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读硕士

最近，一则高校毕业的30岁女强人相亲未果的消息再一次火爆网络，并迅速传播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本来是一件见多不怪的消息，高校硕士毕业生、年龄已经到了30岁，事业上还小有成就的女性，很多都面临着结婚的困境。而这一次，据媒体报道：毕业于厦门大学的白富美硕士单身女强人陈女士今年30岁，自称相亲近60次都不成功，理由是她对圆润身材的偏好，而且喜欢男人有肚腩。她说喜欢像高晓松这种身材与智慧并存的，有肚腩的男士。对此，有网友表现出了质疑的态度，以下是网友评论摘选：@PlanKong: 说外形上喜欢高晓松的，基本是博眼球。@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小帅: 这妹子炒作吧……@周龎: 炒作一下提升身价。@心怒放的生命: 要么作秀，要么想嫁有钱人@o楚門de世界o: 主要是要有钱，其他的词都是修辞手法而已。还有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网友评论摘选：@达格诺: 这还不简单，找个合心意的，然后把他饲养成高晓松那样的身材，又满足自己又有成就感@幽夢葬魘: 身材容易，智慧不容易，两者结合难上加难@陈秋欤: 晓松老师看到后，晚上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的笑出了声。@蔡敬聪: 所谓的女强人，多半都是单身过着一辈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很强，很厉害。而男人从来都不喜欢自己的老婆，是一个很强的人，甚至强过自己的人。厦门大学白富美硕士相亲60次未果原因竟然是：她自称，从外形上最喜欢高晓松 ，最好有肚腩。这原因确实让人大开眼界，而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厦门大学（Xiamen University），简称厦大（XMU），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大学之一。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校园的大学，被誉为“南方之强”。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副部级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2012年，教育部、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在北京签署《重点共建协议》协议，继续重点共建厦门大学。2013年，厦门市政府与厦门大学共建厦门大学医学院。2014年，学校牵头的两个协同创新中心入选国家“2011计划”。2018年7月，厦门大学入选“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高校。2018年10月17日，QS教育集团发布2019金砖国家大学排名公布，厦门大学排第55名。

“洁洁良”微博名，为厦门大学在读女硕士，本名田佳良。一开始“洁洁良”是批评漫威来中国路演的时候时候现垃圾满地，漫迷乱丢垃圾的现象，但是言辞的尖锐刻薄猖狂，侮辱国人，亲日。支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侮辱性称呼。作为一个硕士，国家花了很大的代价培养出来的“人才”，享受着体制的好处，却在网上发表侮辱国人的言论。其“精日”的行为，让很多有良知的国人愤怒无比。乱丢垃圾确实是不学好的现象，应该批评这种行为，指责这种不行为，批评这种不良现象。对于不好的现象，“洁洁良”提出批评是很好的，但使用侮辱国人的“亲日”“精日”的言论，而且在网友好心提醒后，不但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骂别人是野鸡大学，而对方的学习就是“洁洁良”的本科母校，辽宁师范大学，骂自己的母校是野鸡大学，就是万万不该的。没有辽师大，你能上厦大的研究生？“洁洁良”的身份，辽宁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是第一批入党的，然后被保送到厦门大学，现为厦门大学在读研究生，保送厦门大学博士,还在厦门大学担任2015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书记。党员，学生会主要负责人，还拿着奖学金。而“洁洁良”却“精日”，“亲日”，把国人和国家说的一事不如。此事对于“洁洁良”的两个大学母校，对于你小学，初中，高中母校，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出了“精日”的学生，学校和老师脸上也无光，还会收到舆论谴责，怎么会培养出这种学生？人不能忘本，连自己的国家都可以这样随意侮辱和辱骂，可以想象“洁洁良”现实生活中思想道德修养仍旧是非常差。确实国人有些不良习惯，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但是这绝不是可以使用侮辱性言论来针对祖国。“洁洁良”也是祖国的一份子，也接受了高等素质教育，应该将生你的祖国好好爱护。作为厦门大学，不能对这种学生放任，容忍，首先，全校通报批评是应该，同时开出其党、团籍，她的言论，她的思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该有的，这种人作为党员、团员是对党对共青团的侮辱。然后取消她的学生会领导资格，这种人当学生会领导人不是带坏思想正常的学生？取消她的奖学金，奖学金是用来奖励学业有成的良好学生，而不是这种“精日”学生。最会，留校察看，我们要给学生改错的机会。如果她不能改过来就开除吧，机会给了还不止悔改，继续留在学校只会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厦门大学的处罚已经出来了，留党、留校察看，但这处罚有些轻了！另外，“洁洁良”在辽宁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学术造假。“洁洁良”一个本科生，还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一年发了五篇学术论文，这素速度着实让人惊讶。正常的学术研究，一个课题从头到尾需要经过很多步骤。首先，确定课题，要做什么研究；其次，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不是一时兴起；第三，确定研究方向，研究哪方面的；第四，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了解这个课题已有哪些研究成果，多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帮助，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第五，，做试验或调查，拿数据；第六，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第七，撰写叙述论文；第八，请导师审阅，然后修改，载审阅，在修改，直到导师觉得可以发表了；第九，发表，找权威期刊杂志等投稿发表，等待（等待的时间长短不一，看具体情况）。这样一个过程下来，至少三个月以上，作为一个本科学生，不是除了吃饭睡觉就在搞课题，还有上课，还有逛街等，而且目前发学术论文是需要出钱的。按照“洁洁良”速度，平均2.4个月一篇，吃饭睡觉，上课，学生会的事情，逛街，约会等，一天有多少时间搞课题研究，除了暑假和寒假，这两个假期也不能保证全部时间投在课题研究上。在我的印象中，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是很忙的，而“洁洁良”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却有很多时间搞课题，写学术论文并发表。显然不太正常！涉嫌抄袭！以2014年07期《北方经贸》-《中国水市场的运作模型研究》与2001年04期《水利水电科技进展》-《中国水市场的运作模型研究》对比，摘要几乎一模一样。再看正文注意红色部分！注意红色部分！相似之处太多了！按照常识，论文题目相同倒是没什么，同一颗课题同一个方向，可以在别人的基础深入的研究，把别人没研究到的进行补充，课题研究的目的就是补充别人研究的不足，把这一领域完善。而“洁洁良”则是拿别人的重新排版，但怎么排版研究结果还是别人的，不是你的。这是学术造假！期刊杂志也是审查和审核不严，随随便便就发表出来了，这也怪现在的期刊杂志市场，给钱就发表，不给钱就不发表。好点的会严格审核审查，然后通知作者可以发表；垃圾的就收钱办事，给钱就发。作为辽宁师范大学，应该好好审核审查“洁洁良”的毕业论文，如果有抄袭，严重抄袭，那收回她的学位证书吧。可以遇见的是，“洁洁良”的职业生涯基本完了！不作死就不会死，这话在“洁洁良”身上刚好验证。

下面图片中的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大才子高晓松，他也是娱乐圈里为数不多的才子，他的人生经历极具传奇色彩，身为清华教职工子弟的他顺利考入无数学子一心向往的清华大学，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却以退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清华就读生涯。转投北京电影学院门下。但这并不妨碍他取得成功，成为中国乐坛和演艺圈举足轻重的人物。高晓松前后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任前妻都是大美女。抛开高晓松这个名字和身份不说，单纯这张脸，恐怕很难俘获少女的芳心。但是近日在网络上却有一位大美女宣称自己从外形上最喜欢高晓松。这位美女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说是一位高学历的白富美。女硕士姓陈，是一名80后，今年30岁的她至今依然单身，她坦言世界这么大这么美，她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跟她一起看花开花落。陈小姐表示自己不排斥相亲，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直接，比较有效率的认识其他男士的方式。她坦言自己前前后后相亲不下五六十次。说到婚姻问题，最着急的还是爸妈和亲戚。当问到她理想中的另一半，陈小姐说他比较喜欢圆的，就是胖胖的，而且还要有肚子。但从外形上，她说自己喜欢高晓松，因为他胖。而且自己也喜欢他的学识和才华。不过她认为高晓松最好还需要做一下脸部拉提。不知道高晓松看到这个报道会不会偷偷跑去做一下。网友们听了这位白富美的话，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她的口味比较重。

厦门网讯 (厦门晚报记者 吴笛) 3月1日开始，中级职称确认有新变化。近日，市人社局发布了关于停止办理硕士学位毕业生确认中级职称的通知。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全省自2021年3月1日起，停止办理硕士学位毕业生考核认定中级职称，除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可按规定初次确认中级职称外，所有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均需通过参加评审或考试取得中级以上职称。初级、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通知》规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可按规定由县级人社职改部门或相当县、处级单位考核确认初级职称，其中:中专毕业生，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可考核确认为“员”级；大专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可考核确认为“员”级，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二年，可考核确认为“助师”级；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可考核确认为“助师”级；获得硕士学位者，可考核确认为“助师”级。【责任编辑：陈然】来源： 厦门网

厦大“精日”田佳良，除了日本侵略战争时期侮辱中国百姓的词汇，在网上大放厥词地侮辱网友之外，还被曝光大量论文抄袭造假。而就是这样一个论文造假的人，却被厦门大学录取为研究生。12项荣誉加身、2015级硕士研究生第三党支部书记、保送读博。这在厦大算精英了吧？结果被爆出论文抄袭，5篇论文查重率最低30%，最高接近90%。这样的人都能保送读博，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学历还有说服力吗？其实，要老猫说，不是所有厦大的研究生都是有水分的，至少五十个人里面也得有几个真大神，还有十几个能力还不错。而本科生更是靠自己的真实水平考上的厦大，这毋庸置疑，高考是最公平的考试。水分主要在于，那些没有本事却钻营取巧或走后门的人，把真正老实又勤奋有能力的学生给挤下去了。那些被挤掉的人才，恰恰是不懂太多复杂关系，而真正踏实做学问的。而他们的结局，可能去了不好的学校读研，可能直接去工作。这才是对厦大学术方面的损失。或许学校并不会在意那些被流失的人才，因为仅存的几个大神，已经够发高水平文章了。外表上，学校还是牛的，但是里面的不公平，看客们不会在意。所以说，其实应该换一个思路：究竟厦大学生有多少水分才能让厦大觉得田佳良极为优秀，保送到重点实验室，担任院党支书还让硕博连读？毕竟厦大肯定是不承认黑幕的，都快一个星期了连抄袭也不处理，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觉得田保送到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一点问题都没有，合理合规公开公正地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那么问题就来了，不如她的大多数厦大研究生是什么水平？厦大是自砸招牌，也别怪别人踩一脚了，至于觉得自己不水的厦大研究生，搞清你们的招牌是谁砸的。由田佳良事件引起的对厦门大学的不良印象，实际上跟田的所作所为关系并不大，厦大也确实不应该背这口黑锅。但厦大对田的处理结果才是带来负面影响的关键。一个身为党员却精日辱华，身为学生却论文抄袭的人，其行为已经触及党员、学生的底线。不仅如此，田在公开场合发表辱华言论，在他人指出后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心。对如此此恶劣的行为，厦大仅仅给出留党察看、留校查看的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总而言之，是厦大的处理结果引起对厦大的非议，而不是田的行为。因此，由厦大自身不作为的处理结果，产生对厦大各方面水平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老猫只能说，如果论文真的有问题，在田佳良这样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厦大不处理的话至少现在它的声誉要完。

前些日子，杨国桢先生在2018-06-10“澎湃新闻”上发表了《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的纪念文章。杨国桢老师写道：“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时时感到遗憾。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作为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这样也算附上骥尾，当上了傅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傅韩”的两张金字招牌，傅即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工农兵学员”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成了“恶谥”。日后不成材、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工农兵学员”，我可以搬出“傅韩”的金字招牌，抵挡一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了”。本文作者陈支平教授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未雨绸缪”的心理打算，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这让我很惊讶：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而且“老教授”似乎是愈老愈宝贝，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厉害的老教授，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救心丹之类的东西，就显得气派不够。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兹事体大，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一介书生的傅先生，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走后门”，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补员”回城。万般无奈之下，傅先生办理了退休，二公子因此“补员”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说到这里，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傅先生于1973年“重出江湖”，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时风丕变，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供亿万人民瞻仰，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那就不由分说，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傅先生的这次出山，可谓不折不扣的“三出江湖”！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工农兵学员”班，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但是据说国家太忙，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不过这样也好，老师先就坐，学生随后拜山门，也算是尊卑有序了。伦序既定，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影子既然看不到，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如今创办学术刊物，其艰难的程度犹如“难之上青天”。傅先生执风气之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嘉惠后学，润物无声；睹物思人，可不慨叹思颂！另一件事是据说傅衣凌先生从学校争取来了二千元人民币，准备于1978年春夏之交在厦门大学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名称现在看来有些拗口，但是在当时是很符合政治形势的，因为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大家听到都很高兴，我们虽然是从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历史学，但是能够赶上“科学的春天”，也还是精神为之一振，学术讨论会加上这个时髦的口号，合时宜也。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政治意义我当时还领会得不很清楚，但是它令我欢欣鼓舞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傅衣凌先生本人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得场面确实很大，堪称盛会。历史系办公室广发英雄帖，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历史学同行纷纷响应，总共有一百数十人吧。比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林甘泉先生、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也都联袂前来。会议规模如此之大，限于当时的条件，历史系的接待工作相当繁重。历史系的精英青年教师如郑学檬、杨国桢等，充当会议秘书；其他的老师，有的分工迎客接送，有的专司往返票务，有的则包干会场教室等等。我们这些本科学生，负责茶水供应。说到茶水供应，严格说就是倒水给各位与会老师解渴。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太平常，只要一个电话打给超市，超市立马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同学们只要把矿泉水安放在坐席上，就算完成任务。但是四十年前，这项工作却是相当的繁重而麻烦。首先必须给学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呈送申请报告，批准之后打借条给学校食堂，暂借带有火苗的蜂窝煤炉若干座、蜂窝煤若干箱，铝质烧水壶若干个；那时喝水的茶杯也稀缺，代替茶杯的是饭碗200个。同学们与食堂管事清点交接完毕，把这些家杂搬到会场及分会场，在会场或分会场里找个合适的角落，起炉开火，烧水等候。会议开始之后，我们就提着里面装着滚烫开水的铝质水壶，逐一在老师面前分发饭碗，冲上热水。略过一些时间，估计碗里的水有所消耗，我们再逐一前往添加，绝不能让开会的老师们无水可喝、口干舌燥，影响他们的发言。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是为我提供了与傅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傅先生是主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开水更是不可缺少。我赶紧利用这一难得的倒水权力，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印有公鸡图案的饭碗放在傅先生的面前，再恭恭敬敬地斟上满满的一碗水。其时傅先生当然不认识我，只知道这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也就微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个点头微笑让我大为满足，终于抚慰了我一年多来无缘获见的仰慕情愫。事过之后，经常还为此事暗自得意：根据民俗学家的论说，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敬茶拜师”的优秀传统。我的这次与傅先生的敬水之仪，虽然匆匆而过，但是颇为符合古意，可惜的是傅先生没有给我回赠《论语》、葱和芹菜一类富有寓意的东西。如果有，那我就真有向外炫耀的本钱了。话扯的太远了，回到学术讨论会上。会场上各位老师的发言都是他们几十年来深切研究的精妙之语，但是以我的“工农兵学员”的樗栎之资，大多也消受不了。不过在倒水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王玉哲先生发言的大意是：我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么多年来要我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我是死不瞑目！那个时候我年轻好奇少不更事，听了王玉哲先生的发言之后，第一反应是西周也好、春秋战国也罢，距离我们今天二千多年，那时是不是封建社会，关你王先生什么事体，何至于到“死不瞑目”的天地？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上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师友们的熏陶，我才意识到王玉哲先生此言，饱含着他对历史学专业的执着和对学术真谛的无限热爱。本来，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们是可以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进行自由讨论的，不同的观点也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好端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不符合时行的政治观点，备受压制，这也就难怪王玉哲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海边一隅的厦门，山高水深皇帝远，发出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学术郁闷。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越是在历史学的道路上厮混，越是会经常地回想起王先生的这次发言，心中充满了对于傅衣凌先生、王玉哲先生等史学前辈的崇敬之情。说到这次讨论会上各位前辈老师对于历史学的热爱，其实单凭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学者这一点，就足于证实。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厦门，是名副其实的“边陲之地”，交通极为不便，不要说没有飞机通航，就是火车，最远直达的班车，是厦门往返于上海，时间长达四十个时辰。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厦门，非得经过多次转车不可，有时甚至需要火车、汽车、轮船、人力车并用。如果是西北地区、北方地区来的学者，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厦门。听系里经管接待的老师说，有两位学者来到会场时，正好赶上讨论会的闭幕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更为严重的是，有位先生辗转颠簸到福建境内的三明地界，终于坚持不住，撒手归西了。我们这些同学在忙于烧水敬茶的时候，系里的老师还得派人赶去三明，办理丧事。事情虽然很让我们大家遗憾悲伤，但是史学前辈们对于历史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使我至今难于忘怀。“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傅衣凌先生。一方面是自己来厦门读大学，全凭运气所赐，中学时段只入学一年多，接着是做了七年农民、三年服兵役，自忖“学无根柢”，不便在“学问”上凑热闹；二是傅先生实在太忙，副校长之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一大堆头衔。既然我拜见傅先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也就不好无端去骚扰他老人家。偶然听到的消息，是教育部布置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傅先生和韩先生即“傅韩”二人一道挂起招牌，开始招收“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但是这种事情于我实在过于遥远，我也就不予关心了。1979年5月的一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来到我们的宿舍，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说的是傅先生和韩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史学权威，自从去年开招硕士研究生，总共招得5名，韩先生两名，傅先生两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谢国桢先生极力推荐，从历史研究所那边转来一名，傅先生招得三名。这些第一批的学生，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及之间就读大学而矢志从学的“好学”之士，或是家学渊源、门楣书香的优秀子弟。一听到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立即负笈前来、义无反顾。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所剩无几，到了第二次即1979年挂牌招生的时候，傅韩二人竟然只有一名考生报名，这让系里的领导们很为难。无奈之下，系里的目光转到我们这些难于入流的“工农兵学员”身上。总支书记谆谆教诲：我们知道你们的底子差，考不上。但是为了让傅、韩二位先生脸面上过得去，你们还是前往招生办踊跃报名。至于日后考不上，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包袱负担，二位老先生那边也能理解。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工农兵学员”虽然出自三教九流的门下，读书的底子有些问题，但是普遍有着“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在总支书记的激愤之下，我们班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位同学，一起报了名。两个月之后，我们六人照例一本正经地进入考场，涂鸦一番之后，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大家感觉了结一番少有的壮烈义举，各自散开。再过两个月，9月份的一天，总支书记满脸笑吟吟地把我请进办公室，庄严地递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向我表示祝贺，一面向我表示感谢。说是幸亏我去参加报考，连同之前报考的一位“文革”中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正好录取两名，傅先生和韩先生各取一名，我跟傅先生读明清经济史，另一位谢重光同学跟韩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终于凑成大吉大利之数。这个结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出自农家，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侥幸进入大学之后，最大的愿望是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做好一名“国家干部”；再就是赶紧找到一位吃商品粮的女伴侣，成家立业，对自己、对父母、对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有一个比较说得去的交代。这下乱了套，原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片迷茫，只能重新规划了。那个年代考上研究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花俏想法，既然读了研究生，那就准备读书“做学问”吧。不像现在的报考研究生，也许是受到“文化多元”的影响，有工作不如意改读研究生的，有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可意的工作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从政为官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经商发财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博得女朋友欢心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父母亲戚朋友报考研究生的，可谓应有尽有。我招收过几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台湾籍的博士生，我不免好奇问他们：台湾不承认大陆大学的博士、硕士学位，你们年龄也不小了，你们攻读博士学位为哪般？他们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到英奇高格，说是为自己的祖宗们读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在自家的祠堂中挂上博士的匾额，光耀门庭。这种读博动机，真正是充满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宝贵气息了！回到四十年前，那时考上研究生既然是要“做学问”的，我也只能静下心来，不去考虑怎么做好“国家干部”和讨老婆的事情，先把傅先生的门墙熟悉一下，以便今后有所识相、少失些礼数。傅衣凌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招过两位研究生，一位是唐文基师兄，福建省福州籍人；一位是蒋兆成师兄，浙江省杭州籍人。这两位师兄在“文革”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我是到了1978年傅先生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们的。其时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做学问”的打算，也就没有与他们交谈，只知道这二位是傅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是南方人士，所操的国语普通话极富地方特色。我入学研究生后，论资排辈，除了傅先生是师尊之外，他们二位是同门之内我最需要尊敬的，必须赶紧了解他们的情况。唐文基师兄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但是听说师嫂特别眷顾老家福州，不久唐师兄也就从社科院调转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这倒方便了我，可以就近多多请教。蒋师兄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他的语言极富杭州地方特色，弄得他给本科生上课时，师生之间经常交通不畅。蒋师嫂同样是一位热爱家乡杭州的女士，不久蒋师兄也就妇唱夫随，蒋调转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使得我拜见蒋师兄的机会没有唐师兄那么便利，曾经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但是碍于双方的语言都是相当的奇特，我所遵循的兄弟孝悌之道，只能是多多鞠躬。而蒋师兄的应对之道，就是多多点头。研究生李伯重、刘敏、陈支平等陪同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接下来傅衣凌先生招收研究生，是到了1978年的秋季。此次傅先生和韩先生一道招收“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共有五名。韩先生名下有杨际平师兄和李伯重师兄；傅先生名下有刘敏师兄（中国社科院转来，后来易名为“刘秀生”）、魏洪沼师兄和黄爱淳师兄。1981年这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杨际平师兄留校任教；李伯重师兄因为当时韩国磐先生还无法招收博士生，与刘敏师兄转到傅衣凌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厦门大学也是中国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1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时，从教育部到厦门大学，对于如何毕业以及授学位等事宜，都不是很清楚。1981年春季傅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顺便向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如何进行这些事情。打听到的消息是：硕士学位的授予应该控制在50%左右。傅先生回校之后，据此办理。五位研究生，略为超过50%，也就是四舍五入，授予杨际平、李伯重、刘敏三位师兄硕士学位，魏洪沼、黄爱淳两位师兄，只好受些委屈，暂时没有授予硕士学位。不料傅先生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才发现教育部并没有这种限额的规定，北京各单位绝大部分是皆大欢喜，人手一证。傅先生不免有些后悔，返校之后建议魏、黄二位师兄修改论文，等到第二年即1982年我毕业时一起答辩，补授硕士学位。但是事过境迁，黄爱淳师兄由于家庭的负担，无力返校重新答辩，最后的结果，是魏洪沼师兄和我一起答辩通过，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消息的误传，致使魏洪沼师兄落后了一年，与我同年，我倒沾了一点“犯上作乱”的便宜。刘敏硕士答辩后与傅先生、师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刘敏硕士答辩时照的，在专家楼。前排左起：社科院历史所曹贵林研究员，北京大学许大龄教授，傅衣凌先生，韩振华先生，陈璧笙先生。后排左起：刘敏，研究生科张科长，杨国桢，陈诗启，郑学檬。1980年，即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国家忙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依然是青黄不接，缺少我等这种不知深浅的愣头青的人物，因此这一年傅先生和韩先生都没有招到研究生。1981年之后，情景就不同了，1978年初入学的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陆续问世，有志青年所在多是，接下来报考傅先生和韩先生研究生的不乏其人。韩先生那边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傅先生这边，硕士研究生共有陈铿（现在美国）、郑振满、徐晓望、郑志章、王日根、郭润涛、张和平。1982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继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早先担任傅先生学术助手的先后有杨国桢老师和林仁川老师。八十年代以来，杨、林二位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不好继续担任傅先生的助手，由我继任。1984年春天，傅先生不幸染上胃癌，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伯重、刘敏尚未毕业，我们也都不忍心向傅先生提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傅先生和师母二人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要我速速到研究生招生办报名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知道这是傅先生和师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我除了默默感激、铭记五内之外，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这样，我于1985年成了傅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我入学之后，傅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即1986年，陈春声、郑振满接着报考博士研究生。1988年春季傅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不久去世，博士研究生陈春声、郑振满和硕士研究生郭润涛、张和平四人，转到杨国桢老师的名下，先后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初我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傅先生从此不准备再招硕士生，这一年已经报名的刘永华，就转到我的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从1979年至1988年，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工作近九年时间。我最大的受益，是来自傅先生不经意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授课。傅先生是福州人，讲的国语普通话也是相当的奇特，一般的外江佬是不大容易听懂的。再加上七十年代后期傅先生三出江湖之后，各种工作实在太忙，又应邀到日本、美国等出访讲学，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给我们上课。累计起来，傅先生给我们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授课的时间，不会超出一个月、十节课的光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傅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是埋头念稿子；我们这些同学也是闷着脑袋，死命做笔记。过些年我帮助整理傅先生的书稿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才发现他给我们上课时埋头念的是他的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虽然傅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他的福州方言口音我们也不能全部领会，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诲，更多的是日常言行举止的精神表率，特别是他在晚年重病期间，还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著名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但是强大的旧势力，死的拖住活的，使之难于顺利发展，等等，差不多都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式提出来的。去世前半年，他还请博士研究生陈春声帮助，撰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整体发展道路，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于历史学界的全新论述。在这期间，每当我看到他摇晃那消瘦虚弱的身躯，交代我去图书馆查阅什么什么文献资料时，心里百感交加，至今无法忘怀。1981年硕士研究生答辩时的旁听席。我们今天回顾傅衣凌先生培育研究生独特的方式，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在全中国流行的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的培养研究生，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制定出来的程式化模式，全中国的导师和学生，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缺一堂课就有被追究责任的危险。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已经带了好几十名研究生，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吧，至今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循教育部规定的教学程式来指导，尽可能少上一些课。好在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于惜老怜贫的好意，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从我的内心，我还真的怀疑：究竟当今的程式化培养方式，真的就比四十年前老师的言传身教更具科学性？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由于当初是以“中国经济史”的名目招生的，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韩国磐先生也授课。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同学们都听得明白。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身体相当虚弱，食道切除一段之后，不够长度，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容易受凉，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如此一来，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韩先生住在鼓浪屿，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大家必须算好时间，共同进退。车船周转一下，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待客礼仪周全。我们一到，第一道程序是喝茶，师母捧上果盘，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我出身于农家，吃东西至今还是走“猪八戒吃人参果”的路数。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不敢放肆，学习斯文，浅尝辄止。茶点完毕，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再喝茶，吃点心，同学们讨论讨论。如此几来几往，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我们告辞回校，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这样结算下来，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大约十个小时。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韩先生所讲的内容，自然还记得不少，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最后，我要补正杨国桢老师在《重出江湖》中的一点记述。杨国桢老师记云：“（5月）9日，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23日下午，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本想打听《林则徐传》是否可以续写出版，不料他说‘文革’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颇为怅然。”杨老师这里漏记了傅先生的一本书。“文革”之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翦伯赞、郑天挺教授的主持下，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套十余册，这套书堪称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主编聘请国内在各个断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傅衣凌先生负责明史部分，属于第八分册。1966年，傅先生完稿并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书局也是革命第一，编书先放在一边。几番“造反有理”之后，傅先生的书稿不见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华书局倒是依然认得此账，要求傅先生重新编写。当时人手不够，除了网罗杨国桢、林仁川二位之外，竟然把我也拉了进去。1983年我到沈阳参加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顺道把一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史部分）的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热情的林编辑女士。这次中华书局高度负责，不久把书印出来，可惜我把林编辑女士的名字忘了。

最近发现了一个刷新我三观的事情，自称“北大博士后”的一个网红赵大肥用了跌破众人眼镜的观点评价了“厦门研究生虐狗”的事件，细细去分析她的诸多观点之后，几乎一瞬间我便感觉这个人多少有些可怕，相由心生可能描述她还是比较合适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她的一些观点的！最近身边有很多人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走向和发展，不仅仅是对于网红这番言论的叹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爱狗人士对于这种行为真心感到很悲哀！其实不管是什么身份，懂得相互尊重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这个准则不仅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同样也适用于大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共存，狗作为人类最忠实的伙伴，每个人看待它的感觉和想法可能都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都不能成为你借宿别人家还去理所应当的虐待主人家“成员”的理由，这种行为已经不仅仅牵涉到素质，更深的可能还是心理问题，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我是真的头皮发麻！自称北大博士后的网红赵大肥，她的很多观点都着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在她的心里“狗命和人一论便知高低”，但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着时间被遗忘便不予追究的。站在女主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只要那个研究生真心实意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给自己加戏，或许不会闹到如今这样看似无法挽回的地步，很多看过那个研究生的所谓道歉信的应该都了解，全篇都在表达一个意思“我没错，有错我也不认错”，别人授你以渔，等来的不是投桃报李反而是变本加厉，这种事情不管谁遇上都会很生气吧，而这种添油加醋更是让人无语！其实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老一辈口中“幼时偷铅，长大偷金”并不是空穴来风，没有人是圣人口中永远不会犯错的机器人，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量变和质变其实只是差了一个踏板而已，能够读到研究生，十几年的付出的确很值得敬佩，但这并不能成为高人一等的理由，也并不会抵消他有“暴力倾向”亦或是“心理疾病”的可能！其实在刚开始听说过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自称“北大博士后”的言论居然持的是支持的态度，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自由，但有些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清醒一点，透过现象看本质，素质其实和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读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炫耀，最主要的是能够学以致用，观点千千万，但切记每个人都有底线，相互尊重也是在为自己留体面。不知道看过这个所谓的“博士后”的言论，是否也和我一样憋了满肚子的话要说呢！

海外网9月2日电 据厦门大学新闻网消息，9月1日下午，厦门大学召开全校中层正职干部会议，通报近期发生的两起网络事件处理情况。通报显示，此前“洁洁良”事件的当事人田佳良被开除党籍、退学。此前，该校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因以“东海道子”的网名在网上发表错误言论亦被该校解聘。以下为通报全文截图：图片截自《厦门大学新闻网》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近日，一个新浪微博名为@洁洁良的账号(下文简称@洁洁良，目前用户已注销账号)公开发布辱华言论，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起大量网友关注。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事件起源于在某活动现场，观众被批在离开后留下大量垃圾，@洁洁良 在微博发表言论：恶臭你支！（“支那”是历史上日本等国对中国的称呼，现在是网上一些人对中国的蔑称，带有侮辱的意思。）当网友指出@洁洁良 的错误时，@洁洁良 反而变本加厉：@洁洁良 还表示：绝不删帖，见一个撕一个!网友好心私信提醒@洁洁良，“支那”是侮辱中国的意思，@洁洁良表示：废话，不侮辱，我说它干嘛!通过她自己早年间微博发表的信息得知，她曾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在校期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党员，目前厦门大学在读。目前，@洁洁良 删除了所有微博，注销了微博账号。并表示自己不是因为心虚，关于这件事是网友们断章取义。辱华女生竟是“优秀共产党员”？由@洁洁良 母校公开新闻得知，@洁洁良，曾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共党员，院学生会副主席。因为自己的优秀表现，被辽宁师范大学保送到厦门大学读研，并且，@洁洁良 在厦门大学担任2015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书记。在厦门大学组织的党员参观活动中，她写到：“通过此次参观学习活动，各位党员同志熟知了福建省革命的发源及过程，也体会到了我校独有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的光荣传统。参加活动的党员们纷纷表示，在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会继续发扬厦大人精神——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在平凡的工作中为学校、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洁洁良 在厦门大学读研期间，又被厦门大学保送博士生。微博与现实里差得这么大，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洁洁良”呢?现实中积极向上，网络中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吗？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是学生党员，对于培养自己的祖国却这样随意侮辱，怨不得大家不能忍。校方回应有网友和厦门大学校友发帖表示，厦门大学素有爱国传统，并贴出厦大创办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为抗日筹集资金，四处奔走的故事。而如今，这位抗日华侨创立的大学里，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位，身为党员满口“支那”的人，厦门大学也通过官方微博发出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针对此事，@洁洁良 母校辽宁师范大学官方微博于4月21日17:06分发表回应：厦门大学官方微博在21日18:20分发表声明：周运中部分微博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