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选择团结协作才是正解（国际论坛）陈东晓中国站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采取有力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防控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从过往经验看，国际合作对于遏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蔓延，尤其是新型病毒引发的疫情意义重大。以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一方面，中国站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采取有力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防控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另一方面，国际医疗科研合作、国家间物资支持等，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为协调资源、分享信息、阻遏污名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助于世界尽早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防控体系。尽管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制和能力还存在不足，但如果没有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将更为严峻。疫情防控无法遵循统一模式，但尽早发现和救助患者、及时遏制疫情扩散是疫情防控的基础。中国作为全球抗击疫情最初的主战场，付出的努力最大，采取的举措最严，获得的直接经验最丰富，疫情防控的成效也最显著，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中国在抗击疫情中采取了诸多有效举措，例如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体系，阻断疫情扩散的空前强力措施，及时、充分地与世卫组织等开展信息沟通和经验分享，深度参与国际医疗合作和科研攻关等，都为防控取得积极成效提供了重要保障。中方采取的统筹兼顾、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以及因时因地灵活调整的策略，尤其值得国际社会借鉴。此次疫情也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一方面，不同国家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价值导向、公共卫生资源和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分布特性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储备不平衡，加之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冲突等，对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快转变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观念，避免在“恐慌—忽视”两极间摇摆；加快弥补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短板，尤其要加强许多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国家的能力建设，使这些国家能够切实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从而形成更有效合力；进一步增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力，弥补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资源短缺，着力减少污名化、政治化对全球疫情防控大局的干扰；加强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分享。人类同疫情的斗争史已经并将不断证明，团结协作才是人类遏制大规模传染病的正解。当前，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已提议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探讨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团结合作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大势，也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陈友骏：日本“菅经济学”的特色与困境保经济越来越成为决定菅义伟政府施政策略的指针。在最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菅首相详细阐述2021年政府内外政策设想和预期目标，振兴经济成为核心任务。这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日本内外矛盾的基础与关键，并渗透在菅政府当前和未来国家发展规划的各个方面。第一，坚决阻击疫情，促使国内经济尽快恢复正常。菅义伟政府此前在发布东京等地“紧急事态宣言”问题上犹豫不决，主要就是担忧会导致经济减缓。能否控制住疫情已成评价菅政府政绩的主要考量之一，也事关其未来的执政前程。2021年菅政府还有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重任，能够控制住疫情又直接关系奥运会以及日本经济的短期表现。日本不想失去举办奥运会这一对外展示经济成就以及其他方面发展成绩的机会，更不想因疫情而导致日本社会经济陷入难以挽回的乱局。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视角看，抗疫都是菅义伟政府今年实现保经济大业的第一要务。第二，恪守经济底线，保证就业和基本生活秩序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实际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社会收入水平整体也出现实质性倒退。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年人缺乏稳定就业的预期，老年人也逐渐失去安心养老的社会环境。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日趋加剧，致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前景愈发渺茫，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直线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谓是雪上加霜，促使日本社会传统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国民整体的悲观预期陡然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导致日本国内自杀人口急剧增加，这已成为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这种悲观情绪，输入信心成为菅义伟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信心最大的来源，无疑就是持续的经济发展、扩大的就业规模及稳定的收入增长，这些也都是菅政府不断强调并希望尽快实现的重要目标。为了响应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日本主要汽车厂商之一的日产公司已决定将所有合同雇员转为正式员工，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信心。尽管如此，就当前日本国内经济现状及企业生存环境来看，某个单一企业的行为很难被复制为包括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扩大正式雇用人数仍将是横亘在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发展面前的主要困难之一。第三，主张“绿色”和“数字”两张牌，构建独具特色的“菅经济学”框架体系。2020年9月菅政府启动以来，“绿色”和“数字”就成为其经济政策两大关键词，也是构建“菅经济学”体系的灵魂所在。“绿色发展”并不是菅政府的独有政策特色，而是对此前多届日本政府政策的继承和发扬。在日本经济踏入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梯队之后，“绿色发展”就成为日本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就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而为凸显“菅经济学”的“绿色”特性，菅义伟政府对外正式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菅义伟政府还将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以氢能、风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并为核能的重新启动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是“菅经济学”的第二张特色牌和创新牌。从政府结构组成入手，菅政府将新设“数字厅”，统合性地推进日本国家的数字化战略建设。在具体的产业规划及构建问题上，“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统领所有经济政策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如此，数字要素将成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之后的新经济要素构成，并逐步升格为连接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总之，未来经济的大部分内容将以数字化的形式逐一呈现。综上所述，经济已经成为菅义伟政府串联各层面政策的连接点。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问题能否得以顺利解决，是决定菅义伟政府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10月2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举行“大变局和新时代中国外交——庆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大会暨系列学术研讨会”。图说：学术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在隆重的开幕式后，上研院举办了“动荡变革时期中国外交的新使命新任务”“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欧洲对外战略及中欧关系前景”“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海洋安全”“演变中的中东地区秩序：外部和地区大国的作用”“新时代‘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六场平行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研院等智库，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上主题分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分会场，多位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分享见解与思考。专家学者们认为，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取决于处于“铁锈带”和“阳光带”上各主要关键州的投票结果。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选出现了邮寄投票数量增加、现场投票时间延长、提早投票人数激增等新情况，它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与事务学院教授郑华依据二战以来美国大选两党轮流执政的历史、美国电视辩论历史和当前政治传播的最新特点指出，2016年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报道与民调数据并不足以采信，这将为观察2020美国大选提供一定发展思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苏刘强认为，除了传统智库与调研机构外，国际博彩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以及两位候选人所募集的竞选资金数额也有可对比分析之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指出，包括美国建制派在内的对华战略思维已发生显著变化，中美关系正呈现出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特点。新民晚报记者 杨一帆

目前，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举国上下正进行抗疫“大决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完成的《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近日，上研院再次推出系列报告之二——《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以期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作出阶段性评估。随着疫情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全国防控疫情的总体战正在全面推进。若明若暗的“疫情拐点”何时能够出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早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又采取了哪些强有力的举措，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中国医疗科技机构和专家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诊疗病患方面有获得了哪些新的进展？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场规模超过SARS的人民抗疫战争中的决心和巨大付出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带来哪些启示和经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团队围绕这些问题，再次给出他们的分析和评估。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的这份报告中，课题组评估，随着国家防疫策略和措施的调整和升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与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趋势会继续企稳向好，整体疫情拐点的出现时间，将取决于中国目前采取的防疫举措的落地和全体民众的配合程度。课题组评估认为，目前疫情仍处于局部集中爆发(特别是在武汉及湖北一些地方)、全国其他地方总体开始趋稳的态势。报告认为，未来1至2周内，大型城市面临节后务工返程人员的高峰，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如果2周后感染人数没有上升，基本可以判断，除湖北外的省区和直辖市将相继出现疫情拐点。课题组分析指出，尽管目前还没有应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但中国防疫主管部门、医疗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不断优化疫情防控策略和临床救治方案，对早发现、早确认、早治疗病患，以及有效救护危重病人、降低病死率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报告还指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抗疫动员体系持续发力，是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从全国加速向武汉增援医生和医疗资源，还是全国19省市点对点收治湖北地区重病患者，无论是多地人大为科学防控提供立法支持，还是众多互联网企业的智能支撑，以及实施居家办公、民众更自觉地减少出门等等非常规举措，都表明全中国都在与疫情进行赛跑，争取早日迎来抗疫的拐点并赢得最终的胜利。战“疫”将给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哪些启示？报告指出，尽管疫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已经为国际社会共同抗击大规模传染疾病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启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应对在超大规模城市的的疫情爆发鲜有先例，如何提高地方公共卫生应急体体系应对突发疫情能力、如何在疫情中提高全国联防联控体系的科学防控水平、如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高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团结合作能力等，关键词就是团结一心、科学防控、国际合作。《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是上研院发布的第二份有关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评估报告。此前，上研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进行分析和评估，撰写了《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的评估报告(报告全文链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2/01/WS5e358d1fa3107bb6b579c92b.html)，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包括“隔离”武汉等高强度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发挥何种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现出何种能力抗击这次大规模的疫情？怎么看疫情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抵御这场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热点话题。《进展与前景》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疫情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态势，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但是采取包括“隔离”武汉等重点区域的强力举措仍然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否则中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可能面临更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同时，《进展与前景》报告认为，这场疫情正值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中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世界经济产生多重冲击，尤其是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中长期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仍然非常强劲，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中国经济将在疫情后继续发挥出巨大的增长动力。《进展与前景》报告还指出，全球化时代，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内的全球传染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当此重大挑战关口，国际社会尤其应当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来源：中国日报网

10月2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举行“大变局和新时代中国外交——庆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大会暨系列学术研讨会”。在隆重的开幕式后，上研院举办了“动荡变革时期中国外交的新使命新任务”、“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欧洲对外战略及中欧关系前景”、“中日关系视角下的海洋安全”、“演变中的中东地区秩序：外部和地区大国的作用”、“新时代‘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发展”六场平行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研院等智库，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上主题分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中国日报上海分社）来源：中国日报网

近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再次向世界昭示中非“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宣示中国同国际社会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张春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张春表示，第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带来重大确定性。从全球层面看，英国脱欧，以土耳其、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扑朔迷离”。中非合作短、中长期战略规划的明确，不仅为当前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注入重要的确定性要素，更是推动世界发展转型过渡的关键性要素。第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世界展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最佳案例。正如峰会主题所说，中非命运共同体正朝向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决定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一带一路”倡议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有机对接，推动中非合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提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就是要推动中国和非洲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提升更高的发展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最佳案例。第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大国崛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意义。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大国崛起也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受益者。峰会提出，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就是明证。

11月4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新书发布暨欧亚地区热点形势研讨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毕洪业教授、同济大学宋黎磊教授、兰州大学曾向红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江苏省委党校孙超副教授、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讲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廉晓敏博士等欧亚学界学者，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副编审宋浩敏，《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东方网、观察者网等新闻媒体出席了本次发布会。该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独立完成的第二本专著。该书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近3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时段，旨在解释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寻找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问题上政策变化的影响因素。该书将视角落于结构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认为“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和“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影响了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并影响了俄罗斯对发展一体化的方式、目标和领域的选择。该书在归纳和总结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判断了俄罗斯的政策走向和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在搭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该书将1991年以来的二十余年划分为6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中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特点，把握双重结构中俄罗斯的相对权力地位和主导观念的变化，从而阐释俄罗斯在不同的阶段节点改变或调整其地区一体化政策和立场的原因。作者顾炜指出，俄罗斯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调整与态度变化，既受到双重结构的深刻影响和有力制约，也是其对地区内外环境变化的不断应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俄罗斯的政策走向和欧亚地区合作的发展特点及趋势。在学术研讨环节，应邀出席的各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围绕欧亚地区的新形势和新热点展开讨论。针对当前热点纳卡地区冲突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毕洪业教授认为，土耳其、伊朗、法国、以色列等域外国家通过不同方式介入到纳卡冲突中，使纳卡冲突存在长期化和全面化的可能。一方面，行为体的增多不仅使形势复杂化，也加大了协调难度，从而使冲突存在长期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之外，各方参与冲突的出发点都不相同，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增加，使争夺更加全面，也增加了冲突的持续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向红教授认为，纳卡冲突反映了高加索地区是欧亚地区内部最不稳定的次地区，比较而言，中亚地区在欧亚地区内部更为稳定。针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白俄罗斯大选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等事件所反映的问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向红教授认为，欧亚地区的套娃秩序在疫情影响下继续调整，欧亚地区的三大热点问题反映了不同次地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应当重视不同次地区秩序之间的差异。江苏省委党校的孙超副教授指出，疫情加剧了欧亚治理的碎片化，也会进一步加剧次地区的分化。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指出，欧亚地区的分裂进程在21世纪初就已经显现，俄罗斯也是推动欧亚地区分裂的推手，今年的三大地区热点进一步加剧了次地区的分化，也反映了俄罗斯地区主导作用的下降。对于俄罗斯的作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廉晓敏博士提出了不同意见，她指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没有受到疫情的颠覆性影响，这种现象是需要我们进行思考的。对于来自西方在该地区的挑战，俄罗斯较好的以西方的话语和手段进行了回应。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博士也认为，尽管疫情会导致全球范围的多中心主义，但欧亚地区的传统联系不会被疫情完全冲断，俄罗斯的主导性会在疫情后的合作中被再次确认。针对当前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出现的第二波疫情，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疫情影响的长期化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欧亚地区各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在全球范围看，也并不理想。上海政法学院韩冬涛博士认为，俄罗斯政府将抗疫主要职能权力下放至地方，削弱了防控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蔓延形势。2021年即将迎来欧亚地区各国独立30周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前需要密切关注欧亚地区的新动向，各国的转型进入关键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认为，欧亚地区各国在独立后，大多经历了新的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市场建构等历程，这一过程并未完全结束。在技术变革导致时间这一要素的影响大幅缩短的背景下，欧亚地区的空间模糊性也会对各国转型继续构成重要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洪业教授认为，后苏联空间的转型是否有统一规律，这一问题值得仔细研判。江苏省委党校的孙超副教授认为，传统的转型和现代化范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欧亚地区的新现实，欧亚各国也在进行新的调整，再转型的研究需要加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廉晓敏博士指出，面对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领域各种现象的解释与话语构建，比如转型，现代性等议题，欧亚地区相关国家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关于欧亚地区形势未来发展的研判，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立凡副研究员认为，尽管参与欧亚地区事务的域外行为体愈加增多，但更重要的仍然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美国大选后需要关注新政府中亚战略的调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宋黎磊教授指出，欧盟在调整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会更加注重欧亚互联互通建设，中国与欧洲需要加强双边合作，以双边促多边，加强在欧亚地区的合作，也包括加强在欧亚地区开展互联互通方向的第三方合作。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指出，欧亚地区汇集了中美俄欧四方的利益，各国在欧亚地区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其复杂性比全球层面的大国竞合更加明显。（供稿：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廉晓敏、严骁骁）

为深入研究长三角区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创新，12月9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新格局、新阶段与区域化新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长三角”论坛。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吴富林、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发表致辞和主旨演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主持开幕式，来自政府、学界、企业、银行的80余位专家出席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知名专家就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新阶段、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发表了重要观点。论坛还围绕“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参与构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长三角的新作为”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专门服务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金融机构，在支持对外贸易、促进跨境投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助力地方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更好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新时期的重要发展和改革使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是我国首批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国际影响力最高的智库之一。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沉淀，通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研究，有效发挥了咨政建言、理论创新、国际交流和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本论坛是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深化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务实合作，在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问题上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呈全球蔓延之势。它究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次团结合作、共同阻击疫情大流行的历史机遇呢？还是会诱发人们更加以邻为壑，从而削弱国际社会在卫生防疫领域的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根基？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两种情景都存在，而且呈现相互交织和博弈的态势。这时候初步总结国际抗“疫”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仍在持续中的全球防控疫情阻击战尤其重要。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人们总结和思考：首先，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对阻击大规模传染病蔓延的价值究竟何在？从SARS、H1N1、Ebola到此次COVID-19病毒的传播及防控经验来看，国际合作对于阻击大规模传染病的蔓延，尤其是新型病毒引发的疫情而言意义重大。以这次国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一方面，中国作为疫情最前沿的国家奋力阻击乃至做出巨大牺牲，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防控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另一方面，国际医疗科研合作、国际医疗物质支持、国际权威学术机构等积极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为阻止疫情时期“污名化”和“政治化”所扮演的“正本清源”的关键角色，不仅有助于中国，更有助于世界其他地区尽早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和有效的防控体系。尽管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制和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合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其次，怎样全面理解中国在抗击疫情总体战中的经验及国际意义？尽管防控疫情在世界上无法遵循统一模式，但及时阻断疫情传播、尽早发现和救助感染者，是疫情防控的基础。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付出的努力最大，采取的举措最严，获得的直接经验最丰富，目前防控疫情的成效也最显著，得到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许多举措和经验，包括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体系；空前的阻断疫情扩散的强力措施；及时、充分地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开展信息沟通和知识分享；深度参与国际医疗合作和集体攻关等等是取得防控积极成效的重要保障。其中，中方强调的“统筹兼顾”、“科学防控”、“精准应对”和“因时、因地、因情”灵活调整的原则，尤其值得国际社会借鉴。第三，如何进一步加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治理体系的能力建设？这次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再次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所面临诸多短板和困难。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价值观、公共卫生资源和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卫生安全风险的分布特性以及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储备方面存在不平衡，加之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冲突等原因，导致发生在一国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复杂的特点，对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构成严峻挑战。为此，我们一是要加快转变全球卫生安全观念，避免在恐慌和忽视的两极中摇摆；二是要加快弥补全球公共卫生突发应急机制的短板，尤其是要加强许多公共卫生能力薄弱国家的核心监测和应对资源的能力建设，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切实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从而有效阻击疫情的全球蔓延；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力，弥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资源短缺，着力减少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政治化”和“污名化”对全球防控疫情大局的干扰。四是要加强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分享。人类同病毒和疫情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团结、协作、共情是人类抗击大规模传染病的唯一正解，也是促进国际社会去构建“更安全的全球化”的重要桥梁，更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本文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陈东晓，原标题为《国际合作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三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