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大学博士申请

马海德作为中国首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为中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取中国名，说中国话，把自己完完全全中国化。这样一个外国人在得到国家补助的时候，很激动地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埃德姆，于1910年9月出生于美国纽约贫民窟，家里的生活十分贫困。他自小便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只要能吃饱饭，就是最美好的事情，贫穷的孩子不敢有太多奢望。就算是这样，还是有灾难降临到他们一家。当时社会出现一种麻风病，经鉴定是一种传染病，这种病传播速度很快，短时间内传染了很多人。美国贫民窟马海德一家也不幸被传染。这对他们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花钱治病了。正当他们想要放弃治疗，准备听天由命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医生，这位医生治好了马海德一家人的麻风病，挽回了他们的生命，并且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也正因为这次经历，给马海德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也想成为了一名医生，这样就可以拯救生命。医生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更加刻苦学习，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去读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1927年考进了美国的北卡罗纳大学读医学专业。之后又去了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攻读博士，获得了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所研究的方向正是关于麻风病等传染病的治疗，这可能是受到自己童年的影响，向那位无私的医生看齐。日内瓦大学从一个贫民窟的小小少年成长为日内瓦大学的博士，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他在这奔向这条路上付出了多少？我们无法想象。但是他成功了，成为一名医生，担起了拯救生命的重任。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麻风病到处泛滥，再加上战争的原因，使它成为了全球性的传染病。马海德就是专门研究麻风病的医生，这个时期，他完全投身于救助当中，因为有他在，医疗团队有了正确的方向。马海德医生当时，这种病也开始在中国蔓延开来，因为第一次接触这种传染病，很多中国医生们束手无策。马海德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准备研究中国的病例。到中国之后，看到这里的人们被病痛折磨的毫无希望，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和绝望，他非常能感同身受他本来打算在中国救助一段时间，之后就回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但是看到中国底层百姓的境遇之后，他改变了计划，决定推迟回国。马海德救人在这段时间，他专注钻研案例，使麻风病的治愈率越来越高。经过多天的相处，他意识到，医术只能治好他们的身体，无法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处境。面对这一情况，马海德决定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这种困境。他开始尝试熟悉中国的环境，学习中国语言，还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中国友人，在这群朋友的引荐下，他接触到了共产党，开始投身于革命工作。马海德与军人1936年，他和记者一起去中国延安考察民情，发现这里的医疗水平不高，正缺少医护人员，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延安开了自己的诊所，主要是帮助解放区的军民治疗。当时社会动乱，医生十分紧缺，马海德不得不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都会的全能医生，当地的人们都称他为“万能博士”。那段时期，不管周围环境有多艰辛，他从来没有觉得辛苦，一直抱有热情，心甘情愿的投入中国医疗事业。马海德在延安他希望能用绵薄之力来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贡献，他也用行动证明着。在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他说，他终于可以以一个局中人的身份来参与革命事业，这对他来说非常珍贵。马海德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不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挚爱，中国女孩周苏菲。苏菲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直至走入婚姻的殿堂。马海德就这样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家庭，在中国扎了根。结婚之后两人也非常有默契，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着。战争结束后，中国这头雄狮在慢慢苏醒。在此期间，马海德回了一趟美国，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双亲，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在中国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他要永远生活在中国。马海德的美国家人他的父母听后非常伤心，原本以为自己的孩子这次回来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竟是来跟他们道别的。马海德父母不愿他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却义正言辞的说，已经是一名中国人了，中国需要他。看到他如此坚定的眼神，他的父母也懂了，这孩子留不住了，只好深藏不舍，含泪把他送走。在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马向相关政府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由于他的杰出贡献，申报自然很快下来。马海德与妻子马海德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此后，马海德更加尽心尽力的发展中国的医疗事业，他继续在中国进行麻风病的研究。不久之后，他组织建立了中共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专门细致地针对麻风病等传染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和麻风病做斗争，积极与国外的医生交流合作，学习更加先进的医疗技术，也不断改进自己现在的研究，在马海德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的麻风病的治愈率越来越高了。马海德参会他为中国做的这一切，人们都看在眼里，各级领导人也都心知肚明，中国有针对外国友人对中国做出贡献的补助政策，用来表示对他们的付出的感谢。当把这个补助颁给马海德的时候，被他婉拒了，他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这一句话一说出，大家都用震惊又崇敬的眼光看着这位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人。马海德确实是中国人。他生活在中国，说着中国话，穿着中国衣服，拥有中国名字，还有中国老婆，为中国奉献一生，除了那张外国人标志的面孔，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马海德一家三口1988年10月，马海德在北京因病去世。他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的这种奋斗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在同一个目标的引导下，样貌、语言、国籍都是不是问题，虽然马海德出生在美国，但是他和中国人有着一样的目标，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不是能用尺度来衡量的。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即使处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暖。马海德与妻子友人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许多同学对去瑞士留学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瑞士有些专业淘汰率真的是很高。立思辰留学小编就和大家在下文中讲讲哪些专业淘汰率这么高，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日内瓦大学创建于1559年，其创始人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约翰·加尔文。正因如此，日内瓦大学至今仍在新教神学和宗教史研究领域具有卓着的国际声誉。目前，日内瓦大学是欧洲12所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的成员之一，曾为世界贡献了包括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内诸多学术大师。由于位于瑞士法语区，故在2005年之前，日内瓦大学主要采用法国大学的体制；2005年以后在29个欧洲国家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的作用下，欧洲大陆大多数知名高校的教育体系得以统一，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层次体系，这也使得日内瓦大学的情况对其他同类欧洲大学也有了较好的代表性。如德国和法国等邻国一样，瑞士的大学教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宽进严出的培养风格。瑞士本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任意申请入读瑞士国内的12所大学(含10所州立综合性大学和两所联邦理工学院)。在专业选择上，无论教育部门还是各大学均不设遴选机制，对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无论学生想学习什么专业，都可以在入学后进入相关院系学习。这种情况导致了金融、法律、管理等科系入学人数极为庞大，而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在每年新生入学时则备显凄凉。当然，入得了学不代表能顺利读下来。热门专业收录的学生人数众多，但由于设定了极为严格的考核体系，故淘汰率也是出奇的高。有一些专业的淘汰率甚至高达60%~70%，即大一入学时可拥有300~400名学生，而大一结束时则只能留下100余人。这些专业的学生学习强度之高、考试之密集与频繁、竞争压力之大，均非国内同类专业学生可比。我所租住的大学公寓，隔壁就住着两位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准备考试，经常学习至深夜。当然，被淘汰并不意味着被开除，在这一点上瑞士的大学比较人道。被淘汰的学生通常被默认为不适宜学习该专业而被允许重新进行一次专业选择，当然此前的一年学历就作废了，要从头开始学习新专业。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也就是说，若学生已经因成绩不佳而被淘汰过一次，他(她)就要确保调换专业后不能再被淘汰，否则就要退学，并且以后也只能进入比本科大学低一级的高专院校(hauteécole)读书。于是，那些拿了黄牌警告的学生在重新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再一味扎向热门专业。宽进严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瑞士大学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两个维度上的兼顾。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赋予了获准进入一流大学学习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越是好的大学、热门的专业，其精英教育理念越强，往往通过设立极高的门槛，来确保最终获得学位的学生具备相应的能力。与宽进严出如影相随的，是相较中国更为灵活的学制。瑞士的大学施行学分制，在不换专业的情况下，修满毕业所需的180学分通常需3年，但若学生中途因实习等缘故缓修某些课程，则可延迟至四年。硕士和博士的学制亦很灵活，学生和导师的自主性较高。我工作的社会学系，有博士读七八年仍未写完论文的，也有勤奋者三四年就通过答辩，在读期间亦无中期考试一类的考核。当然，这样灵活的学制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制度保障，那就是在瑞士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学生只需每学期支付给大学一定数额的大学税，作为自己使用大学各种场所设施的费用。不过，不少在读学生对我抱怨：书本教材极为昂贵，必修课的教材每年都出新版，价格200~300瑞士法郎(约人民币1300~2000元)。瑞士政府去年下半年开始削减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亦引发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游行抗议。如果将大学教育视为一个项目的话，那么中国大学对这一项目采用的是过程管理的手段，即通过一道一道严格的程序确保教育的最终质量；而欧洲的很多一流大学则选择了结果管理的方式，在培养过程中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却通过对最终成果的检验来定生死。总体来看，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似乎比中国的大学生要快乐得多，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一流大学的重点学科毕业的学生，却均为货真价实的社会精英，不但有过人的天赋和心理素质，而且极为自制和努力。近年来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诟病不少，其中有一些指责并不公正。毕竟与欧洲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人口体量和国民教育基础均有十分显着的差异。但欧洲一流大学对学生的培养方式的确有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教育应当首先追求机会的均等和公平，但教育并不必然就是培养程式化的、均质的人才，而应当给那些愿意付出的学生以更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你要自信。”“一出国，就爱国。”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因为祖国强大了。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从邓小平翻译，到出国读书，从东方到西方，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伟大文明，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采访、整理/ 朱敏洁，视频/ 刘富东】· 站在海外，重新认识中国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等等；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张维为：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书、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以国外为基地，走访其他国家。我第一次出国是1983年，去泰国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现在还在；但到了曼谷后发现，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领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一个比一个发达，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跟国际比较，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须发愤图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图片为作者提供）我是1988年离开外交部出国，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并通过了考试，1988年10月入学读硕士、博士。从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到1988年离开，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走了近30个国家。到了欧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个，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这样慢慢积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观察者网：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到了欧洲，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张维为：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到欧洲去看看，也就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特别是硬件、基础设施之类。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政策措施，给领导人做翻译时，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把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1994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观察者网：您在瑞士读书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张维为：回想80年代，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过去因为“文革”的压抑，人们不能赚钱，赚钱是错误的事情。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邓小平在1991年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进步大且快。观察者网：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张维为：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7年，浦东开发是1990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1991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2011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 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浦东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拍来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临港地区开放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于这些新试验也都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不确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经验能否在别处被复制。张维为：对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担忧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担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紧张。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购伦交所，但伦交所的回应中没有任何意向，还称谈合作的话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这说明他们更看重能直接与大陆打交道，也证明上海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上海背后是整个长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创板在上海启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讲话，提振信心。我们仔细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中央还是比较满意的。研发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绝对超过一般的西方国家，超过OECD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上海经济驱动力已经不是纯粹靠一般投资，而是靠研发投资，靠新经济。这也是给中国其他地方带头，看能否在新发展理念、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崛起走到这个阶段，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 观察者网：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模式作为参照物，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上，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长的历史奋斗中还需作出的自我革新？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仅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过票决制竞争，你51比49就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但这种政治游戏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适应，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一百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利益党，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之处。跟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整体利益党是“使命党”，它对国家、对文明的终极命运负责，比如韩国的一个政党、台湾地区的某个政党，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终极责任，不负任何终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毛主席过去说，五六十年要赶上美国，否则要开除国籍；邓小平说要分三步走，一直规划到2050年；习主席提出两个百年，所以只有整体利益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力量，才会这样来规划，它对自己文明的复兴负终极责任。更可贵的是，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讲改革。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全世界的改革专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改革加开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多数国家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是最关键的。但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停地改革是让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变化太快，要适应这个变化，包括在大学、在各个机构，你会发现一方面进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靠改革。2008年北京奥运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观察者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总结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张维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崛起，在人类历史都是罕见的，我经常讲这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每隔十来年就是一场工业革命，30岁或是30岁以上的人在中国几乎全程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农业文明、什么叫工业文明、什么叫信息文明？现在信息文明方面，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一部手机可以全部搞定，这样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虽然还有一些公知天天骂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影响力在迅速减弱。另外，这次香港局势又给大家上了一堂史诗般的道路自信、爱国主义的思政课，效果很好。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本可能存在这样的声音，但起初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发声，受到压抑，当有了一个平台或是看到像您这样的一批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后，突然发现自己想表达的情感被讲出来了。张维为：这背后是其实时代的潮流，在推着你往前走。像观察者网，我们这批人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甚至是呼应，应该说逐渐成为越来越主流的声音。比如，我现在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多年轻人追剧，我们没想到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在B站给我们打9.7分。节目的很多观众是90后，这证明了他们有很多困惑，当你真诚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实事求是回应他们的关切，给他们有温度、有质量的作品，他们会非常喜欢。观察者网：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张老师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像“出圈”了。有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没有任何交集的观众、读者也在看，年龄层跨度很大。您通过写书、写博客、开讲座、做节目等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共同为中国话语建设努力。回顾并展望中国话语构建，您有什么感想和评价？对如今市面上各类中国话语，有什么看法？张维为：这说明时代呼唤思想，呼唤有质量有温度的精神产品。我们太需要把中国的一切说清楚，因为中国崛起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发觉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很多问题我们要开宗明义地讨论，开放式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要说“修宪”，我给你讲“修宪”，你想谈“文革”我们就讨论“文革”，你要讲“言论自由、网络自由”，我就和你探讨这些自由，什么都不回避。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透彻地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目前来看，我们在解构西方话语方面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在政治学和政治领域，坦白说我们已经基本解构完毕，随时可以亮剑，无需做准备。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国内公知，我们都可以辩论，讲道理。相比之下，建构方面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也蛮有成就感，但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因为解构相对容易，你把他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出来就可以了，但建构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观察者网：此前外界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应该从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慢慢发展为讲好中国观点，如何在国际上表达我们的观点、主张甚至设置规则的声音，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有什么作为？张维为：笼统地说，我把这些都归在中国话语里面，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标准、中国认知等等。这些话语建构也正在慢慢起来，但真正高质量的还不是特别多。以中国标准为例，这个标准不仅要能用来讨论中国问题，也可以用于讨论世界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说“实事求是”的中国概念，它既可以讲中国，也可以讲西方，可以比较，再比如选贤任能，你可以就此建立一个指标体系等。最近我提出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将于明年完成扶贫、消除极端贫困，我就想到美国的贫困，我们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根据联合国报告，按美国的标准有4000万人处于贫困，其中530万是赤贫，即便按第三世界国家标准都是严重贫困人口。如果以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放到中国可能就相当于2500万是赤贫状态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之后就要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持平到什么程度。联合国已经出了一份报告，我也想看看报告原文，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这其实就是尝试一下能否用中国标准把西方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一部分。· 放眼国际，我们心态可以更平和一些观察者网：中国走到这个阶段，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西方究竟能听懂吗？张维为：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话语研究成果是外部世界可以看懂听懂的。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将《这就是中国》翻成英文，老外完全能看懂听懂。我们的概念是国际化的概念，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理解和接受，“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创造并第一次使用的，现在大家全都接受了。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张维为创造的，这没关系，但只要你始用这个概念，你对整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深入了。再比如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很多西方学者也都逐渐接受了，只是他们接受的和我的解释不完全一样，他们理解的范畴更大了，印度、土耳其、俄罗斯都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但背后的理念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西方推崇的、都要走西方这条路，这是最关键的，这一点认知很重要。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好的基础上对话。我提出“良政和劣政应该代替民主和专制”，接受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只要你认认真真投入，切合这个世界的真实需求、真实状况，就会逐步产生影响力。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太需要中国人的智慧，通过中国人的分析和观点把世界上的事情说清楚。观察者网：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您在演讲时提到一个中国概念时，经常会把对应的英文表述也告诉大家。张维为：对，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的话，现阶段确实需要外语，通过各种媒介把它表述出去。观察者网：其实类似的想法，在一些国外“知华”学者中也有。比如傅高义，他在回应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社会状况时曾提出，日本缺少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且能在国际场合用外语准确表述自己主张的政治家和学者，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即便是放在当下的中国也是讲得通的。张维为：是的，像我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长期跟西方各种各样的观点亮剑交锋；有些观点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是在辩论和交锋中产生的。我经常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越尖锐越好，我做任何讲座都坚持一条，一定要有互动，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做得好到天上去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将过去数十年中进行跨国比较，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放眼整个国际，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很多。本质上讲，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但我们心态应该放得平和一点，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宗教传统、意识形态传统，要想让它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是很难的，你再怎么努力，到了这个限制就跟过不去的坎一样。但同时，我也认为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如果他最后觉得“哇，你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了，那么即使不理解也会跟着中国。就像中美贸易战，不要害怕，美国人有一个特点，英文叫做“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中文是“如果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美国是个商业民族，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你比它弱，它就拼命欺负你，一旦发觉斗不过你，他就加入跟着你走。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刘鹤与美方代表站在和平饭店眺望黄浦江。观察者网：您讲了这么多关于自己、国家这些年来走过的路程，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70年发展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重要借鉴，尤其是当下自由主义多元化与保守主义对抗零和之间的角力？当然也要请您展望今后的中国。张维为：这个题目有点太大了，我就简单总结一下自己的感受。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最大的特点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随着中国成功，我们发现这些政治制度非常之重要，并不断完善。此外还奠定了基础的工业体系，虽然是初步的，还进行大量社会革命，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基础教育的普及，这都是前三十年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建立这一系列独立的体系，就没有后四十年的崛起。但是我们要承认在四十年前，依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是一个穷国，全国人均GDP低于非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曼谷也好，去非洲也好，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比北京更现代化。一直到70年代，我们讲结婚三大件，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是为了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整体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称之为“四十而不惑“，经过四十年时间，一次接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真的可以做到一览众山小。我一直讲两个观点，今天用中国制度、模式、道路来看西方，甚至看香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当然也有问题，但我们一直在改革，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在70年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国可以非常自信，不是说我们好到天上去了，但是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很多壮举。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关键是还有世界最大的有产阶层，这是过去难以想到的。所以，中国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北京时间10月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今年的物理学奖再次开出“双黄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姆斯·皮布尔斯（James Peebles）的理论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米歇尔·麦耶（Michel Mayor）和迪迪埃·奎洛兹（Didier Queloz）则在宇宙中的邻居那儿找到了未知行星。　　诺贝尔委员会认为：他们的发现，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个人简介：詹姆斯·皮布尔斯，加拿大裔美国物理学家和理论宇宙学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并在曼尼托巴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科学名誉教授。米歇尔·麦耶，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1942年1月12日出生于瑞士洛桑。他于1966年在洛桑大学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于1971年在日内瓦天文台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迪迪埃·奎洛兹于1966年出生于瑞士。1995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日内瓦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　　专家解读　　Q：获奖成果意义何在？能否给我们科普一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　　宇宙是如何演化到现在这个样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姆斯·皮布尔斯是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人们一直想研究宇宙的起源，在逐渐接受宇宙膨胀的概念之后，上溯上去，膨胀之前的宇宙是怎样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宇宙大爆炸理论，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最主要的可观测后果和有力证明。　　皮布尔斯是宇宙微波辐射的提出者之一，他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提出了宇宙大爆炸中可能出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一概念最早由伽莫夫和阿尔夫师徒提出，皮布尔斯不是最早的提出者，这可能是为什么他长时间以来没有获奖的原因，不过前面几位科学家都已去世。　　但是，皮布尔斯不仅提出了这个想法，还做了很多深入的理论研究，比如微波背景辐射应该是怎么样的，宇宙在大尺度上的不均匀是怎样形成和演化的。他给出了详细的计算过程，讨论了非均匀的温度分布，一些计算方法至今仍然被人们使用。皮布尔斯还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发展宇宙结构形成的理论。他的3本教科书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皮布尔斯是一位大家，有广阔的视野。　　2005年前后，我曾邀请他来华访问，想请他聊一聊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想法，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有机会跟他面对面。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不过皮布尔斯来过中国。我记得他说他来北京的时候，非常喜欢观鸟，如果有机会还想来北京观鸟。为此我还特地找了生物系的朋友，遗憾未能成行。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刘玉娟：　　1995年10月，米歇尔·麦耶和他的学生迪迪尔·奎洛兹在《自然》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了距离我们50光年的一颗行星。这成为类太阳系外行星的首个证据。　　米歇尔麦耶和迪迪埃奎洛兹之所以能有这次发现，是因为探测精度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一个人类认识系外天体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　　早在1992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两颗绕一颗脉冲星运转的行星。这并没有引起公众很大的振动，原因是其主星是一个脉冲星，密度特别大，其极端的环境基本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人们关心地外生命，第一步首先需要发现系外行星，下面才有可能发现系外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在恒星演化早期和晚期，恒星都不稳定，周围很难存在高级生命，只有类太阳星周围的行星，才有这种可能。　　因此，两位诺奖得主是第一个在类太阳星周围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满足了人们想在太阳系之外找到系外行星的想象，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通往寻找系外生命的大门。　　Q：听说有一位获奖者此前已经多次错过诺奖，是美国天文学界的“村上春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系教授蔡一夫：　　皮布尔斯是我们的一位伟大前辈。在大爆炸理论的雏形刚刚被提出的时候，他就参与到这个理论发展当中，并做出了几项影响深远的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和诺贝尔奖完美错过。　　皮布尔斯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参与了预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存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皮布尔斯向美国政府提出要设计实验，在微波段寻找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正在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两位无线电工程师找到他，说他们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不知道怎么解释。　　皮布尔斯经过理论检验，发现那两位无线电工程师所发现的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项发现促成了这两位无线电工程师，阿尔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于1978年获得了第一个微波背景辐射方面的诺贝尔物理奖。　　上世纪70年代，现代宇宙学的理论研究转移到一些更加细节化的方向，包括暗物质的早期研究，以及宇宙大尺度结构。皮布尔斯和前苏联的两位科学家苏尼亚耶夫和泽尔多维奇共同搭建了宇宙大尺度结构最开始的理论框架性研究，预言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可能存在着涟漪，并认为宇宙大尺度结构原始的种子，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的涟漪是有关系的。　　1992年，NASA发射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卫星COBE证实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当中存在着涟漪的预言。2006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了领导COBE项目的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皮布尔斯再次错过。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皮布尔斯就把研究工作完全转移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大尺度结构这些现代宇宙学的前沿领域，比如利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对于中微子性质的一些检验限制。这次的诺贝尔奖应该是综合他一辈子的贡献，对于他促成了现代宇宙学的这门新兴学科的成立所给予的肯定。　　Q：获奖者是否实至名归？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基伟：　　2007年我们在苏州举办过一个系外行星的国际会议。麦耶也来了，我们也给他颁了奖。他在2005年还得过邵逸夫天文奖。在我们这个领域看来，他们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是麦耶和奎洛兹首先发现类太阳系外行星？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技术原因。径向速度的恒星摆动只有几十米每秒，与高速路上的汽车大致相当，而把这个速度放到宇宙中，放在一颗恒星上，其实是非常慢、信号很弱的，所以探测起来很困难。麦耶和奎洛兹的发现不是突然和偶然的，也是经过不断地改良技术和提高精度，积累了很多观测经验才成功的。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点运气和科研思路的原因。麦耶和奎洛兹之前，也有其他的团队达到这种技术和观测精度，但大部分人找系外行星的策略不太一样，都是按照太阳系的模型去做的，认为大行星的周期至少是以年为单位，预设了长周期的观念后去观测，所以迟迟没有找到。我不知道麦耶他们是怎么想到的，或许他们也没有预想到。　　飞马座51b这颗星的一年只相当于地球上的4天，所以他们这一发现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改变了人们对行星的认识。居然可以有这么一颗行星，它的周期这么短，离它的恒星那么的近，有多近？只有和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的1/20。之前人们的思维可能有些固化，麦耶等人突破了这个固化，因此找到了。也正是从他们的突破开始，之后有了上百上千颗系外行星被发现，麦耶等人的成就相当于揭开了系外行星研究的序幕。　　Q：宇宙学听起来离我们那么远，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系教授蔡一夫：　　对于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来研究宇宙的起源演化，今天也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过去我们从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中寻找涟漪，到今天我们寻找极化信号、偏振信号，其中有一类E模偏振已经被找到了。　　而未来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实验，是去寻找原初的B模信号，这是和来自宇宙最早期的原初引力波是相关的。　　很遗憾，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起步比较晚，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天文科学的这些研究也完美地错过了这些伟大的发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在引力波方面的进行了全面的布局，其中有一块就是对于宇宙原初引力波的寻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天文学研究能够迎头赶上，做出重大发现。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刘玉娟：　　从1995年至今，人类已经发现了4千多颗系外行星了。这个发现速度是非常快的。其中利用视向速度方法发现的有700多颗。另外一大贡献是开普勒卫星利用掩星的方法探测到的。包括前几年像“地球表兄弟”、“葫芦娃兄弟”这些发现让大家逐渐了解了系外行星。　　系外行星的探测在欧美比较热门，很多人在研究，使用了各种仪器和方法去探测。在可居住带内发现类地行星，现在已经有几十颗了。我们想找到这种星，同时利用较高精度的探测设备对大气进行探测，找到是否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成分，比如甲烷，水，臭氧等。这是目前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　　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就是大的探测项目，比如开普勒卫星发现了2000多颗系外行星，占了整个发现总量的一半多。　　只有从这些大量的发现里面，才能够去统计各种性质和变化。国内做这块研究的目前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设备比较欠缺，申请国外望远镜又比较困难，所以成果方面没有国际上产出多，但主流方法和先进性都是跟国际保持一致的。　　也有几个不错的团队，如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赵刚团队，用的也是跟米歇尔麦耶和迪迪埃奎洛兹一样的视向速度方法，在2008年利用中国的设备发现国内第一颗系外行星。 　　我们现在致力于设备升级改造，目标是探索超级地球、类地行星等。另外，南京大学周济林团队在南极放了小望远镜，利用凌星方法去探测系外行星。来源 中国科学报编辑 徐然编审 肖慧

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要先科普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手脚和皮肤会溃烂萎缩，整个面部塌陷、五官扭曲……因为看起来极为恐怖，千百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将这种病视为“恶魔”……不管是在过去的欧洲和旧时的中国，患了这种病的人都被视为“魔鬼”，他们不仅很少被救治，甚至，还会被活活烧死，或者直接被活埋。这种曾让人类望而生畏的疾病就是麻风病！70年前，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还有52万同胞遭受着“麻风恶魔”生不如死的折磨……直到2007年，卫生部副部长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症麻风病人减少到6300多人，中国在经过5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走出了麻风病时代！”然而，大部分国人可能还不知道，冲在最前线与可怕的麻风病战斗、为中国老百姓“驱逐恶魔”的，竟然是一位“美国人”！他叫马海德，从日内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后，千里迢迢来到中国；1936年，斯诺秘密到红色延安采访，与他结伴而来的正是马海德！斯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马海德选择了另一条路，与斯诺告别，永远留在中国！他娶了“延安第一美女”苏菲，他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他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右）、苏菲（中）、阿洛夫（苏联医生）从23岁踏上中国土地，到78岁逝世，马海德，从延安到西柏坡，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他亲历了中国的风起云涌，他更把自己最好的年华，乃至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他最热爱的医疗事业，献给了几十万麻风病病人！每当有人称赞他是外国专家时，马海德总是大笑着纠正：我可不是外国专家，我是中国籍，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1 秘访红色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秘密访问红色根据地的除了美国记者斯诺还有美国医生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他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父亲是钢厂工人，母亲是勤劳本分的家庭妇女，1918年，一场高致死率的流感席卷全球，马海德兄妹四人都被感染。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免费为他们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当医生，为贫困的人看病，一下子就扎进了8岁的马海德心里！23岁时，在瑞士留学的马海德获得了日内瓦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消息传回美国，马海德的父母兴奋地相拥而泣、夜不能寐，医生在美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非常高，他们盼望着儿子早日回美国，一家人过上富裕生活。然而，父母等来的只是儿子的一封信：我暂时不能回家，我要和几个同学去中国，考察东方热带流行病……谁也没能想到，这一别，竟是几十年。1933年，马海德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他们在慈善医院做兼职医生，因为收入太低，又在九江路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还要给医学院的学生上临床课……在上海的日子里，马海德透过十里洋场的繁华，看到了旧中国的灾难深重，仅仅坚持了一年多，马海德的两个同学都回到了美国。马海德与两个同学在上海开办的诊所（1934年）当他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犹豫不定时，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个聚会，正是这次聚会，彻底改变了马海德的命运。1934年冬的一个夜晚，马海德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他一入门就被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吸引，女士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进步的医生，你能够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事情！他小声地问坐在身边的朋友，这位女士是谁？朋友大笑着回答：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和宋庆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的交往中，马海德隐约感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向自己召唤。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想回美国，此时此刻，我将尽心做我能做的帮助这里的人。他不再沮丧和愤怒中国的不幸，而是积极地行动起来，他的私人诊所成为共产党上海地下工作人员联络点。1936年6月的一天，美国记者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我将做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秘密访问红色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因为当时边区医疗水平很差，宋庆龄安排只有26岁的马海德，与斯诺一同秘密前往。1936年初夏，马海德离开生活了三年的上海，与斯诺一起一路颠簸，穿越国民党层层封锁线，长途跋涉一个月之后，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陕西延安！在一个窑洞前，一位满脸大胡子、面容英俊的军官迎了过来，他用流利地英语自我介绍道，欢迎你们，我是周恩来。而这段有些飘忽不定的珍贵影像就是马海德拍摄的！马海德和斯诺住在窑洞里，吃的也是最简单的白菜、土豆、窝头、小米粥。白天，他们一起走访红色根据地，晚上，他们一起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毛泽东的形象在马海德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些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然而，延安的艰苦生活，让他得了胃溃疡，牙齿变得不好，身体也愈发消瘦，但他从来不抱怨。三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在斯诺准备离开时，马海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决定：他请求斯诺，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任何新闻报道和图书里，他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老百姓实在是太需要他了！马海德不仅留了下来，还参加了红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名字也从乔治·海德姆，变成了马海德、马大夫、老马！斯诺离开后写下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为隐去了马海德的名字，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清楚斯诺的红色之旅，还有一位美国医学博士同行，马海德的名字更是鲜为人知。1937年初，中共中央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延安不仅没有医院、甚至连门诊和简陋的卫生设施都没有。马海德到处去看病，在窑洞里、在大树下、在田野里，他不顾环境肮脏、条件艰苦、“医生不能等病人，要去找病人！”马海德学会了说延安味儿的中文，当时，人们都以为博士什么都会干，除了看病、接生，还经常有人找他修理钢笔、眼镜。马海德与彭德怀在延安窑洞前合影1937年11月，他还兼任新华社英文翻译，成为广播员，担任英文广播。在延安，人人都喜欢这位热情又幽默的美国医生。在延安的马海德，当时他还不到30岁在延安三年不到的时间里，马海德消瘦和衰老了很多，他胡子拉碴，一身粗布军装、打着绑腿，除了鼻子高一些、说话蹩脚，他跟普通的红军战士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心里最焦急的是延安医疗条件十分落后。马海德想到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国际医疗志愿队人员纷纷来到陕北，其中就有白求恩，柯棣华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马海德与白求恩（左）在延安（1938年）2 迎娶“延安第一美女”成为完完全全的中国人1939年腊月的一个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马海德，“鲁艺”一个女学生高烧不止，马海德二话没说背上药箱，马上出诊。马海德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诊，竟然成就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传奇……发着高烧的女青年叫周苏菲，1920年生于舟山，因为父母开明，她小小年纪就到上海读书，15岁的时候，成为电影《海葬》的女主演，轰动上海滩。1939年冬，19岁的苏菲刚从上海来到延安，就因为严寒和水土不服病倒了。29岁的马海德第一眼看到这位传说中的“根据地第一美女”后对她一见钟情。苏菲病好之后，马海德用珍藏的漂亮信纸，写了一封字体“歪歪扭扭”的求爱信，对苏菲展开了真挚热烈的追求。1940年，马海德和苏菲举行婚礼，成为延安轰动一时的新闻。婚后，马海德称苏菲：妹子，苏菲称呼他：马。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也成为延安的一道风景线，98岁的苏菲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沉浸在幸福里：当年在延安，夫妻各自工作学习，只有周六短暂团聚。每个周六，老乡们都能看到马海德与妻子同骑一匹马，十分恩爱与浪漫。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中的苏菲和马海德苏菲怀抱一岁的儿子周幼马1943年，他们的儿子出生，马海德给他取名周幼马，他心疼妻子分娩的艰难，执意把自己的姓放在最后。当了父亲的马海德更忙碌了，仅仅在1944-1947三年间，马海德在延安诊治的患者就有4万人之多！马海德最欣慰的是，在延安的十多年里，他参与和见证了边区医疗事业巨大变化，从医疗极为落后，发展成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当年，马海德决定留在中国的时候，他立下了三个梦想，第一，世界反法西斯取得胜利，第二，娶一个中国妻子，第三，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马海德完成了两个人生梦想。最后一个梦想，成为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成了他心里最惦记的事。撤离延安时，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后勤部门的指挥员之一1949年9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的办公室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原来是马海德。他急切地对周恩来说：“周！十年前，你可是答应过我一个请求的！”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亲爱的马海德医生，我会履行我的承诺的！”这个请求，就是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亲笔在他的中国国籍上签字，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那一刻，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活了16年的马海德泪流满面。16年前，这个因为想要冒险才来到东方的美国小伙子，从孑然一身到有了至亲至爱，从英姿帅气到头发花白，从愤怒旧中国的灾难深重，到亲历东方巨狮觉醒和站起，16年，他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变化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更付出和奉献了太多太多！3 驱逐魔鬼向性病、麻风病宣战！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当时，卫生部为照顾外国专家，为每人增加了一份较高的工资，当通知马海德前去领取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件事，他特别不高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外国专家!”他还拒绝了国家给他分的房子——杜聿明气派的日式小洋楼，而是选择卫生部附近、后海旁边一处已经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的小四合院。新中国刚成立时，梅毒流行全国，危害很大，有些大城市的患病率高达5%-10%，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因为梅毒出生率大幅下降。1953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以治疗梅毒为主的皮肤病与性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和顾问，共和国正式开始向性病宣战。从1954年起，40多岁的马海德，每年都要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到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农牧区巡检，他住蒙古包、破庙，曾和4个人合盖过一条粗布破被，为了寻找一个病人，他不惜跑几十里路。边远地区的群众没见过抽血，不肯配合，马海德就撸起自己的袖管，把针头扎进自己的静脉里，“表演”抽血。马海德亲自示范抽血在农牧区艰苦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去第二次，但马海德年年都去。每次半年的巡检结束，他第一件事要到医院去治胃溃疡，再拔掉一两颗坏牙。马海德在中国开展防治性病的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效果，他的名字也开始见诸报端，1962年，马海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马大夫，你父亲来了！陈毅外长让您赶紧回来！”原来，马海德的父亲在美国的报刊上看到中国性病防治的新闻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他激动不已，马上要见儿子。因为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已经70多岁的老人立即飞往叙利亚。在叙利亚中国大使馆，当这位老人激动地说：我要见你们的马海德，我是他的父亲！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激动，因为老人与老马医生长得太像了！马海德与父亲的合影中国外交部马上安排马海德一家远赴叙利亚中国大使馆。30多年后，马海德与父亲终于在叙利亚第一次相见。当时，甚至有人担忧马海德全家还会不会回到中国。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此时，马海德心里最急迫的事，就是尽快找到有效的办法，在中国开展麻风病的防治。早在1950年代性病防治的过程中，马海德跑遍了全国的边远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同样是麻风病高发区，他开始有意识地开展麻风病的调查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分别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成立了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到1960年代，马海德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麻风病是可以防治并能治愈的。海安县和潮安县的麻风患病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正当他准备在全国范围向麻风病发起"总攻"时，“文革”爆发……马海德被诬陷成特务，苏菲被天天批斗，他们的家也被抄了。当时，很多人悄悄劝马海德，回美国吧！马海德摇摇头回答:我不走！我是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国家，我要走到哪儿去！“十年浩劫”里，马海德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然而最让他伤心的，是好朋友斯诺的逝世。1972年，斯诺已经是癌症晚期，马海德带着中国医疗组住进了斯诺在瑞士的家，然而，斯诺已经病得太重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味深长地对马海德说：乔治，我羡慕你选择的道路，我，热爱中国！1964年，斯诺访华时与马海德、苏菲在天安门城楼合影1976年，66岁的马海德被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但他像是重拾了青春，兴奋地对儿子周幼马说：我会战胜癌症的，这个病最少能存活七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心里一直惦念和放不下的，就是消灭盘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魔鬼”——麻风病！他要与死神赛跑、分秒必争，经过大量研究调查，他向卫生部提出了2000年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4 再次向麻风宣战！他把生命留在了中国在马海德心里，比麻风病更可怕的，是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歧视。他逢人就说麻风病，不遗余力地向全社会宣传麻风病作为一种慢性、比较弱的传染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用药三天后，麻风病毒很快就能被控制和消灭，不再具有传染性。当他看到医务工作者武装到牙齿只露出两个眼睛给麻风病人看病时，他着急地说：他们已经不传染了，你们这身装扮没治好人先吓死人了！马海德以身作则，他常常只穿一个白大褂，给麻风病人做检查时，用手直接接触病人皮肤溃烂的部分！马海德不仅帮助医生克服了谈麻风病色变的恐惧感，更是把全国几十万麻风病人当做亲人，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和自卑。1982年的大年初一，马海德在河北望都麻风病院里，紧紧握住了一位麻风病人的手。然而，在马海德第一次向老汉伸出手时，老汉哆哆嗦嗦，就是不肯伸手。马海德主动拉起他的手，老汉瞬间热泪纵横，他说：自从我得了这个病，多少年了，没有人敢跟我握手，马大夫是第一个！那时的中国并不富足，防治麻风病需要的药物和资金非常缺乏。为了筹集麻风基金，他跑遍全国几百家医院、防治点、甚至走访了十几个国家。很多时候，甚至他都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患了癌症的老人！到1985年，马海德已经因为癌症做了8次大手术，家人为他准备了好几次后事，每次他都是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忙碌的工作中。他硬挺着患癌的身体，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成立了中国麻风协会，中国麻风防治基金会，积极为麻风病人申请生活补助。到1987年时，马海德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但他仍要坚持开会，坚持看望麻风病人。当他看到很多麻风病人开了池塘、包了果树，还有人已经成了万元户时，忍不住红了眼眶……1988年3月，他刚刚从医院治疗出来，就飞到加拿大参加会议，当时，马海德的生命只剩下了6个多月，此时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瘦了30多斤。3个月后，1988年6月他又不听劝阻，坚持飞往美国落实一笔援助经费。刚从美国回来，他又马不停蹄地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三省麻风防治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终于支撑不住，晕倒了……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儿子周幼马抱起父亲下车时，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这时的父亲，已经轻得只有一把骨头了……他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躺在病床上，他仍要求家人把每天的报纸和全国各地麻风病人寄来的信给他。那时，他的头脑还非常清楚，他通过口述每天要为病人回复十几、二十封信。后来，又让人把打字机搬到病房里，自己亲自回信！1988年9月，马海德生命只剩下最后30多天，当他看到广东的麻风病人在信中说，山沟的麻风病人生活艰苦，没有菜吃、缺医少药时，马海德难过得哭出了声，他让苏菲马上帮他回信，帮助这些麻风病人……而这封信成了他口述的最后一封信，之后他陷入昏迷、高烧不退。而在他偶尔清醒时，他心里想的还是麻风病人。有一天，他在美国的侄子寄来支票，这是他几个月前去美国争取来的经费。他用颤颤巍巍地手拉着苏菲说：妹子，这是给麻风病人治病的钱，一定要管理好啊！管好基金会，成了马海德最后的心愿。从那天下午开始，马海德再次陷入昏迷……1988年9月23日，就在病床上，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的光荣称号！三天后，9月26日，是马海德78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一直昏迷的他突然醒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问苏菲：“他们，回来了吗？”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都默默地转过身偷偷抹泪，他心里惦记着的“他们”，是20多天前去海牙出席第十三届国际麻风病大会的代表们！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最惦念和最不放下的还是中国的麻风病防治……7天后，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结束了壮丽而无悔的一生。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分成了三份，一部分送回了美国家乡，一部分送回了他魂牵梦绕的延安，一部分，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马海德走了，可他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始终是那个头发花白、操着一口延安普通话，戴着眼镜、细心温和给大家看病、幽默爱开玩笑的北京后海大爷。马海德去世后，苏菲一直住在这座小四合院里，她保留着丈夫生前房间的原样，想他的时候，就坐在丈夫的房间里，一回想起他们年轻时的幸福时光，好像丈夫并没有走，只是出差了……苏菲心里记挂着丈夫最后的嘱托，——成立基金会。她把马海德留给她养老的3万美金全部拿了出来，兑换成人民币，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以奖励那些为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马海德走后，已经70岁的苏菲像丈夫生前一样，在往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国各地的麻风病院、麻风病村，过年的时候，她与丈夫当年一样，带着家人去河北望都的麻风病院，与病人们一起过年。苏菲把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写成了一本书《我的丈夫马海德》，在这本书结尾，她这样写到：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还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青年正站在古老的保安城外与好友斯诺告别。斯诺问他：乔治，你为什么要留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觉得这支队伍会有出息，我觉得这里的人民需要我……马海德医生，少年时，就立下了为穷人看病的志向，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守初心、担使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幸福，把他所有的青春，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爱、乃至生命都留在了这片他最最深爱的土地上……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请让我们一起对马海德先生说一声：谢谢！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来源：北洋之家，综合苏菲著《我的丈夫马海德》、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国家记忆——马海德》、北京卫视 《档案》栏目“传奇的后海大爷——马海德”本期编辑：石磊、杨翘楚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满目疮痍，战火在这里不断燃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无数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与外敌斗争中。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曾经无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是他们让这片饱经伤害的国土重新焕发生机。在我们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为之拼搏努力的还有许多的外国友人，他们在我们国家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其中就有曾经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马海德医生。贫民窟少年的梦想：悬壶济世马海德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贫民窟的一个贫困家庭中，在这里，有钱人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穷人却要为了吃饱饭苦苦挣扎。马海德的家中十分贫困，每日的温饱都是他们需要担心的问题。“天有不测风云”，当时马海德一家不幸染上了麻风病，这对当时的一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根本没有钱去治病。但是，他们又是幸运的，他们一家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医生，这个医生帮助他们治好了病，也没有收取费用。这个医生在年幼的马海德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人于危难之中。有了梦想之后的马海德刻苦读书，终于在1927年的时候进入美国的北卡罗纳大学读医学预科，之后又到黎巴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继续学习，之后更是获得了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从一个贫民窟的少年，到日内瓦的医学博士，马海德付出了多少，克服了多少困难，我们可想而知。这么多年支撑他坚持下来的就是他悬壶济世的梦想。从日内瓦大学毕业以后，马海德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马海德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麻风病和性病的防治，这或许与他幼年时的经历有关，而且19世纪和20世纪确实是麻风病肆虐的时期，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病可以说是谈之色变。转变观念，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伴随着侵略而来的，除了战争，还有西方国家的各种传染病，麻风病就是其中一种。当时麻风病就在中国大肆泛滥，但是当时由于医疗技术水平落后，人们对这种病几乎是束手无策，如果得了这种病就只能等死了。马海德当时为了对麻风病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上海，之后就在这里扎根落户，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海德来到中国后，看到这里的人们被病痛折磨，苦苦挣扎，这样的惨剧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贫民窟的悲惨经历。按照马海德原本的计划，他只打算在中国停留一年，但是，看到了中国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后，他意识到了仅凭医术是没有办法救助那么多人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于是，马海德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他们的交谈中，马海德逐渐接触到共产主义，开始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揭露当局政府的腐败，宣传各种先进思想。在1936年的时候，马海德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中国延安，在这里进行参观、访问。之后，他还在延安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帮助解放区的军民治疗。在这里虽然没有大城市繁荣，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只能靠煤油照明，但是，马海德却有着空前的热情，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希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革命区的医疗水平。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拒绝国家补助马海德在1937年的时候正式加入我党，他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外了，我感到极大的愉快”。在之后，马海德学会了说汉语，还将自己的英文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中文名字马海德。在战争时期，马海德不但发挥自己的专业治病救人，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对外宣传活动，为解放区争取国际的物资援助。在延安期间，马海德还遇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周苏菲。周苏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孩，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加入了抗敌委员会，辗转来到延安。在这里，马海德与苏菲相识，之后坠入爱河，之后两人结婚，夫妻二人伉俪情深，马海德也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家庭。夫妻两人志同道合，在结婚后一起为革命事业努力着。在后来马海德去世后，他的妻子苏菲继续马海德的事业，与儿子一起为治疗麻风病努力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海德迅速向政府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很快被批准，马海德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之后，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没有就这样停下自己的脚步，医者仁心的他开始干起自己的老本行——麻风病的研究。在1953年，马海德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开始了对性病和麻风病的研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目标——消灭麻风病。在之后的那么多年，马海德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他积极开展与国外医生的交流合作，到各国出访，积极向大家宣传新中国，努力为新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申请对中国的援助等等，在马海德的努力下，麻风病的治愈率大大提高。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友人有补助政策，马海德却婉拒了自己的补助，他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因病去世。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肤色、国籍、语言等等都不是问题，正如马海德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信仰，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相信，历史和人民会永远铭记他。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点击上方关注芯联天下，获取更多资讯芯片即半导体集成电路，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可谓是翻天覆地，芯联天下小编为您娓娓道来：1833年，英国科学家电子学之父法拉第最先发现硫化银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变化情况不同于一般金属，一般情况下，金属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但巴拉迪发现硫化银材料的电阻是随着温度的上升而降低，这是半导体现象的首次发现。1839年法国的贝克莱尔发现半导体和电解质接触形成的结，在光照下会产生一个电压，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光生伏特效应，这是被发现的半导体的第二个特征。1873年，英国的史密斯发现硒晶体材料在光照下电导增加的光电导效应，这是半导体又一个特有的性质；半导体的这四个效应(jianxia霍尔效应的余绩─四个伴生效应的发现)虽在1880年以前就先后被发现了，但半导体这个名词大概到1911年才被考尼白格和维斯首次使用。而总结出半导体的这四个特性一直到1947年12月才由贝尔实验室完成。1874年，德国的布劳恩观察到某些硫化物的电导与所加电场的方向有关，即它的导电有方向性，在它两端加一个正向电压，它是导通的；如果把电压极性反过来，它就不导电，这就是半导体的整流效应，也是半导体所特有的第三种特性。同年，舒斯特又发现了铜与氧化铜的整流效应。1879年霍尔发现霍尔效应，它定义了磁场和感应电压之间的关系。1904年11月16日，英国科学家弗莱明为自己发明的电子管弗莱明“阀”申请了专利，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只电子管的诞生，世界也从这里迈向电子时代。1912年前后，电子管的制作日趋成熟引发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1918年前后，逐步发现了半导体材料.1920年，发现半导体材料所具有的光敏特性.1932年前后，运用量子学说建立了能带理论研究半导体现象.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埃尼阿克)问世，发明人是美国人莫克利（Johnw.Mauchly）和艾克特(J.PresperEckert)；这台电子计算机是个庞然大，用了18000个电子管，占地170平方米，重达30吨，耗电功率约150千瓦，每秒钟可进行5000次运算，这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破天荒的。1947年12月23日第一块晶体管在贝尔实验室诞生,从此人类步入了飞速发展的电子时代。1956年，硅台面晶体管问世.1960年12月，世界上第一块硅集成电路制造成功。1966年，美国贝尔实验室使用比较完善的硅外延平面工艺制造成第一块公认的大规模集成电路。1988年：16M DRAM问世，1平方厘米大小的硅片上集成有3500万个晶体管，标志着进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的更高阶段。1997年：300MHz奔腾Ⅱ问世,采用0.25μｍ工艺，奔腾系列芯片的推出让计算机的发展如虎添翼，发展速度让人惊叹。2009年：intel酷睿i系列全新推出，创纪录采用了领先的32纳米工艺，并且下一代22纳米工艺正在研发。集成电路制作工艺的日益成熟和各集成电路厂商的不断竞争，使集成电路发挥了它更大的功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集成电路从产生到成熟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晶体管的演变集成电路的前奏——电子管、晶体管 电子管，是一种在气密性封闭容器中产生电流传导，利用电场对真空中的电子流的作用以获得信号放大或振荡的电子器件。由于电子管体积大、功耗大、发热厉害、寿命短、电源利用效率低、结构脆弱而且需要高压电源的缺点，很快就不适合发展的需求，被淘汰的命运就没躲过。晶体管，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器件，可以用于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和许多其它功能。晶体管很快就成为计算机“理想的神经细胞”，从而得到广泛的使用。虽然晶体管的功能比电子管大了很多，但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晶体管也越来越不适合科技的发展，随之出现的就是能力更强的集成电路了。集成电路的诞生几根零乱的电线将五个电子元件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虽然它看起来并不美观，但事实证明，其工作效能要比使用离散的部件要高得多。历史上第一个集成电路出自杰克-基尔比之手。当时，晶体管的发明弥补了电子管的不足，但工程师们很快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为了制作和使用电子电路，工程师不得不亲自手工组装和连接各种分立元件，如晶体管、二极管、电容器等。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史上最著名的10个人1,2.3.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晶体管的发明人晶体管是集成电路的基本，没有晶体管的发明，就不可能发明集成电路，因此我们把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三人放到集成电路发展史中传奇人物第一位。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这三个人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肖克利了，他被称为“晶体管之父”，利用他的名声，招募了一批杰出的年青科学家，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八叛逆”，为后续的仙童公司、英特尔公司等一大批知名半导体公司创立打下了基础。4.杰克基尔比(Jack S. Kilby)——集成电路之父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1923年11月8日－2005年6月20日）。1958年，34岁的基尔比加入德州仪器公司。杰克基尔比1958年9月12日，基尔比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成功地实现了把电子器件集成在一块半导体材料上的构想，并通过了德州仪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检查。请记住这一天，集成电路取代了晶体管，为开发电子产品的各种功能铺平了道路，并且大幅度降低了成本，使微处理器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开创了电子技术历史的新纪元，让我们现在习以为常一切电子产品的出现成为可能。伟大的发明与人物总会被历史验证与牢记，2000年基尔比因为发明集成电路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份殊荣，经过四十二年的检验显得愈发珍贵，更是整个人类对基尔比伟大发明的充分认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评价很简单：“为现代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5.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科学、商业双料巨人罗伯特诺伊斯，“八叛逆”　之一。罗伯特诺伊斯他是一位科学界和商业界的奇才。他在基尔比的基础上发明了可商业生产的集成电路，使半导体产业由“发明时代”进入了“商用时代”。同时，还共同创办了两家硅谷最伟大的公司：一个是曾经有半导体行业“黄埔军校”之称的-仙童(Fairchild)公司，一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设计和生产半导体的科技巨擎英特尔公司。一个人同时置身科学界和企业界，最终还能功德圆满，实属罕见，而诺伊斯却做到了，他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的象征人物，人们尊敬的称他为：“硅谷市长”。这位“硅谷市长”的成就也成为半导体行业工程师日夜奋斗的目标。6.琼赫尔尼(Jean Hoern)——奠定了硅作为电子产业中关键材料的地位琼赫尔尼，“八叛逆”　之一。1924年出生于瑞士，分别在剑桥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琼赫尔尼1952年， 移居美国在加州理工大学工作，受到威廉肖克利赏识，几年后加入肖克利半导体公司，然而受不了肖克利的家长制作风，1957年9月，包括琼赫尔尼在内的八个骨干工程师从肖克利半导体公司辞职。肖克利在震惊之余极其愤怒，称他们为“八个叛逆。”这八个叛逆后来对硅谷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组建了仙童公司（Fairchild），1959年，Jean Hoerni发明了平面工艺使用一种叫做光学蚀刻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于利用底片冲洗照片的过程。开始，他用的是一片锗或硅。然后他在上面喷洒上一层叫做光阻剂的物质。如果你把光照在上面，光阻剂就会变得坚硬，然后你就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化学药品清除掉没有被光照射到的光阻剂。所以，赫尔尼就创造了一个光罩，它就像一张底片，上面有一簇小孔，用来过滤掉不清洁的东西，然后让它在光线中翻动。在化学洗涤之后，金属板上只要是留下光阻剂的地方，杂质就不会散落到下面。来解决平面晶体管的可靠性问题，因而使半导体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堪称为“20世纪意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并称其奠定了硅作为电子产业中关键材料的地位。7.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一个人一个行业的定律戈登摩尔“八叛逆”　之一。1929年1月3日，戈登摩尔出生在距离旧金山南部的一个小镇。戈登摩尔1954年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56年同诺伊斯一起创办了传奇般的仙童(Fairchild)公司，主要负责技术研发。1968年在诺伊斯辞职后，戈登摩尔跟随而去一起创办了Intel,1975年成为公司总裁兼CEO。8.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微处理器之王狂妄的匈牙利人“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说这句话正是安迪格罗夫。安迪格罗夫还记得没有电脑之前的生活吗?可以这样说，没有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就算一万个年少轻狂才华横溢的比尔盖茨也无济于事。从1987年接过英特尔的CEO接力棒之后，他不断以打破传统、挑战现有逻辑的战略思维，使微处理器这颗数字革命的心脏强劲跳动，为数字时代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样地，没有安 迪格罗夫，也就没有今天最成功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9.胡正明——FinFET等多种新结构器件的发明人1947年出生于北京豆芽菜胡同，学术生涯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3年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并一直从事半导体器件的开发及微型化研究。胡正明胡正明教授是微电子微型化物理及可靠性物理研究的一位重要开拓者，对半导体器件的开发及未来的微型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科技成就为：领导研究出BSIM，从实际MOSFET晶体管的复杂物理推演出数学模型，该数学模型于1997年被国际上38家大公司参与的晶体管模型理事会选为设计芯片的第一个且唯一的国际标准；发明了在国际上极受注目的FinFET等多种新结构器件；对微电子器件可靠性物理研究贡献突出：首先提出热电子失效的物理机制，开发出用碰撞电离电流快速预测器件寿命的方法，并且提出薄氧化层失效的物理机制和用高电压快速预测薄氧化层寿命的方法。首创了在器件可靠性物理的基础上的IC可靠性的计算机数值模拟工具。作为顶级半导体专家，胡正明教授贡献卓著，他是IEEE Fellow、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在台积电担任CTO时获得“台湾第一CTO”的雅号。但胡正明是一位真正的隐世高人，淡泊名利，一生都奉献给了最热爱的半导体产业，并且无怨无悔，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今天要重新再选一行的话，我还是会选半导体这一行”。2010年后，持续数十年的Bulk CMOS工艺技术在20nm走到尽头，胡教授在20年前开始探索并发明的FinFET和FD-SOI工艺，成为半导体产业仅有的两个重要选择。因为他的两个重要发明，摩尔定律在今天得以再续传奇。10.张忠谋——集成电路代工产业的缔造者一个人定义了一个产业，一个人开创了一个新的代工时代，一个人让整个集成电路行业更有活力，这个人就是张忠谋。.张忠谋27岁的张忠谋效力于德州仪器公司，并且一干就是25年。1985年，受台湾方面邀请，张忠谋辞去在美国的高薪职位返回台湾，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致力于台湾半导体业的崛起和产业升级，1987创建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开创了半导体代工时代。在台积电之前集成电路行业的模式都是一样的：所有的集成电路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Intel、三星等公司集芯片设计和生产于一体，全能但庞大臃肿。正是这种大而全的设计生产方式，带来了高成本，高门槛的弊端，放慢了整个集成电路行业的步伐。看到这一商业机会的张忠谋，大胆成为第一家“纯”晶圆代工公司，不与客户竞争，不设计或生产自有集成电路，只帮助半导体公司生产已经设计成型的集成电路。正是这种模式为台积电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两个新的行业-晶圆代工厂，Fabless(无生产线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由于省去了费用高昂的晶圆制造环节，集成电路行业整体门槛降低，诞生了一大批新生的具有活力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为整个集成电路行业带来了新活力与创意。2007年，英特尔宣布与台积电同时生产45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标志着台积电在技术提高方面如此可靠，以至于像英特尔这样的国际性大芯片公司都决定停止或放缓自己生产技术的发展步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研发领域。同时传统芯片公司NXP和德州仪器公司也宣布，将停止开发一些芯片生产技术，转而与台积电等亚洲晶圆代工企业制造芯片，集成电路细分工时代全面到来，一个崭新的更具活力的集成电路行业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产品设计、芯片制造、电路封装共同发展的态势。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集成电路的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集成电路事业也会有更大的发展。期待2018元年中国的集成电路的伟大历史上演！

本文转载自 别样瑞士SwissChatUniversitas 21 大学联盟2017年的报告显示，瑞士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排行榜上紧随美国，位列第二。这仅仅是因资源因素所致，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2017年5月5日，Universitas 21大学联盟的研究团队发布报告，对50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排名，瑞士这个高山小国领先于英国 ( 排名第三 )以及其他邻国，摘得榜眼。这一全球性排名有别于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 ( THE ) 及上海交大的排行榜，因为其评估对象是整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情况，而不是个别大学。在世界各大学的排名中，瑞士的大学有时可以进入前十。例如，在2016年的泰晤士排行榜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名列第九。瑞士在U21大学联盟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其在资源排行榜上位列第五，合作水平排行榜上位列第一，人才输出排行榜上位列第六，环境排行榜上位列第十二。瑞士高等教育瑞士的高等教育历史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瑞士的第一所大学成立于1460年的巴塞尔。如今，瑞士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国际社会都享有很高的威望，高等教育也为瑞士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瑞士高等教育向学生提供一系列丰富的选择，学生可选择在州立大学、联邦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大学或者师范大学进行学习。学位分三类: 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 但仅有普通高等大学颁发博士学位证 )。所有的高等教育大学都会提供教学、研究、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职业教育和培训(PET)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瑞士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它让更多人能够接受特定的职业技能教育，以满足他们以及劳务市场的需求。优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也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与科研的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同时还为雇主们提供拥有各项专业技能的员工。 与职业紧密相关PET教育包括400种不同的联邦PET学历考试，联邦高等PET学历考试和超过30类涵盖8大领域的PET大学学位课。PET 的主要特色在于理论紧密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学生，PET 领域都为他们提供接受高等的教育机会。通常，申请这类课程的学生都需要在特定领域具有数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拥有高级中等联邦职业教育培训毕业证或同等程度资格的学生，PET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 瑞士高校集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一直位居欧洲名牌大学之列，因其优秀的教育水平、开创性的基础研究以及能直接将最新成果转化为现实应用而在全球享有盛誉。 其教学领域涵盖自然和工程科学、数学及建筑学方面的基本原理，学士学位课程采用德语授课，而更具国际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课程则采用英语授课。三分之二的教授来自于全球各地。 自1853年建校以来，洛桑联邦理工大学(EPFL) 已发展成为重要数据欧洲最知名的科学和技术大学之一。EPFL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勃朗峰下，紧邻欧洲最美丽的湖日内瓦湖。在它风景宜人的主校区内，有来自125个国家的13000多名学生、研究者和教职员工，超过半数的教师都来自国外。 EPFL 提供13类完整的学习课程，包含学士和 硕士学位，涉及工程、基础科学、IT和通信、生命科学，以及 土木工程、建筑学和环境科学等。巴塞尔大学始建于1460年，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已跻身于世界百所名校之列，并且位列德语大学的前十名。培养人才是巴塞尔大学的中心目标。该大学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交界处。巴塞尔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提供从考古学到动物学在内的各类艺术和自然科学学位课程。它尤其关注以下六个被称为“重点领域”的学习，包括: 生命科学、视觉研究、纳米科学、可持续和能源研究、欧洲和全球研究，以及叙事文学。 弗里堡大学是瑞士唯一一所采用双语授课的大学，成立于1889年，其历史更可追溯至16世纪。坐落于瑞士和欧洲的法语、德语语言区交界处，弗里堡大学是全世界学生、教师和研究者实现思想碰撞的最佳场所。弗里堡大学的国际性体现在来自五湖四海的教职人员, 及其来自110个国家的学生。全部课程均可选择法语或德语授课; 特定硕士学位的项目，包括所有理科硕士课程，均用英文授课。 日内瓦大学始建于1559年，由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和西奥多.贝赛创办。学校位于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地：日内瓦的中心地带。日内瓦大学的学生来自全球146个不同国家，是瑞士规模第二大的学校，也是女生比例最高的大学。此外，学校还与众多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该校出色的研究领域包括:生命科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基本粒子物理学、数学和天体物理学。日内瓦大学还设有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教学水平最高的翻译学院之一：日内瓦高级翻译学院 ( FTI ) 。 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该校共设6个系，分别位于伯尔尼、比尔、布格多 夫、马格林根和措利科芬市。 伯尔尼、比尔和布格多夫都是中世纪古城，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拥有众多教育机构。学校为留学生的学习、住宿、职业规划及文体活动等方面提供服务。并与国际合作院校建立了交流项目，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 学院组成：工程和信息技术学院 建筑、森林与土木工程学院、商业与管理、卫生及社会工作学院 农业、林业与食物科学学院、伯尔尼艺术大学、瑞士联邦体育学院。 卢塞恩因其秀美的景致, 丰富多样的文化, 户外活动而享誉全球。其实，这里也是瑞士高等教育的中心。“卢塞恩大学城” 共包括三所大学，即卢塞恩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卢塞恩大学和卢塞恩师范大学。卢塞恩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共设有5个学院，拥有55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大约4200名继续教育学生(进修硕士学位、进修毕业文凭、进修证书)。这些学院分别提供工程学、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艺术、设计和音乐等不同学科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苏黎世是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城市，其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拥有众多剧院、博物馆和电影院。 在这种环境中，苏黎世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提供范围广泛的课程 ，包括硕士学位 ，进修硕士( MAS ) ，以及其他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 (CAS 和 DAS)。 该校是瑞士规模最大的应用科学大学之一，由三个高等教育的公共学院组成：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ZHAW)，苏黎世艺术大学(ZHDK)以及苏黎世师范大学，此外还包括私立工商管理应用科学大学。更多信息 * 瑞士留学 (学生签证, 录取, 学生交流项目, 生活费, 住宿等): www.swissuniversity.ch * 瑞士大学排名情况: www.universityrankings.ch* 瑞士联邦教育科研与创新国务秘书处(SERI): www.sbfi.admin.ch * 瑞士联邦统计局(FSO): www.bfs.admin.ch * 瑞士联邦高等教育认证和质量保证中心(OAQ): www.oaq.ch * 瑞士大学校长联席会议(CRUS): www.crus.ch *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董事会: www.ethrat.ch * 瑞士应用科学大学校长联席会议(KFH): www.kfh.ch * 瑞士师范大学校长联席会议(COHEP): www.cohep.ch

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加入中国国籍，不过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除非一些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有机会入籍。不过你知道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是谁吗？他的名字叫马海德，本是一名美国人，后来成了首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其作为用国士来形容也毫不为过！红军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是普通的钢铁工人，母亲则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也会普普通通的过上一生，不过因为一件事而改变了生平的志向。1918年全球爆发了一场致死率极高的大流感，马海德家里很不幸几乎全被感染了，家中又没有足够的钱去治疗，幸亏遇上了一名好心的老医生，免费为他们家救治，拯救了这个家庭。这时的马海德才8岁，但他也下定决心从医并去帮助那些贫困家庭。1927年，17岁的马海德进入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此后一直认真研习医术，23岁就获得了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当他父母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在美国医生的地位和待遇都是很高的，儿子只要回到美国，全家人的生活就会好过许多。但是没过多久他们收到了儿子要跟两位同学去中国待上一年的消息。马海德与毛主席最开始马海德只是出于研究目的，跟两名同学来到中国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预定的时间也只有一年。不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后，最开始生活上非常不适应，且工资很低，为了生计他与两名同学合伙开了一个诊所，接触到了更多的中国人。当时的上海是分割得非常强烈的，一面是中国最繁华的金融城市权贵纸醉金迷，一面却是众多食不果腹连病都看不起的贫民。在这里，马海德仿佛看到了8岁时那个自己的志向。当初马海德的诊所与马海德一起来中国的两名同学因为受不了这种日子只待了一年多就回国了，剩下了马海德一人，独在异国他乡，那种孤独的滋味是旁人难以理解的，因此马海德也曾徘徊过。不过193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让他在聚会上认识了宋庆龄，随后也认识了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艾黎、格兰尼奇等人，自此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因此他决定留下来。马海德在给同学写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想回美国了，我只想尽自己所能帮助这里的人！此后他的诊所慢慢也发展成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希望能有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及一名医生去陕北，能把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一面展示给世人看。当时的中共条件并不好，很多人不愿意去，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26岁的马海德前往，马海德没有犹豫就答应了。1936年斯诺与西征红军合影1936年6月，马海德突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终于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毛主席很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并且安排周总理接待他们到苏区各地参观访问。此后数月间跟着红军四处奔走，马海德更明白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与上海完全不同，但更像是中国的希望！三个月过去，约定好的时间到了，斯诺准备走了，但是马海德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坚持要留下来。他告诉斯诺，这里的人更需要他。纪录片中的马海德马海德不但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名字也由乔治·海德姆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马海德。1937年1月，他随着红军队伍一同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的延安条件设施极差，想要找出一间房子来做诊所都是奢望，但马海德没有在意这些。窑洞、树下、田里等等，只要有病人，哪里都是他的诊所。后来还慢慢学会了中文，他当时已是博士高端人才，但照样跟普通人一样劳作休息，吃的也没有搞特殊化。同年11月，马海德有时候还会去做新华社的英文翻译，偶尔还为延安人民带来英文广播。因此非常多的红军战士喜欢他。马海德年轻时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后，为延安争取到了很多国际援助，不但有医疗器材和药品，还有很多外国医生。马海德就曾先后接待了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等人。在延安的数年间，因为条件艰苦让马海德患上了胃溃疡，并且牙齿变得不健康，身体因此而日渐消瘦，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直都在积极地为当地百姓看病。或许是好心有好报，在这里，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的妻子名为周苏菲（原名周素珍），就是马海德在延安时期的病人。周苏菲很小就到了上海读书，因为长得好看，15岁时就被选中当上了电影《海葬》的女主演，曾轰动一时。19岁时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没多久就被称为“延安第一美女”，但后来因为水土不服而病倒了。马海德为周苏菲治好病后，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根据地第一美女”，于是展开了强烈的攻势。左为苏联医生阿洛夫，右为马海德与周苏菲1940年两人在延安举行婚礼，因为是美人配英雄，当时非常轰动，不过当时革命尚未成功，两人的大多时间都在分开学习，只有周六才能短暂相聚。几乎每个周六，夫妻二人都会同骑一马谈情看景，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43年，两人的爱子周幼马出生，但马海德的工作却更忙碌了，此后的三年中，马海德在延安救助的病人就达到了4万多。他很辛苦，但也很欣慰，因为延安的条件日益好了起来，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医疗系统，再也不是那个连一间房子都整理不出来的延安。夫妻及幼子周幼马抗战胜利之后，马海德还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医疗顾问，四处奔走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实面孔，在这段时间里他最记挂的是另一件事。等到新中国一成立，马海德立马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得到了周总理的签字批准，因此他也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在开国大典之时，马海德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他为中国努力付出应得的回报。马海德与周总理新中国百废待兴，民生方面是重中之重，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在这个时候他仍保持着延安时期的朴素风格，国家当时照顾外国专家，给这些人增加了工资，但马海德没要多出来的那一份，并不高兴地说道：我是中国人，又不是外国专家！国家为他分配的小洋楼他没要。说个冷知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性病是非常流行的，大城市的患病率超过了百分之五，高的有百分之十，可以说针对性病的事情迫在眉睫，这个时候马海德站了出来。从1954年起马海德每年都要抽出大半时间来走访各地，破庙、野外都睡过，为了找一名病人，不惜跑上几十里路。有些地区的群众对于抽血并不了解非常抵触，马海德直接让医护人员抽他的血，当时中国条件不好，那些牧区更是如此，基本上没人愿意去第二次，马海德却年年都去。马海德出诊因为他的努力，中国对于性病的治理得到很好的效果，马海德在为性病努力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些性病的高发区同样也是麻风病的高发区。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让人面目可怕，并且在当年致死率也不低，于是在他的建议主持下，中国建立了两个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通过几年的观察，马海德发现麻风病是可以被治好的，这个结论让他大喜过望，不过后来现实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不管他怎么说，别人还是不相信麻风病人，看到了都会躲得远远的。这让马海德明白，这个病不是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歧视！于是他走在了第一线，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去消除这种歧视！马海德亲手触摸病人消除恐惧当年因为医疗理论不成熟，连很多医生都害怕麻风病人，见诊时要穿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个眼睛。马海德见此就只穿一个白大褂，给病人检查还直接用手去接触患病的部分，用自己的行为给医护人员消除恐惧。他还到达各大麻风病严重的地方，给病人带来心灵上的慰籍，有一次见到一名患病的老人，马海德向对方伸出手，对方却迟疑着不敢去握，最后还是马海德主动拉住了那人的手，那名老者瞬间哭了，他直言自从患病后，再也没人敢靠近他，马大夫是第一个与他握手的人。马海德此时仍没忘记8岁的初心，他知道有些人看不起病，于是跑遍了几乎中国数百家医院、走访出十多个国家，就为了筹集麻风基金。而其实这时的他已经身患癌症，并且早在1976年时，马海德就知道自己患癌了，那时才是他对麻风的宣战行动开始不久，这就是勇士！真正的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马海德与患麻风病的老人握手马海德死于1988年10月，从他知道自己患病开始后的十多年，他动了十来次大型手术，很多次家人都帮他准备了后事，但他奇迹般地挺过来了。挺过来后也没有多加休息，稍微康复了又投入到麻风抗疫中，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就是他在患癌期间主持的！1988年6月，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还是为了麻风病人奔走，因为美国一笔援助费出了点问题，他坚持飞往美国落实，援助打来以后他回国又跑到北戴河主持召开三省麻风防治会议。这是马海德最后的一次会议，当时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瘦了近40斤，他的儿子听说他晕倒的消息，赶来时发现父亲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马海德最后一次会议马海德在最后住院期间仍然没有闲着，没力气写字了就口述，让旁人代笔，只为回复那些麻风病人的来信，希望能让他们找回信心。就连他最后一次哭也是为了麻风病人，9月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书信，是一名病人说自己在山沟里生活艰苦，没饭菜、药物吃。马海德听后当即哭了，并让妻子帮他马上回信，一定要帮助这些病人。这是他最后的口述信，随后就陷入了昏迷与清醒的反复，即便清醒就是虚弱无比。有次清醒时他看到美国侄子寄来的支票，那是他去争取到的经费，于是对身边的妻子说：这是给病人治病的钱，一定要保管好。马海德一家1988年10月3日，刚获得“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称号不久的马海德去世了，这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也是他付出了一辈子的地方。他的名字或许不如那些科学家响亮，但是功绩却丝毫不少，他是马海德，一个伟大无私、令人钦佩的中国人！马海德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