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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侠贺平︱国际日本研究的转译与对译
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日本研究作品频频中译出版，“西方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界的一个持续热点。这其中，除了综合性的大型社科译丛之外，不少出版社还推出了以日本为主题的系列译丛或文库，嘉惠士林、功莫大焉。单行本的译著更是不胜枚举。随着数量的增加，“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译质量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不少硬译、误译、劣译、错译引起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界的指摘。转译的挑战关于日文与英文等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传播，欧美学界一度颇有争议。在国际日本研究的学术圈内，日本研究的“（不）可译性”至今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事实上，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益兴盛的新一代日本研究而言，这还是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争鸣的重要话题之一。在事关“可译性”的争论中，翻译的准确性始终是一个焦点。八十年代初，在六卷本《剑桥日本史》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约翰·霍尔等知名日本研究学者曾在华盛顿大学召开过一个专题研讨会，商议日本中世史的日英对译问题，并拟定了篇幅颇长的名词互译对照表。与会的日本和欧美学者都注意到，由于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背景下适用性各异，往往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表述，即便是似乎习以为常的“天皇”、“封建”等概念也是如此。因此，霍尔等人建议，在日本历史的日英互译中，当日文术语的英译暂时无法取得共识时，不妨保留日文原有形态不作翻译。在现实也可以看到，就像中文的Guanxi（关系）、Hukou（户口）等一样，英文学术文献中Keiretsu（系列制）、Zaibatsu（财阀）、Kaizen（改善）等专业日文词汇不断增加、渐具规模。但实际操作时的一个难题在于，这一使用原文音译的做法在学术类的著作中或许尚且可行，但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普及性读物中，则往往难以付诸实践，仍不得不加以解释性的翻译。国际日本研究的这一翻译挑战在转译为中文时又进一步放大。抛开更为宏观的认识论、本体论等问题暂且不谈，仅从文本翻译本身而言，若将日本研究由英文等第三方语言转译成中文，一些额外的技术性挑战也接踵而至。在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实践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往往不是语法、修辞，亦非所谓的“英式中文”，而恰恰是最基本的名词翻译。这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只是后者更为醒目，大多不经精校便一望可知。这些误译既包括特殊概念和术语，也包括一般性名词。就概念和术语而言，在日文和英文的对译中，这一问题颇为突出。对概念的注疏转述已属不易，而由释义后的英文回溯至日文概念本身则难上加难。但正如后文所示，这一难题在中文的迻译时反而有可能部分缓解。由于汉字的共性，大量原有的日文概念和术语得以直接转化为中文表述，前提是英文著作中标注了日文发音或原文。在中译中，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一般性名词的翻译。对于大量日文固有表述，如机构、职位、人名等，颇有一些中文译著未能精确回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外务省”不能按照其英文表述译成大部分国家的“外交部”，“大藏省”或“财务省”也非“财政部”，尽管后者从语义的角度而言并无错误。此外，部分专有名词，其日文与英文的原有表述并不完全对应。例如，中文和日文所称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不能按其英文直译为“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其上级机构也应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而非“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同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亦非“日本基金会”。日文人名的翻译不免老生常谈，但仍是事故多发的重灾区。由于日文发音特点，同一个罗马音有可能对应数个日文汉字组合。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国际日本研究的译校者和责任编辑似乎对此并无了解。因此，这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意识问题和常识问题。由此造成两大类的误译。一是将日文人名的罗马拼音按一般欧美人名的惯例作音译处理，且未能将姓和名的位置复原成日本人名的正常顺序。于是，著名的在美日侨学者奈地田哲夫就变成了“特索·纳吉塔”，文化人类学家别府春海也屡屡被译成“贝夫·哈鲁米”。二是张冠李戴，对于罗马拼音随意选取对应这一发音的日文汉字，而不核实日文汉字的原名。例如在国内一部日本经济学著作的中译中，封底特意突出两位日本学者和商界人士作为推荐者，无奈其中的“黑田诚”实为“黑田真”，“成泽越”又为“鸣泽宏英”之误。这一类问题在“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译中并不鲜见，在非日本研究专著、但谈及日本的其他中译作品中更加俯拾皆是。在西方汉学著作回译成中文时，亦有类似的问题。若原著标有日文罗马音或文后附有索引，翻译时尚可按图索骥，不然则需完全依靠译者自身的学术积累和专业判断，多个译者共同参与的译著又增加了译名统一的工作量。相较之下，在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中，这一类问题并不常见。一来，译者即便不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对其专有表述或约定俗成的用法或许也略有耳闻；二来，大量日文汉字经文字格式处理后可直接转化为中文，无需斟酌译文。上述问题是第三方语言译介的特殊之处，在今天的网络世界，减少乃至杜绝这类错误并不困难，只要充分利用国际主流搜索引擎和在线百科，往往就能找到答案。但恰恰由于简便易行，更使其误译难以让人一笑置之。转译的便利转译带来的并非都是挑战和难题。部分西方日本研究的原著，本就以欧美的一般读者为对象，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引经据典中，早已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需求。这些书籍转译成中文的难度相对较低，也往往更符合普通中国读者的知识水平和阅读需求。换言之，在对日本特殊文化的解释、分析和评述上，中国读者作为间接的受益者，也享受了原作者力图带给目标读者的便利。这一点，或许与那些以本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日文原著较为不同。日本文化人类学者桑山敬己举过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根据日本国内矢内原忠雄译本的人名索引及注释，新渡户稻造的英文名著《武士道》一书中共出现了157人，其中日本人仅20人，约占13%；中国人4人，分别为孔子、孟子、老子、王阳明；而“西洋人”却高达133人。这使得日文人名的回译翻译难度大大降低。此外，一部分日本研究名著的作者事实上也不谙日文，如《菊与刀》的鲁思·本尼迪克特、《日本文明》的艾森斯塔特、《日本镜中行》的艾伦·麦克法兰等。这也无形中降低了日文文献和特有表述所带来的翻译难度。英文等第三方语言的日本研究译成中文，有时亦有原著语言所不能及的特殊效果。例如美国学者阿列克斯·科尔的《犬与鬼》（Dogs and Demons）一书，其标题实出自《韩非子》，意指“犬马难，鬼魅易”。将其由英文回译成中文，显然使中国读者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语义所指。中日文之间的某种共通性也有助于降低“反向工程”的难度。1980年，国际日本研究学界的重镇《日本研究杂志》曾出过一个特集，聚焦日本研究的翻译问题。在特集中，查莫斯·约翰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政治术语的著名论文，列举了大量术语的内外含义差异及其导致的翻译困难，共分为十八大类。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汉字的共通，他举出的大量例子，例如“调整”“人脉”“育成”，在日英对译中似乎稍具难度，但在中日对译则往往无需大动干戈就能变通处理。又如《菊与刀》、《武士道》等西文著作中涉及的“忠”“孝”“恩”“义理”“人情”等概念和表述，在同为东方文化的中国和日本等国显然更具共感，也更易找到对应的中译表述。对于“幽玄”“物哀”“寂”“侘”等日本传统美学的概念，汉字的移用也比英文的解释性翻译便利得多，尽管对于同一词汇，也往往存在着“物哀”与“幽情”等不同的中译。又如土居健郎阐发的“甘え”的概念，尽管在中文和英文初译时均无对应的表述，但“娇宠”的中译似乎比英文的“依赖”（dependence）更妥帖周到一些。对译的参照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而言，翻译在“对外语的驯服和同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重要。中国和日本是这一“知识全球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两国一衣带水，借由翻译，彼此对对方产生的语言影响由来已久。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文词汇对于中文的影响更为突出。沈国威、陈力卫等学者对此已有系统而厚重的研究。黄兴涛、金观涛、刘青峰、邹振环、方维规等学者也多有精深的探讨。在日本研究的日文中译时，往往出现两种翻译的偏差。一方面，有可能过于强调中文与日文的“同文同种”，对于同一字面表述背后的语义差异不作深究。在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译著中，有时不明就里直接搬用日文，因此使语汇、句式呈现颇为明显的“日式风格”，甚至频频出现当代的“协和语”而不自察。相比词汇的借用，对于语法的不良影响更值得引起重视。近来，所谓的“日式翻译腔”甚至成为网络上参与者甚众的一个话题，看似戏谑，实则是颇有意义的讨论。在欧美原著翻译成日文或日文原著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不乏食洋不化、佶屈聱牙的问题。但由于第三方语言的间接转化，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成果中，这一类的问题反倒有所弱化。另一方面，不少日文表述，无论是“作为方法（事件）的XX”等句式，还是“超克”等特定的词汇，对于一般中国读者而言，初见似懂非懂、稍觉异样，久之则习以为常、渐成通语。随着“陌生化效果”和“违和感”的褪去，逐渐成为学术译著中的惯常译法，乃至内化成为中文的日常用语。“违和感”一词本身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尽管确能从中文典籍中找到“违和”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当代意义上的“违和感”用词源于日文，盛行于网络，初期不乏戏仿的成分，追求某种异域的新奇感，但却渐渐被广为接受。当然，这并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有现象。在当代中文和日文文学的创作和对译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村上春树的“小确幸”、杨逸的“穷得只能喝西北风”均是如此。相当一部分的国际日本研究除了中译之外，也被翻译成日文，或先有日文原著后有英译等外译。因此，在第三方语言的中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借鉴和参考日文原著或日译本，对提高译本质量往往不无小补。曾任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所长的星野勉举过一个例子：丸山真男的理论中不乏“原型”“古层”“执拗低音”等音乐术语。试想如果没有日文原著，直接从其英文译本翻译成中文，那basso ostinato恐怕并不会采用日文原文的表述，而极有可能采用“固定低音”等更为平实但韵味稍逝的译法。从实践来看，原著与日文译著互参，有助于降低中译的偏差和遗误。例如，作为《菊与刀》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中译之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三位译者的商务印书馆版就同时参照了英文原著与日译本。《拥抱战败》《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 1867-1989》等近年来的佳译亦如此。部分译著参考日译本补阙纠谬，甚至对部分关键内容做适当的调整。例如《虚幻的乐园》《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等，均参照了日译的标题设计，使中文标题更为妥帖。这种对译显示出译者的专业素养和敬业态度，也对其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和人员进行过至少四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历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出身日文专业，或以日文为基本工作外语。这一情况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新一代的中国日本研究学者在英文等第二外语上的能力普遍有所提高，部分学者甚至在欧美以及港台等地获得日本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另一方面，国际日本研究的中译自然也不是日本研究者的禁脔。少数专业译者正在崭露头角，显示出日益熟练的翻译技巧，甚至形成个人风格和品牌。这些译者的标杆作用有望拉动国际日本研究中译的整体水平，使更多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高质量作品出现在中国读者的案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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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助翟中国社科院发布《日本蓝皮书（2019）》关注日本各领域形势发展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记者 吴旭)《日本蓝皮书(2019)》发布会暨参议院选举后日本内外政策动向学术研讨会23日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社科院联合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研究成果，《日本蓝皮书(2019)》对2018年度日本各领域形势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围绕国际大变局背景下日本的选择与应对，重点就日本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皇室及自民党重大动向、“战后外交总决算”、广域经济合作构想、安全防卫政策、中美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并收录了该年度日本大事记。蓝皮书指出，2018年，在外部环境趋紧、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日本经济起伏较大。同时，安倍政府继续推进国内结构改革，进一步放宽劳动力市场限制，深化农业改革，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另一方面，明仁天皇“生前退位”意味着长达30年的平成时代的落幕，日本走向新纪元。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安倍成功实现三选连任，在自民党内保持了“一强”独大地位，但其修宪之路并不通坦。日本政党政治依然维持“一强多弱”格局，在野党几经重组未能对强势的自民党形成有效竞争与制衡压力。蓝皮书认为，面对国际变局的冲击，日本积极谋求“多向对冲”。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目标，力图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按照“新的三原则”发展对华关系。日美同盟基础保持稳固，战略协作有所拓展，但日美矛盾在诸多领域仍趋突出。具体到中日关系，蓝皮书指出，两国关系在2018年总体呈现加速回暖与持续改善的良好势头，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高层引领、合作深化、危机管控等利好因素有力促进了关系向好进程，而国际变局、经贸互利、日本战略调整被认为是中日关系改善的背景和动因。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面临利好条件及窗口机遇期，但要行稳致远，仍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在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共同坚定维护世界自贸体制的同时，需要妥善处理两国间重大敏感问题。展望2019年形势，蓝皮书指出，2019年统一地方选举及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将对日本政局乃至修宪动向产生重要影响。2019年正式改元后，“后平成”时代日本走向值得关注，日本将根据新《防卫计划大纲》规划落实军事力量发展，密切日美同盟关系，为日本提供更多海外干预的政策选项，并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一定影响。(完)
外籀小锐说 ｜ 这3万张照片，又把日本暴露了！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文/小锐）这两天，日本公布的一批侵华时期照片，引发了中日网友的集体讨论。从昨天（13日）起，日本京都大学开启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展览，展品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3.5万余张日军侵华期间的中国老照片。这些照片被称为《华北交通写真》，由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在抗战期间拍摄，战后交由京都大学保管。据介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属南满铁道公共运输公司，看似中日合资公司，实质为日本国有公司。除了实体照片展示外，此次展览还将照片发布上网，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参观。照片一经发布，随即引发中日网友热议。不过，两国网友的关注点却有着“天壤之别”。微博上，#日本公开3万余张侵华照片#的话题已有3.7亿阅读，讨论5万条。在评论区，中国网友们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我们没有权力替先辈原谅那些罪行。”有网友动情地说。而在日本社交媒体上，日本网友的评论却多集中在探讨风土人情、铁路沿途风景、以及赞赏照片整理工作十分完善等。同一组照片，为什么会在中日网友间引发如此大的差别？小锐进入虚拟展览馆查阅了相关照片。说实话，曾经在东北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小锐看了照片后，心里不是很舒服。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用一位中国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与“侵华”二字相比，这组照片看上去实在太过“粉饰太平”了：没有血淋淋的真相，没有不忍直视的历史，照片上所展示的，多是当时中国华北城市的基础设施、居民日常生活、铁路沿线车站等景象……与其突出它们是“侵华时期照片”，不如干脆称其为“历史风土人情照片展”！《华北交通写真》展览中的一组照片另外还有一些照片，将镜头对准了当时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日本员工们，比如一组讲述“妇人社员”的衣食住行的照片中，日本女员工们在学习茶道、聚餐、喝下午茶……完全是岁月静好的画风。这与国人提及抗日战争时脑海里浮现的有关“731部队”、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战争画面，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如果面对这组照片的是一个不熟知抗战历史的日本人，那么他/她恐怕很难将其与日本当年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联系起来。“看了看开封，街道干净整齐，人们表情平静。”有网友这样描述道。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告诉小锐，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许多战争亲历者对于历史采取了回避态度，以致于在片面信息传播影响下，如今日本的多数民众对侵华时期的中国的认知，都是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色彩。他们巧妙地忽略了当年日军在华的种种残暴行径，更愿意相信和呈现战争之外的“美好”画面。而这种认知上有意无意的偏差，形成了今天中日两国民众对那段历史所抱持的不同心态：当很多日本人所接触的历史都被加上了“滤镜”，对历史的反思和歉意又从何而来呢？中国人常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小锐希望的是，有一天，大多数日本民众能够认清真相，铭记一段真正的、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历史。（执笔/唐立辛）
魔翡翠海外网评：“不录用中国人”？别给中日关系“添堵”
来源：海外网图为大泽昇平（图/产经新闻）据日本《朝日新闻》11月25日报道，东京大学大学院特任副教授大泽昇平近日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表“（自己经营的公司）不录用中国人”“会把中国人的资料筛出去”等涉及歧视的言论，引来日本网民的广泛批判。东京大学24日在其官网发表致歉声明，称大泽是“短期工作人员”，其言论与校方无关等。大泽昇平作为日本最高学府聘用的特任副教授，发表这样赤裸的歧视言论令人遗憾，同时也让东京大学的声誉受损。从日本网民的反应来看，大泽和他的歧视言论在日本社会仅属于特殊案例，但歧视言论的背后其实反映出，部分日本人看待中国依然存在刻板成见。当然，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现代日本的客观认识。在当前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之际，如何消除两国社会间存在的误解与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决定新时代中日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中日两国民众应多去对方国家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观光旅游。近年来，访日中国游客数量的不断攀升，成为助推中日关系发展的民间新动力。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约为44万人，而2016年则上升至630万人，同年访华日本游客数量为259万人。通过旅游的方式前往对方国家，确实有助于双方民众了解一个与大众媒体报道不同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但当下的一个问题是，北京、上海、东京和大阪这样的一线城市，依然是两国民众的旅行首选，这其实也就制约了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多元了解，毕竟今天的北京与东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同样以冰雪知名的哈尔滨和新潟市则各具特色。因此，应鼓励两国民众积极前往对方国家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观光、旅游，以此增进对彼此社会的多元真实了解。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两国学术界关于对方国家研究成果的大众化。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根据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在2008年实施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现有110个日本研究中心或研所，多数是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的人员为1101人。如果说早期的中国日本问题研究者主要都是日语专业出身、仅熟悉日本语言文学的话，那么随着邦交正常化后赴日留学的日益便利，很多在日本学成归国的博士成为了新的研究主力。这也就使得整个科研队伍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借助于当前中国民众对日本了解欲望的普遍提升，有关日本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应该及时普惠大众，帮助大众更加客观地了解现代日本。要知道，近两年来在国内热销的由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它们本身就是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当然，相较于《菊与刀》《拥抱战败》等由欧美人撰写的日本研究著作，我们其实需要更多从中国人视角来研究分析现代日本的著作。对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常说“日本已将中国解剖了上千次”，从中可见日本对中国研究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但是，现在很多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图书不再是严谨、细致的学术著作，而是带着明显意识形态和情绪色彩的“反华”书籍，或刻意唱衰中国，或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其实也就扭曲了日本民众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因此，除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中国学者对本国的研究成果以及描述现代中国生活、中国年轻人生活的学术作品、文学作品也应尽早进入日本，从而促进日本民众对现代中国的了解。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需要促进更高水平的民心相通，让中日关系更有温度、更暖人心。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两国政府的引导、两国社会各界的共同投入，还需要两国民众的广泛参与，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的误解与偏见，从而保障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海外网评论员 陈洋）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点击“海外网评”，读懂中国与世界。
乘彼白云我们都认识黄兴，我们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和父亲一样伟大
盲文是一种年轻的语言，他的创造者黄乃是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原名一寰，他还有一个显赫的身份，就是中国民族革命先驱黄兴之遗腹子。黄乃很喜欢踢足球，年轻的黄乃由于踢足球失去了右眼。1949年，左眼又视网膜脱落，永远失去了视力。遭遇双目失明之痛后，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黄乃黑暗使黄乃更加懂得光明的意义，他自己需要学习交流，千千万万的盲人也需要一种理想的文字来学习文化，交流思想。当时，中国流传两种盲文，但是都有很大的缺陷，黄乃痛下决心，他决定创造一种崭新的，更准确的盲文。1952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改进，黄乃研究出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拼音盲文体系，第二年，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在全中国推广。盲文1991年12月，黄乃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黄乃先生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黄乃先生完全担得起此殊荣，因为盲文使盲人不再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与正常人一样，也为社会效力。盲文的普及使盲人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盲文就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乃先生的贡献和其父亲一样伟大
不亦劳乎拒绝跟随美英等发涉港联合声明后，日本政府“找补”：已向中国转达立场，不存在对日失望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孙秀萍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洋】日本共同社7日称，美英等国近日发表涉港联合声明时曾邀请安倍政府，但遭到后者拒绝。日本此举让美英等国感到失望。消息发出后，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关注。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8日回应称，已向中方转达日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美英等国也认同日本的应对方式。据日本时事通讯社8日报道，安倍晋三当天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对我国来说，香港是拥有紧密经济关系、人员交流的极为重要的伙伴，在‘一国两制’下，维持既有的自由开放体制，推进民主稳定发展，是我国一贯方针。”“我们已向中方提出建议，要求中方做出适当应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并与有关国家合作。”日本《产经新闻》8日称，菅义伟当天就“日本政府曾拒绝参加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一事表示，“我国已将强硬立场直接通过政府高层向中方转达，并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信号。”“美国、英国等相关国家也认同我国的应对方式，完全没有传达失望之声的事实。”针对日本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国内看法不一。日本知名政治记者安积明子在社交网络上评论称，“日本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声明等于接受香港的现状。”日本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则在推特上宣称，美国提出的制裁，使约1300家在港美企受到影响。与此相比，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不应该什么都不做。一些自民党政客及在野党近期也先后要求日本政府就香港问题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不过，不少日本网友认为，“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务，日本政府不应干预。”“日本政府没有追随欧美的步伐不好吗？难道必须要像美国那样批评中国，才正确吗？”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发表社论指出，“香港局势的稳定有助于世界。应鼓励中国制定有限度的国家安全法规。”“日本有很多公司在香港经营。为稳定日中关系，政府应向中国表达关切，要求维持香港的自由政治和经济活动，维持‘一国两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与一些欧美国家不同，日本政府迄今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态都比较克制，没有做出任何激进或极端的言行。这一方面缘于中日关系不断改善，日方不希望因插手中国内政事务破坏两国友好大局；另一方面，目前有大量日企在港从事经营活动，香港的繁荣稳定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日本此次在香港问题上没有跟美国走得太近，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反映出日本政府的理性和务实。不过，战后日本外交在很多情况下都追随美国，且安倍政府外交的“亲美”色彩仍十分浓厚，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不排除日本今后采取其他举动，这值得警惕。
归则下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赴福建福清调研日本黄檗文化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参访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 陈芝宽 摄中新网福建福清5月4日电 (郑松波)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学者李春光博士一行到访日本黄檗文化发源地福建省福清市，赴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处调研黄檗文化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到访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调研。 郑松波 摄李春光博士，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在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陪同来宾参观了黄檗文化走廊、黄檗文化展示馆、黄檗对外交流陈列馆等场馆，向来宾详细介绍了黄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探究日本黄檗文化起源。 陈芝宽 摄林文清介绍说，“黄檗文化”指的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著名高僧、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受邀东渡日本弘法。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当时华夏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建筑、雕刻、语言、音乐、书法、饮食、茶道、医药等方面影响巨大，后形成“黄檗文化”并流传至今。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15年4月7日，致力于对黄檗文化相关历史文化资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及研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立至今，已组织和接待上百场各项交流活动，促进福清与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交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到访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 陈芝宽 摄考察后，李春光博士对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果表示钦佩。他认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构想表现出积极态度。他表示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作为民间社团，要继续以文化为交流平台，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两国民心相通和友好关系。当天，双方还探讨了共同举办黄檗文化国际交流相关事宜。(完)
名士上海市日本学会举行研讨会 研讨美国大选后中日关系与地区局势
新民晚报讯（记者 吴宇桢）由上海市日本学会主办的 “美国大选后的中日关系与地区局势” 学术研讨会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沪上日本研究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就一系列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图说：上海市日本学会举行研讨会。上海市日本学会供图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事务所副所长船桥宪就“中日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了视频连线发言。与会专家还就“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走势”、“2020：上海与日本” 、“中日关系的现实与展望”和 “2020：中国与上海的日语教育与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发言。上海市日本学会顾问周斌在会间还介绍了中日邦交谈判的历史和见闻。当天，还举行了上海市日本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和“上海市日本研究界、日语教育界新年恳亲会”。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胡令远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既是时代的课题，也是学人的责任，是我们思考未来的出发点。上海市日本学会，将在新的一年继续完善交流机制，进一步推进中日民间学术交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上海市外办亚大处副处长周国荣、上海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主任廉德瑰、复旦大学日语系主任邹波、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陆慧海、姜咪红等参加了本次会议。上海市日本学会（SAJS）成立于1985年，是以促进日本问题研究和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直属市社联的一级学会，近年来连续获得“上海市优秀学会”称号。【来源：新民晚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白波若山日本想主导G7发表涉港声明 外交部：已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日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为向国际社会传递有关香港问题立场的必要信息，日本计划在下一次七国集团（G7）外长会上牵头起草一份有关涉港国安立法和“一国两制”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称，注意到有关报道，已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0日报道，安倍当天称，“对于在香港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日本也在表达担忧。”“日本意识到G7有引导国际舆论的使命，以‘一国两制’为前提，日本希望就香港问题在G7框架内牵头起草一份声明。”此前一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表达了类似观点。日本共同社近日称，日本政府拒绝加入美英等国的涉港联合声明。而几天后政府的表态却出现逆转，引发广泛关注。日本《朝日新闻》分析认为，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是安倍政权态度转变的原因。不过也有分析人士称，疫情之下，安倍政权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无法迅速找到良策振兴经济的情况下，只好寄望于通过外交举措稳住支持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1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中美之间，日本更多时候还是会选择站在靠近美国的一边。不过，从“拒绝参与”到“在G7内发挥主导”，反映出“后疫情时代”安倍政权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冲击巨大，安倍政权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所以并不希望得罪中国，但由于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叫嚣，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又使得政府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否则就容易被扣上“亲华”“对华软弱”的标签。华春莹10日重申，中国全国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做出决定，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有关国家应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环球时报）
长青树社科院对日研究学者赴福建福清调研日本黄檗文化起源
5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学者李春光博士一行到访日本黄檗文化发源地福建省福清市，赴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处调研黄檗文化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日研究学者到访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李春光博士，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在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陪同来宾参观了黄檗文化走廊、黄檗文化展示馆、黄檗对外交流陈列馆等场馆，向来宾详细介绍了黄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国际影响力。林文清介绍说，“黄檗文化”指的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著名高僧、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受邀东渡日本弘法。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当时华夏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建筑、雕刻、语言、音乐、书法、饮食、茶道、医药等方面影响巨大，后形成“黄檗文化”并流传至今。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15年4月7日，致力于对黄檗文化相关历史文化资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及研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立至今，已组织和接待上百场各项交流活动，促进福清与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交往。考察后，李春光博士对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果表示钦佩。他认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构想表现出积极态度。他表示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作为民间社团，要继续以文化为交流平台，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两国民心相通和友好关系。当天，双方还探讨了共同举办黄檗文化国际交流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