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精神研究中心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度专门医疗研究中心。2010年4月1日，基于“致力于高度专门医疗研究的独立行政法人相关法律”，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国立国际医疗中心以组织移行的方式开始运营，附属设施有国立看护大学校等。1993年10月1日，该中心作为日本第4个国立高度专门医疗研究中心开设。目前该中心站在日本艾滋病治疗研究开发的最先端，致力于艾滋病、HIV最新情报的开发与传播，声名远扬。今后预计将把重点移至肝炎等肝病研究、代谢症候群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研究上。本院在2010年5月被指定为全国仅有的3处8个床位的特定感染症指定医疗机关之一（4个床位）。

资料图（路透社）【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的新冠病毒是从欧美传过来的？据日本新闻网(JNN)28日报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调查发现，从新冠病毒毒株变异情况来看，目前在日本蔓延的新冠病毒从欧美传入的可能性较大。报道称，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一直试图找到在日本国内急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来源。最终，研究人员通过对世界各地流行的新冠病毒基因进行研究发现，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检测出以“钻石公主”号为疫情扩散起点的病毒毒株。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3月末在日本各地发现的第二波“传染路径不明”的病例，很可能来自欧美，由游客及归国人员带入国内，几周内在全国迅速扩散。(刘茵)

虽然我们无法预先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但我们相信真正的创新是在人们能够自由和专注于梦想的时候实现的。——加州理工大学前校长让·卢·查莫（Jean Lou Chameau）撰文 | 庄辞（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2019年2月24日，在蔡荣根院士的带领下，我与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王晓欢博士一起踏上了此次日本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的访学之旅。经过约3个小时的飞行，下午四点半，飞机平稳降落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来自东京大学IPMU的皮石博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羽田机场乘坐班车直达东京大学附近的三井花园酒店入住，行程需要1个半小时，但路况非常好，完全没有堵车，让人心情格外舒畅，感觉此次日本之行必定也会顺利圆满。第二天一早，乘坐公交车，我们抵达了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东京大学Kavli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 ，这里要顺便赞一下日本的公交系统，公交车到站时间非常准时，与站牌上的时刻表前后误差不到两分钟，方便乘客尤其是上班族安排出行时间。IPMU坐落于东京市千叶县东京大学柏之叶校区内，紧邻著名的日本东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柏之叶校区并不大，东京大学的众多研究机构都汇聚于此，包括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2015年诺奖得主Kajita Takaaki(梶田隆章)任所长）、物性研究所等等。东京大学柏之叶校园IPMU是一座外表其貌不扬的独立建筑，水泥砖块结构，外墙没有任何修饰，保留了水泥的原生态面貌，坚固而冷峻，很契合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的气质：化繁为简、去伪存真。在接下来的几天与IPMU的科学家们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IPMU的整体建筑结构是由几位创始科学家们（Hitoshi Murayama（村山齐）、Tsutomu Yanagida（柳田勉）等）精心设计的，他们借鉴了包括英国牛顿数学所在内的欧美知名研究机构的设计理念，充分考虑了开展基础研究所需要的自由、开放和促进交流的科研环境，设计了这座大楼的总体结构，然后由日本本土的建筑师们加以实现，这座建筑还获得了日本设计大赏的荣誉。IPMU正门从IPMU的正门走进去，左手边是一整排移动黑板，右手边是一块望不到尽头的长黑板，黑板上画满了七倒八歪、五花八门的公式和草图。在多媒体如此盛行的时代，黑底白字的手工推演依然是科学家们最喜爱的交流方式。IPMU一层走廊上到二层，从电梯口出来拐个弯儿，才终于看到了这所研究机构的全貌。它是一个中空的大loft结构，几乎80%的空间是开放式的，像是一个大广场，广场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各种课桌椅、大长桌、圆桌、沙发和茶几，如果不是被四周林立着的黑板和白板上的数学和物理公式包围，你会误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五六百平的大咖啡馆。这种感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当天下午与IPMU副所长Tomiyoshi Haruyama（春山富义）教授的交谈中，我们得知，IPMU每天下午3点都安排了CoffeeTime, 并要求在IPMU的每一位科学家、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参加，这项要求甚至被写进了合同里！看来，咖啡与黑板、粉笔一样，是科学家们的必备，不可或缺！IPMU大厅科研人员办公室科学家们的办公室位于二、三、四、五层，呈螺旋型上升结构环绕于大厅四周，在大厅讨论或者喝咖啡时，透过墙上的玻璃门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们的办公室，这样的设计初衷也是方便大家打招呼、交流和找人讨论问题。也许某一天你在咖啡厅喝着咖啡，突然灵光一现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激动到立刻想找一位同行讨论，抬头看到某某大牛的办公室亮着灯，这时你只需要直呼其名一声，或者迅速跑上楼去，分分钟就能完成讨论，甚至一篇论文由此诞生（据说IPMU有一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超新星的论文，就是由当时的一位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在咖啡厅讨论完成的，并在随后不久被实验物理学家观测到，不得不说这才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与这个超大咖啡厅相比，科学家们的办公室可以说是非常简单迷你了，十多平方米的面积，有的还要两人共享。据说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促进交流，局促的空间让科学家们不要总是在办公室里待着，能时常出来讨论讨论。看来，为了给科学家们营造合作交流的环境，IPMU确实是煞费苦心，做到了极致！IPMU Coffee Time从左到右：春山富义、蔡荣根、佐佐木节在IPMU访问的第一天，我们与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柳田勉教授和副所长春山富义教授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IPMU的成立源于从2007开始，日本政府下决心要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国际化科研机构的初衷，为此推行WPI项目计(The 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并在全日本征集项目建议书，并找到了当时在东京大学任职的柳田教授。柳田教授从事粒子物理的理论研究，他非常有兴趣加入这个计划。机缘巧合，当时柳田教授的隔壁来了一位访问学者是做数学物理的，两人喝着咖啡就聊起了这个事儿，聊着聊着就一拍即合，决定写个proposal，成立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它的科研方向就定为三大领域：数学、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三个领域是研究宇宙最基本的起源和结构的，是人类好奇心驱动所想要知道的最最终极和本质的问题。而当时柳田教授的这位邻居正是来自美国Caltech的Hirosi Ooguri（大栗博司）教授，他也成为了IPMU的5位创始人之一，并于2018年接任Hitoshi Murayama（村山齐）教授，成为了IPMU的第二任所长。这也是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产生思想的碰撞进而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又一例证，也被传为了佳话。采访柳田勉教授正是本着对开放交流和国际合作精神的推崇，IPMU在运行模式、人员配置、和经费安排上都处处体现出国际化、促进合作交流、营造开放自由环境的特质。固定科研人员和流动科研人员（博士后）的比例为1:2（目前IPMU有35位固定研究人员，65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运行经费中的50%以上用于学术活动和访问交流，每年有500-600位访问科学家，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都要求双语且工作语言为英语，所有IPMU的members必须参加每天的Coffee Time (下午三点准时打铃提醒) ，每位固定研究人员要求每年必须出国1-3个月，等等。在IPMU，博士后和研究生的经费由研究所承担，无需从科研人员的经费支出，正因如此，青年科研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IPMU报告厅春山副所长的报告在与IPMU所长大栗博司教授和副所长佐佐木节教授的访谈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IPMU的运行理念和发展模式。大栗所长告诉我们，IPMU每年都要接受日本WPI的项目评估，评估专家由研究所以外的科学家们组成，每次评估他们都会在所里待上整整两天的时间，除了听取所长的年度报告以外，其余时间都在所里与科学家们一起交流讨论，了解研究所的科研进展情况。而WPI项目对IPMU的支持也只剩下最后的三年了（WPI项目一个周期支持10年，最多延长5年，IPMU是全日本唯一一个获得5年延续支持的研究机构），IPMU目前也正在积极寻求其他的经费资助，以保证不减少研究所学术交流活动的频次和规模，因为这是研究所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不能削减。包括日本政府、东京大学、各类基金项目以及民间资本都是可以争取的经费来源，也正因为此，大栗所长认为，科学家们对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传播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他本人曾经撰写过科普书籍，还经常在日本的财经杂志上撰写一些科学散文和随笔，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科学，尤其是让日本的企业家们了解科学，培养科学情怀，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全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我想，这样的理念也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基础科学研究由于其过于抽象和深奥，几乎不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做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和社会传达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很难获得共鸣，科学的种子得不到播种，科学的精神也就不可能生根发芽，基础科学研究也就很难获得全社会的支持。这样一个科学家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如果不能够形成，会在很大程度上和很长时间内制约基础科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和发展。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们也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将投入科学研究一样的热情也投入到科学传播工作中去！与大栗博司所长访谈从左到右：庄辞、大栗博司、蔡荣根、佐佐木节为了了解和比较日本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情况，蔡荣根院士就基础科学研究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经费的比例问题与大栗所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对大学和研究院所的所有经费支持都用在且只能用于科学家身上，也就是提供给科学家的收入，而开展学术活动、招聘博士后的经费是需要科学家们自己去争取的竞争性经费，但研究生的开支也是由政府提供的，由学生自己向政府申请，如JSPS计划等，不需要由导师经费负担。这样，申请科研经费对于日本的科研人员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选择申请或是不申请，也不会影响本人的收入，因为收入多少与经费多少完全无关。在IPMU，为了招聘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士后，由研究所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来招聘PostdocFellow。IPMU的博士后不属于任何一个PI的科研团队，可以没有合作导师，他们可以自由地开展科研工作，这也是IPMU对于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除了博士后和研究生以外，IPMU每年还邀请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作为Affiliate Member加入到IPMU，为他们提供旅费和食宿，随时欢迎他们来IPMU开展合作研究。我想，这样的一种自由开放的理念，正是科学家们所崇尚和追求的。当科学家申请经费不与个人利益挂钩，培养学生不与个人收入挂钩，发论文也不与绩效奖励挂钩；当博士后能够按照自己感兴趣的方向选择合作导师，研究生可以自由申请经费的资助，是不是他们的学问也可以做得更加纯粹和自由？而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不需要申请大量的经费以维持科研团队的人员开支，是否也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科研本身？蔡荣根与大栗博司大栗博司教授是国际著名超弦理论物理学家，在与蔡荣根院士一起谈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时，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有用性不是短期可见的，它的重要性最主要的体现在其对其他所有学科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是颠覆性的和长期的。大栗教授引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创始主任亚伯拉罕·弗莱特纳（Abraham Flexner）在他1939年的文章中的话：“大多数最终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的发现，都是由男人或是女人们做出的，这些人不是因为想成为有用的人，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家是科学研究的主体，他们中的每一位才是实现科技创新最基本的单元和最需要支持的对象，而一个一流的科研机构所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营造环境，让科学家们能够在其中充分地施展他们的才华，激发他们的灵感，让他们的原始好奇心转化成原创的科研成果。加州理工大学前校长让·卢·查莫（Jean Lou Chameau）曾经说过：“虽然我们无法预先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但我们相信真正的创新是在人们能够自由和专注于梦想的时候实现的。我相信这种鼓励好奇心和追求看似无用的知识的理念依然是这个国家需要保护和培养的。”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愿意为人类科技进步做出贡献的国家所需要保护和培养的！在IPMU的访问短暂而充实，这里的国际化程度之高、学术活动之频繁、学术氛围之开放，以及科研人员的自信、从容和笃定都让人印象深刻、心生向往。当我们结束最后一天的访问，乘坐新干线列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时，我收到了IPMU秘书裕子小姐发来的邮件，她已经把我们在IPMU的照片挑选整理好放到IPMU的网盘中供我们下载，同时，她还非常贴心地推荐我们在京都可以吃到的非常好吃的日本传统小食和甜品，惊讶于裕子小姐如此高效的工作和温馨的服务，瞬间让我们旅途的疲倦烟消云散，平添一丝美好！在此，隆重感谢在IPMU工作的皮石博士、韩成成博士、葛韶峰博士，东京理工大学的章颖理博士和京都大学的张云龙博士的大力帮助和热情招待，让我们的行程顺利圆满！从左到右：葛韶峰、章颖理、庄辞、蔡荣根、王晓欢、皮石背景介绍：2018年6月，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席南华院士和理论物理研究所蔡荣根院士的大力推动下，中科院学部工作局通过了《从世界范围内数理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探索我国数理科学研究的突破之路》咨询项目的立项，该项目将总结世界范围内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对基础科学领域革命性、颠覆性成果的产出过程和所具备的条件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基础科学的重点方向布局、高水平研究基地构建、机制体制环境优化、稳定经费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能够取得原创性突破成果的可行之路，为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咨询建议。为了开展该项目的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席南华院士和蔡荣根院士在前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建议我与数学院科研处王晓欢博士，走访世界上知名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通过实地调研、对话访谈、采集资料，全面了解和分析它们成为世界基础研究领域顶级科研机构的关键之所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也是我们开启此次世界顶级科研机构之旅的初衷。文本为行程第一站——日本东京大学Kavli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纪行。（未完待续）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返朴》，一群大科学家领航的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共同出任总编辑，与数十位不同领域一流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

文丨航通社对待吸毒的人，特别是明星，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是不是没什么“给他一次机会”可言？对这个问题，不同地方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在中国，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每当有人胆敢体现出一点点对染毒瘾者的同情，就会有海量网友“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来教他做人。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近年来，数不清的执法人员倒在禁毒第一线，无数家庭被毒品及其衍生罪行拆散。至于吸毒者，很多人的看法和亲身体会应该是：我当然也想同情也想原谅啊，但这种人从戒毒所出来，没过多久复吸不说，还始终影响身边的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染毒瘾者也往往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种种这些，都使得“是否应该原谅（明星的）吸毒行为”在中国是一个不用被讨论，也不可以被讨论的话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是抱着与我们类似的态度，来对待有毒品问题的“劣迹艺人”的。沾染毒品的人在日本一样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被说成“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日本没有历史背景，却也对毒品深恶痛绝？其实，形成这种社会心态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一则 80 年代的公益广告片。我们会讲讲这背后的故事；顺便，我们来讨论一下要不要给吸毒的人“一次机会”。禁毒日前夕，撞到枪口上的艺人距离 6 月 26 日的“国际禁毒日”越来越近，最近几天连续有艺人因吸毒被曝光，受到公众热议。6 月 3 日，笑果文化知名脱口秀演员卡姆因吸毒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刑事拘留。与他一起吸食大麻的还包括他的两个朋友，两人同为笑果文化旗下，分别被行政拘留 10 日和 5 日。6 月 24 日，卡姆被提起公诉。6 月 23 日，新京报披露女演员牛萌萌 5 月份因吸毒被警方控制。消息传出后，牛萌萌发微博否认，并晒出在家做直播的记录，一时让人怀疑事件“反转”。但 6 月 24 日，北京大兴区警方通报确认牛萌萌吸毒被处理的事实，她碰的毒品是“甲基苯丙胺”（冰毒）。而牛萌萌则在当天下午再次被拘留。连续两次艺人染毒事件一出，网友对于当事艺人的态度都是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卡姆虽然曾给人带来欢笑，但事情一出，脱粉“再见”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包含他演出记录的片段也大多经过剪辑或直接下架。不过，牛萌萌涉毒的“反转”过程则更充满戏剧性。一开始牛萌萌否认染毒，有一些网友认为她可能被冤枉了，就回头说新京报是“无良媒体”。同时，当天“北京禁毒”这个机构账号也转发了新京报的消息，但随后几度修改，在“公开”和“隐藏”之间摇摆不定，也对人们的心态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牛萌萌果真是被媒体“冤枉”的，那网友会很自然地对相应媒体和机构表达愤怒，因为被指吸毒实在是艺人无法承受之重。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网友在评价很多热点事件时，都一定要找出自己认为需要负责任的一方，然后对其表现出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激烈态度。有些情况下，有人质疑这种情绪的宣泄是“杀鸡用牛刀”小题大做，但是很少有人会认为对吸毒艺人这样严厉有什么不妥——干得好！一个人如果沾染上毒品，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也许只需要自己和家人来默默承担后果。但是如果这人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明星名人吸毒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针对他们的吸毒处罚却是轻重不一，欧美偏宽松，而亚洲各国偏严，日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是与中国一样持有“零容忍”的态度。在日本，一旦出现明星吸毒，行业的自发抵制比起法律更有作用。整个娱乐行业都可以无时间限制地封杀，之前所拍摄的广告、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都不会播放，彻底让其在娱乐圈“消失”。去年 11 月，曾主演《一公升眼泪》等影视作品的泽尻英龙华（沢尻エリカ）因吸毒被捕，百事可乐、宝洁等找她代言的大牌纷纷叫停广告，撇清关系。中国观众熟悉的酒井法子、押尾学、田中圣等都是因为毒品而彻底告别演艺生涯。其中，酒井法子连 10 年前主演的电视剧都遭各大电视台停播，相关商业代言活动均被取消，被迫下线广告的厂商向她索赔。随后日本所有的制片商，电视台等都将酒井法子列入黑名单。酒井 2009 年底曾向媒体表达了一定要彻底戒毒，重新开始生活的意愿，她希望改做护理专业。但根据日本民间戒毒救助公益机构 DARC 的说法，“没有人能够轻松戒毒。只有通过参加自救团体努力回归正常生活，才有望与毒品绝缘。否则护理工作和育儿工作也做不好。”酒井法子 90 年代代言松下电器的广告而且，因为日本社会非常讲究集体性，所以对于沾染毒品的人物，不仅是他们本人，连他们的家庭都要一起受到惩罚。如果是上了媒体头条的新闻，家人被采访时也应该道歉说给社会添了麻烦，就好像我们现在听人说“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一样。要知道，日本是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它本身所存在的毒品问题，实际上没有中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这么严重和迫切。中国对毒品问题采取严厉的态度，有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但是日本并没有同类的原因。是什么促成了日本人对毒品采取与中国同样的不宽容态度呢？把小孩吓哭的恐怖公益广告在 1970-1980 年代，日本通过电视广告的方式，大规模的向公众普及毒品的危害。日本的“政府广报”即政府宣传片、“公共广告机构”还有“日本民间放送联盟”都推出了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广告。所谓民间放送即 NHK 以外的商业广播机构，日本主要有 6 家广播电视台联播网，而这 6 家的协调机构就是民放联。民放联发布的禁毒广告情节是这样的：用一根钉子往下砸到一个玻璃平面上，把钉子深深的砸进平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条裂缝。仔细一看，这个玻璃平面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剪影，钉子钉入和破裂的是头部，比喻毒品从大脑开始影响人。随着毒品这颗钉子的打入，人影变得四分五裂之后，变成碎片纷纷往下坠落。台词说：“甜蜜的诱惑？片刻的快乐？——毒品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伤害。你是放弃吸毒呢？——还是说，放弃做个人呢？”与同时期的其它禁毒广告相比，民放联的版本更是成为很多小孩子的童年阴影，在晚上电视台说“晚安”之前放这条广告，会让他们在半夜里被吓哭。到 90 年代，这一批恐怖的广告都不再播出。对吸毒采取“诉诸恐惧”的办法，在大众传媒予以阻吓，并不是只有日本这样做。当时的美国、香港等地的公益广告，同样利用恐怖的心理反应，试图达到劝阻高空坠物、远离铁路道口、注意交通安全等训导目的。这些公益广告的恐怖程度，都可以说是到了成为都市传说的地步。在这些广告播放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重新评估其效用结果，发现跟预想的有一定区别。适度的恐惧能够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但过度的恐惧却有可能适得其反。人们因为吸收了过量的恐惧，而完全回避这方面的话题，这同时也让他们错失了吸收公益广告所传达的真正信息的机会。一个优秀的公益广告应该起到的作用是，让人们得到提醒，并且充分吸收其中的信息。但如果因为它太过于让人恐惧而让人们不敢看，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的公益广告，都采取了清晰、明快或者是感人的表现手法，总之，都不属于那些上班时间不能打开（NSFW）的类型。远的有澳洲地铁教人们远离轨道的《蠢蠢的死法》，近的有越南卫生部门对抗新冠病毒的抖音神曲《洗手歌》。同样是禁毒广告，香港的表现手法也从过去严肃的“不可一、不可再”变成了“企硬！唔 take 嘢！”（大致的意思是“站稳立场，不跟风吸毒”），宣传远离毒品，不因同伴之间的引诱而上钩，才是真正的“酷”与“个性”。公益广告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理念的传播。虽然过于恐惧的内容也会方便传播，但是它的效果总体来说，并不如那些能形成“病毒营销”的，受人欢迎的广告。因此，这种改变与其说是公益广告变得更加人性化，考虑心理学因素，倒不如说是受到了互联网上病毒营销的规律影响，而寻求更为搞笑的信息传达方式。然而，民放联这款禁毒广告并未轻易走入历史。实际上，正是它的这一句“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人”，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争论。“已经不是人类了，那就自暴自弃吧”在“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人”这个口号推出的十几年之内，电视台频繁的播放让它形成了一种人心中强化的印象，也影响了日本对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以及随后让吸毒者回归社会的进程。日本因为毒品问题被逮捕的艺人，会遭受将画面从拍摄的影片里剪掉的待遇——日本和中国的影视剧审查制度并不相同，考虑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日文维基百科的总结认为：“在日本以外，像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这样的人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成为吸毒者，入狱后改过自新，还是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演员。但日本国民为吸毒的艺人打上不能忘却的耻辱烙印。”在日本，即使不放这些公益广告，对于毒品的打击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近年来，日本的毒品泛滥问题有改善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全国老龄化状态的加剧，那些容易接触到毒品，并引以为时髦的年轻群体数量在减少，加上“平成一代”对于生活的态度也变得更加“佛系”，同时减少的也包括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恋爱、婚姻等等的概率。君不见，新冠肺炎期间日本的黑社会打架，都要老老实实戴上口罩，一排山口组大叔乖的像小猫。然而，争议之处在于，虽然毒品会给人造成很严重的伤害，虽然毒品会威胁人的家庭，但是确实是没有严重到要给吸毒者“开除人籍”的地步，也就是罪不至死。这种“吸毒一次就不配做人”的说法，也剥夺了那些已经深陷于困局的人走出泥潭，重新做人的权利。2001 年，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和作家藤井诚二对谈认为，“放弃做人”这个表述是一个人权问题。它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危害程度不同的非法药物，一概列为“让人不再成为人”的禁物，沾染上就是无药可救的废人，就连起码的知识层面上都有问题。例如，在公众心中和看到的罪名同样都是吸毒、容留他人吸毒，但卡姆沾染的是成瘾性和毒性相对较轻的大麻，牛萌萌则是玩起了冰毒，其危害性还是相差很大的。在美加部分地区甚至已经开始试点大麻合法化的情况下，冰毒这类危害更强的毒品从未被寻求过所谓“合法化”。2017 年，日经旗下日本版《国家地理杂志》曾采访了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的药物依赖症治疗专家松本俊彦，他讲述了一个更为发人深思的故事。松本说，1980 年代在电视上播出的宣传广告“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本来可以作为预防毒品的有效教育，但同时也造成了悲剧。在这个国家成瘾的人，将是极少数的‘一小撮’，而且将被视为‘非人类’。”2002 年，松本先生曾去一所少年训练学校（类似国内的“工读学校”），看过所谓的“犯罪男孩”。一个少年因使用毒品而进入，松本问他：“你是否接受过预防毒品滥用的教育？”少年说：“警察到我们学校讲课，他说：戒不掉毒品的，还能叫人类吗？——我爸爸因为吸毒而被拘留了。我当时就想，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爸爸已经不是人了。那么，不是人的家伙，生的孩子肯定也不是人了。”少年自暴自弃地寻找坏孩子的组织并开始吸毒。虽然学校开展了初衷是好的预防教育，但结果却是把高风险的孩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根据松本先生的经验，吸毒成瘾的人在社交上被“开除”，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戒毒，毕竟戒了以后也没人接纳。这是一种成功地使大多数人远离毒品，却使一些人更接近毒品的机制，也意味着社会对待成瘾药物的机制出了问题。上文提到的戒毒互助组织 DARC，创始人上冈阳江指责这条公益广告对吸毒者的打击，甚至大于药物本身的影响。与药物对身体的伤害相比，缺乏理解和宽容的社会，会更彻底的摧毁他们的人生。TBS 电视评论员荻上千佳（荻上チキ）编辑了《成瘾药物报道指引》，并获得 2017 年厚生劳动省的表彰。《指引》认为，药物依赖症是一种可以康复的疾病，“吸毒者不是人”的表达否定了依赖症患者的人格，不应采用。《指引》同时认为，将强制戒毒机构设置于监狱内或含有惩治意味，会让出所后复吸的概率维持在高水平。帮成瘾者重返社会：虽然很难，但是一定要做随着艺人和运动员对毒品的依赖在大众媒体中引起轰动，赌博和酗酒等成瘾也成为热门话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2019 年 6 月，在昭和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讲座担任讲师的常冈俊昭医生，提出了"成瘾治疗如何走上正轨"的话题。常冈医生说，成瘾是“一种病态的状态，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更具体地说，是大脑中的控制能力被破坏了。换句话说，成瘾是“大脑残疾 / 疾病”。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将原本被看作是个人意志力、注意力、性格等问题的情况看作是一种疾病。成瘾症与抑郁症、多动症一样进入这个行列，有助于对其进行更科学、更细致的研究。成瘾者有使用依赖物质解决“抑郁，焦虑和孤独”等的经验。重复自残（如割腕、与随意的多人发生性行为等）也是类似的机制。常冈说，许多上瘾的人都感受到了“活着好难”和“孤独”。有人指出，“那些不能依赖人的人，只好依赖人以外的东西。”常冈所在的昭和大乌山医院是精神科专科医院，2015 年接待的患者中有 20% 同时有成瘾症；重度自残倾向者 27% 同时有成瘾症。他认为，如果存在健康危害，即使不符合“成瘾”诊断标准的“滥用”也需要治疗。“滥用”定义为“不正确的用法”，因此偶尔一次使用毒品或危险药物等，甚至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如今“赌瘾”或“网瘾”的罹患人数正在增加。有时候，有人到门诊部抱怨是“拉面上瘾”或“恋爱上瘾”，即使在“这很显然不是什么成瘾症”的情况下，如果就医者希望看医生，医生也应每次做出判断。一名 20 多岁的妇女因另一种精神疾病——“性瘾”而住院，因此使用了住院治疗的方案。“老实说，我不知道住院治疗对于阻止她与随意的多人发生性行为有多大帮助，但是能够与其它‘即使我想戒也戒不掉’的同样困惑的人互动，使她没有再那么感到孤立无援。出院后她也继续回门诊就医。”关于戒断各种各样的成瘾，还没有什么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法，目前主要能做的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和动机访谈机制。医务人员负责舒缓戒断引发的身心不适，与患者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问题，并讨论今后如何拒绝小伙伴的邀请，不至于重蹈覆辙。与戒毒互助会 DARC 或戒酒会等自助团体交谈也很重要。“‘找到能一起走远的人’比医护人员更有效。我希望他们继续做尽可能多的治疗，并知道，在出院后也有许多治疗方法。”重要的是，通过干预成瘾发生的原因，可以让患者不再使用依赖物质。在诊治现场，医生体现出对患者的充分肯定，积极正面的态度，倾听患者的心声，并表达“无论何时，欢迎你再来”的意愿；还会分享病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奇妙之处。如果药物依赖患者使用非法药物，该怎么办？常冈的回答也可能会违反我们的直觉。“医生的保密义务比报告义务要重得多，至少没有医生在诊治中报告药物使用。在治疗过程中，那些已经知道是成瘾的人不需要尿检。通过确保‘不向警方报告’或‘未经本人许可，我们不会与家人交谈’，从而确保患者持续就诊和治疗，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早康复。”“如果我们举报 1 个患者，就会有 100 名患者不愿意接受检查。‘如果我被举报了怎么办？’的心理会蔓延，这意味着那些已经就诊的人，在最痛苦的重复使用时无法咨询医务人员。保证不泄露给任何人的秘密，将因此防止对公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当然，如果有任何伤害或强迫他人使用的情况，也应该上报。”常冈同样表达了对“你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个人？”的不满。他说：“健全人乃至援助成瘾症患者的人，往往自己都没有成瘾症。不过，你需要明白你没有沉迷其中是因为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的力量支持，而不只是你个人有强大的意志力。相反，成瘾症患者首先受到了环境的引诱，或者生活于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能依靠种种办法生存下来，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效的戒毒政策，前提是承认毒品存在的事实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药物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常冈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对此表示了异议。1980 年代是美国的严厉惩罚时期，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反而促进了依赖和滥用。著名的“禁酒法”说明了对非法药物（酒精）严厉惩罚的后果。调查、审判和长期监禁等司法费用，远远高于治疗支出。因此，美国提供包含“毒品法庭”在内的“精神健康法庭”，并提供强制治疗，而不是以严刑峻法相待。此外，目前被称为“毒品减害”的政策正在全球推广，它的目的是针对一时无法完全戒毒的对象，承认并容忍其暂时吸毒的事实存在，并提供必要协助以防止更进一步伤害的发生，将毒品最终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这包括：扩大对吸毒者乙肝、艾滋病等病毒检测，以便早期发现个案，及时治疗，防止再传染给他人；药物中心提供干净的针头，为吸毒者提供不与警方挂钩，严格保密的信息登记与追踪，以免感染；提供美沙酮这样毒性较低，有一定成瘾性，但是容易走向戒断之路的辅助药物。同时，因其为口服的低危害替代品，也可以取代高危的静脉注射。美沙酮维持治疗（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是针对海洛因等阿片类物质成瘾者所采取的一种药物替代维持疗法，是应用最广泛且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2004 年，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毒品滥用问题和艾滋病疫情，中国在 5 个省份开放首批 8 个 MMT 试点门诊。评估结果显示， MMT 门诊在减少吸毒人群毒品滥用及其违法犯罪行为、降低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等方面效果显著。自 2006 年起，中国 MMT 门诊数量迅速增加，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设立了 789 个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含 29 辆流动服药车）、600 余个延伸服药点，在治人员 16.2 万人，累计治疗 45.35 万余人，基本覆盖了阿片类毒品成瘾者较为集中的地区。不过近十几年来，吸毒人员毒品滥用特征有所转变，新型毒品滥用情况较为严重，对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构成潜在威胁。在台湾，2008 年 5 月通过的地方法规，体现了戒毒政策在基本思维上的重大改变，对于毒品使用者采取“治疗胜于处罚、医疗先于司法”的理念，将毒品使用者认定系兼具“病人”与“犯人”双重特性的“病犯”身份。执法部门主张，矫正过程应包括三个阶段：生理戒断，指摆脱对药物的生理依赖；心理辅导，协助患者解除对药物的心理依赖，学习改变行为的技巧，需时数月甚至数年；社会复健，协助患者远离引发药瘾的高危环境，维持不再使用毒品的状态，并以恢复其家庭、社会与职业功能为目标。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在努力的使用一些替代疗法减少毒品带来的社会危害，循序渐进，而不是一刀切。这建立在承认毒品流通存在的客观事实基础上，而不是闭目塞听，如果我看不见，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提供美沙酮以及干净的针管，认可吸毒者的受害和患病身份，这些无不是充满了争议的措施。有些人见不得社会当中的这些阴暗面一直存在，认为它们就应该被连根拔起，物理灭绝。但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和采取“毒品减害”政策对比看，肯定是后者造成的实际的社会效益更好。吸毒的艺人要被“开除人籍”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中国而言，寻求建立一个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的最严格的禁毒体系，树立一种全民反对毒品的社会风尚，这是当下中国的国情，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传说中的“劣迹艺人”可能有其他类型的问题，比如纹身、出轨等，但是这与吸毒的严重性都难以相提并论。你可以说这不太符合逻辑，但演艺圈本身就是一个诉诸情感的行业，人们对待某种犯错比其他错更不宽容，与人们对待某个明星比其他明星更狂热，其实充满了一致的非理性。鉴于演艺行业在中国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行业，又因为疫情冲击而缺乏新的机会，如果让涉毒艺人终身不再踏入演艺圈，也是完全合理的。毕竟其他人比这些艺人拥有未沾毒品的加分项，可以实现演艺圈的新陈代谢，让更多新人有机会发光发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逐出演艺圈之后，就被取消了做人的资格。就算是行窃被抓的“窃·格瓦拉”，他出狱之后也当然有从事正当职业，重新开始的权利。如果吸了毒就不配做人，那为什么不把所有吸毒的人都直接判死刑，给他们一个痛快？艺人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有公众示范效应。但是任何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公众人物，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只有看到仝卓事件真实发生，我们才恍然大悟做到这个高度的艺人还有什么道理都不懂的；或者至少他的经纪人没有尽到帮他去筛选机会或警示的责任。所以，相比于揪住毒品链条末端的“消费者”不放，经过仔细的调查去发现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容易沾染到毒品，背后的源头和传播链条是什么，以便进一步的执法，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在日本媒体关于泽尻英龙华吸毒的报道中也曾提到，一些毒贩是专门去找艺人，用各种办法让他们惹上毒瘾的，因为对于毒贩子来说，艺人本来就有钱，而被捕消息传出后，也可以通过媒体间接宣传自己的“产品”，告诉瘾君子们他们的毒品新名称，做法极其恶劣。社会应该让吸毒的艺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回归到社会分工当中。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应该允许他们继续一如往常，安心做他们的公众人物。他们必须通过自己对粉丝剩余的影响力，来给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做正确的示范，可以用现身说法的方式，在宣传禁毒方面做一些工作。作为事件亲历者，他们也可以起到别人所无法起到的独特作用。同时，中国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戒毒互助民间组织，而在事发前一般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艺人，自然可以成为此类社会组织的积极贡献者。参考资料：https://yule.sohu.com/20091109/n268062350.shtml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6%9A%E3%81%9B%E3%81%84%E5%89%A4%E3%82%84%E3%82%81%E3%81%BE%E3%81%99%E3%81%8B%3F%E3%81%9D%E3%82%8C%E3%81%A8%E3%82%82%E4%BA%BA%E9%96%93%E3%82%84%E3%82%81%E3%81%BE%E3%81%99%E3%81%8B%3Fhttps://natgeo.nikkeibp.co.jp/atcl/web/17/040500003/040600002/?P=1https://biz-journal.jp/2019/08/post_112742.htmlhttp://html.rhhz.net/zhlxbx/20180430.htmhttps://zhuanlan.hu.com/p/112636166

由于各种因素，参与由于各种因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减少，长期未就学或工作接触自家以外的生活空间之状态”。隐蔽人士，俗称：家里蹲、蛰居族、茧居族（英译过来的））——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蛰居族指人处于狭小空间，不出社会、不上学、不上班，自我封闭地生活。此词源于日本，原文为“ひきこもり”或者“引き笼もり”（罗马字：Hikikomori），由“引き”（Hiki）和“笼もる”（Komoru）两部分组成，按字面解释分别为“退隐、抽离”和“隐蔽、社会退缩”。与咱们平时所说宅男、宅女不同，隐蔽人士就像动物冬眠一样，长期躲在某个地方，不出头露面。他们窝在家中闭门不出，成为与世隔绝的“都市隐士”。我们也许觉得难以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受得住寂寞，远离尘世的繁花似锦呢？当然，他们并不会这么想，他们乐此不疲，留恋痴迷于其中。在他们的独有世界中，他们是唯一幸存的现实中的人。那个世界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于他们，日本的学者分析认为，男人在社会上的压力太大，扛不住了，就采取了逃避手段。调查发现，他们多数来自中产家庭，而穷人家的孩子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蛰居族”的形成并非只有心理因素，医生们正在努力避免“蛰居”对下一代造成重要影响。瑞奇·库克（Riki Cook），30岁，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的家人住在夏威夷而他独居在日本。“瑞奇尝试让性格变得外向，”艾兰写道，但是他又总害怕犯错。越南蛰居人阿兰，超过七年不出门，未与外界联系。日本：儿子良树是位"蛰居男",20年闭门不出,这对夫妇担心自己的孩子出现精神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蛰居族？心理问题日本对于男性的期望过高，一旦受挫，男性救护倾向于离群索居。在学校或者职场受挫，遭受心理创伤后难以自拔。早在20世纪80年代，重视学历、考试竞争、填鸭式教育、管理教育、校园暴力拒绝上学等日本教育问题就很突出了。一些平凡普通的孩子在学习上不够优秀，在学校还要遭受校园暴力，久而久之其心理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到了社会上，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有的则完全依靠父母生活，对于一点挫折就会避而远之，选择逃避。在求职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怀疑，随着被对方不断的否定而越来越严重，人际关系也会经常出现问题，典型的心理特征就是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承认自己失败、习惯逃避。文化根源在西方，如果你整天待在家里，社会就会告知你，你需要出去进行社交、接触更多的人群，但是在日本，没有人会这么做。日本人有强烈的羞耻感和一种对母亲的情感依赖。日本的父权威严实际上只是个空壳，父亲常年在外工作赚钱，教育孩子的任务实际就留给了柔弱的母亲，缺乏应有的父亲角色，孩子与母亲的连接最多，对母亲也充满一种依赖感，缺乏应有的男子气概和担当。遇到挫折时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方法，而是一味地选择逃避。斯皮尔伯格曾在《头号玩家》里，向我们讲述了藏身废墟的未来少年韦德·沃兹一边吃着政府救济粮，一边像吸电子鸦片一样沉迷VR全息网游“绿洲”，寻求自我解脱的故事。中国人说：小隐在山中，中隐在市中，大隐在朝中。在终南山上的隐士有两种：一是有困难想要逃避债主或是仇人，另一种是有时间有闲钱，想去山中享受一下清净。我想说第一种人跟日本的蛰居族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逃避现实，害怕艰难，不敢直面面对生活当中遇到的棘手的事情，也许是明哲保身吧!中国的蛰居族也是存在的。营养番外篇——蛰居定制蛰居族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自己的身心疲惫，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另辟新路，只有逃避才能找到自我，这种现象不仅是在日本，在韩国，在英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都有出现。当下快节奏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初期感受——疲惫感。面对疲惫感，只需要补充营养素就可以轻松缓解。钙质：长期缺钙，神经系统会无法正常感应，使情绪无法放松，容易感到焦躁、易怒。而补充足够的钙，能让人在睡眠时充分放松、保持充沛的精力，进一步改善身心疲倦、疲劳等不适症状。活力维生素“B群”：维生素B群包括B1、B2、B6、B12、叶酸、烟碱酸等，是参与人体能量代谢及神经传导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其中，维生素B6更是参与“快乐贺蒙尔”血清素合成不可缺少的关键成分。一旦其缺乏或不足时，便容易使人体感到疲惫无力、肌耐力大幅下降。因此，建议想要改善慢性疲劳问题者，日常饮食中不妨可多加留意维生素B群的补充。往期文章：

航通社首发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文 / 书航 2020.6.18对待吸毒的人，特别是明星，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是不是没什么“给他一次机会”可言？对这个问题，不同地方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在中国，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每当有人胆敢体现出一点点对染毒瘾者的同情，就会有海量网友“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来教他做人。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近年来，数不清的执法人员倒在禁毒第一线，无数家庭被毒品及其衍生罪行拆散。至于吸毒者，很多人的看法和亲身体会应该是：我当然也想同情也想原谅啊，但这种人从戒毒所出来，没过多久复吸不说，还始终影响身边的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染毒瘾者也往往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种种这些，都使得“是否应该原谅（明星的）吸毒行为”在中国是一个不用被讨论，也不可以被讨论的话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是抱着与我们类似的态度，来对待有毒品问题的“劣迹艺人”的。沾染毒品的人在日本一样遭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被说成“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日本没有历史背景，却也对毒品深恶痛绝？其实，形成这种社会心态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一则 80 年代的公益广告片。我们会讲讲这背后的故事；顺便，我们来讨论一下要不要给吸毒的人“一次机会”。禁毒日前夕，撞到枪口上的艺人距离 6 月 26 日的“国际禁毒日”越来越近，最近几天连续有艺人因吸毒被曝光，受到公众热议。6 月 3 日，笑果文化知名脱口秀演员卡姆因吸毒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刑事拘留。与他一起吸食大麻的还包括他的两个朋友，两人同为笑果文化旗下，分别被行政拘留 10 日和 5 日。6 月 24 日，卡姆被提起公诉。6 月 23 日，新京报披露女演员牛萌萌 5 月份因吸毒被警方控制。消息传出后，牛萌萌发微博否认，并晒出在家做直播的记录，一时让人怀疑事件“反转”。但 6 月 24 日，北京大兴区警方通报确认牛萌萌吸毒被处理的事实，她碰的毒品是“甲基苯丙胺”（冰毒）。而牛萌萌则在当天下午再次被拘留。连续两次艺人染毒事件一出，网友对于当事艺人的态度都是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卡姆虽然曾给人带来欢笑，但事情一出，脱粉“再见”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包含他演出记录的片段也大多经过剪辑或直接下架。不过，牛萌萌涉毒的“反转”过程则更充满戏剧性。一开始牛萌萌否认染毒，有一些网友认为她可能被冤枉了，就回头说“心惊报”是“无良媒体”。同时，当天“北京禁毒”这个机构账号也转发了新京报的消息，但随后几度修改，在“公开”和“隐藏”之间摇摆不定，也对人们的心态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牛萌萌果真是被媒体“冤枉”的，那网友会很自然地对相应媒体和机构表达愤怒，因为被指吸毒实在是艺人无法承受之重。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网友在评价很多热点事件时，都一定要找出自己认为需要负责任的一方，然后对其表现出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激烈态度。有些情况下，有人质疑这种情绪的宣泄是“杀鸡用牛刀”小题大做，但是很少有人会认为对吸毒艺人这样严厉有什么不妥——干得好！一个人如果沾染上毒品，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也许只需要自己和家人来默默承担后果。但是如果这人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明星名人吸毒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针对他们的吸毒处罚却是轻重不一，欧美偏宽松，而亚洲各国偏严，日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是与中国一样持有“零容忍”的态度。在日本，一旦出现明星吸毒，行业的自发抵制比起法律更有作用。整个娱乐行业都可以无时间限制地封杀，之前所拍摄的广告、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都不会播放，彻底让其在娱乐圈“消失”。去年 11 月，曾主演《一公升眼泪》等影视作品的泽尻英龙华（沢尻エリカ）因吸毒被捕，百事可乐、宝洁等找她代言的大牌纷纷叫停广告，撇清关系。中国观众熟悉的酒井法子、押尾学、田中圣等都是因为毒品而彻底告别演艺生涯。其中，酒井法子连 10 年前主演的电视剧都遭各大电视台停播，相关商业代言活动均被取消，被迫下线广告的厂商向她索赔。随后日本所有的制片商，电视台等都将酒井法子列入黑名单。酒井 2009 年底曾向媒体表达了一定要彻底戒毒，重新开始生活的意愿，她希望改做护理专业。但根据日本民间戒毒救助公益机构 DARC 的说法，“没有人能够轻松戒毒。只有通过参加自救团体努力回归正常生活，才有望与毒品绝缘。否则护理工作和育儿工作也做不好。”酒井法子 90 年代代言松下电器而且，因为日本社会非常讲究集体性，所以对于沾染毒品的人物，不仅是他们本人，连他们的家庭都要一起受到惩罚。如果是上了媒体头条的新闻，家人被采访时也应该道歉说给社会添了麻烦，就好像我们现在听人说“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一样。要知道，日本是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它本身所存在的毒品问题，实际上没有中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这么严重和迫切。中国对毒品问题采取严厉的态度，有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但是日本并没有同类的原因。是什么促成了日本人对毒品采取与中国同样的不宽容态度呢？把小孩吓哭的恐怖公益广告在 1970-1980 年代，日本通过电视广告的方式，大规模的向公众普及毒品的危害。日本的“政府广报”即政府宣传片、“公共广告机构”还有“日本民间放送联盟”都推出了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广告。所谓民间放送即 NHK 以外的商业广播机构，日本主要有 6 家广播电视台联播网，而这 6 家的协调机构就是民放联。民放联发布的禁毒广告情节是这样的：请注意：以下视频、图片和文字说明可能引发不适用一根钉子往下砸到一个玻璃平面上，把钉子深深的砸进平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条裂缝。仔细一看，这个玻璃平面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剪影，钉子钉入和破裂的是头部，比喻毒品从大脑开始影响人。随着毒品这颗钉子的打入，人影变得四分五裂之后，变成碎片纷纷往下坠落。台词说：“甜蜜的诱惑？片刻的快乐？——毒品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伤害。你是放弃吸毒呢？——还是说，放弃做个人呢？”与同时期的其它禁毒广告相比，民放联的版本更是成为很多小孩子的童年阴影，在晚上电视台说“晚安”之前放这条广告，会让他们在半夜里被吓哭。到 90 年代，这一批恐怖的广告都不再播出。对吸毒采取“诉诸恐惧”的办法，在大众传媒予以阻吓，并不是只有日本这样做。当时的美国、香港等地的公益广告，同样利用恐怖的心理反应，试图达到劝阻高空坠物、远离铁路道口、注意交通安全等训导目的。这些公益广告的恐怖程度，都可以说是到了成为都市传说的地步。在这些广告播放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重新评估其效用结果，发现跟预想的有一定区别。适度的恐惧能够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但过度的恐惧却有可能适得其反。人们因为吸收了过量的恐惧，而完全回避这方面的话题，这同时也让他们错失了吸收公益广告所传达的真正信息的机会。一个优秀的公益广告应该起到的作用是，让人们得到提醒，并且充分吸收其中的信息。但如果因为它太过于让人恐惧而让人们不敢看，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的公益广告，都采取了清晰、明快或者是感人的表现手法，总之，都不属于那些上班时间不能打开（NSFW）的类型。远的有澳洲地铁教人们远离轨道的《蠢蠢的死法》，近的有越南卫生部门对抗新冠病毒的抖音神曲《洗手歌》。同样是禁毒广告，香港的表现手法也从过去严肃的“不可一、不可再”变成了“企硬！唔 take 嘢！”（大致的意思是“站稳立场，不跟风吸毒”），宣传远离毒品，不因同伴之间的引诱而上钩，才是真正的“酷”与“个性”。公益广告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理念的传播。虽然过于恐惧的内容也会方便传播，但是它的效果总体来说，并不如那些能形成“病毒营销”的，受人欢迎的广告。因此，这种改变与其说是公益广告变得更加人性化，考虑心理学因素，倒不如说是受到了互联网上病毒营销的规律影响，而寻求更为搞笑的信息传达方式。然而，民放联这款禁毒广告并未轻易走入历史。实际上，正是它的这一句“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人”，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争论。“已经不是人类了，那就自暴自弃吧”在“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人”这个口号推出的十几年之内，电视台频繁的播放让它形成了一种人心中强化的印象，也影响了日本对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以及随后让吸毒者回归社会的进程。日本因为毒品问题被逮捕的艺人，会遭受将画面从拍摄的影片里剪掉的待遇——日本和中国的影视剧审查制度并不相同，考虑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日文维基百科的总结认为：“在日本以外，像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这样的人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成为吸毒者，入狱后改过自新，还是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演员。但日本国民为吸毒的艺人打上不能忘却的耻辱烙印。”在日本，即使不放这些公益广告，对于毒品的打击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近年来，日本的毒品泛滥问题有改善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全国老龄化状态的加剧，那些容易接触到毒品，并引以为时髦的年轻群体数量在减少，加上“平成一代”对于生活的态度也变得更加“佛系”，同时减少的也包括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恋爱、婚姻等等的概率。君不见，新冠肺炎期间日本的黑社会打架，都要老老实实戴上口罩，一排山口组大叔乖的像小猫。然而，争议之处在于，虽然毒品会给人造成很严重的伤害，虽然毒品会威胁人的家庭，但是确实是没有严重到要给吸毒者“开除人籍”的地步，也就是罪不至死。这种“吸毒一次就不配做人”的说法，也剥夺了那些已经深陷于困局的人走出泥潭，重新做人的权利。2001 年，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和作家藤井诚二对谈认为，“放弃做人”这个表述是一个人权问题。它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危害程度不同的非法药物，一概列为“让人不再成为人”的禁物，沾染上就是无药可救的废人，就连起码的知识层面上都有问题。例如，在公众心中和看到的罪名同样都是吸毒、容留他人吸毒，但卡姆沾染的是成瘾性和毒性相对较轻的大麻，牛萌萌则是玩起了冰毒，其危害性还是相差很大的。在美加部分地区甚至已经开始试点大麻合法化的情况下，冰毒这类危害更强的毒品从未被寻求过所谓“合法化”。2017 年，日经旗下日本版《国家地理杂志》曾采访了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的药物依赖症治疗专家松本俊彦，他讲述了一个更为发人深思的故事。松本说，1980 年代在电视上播出的宣传广告“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本来可以作为预防毒品的有效教育，但同时也造成了悲剧。在这个国家成瘾的人，将是极少数的‘一小撮’，而且将被视为‘非人类’。”2002 年，松本先生曾去一所少年训练学校（类似国内的“工读学校”），看过所谓的“犯罪男孩”。一个少年因使用毒品而进入，松本问他：“你是否接受过预防毒品滥用的教育？”少年说：“警察到我们学校讲课，他说：戒不掉毒品的，还能叫人类吗？——我爸爸因为吸毒而被拘留了。我当时就想，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爸爸已经不是人了。那么，不是人的家伙，生的孩子肯定也不是人了。”少年自暴自弃地寻找坏孩子的组织并开始吸毒。虽然学校开展了初衷是好的预防教育，但结果却是把高风险的孩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根据松本先生的经验，吸毒成瘾的人在社交上被“开除”，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戒毒，毕竟戒了以后也没人接纳。这是一种成功地使大多数人远离毒品，却使一些人更接近毒品的机制，也意味着社会对待成瘾药物的机制出了问题。上文提到的戒毒互助组织 DARC，创始人上冈阳江指责这条公益广告对吸毒者的打击，甚至大于药物本身的影响。与药物对身体的伤害相比，缺乏理解和宽容的社会，会更彻底的摧毁他们的人生。TBS 电视评论员荻上千佳（荻上チキ）编辑了《成瘾药物报道指引》，并获得 2017 年厚生劳动省的表彰。《指引》认为，药物依赖症是一种可以康复的疾病，“吸毒者不是人”的表达否定了依赖症患者的人格，不应采用。《指引》同时认为，将强制戒毒机构设置于监狱内或含有惩治意味，会让出所后复吸的概率维持在高水平。帮成瘾者重返社会：虽然很难，但是一定要做随着艺人和运动员对毒品的依赖在大众媒体中引起轰动，赌博和酗酒等成瘾也成为热门话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2019 年 6 月，在昭和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讲座担任讲师的常冈俊昭医生，提出了"成瘾治疗如何走上正轨"的话题。常冈医生说，成瘾是“一种病态的状态，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更具体地说，是大脑中的控制能力被破坏了。换句话说，成瘾是“大脑残疾 / 疾病”。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将原本被看作是个人意志力、注意力、性格等问题的情况看作是一种疾病。成瘾症与抑郁症、多动症一样进入这个行列，有助于对其进行更科学、更细致的研究。成瘾者有使用依赖物质解决“抑郁，焦虑和孤独”等的经验。重复自残（如割腕、与随意的多人发生性行为等）也是类似的机制。常冈说，许多上瘾的人都感受到了“活着好难”和“孤独”。有人指出，“那些不能依赖人的人，只好依赖人以外的东西。”常冈所在的昭和大乌山医院是精神科专科医院，2015 年接待的患者中有 20% 同时有成瘾症；重度自残倾向者 27% 同时有成瘾症。他认为，如果存在健康危害，即使不符合“成瘾”诊断标准的“滥用”也需要治疗。“滥用”定义为“不正确的用法”，因此偶尔一次使用毒品或危险药物等，甚至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如今“赌瘾”或“网瘾”的罹患人数正在增加。有时候，有人到门诊部抱怨是“拉面上瘾”或“恋爱上瘾”，即使在“这很显然不是什么成瘾症”的情况下，如果就医者希望看医生，医生也应每次做出判断。一名 20 多岁的妇女因另一种精神疾病——“性瘾”而住院，因此使用了住院治疗的方案。“老实说，我不知道住院治疗对于阻止她与随意的多人发生性行为有多大帮助，但是能够与其它‘即使我想戒也戒不掉’的同样困惑的人互动，使她没有再那么感到孤立无援。出院后她也继续回门诊就医。”关于戒断各种各样的成瘾，还没有什么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法，目前主要能做的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和动机访谈机制。医务人员负责舒缓戒断引发的身心不适，与患者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问题，并讨论今后如何拒绝小伙伴的邀请，不至于重蹈覆辙。与戒毒互助会 DARC 或戒酒会等自助团体交谈也很重要。“‘找到能一起走远的人’比医护人员更有效。我希望他们继续做尽可能多的治疗，并知道，在出院后也有许多治疗方法。”重要的是，通过干预成瘾发生的原因，可以让患者不再使用依赖物质。在诊治现场，医生体现出对患者的充分肯定，积极正面的态度，倾听患者的心声，并表达“无论何时，欢迎你再来”的意愿；还会分享病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奇妙之处。如果药物依赖患者使用非法药物，该怎么办？常冈的回答也可能会违反我们的直觉。“医生的保密义务比报告义务要重得多，至少没有医生在诊治中报告药物使用。在治疗过程中，那些已经知道是成瘾的人不需要尿检。通过确保‘不向警方报告’或‘未经本人许可，我们不会与家人交谈’，从而确保患者持续就诊和治疗，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早康复。”“如果我们举报 1 个患者，就会有 100 名患者不愿意接受检查。‘如果我被举报了怎么办？’的心理会蔓延，这意味着那些已经就诊的人，在最痛苦的重复使用时无法咨询医务人员。保证不泄露给任何人的秘密，将因此防止对公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当然，如果有任何伤害或强迫他人使用的情况，也应该上报。”常冈同样表达了对“你是放弃吸毒，还是放弃做个人？”的不满。他说：“健全人乃至援助成瘾症患者的人，往往自己都没有成瘾症。不过，你需要明白你没有沉迷其中是因为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的力量支持，而不只是你个人有强大的意志力。相反，成瘾症患者首先受到了环境的引诱，或者生活于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能依靠种种办法生存下来，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效的戒毒政策，前提是承认毒品存在的事实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药物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常冈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对此表示了异议。1980 年代是美国的严厉惩罚时期，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反而促进了依赖和滥用。著名的“禁酒法”说明了对非法药物（酒精）严厉惩罚的后果。调查、审判和长期监禁等司法费用，远远高于治疗支出。因此，美国提供包含“毒品法庭”在内的“精神健康法庭”，并提供强制治疗，而不是以严刑峻法相待。此外，目前被称为“毒品减害”的政策正在全球推广，它的目的是针对一时无法完全戒毒的对象，承认并容忍其暂时吸毒的事实存在，并提供必要协助以防止更进一步伤害的发生，将毒品最终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这包括：扩大对吸毒者乙肝、艾滋病等病毒检测，以便早期发现个案，及时治疗，防止再传染给他人；药物中心提供干净的针头，为吸毒者提供不与警方挂钩，严格保密的信息登记与追踪，以免感染；提供美沙酮这样毒性较低，有一定成瘾性，但是容易走向戒断之路的辅助药物。同时，因其为口服的低危害替代品，也可以取代高危的静脉注射。美沙酮维持治疗（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是针对海洛因等阿片类物质成瘾者所采取的一种药物替代维持疗法，是应用最广泛且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2004 年，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毒品滥用问题和艾滋病疫情，中国在 5 个省份开放首批 8 个 MMT 试点门诊。评估结果显示， MMT 门诊在减少吸毒人群毒品滥用及其违法犯罪行为、降低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等方面效果显著。自 2006 年起，中国 MMT 门诊数量迅速增加，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设立了 789 个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含 29 辆流动服药车）、600 余个延伸服药点，在治人员 16.2 万人，累计治疗 45.35 万余人，基本覆盖了阿片类毒品成瘾者较为集中的地区。不过近十几年来，吸毒人员毒品滥用特征有所转变，新型毒品滥用情况较为严重，对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构成潜在威胁。在台湾，2008 年 5 月通过的地方法规，体现了戒毒政策在基本思维上的重大改变，对于毒品使用者采取“治疗胜于处罚、医疗先于司法”的理念，将毒品使用者认定系兼具“病人”与“犯人”双重特性的“病犯”身份。执法部门主张，矫正过程应包括三个阶段：生理戒断，指摆脱对药物的生理依赖；心理辅导，协助患者解除对药物的心理依赖，学习改变行为的技巧，需时数月甚至数年；社会复健，协助患者远离引发药瘾的高危环境，维持不再使用毒品的状态，并以恢复其家庭、社会与职业功能为目标。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在努力的使用一些替代疗法减少毒品带来的社会危害，循序渐进，而不是一刀切。这建立在承认毒品流通存在的客观事实基础上，而不是闭目塞听，如果我看不见，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提供美沙酮以及干净的针管，认可吸毒者的受害和患病身份，这些无不是充满了争议的措施。有些人见不得社会当中的这些阴暗面一直存在，认为它们就应该被连根拔起，物理灭绝。但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和采取“毒品减害”政策对比看，肯定是后者造成的实际的社会效益更好。吸毒的艺人要被“开除人籍”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中国而言，寻求建立一个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的最严格的禁毒体系，树立一种全民反对毒品的社会风尚，这是当下中国的国情，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传说中的“劣迹艺人”可能有其他类型的问题，比如纹身、出轨等，但是这与吸毒的严重性都难以相提并论。你可以说这不太符合逻辑，但演艺圈本身就是一个诉诸情感的行业，人们对待某种犯错比其他错更不宽容，与人们对待某个明星比其他明星更狂热，其实充满了一致的非理性。鉴于演艺行业在中国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行业，又因为疫情冲击而缺乏新的机会，如果让涉毒艺人终身不再踏入演艺圈，也是完全合理的。毕竟其他人比这些艺人拥有未沾毒品的加分项，可以实现演艺圈的新陈代谢，让更多新人有机会发光发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逐出演艺圈之后，就被取消了做人的资格。就算是行窃被抓的“窃·格瓦拉”，他出狱之后也当然有从事正当职业，重新开始的权利。如果吸了毒就不配做人，那为什么不把所有吸毒的人都直接判死刑，给他们一个痛快？艺人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有公众示范效应。但是任何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公众人物，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只有看到仝卓事件真实发生，我们才恍然大悟做到这个高度的艺人还有什么道理都不懂的；或者至少他的经纪人没有尽到帮他去筛选机会或警示的责任。所以，相比于揪住毒品链条末端的“消费者”不放，经过仔细的调查去发现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容易沾染到毒品，背后的源头和传播链条是什么，以便进一步的执法，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在日本媒体关于泽尻英龙华吸毒的报道中也曾提到，一些毒贩是专门去找艺人，用各种办法让他们惹上毒瘾的，因为对于毒贩子来说，艺人本来就有钱，而被捕消息传出后，也可以通过媒体间接宣传自己的“产品”，告诉瘾君子们他们的毒品新名称，做法极其恶劣。社会应该让吸毒的艺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回归到社会分工当中。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应该允许他们继续一如往常，安心做他们的公众人物。他们必须通过自己对粉丝剩余的影响力，来给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做正确的示范，可以用现身说法的方式，在宣传禁毒方面做一些工作。作为事件亲历者，他们也可以起到别人所无法起到的独特作用。同时，中国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戒毒互助民间组织，而在事发前一般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艺人，自然可以成为此类社会组织的积极贡献者。禁止转载

编者按：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们奋斗在一线，守护健康，他们会常常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他们总是与患者一起去勇敢面对会夺走生命的疾患，全力以赴地用个人知识和技能践行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医者仁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岗位上绽放着光彩、独一无二的闪光者!即日起，大众网·海报新闻推出“‘独医无二’——东营名医谱”系列报道，将镜头聚焦一线医生，读取“白大褂”的无疆大爱与大医情怀，致敬生命。“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从小就是金庸小说迷的郑一，曾有一个大侠梦。在金庸小说中看到“蝶谷医仙”胡青牛、“七心海棠”程灵素等很多医术高超的医者，虽然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无形之中也让郑一有了成为这样的杏林高手的理想。1989年如愿考入长春中医药大学，读到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后，感到医生的职责应该是“精勤不倦”、“悬壶济世”，应当有一颗大慈恻隐之心。怀着这样的初衷，他开始孜孜以求地学习医学知识。学霸型人才 精通多国语言1994年，本科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系的郑一又师从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和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继续攻读研究生。200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博士毕业后，到解放军总医院博士后流动站、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等交流学习。2017年，医院成立了康复医学科，郑一成为康复医学科主任。患者正在做康复训练出门诊、查房、指导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每天的郑一都很忙活。康复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一门以消除和减轻患者的功能障碍，弥补和重建患者的功能缺失，设法改善和提高患者各方面功能的医学学科。“康复医学科跟其他科室的治疗方案不一样，没有外科的‘刀光剑影’，也没有内科的‘药到病除’，我们的特色就是中医中药、针灸推拿和康复训练。很多中风后遗症的病人来医院的时候卧病在床，无法走路和生活自理，经过在康复医学科的系统治疗后，病情逐渐恢复，能够照顾自己，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参加社会活动。”郑一告诉记者，康复医学科以现代康复医学诊疗技术为主导，结合传统康复治疗模式，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康复医疗服务，恢复其正常工作与生活，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郑一擅长中医辩证治疗中医内科疑难杂症，擅长配合针灸和康复训练的方法全面解决康复难题。熟练掌握日本语和韩国语，和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以及韩国庆熙大学校韩医科大学保持学术合作。编写出版了《丹参研究》《医学知行录》等多部著作。翻译出版了《The Lancet Treatment Handbook of Neurology》、《臨床のための筋病理》等多部国外医学著作。“读书、看病、做学问”是人生信条2013年7月，郑一到日本参加了“国际少见疾病登记研讨会”，见到了一个坐着轮椅的镶边空泡型远端型肌病患者织田友理子，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疾病，一般20多岁发病，四肢肌肉从远端开始逐渐萎缩，直至卧床不起，最后呼吸肌衰竭而死亡。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疾病。罕见病患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人去关注。更没有哪一个制药企业为了几百个患者投入几十个亿去研发治疗药物。按照国际习惯这些治疗少见疾病的药物被称为“孤儿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更早地得到有效的治疗药物，2008年4月织田友理子成立了日本远端型肌病患者协会(PADM)，协会的宗旨是通过患者交流和集体意愿的表达，促进少见疾病治疗药物的研究开发，能早一日让少见疾病患者接受治疗。直至现在，这个“身残志坚”的乐观女孩对生命的无尽的渴望和祈求治愈的眼神，仍存在郑一的脑海里，永不会忘记。作为医生，他也感到了医学的无能为力，有的疾病使人长期受到折磨，但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郑一说，每每看到这样的病例或病历报道，都会产生一种难言的苦衷，所以，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应当成为医者的必修课。日本学术会议郑一爱好读书，“读书、看病、做学问”是郑一当前的人生信条。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两本医学书，闲暇之余读书不倦。郑一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刚刚在书里看到的知识能够立刻运用到患者身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郑一的妻子也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如今儿子也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读大三，一家三口选择了同样的医学道路，“一不小心变成了中医世家”，郑一非常开心。医圣张仲景曾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也是郑一对医生这一职业的理解。他认为，医生不但要有爱心，更需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要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不需要依靠家人照顾，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2017年郑一被评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同时也入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训项目，为期三年的国家级人才的培训也进入尾声。“快到知天命之年，又回到学生的身份，我很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这三年得到了很多中医大家的指点，也和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只希望通过深造，提高业务水平，能帮助更多的人。”郑一说。（记者 李欣）【来源：海报东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日本的新冠病毒是从欧美传过来的？据日本新闻网(JNN)28日报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调查发现，从新冠病毒毒株变异情况来看，目前在日本蔓延的新冠病毒从欧美传入的可能性较大。报道称，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一直试图找到在日本国内急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来源。最终，研究人员通过对世界各地流行的新冠病毒基因进行研究发现，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检测出以“钻石公主”号为疫情扩散起点的病毒毒株。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3月末在日本各地发现的第二波“传染路径不明”的病例，很可能来自欧美，由游客及归国人员带入国内，几周内在全国迅速扩散。

图为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名誉院长周秉德在会上讲话。　胡贵龙　摄中新网北京10月17日电 (胡贵龙 潘雨洁)“56年前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进入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把自身追求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中。”1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程建平表示。当日，“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政府机构、高校、央企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代表约100人参加。图为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主持会议。　胡贵龙 摄2019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对口支援下，青海师范大学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据介绍，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思政教育、文化宣传和人才培养机构，旨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阐释“两弹一星”精神实质和时代特征。青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副理事长、院长毛学荣介绍，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科研项目申报，围绕“两弹一星”精神的当代价值、历史轨迹等建设精品课程，汇集一批主题书籍和史料、文稿、照片，建成展览馆，接待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的参观。图为青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副理事长、院长毛学荣汇报“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工作进展。　胡贵龙 摄“观看过青海师范大学师生自编自创的讴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的红色话剧《永怀之歌》，我感受到当下年轻人热爱祖国和家乡的精神，这是很好的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名誉院长周秉德称。会议宣读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指导和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理事会设指导、学术委员会，聘请全国曾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科学家、老将军、科技工作者及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担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李晓兵称。图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程建平在会上讲话。　胡贵龙 摄会上，专家学者积极发言，对研究院章程和发展规划提出建议。“今后，我们要自觉做‘两弹一星’精神的研究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毛学荣称。图为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　胡贵龙 摄据悉，此次会议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硏究院、“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承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