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申请博士

近几年日本sgu项目大火，尤其是海外硕士咨询读博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英国、澳洲、香港等一年制硕士来咨询能不能申请日本读博？那今天蔚蓝留学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原则上日本的很多大学在学术能力上不太认可授课型硕士，如果毕业院校为QS世界排名前200名，且有期刊发表内容的话是可以申请日本sgu博士的。那没有硕士毕业论文的一年制硕士能不能申请日本sgu博士？答案是可以的。一年制授课型硕士能申请日本大学博士吗但是根据申请学生出身专业的不同，对毕业论文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咱们先讲经济，管理，文学，教育等偏文科的专业来讲，90%以上日本sgu博士项目申请时都要求提供硕士论文，进一步解读硕士论文，包括了硕士毕业论文或者是相同级别的论文，比如说期刊发表的论文，或者是质量比较高的课程论文，那字数方面不能太少，建议1万字以上，此外的话还有理工医农专业，理工医农科大类相对要求宽松些，很多学校不强制要求有毕业论文，但需要有研究或者项目经验并提交相关的报告。如果没有毕业论文、期刊论文、项目和研究经验不能申博士，又想去日本留学，蔚蓝留学老师建议这部分学生建议重新就读一个硕士。因为日本的相对是比较重视申请者学术方面的能力，重新读一个硕士有的时候并不是坏事情。或者，不接受重读硕士的同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对于欧美毕业的学生想要去日本留学，蔚蓝留学建议同学们从入学开始，就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GPA，也就是绩点，同时能保持较高的学术能力，多多的去争取科研方面的一些经验最重要的呢，要跟导师保持好一定的关系，因为在日本sgu项目申请材料里面都是，包含2到3封的推荐信。以上这些信息是蔚蓝留学为大家介绍的一年制硕士申请日本博士的相关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并且预祝大家能够申请到意向学校。

日本读博人数锐减，专家推断：日本人可能再也不会得诺贝尔奖了诺贝尔奖相信大家都曾听说过，比如莫言、屠呦呦等就是我国知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家，但是论代表科学研究最高水平诺奖获得者来说，我国还是比较劣势的。相反，人口不如我国的邻国日本，自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却是除了欧美国家外获得诺奖最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令许多国人感到可惜。在进入新时代后，日本诺奖获得者激增，到了二十一世纪，日本诺奖获得者更是高居全球前二，仅次于美国。诺奖颁发平均算下来日本几乎每年都会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事情的转变来到2020年。就在今年日本人猜测诺贝尔奖会由哪个日本科学家获得时，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今年的日本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日本曾今的诺奖获得者大隅良典对此惊呼：日本可能再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大隅良典曾几何时，有不少人认为，诺贝尔奖迟早会被日本人“霸占”，但是事实的结果却是不尽人意，为何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日本，有的人认为，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是支撑他们能一直获得诺奖的关键所在。就比如日本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就在得奖后全世界都认为田中耕一会搞讲座满世界捞金时，他却选择了继续回到实验室潜心做实验。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鼓励重视学前教育是他们能获得诺奖的关键，日本在学龄前就教育小孩们要对大自然和周围一切保持好奇心，特别是在一些优秀小朋友成为科学家时，他们的好奇心也都一直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份好奇心，所以最终才会在领域内突破获得诺奖。田中耕一在日本诺奖“井喷”时代，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一样，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很多危机，毕竟那时的日本经济实力太强，做学术的年轻人不必为了生计而担心，只要潜下心来搞科研成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自90年代之后，日本对科研经费投入只是略微涨幅，与欧美、中国等国家相比，科研经费的涨幅可以忽略不计，韩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涨幅都是日本的5倍。八十年代日本在进入老龄化后，本来年轻人就很少了，留给年轻人做学术的岗位更是少之又少，就拿日本读博人数来说，2003年时日本进入研究生院读博士学生就超过了1.8万人，而在2018年时日本读博人数不增反降，已不足1.5万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生活问题，毕竟，除了少部分日本博士外，绝大多数日本博士在读博时不仅要缴纳高昂的学费，还要为了生计问题而犯愁，再加上日本“安倍经济”导致科研经费大幅度遭到缩减，日本博士处境更为艰难。说到底，科研一方面除了人之外，经济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日本目前的“危机”并不只是在日本才有，虽然我国博士生数量已跃居全球前列，可是，博士生增多也并不是好事，博士生质量能否过关才是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所在。大家认为呢？

如果不是因为要去留学，可能很多同学对日本大学生院都没有一个概念。在日本的教育体制当中，这相当于在本科之后的一个教育机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研究生院。在日本教育水平高、有众多质量在世界前列的综合大学。学生在日本所获得的研究生（硕士及博士）学历被中国教育部认可，世界公认。因此近年来赴日留学也成为一种热潮。今天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学院的几点。1、国立/公立/私立国立大学由日本政府设立，公立大学一般由地方政府或组织设立，私立大学顾名思义，是指主要由民间资本所维持经营的大学。日本各类大学加起来有779所，其中公立大学86所，国立大学86所，私立大学就有600所以上。很多同学在留学首选中都会选择国立大学，原因很简单：学费低。但并不代表私立大学就不如国立大学，比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院校就是超一流私立大学，并且排名都很高。只是私立大学与国公立大学侧重性不同，国公立大学由于有政府资金支持更注重社会实践，私立多侧重于社会实践。2、研究生特点之前也为大家提到过日本研究生的含义，这里就来说说研究生的特点。（1）无学位，相当于旁听生。（2）研究生课程一般由导师指定。（3） 研究生在学阶段与导师关系很重要，入大学院的时候导师的作用很大。这一阶段很利于提升情商。（4）一般不可以申请奖学金。但是有很多时间打工。（5）研究生拿的是留学签证，享受一切留学签证的待遇。3、科目履修生科目履修生一般是具有交换留学性质的学生类别，由中日缔结了交换协议的大学之间派送，到相互的大学交流学习的。科目履修生与日本研究生的性质类似，无法取得学位。部分学校的院系所开设的履修生，之后顺利进入所属的大学院的话，履修阶段的部分学分是可以转换成大学院阶段的学分的。科目履修生拿到的也是留学生签证，一般为1年。也有大学院系的招生网站会直接对私人开放履修生申请，大家也可以到官网查看。4、申请博士日本把博士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相当于国内所指的硕士课程，后期即真正的博士课程。博士一般就读三年，但具体的毕业时间还是要根据各个学生及导师的情况，有些同学因为各种情况没有达到导师要求，毕业时间一拖再拖。能够读到博士都是偏研究性的学术了，如果是对自己专业有一直接触并且深入研究的想法可以考虑一下。免责声明：图文整理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新华社东京8月11日电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研发支出较多的7个国家中，只有日本的新增博士数量在减少，日本的高质量论文数量排名也在大幅下降。日媒担忧日本科研竞争力会受此影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项调查发现，研发经费较多的中美日韩英法德7国中，只有日本新增博士数量呈减少趋势。2000年日本每百万人中新产生127个博士，而这一数字到了2016年减少至118人。在这个指标上，21世纪初与日本相当的美韩在2016年大幅超过日本，分别达到258人和278人。报道称，这暴露出目前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弱势。日本企业中，博士超过5%的行业只有制药业等部分行业，但在美国，主要行业的博士比例均超过5%。研究人员推测，这是因为在日本很难找到能发挥博士作用的职业，所以读博士的人减少了。这项调查还指出，人才培养的停滞似乎也影响到了日本的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日本科研论文数量从最高时位居世界第2降至第4。在全球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高质量论文中，日本已大幅降至世界第9。日本媒体说，这项调查结果与2018年度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的结论一致，日本科研竞争力可能面临下降风险，相关趋势值得担忧。该白皮书显示，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只有日本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在政府科研预算方面，日本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国中增幅最小。（完）

千叶大学是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定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投资的一流大学。千叶大学教学质量优异，是很多留学生的申请首选。下面智课选校帝为您详细讲解千叶大学申请条件及专业设置，想去千叶大学留学的同学不要错过。一、日本千叶大学申请条件1、硕士课程、博士前期课程以及专门技术职务学位课程①大学毕业或可能毕业;②在外国完成或可能完成16年学校教育课程;③本校大学院认定具有与大学毕业同等以上学力的人。2、博士后期课程及后期3年博士课程①具有硕士学位或者可能取得硕士学位的人;②在外国被授予硕士学位或相当于学位的人，以及可能被授予硕士学位的人;③本校的大学院认定具有与硕士学位同等以上学力的人。3、4年博士课程①在大学完成或可能完成6年医学、牙学课程的人，或从兽医学系毕业或可能毕业的人;②在外国完成以及可能完成18年学校教育课程;③本校大学院认定具有与从6年医学、牙学课程或兽医学系毕业同等以上学力的人。二、日本千叶大学专业设置1、理学研究科：数学·信息数理学科、物理学科、化学科、生物学科、地球科学科2、看护学研究科：医院看护系统管理系、保护设施看护系统管理学、地域看护系统管理学3、工学研究科：建筑·都市科学、设计科学、人工系统科学、共生应用化学4、园艺学研究科：生物资源科学、绿地环境学、食料资源经济学5、融合科学研究科：细微科学、信息科学6、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地域文化形成、公共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综合文化研究、尖端经营科学7、医学研究院：医科学、综合药品科学、医疗药学8、药学研究院：综合药品科学、医疗药学9、专门法务研究科(法科大学院)：法律基本科目、法律实务基础科目、基础法学·临接科目、展开·先端科目10、自然科学系：数学·信息数理学、理化学、生命·地球科学、纳米规模科学、都市环境系统、设计、建筑、机械系统、电子情报系统、智能情报工学、像科学、物质化学工学、材料·物性工学、生物资源科学、环境计划学11、教育学研究科：学校教育、国语教育、社会科教育、数学教育、理科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保健体育、技术教育、家政教育、英语教育、养护教育、学校教育临床、教学计划开发、学校管理关于日本千叶大学申请条件及专业设置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以上就是智课选校帝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解更多出国留学相关信息及最新动态尽在智课选校帝，祝大家学习进步，一切如意。

“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员‘投奔’中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员因在本国难以就职流向海外，而在华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联系数位在中国高校做研究的日本学者，听他们讲述来中国搞科研的故事。记者发现，这些日本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来中国，无外乎是出于对深耕专业领域的朴素愿望以及对“科研舞台”的深切渴望。1. 来中国是为了挣钱？误解！“在日本真没工作！”野和田基晴是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让人误会我们来中国只是为了挣钱。有人还因此遭遇网络攻击，被骂‘卖国贼’。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 野和田基晴自2005年获得日本东海大学博士学位后，野和田基晴迟迟未能谋得教职岗位，只得辗转于国内外高校做博士后。2010年，在中国台湾的博士后生活告一段落，野和田回到日本求职未果，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继续博士后生涯。2015年，野和田再次回到日本，但求职屡屡碰壁，后经在北大结识的友人引荐，仅凭一份个人简历，连面试都没有就开启了在山东大学的科研生涯。说起来华契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岛袋隼士给出相似理由。201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岛袋隼士便赴巴黎天文台做起博士后。“在我的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的招聘岗位不过五六个，没被录用的话，只能接着做博士后。可即便如此，日本国内的选择也少得可怜，必须把眼光放到国外。”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18年7月，岛袋来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经过短短一年时间，他便在云南大学获得教职。 云南大学的岛袋隼士“终于不用再找工作了！”岛袋隼士说这番话时人在云南大学的研究室。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科研人员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除了良好的硬件设施，这所“双一流”高校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之间用英语交流，没有语言障碍，非常国际化。据岛袋讲，他还成功申请到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的科研经费，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只要做出成绩，他便可以晋升副教授，顺利的话，40岁前后就可以荣升教授。这在日本难以想象，45岁时生活依然颠沛流离的学者大有人在。岛袋眼下醉心于研究，他说要珍惜这份幸运。2. “在这里获得的支持”日本不能比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为22143.6亿元人民币，2018年为19677.9亿元。《日本经济新闻》称，以2018年的数字看，日本的科研投入金额仅为中国的1/7。而且，日本大学当中未满40岁的教员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创下新低，年轻学者谋求教职愈发困难。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科研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创业补贴等。外籍学者可提交英文申请材料，且不会因此在审查上处于劣势。野和田基晴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4年10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与他相同资历的学者，如果在日本申请，大概只有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终身雇佣制，可日本政府从2004年开始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削减运营经费，很多科研人员无法获得科研经费，不得不做事务性工作。受困于职位和经费的激烈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做研究。现在，中国的科研经费直追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岛袋隼士说，不仅如此，他还在校方支持下加入了某个国际望远镜研究项目，可以优先使用最新获取的研究数据。该项目并不免费，没有财政支持单凭学者自身根本无力承担。中国的科研环境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某“双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国高校的教师数量远大于日本大学，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占比低，可以专心搞科研。此外，在中国，导师具有独立性，能相对自由地开展主题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最让田中羡慕的是，中国有大量学术职位，只要不挑学校、不挑地点，就可以留在学术界，走上学术道路，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求之而不得的待遇。不过，田中也提到中国科研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看来，中国比日本更重视人脉，应聘高校里有无相识的中国老师格外重要。否则即便简历上的成绩再突出，被录取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田中还说，有些学者为了申请更多经费，拼命把研究内容往国家政策上靠拢，长此以往逐渐背离了研究的初心，本末倒置；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形成了某种权威主义，一时难以推翻。3. 社交媒体驱动中国科研“中国的科研经费确实比日本充足，外界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光凭这一点并不能增加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在采访过程中，野和田基晴表示，科研人员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能力”，更要具备“沟通能力”，通过相互探讨促使自身能力更进一步。野和田观察发现，中国和日本的科研风格存在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研究室的上下级和平级之间非常团结，沟通顺畅；第二，社交媒体的繁荣促进了科研的发展。野和田本人对此已经非常适应——《环球时报》记者最初给野和田发了采访邮件，他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搜索手机号码加上记者微信。野和田告诉记者，日本人到现在仍然喜欢发邮件，这种个人对个人的交流局限性明显，对方快的话一天之内回复，慢的要等很久。中国不一样，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群，无论是教师之间的联络，还是团队内部讨论研究内容，都可以随时沟通，非常便捷。“我们的群特别活跃，你一言，我一语，时不时擦出思想火花。”野和田说，所有成员被凝聚成一股力量，重视团队合作，最终团队和个人都能取得相应成果。他认为，这种合作意识是中国科研成果不断叠加的基础，社交媒体的发达在其中起到驱动和促进的作用。作为在中国搞科研的学者，日本研究人员难免遭遇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比如在其国内遭到批判，有关技术流出的讨论不绝于耳。一般社团法人科学·政策和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木英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20多年，很多退休日本技术人员被中韩企业返聘，因此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本技术流出，甚至说有些尖端技术被用于武器开发。“实际上，所谓因高新技术流出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现如今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也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只不过日本过去是技术强国，外界容易过度评价日本的技术能力，因此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心。”木英介说岛袋隼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所从事的天文学研究属于基础科学范畴，基础科学说白了就是“理论研究”，无所谓“偷与不偷”。这种不好“变现”的学科，不存在技术流出的问题，反倒是很多学者在中国得到支持，发表大量论文，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木英介也表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同，并不涉及技术问题。日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技术流出”的担心是个误会。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更应鼓励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 野和田基晴（左三）与其他中外学者4. “一切要靠实力说话！”木英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当下的日本，几乎没有研究者的岗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科研人员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为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年轻学者的确越来越多。岛袋隼士有同感，身边不断有日本朋友向他打听在中国的研究生活。“去中国吧！”“经费充足”“广泛招聘”……在日本社交媒体和网站上，这样的宣传不在少数。野和田基晴认为，这种关键词有些片面，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他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深感“竞争愈发激烈”。野和田说，以前欧美各国位于科研第一方阵，很多日本学者都以赴欧美深造为目标。但现在，中国已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不光是日本，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愿意到中国搞研究。再加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本国人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留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为18460人，连续4年呈现上升趋势。木英介表示，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这对科研人员来说相当有诱惑力，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比肩欧美，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在中国搞科研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实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一切要靠实力说话！科研经费再充足，没有研究成果也申请不到，学术岗位再多，发表不了论文也就无法坐稳。”野和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太多优秀人才聚集，很多自以为崭新的课题已经有人做过，所以必须时刻去发现、思考新的问题，以致“有种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竞争激烈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往的通过率约为20%，现在降到15%。而且，外籍学者仅凭一份简历就能获得教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每天（给自己）加油！加油！”野和田用中文说。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畑亨已在该校工作6年，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些媒体将他塑造成在中国顶尖学府工作的“优秀学者”，这是误会。实际上，他现在面临申请科研经费遇阻、论文难以发表的困境，指导的学生也因感到危机而打算另寻出路。“我的研究生涯陷入风烛残年的窘境，”高畑亨说。这6年里，高畑亨习惯了中国的研究生活，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还是用中文进行，使他时常产生“访客”的感觉。而自己的研究室没能发表论文，更让他感到艰难。高畑亨表示，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在中国，不断有新的挑战，挑战成功的人能获得远远高于日本的报酬。眼下，高畑亨正在为获取重要的研究数据而拼尽全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场竞争，要么率先发表论文，要么终结学术生涯，我倒要看看哪个先来。”来源：环球时报

我叫古力拜克拉木·夏甫开提，是一名在日本留学的新疆人，现在就读于日本筑波大学医学系博士三年级。1989年1月19日，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夏甫开提·热合木吐拉是新疆师范大学电子信息与物理学院的一名讲师。母亲阿米娜·阿布都卡德尔是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物理教师。妹妹图马里斯·夏甫开提，2017年7月从深圳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新疆，目前在乌鲁木齐市第38中学担任数学教师。我于2008年毕业于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在攻读本科期间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先后获得了“光华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并积极参与了学校组织的各种学术创新活动。大四寒假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日本筑波大学医学系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招生宣讲会，会议中介绍了各位教授的专业研究领域，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关于糖尿病的科研项目。之所以选择此科目，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糖尿病患者数居全球首位，每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糖尿病。我决心在此领域深入研究，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祖国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于是我与高桥教授取得联系，递交了申请资料。同年10月，我顺利考上了日本筑波大学医学系硕士，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从此开始了赴日留学生涯。新的文化，新的环境，让我感觉格格不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于是，我利用每周闲暇时间，参加了日语培训班。在培训班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祖国大家庭的留学生，我们互相帮助，相互鼓励，为枯燥的求学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我们一起聚餐，相互交流，这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共同跳跃的“中国心”。2015年9月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医学专业硕士学位。为了获得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为将来回报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决定继续攻读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15年10月我成功通过了博士学业申请。在赴日求学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从事科学研究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艰辛还要枯燥。尤其在继续攻读博士专业中，为了在试验项目中取得进展和突破，在糖尿病医学专业领域做出成绩，我常常早出晚归，有时甚至通宵待在实验室做实验研究，写实验报告。实际上，很多时候实验结果都是不理想的，不知道到底在哪一个步骤出了问题，需要从头再来重新规划设计。在此同时，还要参考大量的学术论文报告，统计分析数据，这种焦头烂额的感受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但一想到将来学成回国了，可以为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就会斗志昂扬，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作为一名在日本留学的新疆人，在海外学习的这些年，从周围的留学生交谈中散发的自信能感受到祖国的蒸蒸日上，从父母的联络中能感受到新疆的社会稳定，从亲朋好友的联系中能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座右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作者：古力拜克拉木·夏甫开提，日本筑波大学医学系博士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员‘投奔’中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员因在本国难以就职流向海外，而在华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联系数位在中国高校做研究的日本学者，听他们讲述来中国搞科研的故事。记者发现，这些日本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来中国，无外乎是出于对深耕专业领域的朴素愿望以及对“科研舞台”的深切渴望。1. 来中国是为了挣钱？误解！“在日本真没工作！”野和田基晴是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让人误会我们来中国只是为了挣钱。有人还因此遭遇网络攻击，被骂‘卖国贼’。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自2005年获得日本东海大学博士学位后，野和田基晴迟迟未能谋得教职岗位，只得辗转于国内外高校做博士后。2010年，在中国台湾的博士后生活告一段落，野和田回到日本求职未果，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继续博士后生涯。2015年，野和田再次回到日本，但求职屡屡碰壁，后经在北大结识的友人引荐，仅凭一份个人简历，连面试都没有就开启了在山东大学的科研生涯。说起来华契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岛袋隼士给出相似理由。201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岛袋隼士便赴巴黎天文台做起博士后。“在我的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的招聘岗位不过五六个，没被录用的话，只能接着做博士后。可即便如此，日本国内的选择也少得可怜，必须把眼光放到国外。”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18年7月，岛袋来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经过短短一年时间，他便在云南大学获得教职。“终于不用再找工作了！”岛袋隼士说这番话时人在云南大学的研究室。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科研人员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除了良好的硬件设施，这所“双一流”高校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之间用英语交流，没有语言障碍，非常国际化。据岛袋讲，他还成功申请到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的科研经费，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只要做出成绩，他便可以晋升副教授，顺利的话，40岁前后就可以荣升教授。这在日本难以想象，45岁时生活依然颠沛流离的学者大有人在。岛袋眼下醉心于研究，他说要珍惜这份幸运。2. “在这里获得的支持”日本不能比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为22143.6亿元人民币，2018年为19677.9亿元。《日本经济新闻》称，以2018年的数字看，日本的科研投入金额仅为中国的1/7。而且，日本大学当中未满40岁的教员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创下新低，年轻学者谋求教职愈发困难。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科研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创业补贴等。外籍学者可提交英文申请材料，且不会因此在审查上处于劣势。野和田基晴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4年10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与他相同资历的学者，如果在日本申请，大概只有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终身雇佣制，可日本政府从2004年开始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削减运营经费，很多科研人员无法获得科研经费，不得不做事务性工作。受困于职位和经费的激烈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做研究。现在，中国的科研经费直追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岛袋隼士说，不仅如此，他还在校方支持下加入了某个国际望远镜研究项目，可以优先使用最新获取的研究数据。该项目并不免费，没有财政支持单凭学者自身根本无力承担。中国的科研环境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某“双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国高校的教师数量远大于日本大学，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占比低，可以专心搞科研。此外，在中国，导师具有独立性，能相对自由地开展主题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最让田中羡慕的是，中国有大量学术职位，只要不挑学校、不挑地点，就可以留在学术界，走上学术道路，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求之而不得的待遇。不过，田中也提到中国科研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看来，中国比日本更重视人脉，应聘高校里有无相识的中国老师格外重要。否则即便简历上的成绩再突出，被录取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田中还说，有些学者为了申请更多经费，拼命把研究内容往国家政策上靠拢，长此以往逐渐背离了研究的初心，本末倒置；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形成了某种权威主义，一时难以推翻。3. 社交媒体驱动中国科研“中国的科研经费确实比日本充足，外界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光凭这一点并不能增加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在采访过程中，野和田基晴表示，科研人员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能力”，更要具备“沟通能力”，通过相互探讨促使自身能力更进一步。野和田观察发现，中国和日本的科研风格存在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研究室的上下级和平级之间非常团结，沟通顺畅；第二，社交媒体的繁荣促进了科研的发展。野和田本人对此已经非常适应——《环球时报》记者最初给野和田发了采访邮件，他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搜索手机号码加上记者微信。野和田告诉记者，日本人到现在仍然喜欢发邮件，这种个人对个人的交流局限性明显，对方快的话一天之内回复，慢的要等很久。中国不一样，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群，无论是教师之间的联络，还是团队内部讨论研究内容，都可以随时沟通，非常便捷。“我们的群特别活跃，你一言，我一语，时不时擦出思想火花。”野和田说，所有成员被凝聚成一股力量，重视团队合作，最终团队和个人都能取得相应成果。他认为，这种合作意识是中国科研成果不断叠加的基础，社交媒体的发达在其中起到驱动和促进的作用。作为在中国搞科研的学者，日本研究人员难免遭遇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比如在其国内遭到批判，有关技术流出的讨论不绝于耳。一般社团法人科学·政策和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木英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20多年，很多退休日本技术人员被中韩企业返聘，因此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本技术流出，甚至说有些尖端技术被用于武器开发。“实际上，所谓因高新技术流出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现如今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也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只不过日本过去是技术强国，外界容易过度评价日本的技术能力，因此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心。”木英介说岛袋隼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所从事的天文学研究属于基础科学范畴，基础科学说白了就是“理论研究”，无所谓“偷与不偷”。这种不好“变现”的学科，不存在技术流出的问题，反倒是很多学者在中国得到支持，发表大量论文，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木英介也表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同，并不涉及技术问题。日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技术流出”的担心是个误会。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更应鼓励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4. “一切要靠实力说话！”木英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当下的日本，几乎没有研究者的岗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科研人员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为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年轻学者的确越来越多。岛袋隼士有同感，身边不断有日本朋友向他打听在中国的研究生活。“去中国吧！”“经费充足”“广泛招聘”……在日本社交媒体和网站上，这样的宣传不在少数。野和田基晴认为，这种关键词有些片面，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他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深感“竞争愈发激烈”。野和田说，以前欧美各国位于科研第一方阵，很多日本学者都以赴欧美深造为目标。但现在，中国已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不光是日本，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愿意到中国搞研究。再加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本国人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留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为18460人，连续4年呈现上升趋势。木英介表示，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这对科研人员来说相当有诱惑力，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比肩欧美，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在中国搞科研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实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一切要靠实力说话！科研经费再充足，没有研究成果也申请不到，学术岗位再多，发表不了论文也就无法坐稳。”野和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太多优秀人才聚集，很多自以为崭新的课题已经有人做过，所以必须时刻去发现、思考新的问题，以致“有种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竞争激烈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往的通过率约为20%，现在降到15%。而且，外籍学者仅凭一份简历就能获得教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每天（给自己）加油！加油！”野和田用中文说。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畑亨已在该校工作6年，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些媒体将他塑造成在中国顶尖学府工作的“优秀学者”，这是误会。实际上，他现在面临申请科研经费遇阻、论文难以发表的困境，指导的学生也因感到危机而打算另寻出路。“我的研究生涯陷入风烛残年的窘境，”高畑亨说。这6年里，高畑亨习惯了中国的研究生活，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还是用中文进行，使他时常产生“访客”的感觉。而自己的研究室没能发表论文，更让他感到艰难。高畑亨表示，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在中国，不断有新的挑战，挑战成功的人能获得远远高于日本的报酬。眼下，高畑亨正在为获取重要的研究数据而拼尽全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场竞争，要么率先发表论文，要么终结学术生涯，我倒要看看哪个先来。”

“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员‘投奔’中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员因在本国难以就职流向海外，而在华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联系数位在中国高校做研究的日本学者，听他们讲述来中国搞科研的故事。记者发现，这些日本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来中国，无外乎是出于对深耕专业领域的朴素愿望以及对“科研舞台”的深切渴望。1. 来中国是为了挣钱？误解！“在日本真没工作！”野和田基晴是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让人误会我们来中国只是为了挣钱。有人还因此遭遇网络攻击，被骂‘卖国贼’。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野和田基晴自2005年获得日本东海大学博士学位后，野和田基晴迟迟未能谋得教职岗位，只得辗转于国内外高校做博士后。2010年，在中国台湾的博士后生活告一段落，野和田回到日本求职未果，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继续博士后生涯。2015年，野和田再次回到日本，但求职屡屡碰壁，后经在北大结识的友人引荐，仅凭一份个人简历，连面试都没有就开启了在山东大学的科研生涯。说起来华契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岛袋隼士给出相似理由。201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岛袋隼士便赴巴黎天文台做起博士后。“在我的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的招聘岗位不过五六个，没被录用的话，只能接着做博士后。可即便如此，日本国内的选择也少得可怜，必须把眼光放到国外。”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18年7月，岛袋来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经过短短一年时间，他便在云南大学获得教职。云南大学的岛袋隼士“终于不用再找工作了！”岛袋隼士说这番话时人在云南大学的研究室。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科研人员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除了良好的硬件设施，这所“双一流”高校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之间用英语交流，没有语言障碍，非常国际化。据岛袋讲，他还成功申请到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的科研经费，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只要做出成绩，他便可以晋升副教授，顺利的话，40岁前后就可以荣升教授。这在日本难以想象，45岁时生活依然颠沛流离的学者大有人在。岛袋眼下醉心于研究，他说要珍惜这份幸运。2. “在这里获得的支持”日本不能比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为22143.6亿元人民币，2018年为19677.9亿元。《日本经济新闻》称，以2018年的数字看，日本的科研投入金额仅为中国的1/7。而且，日本大学当中未满40岁的教员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创下新低，年轻学者谋求教职愈发困难。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科研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创业补贴等。外籍学者可提交英文申请材料，且不会因此在审查上处于劣势。野和田基晴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4年10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与他相同资历的学者，如果在日本申请，大概只有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终身雇佣制，可日本政府从2004年开始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削减运营经费，很多科研人员无法获得科研经费，不得不做事务性工作。受困于职位和经费的激烈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做研究。现在，中国的科研经费直追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岛袋隼士说，不仅如此，他还在校方支持下加入了某个国际望远镜研究项目，可以优先使用最新获取的研究数据。该项目并不免费，没有财政支持单凭学者自身根本无力承担。中国的科研环境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某“双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国高校的教师数量远大于日本大学，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占比低，可以专心搞科研。此外，在中国，导师具有独立性，能相对自由地开展主题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最让田中羡慕的是，中国有大量学术职位，只要不挑学校、不挑地点，就可以留在学术界，走上学术道路，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求之而不得的待遇。不过，田中也提到中国科研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看来，中国比日本更重视人脉，应聘高校里有无相识的中国老师格外重要。否则即便简历上的成绩再突出，被录取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田中还说，有些学者为了申请更多经费，拼命把研究内容往国家政策上靠拢，长此以往逐渐背离了研究的初心，本末倒置；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形成了某种权威主义，一时难以推翻。3. 社交媒体驱动中国科研“中国的科研经费确实比日本充足，外界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光凭这一点并不能增加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在采访过程中，野和田基晴表示，科研人员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能力”，更要具备“沟通能力”，通过相互探讨促使自身能力更进一步。野和田观察发现，中国和日本的科研风格存在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研究室的上下级和平级之间非常团结，沟通顺畅；第二，社交媒体的繁荣促进了科研的发展。野和田本人对此已经非常适应——《环球时报》记者最初给野和田发了采访邮件，他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搜索手机号码加上记者微信。野和田告诉记者，日本人到现在仍然喜欢发邮件，这种个人对个人的交流局限性明显，对方快的话一天之内回复，慢的要等很久。中国不一样，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群，无论是教师之间的联络，还是团队内部讨论研究内容，都可以随时沟通，非常便捷。“我们的群特别活跃，你一言，我一语，时不时擦出思想火花。”野和田说，所有成员被凝聚成一股力量，重视团队合作，最终团队和个人都能取得相应成果。他认为，这种合作意识是中国科研成果不断叠加的基础，社交媒体的发达在其中起到驱动和促进的作用。作为在中国搞科研的学者，日本研究人员难免遭遇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比如在其国内遭到批判，有关技术流出的讨论不绝于耳。一般社团法人科学·政策和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木英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20多年，很多退休日本技术人员被中韩企业返聘，因此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本技术流出，甚至说有些尖端技术被用于武器开发。“实际上，所谓因高新技术流出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现如今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也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只不过日本过去是技术强国，外界容易过度评价日本的技术能力，因此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心。”木英介说岛袋隼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所从事的天文学研究属于基础科学范畴，基础科学说白了就是“理论研究”，无所谓“偷与不偷”。这种不好“变现”的学科，不存在技术流出的问题，反倒是很多学者在中国得到支持，发表大量论文，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木英介也表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同，并不涉及技术问题。日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技术流出”的担心是个误会。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更应鼓励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野和田基晴（左三）与其他中外学者4. “一切要靠实力说话！”木英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当下的日本，几乎没有研究者的岗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科研人员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为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年轻学者的确越来越多。岛袋隼士有同感，身边不断有日本朋友向他打听在中国的研究生活。“去中国吧！”“经费充足”“广泛招聘”……在日本社交媒体和网站上，这样的宣传不在少数。野和田基晴认为，这种关键词有些片面，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他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深感“竞争愈发激烈”。野和田说，以前欧美各国位于科研第一方阵，很多日本学者都以赴欧美深造为目标。但现在，中国已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不光是日本，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愿意到中国搞研究。再加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本国人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留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为18460人，连续4年呈现上升趋势。木英介表示，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这对科研人员来说相当有诱惑力，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比肩欧美，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在中国搞科研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实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一切要靠实力说话！科研经费再充足，没有研究成果也申请不到，学术岗位再多，发表不了论文也就无法坐稳。”野和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太多优秀人才聚集，很多自以为崭新的课题已经有人做过，所以必须时刻去发现、思考新的问题，以致“有种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竞争激烈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往的通过率约为20%，现在降到15%。而且，外籍学者仅凭一份简历就能获得教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每天（给自己）加油！加油！”野和田用中文说。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畑亨已在该校工作6年，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些媒体将他塑造成在中国顶尖学府工作的“优秀学者”，这是误会。实际上，他现在面临申请科研经费遇阻、论文难以发表的困境，指导的学生也因感到危机而打算另寻出路。“我的研究生涯陷入风烛残年的窘境，”高畑亨说。这6年里，高畑亨习惯了中国的研究生活，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还是用中文进行，使他时常产生“访客”的感觉。而自己的研究室没能发表论文，更让他感到艰难。高畑亨表示，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在中国，不断有新的挑战，挑战成功的人能获得远远高于日本的报酬。眼下，高畑亨正在为获取重要的研究数据而拼尽全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场竞争，要么率先发表论文，要么终结学术生涯，我倒要看看哪个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