的是它的合伙人制度，333，合伙人、最高管理合伙人最多可以干9年，3年一任。亿欧推过合伙人制度，不算太成功。你小公司业务都没稳的时候，老搞一些制度创新没必要。 Q：整体听上去，您对于“做大”似乎有执念，但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做大不等于做好？ A：客观说，执念肯定有。我一直在想创业者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我创业的时候二十七八岁，现在还没到35，所以可能跟年龄阶段有关。年轻人过于年轻的时候，永远追求大，这对于我来说意义大于立马挣点钱。 从大到小是简单的，从小到大是难的。如果你管理100人团队已经有很好的方法论了，那回过头来人少的时候，海阔天空。 另外，当你要做一个世界级机构，规模也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Q：如果采访电商、消费品牌、人工智能之类的公司，我可能不会问这个问题，但对亿欧，我想问的是，媒体内容这块土壤其实很难长出大树。后来发现做的好的，其实都在跳出内容，去切企业服务、去切交易。亿欧是什么思路？您所站立的这块土地足够支撑您的远景吗？ A：从目前看，研究公司能做多大？比如艾瑞好的时候有五六百人，但从长远赛道来看还是有瓶颈。所以赛道需要拓宽。而我们目前还没碰到那个拓宽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甚至不取决于我们。亿欧做了国际化，国际团队在纽约有办公室，我自己也在纽约大学读书，这是未来长远的布局。 我现在在讲一个故事，“忽悠”美国人来上海，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会开放，未来某天，东南亚的公司来上海上市，美国投资者可以在上海开户。这个事情不取决于我，但我们正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很多科创板公司的第一篇英文稿都是我们在弄。 但也有可能我们白忙活一场。 我最近做了一个概念“纽上伦”——纽约、上海、伦敦。未来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上海、伦敦、上海起码会超过伦敦。 中国如果要想突破中等陷阱，国家的陷阱，它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前沿科技必须追上去，因为低端的制造业肯定会被收入更低的国家给抢走。第二，一定要通过金融手段去“割全球韭菜”，把全球有价值企业吸引到上交所来上市。 我下了一个注，而且这个注我下的还不小，这是亿欧的未来。 【具体业务】 Q：为什么要做亿欧国际，而且看上去非常执着？ A：国际化跟我的专业背景有关系，国际关系专业。当年读书的时候也去纽约联合国实习，一直感觉很多东西就埋下了。只是后来很长时间没有精力去弄。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公司选轮值总裁，就把我给抽离出来了，有时间去梳理。当时总归是想干点事情。我们内部其实2015年就提国际化了，只是到了2018年让轮值总裁去管公司其他业务，我才有时间自己去搞国际业务。 坦率说我们也在推进新的融资，故事还是彭博的故事。而彭博的故事不能只有中文没有英文。这个东西确实还没有盈利，但投入了近两年时间之后，还算是达到了一定高度。 Q：你觉得现在国际业务做的怎么样？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A：我觉得没搞好，但我不会放弃。之前亿欧做过企服盒子，然后放弃了。但亿欧国际不一样，亿欧国际跟亿欧是有很强协同的。我们现在应该是为数不多国内能生产英文报告的机构。如果你去谷歌搜科创板公司的英文名，我们的内容很多排在第一页。 Q：二级市场这块做的人不少，亿欧去做有什么优势？ A：我是觉得应该做大公司，不一定定义为二级市场，但正好二级市场公司普遍大。如果去看二级市场，各行各业的利润都在往龙头挤。 做大公司的话，他其实根本不在意隔靴搔痒的报道，如果媒体只是天天说人家战略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我们的思考是要从几个维度来看。 第一，判断他到底关心什么，任何企业都关心用户。所以我们的内容在变化，你不要去谈战略，我们倡导要去做调研。当年瑞幸咖啡被调研打掉，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医药相关的，直接去药店调研，用户视角。 第二，资本市场的股价涨跌。我们内部有举行投资研究比赛，大家给出判断和目标价，看谁准。你的研究必须能够影响他的股价。 第三，从内部员工视角。 【组织管理】 Q：您如何确保您的理念被大家理解？ A：我觉得这是个悖论。我们知乎上有一条问答，其中离职员工批评我说，老板每次内部信都很诚恳，但他所说的理想和项目理解的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当人才标准提高之后，理解会容易一些。当同事大多是普通院校的时候，你强调国际化，他们感觉还是不落地，因为离太远了，感觉老板扯淡了。但招的标准提高了之后，出身好学校的同事，感觉会更贴切一些。 另外就是组织问题。很多想法实际上会被中层屏蔽掉。当你和中层去说一个东西，他能接受70％，向下传达，下面再接受他的70％，其实就变成了49％。这还是中层主动去沟通，没有屏蔽信息的情况。 其实谈融资也是这样，跟投资经理聊，效果很差，聊完就不投了，后来再推一下跟合伙人聊，觉得可以投。屁股决定脑袋。 Q：您现在不只是创始人，也是CEO，这两个身份不一样对吧？ A：第三方机构要长盛不衰的基本标准，就是创始人必须要走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没法像拼多多那样一下子起来，第三方机构都是起得很慢的。但每隔10年，世界剧烈变化，而中国基本5年就会有大变化。 你看高盛其实差不多10年就会换一任老大。这并不是人不行，而是你的资源和认知已经成为过去式，你必须选上代表未来业务、未来方向的人成为老大。所以说，我们真要成为世界级有影响力的机构，我还需要10年，还需要下一代。 所以亿欧做了一些准备。我们把所有管理者的股份放在一起，谁当老大，谁代表公司控制公司。这是我跟团队承诺的。谁选上谁当老大，我们学的是高盛加麦肯锡的这种合伙人制度。 我现在把我自己当职业经理人看，我要对股东负责，所以我得比他们更勤奋，因为我不是把自己当老板。 Q：您觉得您的短板是什么？ A：一个是不懂技术，一个是对于未来世界怎么变化的未知。分析师的臭毛病是想得很高，落地会差一些。预测了趋势，但趋势与你无关。 当然这几年在财务方面从完全意识不到，到自己懂一点，财务骗不了你。之前损失很多。比如我们办会，我们原先使用的供应商比一般报价高30％，而这供应商连续用了三四年。比如可以黑白打印的东西彩打，倒不是缺这一块两块，但风气很重要。还有内容生产，很多人写文章是给自己看的而不是给用户看的。我们每年在内容投入三四千万，但文章产出与薪资的对应关系不清晰，你不知道这三四千万里面到底多少是浪费。 有时候很多人会把水搅浑，分不清对错。今年我确实学了一些财务，倒逼自己用财务视角看问题。 Q：现在亿欧的管理结构是怎样的？ A：现在刚调整，我管花钱的部门，轮值总裁管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轮值总裁向我汇报。当然给他们的权限还是比较宽，而花钱部门的事情就比较琐碎，人力、行政、财务、法务、品牌。主要两点，一是保证各个部门的信息畅通；二是做好考核表。 Q：您是一个非常在意细节的人，亿欧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团队规模了，您还需要这么细吗？ A：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原先谁都没管过，谁都没有这个能力去管，你得先去接，接完之后解决问题肯定不能靠人。其实我是崇尚系统解决方案的人。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章咪佳 朱银玲 卢瑶瑶城市的神经中枢每天精密地运作，不仅能够提高交通效率，还成为不可替代的“刑侦高手”；“DOTA AI”在DOTA 5v5 比赛中，击败人类选手；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冰”出诗集了，每首诗歌都是她自己创作，诗集名叫《阳光失了玻璃窗》……当人类创造出了令自己倍感沮丧的对手，人要如何面临科技的发展？2018年8月17日~19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由钱江晚报主办，蚂蚁金服战略合作的“智能生活·触手可及”杭州智博会暨黑科技展（第二季）将全新亮相。在三天的会议中，每天都有一场“滔客约会”。您将约会到的大咖分别是：阿里巴巴达摩院城市大脑专家陈静远、中国第一位科幻文学博士姜振宇、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宋睿华。这些拥有性感的大脑、有趣的灵魂的年轻科学家、学者，将从科技、演化、哲学等多个角度，为您解读现实与未来。揭开城市大脑的奥秘去年10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以“达摩院”为名的全球研究院。这所研究院，以一支强大而神秘的科学家队伍被外界所关注。陈静远博士，是阿里巴巴达摩院城市大脑专家，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师从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领域泰斗Tat-Seng Chua教授。毕业后加入阿里巴巴达摩院城市大脑团队，担任科研工作。陈博士主要从事多媒体推荐系统，跨模态分析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研究。她的多项工作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发表，如SIGIR、WWW、 ACM Multimedia、EMNLP等。其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杭州、衢州等地的城市大脑项目，实现了对整个城市的全局分析，自动调配公共资源，提升城市的总体治理水平。让数据帮助城市来做思考和决策，与市民良性互动。比如，城市大脑可以通过智能调节红绿灯，大幅提升车辆通行速度，降低行人和车辆的等候时间。特别是衢州城市大脑，通过多维数据融合与计算机视觉等AI技术，帮助警方破获了多起偷盗与抢劫案件，大幅降低了警方的破案成本，提升了破案效率，更为打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此次，陈博士将在现场，为我们揭秘这颗“大脑”背后的秘密。陈博士希望，通过此次智博会，让更多老百姓也能轻松领略科技的魅力，“随着科技的发展，诸如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离我们并不遥远，科技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除了业内人士，普通人也需要通过智博会这类活动，紧跟技术社会发展的步伐，学习、融入、拥抱未来的智慧生活。”如何与人类创造的机器人相处这段时间，有一条人工智能的新闻在圈子里刷屏：继2017年美国 OpenAI公司开发的“DOTA AI”在DOTA游戏 1v1 solo中，打败人类顶级职业选手后，今年又在 DOTA 5v5 比赛中，击溃人类选手。姜振宇博士复盘了一遍人类创造的对手，是如何步步挑战人类的——1997年，由IBM公司生产的超级电脑“深蓝”，击败了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当时人们想：国际象棋可能出现的棋局状，毕竟还是可以穷尽的，计算机比我们擅长计算，没什么了不起。但围棋，规则简单到极致，棋盘上落子千变万化，电脑就不可能赢了。2017年，柯洁九段中盘告负，以0：3败于围棋人工智能Alpha Go。人们又想：游戏，拥有大量的细节信息，又需要深度的策略判断，是人类最后的底线了吧。结果，2018年，高难度的DOTA游戏，无论是单挑还是团战，人工智能都全部拿下。姜振宇说，人工智能表现的“越来越像人”了。我们都应该想一个问题：未来，人们和自己创造的黑科技，该如何相处？“人类创造出了令自己沮丧的对手，这或许就是一个宿命。”姜振宇认为，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勇于颠覆自己的思想，长期以来是被人类推崇的，“具体到机器人的复杂命题上，或许选择与机器人好好相处，共同打造美丽新世界，是通向未来的唯一路径。”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让人类有机会审视生活，产生新的视角。姜振宇鼓励普罗大众：“想要理解现实，先研究一点科幻。”“科幻文学对现今社会的思考，已经有200多年了。今天遇到的与技术之间的困惑，在19世纪玛丽·雪莱写的世界上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里，就有思索了。”这些年，社会上很流行讲“技术有意思”，姜振宇说，他要讲讲“科技有意义”，一边讲一边要“怼天怼地”。欢迎大家来围观。人工智能少女成长记熟悉钱报的人都知道，作为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的机器人记者，微软小冰在上个月底刚刚升级，化身第六代人工智能美少女。但大家知道小冰是如何诞生的吗？在本届智博会，钱江晚报特地请来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宋睿华，也就是小冰的创造者之一，来为大家讲讲人工智能少女成长的故事。宋睿华在学生时代就与人工智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完成本科和硕士的学习之后，宋睿华于2003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主管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一边在微软工作，一边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计算机的系统学习，让她更进一步地接触到了人工智能领域。于是在2017年，她加入了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担任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主攻方向为文本生成和人工智能，并且取得了耀眼的成绩。2017年，在她主导研发的技术下，人类史上首个完全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小冰诗集出版，叫做《阳光失了玻璃窗》。截止到2018年8月，小冰已经为万张图片，看图写作配写了现代诗。这些都是宋睿华和她的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研发努力的成果。在人工智能的学术研究方面，宋睿华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曾担任国际数据挖掘会议CIKM的领域主席，国际信息检索会议SIGIR和国际万维网会议WWW的资深程序委员，也曾任国际信息评价会议EVIA的主席，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人工智能是一个奇妙的学科，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和人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选择研究生方向时，宋睿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工智能，虽然当时人工智能处于低谷，还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但宋睿华坚信它有着巨大的潜力。而对于即将开幕的智博会，宋睿华也是十分期待。这是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由第一代到现在的第六代，机器人小冰成长的背后诞生了多少黑科技？而在未来，小冰又会掌握哪些新技能？一切答案尽在19日智博会微软论坛专场，我们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