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研究

金融专业是中国大学生去日本出国留学的优选专业，能够 说成除开日本动漫专业就是说金融专业了。今日给大伙儿共享的就是说有关金融专业的有关专业知识。期望能够 协助到诸位小伙伴们。一、金融专业详细介绍金融学 (Finance) 是科学研究使用价值分辨和价值规律的课程。主要包含传统式金融学基础理论和演变金融学基础理论两大行业。金融学是以社会经济学分裂出去的、科学研究资金融通的课程，主要包含四大学术研究专业行业：银行学、证劵学、保险学、私募基金学。传统式的金融学科学研究行业大概有2个方位：宏观经济方面的金融销售市场运作基础理论和外部经济方面的企业项目投资基础理论二、金融专业特性1 、日本的金融就算并不是全球顶级，但都是十分非常好的。2 、最好是的自然是东京大学等最知名的高校，一桥大学金融很非常好，他是文史类院校，就等于我国的上海财大，经济类非常突显。3 、硕士研究生大多数 4 月新学期开学，因此前一年的 8 、 9 月就能够 刚开始联络专家教授了。4 、每一院校不一样，大多数要是交毕业论文就可，在早期诸位朋友能够 上各院校的平台网站自身去查询，每一院校的规定都写的清晰，还可以请自身的咨询顾问教师协助。5 、当你想去好的学校，是必须读日本语言学校的，由于好的学校都规定日文 1 级资格证书。一般的高校 2 级就就行了。去日本语言学校就刚开始转折期，全看你何时你考出来 1 级，超过自身的总体目标，来到日本语言学校，日本语言学校的教师也会实际指导你如何报考学校的，能够 必定的安心6 、假如申请办理该专业必须学员有一定的专业基本功，不然将会需读一年大学预科，那研究生环节还要 3 年。 金融专业在近年来也归于了受欢迎专业的大门口里。因发展前景十分理想化，日本的许多高校都设立有金融双学位，金融专业也被许多第一专业非金融专业的学员选作第二学位专业来学习培训。三、 金融专业学校强烈推荐1 、东京大学东京大学通称华大，是一所总部坐落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国际级知名科研型综合类大学。作为日本最大学术研究圣殿和七所旧帝国大学居首，其在全世界都具有挺高的信誉。2 、京都大学在日本仅次东京大学的课程齐备、雄伟壮观的国立大学综合类大学，日本继东京大学以后开设的第二所旧制帝国大学。作为日本中国的最大名校之一，京都大学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值，其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和学术研究成效闻名世界，被称作 “ 生物学家的摇篮 ” 。3 、一桥大学是日本唯一一所专研历史人文人文科学的小规模纳税人精锐高校，其特性与纽约政治经济学学校相仿。现如今，一桥大学是日本最顶级的商科专业名校，商科排名长居日本第一。其法律学、大国关系、社会心理学、词汇学等人文社科行业的整体实力也是认可的日本前三。4 、大阪大学在日本中国，整体实力仅次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的同学包含了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问世了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得获得者，及其若干位盖尔德纳慈善基金会国际奖、日本国际性获得者。5 、名古屋大学截止 2014 年，名古屋大学已问世 6 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1 位沃尔夫获得者，主要包括 4 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 2 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日本学界成绩显著。 “ 多种多样与宽容，对年青人的信赖，及其心无隔阂地推动年轻人成才 ” 是该学校一如既往的传统式。 在 2016 年全球大学排名学术研究排行中，名大稳居全世界第 72 位、日本第 3 位 ，在其中物理排行全球第 17 ，亚洲地区第 2 、理学全球第 35 ，亚洲地区第 3 、有机化学全球第 34 ，亚洲地区第 4 ；在 2017QS 全球大学排名中，稳居全世界第 115 位，日本第 6 位 ，在全球范围之内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信誉。6 、横浜国立大学大学毕业生大多数能进到日本社会发展的顶层公司，使该学校每一年的入校市场竞争节节攀升，而在其中的社会经济学部与运营学系也是作为迈向金融制造行业的文化教育名镇，入校难度系数之大，称得上首都圈的名门世家。四、 金融专业研究内容及其课程内容金融学关键学习培训方位：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银行业运营管理、央行、国际性金融、国际结算、股票投资、投资项目评估、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金融等。金融学科学研究的內容极其丰富。它不但仅限于金融基础理论层面的科学研究，还包含金融史、金融学说史、当今中西方派系金融学说，及其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金融现行政策的各自科学研究和较为科学研究，私募基金、商业保险等基础理论也在金融学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五、 金融专业发展前景近年来， 我国金融销售市场已经迈向现代化，对专业性很强的专业人才急切。金融学研究生学生就业优秀人才的要求关键集中化在高档销售市场，比如高校老师和大企业市场调研解析、私募基金经理、投资经理、证劵公司、车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 不论是大学毕业，還是研究生大学毕业，金融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整体上的学生就业方位有经济分析猜想、出口贸易、网络营销、整治等，如果可以得到一些职业资格认证，学生就业面能更广，学生就业层级也更高档，工资待遇也更强，例如许可金融投资分析师、许可財富整治师、私募基金经理、精算师、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等。左右，就是说有关金融专业日本出国留学的有关专业知识，联络我。

中国小康网5月9日讯 老马 一本题为《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的新书上市后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匹黑马，登上了日本最大的图书销售平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冠军。日本3大金融集团之一的瑞穗银行历时8年，投入4000亿日元动用35万人次开发出的结算系统被称作日本IT史上最大的手笔。苦难叠加的开发过程和鲜为人知的银行内幕犹如一部灾难大片为读者津津乐道,同时传统金融技术集大成的系统能否与金融科技（FinTech）无间隙对接？也让读者颇为担忧。日本书店热卖的图书《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是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全球风靡一时的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上产生的加密货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金融科技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给传统金融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银行需要闭门苦斗，更需要开门创新，如何在金融科技上开展创新将成为银行今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金融厅在2015年度金融行政方针中承认日本在金融科技上已处于落后地位，并于《未来投资战略2017》中提出加快对金融科技的实验和应用，2018年设立了名为“金融科技创新枢纽”的新组织，对日本主要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进行跟踪。日本也在许多领域引入了金融科技。比如人工智能（AI）已经应用于征信与反欺诈、机器人投顾，今后向AI逻辑的透明化发展；大数据已经用在市场营销和投资上，也正在其他领域推广；区块链目前用于结算和汇款以及智能合约，今后会用于电子货币和证券结算以及房地产管理等领域；应用程序接口（API）已经用于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今后可以用于系统更新和结算升级等。目前，日本消费者认知度高的金融科技是利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网银服务，网上平台支付，家庭金融管理应用，虚拟货币等。从消费者使用频度上可见金融科技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比如日本金融机构虽然积极推进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但是许多消费者依然持有消极态度，目前的利用率不到20%。另外，出于对网银账户以及信用卡信息被盗用的顾虑，日本消费者的网银利用率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20年的65%，银行窗口和ATM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务渠道。可以认为数字化在银行交易中的使用频度决定了金融科技在日本的推广速度。那么拥有全球一流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研发能力的日本为何会在推进金融科技上步步维艰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1989年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至今的20年为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此期间走入日本社会的80后、90 后人口目前有2680万人，其消费提倡简约和方便，持有的金融资产有限。目前，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33%，远远高于我国17%的水平。这个群体的消费高峰是在泡沫经济前后的10年，因此金融科技对老年人口的渗透具有局限性。另外，日本家庭以存款优先，投资热情并不高。中日两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显示：占日本家庭53%的是现金和储蓄，29%是保险和年金，14%是股权等资产运用（日本银行数据）；占我国家庭46%的是现金和储蓄，25%是证券和理财投资（Wind数据）。由此可见，投资占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小，对金融科技的利用也有限。日本金融厅在2019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养老需要存款2000万日元”的观点，这让民众不得不考虑存钱养老。从日本厚生労働省发布的《2018国民生活基礎調査》中可见：存款有2000万日元的家庭中，60岁以上的家庭占到了59%，30-40岁的家庭仅占10%。日本家庭肩负房贷和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一般在60岁之前难以实现财务自由，长年积攒加上一次性退休金或是继承财产应该是老年人存款多的原因。

策划人手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发展后，即将被政府主管部门正式认可，并纳入正规金融监管范围，中国金融控股集团行业也将进入规范发展新时期。相比发展了上百年的国外成熟市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发展时间还比较短，行业无论在政策监管还是企业经营两方面，都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此，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田晓林博士联合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雷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者组成了“大型金融投资机构经营环境和策略课题组”，对中、欧、日、美金融控股集团行业相关领域的监管政策、重点案例和经验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期介绍的是日本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经验，其它相关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刊发。日本的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有着很强的“财阀”“财团”的影子，其行业环境、战略特点和经营特征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研究日本的金融控股集团行业发展状况，有利于掌握全球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态势，吸收、借鉴和完善我国相关金融监管政策，促进我国金融集团行业和企业不断规范发展。行业背景明治维新后，在政府扶植下日本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联合体——“财阀”。当时出现了十几家财阀，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称日本的“四大财阀”。财阀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二战后，日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财阀经济”逐渐转变成“财团经济”。主要有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六大财团，它们以资本为纽带，各成员企业之间松散的横向联合体，银行与企业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持股，主要目的是相互提携业务。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是集团的核心，集团最高权力机构是“社长会”，集团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企业之间属于松散状态，集团本身也不是独立的法人。“财团”打破了原来“财阀”的绝对垄断，成员企业间就重大问题通过社长会协商解决，民主性、开放性、竞争性都有所增强。随着日本金融管制放松，2000年后财团进行了重新的组合，逐渐发展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2000年9月，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组建成瑞穗银行，成为当年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2001年4月，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合并，组成日本联合银行。2001年4月，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组建成三井住友银行。2005年10月，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合并，组建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成为日本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至此，六大财团的核心银行，通过合并和混业经营重组为三大金融控股集团，即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监管政策(一)监管政策的演进。二战前的财阀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大多数情况下将企业控制在家族资本下，带有很强的集权性质和封闭性，家族着重与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护家族资本的统治地位。财阀都是跨业经营，财阀体系中虽然也有金融企业，但金融业尚不在财阀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效仿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以1947年的《禁止垄断法》和1948年的《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禁止成立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随着日本“解禁运动”，1948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经联团”)提出了“关于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意见”，1949年和1953年该法得到了部分修改，放宽了企业兼并的限制，但是依然严禁设立控股公司。1969年经联团发表了“我国《禁止垄断法》及运用报告”，呼吁实行控股公司“原则自由”。以1981年的《银行法》和1981年的《证券法》为代表。《证券法》的颁布标志着金融从分业经营逐渐向混业经营发展。1987年经联团发表了“经济环境变化与竞争政策之策略”，再次强调了解禁的重要性。1996年日本开始了“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1997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规划方案”，通过逐步修改的《外汇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业法》《金融期货法》《禁止垄断法》等法律，控股公司得到了解禁，推动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特别是1997年6月颁布的《金融监督厅设置法》确立了统一监管体制，同年12月颁布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和《银行控股公司创设特例法》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由此形成了日本金融控股公司比较完备的监管制度体系。(二)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危机，日本的金融监管机制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金融厅加强对金融危机影响的跟踪分析和把握，以便应对经济危机突发事件；明确证券化商品底层资产的可追查性，强化信息公开和风险管理；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降低信用风险；健全金融厅内部体制，设立新部门负责把握市场动态等。同时，加强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协调发展：一是加强监管机构和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配合。金融厅和央行既明确分工又加强协调是日本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重要特点，金融危机以后二者的配合与协调进一步加强，共同出席金融危机应对会议，参与金融危机的决策，联名发布相关指导性文件。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相关部门加强了对所辖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控制，加强对成员企业的内部监督。总体上看，日本的金融监管政策可以概括为中央银行+金融厅组成的“双峰制”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自律性监管的三重监管体制。典型案例(一)瑞穗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第一家金融控股集团，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于2000年合并形成。集团下设四家金融机构，即瑞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瑞穗信托银行和瑞穗证券公司。数据资料1.组织架构。瑞穗控股主要设有以下几个部门：董事会、执行官系统、执行管理委员会、公司审计委员会、业务政策委员会、内部审计及合规性委员会。董事会由8名成员组成，4名执行董事和4名非执行董事，决定公司的管理政策。执行官系统由管理决策与执行两个部分功能。执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总裁、副总裁以及各部门负责人。集团的审计委员会由5名审计师组成，包括3名外部审计。业务政策委员会建立了计划与财务控制委员会、资产组合管理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内部审计及合规性委员会由总裁担任主席，由其主导完成内部审计。2.经营情况。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通过换股方式成立了瑞穗金融集团，从传统银行转型为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并将业务扩充至全球范围，并于2006年在纽交所上市。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普遍收缩市场，日本金融集团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2018年瑞穗金融集团实现总收入35908亿日元(约合264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上升7.13%。其业务板块主要涉及零售银行、企业与机构、全球企业、全球市场及资产管理等，在2018年总净利润为4578.21亿日元(约合337.49亿元人民币)。2018年年报显示，瑞穗银行在日本有465家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在美国有28家，亚太有44家，其信托及证券业务在全球主要地区也多设有分支机构。在数字化战略方面，2016年，集团与软银合资成立了Score公司，开发了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个人客户融资审核系统。另外，瑞穗金融集团在2015年投产SmartFolio产品，该产品可以提供机器人信托咨询，并于2017年开展机器人外汇投资咨询业务。瑞穗集团还与70多家区域性银行合作研发区块链货币交易系统，计划在2020年投入使用。3.参控股情况。截至2018年，瑞穗金融集团的主要大股东有10个。瑞穗金融集团的参控股方式主要有子公司和合营公司，产业主要涉及银行、证券、信托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在信息与研究机构方面，集团有两家子公司，分别持有98.6%和91.5的股份。在金融科技领域，集团持有Mizuho-DLFinancialTechnologyCo.,Ltd.60%的股份。(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2005年，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由三菱东京金融集团和日联集团合并而成，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多个金融板块。数据资料1.组织架构。东京三菱UFJ银行占三菱日联集团收入和组成的绝大部分。东京三菱UFJ银行的行长出任金融控股公司社长。三菱日联金融控股公司有五大业务管理部门(个人业务、法人业务、国际业务、金融市场和理财)。集团控股公司层面许多重要岗位都由银行人员兼任，只有行政部门、企业中心(控股中心)有部分专职人员。控股集团采取“业务群+集团中心”的业务架构模式，集团总部的五大业务群各包括不同部门，主要负责集团的业务规划和推广。集团中心包括财务计划、集团规划、风险管理、系统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部门。2.经营情况。2008年后，三菱日联重新开始国际化战略布局。于2008年收购摩根士丹利21%的股份，2013年收购泰国排名第五的大城银行75%的股份，2016年收购菲律宾信安银行20%的股份等。特别是在2013年后，借助“安倍经济学”实施的动力，三菱日联迅速推进国际化业务，2015年其海外收入占比达到47.4%，2018年三菱日联集团总收入略有下降，为38542亿日元(约合2841亿元人民币)，国际业务也略降至40%。在数字化战略方面，集团注重使用数字科技推进业务转型，简化移动金融服务界面和推广无现金交易等。在内部运作上，将数字科技运用到前台、中台和后台，综合优化业务流程。此外，还对国际结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外汇投资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并计划推出可以提高结算汇款便捷度、降低用户手续费的虚拟货币“三菱日联币(MUFGCoin)”。集团的业务板块主要有全球市场业务、资产管理与投资服务业务、全球商业银行业务、零售与商业银行业务、日本企业与投行业务和全球企业与投行业务，其中全球市场和零售银行业务占利润的比例最大。2018年总净利润为13384亿日元(约合987亿元人民币)。3.参控股情况。根据最新的集团年报显示，集团主要有十个大股东。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参控股方式主要为子公司形式，主要控股的产业有银行、证券、房地产和资产管理等行业。在数据设计方面，集团持有JapanDigitalDesign,Inc100%的股份。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持有MUFGInvestorServicesHoldingsLimited100%的股份。(三)三井住友金融集团。2001年，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成立了三井住友银行，2002年通过扩股方式扩展为三井住友金融控股公司，实现了从银行到金融控股集团的转型。数据资料1.组织架构。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董事会设立人事、薪酬、监察、风险管理四个委员会，明确董事会职能，强化了董事会的治理功能。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高管基本上均由三井住友银行的人员兼任，在董事会13个席位中，有8个董事席位来自银行，外部董事占5席。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对各部门采用矩阵式管理，设立集团、证券和消费金融三个事业部，同时通过风险统括部、总务部、企划部、IT部等职能部门加强横向管理。对于重大事项，如业务计划、风控基本事项、业务上的重要事项、业务现状等，集团要求子公司采取“向上申请横向协商”方法，并按照规范形式报告。2.经营情况。2008年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也进一步拓展全球化战略。据2018年年报，集团的海外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东以及亚太地区，美国地区占有总营运收入的10%，欧洲及中东占据12%，亚太地区(除日本)占据12%，集团的海外收入较上年上升4%。2018年集团总收入57641亿日元(约合4249亿元人民币)。在数字化战略方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改善客户体验，创造新的业务，提升产出效率，升级管理基础设施”。例如，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与微软进行人工智能和公有云的业务合作，从而提升工作效率，革新工作方式。集团还与日本雅虎成立合资公司，旨在实现零售网点无纸化，并为用户提供增值金融业务。集团还开设创新基地并于初创公司进行创新业务合作。集团还推出了人脸、指纹和语音识别等生物识别科技平台。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业务板块主要涉及批发业务、零售业务、国际业务和全球市场业务，其零售业务占据净利润的大部分。2018年集团总净利润为11923亿日元(约合879亿元人民币)。3.参控股情况。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参控股方式以子公司为主，多涉及银行、信托和信用卡服务等业务。集团也涉及其他板块的业务，在系统与数据服务方面，分别持有TheJapanResearchInstitute100%和NCoreCo.,Ltd51%的股权。在咨询业务方面，持有SMBCConsultingCo.,Ltd.98.3%的股权。在租赁业务方面，持有SMBCLeasingandFinance,Inc.100%的股权。在衍生品领域，持有SMBCCapitalMarkets,Inc.100%的股权。启示(一)“科技+牌照”驱动金融集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金融科技在全球金融行业方兴未艾。日本三大金融控股集团都很重视金融科技，并积极布局推出金融科技产品(如机器人咨询服务、生物识别平台、区块链技术)，并与相关信息科技公司进行合作，争取金融科技领先水平(例如与日本雅虎、微软、软银等公司合作)。我国金融行业与金融科技的深度结合，也优化促进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同时，信息技术底层快速迭代发展，与金融子行业分业监管形成的业务壁垒冲突逐渐显现，金融综合、多元化经营的必要性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最近央行公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近来热议的“开放银行”可以看出，借助“科技+牌照”模式，多元化综合服务客户将成为推动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融合形成金融集团的重要动力。(二)适当的监管政策导向护航金融控股集团规范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情、文化和法律体系形成的金融监管政策导向对于金融行业和业态发展至关重要。金融作为活跃的经济要素，天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金融控股集团的规范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严密的监管制度体系。如《日本银行法》就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除了对附属机构行使控制权外，不能从事其他经营或盈利性活动。次贷危机爆发后，形成了日本金融厅和日本央行既明确分工又加强协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加强了对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管理，甚至针对三大金融集团建立了直接的监管小组。我国金控集团行业起步时间较短，近年经过规范之后，逐渐进入发展新时期。宽严适度的监管政策和导向，有利于我国金融行业发挥综合业务优势，更好为社会需求和实体产业发展提供服务。(三)客观妥善处理产融深度结合问题。日本大型金融控股集团都不同程度上进行产融结合，且主办银行制在金控集团中居于核心地位。金控集团除了主营金融业务外，还持有实业企业股权，或者投资了实业、科技企业等实体企业。金控集团对实业企业承担着监督责任，保持着长期权益和人员派遣等关系，当企业发生经营危机时，金控集团有能力动用资源对其进行救助。这一点与德国的金控集团有相似性。日本金控集团这种产融结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企业持续经营、降低经营风险和优化集团内资源配置，但也存在产业企业过度依赖核心金融资源，自发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容易错失革命性科技创新浪潮的缺陷。(四)国际化业务拓展思路和途径值得借鉴。日本金融集团加快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促进了其国内银行资金过盛以及当时较为有利的海外经营环境双重影响。日本三大金融集团的国际化布局重点是东亚、东南亚以及美国等与日本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的地区，并尽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银行。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一带一路”重要时期，具备国际化条件的银行或金融集团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支点国家以及部分发达经济体，推动我国优势产业在这些区域的落地生根。在业务选择方面，日本金融集团的海外业务主要为“轻资本”的零售银行及资产管理业务，资本消耗较低。我国金融集团可以借鉴日本同行的经验，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来源: 中国金融新闻网

在文章上篇，对与日本消费金融发展历程及SMFG集团的消费金融业务进行了梳理。本篇文章将着重分析SMFG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并分析集团应对低迷的消费金融市场所做的创新探索。4、集团消费金融业务特征日本蓬勃的信用卡市场离不开由三大协会主导的推动力：全国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BIC）、株式会社日本信息中心（ JICC，2009年由消费信息金融行业联合中心JIC更名而来）和信用信息中心（CIC）。不同于中国监管部门主导的征信管理，和美国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日本的征信市场完全由行业协会主导。这三大行业协会覆盖日本几乎全部信贷机构，保证了个人信用信息交换通畅。其中日本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会员覆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全国消费信贷征信联合会会员覆盖地方消费金融公司、日本销售信用信息中心会员覆盖赊销公司和信用卡公司。协会会员上报自身征信数据，协会负责整合，三大协会分享信息，向会员提供征信查询服务，同时收取一定费用维持协会运营。信用卡是企业战略层面的重要业务领域，但是受到日本经济影响，信用卡持卡用户也经历了持续下降后才开始回温，但是持卡用户仅与十年前持平，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其中Cedyna的信用卡用户连年下降，原因可能是集团主动调整信用卡业务结构，以提升业务集中度；或是由于Cedyna业务难以从经济危机中缓和，导致最后与SMBC-Card合并，以减少分别开展业务的运营成本。集团的消费金融产品表现出同样的增长乏力。通过SMFC Consumer Finance财务数据，企业消费贷款几乎全部是无担保的信用贷款，除了基于集团经营的银行、证券和消费金融业务积累的大量支付和信用信息，同样得益于日本成熟的征信业。虽然消费信贷的申请门槛并不高，但是总资产仍处于整体下降趋势，从企业角度来说，受法律规定企业的盈利空间仍然受限，导致消费金融产品竞争力不足；从用户角度来说，消费习惯和便利的信用卡产品导致消费信贷发展空间受限。从集团2009-2018年消费贷款不良率可以发现，其超高的不良率开始下降保持企稳，说明企业对于历史不良资产的处置采取了有效措施，除了分类处置部分不良资产外，日渐完善的内部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也是稳定企业不良率的关键因素。5、企业创新探索由于管制法规，信贷产品利率严格受控导致企业盈利空间有限，因此企业必须拥有可控的风控措施和成熟的风控流程才可以覆盖业务运营及坏账成本。SMFG集团通用一套信用评级流程及贷款策略，对用户信用状况进行监控，以提高对贷款条件和特定贷款类别的审批能力，以及处理潜在风险的应对措施。随着金融科技技术的成熟发展，SMFG开始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加强业务基础设施，以实现更高质量的风险分析。除了积极应用金融科技提升业务竞争力，信贷产品服务流程优化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Promise是SMFG消费信贷板块的主要业务，已有30年海外经营的历史，并通过和银行间的合作，借助银行资本实力和资信获得低成本的融资资金，实现业务扩张。Promise的核心产品是循环贷款（Free cashing）和整合贷款，用户仅提供身份证就可以获得无担保贷款；为了寻求新的增长领域，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以降低成本，用户无需拥有实体卡甚至不需要线下门店，仅在APP上也可以完成贷款申请和获得。同时企业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可以交易进行筛选，以高效拦截涉及洗钱风险的可疑交易。亿欧智库认为，在日本当前消费金融紧绷的监管环境下，数字化将会成为企业接下来是否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会成为市场新的增长点，科技驱动的产品创新将为日本消费金融注入新的活力。6、总结面对日本无现金支付普及程度低，征信体系完善，消费贷款多为无消费场景的现金贷的现状，经历整治后行业内企业生存空间有限，市场仍处于恢复阶段，缺乏活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的消费金融业务的创新更多是体现在用户对于产品体验的优化，而不是产品或业务本身的模式创新。基于这样的市场基础，大企业在维持行业地位的探索就表现的相对基础和艰难。例如本篇文章的研究对象SMFG集团的消费金融，亿欧智库认为其业务特征和发展创新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这三点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创新产品主要以优化产品服务流程为主，同时推进无现金支付，培养用户消费习惯的养成；紧跟科技发展趋势，将数字化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大力投入；基于平缓的行业发展，消费金融业务比例不高，旨在和支付、信用卡、财富管理共建金融生态。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本文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1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方海域发生规模9.0大地震，随后引发了远超预期的恐怖海啸，高度超过10米的海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岩手、宫城和福岛沿岸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各项损失，这场灾难在重创了日本国民经济和产业体系的同时，给民众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与之相应的，是日本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看着一座座工厂、一栋栋房屋和一辆辆汽车被海浪摧毁或是卷走，许多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物质财产中“包含着多么大的空虚和风险”，再加上“断舍离”的风潮在日本流行已久，于是“3·11大地震”过后，很多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和财富的意义，他们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也渐渐不再追求个人主义，不再注重物质与品牌上的攀比和享受，而是更加理性地选择简约、去品牌化以及更高性价比的商品。至此，日本正式迈入 “第四消费时代”——这是由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提出的概念，他基于详实的数据和资料，对近100多年来日本消费社会的变迁历程做出了系统的刻画，并按照时间顺序，将日本居民的消费文化发展之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四个消费时代”，各自主要特点为：（1）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西洋化特征明显，消费只属于发达城市中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群；（2）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家庭消费兴起，冰箱、洗衣机、电视、小汽车和3C产品等家用生活必需品开始普及；（3）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个人消费意识觉醒，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各种名牌商品备受欢迎；（4）第四消费时代（2005年至今）：如前文所述。总结起来，日本四个消费时代的更迭，其实就是一个“少部分人的消费→大众消费→个性化、品质化消费→理性简约消费”的演进，这与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也是相适应的。尽管第三消费时代的日本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绝对的消费自由，能充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符合自身感性的商品，大有一种“居于日本而享受欧美式消费生活”的感觉，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日贸易争端叠加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经济增长陷入泥泞，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又进一步制约了日本经济活力的释放，这给未来国家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日本民众着实很难对名牌和奢侈品抱有持久且疯狂的热情，而规模与日俱增的老年人又普遍崇尚商品的简单实用，对那些个性化的品牌不太感冒。另外，托早些年高速发展的福，日本家庭普遍该有的都有了，即便是年轻人，他们那种“买买买”的心境也比前一代人跌落了不少。于是2005年前后，第四消费时代的苗头在日本出现了，追求理性、简约及性价比的观念如星星之火般逐渐蔓延，而这一趋势又因2011年的“3·11大地震”而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强化，将日本正式引入第四消费时代。也就在此时，一些主打简约和性价比的品牌开始风靡全国，随后又火遍海外。优衣库就是其中之一。21972年，一个名叫柳井正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准备结婚，顺便接管了父亲的西装生意。彼时的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百货卖场工作了不到一年，按说资历尚浅，但他却敏锐地发现，自家门店的商品摆设不合理，各方面流程的效率也太低，再加上市场对于西装的需求量并不算大，而且压货时间太长，这样下去很难赚大钱。年轻气盛的柳井正随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哪怕“逼”得老员工相继离职也在所不惜。那会儿正值日本社会奢华之风盛行，但柳井正却另辟蹊径——经过深思熟虑，他将目光锁定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决定推出主打廉价、日常服装的品牌。于是在1984年6月，柳井正借鉴美国仓储式卖场销售模式，在广岛开设了第一家“优衣库”门店，全名“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正式进军大众服装市场，目标为“以市场最低价格持续提供高品质的商品”，顾客可以自助购物，不受店员打扰。门店一经开出，就受到大众欢迎。柳井正趁热打铁，继续开店。由于店铺选址多在郊区街道，这比开在繁华商业区的专卖店更能吸引有明确购物目的的人，而且购买率更高，因此优衣库的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1991年，公司名称由最初的“小郡商事”变更为“迅销集团（FastRetailing）”，1994年在广岛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此后前进的脚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19财年，公司的营业收入高居全球快时尚领域第三位。参考中信建投证券的研究报告，优衣库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本土成长期（1984~1998）虽然日本当时正处于第三消费时代，个性化、品牌化消费流行，但很多并不富裕的人依旧想要寻求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国内经济增长呈断崖式下跌，人们在衣着方面的消费意愿也随之减弱，很多之前崇尚名牌的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平价简洁的商品。于是，秉承低价策略的优衣库在这一时期着重深耕本土市场，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快速开店。（2）动荡调整期（1999~2004）临近上世纪末，优衣库展现出极强的爆款能力，2000年秋冬季，优衣库摇粒绒衫热卖2600万件，风靡市场。但随后优衣库新产品开发乏力等弱点开始显现，收入与利润都遭受大幅度下滑。针对这一问题，管理层适时地做出调整，推出了ABC（AllBetter Change）计划，将店铺运营模式转变成为“重视单店应对、积极主动”的新运营模式，聚焦重视零售端、加强设计、渠道升级等改革，效率提升显著，而公司收入也在2003年之后迎来了快速反弹。（3）全面发展期（2005~2009）随着日本逐渐步入第四消费时代，消费者开始选择简约、去品牌化以及更高性价比的商品。在此期间，优衣库抓住机遇、顺应大势，将产品定位再度升级，主动摆脱低端化标签，开始强调高功能性与绝对优质，成功从低价向高性价比切换。通过升级产品面料，推出羊绒制品、HEATTECH系列等高质产品，并与时俱进地推动现代渠道铺设，通过开大店与在大型购物中心开店的方式来重塑门店形象。与此同时，公司还发力扩充品牌矩阵，如针对时尚女性的Theory、针对中低层消费需求的GU等。此外，优衣库还积极尝试国际化布局，先后在美国、韩国、香港、法国、新加坡等设立子公司，剑指海外市场。（4）海外扩张期（2010年至今）这一时期，优衣库在日本国内的市占率不断提升，本土门店扩张逐渐趋于停滞。此时，在发力门店增长的同时，考虑到本土空间已经有限，再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优衣库开始大规模进军潜力更大的海外新兴市场，国际化战略加速推进，海外营收增速也有了明显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底，公司在全球共开出了3745家门店，包括817家日本优衣库门店、1520家海外优衣库门店、445间GU门店及963间全球品牌分部门店，优衣库业务海外市场的营收彻底超过了日本本土市场。经过多年的稳扎稳打与倍道而进，柳井正不仅让迅销集团（优衣库）从日本服装零售龙头成长为全球服装产业不折不扣的巨头，他本人也多次荣登日本首富的宝座，在世界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3不难发现，在优衣库的成长道路上，对于市场机遇的敏锐把握与发展战略的灵活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初期，优衣库抓住了本土市场的需求，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居民服装支出占比趋于下降的大环境下，优衣库通过低价的产品策略，硬是将不利因素扭转为成长的动力；在经营动荡的时期，公司迅速推行了全方位改革，主动摆脱此前“廉价低质”的标签，顺利完成了从低价到高性价比的转型，重塑了大众对于优衣库的品牌认知；伴随着日本第四消费时代的到来，优衣库又打造了一批简约时尚的高性价比产品，以此来适应简约、理性的消费新潮流；同时，优衣库也早早预见到了新兴市场的潜力，快速在海外市场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借助新兴市场的崛起来弥补本土经济疲软造成的业绩增长乏力。除了上述种种之外，优衣库还有三大“杀手锏”是不可忽视的：其一，是出色的产品力。款式方面，与其他追求最新风格和潮流的快时尚品牌不同，优衣库有70％的产品都是基础款设计，包括纯色T恤、polo衫、常规牛仔裤等等，充分渗透至休闲、工作、运动等多种生活场景当中，满足人们日常的穿衣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第四消费时代来临之时，人们逐渐减少对于名牌的追逐，转而崇尚“少即是多”以达到内心富足，主打基础款的优衣库刚好与之契合，如此便拥有了支撑公司发展的最坚实力量。在此基础上，优衣库注重将基础款服饰做精。一方面，公司格外重视产品的研发，并且与很多面料制造商都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携手“针织机械界的劳斯莱斯”岛精机制作所，发布无缝立体针织技术3DU-Knit等，随后又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工艺水准，先后开发出摇粒绒衫、HEATTECH系列、UltraLight Down羽绒产品、AIRism系列等，这些都成为了极具竞争力的主推产品；另一方面，优衣库不断创新设计理念，频繁在增强场景互动性、拓宽产品适用性、一衣多穿等方面作出跨越性尝试，服务于品牌的“Made for All”理念，打破场景界限，其结果便是优衣库的某一件衣服经常可以同时满足运动、参加派对等多种场合，免去了更衣的繁琐。SKU方面，优衣库的选品常年保持在1000款左右；相比之下，ZARA、H&；M等其他全球快时尚品牌的SKU都在8000~10000范围。较少的SKU，极大地减轻了优衣库的库存压力，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维持良好的周转效率。其二，是强大的供应链能力。与多数商家不同，优衣库实行的是SPA（Specialtyretailer of Private label Apparel，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模式，这是一种从商品策划、生产到零售一体化控制的销售形式。SPA模式最早由美国服装巨头GAP提出，后由柳井正借鉴推广。作为涵盖商品策划、制造、零售的垂直整合型商业模式，SPA模式可将顾客与供应商联系起来，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首要目标，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层层把关，尽可能减少中间商环节及相应的费用，从而更好地实现成本控制、质量把控、高快反能力等一系列经营目标，这也为优衣库商品的“高性价比”提供了保障。有数据表明，优衣库商品从设计到门店上架的平均时间只需要13天，SPA模式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为了充分兼顾低价与优质，优衣库还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予以严格把控。例如，采购方面，优衣库在全球范围内甄选优质供应商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此来保证货源，压低成本，同时也格外重视与供应商之间合作关系的维护，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反哺给后者；生产方面，由于产品多为基本款，简单的工艺让大规模量产的实现成为了可能，而为了控制成本，优衣库积极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设立生产基地，将产能向外转移，等等。其三，是过硬的渠道力。对于线下渠道，优衣库采取了全直营模式，以此来充分掌控消费者的信息反馈，进而及时做出产品和设计上的调整。而直营门店采用了FRID（无线电子标签）技术的服装标签，可以让门店存货信息得到更加迅速便捷精准的盘点，针对畅销商品，门店可以向补货系统追加订购，防止缺货，销售不佳的商品则采用打折促销等方式来消化，这就有效避免了门店存货的积压或者不足。此外，优衣库采用仓库型的超市自助购物模式，门店既是前置仓又是销售网点，省去了大量仓储空间以及配送成本。总的来说，优衣库的核心优势在于对新消费趋势的顺应、高性价比的产品、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强大的渠道能力，而这些也构建起了优衣库深厚的护城河，并给后来者提供了极佳的案例借鉴。4历史总是相似的。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消费市场尤其遭到了冲击。尽管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消费的增长亦在不断复苏，但需要认清的是，消费的回暖进程依然显著落后于生产，其增长态势仍旧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人避险情绪的强化，很多人更倾向于把钱存储起来以应对眼前及未来的种种挑战，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的经营承压，间接导致人们收入与财富出现缩水，而房租、房贷等大额支出却没有减少，生活压力比以往更甚。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意义，在消费上也开始变得谨慎和理性。于是，一群名为“精研型消费者”的人进入到了大众视野：他们在消费决策中关注的因素愈加多元化，除了品牌之外，还要从品质、渠道、价格、售后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索，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更高的“性价比”。比如一则报道中讲述的两个典型的“精研型消费者”：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甘小姐对记者表示，疫情发生前，许多家长基本都是参观完后直接付款报名，而现在则会要求先试课再做决定。“家长们把钱包捂得紧紧的，都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市民陈小姐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工作、收入不稳定，这让背负房贷、车贷的她一度喘不过气。“我本来就是一名理性消费者，现在我更加理性，购物一定要买对的、必要的。”陈小姐认为，在疫情没有完全结束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会谨慎消费。这一切，与“3·11大地震”之后的日本颇有几分神似——虽然疫情的“破坏力”远不及大地震那般简单粗暴，但也足够令人心生忌惮；而在疫情的“教育”之下，很多人的消费观念都转变了，原本就崇尚高性价比商品的消费者变得更加坚定，而之前还在追求个性化商品与名牌的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对品牌溢价的执着，同疫情之前相比，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疫情的驱动下，部分中国人向着“第四消费时代”迈进了一大步。而在疫情期间，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经历，更加强化了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同时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思路下，我们将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寻求发展，这些对于本土品牌的崛起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不久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优衣库的商业奇迹将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吗？拭目以待。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本文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为什么要观察日本的消费金融发展情况？外部国际关系、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居民收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下的中国与我们的邻居——日本都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回顾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消费金融未来的走势。1如果简单的将金融借贷分为消费信贷和生产性信贷，那么与生产性信贷不同，消费信贷与经济周期一般是顺周期关系。经济繁荣时，消费信贷快速增长，经济衰退时，消费信贷萎缩得更快。因此遍数国内外，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伴随着经济极度繁荣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失败后的日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在1945年后的30年内，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960-1975年间，GDP增速长期保持在15％以上。经济爆炸式的增长，带来了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当时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顾名思义，有一亿人的中产阶级，这个数量超过总人口的九成。收入、财富的增长自然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整个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汽车+消费品三大神器（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面渗透进居民家庭之中。这类高价产品进入一般收入的家庭之中，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金融的扩张。90％以上的汽车分销商提供分期付款的业务，实力强劲如松下、东芝这类流通业巨头，纷纷设立消费金融部门。没有实力成立专门消费金融部门的中小企业则和“信贩公司”合作，设立统一经营消费金融的商业企业协会。然而，以百货商店等流通业巨头为中心，扩大高单价商品分期付款销售规模的同时，却由于对消费者说明不足，出现诸多消费纠纷。同时，由于百货商店与厂家合作扩大分期付款，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小商家的利益。考虑到消费者保护及行业的健全发展，日本政府在1961年制定了《分期付款销售法》，用于调整百货商店（其他大企业）和中小商店的利益冲突。同时，还兼顾消费者保护，例如不正当交易可解除合同等。但是，当时这部唯一与消费金融密切相关的法律并没有限制行业的准入，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市场出现大量的“个人借贷公司”。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有超过20万家经营消费金融业务的公司，其中90％以上是“个人公司”。无序、野蛮生长的消费金融造成了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的混乱，“消金三恶”（高利贷、暴力催收、多头借贷）被众所周知。具有标志性的小额消费贷巨头——武富士公司，便是在这期间成立并快速崛起的。2到了1978年，日本GDP达到9800亿美元，首次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75-1990年间，虽然经济增速从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下降到8％左右，但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更大的财富效应。在经历了比较粗犷的消费扩张、满足基本消费升级的需求后，日本消费趋势开始向“个性化、高端化”的趋势发展，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盛行，消费金融行业的竞争也越发激励。而且，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银行系信用卡开始快速崛起，以日本住友信用与Visa合作设立“Visa日本”为标志，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势力走上扩张之路。当时的高档消费到底有多盛行？从一些陈旧的新闻、书刊、影视剧上，能够大概描绘那个时代奢侈的真实生活片段：东京是一个镀金的城市，餐馆出售洒有金片的寿司，商场里售卖金箔包裹的巧克力；新宿街头的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鞋子：上班族穿着John Lobb的鞋子，家庭主妇戴着梵克的珠宝首饰；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轻易被录取并拿到极其优厚的薪水待遇；进口的鱼子酱和高档洋酒被大量消费；白领闲暇的时间可以轻易花上上千美元而娱乐……高端消费品极大刺激了消费金融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单品分期付款”（一种单品类商品分期的消费金融模式）的快速增长。消费金融繁荣的另一面，“消金三恶”的问题引起政府的日益重视，在此背景下，1983年11月日本制定并实施了《贷金业规制法》，明确了从事贷款的企业必须进行注册等规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当时，不管是正规的消费金融公司或持牌机构，还是民间借贷，提供的都是小额无担保贷款，其发展也相对较为平缓。但在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高涨，消费金融公司从信用类贷款转向大额担保业务，这部分缺乏有效监管的资金又转而流向股市、汇市、楼市。原本对消费金融不屑一顾的银行也开始积极介入该领域，并凭借其雄厚财力和强大影响力，对推动消费金融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消费金融业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很多相对弱小的消费金融公司破产，日本的消费金融市场进入重新整合期。3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大幅度受挫，消费也开始回归理性，高性价比、物美价廉的产品受到热捧。泡沫经济后的时代，日本的消费趋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分级的趋势极为明显，消费降级发生在各个阶层中。虽然在此前的石油危机中，日本也经历过短暂的消费降级，但整体上并没有影响消费升级的趋势，直到泡沫经济的破裂。与泡沫前奢靡的生活片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奢侈品与大钻石不再被穿戴在新宿街头的行人们身上，而是陈列在中古店铺中。大量在泡沫经济中从世界各地买入的钻石、奢侈品被人们重新放到二手市场中出售。这些奢侈品被来自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买走，还有人将这些购买经验发在小红书上，吸引到更多的人去购买。那种疯狂“买买买”的情况，就好似泡沫前的日本一样。而日本的年轻人，由于收入并没有增加，更多的人选择购买二手物品，车、服装、家具甚至婚纱都喜欢买二手的。消费的降级无疑也极大的影响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金融占名义GDP比重的增速大幅度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然而，在泡沫破裂的初期，消费金融公司并没有紧缩消费者的信用，反而研制出不用直接面对顾客即可签约的自动贷款申请机，并通过大量商业广告提高认知度，扩大客户群体。过度的贷款给消费金融行业带来了短暂的辉煌时刻，1998年，小额零售贷款巨头武富士公司上市，次年该公司创始人成为日本首富，消费金融走到了看似最辉煌的时刻。但这种背离经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消费金融，早就埋下了风险的种子。畸高的利率、过度贷款造成多重债务者以及破产者的增加，因之引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当时，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对于银行而言，消费金融也是当时除了IPO之外最赚钱的业务。例如，2005年，花旗银行在日本消费金融领域的利润，占到了全球业务利润的二十分之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金融机构的高利润，关于消费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社会舆论非常大。因此，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4年修改了《破产法》，2006年12月，又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同年，《利息限制法》也实施，更进一步打击了消费金融行业。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也正是这部法律，红极一时的武富士公司才走上了破产清算的道路。此时，人口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生率降到 0.8％，老年人口占比 30％，消费的欲望更加弱化。同时，在1990-2008年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了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监管的趋严、收入不振、消费欲望不强，众多因素使日本的消费金融一蹶不振。4次贷危机让全球都重新认识了过度消费的代价，日本包含信用卡贷款在内的消费金融无论是新增还是待偿余额，也都创下了新低。但随着千禧一代（20世纪末出生的一代）和Z世代（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以及安倍上台后推出“三支箭”（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消费金融重新焕发出了一些活力。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再次活跃，但从上图看，无论是信用卡贷款还是消费金融的整体发展情况，都远远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5金融具有天然的“负外部性”，消费金融同样如此，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对于消费金融助涨了“消费主义”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多人将国内当今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比照其他各国（如日本）消费金融乱象的前夜，从近几年监管的思路来看，监管也着重加大了对于消费金融风险的防范，如调低最高利率上限、引入消费信贷总量限制等。但是，从日本对消费金融的监管路径来看，严苛监管导致消费金融巨头们的信贷业务就此一蹶不振，甚至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借款人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就转战地下，导致地下高利贷猖獗，进一步养肥了黑社会势力。而除了对本地市场重创之外，也直接造成了国际消费金融势力如花旗、通用电气等外资对日本市场失去信心。更有甚者，当时的日本媒体直言，“连日本政府自己都没有料到，过度严苛的政策会对行业产生如此重大、万劫不复的影响，带来了一个全输的结局。”日本对于消费金融监管的初心当然是好的，主要思路是保护借款人群体，希望不产生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从金融市场供求出发，传统金融机构只服务头部人群，这部分人群的个人借贷需求并不强烈；反而用户越下沉，金融信贷需求越强烈。所以，在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极端遏制消费信贷市场，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国内消费金融近十年的发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路程，发展中的问题不可避免，但已经被用户、企业、监管所认可，并给消费者、商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利益。而在当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消费金融促消费的作用有着更大、更重要的意义，平衡好商家、金融机构、用户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处理好监管和消费金融创新的关系，也许才是消费金融发展的健康之路。

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为什么要观察日本的消费金融发展情况？外部国际关系、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居民收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下的中国与我们的邻居——日本都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回顾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消费金融未来的走势。1如果简单的将金融借贷分为消费信贷和生产性信贷，那么与生产性信贷不同，消费信贷与经济周期一般是顺周期关系。经济繁荣时，消费信贷快速增长，经济衰退时，消费信贷萎缩得更快。因此遍数国内外，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伴随着经济极度繁荣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失败后的日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在1945年后的30年内，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960-1975年间，GDP增速长期保持在15%以上。经济爆炸式的增长，带来了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当时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顾名思义，有一亿人的中产阶级，这个数量超过总人口的九成。收入、财富的增长自然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整个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汽车+消费品三大神器（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面渗透进居民家庭之中。这类高价产品进入一般收入的家庭之中，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金融的扩张。90%以上的汽车分销商提供分期付款的业务，实力强劲如松下、东芝这类流通业巨头，纷纷设立消费金融部门。没有实力成立专门消费金融部门的中小企业则和“信贩公司”合作，设立统一经营消费金融的商业企业协会。然而，以百货商店等流通业巨头为中心，扩大高单价商品分期付款销售规模的同时，却由于对消费者说明不足，出现诸多消费纠纷。同时，由于百货商店与厂家合作扩大分期付款，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小商家的利益。考虑到消费者保护及行业的健全发展，日本政府在1961年制定了《分期付款销售法》，用于调整百货商店（其他大企业）和中小商店的利益冲突。同时，还兼顾消费者保护，例如不正当交易可解除合同等。但是，当时这部唯一与消费金融密切相关的法律并没有限制行业的准入，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市场出现大量的“个人借贷公司”。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有超过20万家经营消费金融业务的公司，其中90%以上是“个人公司”。无序、野蛮生长的消费金融造成了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的混乱，“消金三恶”（高利贷、暴力催收、多头借贷）被众所周知。具有标志性的小额消费贷巨头——武富士公司，便是在这期间成立并快速崛起的。2到了1978年，日本GDP达到9800亿美元，首次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75-1990年间，虽然经济增速从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下降到8%左右，但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更大的财富效应。在经历了比较粗犷的消费扩张、满足基本消费升级的需求后，日本消费趋势开始向“个性化、高端化”的趋势发展，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盛行，消费金融行业的竞争也越发激励。而且，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银行系信用卡开始快速崛起，以日本住友信用与Visa合作设立“Visa日本”为标志，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势力走上扩张之路。当时的高档消费到底有多盛行？从一些陈旧的新闻、书刊、影视剧上，能够大概描绘那个时代奢侈的真实生活片段：高端消费品极大刺激了消费金融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单品分期付款”（一种单品类商品分期的消费金融模式）的快速增长。消费金融繁荣的另一面，“消金三恶”的问题引起政府的日益重视，在此背景下，1983年11月日本制定并实施了《贷金业规制法》，明确了从事贷款的企业必须进行注册等规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当时，不管是正规的消费金融公司或持牌机构，还是民间借贷，提供的都是小额无担保贷款，其发展也相对较为平缓。但在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高涨，消费金融公司从信用类贷款转向大额担保业务，这部分缺乏有效监管的资金又转而流向股市、汇市、楼市。原本对消费金融不屑一顾的银行也开始积极介入该领域，并凭借其雄厚财力和强大影响力，对推动消费金融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消费金融业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很多相对弱小的消费金融公司破产，日本的消费金融市场进入重新整合期。3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大幅度受挫，消费也开始回归理性，高性价比、物美价廉的产品受到热捧。泡沫经济后的时代，日本的消费趋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分级的趋势极为明显，消费降级发生在各个阶层中。虽然在此前的石油危机中，日本也经历过短暂的消费降级，但整体上并没有影响消费升级的趋势，直到泡沫经济的破裂。与泡沫前奢靡的生活片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的降级无疑也极大的影响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金融占名义GDP比重的增速大幅度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然而，在泡沫破裂的初期，消费金融公司并没有紧缩消费者的信用，反而研制出不用直接面对顾客即可签约的自动贷款申请机，并通过大量商业广告提高认知度，扩大客户群体。过度的贷款给消费金融行业带来了短暂的辉煌时刻，1998年，小额零售贷款巨头武富士公司上市，次年该公司创始人成为日本首富，消费金融走到了看似最辉煌的时刻。但这种背离经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消费金融，早就埋下了风险的种子。畸高的利率、过度贷款造成多重债务者以及破产者的增加，因之引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当时，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对于银行而言，消费金融也是当时除了IPO之外最赚钱的业务。例如，2005年，花旗银行在日本消费金融领域的利润，占到了全球业务利润的二十分之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金融机构的高利润，关于消费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社会舆论非常大。因此，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4年修改了《破产法》，2006年12月，又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同年，《利息限制法》也实施，更进一步打击了消费金融行业。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也正是这部法律，红极一时的武富士公司才走上了破产清算的道路。此时，人口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生率降到 0.8%，老年人口占比 30%，消费的欲望更加弱化。同时，在1990-2008年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了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监管的趋严、收入不振、消费欲望不强，众多因素使日本的消费金融一蹶不振。4次贷危机让全球都重新认识了过度消费的代价，日本包含信用卡贷款在内的消费金融无论是新增还是待偿余额，也都创下了新低。但随着千禧一代（20世纪末出生的一代）和Z世代（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以及安倍上台后推出“三支箭”（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消费金融重新焕发出了一些活力。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再次活跃，但从上图看，无论是信用卡贷款还是消费金融的整体发展情况，都远远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5金融具有天然的“负外部性”，消费金融同样如此，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对于消费金融助涨了“消费主义”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多人将国内当今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比照其他各国（如日本）消费金融乱象的前夜，从近几年监管的思路来看，监管也着重加大了对于消费金融风险的防范，如调低最高利率上限、引入消费信贷总量限制等。但是，从日本对消费金融的监管路径来看，严苛监管导致消费金融巨头们的信贷业务就此一蹶不振，甚至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借款人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就转战地下，导致地下高利贷猖獗，进一步养肥了黑社会势力。而除了对本地市场重创之外，也直接造成了国际消费金融势力如花旗、通用电气等外资对日本市场失去信心。更有甚者，当时的日本媒体直言，“连日本政府自己都没有料到，过度严苛的政策会对行业产生如此重大、万劫不复的影响，带来了一个全输的结局。”日本对于消费金融监管的初心当然是好的，主要思路是保护借款人群体，希望不产生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从金融市场供求出发，传统金融机构只服务头部人群，这部分人群的个人借贷需求并不强烈；反而用户越下沉，金融信贷需求越强烈。所以，在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极端遏制消费信贷市场，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国内消费金融近十年的发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路程，发展中的问题不可避免，但已经被用户、企业、监管所认可，并给消费者、商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利益。而在当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消费金融促消费的作用有着更大、更重要的意义，平衡好商家、金融机构、用户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处理好监管和消费金融创新的关系，也许才是消费金融发展的健康之路。

40年前，从我进入大藏省以来，先后在金融厅、日本银行等任职。在此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参与金融自由化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工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相关经验。日本利率市场化历程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两个“kokusai化”〔日语发音kokusai在不同语境下有“国际”和“国债”两个意思〕：在国际〔kokusai〕方面，日本企业对外活动增加；在国内方面，日本政府开始发行国债〔kokusai〕。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我在大藏省负责日美关系。当时日本经济本身已有金融自由化的必要，但由于在国内受到较大阻力，金融自由化没有取得进展。正在此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与美国共同设立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日本金融自由化之路由此开启。对日本金融自由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汇管理自由化，特别是1984年废除期货外汇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这对从事有关金融体系业务的人士来讲有很大影响。因为废除该原则之后，将以日元计价的金融产品换成以外币计价，再以期货把外币换回日元的操作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从而导致当时伦敦市场上以欧元计价金融产品的交易猛增。这也就是利用以外币计价交易，实际上实施了以日元计价的自由利率交易。然而，从作为国内金融体系负责人的立场来看，外汇管理的自由化是产生极大影响的“仓促行事”。因为这动摇了日本整体的财政和金融的利率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之前，国债的发行利率、公共养老保险的预定利率等作为财政运作基础的利率是与企业的公司债收益率、借款利率等有关产业金融的利率保持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下，在其间对邮政存款和银行存款等的利率作出调整，而这只有在一个精密的利率监管制度下才能够维持。图1 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之前的利率监管制度此外，在实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如何与公共金融协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日本公共金融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财政投融资制度。当时在日本，资金运用部利用由邮政储蓄和养老保险公积金的资金向政策性金融机构或实施事业项目的机构进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其余额达436万亿日元，超过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量。财政投融资制度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公共事业项目可以获得资金运营部的资金支持，弥补了一般会计的财政来源不足。同时，在该项制度下，资金运用部在向邮政储蓄和养老保险公积金保证优惠利率的同时，还向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发放补助金或无股息的出资款，使之实际上是负利差。然而，民营金融机构由于不得不与这些有亏损补贴的公共金融机构竞争，因此伴随着利率自由化的实施，其利益也必然受到压迫。图2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邮政储蓄市场份额变化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应对当日本在1995年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危机也随即显露出来。在上述环境下，民营金融机构由于在与公共金融机构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民营金融机构倾向于高风险贷款，这是导致泡沫经济发生的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愈发严重。到1997年秋天，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发生全国性挤提。我当时在旧大藏省负责有关金融危机对策的政治协调，但当时即便在政治层面出尽全力，由于日本没有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框架，当时也未能得以马上采取措施。1998年，我转到新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后，最初的任务是加强民营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信息披露。由于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不信任日本民营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所以我们按照国际标准核查所有银行的资产，对查明是资不抵债的进行倒闭处理。这样的倒闭处理集中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期间，为了防范系统风险发生，倒闭银行的所有存款由财政资金进行全额保护，因而产生了19万亿日元的巨额财政负担。另外，针对非资不抵债但暂时陷入资本不足的民营金融机构，通过政府保证来筹措资金以进行注资。银行方面因为采取了裁员等经营合理化的措施，为投入的政府资金带来了收益。由于以上对策的实施，到2004年春天，国际金融市场对民营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信心也有所恢复。图3 日本银行倒闭数量资料来源：DIC期间，我在负责完善有关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工作中，逐步意识到日本金融体系出现大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破产制度的不完善。以往在处理破产企业的时候几乎都会令其停止与银行的交易。当时，主银行管理企业的资金筹措，如果企业经营状况出现恶化，主银行会指导企业重建，但之后经营状况仍未改善的话，主银行便停止与该企业的交易，其他所有银行也会跟随停止与其交易，企业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状况。当企业倒闭时，银行会处置房地产担保以收回资金，但剩下的动产经常被非法势力强行夺取。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政府对经营上有困难的企业提供援助，或在房地产价格下跌以后，为了使银行不会因企业倒闭而发生损失，银行对企业进行延迟倒闭的融资规模也有所增加。然而，正是由于这样尽量不让企业倒闭的做法，金融监管和税务行政方面也就未能作出准备，这是金融危机长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只是我有这样的认识，其他参与不良债权问题人士也持有一致见解。基于这些问题，1998年以后日本对企业破产制度进行了全面性改革，同时在其过程中设立了像产业再生机构的临时性实行机构。图4 以破产形式分类的企业破产件数的变化（1980年以后）资料来源：企业共济协会《中小企业调查研究报告书》（2014年2月）图5 金融危机的原因日本利率市场化的启示简单总结一下日本的经验教训。日本在以外汇交易为中心的对外交易的市场化起步较早，而财政投融资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的改革则有所落后，这是问题所在。在此背景下，以利率为中心的金融自由化的进度较慢，民营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也依旧不完善，导致金融体系负担过多，其结果是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对整体经济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在与美国贸易摩擦背景之下推进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的开放是一项艰巨任务。希望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适当地实施金融自由化、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作者系日本银行原理事）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6月9日CF40-NRI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中国小康网5月9日讯 老马 一本题为《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的新书上市后成为日本出版界的一匹黑马，登上了日本最大的图书销售平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冠军。日本3大金融集团之一的瑞穗银行历时8年，投入4000亿日元动用35万人次开发出的结算系统被称作日本IT史上最大的手笔。苦难叠加的开发过程和鲜为人知的银行内幕犹如一部灾难大片为读者津津乐道,同时传统金融技术集大成的系统能否与金融科技(FinTech)无间隙对接?也让读者颇为担忧。日本书店热卖的图书《瑞穗银行19年苦斗史》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是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全球风靡一时的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上产生的加密货币。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金融科技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给传统金融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银行需要闭门苦斗，更需要开门创新，如何在金融科技上开展创新将成为银行今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金融厅在2015年度金融行政方针中承认日本在金融科技上已处于落后地位，并于《未来投资战略2017》中提出加快对金融科技的实验和应用，2018年设立了名为“金融科技创新枢纽”的新组织，对日本主要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进行跟踪。日本也在许多领域引入了金融科技。比如人工智能(AI)已经应用于征信与反欺诈、机器人投顾，今后向AI逻辑的透明化发展;大数据已经用在市场营销和投资上，也正在其他领域推广;区块链目前用于结算和汇款以及智能合约，今后会用于电子货币和证券结算以及房地产管理等领域;应用程序接口(API)已经用于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今后可以用于系统更新和结算升级等。目前，日本消费者认知度高的金融科技是利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网银服务，网上平台支付，家庭金融管理应用，虚拟货币等。从消费者使用频度上可见金融科技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比如日本金融机构虽然积极推进家庭金融记账服务，但是许多消费者依然持有消极态度，目前的利用率不到20%。另外，出于对网银账户以及信用卡信息被盗用的顾虑，日本消费者的网银利用率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20年的65%，银行窗口和ATM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务渠道。可以认为数字化在银行交易中的使用频度决定了金融科技在日本的推广速度。那么拥有全球一流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研发能力的日本为何会在推进金融科技上步步维艰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1989年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至今的20年为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此期间走入日本社会的80后、90 后人口目前有2680万人，其消费提倡简约和方便，持有的金融资产有限。目前，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33%，远远高于我国17%的水平。这个群体的消费高峰是在泡沫经济前后的10年，因此金融科技对老年人口的渗透具有局限性。另外，日本家庭以存款优先，投资热情并不高。中日两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显示：占日本家庭53%的是现金和储蓄，29%是保险和年金，14%是股权等资产运用(日本银行数据);占我国家庭46%的是现金和储蓄，25%是证券和理财投资(Wind数据)。由此可见，投资占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小，对金融科技的利用也有限。日本金融厅在2019年的报告中提出了“养老需要存款2000万日元”的观点，这让民众不得不考虑存钱养老。从日本厚生労働省发布的《2018国民生活基礎調査》中可见：存款有2000万日元的家庭中，60岁以上的家庭占到了59%，30-40岁的家庭仅占10%。日本家庭肩负房贷和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一般在60岁之前难以实现财务自由，长年积攒加上一次性退休金或是继承财产应该是老年人存款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