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国家都伸出援手，捐助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物资。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在这场疫情中引发了诸多关注。在这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而日本紧随其后。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再次成为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邻居。我们邀请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刘柠撰文，记述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从东京到北京，两地民众都投入了抗疫。“看到每日飙升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耻谈文艺是一种再真实不过的心境。因此，本文的旨趣，将抛开文艺，或许可归纳为‘异域观新冠’。”如同作者所说，本文着重于春节期间，作者在东京、北京两地的私人抗疫观察，也谈及了他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分析。这是一份疫期的私人笔记，同时，也蕴含着某些共通的思考。撰文 | 刘柠（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多年以后，面对晚辈后生，我会回想起在东京度过的那个遥远的春节……上来就卖《百年孤独》的关子，不是装腔，而是这个春节实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令人没齿难忘。1月20日凌晨，乘出租车到达首都机场T3。一切如常，没有任何特殊措施。8：35，日本航空JL0020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在飞机上，向空姐要了当天的《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从头版、三版（日本报纸的社会版，所谓“三面记事”），到社论版，浏览一过，基本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噱头，关于中国的消息也都平平。回过头来看，在那个时点上，所谓“新冠”肺炎，根本还不是问题。天特别好，一路顺畅，中午即抵达羽田机场，当我拉着行李到秋叶原的酒店时，还不到酒店规定的check in时间。说起来，我有四年没在日本过春节了，内心多少有种小期待。在日本过年，虽然没啥“喜迎”的节庆氛围，但也清净。入住的酒店，是一家新开张的温泉旅馆，位于JR秋叶原站和地铁岩本町站之间，距我的老根据地御茶之水只有一站地，离神保町和本乡这两条书街，各有两站地，溜达过去，只需一刻钟。如此地利，“老炮”如我者自然不会坐失，“扫街”行动从当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回国的前一晚。茑屋书店湘南店。摄影/刘柠不过，我此行的目的，主要还不是扫书，而是带家人看病，顺便去关东地区泡温泉，间或看几个必看的艺展，参观几处久闻其名而尚未得见的文化设施：包括两家书咖、文具店，位于东京艺大边上、安藤忠雄设计，由旧帝国图书馆改造的国际儿童图书馆，及一处摄影家杉本博司设计的自然景观美术馆，还有一家经长年改修后重新开业的美术馆。根据提前预约的两所医院的三次门诊时间和美术馆的定休日（多为周一），我把行程大体分三块：在东京待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去栃木县的日光，在温泉泡两晚，去了神奈川县的相模原，从相模原回到东京（29—31日）；再从东京去小田原和藤泽，在两地各泡了两晚汤河原温泉后，2月4日回到东京，翌日便踏上了归途。我之东瀛行脚，久也多矣，但除了早年短暂的留学工作经历外，大抵不外乎围绕扫书、观展、会友这三桩闲事。过去三十年来，在我个人难以计数的日本行旅中，这次确确实实是最不文艺的一次“东京文艺散策”了。而搅局者，不是别的，正是新冠肺炎疫情。位于神乐坂的新潮社书咖KAMOME。摄影／刘柠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已成了全球性危机。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而日本紧随其后（截至2月13日，国内感染258例，死亡1例），以一种异常直观且刺激的形式，再次凸显了两国的“一衣带水”。随着感染者陆续流入，日本的感染人数渐次增加，“地震波”呈涟漪状渐次扩大。客观地看，日本对这次疫情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张弛有度，不失理性，基本未出现混乱与恐慌。疫情初期，日本也并没有太大的警惕。日本原本就是口罩大国，但我到东京头几天，从日航航班，到机场、电车，其实并没有发现更多戴口罩的人。酒店里，在办完入住手续，等电梯上楼的空当儿，女侍应生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抚弄前台的一只AI宠物狗，云淡风轻得像极了首都圈的天气。可后几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报道规格提升，时间也越来越长。但便利店和药妆店，口罩仍摆在显眼位置，看上去货源充足。1月22日是个雨天。下午，我先是在银座的资生堂画廊见了女艺术家朋友，去3层咖啡店，聊了近三小时。然后，一起去了位于东品川的著名摄影志IMA的编辑部，见了一位摄影界前辈，谈了我和艺术家朋友准备共同推进的一个摄影项目的思路。从编辑部出来，已过了晚7点，雨还没停，天更冷了，但空气清冽。我与艺术家朋友在一间由港湾仓库改造的啤酒精酿坊共进晚餐，那间精酿坊其实历史蛮悠久，且相当大，那天几乎满座，但也不见口罩客。1月23日下午，与一位住在横滨的中国译者朋友见面。一起去了位于藏前的一间好有品的文具店KAKIMORI，后又去本乡吃西餐，中间乘了两趟电车。乘车时，她提醒我：“妥善起见，在车上，我们还是戴上口罩吧。”我留心了一下周围，直觉戴口罩的乘客明显比前几天多了，内心不禁绷紧了一阵，但一会儿就过去了。1月23日，文具店KAKIMORI。人群中戴口罩的人还并不多，但已经有人开始警惕。摄影／刘柠1月24日是年三十。上午，我带家人去位于东京都心部的一所小型私立医院初诊时，并没有戴口罩。待我向接待处的中年女护士说明情况后，她面带抱歉的表情，客气地问了句：“对不起，你们不是从武汉过来的吧？”我说：“我们来自北京，而且是在之前就到了东京，请您放心。”女护士遂释然。接下来的个把小时，接诊的女护士和主治医师虽然戴着口罩，但显然属于医务人员的职业性规范。从对话中能看出，并无任何对我们的特殊戒备。晚上，在新宿高岛屋14层的一间京都怀石料理，日本学者朋友夫妇邀请我们一起过除夕，整个店里，根本没人戴口罩。25日，大年初一。启程去日光，住在温泉酒店。白天，参观二社一寺，晚上泡汤。两天时间，很少看见口罩客。27日上午，启程返回东京。为看病的方便，我们当晚入住神奈川县相模原的一间酒店。傍晚，我和家人去桥本车站前吃饭，途中路过一间药妆店，有一搭无一搭地进去转了转，口罩是有的，且不止一种。太太想要多买一些，被我阻止了，怕徒添行李。不承想，这几乎是我们这次在日本店铺中最后一次见到口罩了。翌日，我们去位于相模原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看病，那家医院是日剧《白色巨塔》的舞台，很有名。虽然超大，但整饬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几天为我们过除夕的学者朋友夫妇，特意开车陪我们。预约的主治医师很有名，但全无一点架子，亲切平和，整整为我们付出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且全程没戴口罩。取完药，结账时，竟然只花了6919日元，简直难以置信。中午吃完饭，跟学者朋友告别时，她塞给我们几包口罩和酒精消毒巾，其中还有两只N95型专业口罩。当天下午，我们回到东京，重新住进秋叶原的酒店时，发现电梯间里张贴了一纸告示，“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给宿客提供更踏实、安全的服务，酒店全体员工从即日起戴口罩工作，诚望广大顾客谅解。”虽然前台的AI宠物狗还在冲客人摇头摆尾行礼，但感觉空气颇有些紧张。从那天起，到三天后去小田原、藤泽，再到我们回到东京，寻找口罩和酒精消毒纸巾，便成了我的一项工作，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泡书店。可偌大首都圈，无数间便利店、药妆店和超市，这两样常备品竟然神奇地蒸发了。空空的货架上，多贴着日文和中文的说明，“口罩暂时缺货，何时进货未定。本店对顾客深表遗憾”，或“每个顾客限购两只”，但货是真没有。这期间，我每天在酒店里看电视新闻。在街上，我会买报纸杂志，同时也在追踪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的动静，力求弄清每一个细节和真相。不过，既然人在东京，我会更注意解读日本的各路舆论和信息。21设计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秘展”。摄影/刘柠如今年1月底，一家位于箱根汤本温泉街的和果子店，在门口贴出了歧视性招贴。结果，被《朝日新闻》曝光后，遭舆论质疑，店主臊眉耷眼地摘掉了贴纸。从很早时起，便力挺武汉，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武汉、湖北，至今未断。据中新网报道，1月26日，日本民间捐助的100万只口罩，便通过川航包机（3U8086航班）运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后又经汽运紧急运抵武汉。而彼时，中方刚正式承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未久。《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刘柠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感染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也有了数例重症和1例死亡病例。2月8日，我的日本前同事发来电邮：“东京的街头，有六成人戴着口罩，早晚的通勤电车上，则有八成。”今天早晨，我的画家朋友发来微信，称“在日本，新冠已开始慢慢放电，着实有点恐怖”。但到目前为止，社会还未呈现出任何混乱的苗头。这背后，自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要素，有些已是老生常谈了。如“灾害型”的自然环境，赋予了日人一种与生俱来的处变不惊、悲天悯人的性格。除了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在京滨、名古屋、阪神等地窄人稠的都市圈，每年开春的花粉症、流感等，都是一道道难关，加上从小的防灾教育和一整套社会规训，日人从心理上早已高度适应，不大会陷入恐慌；如良好的卫生习惯，就像鞠躬一样，已成近乎本能性的自选动作，日本城乡的所有公厕，包括城市街头约定俗成对一般消费者开放的便利店内部卫生间，必备有洗手液和干手器（或擦手纸巾）。任何一间餐馆、居酒屋，哪怕是一爿小得不能再小的咖啡座，都会免费提供擦手巾……凡此种种，已经标配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还注意到，因这次灾害的性质是传染病，日本媒体在信息披露时，非常注意保护感染者的个人隐私，客观上也避免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早在1月16日，日本国内便发现了首例感染，是从武汉的输入型病例。但新闻报道中只是说一位家住神奈川县的三十多岁中国籍男子，因最近有过去武汉的旅行经历，回到日本后发病，后经治疗，已康复出院。后发现的第二和第三例，厚生劳动省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干脆拒绝公布感染者的国籍，“因对感染症的防控来说，国籍并非重要信息”。你去看日媒的新闻报道，都是诸如“埼玉县50多岁男性”、“和歌山县70多岁男子”、“居住在东京都内的70多岁出租车司机”式的表达，对首例死亡病例，则称“神奈川县80多岁的女性”，基本到都道府县为止，隐去市以下的详细住址，不公开患者的具体姓名、年龄。疫情发生后，关于日本挺武汉、挺中国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简直浩荡如洪水，似已无需赘述。如仔细观察，当会发现，此番日本的挺中言动，既带有民间自发的性质，同时也是权力层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博和公明党干事长齐藤铁夫与中国大使孔铉佑三双手相握的新闻照片遍传全网，执政自公联盟两位实力派高官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日本将全力助中国抗疫。目前到位的各种援助物资的数据表明，这确实不单是一个美丽的pose。特别是2月10日，当日方高层宣布，自民党全体397名国会议员，3月起，将从每人的经费中，扣除5000日元，作为捐助金，支援武汉。消息传来，微信上的小伙伴们真的被惊到了。客观地说，5000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金额不算大，也许还抵不上中国每家购买口罩的费用。但自掏腰包，实行国际主义的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说起来，截至疫情发生前夕，虽然中日关系总体趋好，但日本对华及中国人的印象分，其实并不高，日国内各种关于国民对中国亲近感的民调结果，可表明这一点。但是，日本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有很强的现实取向。日本的疫情，相当程度上是中国“输入”的结果。但即使为保护自身计，日本也断不能、也不敢放任——所谓“风险管控”，历来是对华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其次，从经济上说，过去近十年来，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实质，其实是“观光立国”。2019年度，访日外国人达3188万人次，而中国占了近三成，达920万人次。中国人在日本创下的年度消费，可建27座晴空塔（Sky Tree）。今年是东京奥运之年，理论上，国人观光客突破1200万人都有可能。而春节长假，则是一个绝佳的商机。为此，日本早已做好了接待的准备：东京都东西两个地标东京塔和晴空塔为中国点灯，喜迎春节；银座和日本桥的各大百货店，连员工的排班都定好了，只待中国团乘坐的观光巴士驾到，支付宝、微信、银联齐刷，红字变黑——把自去年10月消费税涨到10%后，难看的经济统计数据给冲掉。然而，随着疫情忽至，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竹篮打水。但日本人也是最现实的族群，他们绝不会坐视半年后的“奥运景气”付诸流水。不过，我个人更看重日本民间的声援，因为这一块是纯自发行动，既不夹杂任何政治性的功利诉求，也不附丽于任何高大上的说辞——除了几句唐诗偈语外，全无修饰。但温柔敦厚，情真意笃，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方面，近日之被过度谈论，不仅掀起了一波“感动中国”潮，而且眼瞅着开启了东亚两个大国的隔海飙诗会，涌现出成批的21世纪20年代唐诗宋词学人和论客，给人以“复兴近矣”的亢奋感。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不应该再饶舌了。因此，我只就两点略陈私见，“见好就收”。一是，通过这次民间互动，我们看到日本除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深受其益并耳熟能详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之外，还有专业组织日本分部等民间机构，以及各种非营利性的NGO和NPO——这方面，在“3.11”巨震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次疫情中，率先做反应者，往往是这些民间机构。除此之外，与中国各地方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姊妹城市”的日本城市，如果不是在这次疫情中“出乎意料”的驰援行动，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些城市的存在：如福岛县的会津若松市（湖北荆州市的姊妹城市），北海道的室兰市（山东日照市的友好城市），埼玉县的草加市（河南安阳市的友好城市），京都府的鹤舞市（辽宁大连的姊妹城市），等等。这些散落在东瀛各地的地广人稀、且人口结构日渐老化的地方城市，不仅在关键时刻，以“姊妹”情彰显了其存在感，而且以温暖善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种良好的社会形态。而这正是我所关注的第二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些在我们看来虽似曾相识，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清词丽句，大多来自日本的民间机构和上面提到的一些远离首都圈、地理偏安的地方小城市。近日，国内媒体上，众多论客竞相论证日本的汉学教育有多成功，人家从“风月同天”到“与子同裳”，而你只会说“武汉加油”云云，其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溢于言表。作为一名日本文化研究者，我自揣多少了解一些当代日本的汉学教育，对近世以来，作为日本文士教养核心的汉学修养的背景及其成因，也算略知一二。但如果就事论事地说，中国的古汉语教育，整体不如战后日本，这个结论怕是难成立。在我看来，教育的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古汉语。但这点既无关本文主旨，姑且打住。问题不是古汉语不够好，而是对文化和审美不够重视。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书到用时方恨少，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一点上，而是会“漫反射”到方方面面。语言，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我们的语言（包括媒体语言、学术语言，甚至生活语言）表达中，公益广告语千篇一律，而段子生态则高度发达。诸如“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这类说法，全国城乡每天都在量产。《东京文艺散策》， 刘柠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2月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真是太妙了，“关键是如果不是在日本，想不出这样的诗句来”，吾友、上海佛教学者成庆居士如是说。这，我也承认。不仅是这句，其他也是一样。不是你不懂那首诗，而是你根本想不到这样做。借用日语的表达，在这边厢，不大会产生这种“发想”。日人写信，哪怕是一张明信片，开头是季节问候的“季语”。和果子、地酒，哪怕是一瓶钢笔水，也要在侘寂范儿的包装盒上，题写古雅的标签，或一首短歌、一个俳句。说穿了，日本诉诸文化，而国人诉诸政治——这俨然已成了一种“文化差异”。可以想象，此番做出驰援决策者，应该也是那些地方小城市的行政负责人。那些父母官自己，并不一定懂得那些标签语，很可能会请教汉学者，甚至当地的中国人（网络上也确有这类信息），但他们就是会有（或者采纳）这种“发想”——这，才是问题的肯綮。而“武汉加油”也并没错。在银座的大百货店门前和大阪道顿堀上，至今飘扬着用中日文写的大幅标语：武汉，加油！（武漢、頑張れ！）。国人即使再硕学，也不至于不分场合地一味之乎者也，日人也不会动辄把《十八史略》中的表述，用来置评土俵上的大相扑。题跑得似乎有些远了，赶紧拽回。如此，我的庚子春节记，就这样成了“抗新冠记”。2月3日，日本学者朋友郑重建议我暂且放弃回京打算，权且在东京静观其变。但我还是婉拒了。内心没谱，你完全不知到抻到哪天是个头。2月5日傍晚，我如期乘JL0025航班回到北京。登机前，在羽田机场日航公务舱高大上的Lounge里，我摘掉口罩，最后享用了日本单麦威士忌、寿司、咖啡和餐后甜点。在机舱里，一直戴着口罩，没吃也没喝。到首都机场后，根本打不着车，只得电招家人来接。从落地T3，到办完各种繁琐的手续进入社区，几乎费了与飞行等长的时间。深夜，当我在雪地上拖着沉重的行李，终于走进短别了两周的家中后，竟有种隔世之感。就这样，从当夜起，“咣当”一声，我就被抛进了一场波澜壮阔、漫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全民防疫运动中，且别无选择。本文原题为《最不文艺的一次“东京文艺散策”——庚子春节记》撰文丨刘柠编辑丨安也校对丨刘军

水刊是一个很刺耳的说法，一提起来，很多科研同仁都会不自觉的想起这四本期刊。恶贯满盈Oncotarget，“无恶不作”Medicine，“凶神恶煞”Scientific Reports，以及“穷凶极恶”PLOS ONE。我简单做了排名，Oncotarget, Medicine, Scientific Reports, PlOS ONE分居第一到第四位。原因显而易见，Oncotarget因其恶已经被SCI除名，Medicine曾出现从5分直接掉到1分边缘的惊天反逆袭，但是Scientific Report，在我印象中，除了收稿量大，版面费贵，国内多家机构联名抵制之外，我竟然找不出它哪里恶了。我把PLOS ONE排在最后，或者我对这本期刊竟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因为这也是一本传统老刊，重要的是我曾经中过一篇（大笑）。PLOS ONE的主编，据传说，曾经说过这样一席话：在我们的眼中，没有低级的研究，经过我们的编辑和审稿人的努力，等到稿件被正式接受那一刻，它都是与众不同的科学发现，等待着时间的验证。当然，他说的话具体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我个人主观的解读，这个观点深深地触动了我。一 水刊的四大特征我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水刊？1.年发文量大我们会莫名的觉得，如果年发文量很大的期刊就有可能是水刊。还是拿PLOS ONE举例子，在web of science可查询到，2019年PLOS ONE 共收录发表包括article, review等各类型论文16,226篇。但是，发文量大并不是说明期刊是水刊的充分条件。我国在评价期刊的时候，年发文量是评价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发文量少就一定是好期刊吗，也不见得，比如国内某期刊，年发文量50多篇，七成是综述，据说影响因子快破7了，是不是好期刊，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2.国人发文占比高这个理由去评价期刊是否是水刊就更不合理了。据统计，2017年以前全球论文数量，美国第一，中国第二。2018年，我国发文总量已经正式超越美国，多发几篇，怎么就把期刊给整水了呢？各大期刊对于自己出版的论文适当都会限制论文作者尽量不要过多集中在某些地区，这样期刊就不够国际化了。3.期刊自引率高我认为这是评价期刊是水刊的很重要的指标。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有史以来都是被大家所唾弃的一种行为。如果期刊自引率过高，就会引起科睿唯安的注意，涉嫌操作影响因子，那么就容易被踢出SCI。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样的期刊会提醒作者多引用自己期刊，在我投稿的十五年的经历中，我从没有遇见过。据说个别国内中文核心期刊，曾经明目张胆的在修稿信中建议引用某某论文，至于具体详情，尚不得知。4.高昂的版面费近些年，很多期刊都开始实行Open Access（OA）制度。读者出版面费用来支付OA以及APC的费用，还算说得过去。但是过多的支出，也是有悖于科研的初衷的。国家破五唯，明确规定，2万人民币以上的版面费支付，是不允许使用科研基金的。个人觉得一万以上的版面费的杂志就要注意了，慎投。二 什么才是优秀的期刊据说水刊还有高级水刊和低级水刊一说。上述的四本期刊可以说是低端水刊，还有一些高端水刊，比如NC。NC的全名我就不打了，相信大家都知道。据说这是高端人士的备用水刊。可是我们真的用心思考了吗，什么是水刊，你为什么说一本期刊是水刊。我们判断期刊是水刊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期刊收录的研究的水平。就Scientific Report和PLOS ONE收录的论文而言，个人觉得整体质量绝对不低，平心而论，实验设计以及论文撰写都是可圈可点，唯一暴露的就是大多数研究都倾向于蹭热点，太多的做ncRNA或者组蛋白修饰或者肠道菌群的东西了。我们无法确定，发表在五花八门影响因子高高低低的各种期刊中的各种论文，也许若干年后的哪一天，其研究结果被后人发现大有可为，造福子孙后代，那个时候才是鉴定谁是水刊的最佳时机。2016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做的有关自噬的研究分别发表在1993年的FEBE Letters和1997年的Gene上，这两本杂志虽然不算水刊，但是和我们的某顶刊比起来也是不入流的吧。如果SCI论文质量与商业行为挂钩，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话题，从出版商到杂志社，就再也不值得委托他们来评价我们的研究了。三 呼吁特别希望我国医学及生物学研究的大佬们，起到榜样作用。让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能自豪的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科研创新靠的是金字塔式的科研体系，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努力加油。写在最后：国家破五唯，请研究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人员谨慎看待SCI论文发表。作者:friendpush，双非小小教授。内容来源：ISE学术前沿介绍一位柔性电子领军人物！引用次数超过13.7万次，h因子186+武汉大学博士后就职基层社工，甘之如饴，搞科研让人大彻大悟？没想到吧！火星竟然是个“夹心蛋糕”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5周年。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或许还健在，那些曾经使用过毒气弹的地点或许还能找寻到残留痕迹。时不我待，希望能与中国历史学者共同开展实证性历史调研与合作，共同去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一起打下‘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的基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日前说。与中国专家一起进行与二战历史相关的实地调研是松野的夙愿。松野常年致力于侵华日军毒气战领域的相关研究。2019年8月，松野在日本《世界》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致死性糜烂毒剂的“黄弹”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析。2020年8月8日，松野撰写的中文版论文——《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近3万字对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的编制、装备、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使用情况做出了全面的考证，并附带了各种详细的图片、图表、武器弹药结构图、剖面图等。“这次自己的论文全文能用中文形式在中国抗日研究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中发表，深感荣幸。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日中史学界的实证调研合作。”松野说。“由于侵华日军在化武作战方面推行有特殊的隐蔽政策，加之战败投降时销毁大批相关资料，导致中国对侵华日军化武研究领域史料发掘困难。松野论文中所使用的史料是近年来发现的体量较大、内容完整、真实性也已经得到证实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新史料。其中提到的日军在华中等地区实施毒气战是既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因此，该史料不仅可以极大改善日本生化武器问题研究，也将对日本侵华史、日中战争史等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助益，学术意义深远。”《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总编高莹莹高度肯定了该论文的研究意义。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与松野长期合作共同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他说：“此次发表的论文不仅对史学界意义重大，对现在的日中关系也有很大的启迪。例如，战争中日军是如何在明知违背国际法的情况下依然对中国抗日军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从初期其内部慎重意见较多，到实战试验性使用，到上层接受一线部队造成的既成事实，再到各地部队配备及实战的全面使用。松野诚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侵华日军‘无责任体制’的历史性教训。这一‘无责任体制’，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中、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及对战后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警示当下。”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告诉记者：“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受害者及受害家庭造成的伤害及其影响，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把握程度，不仅直接影响到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及教育内容，也会影响日本对华感情舆论。加强实地调研，可收集到亲历者的证言及实物，也可以以口述及实物史料弥补档案文字记录的不足。同时通过对个人、对村落社会的具体实态的挖掘梳理，可以形成更全面、立体、生动的史实证据，对今后的历史教育、和平教育也将发挥有益作用。希望中日学者共有这份紧迫感，今后加强合作实地调研，为形成更加完整的历史记录，也为中日互相理解的历史认识及教育贡献智慧。”松野说：“虽然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有限，但那些正式文书档案中没有的、民众被化学武器伤害的实情，民众口述的历史等也是佐证日军犯罪的重要证据。希望日中历史学者、民间口述历史研究者都能联合起来，在战争亲历者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进一步采用多种有效方法去记录真实历史，防止历史被风化。”

来源：一财网笔者想在这里写写面对这场新型肺炎，日本媒体、政府及市民是如何行动，如何分担责任的。 在湖北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目前有650位左右希望回到日本。1月28日、29日和30日，日本政府连派三架飞机飞武汉，接日侨回国。第一班206个人已经回到日本，其中三人咳嗽、一人低烧已经送往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的不只是中国人的心，也在影响世界。包括笔者这样年过六旬，在日本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者，也开始不停刷手机，反复看朋友圈。信息更新得非常之快，也更加碎片化。笔者想在这里写写面对这场新型肺炎，日本媒体、政府及市民是如何行动，如何分担责任的。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的订户，笔者最早看到的报道，是该报政治部派到北京任特派员的富名腰隆写的报道，谈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肺炎的患者中出现了死亡现象。以笔者对日本媒体的了解，传染病属于社会部记者采访的范畴，而在地理划分上，武汉也并非归北京记者站采访。一个政治部记者，跨出自己的业务范围，报道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自己的新闻，这样的选题在极度保守的编辑部那里，通常是通不过的。富名腰隆1月11日的报道，一共只有378个字，但引发了日本人的注意。到了1月17日，日本发生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去过武汉，这成为日本媒体报道的重点。此时证明《朝日新闻》11日的报道具有先见之明。17日的报道已不再是一个小豆腐块，而变成第二版最重要的报道，2347个字，有图，有解说，已经是当日报纸上最为重视的一条大新闻了。|1月17日的朝日新闻第二版文章的重点有三个：第一是日本国内首例，而且去过武汉；第二是担心就要到来的春节，会将病毒扩展到全中国；第三是没有发现人传染人的现象。仔细阅读全文，发现日本患者病状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出院，似乎一切顺畅。一叶落而知秋，媒体对未来的预测也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炒作的感觉。笔者不觉得日本媒体记者有三头六臂，但他们大部分能做到在病毒面前见微知著，保持了某种敏感性。同时没有炒作，而把具体事实报道得很清楚。从日本的报道看，日本政府到1月28日，也就是武汉决定关闭与周边城市交通的第5天，才将本次冠状病毒肺炎规定为“指定感染症”。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在指定某个病症为传染病时，需要有明确的医学证据，充分考虑社会影响，能够应对该传染病的危害，并具有充足的能力将该传染范围控制住。1月28日，安倍晋三内阁作出了决定，将本次新型肺炎规定为“指定感染症”。日本法律对传染病有相关的规定：第一类为埃博拉出血热（被指定后，需要住院治疗，限制其工作，限制使用交通工具）；第二类为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被指定后，需要住院治疗，限制其工作）；第三类为肠管出血性大肠菌感染症、霍乱（被指定后，限制其工作）；除此之外还有第四类疟疾（禁止某些动物的进口）及第五类麻疹、风疹、梅毒（进行相关的动向调查）等。本次新型肺炎的行为限制，按上述第一至三类执行。被指定为传染病后，国家有权劝告患者住院治疗，也有权禁止其去单位工作。不听从命令者，国家强制其住院治疗。凡是患上了指定感染症，相关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这样能杜绝某些人因为经济上没有负担相关费用的能力而拒绝治疗，杜绝因为不能有效控制病人而造成更大面积传染的发生。日本指定某种疾病为感染症，需要相当于中国卫健委的“厚生劳动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委员会宣布的“国际公众卫生紧急事态宣言”来判断，在没有这项宣言之前，日本国家需要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在传染不断扩大、国家需要迅速掌控患者状况、准备相关医疗设施时，也可以作出相关指定。本次新型肺炎，到了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依然未将其列入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从中方公布的数据看，患者人数出现了明显增加，且28日后还有可能继续急剧增加，日本内阁才将之定为“指定感染症”。这里需要说的一点是，日本法律对在日本国内的指定感染症患者是没有国籍限制的，在日本发现已经感染了新型肺炎的人，完全可以在日本接受治疗，费用也由日本国家负担。没有必要赶紧回到国内，也没有必要隐瞒。日本法律同时会加紧对入境人员的身体检测，对已经染病的人会立即将其遣返回国。1月28日的内阁决议要在2月7日才能正式实施。但内阁决议公布之日，已经具有法律效应。日本已经在28日派专机去武汉接人，对回到日本的侨民也有足够的体检、治疗对策。日本厚生劳动省不具有去武汉收集信息的能力，在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发布宣言之前，行政部门能做的只是从媒体那里获得信息并进行研究。如果日本媒体不够敏感，或者故意隐瞒了某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最终会导致行政无法发出指定命令，受损害的是日本民众。对待新型肺炎问题，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有些极个别人借机表现出了歧视。但更多的新闻是，太多人在捐款、捐物，为武汉，为湖北抗击新型肺炎而努力。太多的商店在这个时候将口罩价格减半，不少店家还免费为中国游客提供口罩。笔者看到相关报道说，日本政府派往武汉的飞机，机上除了空乘人员及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检疫官员以外，还装载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注：第一班飞机给中国带来了口罩1.5万个，手套5万付，防护镜8000个）。网上曾传说日本将派出1000名医务人员驰援，这需要4、5架飞机运送人力，需要40到50架飞机运送相关设备、医药、食品、饮用水等。国际救援是不能只派人员过去，不管其生活及工作的。笔者还看到相关照片说日本医疗队已经出发，他们身穿短袖，既不戴口罩，也没有防护镜就准备出发，当即断定这不是来中国，至少那是一张拍摄于夏天的照片。网上说第一班从武汉接日侨飞机到达后，206人206台救护车，笔者也未见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在灾害面前，很多日本人向中国伸出了支援之手。媒体显示了专业能力。日本自然灾害频发，在应对灾害上，有不少经验和准备，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近日小浙收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校外语学院聂珍钊教授在欧洲科学院2018年度选举中当选为外籍院士听说你对欧洲科学院还不是很了解快让小浙来给你科普一下吧欧洲科学院小百科1984年，英国科技部长首次在欧洲理事会上建议，以美国国家科学院为蓝本，成立代表欧洲大陆的科学院。经过4年的讨论和筹备，由英国皇家学会牵头，欧洲二十个国家的国家科学院共同发起，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于1988年正式成立，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与美国国家科学院作为联邦政府的法定科学顾问类似，欧洲科学院作为欧盟的“国家科学院”和法定科学顾问，代表欧洲科学界向欧盟委员会提供独立的科学咨询意见。欧洲科学院是国际上学术领域最广泛、学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其院士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顶级学者，主要在欧洲各国的院士中遴选，是一项崇高的国际学术荣誉。院士选举每年举行一次，其程序包括同行提名、严格的学术审查、学组与学部多轮投票，最后由欧洲科学院的理事会通过产生。目前，欧洲科学院的院士包括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6位图灵奖获得者等。怎么样，是不是很高大上？既然如此，聂珍钊教授凭什么能通过层层筛选成功当选欧洲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呢？接下来，就让小浙带你走近聂珍钊教授一起去看看他有何过人之处吧~人物名片：聂珍钊，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代表性学术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和《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分别获教育部首届和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性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入选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目前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与文本研究”。其突出贡献在于其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这一批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颠覆西方权威获学界认可破格晋升为教授1976年，聂珍钊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1979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欧洲文学史研究方向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源于内心对外国文学的喜爱，聂珍钊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并顺利开启了三年的学术生涯，自此走上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1993年聂珍钊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对于聂珍钊而言，研究生的学习既新鲜有趣，又紧张刺激。在这期间，聂珍钊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一个作家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个作家就是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入研究的对象——哈代。哈代被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西方学界关于哈代的研究汗牛充栋，成果丰硕，但是众多西方批评家，诸如海伦·加伍德、斯坦顿·怀特菲尔德等都认为哈代是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作家。但是，年轻的聂珍钊大胆地提出了质疑：哈代真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在细心阅读哈代的小说，并将其同希腊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比较时，我发现哈代小说在思想及艺术上同悲剧类似”，从悲剧艺术的立场出发，聂珍钊提出：哈代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而是一个悲剧小说家。带着这一观点，聂珍钊对哈代的小说展开了详实而系统的研究。1992年，聂珍钊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出版。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哈代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一个悲剧小说家而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小说家，认为哈代创作的是悲剧小说而不是悲观主义小说。这种论点在当时无疑具有颠覆性，有力地挑战了西方哈代小说研究的既有结论。随着学术成果得到学界的肯定，同年，聂珍钊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聂珍钊研究哈代的学术专著荣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当时外国文学学科一等奖授给了已经去世的王佐良、范存忠和杨周翰三位老前辈，在荣获二等奖的七位教授中，40出头的聂珍钊，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写就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语诗歌韵律的著作在研究哈代小说的基础上，聂珍钊进而将其研究扩展至英语诗歌的研究。早在1994年剑桥大学访学期间，聂珍钊就认真学习了时任英语系主任John Rathmell博士的英国诗歌课程，同Rathmell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聂珍钊发现，尽管英语诗歌是必修的文学课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英语诗歌形式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影响了诗歌的教学与研究。有鉴于此，聂珍钊教授转而研究英语诗歌。经过数年努力，完成了《英语诗歌形式导论》(2007)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语诗歌韵律的著作，有效地解决了英语诗歌形式理论中令人困惑且容易混淆的诸多基本学术问题，如重音与重读的区别与定义、诗行与诗句的区别、节奏与韵律的关系、韵律的分类与功用、押韵的类型与特征、十四行诗的起源与分类等。《英语诗歌形式导论》一书对于新时期我国英语诗歌的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英语诗歌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并于2009年荣获了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肩负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多年来，聂珍钊一直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而努力。聂珍钊在爱沙尼亚出席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第6届年会20世纪90年代，聂珍钊曾先后两次赴剑桥大学求学。他常说，在剑桥大学求学的两年对于自己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使得他获取了新的知识，吸取了新的学术营养，启迪了他的学术思考，“更重要的是，让我在同西方学界的交流中，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学术使命。”而正是这种使命感，才有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才有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引领国际学术话语。说到聂珍钊最为突出的贡献，当属其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聂珍钊开始思考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问题。“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文学批评变成了用来构建批评者自身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的片段。这种现象正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严重西化的结果，说明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缺少中国学者的创新和贡献。”在这种背景下，聂珍钊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和本土创新精神，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并基本建构了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被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剑桥文学批评史》总编Claude Rawson誉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聂珍钊的文学伦理批评立足研究中国问题并为解决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问题提供研究范例，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热切关注，得到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认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不断上升。英国具有百年历史的顶级学术期刊《泰晤士文学周刊》于2015年刊发美国北伊州大学杰出研究教授William Baker领衔撰写的长篇评论文章，推介文学伦理学批评。文章肯定中国这一创新理论的现实价值说：“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化、商业化和享乐主义在文学领域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的及时回应……在这种语境里，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看成是知识界对此号召作出的回应，这不仅是对一种政治号召作出的回应，也是对一个被工业化和商业化所主导的时代作出的反应。”文章同时强调：“在过去的十年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成果丰富的批评理论。同时，它也不断获得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认可。”聂珍钊在英国出席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第7届年会践行责任与担当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聂珍钊曾说：“中国学术要真正走出去，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与话语，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梦。”作为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聂珍钊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不仅带领学术团队率先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而且还在国际学术界引领学术话语。欧洲著名期刊《阿卡迪亚》、美国普渡大学的《比较文学与文化》、中国台湾的《哲学与文化》等A&HCI收录的国际期刊都相继出版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刊。《阿卡迪亚》不仅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东方与西方”为题出版专刊，而且还打破其创刊60多年的惯例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社论，肯定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方法，认为挑战了西方著名学者德里达、阿多诺以及阿甘本的观点，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文学领域的最基本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得到了美国、欧洲、亚洲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知名学者的积极评价。例如，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Marjorie Perloff认为，聂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已迅速成为重要的批评领域”，“业已成为获得国际认可的屈指可数的亚洲文学理论之一”。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系教授Tomo Virk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是一种新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如何研究文学的新范式。”韩国建国大学申寅燮教授认为，东方学者“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由西方主导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的俱乐部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创立的理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外国同行专家对中国学者创建的学术理论不仅没有偏见，相反是持论公允，评价客观，让我们看到中国理论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繁荣。聂珍钊同俄国教授伊戈尔·莎伊塔诺夫在第8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年会（日本九州大学）上交谈2018年8月，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第24届世界哲学大学在北京大学举行，大会“哲学与文学”分会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聂珍钊的道德哲学（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列入讨论议题。回顾几十年的治学生涯，聂珍钊始终以“学以致用，用学报国，把读书和做学问同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相结合”作为读书治学的最高追求。去年6月，聂珍钊被浙江大学全职引进加盟浙大。“未来，在浙大，我会继续将自己平身所学和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及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以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文字记者：李灵图片由聂珍钊本人提供部分内容来源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网站、《勤学求真，求是创新：漫谈我的治学之路》| 聂珍钊今日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李紫月

参考消息网9月20日报道《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发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探讨》（全文0.7万字）。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议题各抒己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领域都是如此;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发生了转向，更加重视文本研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诸多议题值得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和学术期刊创新工程，倡导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2015年以来，《日本学刊》重点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的论文。围绕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于日本以及中国的经验，包括当今人类发展等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规律性发展成果并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日本学刊》约请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撰写相关论文。由于作者研究积累充分、学术造诣深厚，论文质量很高，发表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文章，不仅在国内，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相关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为响应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号召， 2017年7月25日，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日本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本组笔谈精选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整理如下。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李萍：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在理论界，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三个领域。至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大多分布在这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确实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可以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作为行动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其二是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的左翼思潮，其三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团体。这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不具备相互配合、协调的机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实现了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化，国家放弃了意识形态控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层面，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之间都存在充分的争鸣。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样，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也大为减弱。就学术研究而言，一方面是此领域的研究者后继乏人，现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已步入高龄、陆续退职，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迫于就业压力，很多高校不得不压缩甚至裁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硕士、博士招生录取名额，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更为窘迫。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日本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不同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仅仅关注个人、个体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宏大叙事，特别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阶级团结、人类历史使命等主题，这些主题牵涉的是集体、整体、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马克思哲学传入日本，正值日本刚刚摆脱封建割据、力图统一国家并向西方列强要求独立自强的时期。输入日本的马克思哲学不断得到新的阐发，很快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立场。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主要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外夷和华夏之变来认识自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更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张完全不同的、但同时反映了现代文明的更高价值追求的学说。现代文明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理念的国家，通常将这二者分离开来，采取双重标准，对类似的国家提倡平等却公然侵略欠发达国家和待开发地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了深入批判，这样的批判也构成了部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反战的深刻依据。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时才出现的问题。对内，即在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民之间还存在一个如何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从私人发展为公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对“市民社会”的强调。市民社会具备了政治性、经济性和伦理性三重属性，能够较全面解决现代国家内公民自主、社会活力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这方面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忽视。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民族自醒、民族意识的形成、日本人的世界观（即日本怎样看待日本和世界）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个过程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加以深入讨论，将对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助益。林美茂：日本学界公认，马克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学者，都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另外，在日本，经济学有两大阵营：一个是马克思经济学系统，简称“马系”（marukei），另一个是近代经济学系统，简称“近系”（kinkei）。其中，“马系”的学者主要研究《资本论》以及“劳动”“异化”等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1945年日本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影响达到顶峰。6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反对安保条约运动声势浩大，与马克思哲学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场学生运动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以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为契机，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不再是热门专业，甚至原来搞马克思研究的人都不再标榜自己属于马克思哲学或者“马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整体印象而言，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划分为不同时期。近年中国有部分学者把日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样划分有一定道理。因为到广松涉那批人为止的马克思哲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有比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味，也就是说多少带有“意识形态”倾向。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期。之后，“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逐渐减弱，直至后来纯粹把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对象进行研究，不再带有“意识形态”的思考倾向，所以属于“日本新马克思”研究。也就是说，在日本，到了平子友长这一代学者，已经只是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至于命名时加上“主义”是否合适，我认为“日本新马克思”后面不能加上“主义”，如果加上就不准确了，“主义”是带着意识形态倾向的。在日本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搞马克思哲学的人，一定会对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基础研究是非常扎实的。一些从事后现代研究的学者，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一定的先行性研究，而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人，同样绕不过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也会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学术研究，即所谓的“日本新马克思研究”，对于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青：日本有一个由各个高校的哲学工作者共同发起的“共生哲学研究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共生”的哲学理念，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探讨如何超越日本资本主义竞争原理，展望未来社会形态。他们是从马克思哲学这个角度出发，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展开批判性研究。这个学会2006年创立，我与尾关周二会长一直保持学术交流关系。2016年学会成立十周年，向我约稿，我写了《当代日本“共生”哲学理念解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文。此次论文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好机会，特别是我重点读了《资本论》部分篇章，深感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往往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很多论述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思关于农业的生产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对于正面临高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破坏两难的当代人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论文在《日本学刊》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共生哲学研究界的重视，他们已经翻译成日语，即将在日本的刊物发表。我还关注到日本有一个“地产地销”运动，这本源自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来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后来变成日本市民自发参加推动的一个运动，而且有很多学者在宣传这个理念。我认为也可以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一下这个运动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二、中国的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臧峰宇：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主要来自日本。日本学者在亚洲较早翻译和研究马克思哲学，到1934 年，日本学界已经出版了27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副卷、增补卷，之前也有《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单行本在日本流传。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赴日留学生和旅日的中国民主革命者及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日译本转译为中文，或翻译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前者如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参考日译本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08年1月民鸣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在《天义报》发表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1920 年8 月陈望道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在国内各地多次出版），1920年李汉俊在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译自远藤无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熊得山主编的《今日》1922 年5 月15 日第1 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首次根据日译本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后者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4月出版的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广智书局1903年3月出版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中国达识社组织翻译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陈溥贤1919年4、5月在《晨报》翻译发表的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以及在7月《晨报》发表的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的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李达译），施存统于1922年和1930年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大江书铺翻译出版的高畠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资本论大纲》以及他与钟复光合译的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进化书局1937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河上肇、栉田民藏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译）。在日译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和日本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也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如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参考文献，杨匏安发表在《青年周刊》的《马科斯主义浅说》主要参考了堺利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翻译与解读。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很多汉语词汇，最早也来自日本，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同志、妇女等等。在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应用层面，日本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中国学人接受，这与中国哲学对日本近代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在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心学。明末日本学人大盐平八郎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开办学塾“洗心洞”，力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藤树、井上哲次郎等在阳明心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家。年少时在汉学塾、游焉义塾等受过教育的三木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这些日本早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影响。例如，从三木清对“行为的哲学”的阐释中可见“知行合一”思想的印记，幸德秋水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志士仁人”，河上肇受到认同阳明心学的吉田松阴“文人经世”精神的启示而由文学转学法学，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在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日译马克思哲学著作和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的研究对象，而陈独秀、毛泽东、郭沫若等都曾受阳明心学影响，对此应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考据研究。这里有一个中日哲学相互传播和影响的问题，阳明心学传到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哲学，而日本近代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又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哲学传播者。中国国内做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名学者，曾经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问题展开过一些讨论。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而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则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见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4月6日）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一文。韩立新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从2006年起组织了一个团队翻译出版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具体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以张一兵为首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到2009年6月为止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当代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等著作。如果他们还能够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等，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邱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日本思潮中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在战后“和平民主时代”，日本很多对社会、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虽然不是日本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都同情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战前起就是如此。比如曾经对岸信介内阁的修宪动向有重大遏制作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的许多成员，包括丸山真男，他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曾经也被传是一个“KP”（共产党员）。鹤见俊辅等学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发起反战的“越平联”市民运动，也是有感于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主导的左翼运动的经验教训，事实上鹤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一些左翼人士的思想有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实际影响是巨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这样的内容很值得关注。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与相关思潮、运动的联系和区别。在日本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左翼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的“左翼”跟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跟日本共产党可能又不一样，日本工人运动跟日本其他社会运动还不太一样，战后与冷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本身也不太一样。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不同的派别，同样被称为“左翼”的学者或社会活动家之间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子安宣邦和柄谷行人的问题意识就不太一样。在具体实践中，以上情况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发挥影响。例如，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护宪运动乃至日中友好运动，都曾受到日本左翼阵营分化组合和路线变化的影响。再比如，在2015年的反新安保法运动中，参加者非常多样，不仅有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力量，也有“劳组”（工会）发起的力量，还有与两者主张都有所区别的学者，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包括反核运动人士，但在这个运动中大家的主张又有基本共同点。这些方面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值得深入比较研究，如果过于笼统地讨论可能会忽视很多有趣的问题。中国国内学界也正在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比如已经有博士论文在做关于尾崎秀实思想的研究，也有留日同学们自发组织《资本论》读书会。今后很期待能看到更多扎实的相关研究。（整理：李雷、叶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美]傅高义著，毛升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即出我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的时候，曾听过傅高义教授来我校作的一次演讲。那是在2012年的2月，《邓小平时代》（）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他演讲的题目就是书名。当晚，我们研究东亚的学生、访问学者还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傅高义教授愿意抽时间与我们见面。当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议正剑拔弩张，席间一位来自日本的访问学者向傅高义提出，日美应该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因为话题涉及中日冲突，讲者又语带激愤，会议室的气氛有点尴尬。傅高义马上转移了话题，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愠色。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表情，也很好奇他对中日关系究竟持何种看法，直到翻译完这本201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才明白他何以如此反应。《中国和日本》是一本充满善意之书。一位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的美国人，痛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化解彼此的误会与敌意。为此，他花了七年时间，参考了无数资料，写了这本书。今天，倡导中日和解的人不在少数，但和解的基础不应是忘记历史，或对过去讳莫如深，而是要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傅高义教授的著作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本书将中日关系放入一千五百年的长时段中来审视。全书共十二章，从593年推古天皇执掌日本大和政权，开始引入中国文明讲起，一直讲到当下的中日关系。在今天这个强调分科治学，鼓励做窄而深学问的时代，要讲述这么长时段的历史，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傅高义教授也不例外。尽管他是少数精通中文和日语，对中日皆有深入研究，并出版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等重要著作的学者，仍然需要研读大量的他人的研究。全书的笔墨主要落在近现代中日关系，但当傅高义给了我们一个长达一千五百年的视野时，读者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时间，和平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主流。无论中日之间的战争如何残酷，在一千多年里，那只是一瞬，并不足以定义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日之间的交流才是一千五百年两国关系的主流。国家之间，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恩怨情仇，不知从何说起。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该强调什么？傅高义用主要的篇幅，强调了中日之间深入地互相学习的三个时期：从600年到838年，日本学习中国文明；从1895年至1937年，中国学习日本西化的经验；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获得日本的技术支持和经济援助，发展经济。如果中日关系的主轴是深入地互相学习，那么两国关系史就不是一部“恨史”，而是互利、互惠、互帮、互助的交流史。正因为这些深入的交流，中日之间共享某些文化和历史，这一特质也使得两国人民更容易产生亲近感，甚至有惺惺相惜之情。傅高义指出，这种感情是西方人无论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交往时，都是很难产生的。显然，本书意在强调，看待中日关系，应多强调彼此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分歧。中日历史上因共享所产生的亲近感，是中日友好的基石。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本书突出了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中日和解无法跨越的一个障碍，就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那么，日本如何走上了战争之路？很多中国人相信，日本人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有着周密的计划，并一步步加以实施。有的甚至认为，日本人频频鞠躬的文明举止背后，其实隐藏着邪恶的天性。在明代，日本人就曾做“倭寇”，烧杀抢掠，搅得中国的沿海不得安宁。倭寇毕竟是倭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仍难移嗜血的本性，发动侵略自然也不意外。傅高义却强调，日本侵华，未必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明治天皇去世后，曾将中日两国结合在一起的各种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都无法重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当中国出现军阀割据时，日本的政治权力亦为军人所窃取。日本政府无能，军人不服东京管制，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到了1931年末，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也已经异常激烈，即使关东军占领满洲这一明显的军事独断，民众也乐见其成，还继续予以支持。政治上的失序、军人的不服从，以及民众的非理性，再加上日方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抵抗的决心，最后导致日本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战争之路。当我们将中日战争这一事件“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相信这就是日本人的“本性”使然，那么不仅战争无法避免，仇恨也无法化解。历史偶然性则强调“机会”（chance）“变化”（change）与“非必要性”（unnecessity），战争关乎各种因素机缘巧合所产生的意外，事先没有计划，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亦透露出他们深陷其中的困境。《中国和日本》英文版，Belknap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除了视角上富有新意，本书还博采英文、中文、日文学界有关的研究，并努力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进入中日关系的历史论述。对中文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非中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看法的一个机会。除了开阔眼界，或许亦能产生“了解之同情”。傅高义认为，今天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从近代以来主要由日本主导，变成了由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主导。中日之间的权势发生转移后，该如何相处？有西方学者将今日中日之间的纠葛，形象地概括为两个词，即“对不起”和“谢谢你”。中国总是指责日本，“对不起”说得太少，也说得不够真诚。而日本则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才有了之后的经济奇迹，却从来没有充分表达过感激之情，不肯说声“谢谢你”。既然中日之间的矛盾根植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傅高义对中日一千五百年关系史的新论述，也许可以促进和解，互相尊重，从今天两国的“政冷经热”过渡到“政暖经热”。本书虽为扎实的学术著作，目标读者并非专家，而是对中日关系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作者在写作时，亦为此目的用心加以安排，如不用术语、不引理论，多讲故事，少用注释，并详述了当下中日之间的重要议题，以增加现实感。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尽量保留英文原书的特色，使中文版的文字清通可读，并力求在史实上更加准确。

2014年，日本每天平均自杀70人，一人自杀被报道，多人争相效仿，更有了自杀森林青木原树海、东寻坊等“自杀圣地”的出现。在日本，自杀已经成为一种“变态”式社会问题。2015年，摄影师千贺健史的朋友自杀了，他决定为他做些什么。从2017年开始，千贺用文字、图片、数据调查等方式，创作《自杀潮》摄影项目，并在今年大理国际影会夺得“最佳新锐摄影师奖”。内包含4万字的英文论文、社会调查，及摄影作品。“要思考日本的未来，首先要回溯日本的过去，而自杀便是一个很大的母题。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改变社会对自杀的认知，帮助更多企图自杀的人。”自述 千贺健史 编辑 张锐嘉千贺健史接受一条采访今年8月，一条第一次邮件联系到千贺健史的时候，他的作品正在大理国际影会展出，“我现在人在东京，但我真的很想去大理看看。”36岁的千贺，大学学的物理专业，“我好奇心旺盛，物理是我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后来我的兴趣慢慢从物理世界法则转向人的故事。”大四时，他决定做一名摄影师，用摄影讲故事，至今完成了11个摄影项目。最新的，便是《自杀潮》手工摄影书的制作。千贺健史在画廊制作摄影书每一本的纸张和剪裁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摄影书的制作在一间画廊进行，千贺通常会选一个下午开始印刷，每张纸需要反复进入打印机4次，整本书共444页，复杂工序导致他每次在画廊待3天2夜，只能印完6到7本。三天后，再坐最晚的一班地铁回家。回家后进行剪裁、装订，一本摄影书才完成。采访在千贺的家进行，东京市中心外围的中野区，从地铁站出来可以看到密集的快餐、居酒屋，再往深处走就到了住宅区，幽静闲适，是个搞创作的好地方。千贺家20平米左右，摄制组进去后，显得有些拥挤，“真是不好意思，我家太小了。”小客厅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摄影书和相机，三部胶片和一部数码相机，也是他拍《自杀潮》用到的相机。拍摄期间，千贺带我们深入住宅区中的一处车次频繁的铁道。“几年有人曾在这里卧轨自杀，血溅到旁边的住宅楼上，所以后来这栋楼重新刷了蓝色的外墙。”铁轨旁边可以看到千贺提到的“生命的电话”，拨通生命热线和人聊一聊，是阻止自杀者轻生的最后希望。以下为千贺健史的自述。2015年，我的一个朋友自杀了。在这之前的4年，他消失过一次，两周后被找到了。他在这两周内去探访了日本知名的自杀圣地，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他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貌似有些好转，但最终还是在2015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自杀方式是当时人们讨论最多、最“流行”且没有过多痛苦的一种。我得知此事的时候想为他做些什么，留下些影像资料。但我意识到拍摄这件事有点在消费他的死亡。2年后我入围了Breda Photo Festival的一个委约计划，组委会提供资金让我们在一年时间内做出一个作品展出，主题是“To Beyond Infinity”(至无尽的彼岸）——一个思考、预测未来人类可能性的主题。策展人可能期待我们做一些高科技未来感的作品。但我的导师后藤由美提到：要思考日本的未来，首先要回溯日本的过去，而自杀便是一个很大的母题。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调研。千贺健史网站上的《自杀潮》项目日语中有各种词语，意思是为承担责任而终止生命，表忠诚，比如じさい （自裁：犯罪而自杀）和じけつ（自決：做了不道德的事自杀）。武士道切腹自杀精神（hara-kiri）更是被世界所熟知。甚至在当代社会，很多日本人做错事被世人指责时，他们会因保全自己名誉或惩罚自己，而选择自杀。比如2014年的内阁报告显示，80%的日本人赞同死刑，认为“一命换一命”不但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日本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死观念。我2018年完成的4万字英文论文，主要研究了自杀的成因：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追溯，自杀事件的媒体报道方式，以“维特效应”为代表的自杀模仿现象，人们对美好而神秘事物的追求等等......《自杀潮》部分作品 左滑查看更多从1933年开始，追溯日本群体自杀史我有一个摄影师朋友很喜欢日本怪谈传说。从他那听说怪谈的发源地之一伊豆大岛有人跳火山的传说。我便开始调查，辗转图书馆、自杀现场、区域政府等地。回到东京后我去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查阅文献、报纸资料。我开始思考自杀现象的成因到底是什么？1933年，一位在伊豆大岛跳火山的自杀者引起轰动，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所以当时的报道也极尽华美，报道用了类似“发生了一个极端的故事，女性神秘而美丽地死亡”的词藻。于是之后的一年之内，又有944人企图在此自杀。从那开始，日本各地又发生了几起群体自杀事件。70年代，日本板桥区的高岛平建起一片高层住宅，是当时比较少见的高层建筑。1977年，一位父亲带着2个儿子在这里跳楼自杀之后，几十人陆续在此跳楼，自杀发生频繁。媒体用计数的方式进行报道。歌手冈田有希子逝世地也有名人自杀后导致的群体自杀现象。比如1986年歌手冈田有希子去世后，一星期内有30多人追随她一起自杀。到了这个时代，自杀情绪的传播更延伸到互联网上。现在网上会有各种自杀方式痛苦程度的详细介绍。因为知道了某种轻松的自杀方式而导致某次自杀潮流的爆发，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比如硫化氢中毒自杀每年就有1000多起。《自杀潮》书中维特效应、思想病毒部分 左滑查看更多有一个英文单词叫“Werther Effect”：自杀模仿现象。（维特效应：1774年歌德发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述一个青年失恋而自杀。小说发表后极为轰动，在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维特效应”因此得名。）我开始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模仿自杀者的心理、大脑等生理活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信息在我脑中慢慢整合，完成了一个4万字的英文论文。以这些文字为基础，思考视觉上该如何去增强表达，然后开始摄影。新小岩车站自杀圣地的背后：可怕的社会认同与模仿人们经常会错以为自杀圣地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大众如何传播这个地方。最近，新小岩车站一时被称为新的自杀圣地。该站位于东京与成田机场之间，近一个月内4人跳轨。日本很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为了博人眼球开始计数，措辞通常是“在新小岩车站又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个月第几起。”仿佛在期待下一个自杀事件的出现。这样的报道，让人把新小岩车站和自杀联系到了一起，造成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自杀幻想，造成了去新小岩车站就能自杀的错觉。最终导致了连续的自杀事件发生。青木原树海图 左滑查看更多青木原树海，是日本最著名的自杀圣地，被称为“自杀森林”。这是在富士山脚下，是很安静很美的一片树海，富士山喷火之后造成土壤的凹凸和陷落。这里给人一种比较危险的感觉，人也不太愿意进去。树海附近本身就是一块不允许人进入的圣地，所以很安静，也更神秘，人不常来，死后遗体也很难被发现。这也是很多人来寻死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想自己的遗体被发现。起初自杀只是在当地发生的现象，后来慢慢地从外地远道而来自杀的人数逐年上升。其实最初引起这一现象的，是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著名小说《浪潮中的宝塔》。在小说中，一位美丽的女性消失在树海深处并走向死亡......远望青木原树海我并不是在责怪作家，这毕竟是他的个人创作。但人们的确因此憧憬着美丽的死法，前赴后继地去到自杀圣地。以前自杀者非常多，每年政府都会派人对树海进行搜索，搬运尸体并举行悼念，有关部门最后发布搬运回的尸体数量。但后来发现发表数字的行为，导致自杀者数量上升，于是再未对外发布过人数。除了树海里可以看到诸如“如果在此自杀，熊会将你的身体咬得稀巴烂“的警示语，非营利组织也会有人在树海附近进行谈心活动，这样的行为对自杀人数的减少，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寻坊东寻坊是位于日本福井县一个景观独特的海崖。同样受到电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东寻坊跳崖自杀的案件屡见不鲜。最多的是在2008年，有25人在此跳崖。但为保护自然景观，目前悬崖边并未修建防护栏。福井县为了防止人们到此自杀，特别安装了红外线摄影机，夜晚感应到有人想跳海自杀，就会播放“怎么了，别想不开”的录音，然后传消息通知当地的防自杀活动组织。（2004年，因一次捞尸工作而深受触动的退休警察茂幸雄，成立了“共鸣的心诗集/文集编辑部”——一个防自杀的非营利组织。截止到2014年的十年间，已成功阻止了500余人的自杀。他们在悬崖附近的几处住所还可供无家可归的企图自杀者休息。）2016年，东寻坊无一人自杀。主要原因是当时游戏Pokemon Go在东寻坊附近有一些稀有的神奇宝贝，抓神奇宝贝的观光客越来越多，使得自杀者因为不想引人注目而减少。东寻坊旁边有一个电话亭，在日本成为“生命的电话”（いのちの電話）。亭子里可以找到生命热线的号码，还有很多硬币，专门为了给这些轻生的人拨通电话的机会，和生命热线那头的人聊一聊。这是阻止他们自杀的最后的希望了。制作《自杀潮》摄影书我把4万字的研究文章，和拍摄的影像作品，最后集结为这本摄影书。摄影书只发售58本，这是我做调查时日本每日的自杀人数。乍一看这本书就是用线穿起来的一捆纸，实际并不是。这本摄影书是由好几本册子、通过极为复杂的穿线方法做出来的。因为这种方式与自杀的主题有相似之处：容易受到轻视，深层却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成因。这本书的封皮是我当时在美国印刷的报纸。翻开书最开始这一部分，是关于我那位自杀的朋友的故事。展示他2011年失踪的时候看过的景色，比如树海、东寻坊等。接着是关于所有的自杀事件的调查。这一页的女性形象，便是1993年引起群体自杀的女子。我重复影印她的照片，仿佛人们追随她死亡的过程。在不断重复复印后，她的脸慢慢变形成了像素点的集合体。人们好像完全不顾她自杀前的心境和思考，只是一味地追求神秘而美丽的自杀故事，这样的想法像流言一样感染了很多人，就是“思想病毒”现象(Mind Virus)。这是我认为这本摄影书最重要的影像之一。《自杀潮》中思想病毒的展示为了表现难以察觉的思想病毒，我故意在黑色纸张之上用黑墨印刷。《自杀潮》中的部分肖像摄影作品 左滑查看更多这本书总共采访了不到10个人。起初我联系到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让他们帮我找到曾经有过自杀倾向的人进行采访。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在跟曾经有自杀倾向的人回顾他们自杀心境，这样的行为让我自己觉得很恶心，渐渐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后来我发现亲近的朋友中，就有自杀未遂者。而和他们聊天，完全不能缓解他们的苦闷，反倒好像在压榨他们。那时，我就彻底放弃了对自杀者的采访。最后，拜托身边非常好的朋友完成了拍摄和部分采访。以后，我希望可以在生活上多帮助这些朋友，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千贺健史制作的日本自杀地图 红点为日本自杀多发地《自杀潮》内页“自杀不等于解脱，希望社会改变对自杀的认知”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从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间，日本每年自杀人数平均约为22000人。而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一下增至32863人，首次越过3万人大关。这种状况之后持续了十多年，日本成为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且自杀人群以工作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居多。2012年，日本自杀人数多年来首次低于30000人，此后持续走低。近年来韩国的自杀问题其实更加严峻。人们可能会觉得简单的问题比如霸凌就会导致自杀，但实际更为复杂。贫困的基础上夹杂其它压力，比如健康、人际关系、工作问题等，都可能成为自杀的导火索。其实我在生活中被逼到了尽头的时候，也曾考虑过自杀。我当时想，如果卧轨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吧。现在想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当下没有能逃离痛苦的方法。而当时从自己的认知体系里，唯一找到的出口就是自杀，过于轻易地把自杀和解决方案画上了等号。我希望通过《自杀潮》这本书让想轻生的人明白，他们认为的自杀或许并不等于解脱。人们常会说：真的想死，活不下去了。其实并不是真想死，而是想寻找某一种逃离痛苦的方式。我无法评价自杀者。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思考了各种排解方法最后能选择的可行方案是自杀。人想要逃离痛苦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定要责备的话，应该是责备没有给他们准备其他解脱方法的社会本身。我们必须明确此事。希望在未来，这个社会可以改变对自杀的认知。

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明写道：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将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活动发起人是24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杀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你不必到学校赴死。”“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一人。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持续下降，“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近1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类型的“不登校”：母子分离造成不安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过去，“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不上学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头于动漫和游戏。“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觉。”30岁的山口真央对日本雅虎新闻网回忆道，“我看电视剧，看深夜动画，在网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相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稳。不少孩子沦为“隐蔽少年”，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走上了自杀的末路。校园霸凌与“黑色校规”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那时，家长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不够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开学季都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省的报告显示，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干脆不上学；少部分人因为在读期间怀孕而被学校劝退。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本，“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耳。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内衣的颜色进行规定，并且由教职员工监督检查，结果导致了不少性骚扰案例。据“不登校新闻”网站报道，今年3月8日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日本初中对内衣颜色有要求，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校会进行检查；曾受到教职员工性骚扰的学生比例为1.9%，这意味着每两个班级中，至少有一人曾被教师动手动脚。试图获得父母更多关爱，也是孩子们“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很多父母既无时间也无精力照顾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的方式获取关注。“我想多看看父母，我一天也没机会跟他们说上几句话。”曾经的“不登校”儿童棚园正一告诉日本《朝日新闻》报。还有些人纯粹反感上学。“学校就如此重要吗？”有人在“不登校新闻”上匿名写道，“我现在30多岁了，依然不理解为什么必须上学。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我总是很痛苦。当然，我知道学校存在的意义，但我不适应学校的‘框架’……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要像个奴隶一样被困在学校里？”他们为帮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讨论“不登校”问题的同时，日本社会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教师家访、单独辅导等措施是“标配”。枥木县宇都宫市从2007年开始实施“缺勤一天就打电话，连续两天就家访”政策；名古屋市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不登校对策基本构想”，目标是在追踪孩子心理状态的同时，减少父母的焦虑并给予支持。一些人尽其所能，为救助“不登校”的孩子而奔走。据《朝日新闻》8月7日报道，43岁的教师工藤拓哉在石川县金泽市开设了名为“每个人的位置”的活动室，配有平板电脑、无线网络，还有从小学到高中的试卷和习题册。房间隔出了一个个独立空间，孩子们不必与他人接触。为了告诉孩子们“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绝望感，并提供更多出路，专门的信息渠道被建立起来。“就算不去学校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的先例很多。我认为，得知这一点会令你的焦虑消失。”小幡和辉对“不登校新闻”说。今年5月，这家日本最大的“不登校”新闻网站庆祝了成立20周年纪念日。编辑部中，不少人本身就有这种经历。“高三时，我逃学了。我很害怕，根本离不开家，花了将近一年才好起来。”21岁的水口真衣告诉雅虎新闻网，“两年前，一个电视节目提到了‘不登校新闻’，我征求了母亲的意见，于是一个月后，同龄人出席高中毕业典礼时，我已经在参加这家网站的编辑会议了。”“我没有试图消除这段痛苦的回忆。”水口说，“我想把它当作经验，告诉所有为学校而苦恼的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东京地方议员海津敦子在美国《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上发表《逃学不是问题行为》一文，她写道：“我们成年人能一年365天都开开心心的吗？谁都有沮丧的时候，成年人如此，孩子也一样……让他们返回学校并非唯一目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路。”宽容和理解对孩子至关重要。“当我不上学时，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听到母亲问：你今天想做什么？”山口真央说，“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会情绪失控地说，我知道我必须去那里！但又没有勇气对母亲发火，只能尽可能不去看她的脸。”24岁的楢崎唯对此感同身受。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不上学了，最糟糕的回忆是受抑郁症折磨时，父母却告诉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只是你。”“哦，连父母都不承认我的痛苦……我哭了。”她对《东洋经济》说。“自由学校”成为纾困之道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民间团体把“不登校”的学生们集合起来，通过私人教育让他们得以继续读书。政府肯定了这种做法，并帮助其转型为财团法人，以便获得财政补助，就读的学生也能取得有效的学位证明。进入2000年，这类机构愈发勃兴，被统称为“自由学校”。它们培养的一些学生经过短暂磨难后重回正轨，甚至有自由学校的毕业生考上了东京大学。日本第一所自由学校是奥地圭子于1985年创办的东京新宿学校，后来“转正”为东京新宿葛饰中学。该校在日本名声卓著，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到该校访问。距离葛饰中学不远的新宿大学也是自由学校，小幡和辉就毕业于此。该校校舍是一栋普通的两层小楼，大学部在地下一层，二楼是中小学，一楼则是办公室和活动室。大学现有4名职员，40名学生从16岁至23岁不等，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当学生们需要学习某一专业时，新宿大学就邀请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前来指导。这所学校学生不多，课程范围广泛，包括哲学、人类学、音乐、戏剧、法律、历史、电影等。不过，新宿大学的毕业资格不受政府认可。这里没有固定的学制和毕业年限，校方运营除了收取学费，还要靠学生各尽所能，比如学习戏剧的学生定期演出剧目，售卖门票。“那些学生非常闪亮和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署名“息子”的母亲在博客中写道。然而，自由学校非万用灵药，首要的问题就是供不应求。日本约有3万所小学和初中，自由学校则不到500所，远远满足不了“不登校”学生的需求，费用也不菲。据“不登校新闻”调查，自由学校平均每年收取学费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何况，相当一部分孩子根本不愿出门见人。在日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不登校”的孩子在升学和求职中都会遭遇重重歧视。“不上学是不被允许的”、“去自由学校的是弱者”、“除非你回去上学，否则没有未来”，这些声音都在折磨孩子们本已脆弱的神经。2017年9月1日，东京上野动物园发声支持“不登校”的孩子们。动物园在推特上贴出亚洲貘幼崽的照片，并配文道：“亚洲貘遇到敌人时，会一溜烟躲进水里。逃跑是不需要谁来许可的，请不要顾忌旁人的眼光，有必要就逃跑吧！如果无处可逃，欢迎来动物园。这里有很多不受人类社会束缚的动物在等你。”本文刊载于《青年参考》报8月16日A12版（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