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律硕士机构

最新法考考试培训机构排行榜，排名不分先后：BT学院 BT学院是一家互联网直播教育品牌，专注于财经考证和陪伴学习，以高效应试、高通过率、陪伴奋斗著称。BT学院目前已形成资质考证、考研升学、实务培训、财商提升的财经教育闭环，是一个人人适用的财经教育平台。是个人最喜欢的法考培训机构，不说别的，作为一个有处女座性格倾向的人，BT学院的很多细节我都很喜欢：网站设计大气简洁、课程下载方便快捷、教学视频片头优美动听，个人觉得在这些细节上这么用心，课程也一定不会差。瑞达法考北京瑞达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全国法律硕士联考、注册会计师考试培训于一体的教育培训机构，简称“瑞达教育”。2016年3月11日，瑞达教育公司正式成立，总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六大城市设立直属分校。2017年6月，正保远程教育与瑞达教育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了瑞达教育线上线下教学服务的新篇章。厚大法考厚大轩成教育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集司法考试培训、法硕培训、律所、律师培训等相关法律培训服务为一体的法律教育培训机构。厚大成立于2013年8月。要求自制力很高。自制力不高的同学很难学好。华旭华旭是一家法考考试教育培训机构，成立于2009年。基于华旭前身的办学经验和丰富的培训资源的积累，聚集培养了一批业界一线名师80多人，这些师资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博士等这些名师与华旭签定了授课协议，对法考考试进行了专业的研究，保证了教学质量。桑磊桑磊以网上法考系统、网上法学院、网上法律职业学院为依托，网络教育与图书出版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引领全国法学院学生、法考生、法律职业人， 在法律领域形成以“法学教育、法律统一考试、法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构建完整的“法律一体化（完全）教育”体系的终身教育闭环，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2020年上海大学法律硕士考研报录比参考书大家好，我是育明教育的代老师。关于上海大学法学专业硕士考研信息汇总，了解一下。上海大学上海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简称“上大”，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防科技工业局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111计划”、“上海市首批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一、上海大学法律考研招生目录及人数1、招生院系：法学院2、招生专业：035102法律（法学）专硕 035101 法律（非法学）专硕3、研究方向：不分方向。4、考试科目：非法学：(1) 101 思想政治理论(2) 201 英语一或日语(3)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4) 498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法学：(1) 101 思想政治理论(2) 201 英语一或日语(3) 397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4) 497法硕联考综合（法学）5、招生人数非法学：统招人数55 推免人数15 学制三年。法学：统招人数 20 推免人数10 学制二年。二、复试分数线：2019年1、法律硕士（非法学）：总分≥328分，单科(满=100)≥44分，单科(满>100)≥66分；2、法律硕士（法学）：总分≥320分，单科(满=100)≥44分，单科(满>100)≥66分；（含士兵专项）3、法律硕士（非法学）士兵专项计划：总分≥320分，单科(满=100)≥44分，单科(满>100)≥66分。（士兵专项）2018年法学非法学分数线 公共课：42 专业课63 总分3152017年法学非法学分数线 公共课：44 专业课66 总分310三、参考书目★法硕大纲《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其它复习书目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试指南》---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法硕联考历年试题及解析》--曾宪义主编--法律出版社3《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分析》--教育部考试中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4 《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入学联考标准化题库》5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公共课到底哪个更重要？1、公共课要保过、专业课要再提分首先研究生考试的各门学科的分数结构上专业课在占到总成绩上的占比是大于公共课的。公共课方面，大家普遍觉得难的部分应该是数学和英语。但一般知道自己这两科弱的考生，在备考初期就会着重复练习。数学难理解的地方较多，建议大家早做准备，多做题多练习。政治不用说，为了不忘或者避免手生，还是要背的。总之，公共课这几科都没有一定要拿高分的必要，只要保证过线即可。事实上，这三门要拿高分也很难。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说，考研分数出来时政治英语两门加起来能拿到120分左右，好点的同学可以拿到130-140，差点的也能有100分。即这两门公共课好的同学和差的同学也就拉开50分的差距。因此，考研的总分就是在专业课上拉开差距的，每年多少考生栽在专业课这。而且复试时，老师也往往会偏向初试专业课成绩高的学生。2、跨考生攻专业，看清自身优劣势相比本专业的考生，跨考考生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如果你是本科英语数学政治类专业的，那么你的公共课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劣势是，你的专业课成绩肯定大大不如本专业考生。因此，跨考考生应该注重复习专业课。此外，有些学校的专业进入复试的标准是专业课成绩，公共课只需要通过国家线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主攻专业课，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课上，同时也要每天拿出一定时间来看政治和英语。3、本专业考生勿放松，轻视敌人要不得虽然本专业考生在专业课上有优势，但切记骄傲自满，轻视敌人。每年很多跨专业考生的专业课成绩比本专业考生还要高，所以“本专业考生”这几个字也不一定就是考研成功的王牌。毕竟，你永远不会知道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因此，在对待专业课上，本专业考生一样不能放松。对于这类考生来说，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比重可以适当调整为1：1。在复习专业课的同时，也要把公共课里的弱项好好强化。政治一般没什么问题。英语弱的最好多背，以应试教育的一贯方法提分。数学弱的报个班单项突破。公共课最起码要过线。4、公共课重视基础，专业课体现能力很多同学的弱势科目集中在公共课中的英语和数学上，而这两科的弱势往往会在总成绩中有很大的体现，甚至有可能影响你的录取。这两个科目首先考察的是学科基础，比如英语这一学科的基础就在于词汇和语法长难句部分，可能在选择专业时，你可以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弱项，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但对于公共课而言，无论你是否擅长，往往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在备考初期，英语或数学不太好的同学不必平均分配时间，比如阅读是你的短板，你就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做阅读，把错的弄懂，把文章读通。只有想办法补短板，给弱势科目多一点时间，才能缩小和其他同学的差距。总的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权衡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比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优势科目来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总之，考研是一场漫长的学习之旅，得练就一种适合长期学习的心态。否则产生疲惫心理后，就容易与本来的想法背道相驰。好心态加好方法，才能使长期学习轻松高效。大家要端正学习态度，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用对了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学习方法不合适，学习无效率，总是事倍功半，搞的人很疲惫，收效甚微，慢慢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所以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高效的学习方法。将学习当成习惯，当成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事情，每天都能自律自省，良好的学习心态才能有助于长期学习。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大检察官走上讲台现场回答大学生提问一清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岳东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落实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来如何继续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工作？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新闻链接：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二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赵禹涵：您刚才提到，司法制度应充分回应社会需求。请问司法机关如何在“蛋壳公寓”事件、“O2O平台爆雷”这样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围广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新闻链接：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2020年1月，张军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与金融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把依法办案、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18个全国试点城市的适用率是50%。该制度全面实施之后，各地适用的比例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适用率60％、70％，如重庆，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最开始的时候差别确实很大。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新闻链接：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年来检察环节适用率稳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个百分点。四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莫野：针对目前日益频发的家庭暴力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遏制这一现象，切实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势方？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新闻链接：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在没完没了抓“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最高检通过办案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并推动这两项制度“入法”。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2020年12月，作为未成年人领域“两法”之一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行21年来首次大修，明确强调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2020年12月，最高检下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这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将由分散办理平稳过渡到统一集中办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学的司法保护。五清华大学公诉人班硕士研究生、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强：为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对一些涉诉企业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未来还有哪些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张军：刘强作为“检察官同学”提到的单位犯罪、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等问题很重要，最高检正在一些地方开展企业合规检察制度试点，对企业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建立起依法从宽的规范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律师等共同审慎地向前推进。我们计划试点结束之后再继续扩大规范适用范围。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新闻链接：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六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张军：感谢梦迪同学注意到检察机关的公开听证制度。这是2020年检察机关全力推进落实的一项制度。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公正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检察公开听证让当事人“说话”，让各界人士参与，大大提升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公正度，着力化解纠纷矛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目前，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坚持“应听尽听”，将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保证听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努力提升检察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新闻链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据统计，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带头，以公开听证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通过持续努力，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件，同比下降4.3%；重复访比例27.3%，同比减少3.1个百分点。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2021年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检察听证要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各级检察院、各业务条线都应结合办案实际，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倒逼检察监督办案能力提升。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斌 整理

来源：新京报原标题：法律培训机构龙图教育被指拖欠员工工资，实际控制人失联近日，多名龙图教育学员、员工向新京报记者反映，龙图公司拖欠学员费用和员工工资，涉及近3000名学员、300多名员工。龙图教育是国内法律教育、考试培训知名品牌，运营主体为万海龙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龙图集团）。天眼查显示，龙图集团公司董事长为谭文辉，持股比例80%。2015年，龙图教育收购司法考试界知名品牌指南针法考，故龙图教育在业内也称龙图指南针。今年9月1日，2019年度法考客观题考试刚落下帷幕，柏浪涛、李佳等龙图指南针“名师”先后在微博发声告别，这在法考界引起不小震动。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拖欠员工工资、核心授课团队出走背后，是龙图集团持续一年之久的财务危机。更有不少员工指控，近两年龙图集团实际控制人谭文辉以上市为由，鼓动内部员工购买股权，据相关受害人统计，共涉及近百位投资人，投资金额超过一亿元。12月3日，多名投资受害人已向警方报案，目前尚未收到立案通知。12月30日上午，海淀经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已接到相关人员反映的情况，工作正有序进行。学员收不到教材、无法退费山东政法大学学生王大鹏报考了2019年法律硕士，今年3月，他在天猫指南针旗舰店购买了龙图法硕教材，收到了真题和精讲，到了六七月份，第三批背诵版的教材却迟迟收不到。12月25日，王大鹏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多次通过龙图客服电话、微信公号咨询，都无人答复。“去问天猫旗舰店客服，两三天才回复一次，10月左右去看显示店铺已关闭。”王大鹏说，他身边不少同学遇到了这种情况，既没收到教材也无法退款。毕业于天津某高校的李子烨想报考北京一所高校的法律硕士，她在2017年4月与龙图教育签订协议，成为“保过班”的一名学员，费用是16.8万元。李子烨提供的《教育咨询服务协议》显示，她为甲方，乙方为北京万海龙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龙图集团控股子公司），协议规定，若甲方未能考取目标大学硕士研究生（接受调剂除外），乙方须无条件全额退费，自当年各项工作结束后的7月15日起办理退费，收到学员申请书之内15日内办理完退费手续。12月25日，李子烨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参加了前年和去年的考试，但均没有考过，她向龙图申请退费。“退费申请书”显示，7月份一位教育主管签字后，后面的财务主管及主管领导均空白。“刚开始还有人管，但以各种理由拖欠，后来干脆就没人管了。”学员的退费申请。受访者供图龙图集团内部员工也遭遇了欠发工资。去年7月，赵琪到万海龙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龙图集团全资子公司）工作，负责网课运营，然而上班后第一个月就没收到工资。“当时听同事说往年也有过这种情况，过段时间会一下子发几个月工资，就没离开。” 赵琪告诉新京报记者，然而，入职一年多，公司经常性地不发工资，直到今年8月离职，她算下来，公司一共欠她4万多元工资。采访中，多名龙图员工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从2018年7月起基本停发工资。“2018年7月到2019年8月，中间就发过一两个月的基本工资。”龙图集团子公司上律龙图教育集团副总裁师建峰说。她目前已离开集团。普通员工在欠薪的一年间可以向公司借钱。“由部门领导、财务领导、董事长（或高管）层层审批，”师建峰说，但即便是借款也是有限的，到了2019年初也基本借不到款了。今年九月份起，有员工发现公司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一份《龙图集团公司关于9月份社保缴费的相关通知》显示，“当前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异常状况，当月社保缴纳采用紧急支付方式，由员工自行筹集资金缴纳社保。”多名员工在工作群里询问，但相关负责人均未露面。“特别乱，究竟谁负责我们也不知道。”一位员工说。师建峰介绍，下半年北京总部停止教学，全国各地分校消化吸收了不少学生。她估计，“拖欠工资的员工有300多人，受影响的学员不下2000人。”分校运营困难，核心团队出走由龙图前员工提供的内部材料显示，龙图集团定位法律教育和文化产业平台，分为福海龙图投资集团、上律龙图教育集团、万海龙图传媒集团三个业务集团，提供法律实务咨询、法律教育培训、法律文化传播三项核心业务，其中，龙图教育在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等主要城市均有分校。龙图教育某地方分校负责人周小强透露，龙图教育在全国共有20多家分校，各地方分校负责招生，提供教学服务，学费由学员或者分校上交总部，再由总部拨付地方分校工资、报销、场地租赁及其他正常开支。“到了2018年7月，突然我们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报销和一些重要款项大多都停掉了。”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龙图教育某分校的培训场地在2019年8月22日被下发搬离通知，显示“恶意拖欠合作款项，开具空头支票，限期搬离。”停发工资后，不少分校依靠校长垫资、甚至员工贷款维持运营。“总部不给授课老师发工资，他们拿不到课酬就不愿意来上课；各地分校的场地租赁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有的高达八九十万，最后坚持不下去了。”周小强说，到了2019年8月下旬，不少地方分校难以为继，分校负责人及员工纷纷宣布辞职。新京报记者从多名知情人士处获悉，龙图授课团队的老师被拖欠课酬一年多，到了今年七八月份，不少老师提出了“不付课酬不上课”。9月1日晚，2019年度法考客观题考试刚落下帷幕，龙图指南针法考团队柏浪涛、李佳、左宁、戴鹏、郄鹏恩等人先后在微博发声告别龙图指南针，成立新的法考团队。柏浪涛在法考界素有“柏神”之称，左宁、李佳、戴鹏被称为“三剑客”，消息一出，在法律教育界引起不小震动。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原指南针广州、上海、杭州、武汉、哈尔滨、成都等核心分校都已加入新的法考团队，部分报名2020年法考的指南针学员也已转入。9月1日晚，龙图指南针授课团队柏浪涛等老师宣告离开。网络截图曾以上市为由在公司内部融资多名龙图集团员工、前员工向新京报记者反映，最近两三年来，公司董事长谭文辉以公司要上市为由，号召员工购买股票。几名前员工提供的内部材料显示，2017年8月，龙图集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发出通知，龙图集团计划2019年申报创业板上市。2017年11月18日，董事长谭文辉发布《“龙图法律”内部股权定增募集通知》，宣布公司1200万股定向个人投资人发行，以1.5元一股、30万股起认购，并承诺上市前每年投资收益率不低于12%的分红保证。周小强及不少地方分校的校长、负责人也被要求购买公司股票。周小强提供的《龙图集团股权投资合作协议书》显示，为了合规上市，龙图集团委托甲方（谭文辉）实施回购计划，上市挂牌前，甲方以个人名义为该投资额提供最低每月1%公司经营收益回报、即每年不少于12%的收益担保。周小强说，谭文辉几乎月月来找他要求投资。师建峰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投资了60多万。据龙图前员工统计，投资受害人有近百位，除了集团内部员工，还有部分社会投资人、谭文辉师友、同学、朋友，投资时间从2015-2019年，有投资人投了数百万，甚至超千万，总金额超过1亿元。 2019年初，员工陈果被拖欠多个月的工资后，向谭文辉提出撤资，但谭文辉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找谭文辉要钱，他永远说是明天可以、下个礼拜可以，但是就一直拖，不兑现。”一名报考龙图“保过班”的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今年7月申请退费，公司却一直拖延，她先后找市场监管部门、教委和派出所反映情况，均无果。12月30日上午，新京报记者联系紫竹院市场监管所、海淀区教委等部门，尚未获得针对此事的回应。新京报记者从几位龙图前员工了解到，12月3日多名投资受害人已向警方报案，目前尚未收到立案通知。12月30日上午，海淀经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新京报记者，已接到相关人员反映的情况，“工作在有序进行，该约的约，该谈的谈。”12月26日，龙图集团办公场所人去楼空。新京报记者向凯 摄危机或与资本性扩张有关在过去的三年里，龙图集团处于持续扩张的状态。“2017年网课刚开始的时候才一二百个学员，到了2019年已经有1500人左右。”负责网课运营的安亚豪告诉新京报记者。周小强介绍，近三年来，龙图教育在法考等各方面业务运营非常成功，以他负责的分校为例，2017年不到300名学员，2018年达到370名，2019年达到440多名，“每年学员人数递增，而且学费比以前高了很多，2018年度收入300多万，2019年度达到了600万，非常大的提升。”然而，扩张中的龙图集团财务状况并不乐观。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内部聊天记录显示，今年1月16日，谭文辉在员工微信群称，“龙图依然面临着资金的困难。”今年5月，谭文辉在内部员工群中表示，过去的一个财年，龙图营收1.5亿元，支出了1.9亿元，“都是为了资本性扩张而加大的市场投入，资本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入，资金短缺造成了公司经营性的持续困难。”谭文辉还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2017至2018年，由于龙图快速扩张，急于对接资本市场，高层决策失误在先。”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多份龙图集团内部公告显示，龙图的上市进程并不顺利。2018年12月2日，龙图集团公司上市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请求给予上市工作支持的股东信》，显示某战略投资者原计划2018年8月进入的战略投资延迟到2019年7月。2019年4月股东公告显示，因投资延迟进入，对龙图集团线上升级和线下拓展规划造成较大影响。直至2019年6月，董事会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显示，龙图仍在与多家投资机构洽谈。2019年7月8日，龙图集团正式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和运营管理小组。一名原集团高管曾向某欠薪员工表示，龙图出事后，他仍尽力挽救，但到8月下旬已“无力回天”。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自2019年8月以来，赵琪等数十名龙图前员工陆续向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一份落款为2019年11月12日的该院执行裁定书显示，在申请执行人与万海龙图（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经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名曾担任龙图集团高管的知情人介绍，到了2019年8月，集团内部已陷入混乱局面，股东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自救，但因为窟窿太大，没有成功。据他介绍，目前龙图办公场所被封，员工多已离职。上述高管介绍，谭文辉、彭浩、杜红波、李德水是龙图核心管理层。截至发稿前，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谭文辉、彭浩手机，始终无法接通。据龙图前员工介绍，谭文辉已“失联”一个多月。李德水曾任龙图集团联席总裁，分管财务和分校业务，与谭文辉关系紧密。12月30日中午，新京报记者联系李德水，对方称已从龙图离职，不方便接受采访。杜红波与原指南针授课团队成立了新的法考团队，拒绝回应此事。12月26日，新京报记者走访龙图集团两处办公地点，韦伯时代中心13、14层办公室封闭，另一处北京国际大厦D座17层也早已人去楼空，正在重新装修，业主方工作人员表示，龙图集团已欠租金200多万，“我们也在找龙图的人，但是找不到。”12月26日，龙图集团公司办公场所人去楼空。新京报记者向凯 摄（王大鹏、李子烨、赵琪、周小强、陈果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向凯

1. 复旦大学（一区 自主划线 211、985、双一流）复试情况：同等学历要求：通过八门相关专业本科课程的考试复试要求：实行差额复试，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阶段还须加试（笔试）两门所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复试成绩站入学考试总成绩权重50%。外语口语（含听力）为复式必考科目。思想政治品德、思维表达能力等也均为复试必考项目。招生语种：英语 培养方式：法硕（非法学）三年全日制，法硕（法学）两年全日制。2. 华东政法大学（一区）复试情况：同等学历要求：1、通过大学英语四级。2、通过大学本科六门以上所学专业课程。复试要求：实行差额复试。方式为笔试和口试相结合。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所报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招生语种：法律硕士（非法学）英语、日语、俄语。法律硕士（法学）英语。培养方式：法硕（非法学）三年全日制，学习期限可以延长到五年。法硕（法学）两年。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1、法律和金融 2、法律和国际经济 3、刑事法律事务 4、知识产权法与知识产权管理 5、民商事法律理论和实务。参考学费：法律硕士（非法学）10000元/年，法律硕士（法学）13000元/年。住宿费用1200元/人/年。3. 上海大学（一区 211）复试情况：同等学历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历复试要求：实行差额复试，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含听力）、综合能力面试等。招生语种：英语 培养方式：法硕（非法学）三年全日制，研究方向：1、知识产权法 2、金融法 3、政府法制预计费用：法律硕士（非法学）10000元/年。4. 同济大学（一区 自主划线 211、985、双一流）复试情况：同等学历要求：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历。复试要求：实行差额复试，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口语与听力、专业外语、专业课和专业综合。复试科目：法律硕士（非法学）：民法学（含知识产权）、刑法学、诉讼法学，法律硕士（法学）：民法学（含知识产权）、刑法学、国际法学。招生语种：英语、德语培养方式：法硕（非法学）三年全日制，法硕（法学）两年。5. 上海交通大学（一区 自主划线 211、985、双一流）复试情况：同等学历要求：1、复试加试两门法律专业课程《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2、大学英语达到四级水平。3、初试成绩合格后还须加试两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复试要求：实行差额复试。以面试为主，辅以必要的笔记。原则上按1：1.2的比例确定复试人数。招生语种：英语培养方式：法硕（非法学）三年全日制，研究方向：1、知识产权法 2、商事和金融法 3、国际经济法和海事法 4、司法和行政法。法硕（法学）两年全日制。奖学金制：考生入学总成绩排前5%的奖励 10000元/人。一等奖学金4000元，2人二等奖学金3000元，6人三等奖学金2000元，10人6. 上海财经大学（一区 211）复试情况：同等学力要求：1、英语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2、公开发表过相当于学士学位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招生语种：英语复试要求：复试实行差额复试，复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养方式：法律硕士（非法学）：三年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两年全日制。研究方向：财经法，国际金融法。参考学费：法律硕士（非法学）学费3年总计3万元。1万元/学年。法律硕士（法学）学费2年总计2.5万元。1.25万元/学年。

撰文 | 蔡迩一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从重庆市纪委方面获悉，日前，重庆市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会议，总结2018年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研究部署2019年工作。一个细节是，重庆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穆红玉以“市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级纪委书记中唯一的女性穆红玉，女，汉族，1963年8月生，今年56岁，山东沂源人，研究生，法律硕士，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简历显示，她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学系法律专业，1984年毕业后就到了最高检工作，从1984年至2015年，她在最高检工作了31年，从一名书记员一步步做到了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控告检察厅厅长。2015年9月，穆红玉离开最高检，赴中央纪委任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1年后任中央纪委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组组长。2018年10月，时任重庆市纪委书记的陈雍回京，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穆红玉则“空降”重庆，成为全国省级纪委书记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干部。一个细节是，在担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时，穆红玉曾出镜，解读中央纪委六室原副处长袁卫华案。她表示，袁卫华是典型的以案谋私，2014年到2015年，袁卫华在天津查办相关案件，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就主动地多次与袁卫华接触，打探武长顺案件、杨栋梁案件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套取、打探关于黄兴国本人一些问题线索。袁卫华都一一奉告。为此黄兴国多次请袁卫华喝酒、吃饭，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的礼物。新身份在穆红玉空降重庆的同月，中办印发了一个关键意见——《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关键词，“派驻机构改革”。这份意见要求，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进行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意见中还提到：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派驻机构既要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又要依照宪法和监察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分类施策推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地的相关制度也在逐步推进。比如今年2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今年将研究制定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和考核办法”。除中央层面外，地方层面的改革也在进行，政知君注意到，这是重庆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穆红玉履新后，首次以“市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统一动作重庆市纪委的这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重庆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及推进重庆市管企业、市管金融企业和市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1+3”文件。官方消息称，“待下一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市委批准后实施”。通稿中提到：突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稳步推进派驻机构改革等重点任务，切实提高抓改革落实的精准水平，深入调查，探索创新，力戒搞形式空转，研究制定符合重庆实际、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强化责任担当，拿出清单台账，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党中央关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全面落实到重庆大地上。值得一提的是，也不仅仅是重庆。2018年12月19日，浙江召开省纪委省监委派驻（出）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开启了浙江派驻监督的新篇章。本轮派驻机构改革，省级层面派驻（出）机构数从35家减少为25家。派驻（出）机构数减少后，原有的编制和处级领导职数不变，平均每家派驻机构人数达到9.8人。据浙江省方面的消息，浙江还将研究出台深化省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意见，进一步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并要求市县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派驻机构改革也参照省一级模式，于2019年6月底前全部到位。此外，天津市将原44家派驻机构减少为41家，并调整了25家派驻机构监督范围，综合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就在今年3月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组织召开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会，开启了贵州派驻监督的新征程。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贵州省级层面派驻机构数从35家减少到了24家，在编制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单个派驻机构编制和内设机构，每个组的编制数平均下来不低于10人，并设立综合室和纪检监察室。贵州的派驻机构改革，将统一用数字编号来命名对应的派驻纪检监察组，目的是为了全面加强省纪委监委对派驻机构的统一领导，强化“派”的意识、“派”的权威。就在3月19日，随着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在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挂牌仪式的结束，省纪委监委24家派驻纪检监察组全部完成挂牌。资料 | 中央纪委官网 重庆市纪委 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上海金融法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为上海金融法院成立揭牌。上海金融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工作场景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宣读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在揭牌活动上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出席，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主持。揭牌后，李强、王东明、应勇、江必新等察看了上海金融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李强等同现场工作人员一一握手，询问人员配备情况，了解窗口服务范围。随后走进审判法庭，这里除具备同步录音录像等信息化技术外，还具有远程庭审、互联网直播、证人远程出庭、跨境远程认证等功能。李强在听取上海金融法院建设相关情况后说，中央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是对上海的信任和重托，要充分发挥好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审理金融案件，有效规范金融秩序，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依法服务和保障金融改革。要深入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打造一支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一流金融审判队伍，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成立后，将紧紧围绕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任务，对金融案件进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高金融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提升国际金融交易规则话语权；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司法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审判工作实际，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金融司法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实行法官员额制，精干内设机构，推行扁平化管理。延伸阅读张雯任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附院长及各副院长简历）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任命张雯为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命李经纬、姜颖、佘贵清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命杜灵军等40名同志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员。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按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北京市相关部门，正全力以赴推进北京互联网法院筹建工作。据介绍，北京互联网法院人员组建，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实施，坚持党管干部、人员精简、择优配备的原则，以人岗相适为前提，优化配置审判资源，配齐配强各类人员。在人员编制及员额法官的配备上，采用“人随案走、编随人走”的方式，即根据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情况确定案件来源，结合各类案件占原所在法院比例及办案人员配备情况，从案件来源法院将一定比例的员额法官和人员编制调剂给互联网法院。员额法官择优选调，平均年龄40岁，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75.7%，从事审判工作平均年限超过10年，皆为年富力强的优秀法官。附：院长、副院长简历张雯，女，汉族，50岁，新疆乌鲁木齐人，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曾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6年12月，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经纬，男，汉族，48岁，山西襄汾人，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法律硕士。曾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办公室主任、民事审判第六庭庭长、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2017年12月，任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姜颖，女，汉族，49岁，山东龙口人，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法律硕士。曾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第二庭庭长。2014年11月，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庭长。佘贵清，男，汉族，49岁，河北定兴人，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毕业（北京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管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1月，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处处长。来源：综合解放日报 北京晚报

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未来法律人关注现在哪些法律事儿”大检察官在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上现场回答大学生提问1.清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岳东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落实德治的制度有哪些？未来如何继续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工作？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全面依法治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新闻链接：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不容忽视的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在最高检积极推动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细细梳理，不难发现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比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今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2.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赵禹涵：您刚才提到，司法制度应充分回应社会需求。请问司法机关如何在“蛋壳公寓”事件、“O2O平台爆雷”这样涉及金融且波及范围广的事件中发挥作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新闻链接：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抓小抓早，防微杜渐”的重要指示要求，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2020年1月18日，张军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与金融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把依法办案、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3.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是并不平均的，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18个全国试点城市的适用率是50%。该制度全面实施之后，各地适用的比例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适用率60％、70％，例如重庆，有的地方百分之十几，最开始的时候差别确实很大。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当前，刑事诉讼中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个情况。第一，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第二，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去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70%的适用率，就是基于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话，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没完，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检察机关的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说明什么问题？要转变观念，积极主动适用，加强协调配合。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们国家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当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包括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新闻链接：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26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已在全国的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栗战书委员长明确要求：人民检察院要发挥好主导作用，继续推进落实这项改革，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主动、准确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严则严、当宽则宽。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年来检察环节适用率稳定在80%以上。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6个百分点。4.清华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莫野：针对目前日益频发的家庭暴力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遏制这一现象，切实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势方？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作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就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应有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新闻链接：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在没完没了抓“一号检察建议”的同时，最高检通过办案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并推动这两项制度“入法”。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下称《强制报告意见》）。《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下称《查询意见》），并通报相关典型案例。《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2020年12月，作为未成年人领域“两法”之一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行21年来首次大修。此次大修梳理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明确强调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2020年12月，最高检下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这标志着全国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将由分散办理平稳过渡到统一集中办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充分、更全面、更科学的司法保护。5.清华大学公诉人班硕士研究生、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强：为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最高检最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对一些涉诉企业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未来还有哪些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张军：刘强作为“检察官同学”提到的单位犯罪、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等问题很重要，最高检正在一些地方开展企业合规检察制度试点，对企业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建立起依法从宽的规范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律师等共同审慎地向前推进。我们计划试点结束之后再继续扩大规范适用范围。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新闻链接：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为守法经营而管、为健康成长而管。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一方面，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另一方面，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清华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冯梦迪：公开听证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我们注意到，最高检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按规定开展这项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还会有哪些新探索？张军：感谢梦迪同学注意到检察机关的公开听证制度。这是2020年检察机关全力推进落实的一项制度。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公正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检察公开听证让当事人“说话”，让各界人士参与，大大提升司法办案的公开度、公正度，着力化解纠纷矛盾，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上个月，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在座的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该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本可避免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目前，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坚持“应听尽听”，将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保证听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努力提升检察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新闻链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据统计，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全国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带头，以公开听证形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通过持续努力，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件，同比下降4.3%；重复访比例27.3%，同比减少3.1个百分点。2020年10月20日，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2021年1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要求，检察听证要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各级检察院、各业务条线都应结合办案实际，做到“应听证尽听证”，倒逼检察监督办案能力提升。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检察日报正义网投稿邮箱：dahehanjingwei@163.com

2020上海交通大学法硕考研分数线已经公布，今年的分数线是升是降呢？小编为法硕考研人，汇总了近3年分数线，一起来看看吧！上海交通大学法硕专业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7年，凯原法学院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法学学科评估中获得A-，排名稳居国内法学院前列。自2012年起，在英国QS世界大学法学学科排名榜中连续九年进入全球法学百强，被誉为全国发展最快的法学院之一。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cation）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最新的2020法学排名中，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位列第30位，成为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硕考研备考已经起航，很多法硕考研学子，已经开始复习了，择校、选择备考资料、查询院校信息等。考研复试线不止关系着复试调剂，对于2021法硕考研人，分数线的高低，跟考研复习程度关联紧密，想要考一个好的名校，高分是必要的。为此小编收集整理了上海交通大学近3年的法硕考研分数线，仅供法硕考研学子参考。上海交通大学近3年的法硕考研分数线（摘自科教园法硕汇总）2021法硕考研序幕拉开，很多同学已经利用这段空余时间，开始复习了，你还在观望么？了解分数线后，确定了报考院校，只是第一步，随着考研时间的推进，你还需要了解法硕考试科目有哪些？法硕考研参考书有哪些？复习重点是什么？……不要让这些问题成为你备考法硕的阻碍，这些问题都可以找科教园法硕专业的老师帮你解答，根据你的问题给予针对性的指导，让法硕考研复习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