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思想，认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他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只需要把中国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然而，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正确说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成功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向前迈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有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新的突破，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明确了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突破，推动了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开始，就有着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进一步凸显出发展的特色，不仅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指引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突破，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突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这涉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理化和系统化这一核心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涉及以下重点内容：首先是目标和问题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进社会财富、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引申出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便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次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有如下基本规定：第一，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当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这些规定，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承认其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再次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个话语资源。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话语资源。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的例子是过去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讳莫如深，现在，我们不仅使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国家对国资的管理也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也早已得到了确认。很显然，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愿意使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用好《资本论》的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二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属于同一个范式，但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话语和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共同的研究背景、共同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解释当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产生的话语和范畴，排除其阶级属性外不乏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成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这主要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例如：微观经济运行领域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理论，逆周期调节理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些概念也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对某个经济体进行经济分析，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分析。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上，经济运行层面的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具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似乎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马克思当年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包括6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只是其6册计划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阐述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简单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经济制度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的发展。就经济运行来说，制度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基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就经济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入生产力领域，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有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话语权。具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已经有定论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把这些改革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停留于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回到更为现实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制度的实现形式的研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等等。(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原标题：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进行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建国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正因为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就学科分类来看，可以把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三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应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他的经济学说同样有其政治前提。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本人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也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作者：王立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编者按】2017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清华政治经济学高端论坛上作题为《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主旨报告，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负责人蔡继明教授主持和点评。田国强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大的客观现实，是宪法确立的，也是最大公约数。进而，他给出了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为标准，将凡从中国国情现实出发，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论证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问题的，都纳入该学科学术体系。田国强认为，在他的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来源，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田国强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一个契机，可以将这两大原本同源的理论学说体系重新熔于一炉，并从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经济学在中国新的更大的发展和创新。以下按序刊出主持语（节选）、主旨报告（实录，略有删节），以飨读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 视觉中国 资料图主持人蔡继明教授：……我们这次论坛是在改革开放近40周年（昨天是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9周年，到明年就是40周年了；我们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到明年也正好是10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2016年我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立项过程是这样的：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两年连续三次提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是讲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第三次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三次讲话没多久，学术界就相继有4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世，似乎都是作为一门系统的理论或科学出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一切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如恩格斯当年所断言的尚未出现。那么从一个狭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一下子就过渡到另一个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中间必须经过的很多环节目前还都在探索中。所以我当时建议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一个项目，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请各位注意，是“探索”而不是什么什么“学”。田国强教授主题演讲：对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我是受继明教授邀请来参加这个会，使得我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这次发言，我专门跟他通了次电话，我说你的论坛主题到底是什么，他说要为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做准备。既然这样，我就围绕论坛的主题，讲一讲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看法，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让它更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前瞻性、时代性、思想性和现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即使在海外许多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只要是研究制度、体制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按照国外的学科的划分，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多年，包括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诸如钱颖一教授、许成钢教授，他们研究转型问题，我想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今天上午钱教授有事不能到场，但在午餐时见到他，我会和他探讨这个看法。刚才继明也谈到了我领导的两个院，之所以主持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是我在上海财大搞改革有一个办学方针，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家急需、服务社会。说到中国特色，因为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须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其中一个约束条件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禀赋等等，包括国情。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我感觉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将其对立起来，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动不动被认为是西化或给你上纲上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而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是说不通的。刚才继明也谈到了，习主席几次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谈了他的许多看法。的确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学科，不仅政治经济学，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都不高，学术的原创性还不强，无论是在学术性、严谨性、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和实效性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离这六性还有很大差距。既然今天是内部学术报告，是学术探讨，要说就谈出我自己的真实看法，观点有点鲜明。对待任何一个学科，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足意识、危机意识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我想正式讨论之前，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本质内涵给出我的结论和看法，后面会详细论述。我想在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包容性的概念。在我看来，凡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我后面会谈到，比如说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采用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比如说科斯定理就没有任何数学符号，但是你不能说没有逻辑性），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即使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理论，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因此，对学术讨论和研究，不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攻击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就像刚才继明介绍的，还没有开始研究，就有人说蔡继明老师是反马克思的，一个大帽子就把你压死了，那还谈什么学术研究，这不利于学科发展，也不利于改革创新，这样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你对我错，然后大家都选用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或著作中不同场景下的某段话来攻击对方。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和中国国情，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学科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必须从中国现有的国情出发，包括党的领导，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就是国情和中国特色，来研究上层建筑包括国家体制、制度这些改革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制度，改革、体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都应属于这个范畴，从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形成一种学术的凝聚力和改革的共识。比如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凡是在国内外关于中国体制改革及发展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这样我们就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同时又把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包括进来了。接下来，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创新这四个方面展开我的论述。我再次申明我这些想法还不非常成熟，是为了完成继明教授交给我的这么一个任务，谈谈我的所思所想，以期和大家形成一种共识。1.政治经济学的流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关系先谈第一点，也就是谈政治经济学的流变及其与现代经济学关系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自然经济的范畴。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涌现了像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布阿吉尔贝尔等一系列彪炳经济学说史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考虑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通俗地说，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然后扩展到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最后从管理财富到创造财富，这就牵涉到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谈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它们都是现代经济学，也都要研究制度问题，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我认为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兼容和相容的，只是考虑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当代的现代经济学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种，把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只学到新古典为止），然后将新古典经济学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这就很有些上纲上线了，然后将新自由主义等同于华盛顿共识，再将华盛顿共识等同于休克疗法，这样一来，给你上纲上线到了一个极大的高度。我所了解和认识的经济学家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人，我认为即使张维迎教授也没有持这样的观点，否则他跟华生还有必要争什么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所有权呢？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所有的学生，包括新进的博士生都要上马克思《资本论》，并且政治经济学博士生要上3个学期，西方经济学上至少一个学期《资本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会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运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固有的客观规律。我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学术一定不能走极端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前人们思想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我认为，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到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两大客观现实，都是客观普遍存在的，否则的话中国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它们都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雷锋，什么样的制度，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是什么其他经济制度都能做好，都有自觉性，从而就不需要什么党纪国法这样的约束。现实是如此吗？其实，个体自利性在任何层面上都是成立的，比如我们在研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作为中国人，就不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如果考虑清华和上财的关系，我肯定是在上财的立场上，而不是清华的立场上，这个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你敢把企业的机密泄露出去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事实上，这不只是假设，更是最大客观现实，所以这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再一个最大客观现实就是信息不对称，比如你说了一番话，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我现在有一个观察，凡是想搞改革的领导，由于改革会得罪部分人，因而改革者都需要洁身自好，否则肯定很快就会完蛋，就被举报了。如果蔡继明老师稍微有一点不洁身自好，他们就不光指责你反马克思主义了！那些自身操守不好的又不想去做事的，多半是假大空的，唱高调的，显得自己特别左，特别紧跟形势的，从不少下台的贪官可看出这点。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两个最基本的约束条件，思想不解放，一味地假大空，还有什么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怎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新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不是全部，能不能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方面给出一定的指导？学术一定不能走极端，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走极端的观点我都会与之辩论，近些年为此和不少知名学者发生了争论或论战。我就是不喜欢走极端，因为我是做理论的，知道任何一个理论或制度安排都有边界条件和适应范围；同时我也是做实际工作的，要想将一件事情办成，比如让我主持的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得到显著发展，更不能走极端，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人处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及治理“五位一体”的互动互补的动态辩证关系。激励机制设计就是典型的辩证法现代经济学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及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典型的辩证法，强调的是辩证对立统一，为了我本身好，我必须让你先好，这就是激励相容的基本思想。激励机制就是一种辩证法，欲得之先予之，也是老子的思想。怎么激励对方说真话？现在假大空，放空话，空对空，文件空转。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本来你想要得到好处，但你必须先让对方得到好处。当然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就不见得要激励机制了，甚至靠命令就可解决问题，必须听命，否则给你一个很大惩罚，比如你不做就把你毙掉。在经济行为主体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举动。适当的制度可以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许多学生不太愿意学？为此，我作了许多思考，在上财经济学院也采取了很多办法，包括给倾斜政策，同时上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上现代经济学，学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也要上政治经济学，包括初级、中级、高级。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就没有生命力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一个学科需要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满不满足这几条？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就没有生命力。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有人批评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这不是我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说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超越了仅靠经济学直觉来产生思想的阶段，从经济学直觉到数理模型方法的严谨化、科学化提升，再到严格理论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阶段同样可以产生深刻思想。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近些年来在程恩富、马艳等教授的带领下，在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体系化、标准化方面着力，否则就不能有大作用，不是说没有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谈改革开放，他就说你搞什么休克疗法。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现谈第二点，我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标准，我觉得应该有个最大公约数，以此更加包容，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改革开放，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如果加上太多东西，马上引起争议。我这里给出一个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命题，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马上乱，我不是说永远，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应该是如此。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事实，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前提下，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首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邓小平理论给出了一个底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王岐山在2016年的《人民日报》上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很多人把国企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马上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比如说，对这种说法，许多人肯定不赞成，我的基本观点不是不要国有企业，但是太大了，太多了不好。如果提倡政府要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当然就要对具体管的事情负直接责任，从而就没有了隔离带和防火墙，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为这样一来，凡是出了事情，就会认为是你政府造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我给的定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加了两条，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当然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同意我这个定义。不管怎样，党的领导是最大的客观现实，也是宪法确立的，是最大公约数。如果反对这一点，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定义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我希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子学科能大发展，并且是和经济学中的其它子学科共同发展，包容性的发展。是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我们就可以把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善，作为判断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标准。从我上面给出的定义和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凡是那些考虑中国国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禀赋、党的领导等）运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起到促进民富国强、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作用的经济学，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子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蔡继明老师的这个重大课题当然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么可能会是反马克思呢？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不互相攻击，学术研究才能够宽容，才能包容，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否则的话一定都搞死掉了。我们要有历史责任感，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一定要有个最大公约数，要有范式。我之所以在其中加了一个“新”字，主要是强调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论。我也不是强迫所有的人都要用规范化方法论，你也可以不用这一套，你承认那两条就行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有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内外许多学者用现代经济学严谨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以及制度转型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说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写了一本有关财政的书，他就有一套规范的分析框架，一套语言和关键词，比如信息、激励、外部性，来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我觉得都在用一些实证的量化分析方法，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或是历史视野的比较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国问题。好的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现实性、时代性和思想性当然，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篇文章都有好和差的区别。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有标准，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学有很大的正负外部性，你的政策建议一旦用到国家层面，那就有可能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比如说计划经济。为什么我要谈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现实性、时代性和思想性这六性要求呢？原因就是我觉得政治经济学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和学科，就必须在这六性方面下大功夫，在问题导向和学术知识方面取得良好的平衡。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现在不少问题导向的研究，事实上真的缺乏学术性、专业性、思想性，甚至没有内在逻辑性。没有逻辑，领导也不会听。写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人很棒，是以改革的必要性作为参照点的，它的基调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前些天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为什么邀请我和周其仁、张军以及王战、王新奎、周振华等去做辅导报告？因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你光是一味地口对口、空对空地，甚至是上纲上线，大多领导是不愿意听你讲这些的，更需要的是讲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该如何解决。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和作用现谈第三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和作用。和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也需提供基准理论。谁都知道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但不能否定其导向、取向及给出基准的极其重要作用。孔子和孙子都说了，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必败。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目标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然后才去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比如说，到底是让市场还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就需要有基准点或理论来指明方向。任何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必须要有基准点或参照系的。当然，基准点和参照系是多样的，价值观念不同，目标不同，基准点或有参照系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经常有学生将六十分作为基准点，喊出了六十分万岁口号，但我往往告诉我的学生们，想六十分万岁，其结果往往是不万岁，因为我出什么题目是你们学生来说是不了解的，它是一个随机变量，如你只是想追求六十分，其结果往往是不及格。如果理想目标是追求满分，尽管不太可能或现实，但由于追求满分这个基准点，得高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比如得个90分就是A了，相当不错了。通过基准点或参照系，我们可以逼近再逼近，尽管没有最好。这就是所谓的，向最好的学和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不能把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这个问题还搞不清，那如何能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所以，绝对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和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建设时期中，也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提法是把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并且还首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民营企业。我在某个群里就碰到某个教授给我上纲上线，我一说市场化、非国有经济或民营经济，他就说我要搞私有化。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中央文件和宪法的确认。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经济才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多人不懂这个基准理论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物理学中的那些基准理论，如自由落体运动，匀速运动，怎么知道摩擦力的大小，从而怎么可能把一个房子建得稳，建得正，怎么能知道要克服有多大的现实摩擦力，然后解决飞机、卫星腾空和回落的问题呢？没有基准理论是不可能发展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物理学的。经济学所遵循的是和物理学完全一样的逻辑。所以，做任何事都有方向感，格局，目标，根本性的一些东西。当代一般均衡理论就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我们能不能推出类似的政治经济学定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有参考价值？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脱离中国国情去研究中国改革问题，更不认为改革是能一步到位的。改革就是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好的市场体系和秩序，依法治国就是起维护、服务作用的当然，学术讨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因而既要有指导性意义，同时要考虑到风险，说到这里，争论马上就出来了，到底是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近年来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为政府和有为的政府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从字面上给人的印象就是政府要事事有为，而有为的政府在需要政府有为的地方不能无为。这就像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毛泽东的思想是他个人的，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提的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而你一谈有限政府，他们就以为你谈的是哈耶克的守夜人角色。其实即使美国也没达到这个守夜人角色，只是往那方面逼近。比如，改革就是为了建立和维护有一个好的市场体系和秩序，依法治国就是起维护、服务和促进作用的。所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有限政府的定义要比哈耶克规定的大得多。我今天下午在北大国发院的一个内部讨论会跟林毅夫教授会谈这个问题。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都会涉及到方向和是非问题。当然了，目标的实现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直接套用到现实当中去，所以就有了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包括张维迎教授和华生教授提出的双轨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提供大量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需要发展源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基本假设的放松，提出相对实用的第二类经济理论，因为你必须要解释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提供大量的这两类理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是一个相当包容和开放的，是动态发展的学科。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再加上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也可以视作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才可能抢占国际话语权，包括学术话语权。你如果用一套别人都不懂的语言去讲解中国故事，能让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吗？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说自己体系是一套独树一帜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应该越来越强大。现代经济学包括了奥地利学派、行为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等，在海外讨论的时候很少发生基本的方式和方法的争论，争论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因为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在这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马克思理论也在发展当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场我们要坚守，但是现实是发展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按照我的理解，在现代化、国际化导向下，你可以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推动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方面创新和继承。继明教授的东西我都看了，挺欣赏的。你可以大张旗鼓地把你的新的产权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融入进去，你这学科才能发展。马克思理论也在发展当中，其基本的原理和立场我们要坚守，但是现实是发展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我们不少搞政治经济学的人就是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去年我们学院申报中宣部的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可是还是最终没有拿到。尽管这十多年我们上财经济学院在我的主持下，政治经济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做了许多特别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科发展的事情，比如是中国高校经济学院十多年唯一坚持给所有博士生上《资本论》的学院，七八年前就专门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在录取学生和政治经济学系的学术活动方面给予倾斜政策，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某些评委认为上财经济学院和我尽管实际做得好，但认为我是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从而被认为思想上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通过规范化、严谨化，善于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来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我们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而是要进一步开放，在世界上抢占话语权，变成世界的领导者，而不是被领导者，成为制度话语权方面的规则的制定者。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用一套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语言和外界沟通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国际化，我也收到了当编委的邀请，南京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我认为和前任书记洪银兴教授在学术方面的包容性分不开的。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创新最后，我要谈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和创新，就是要将中国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实践，提升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中赋予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是内在逻辑性，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和规范性，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为此，无论是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和具体举措建议，还是在打造学院的工作过程中，我主张的改革方式是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在解决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到风险、风控、稳定，作为约束条件，才有可能给出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脱离现实，就一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思想解放，那它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世界性问题。美国的经济学杂志，越来越多在发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章。头一天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我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同台发言，他讲到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他实际上想告诉我们，中国的廉价房不应弄得太多，认为这不利于城市发展或全国经济发展，及人口的流动，他实际上是主张政府少管。当然，我没有说他一定就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解决贫富差距的公共政策问题，但是从经济效益来讲，即使有这方面的考虑，也要适度，不要做得太多，社会福利搞太多也麻烦，欧洲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快搞不下去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也玩不了多少年，现在民主党拼命地给老百姓好处，共和党则拼命减轻富人税赋，结果让美国政府赤字不断快速上升。二是通过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现在许多中国问题的研究包括制度转型的研究都是短期的应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上个世纪就成为了主流，我看中国的经济学按照现在的搞法无法变成主流。很少人能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不管怎样你要让外界了解，你就得在这上面去弄一弄，否则你怎么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国际化和共性化呢？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共性的研究和创新是没有国界的，具有一般性，比如说消费者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厂商理论等等，包括一些方法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等，各个国家都可以用，因为它首先考虑的就是那两个基本约束的条件，你要追求你的利益，还希望最大化，同时规则制定者或委托人又不了解你经济活动的私人信息，那怎么去诱导这个信息？说真话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好的制度。三是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述，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充中国篇章。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就是强调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应有的三个维度：历史、量化和理论，后来我才知道熊彼特也持这种观点，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和量化分析，还要有历史视野，要有古今中外纵横向的比较。美国现在的经济系犯了一个大错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课基本上不上，你美国经济系不做的事我田国强就在中国做，我们上财经济学院就设了专门的经济史学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都是必修课。现在国内谈国外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只到凯恩斯，凯恩斯之后现代经济学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没有人去梳理。我现在让我的一个博士作了这方面的工作，专门研究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的经济思想，我希望更多人来做。我觉得中国的国学智慧很多思想跟现代经济学非常接近，既然我们要讲中国的传承，中国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政治经济学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做些发展呢？这是我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最后补充两点作为结束语：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学科和学术体系，不能按照现在的搞法。我反正把这话甩在这里，不管得罪多少人我还是这么说，必须在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前瞻性、现实性和思想性上方面要大大提升，要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够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要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合，取长补短，相互依存。中国国学智慧就是明道的，要明道，取势，优术，抓时，这个时机也是很重要，有些问题现在才改革已经很难改了，原因就是你错过了改革时机，如房产税、遗产税20前就制定法规就容易多了。我觉得要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长治久安，实现民族复兴梦，不能盲目制造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立。在抗战的时候还建立过统一战线，按现在一些人的搞法是不行的，动不动上纲上线，认为自己才是政治正确，别人不是。第二，任何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或理论。中国的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强大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也有一种紧迫感。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谢谢！

◎方敏（学者）在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展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独创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可以而且应当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探讨，掀起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的新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以下简称《探索》）就是其中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刘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刘伟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领域长期深耕厚植，近年来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做了大量富有学理性、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的研究。《探索》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是一部思想敏锐、理论厚实、内容丰富的力作。▲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01第一，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运动是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上是具有阶级性属性的，因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有阶级归属的。”由是观之，“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回答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建立特定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即为何需要某种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制度。二是怎样运用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怎样实现代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该书第16、17页）近年涌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关于起点范畴、逻辑主线、方法原则的探讨不少，但是多数讨论都较为单一。《探索》从开篇即强调，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角度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价值立场和基本逻辑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方位和由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确立的发展方式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制度创新逻辑、体制改革目标导向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这些看似抽象的原则，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重大现实问题的具体运用，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方位、发展目标、发展方式、改革导向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理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论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一般是作为理解商品经济的原理而没有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探索》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结合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明确回答了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必须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石的问题（该书第44页）。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学说，价值论不可缺席。02第二，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证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受《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影响，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给人以从范畴到范畴、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印象。其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首当充分地占有事实和材料、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各种范畴和理论的时候，通常都结合了对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批判，并用大量的经济史和当时的重大经济事件作为论证的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理当保持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特质。《探索》一书就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首先，作者不是像教科书那样，以下定义的方式界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为基础，将其作为研究的客体和根据，从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中引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命和方法。其次，作者根据问题导向，梳理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从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变迁、国民收入分配及其构成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等等。再次，作者充分透析了各种现实问题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发展路径，揭示其中包含的必然逻辑，从而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高度统一起来。比如，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创新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统一、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纵向与横向比较中提炼出的历史局限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联系、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相互呼应等等。最后，作者在分析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时，做了大量经济思想史的铺垫和对比，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厚度。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形成系统化学说的艰辛探索、政治经济劳动价值论从古典到科学的变革、市场化改革中遭遇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教条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的不断探索、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革命”的根本区别、“共同体”理念及其内涵与外延的发展等等。03第三，鲜明的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需要保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探索》在论述中始终贯穿着这一思维方法。一方面，在体系上，该书具有统一的逻辑结构。从开篇讨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立场取向与价值论基础，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即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之间有机结合，再到所有制改革与分配方式演变、宏观增长与管理、实现长期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坚持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书各个板块、各个部分的内在关联和层次递进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形成了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始终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站在全局高度、辩证统一看问题、分析问题。比如，《探索》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和贡献时提出，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是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既不片面强调市场化，忽略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非脱离市场机制要求，盲目推进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该书第95页）。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和竞争秩序，从而化解了改革思路中存在的产权优先还是价格优先的分歧。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与改革可行性的统一中，改革的重心和重点从农村经济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从企业改革逐渐转向政府改革、企业改革的主要举措从收入分配改革逐渐转向产权改革、市场机制的培育从构建商品市场体系开始逐渐推进要素市场化，等等。又比如，《探索》在讨论我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问题时，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不是肯定一侧、否定另一侧，而是在对二者的特点、条件、效果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下“双重风险”并存（滞涨）的新失衡挑战，需要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在运用总需求管理以克服市场需求疲软或市场失灵的同时，引入并且更加重视供给侧管理，协调供给与需求两端，使宏观调控在长期与短期、总量与结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取得协调（该书第226页）。这一观点与我国宏观管理政策与结构改革政策的要求和实际走向是高度符合的。《探索》一书的理论创新和亮点、优点当然不止以上几点。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谈了几点《探索》带给笔者的启示。《探索》展示了刘伟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长期积淀和深厚功底，这和刘伟教授从教三十多年来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长期跟踪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等一系列扎实工作是分不开的。当然，书中对有的问题的分析还没有完全展开，人们对作者的观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但是，不论是从时代性、创新性的角度看，还是从理论性、系统性的角度看，《探索》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笔者相信，在以《探索》等为代表的高质量成果的启发和带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作者简介】方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筹）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审读：谭录岗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责编：周恬、张隽)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在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抽象法具体运用中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分析某个社会生产关系时，抽象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面对包含多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着力分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时则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只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中的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活生生的经济关系抽象为几个原则规定，而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发展方式。例如，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对基本分配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中的创新。与其他方法一样，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坚持两点论，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坚持重点论，提出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如，强调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再如，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都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资本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了“劳动决定了商品价值”。马克思在这种认识下，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并在商品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解释了生产者之间交换社会劳动的实质，被“以物易物”的表面现象所掩盖。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商品，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单位。商品的内在矛盾，包含着商品经济矛盾的胚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基本元素。商品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自然属性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用物理量来统计，比如布匹用“尺”来计量，钢材用“吨”来计量，牛奶用“升”来计量。商品的本身，就是使用价值的体现。而这种使用价值，又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联系。使用价值，是通过“使用”来实现的，无论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评判一个社会单元的财富量，考察其粮食储存量，远比货币量更有客观性。货币只是用来衡量价值，交换商品使用的，而粮食确确实实可以解决肚皮问题。那么具有使用价值的粮食，便是商品。而商品，除了能在具体的使用用体现出其价值之外，还可以用来交换。这就涉及到了商品的另一个属性，即“交换价值”。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都不占有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对立的关系。生产者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价值的占有，为了获得价值，他必须生产自己不需要，用不上的商品，并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让渡”出去，从而使得消费者通过使用商品，来占有其使用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统一的关系。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外一种使用价值，在交换量上的比例关系。从现象上来看，交换价值好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捉摸不定的，但实际上都各自有客观依据可循，即相互交换的两种商品，都包含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无差别的一般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是抽象的，内在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这种抽象的价值是绝对的，而交换价值是相对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两种商品的比较中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交换价值可以与价值一致，但是由于供需关系，交换价值往往是背离价值的。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者之间互相比较劳动消耗量和交换劳动所得的社会经济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质”上各有不同，在“量”上难以比较。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质”相同的基础下，进行量上的比较。那么这种价值量，如何计量呢？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客观标准。现实中的劳动者，不存在“无差别的一般劳动”，他们在劳动条件、技术水平、熟练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同一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不同。个别劳动，形成同一商品的个别价值。但是商品的价值，不可能由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当前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社会评价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该商品所必须消耗的劳动时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从而影响着价值量的变化。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应用程度、生产过程中社会组织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越低，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攫夺，该物品价值量就越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对立统一的，一个物体可以使用的价值，不是商品的价值，但是一个商品必须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商品必须有使用价值，无用之物，即是人们付出了很多劳动，但是也形不成商品。2、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一个物品尽管有使用价值，但是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没有交换价值，同样也不构成商品。3、商品必须是用来交换的，一个物品有使用价值，同时也是劳动产品，但是它仅仅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没有把消耗在其中的劳动转化成价值量，同样也不能成为商品。马克思正是在对立统一中分析商品，并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参考材料：张雷声《资本论》精学导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句句箴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世界观，句句真理！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为进一步推动形成读经典、学理论、强素质、作表率的浓厚氛围，202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以“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为主题，将邀请一系列国内权威专家，导读《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作为“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系列第六讲(总133期)，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义平，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主题，对《资本论》进行导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 李义平精彩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话高瞻远瞩，意义重大。《资本论》博大精深，理论意义、学术意义、实践意义十分深远。·《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在经济学上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经济思想是最核心的思想。“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由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开始，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极富力度、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劳动产品所以成为商品，在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不同的产权主体，即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分工，联系二者的是交换。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社会需要的属性，对商品生产者来说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创造财富，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的成功十分重要，否则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就只是想象中的价值，想象中的盈利。只有交换成功才能变成事实上的价值、事实上的盈利。然而由于商品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自己决定的，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还得接受市场的检验。马克思称这种关乎商品生产者命运的交换是“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马克思强调，“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动，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私有产权，就是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权观念。马克思认为在公有制，即在他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情况下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如果说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础，那么，旨在揭示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资本论》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为货币成为资本创造了条件。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从而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另一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总的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描述了资本的运行，也阐发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伴随着积累、积聚和集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最终是剥夺剥夺者。这里说的“剥夺剥夺者”，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最终消亡。本讲要点问答：1.《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答：三卷《资本论》紧扣资本，从资本的生产，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的分配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即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时在无意间证明市场经济是通过创新发展的。集揭示本质、阐述运行、分析发展为一体。2.《资本论》的核心是什么？答：如果说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础，那么，旨在揭示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资本论》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为货币成为资本创造了条件。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不一样的。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什么？答：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资本论》的历史地位是什么？答：《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在经济学上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如何认识《资本论》的当代启示？答：一是毫不动摇地始终抓住实体经济；二是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三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迫切地、系统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答：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有国家背景的，或者说是国家色彩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强烈的需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发展。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必须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国际视野，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理论的说明，揭示其中的规律，昭示近一步前进的正确方向。7.怎样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答：第一，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为了创作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马克思牺牲了他的幸福、健康和家庭，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向马克思学习，不负时代使命，勇敢面对历史赋予的光辉责任。第二，要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实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认识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就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或深切感知。第三，要坚持科学的抽象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第四，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是什么？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简介：“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承办，“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交通银行、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自2009年创办以来，坚持每月一期，迄今读书活动已举办132期。为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走在理论学习的前列，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的指示要求，主办方对2020年读书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版，以“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主题，立足于导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打造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新课堂、组织生活新平台。读书活动通过在支部工作APP首播，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大国”“人民党建云”微信公众号，人民视频客户端、人民智云客户端等各平台上线，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扩大学习覆盖面和传播力，探索适合机关青年特点的学习方式方法，使更多党员干部从中受益。往期回顾【第一讲】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宣言》导读【第二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第三讲】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导读【第四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辩证法》导读【第五讲】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读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以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不仅要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源和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需要明确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摆脱先验论倾向。由先验的理论出发求证先验的理论，只能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第二，克服简单套用西方模型的研究倾向。一些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下，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通用的数学模型，简单套入中国数据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这种依据数学模型的抽象分析，没有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出发，难以形成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排斥模型分析方法，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型解释中国问题，需要以中国重大改革和发展问题为导向进行理论创新。问题导向同理论创新密切相关。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是时代问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涵盖生产力，这体现着目标导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如果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关注生产力，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应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动员和协同作用；三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各个时期的理论需要相关。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概括，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涉及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等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阶段转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支持高投资、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明显减少，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发展难题也由此凸显：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供给紧张，经济结构失衡，开放的质量不高，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人民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不足。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就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既涉及制度创新，又涉及运行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解释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第一，研究现存的多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面对多种生产关系存在，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对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和叙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能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分配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不仅要研究按劳分配，还要研究按要素分配。第二，关注制度的实现形式。制度分析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从生产、分配和交换三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就此而止。如果不研究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原理只能是空中楼阁、空洞说教。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经济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完善。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产权制度要求，所有制的研究要深入到产权层面，涉及：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靠产权流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农地制度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分配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按投入、按贡献、按市场供求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概括为“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这体现分配的效率原则，应在此基础上研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的实现问题。第三，扩展研究层面。研究现实经济涉及四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二是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国民经济从落后状态向现代化状态的研究；四是对外经济层面。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生产关系上，经济运行问题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时有6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资本论》只是马克思6册计划的第1册。这意味着不能把《资本论》看作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提供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同时还要提供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经济运行分析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理论，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发展分析即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理论，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注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对外经济分析即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开放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