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

5月21日，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类似于中国国家儿童医院）发表消息称，从身体各种组织的胚胎干细胞（ES细胞）中制作肝脏细胞，移植到严重肝病的婴儿身上。这是日本国内也是世界上首例由ES细胞制成的细胞移植。包括人工多能性干细胞（IPS细胞）在内向婴儿进行移植和肝脏方面的疾病移植。据该中心称，该临床试验的对象（儿童患者）是天生肝脏中无法分解有害氨的“尿素循环异常症”婴儿。旨在通过对移植的细胞是否会患上肿瘤疾病等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验证，作为以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依据。这种病如果不能用药物抑制血液中氨浓度的上升，就需要进行肝移植，但是在出生3~5个月后体重达到6公斤是很难的。如果氨浓度提高而反复发作的话，会给大脑留下隐患，甚至有死亡的危险。日本每年有30~50名患者成为细胞移植的对象。该婴儿在出生后第二天（2019年年10月）发作，被送往日本国立成育医疗中心。该中心在婴儿出生后第6天将ES细胞制作的肝细胞1亿9000万个从连肝脏的血管中注入。5个月后，移植了婴儿父亲提供的一部分肝脏，同时摘除了原来的肝脏，顺利出院。细胞移植后并用药物的临床结果：氨浓度不高，脑也没有留下障碍。细胞在肝脏中扎根，分解氨，有可能提高治疗效果。该中心还将ES移植给其他4人，并希望在2022年内申请厚生劳动省的批准，同时也将讨论扩大对其他肝病的对象。国立成育的脏器移植中心主任表示，“今后患者移植后也需要进行严格的观察，保障能够有较好的治疗成果”。

新华社东京5月21日电（记者华义）日本国立成育（成长发育）医疗研究中心21日宣布成功为一名肝病患儿进行了肝脏细胞移植，移植用的肝脏细胞由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而成。这家研究所称这是世界首例培养自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肝脏细胞移植。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21日发布了这一成果。这项临床治疗研究始于2019年10月，这家研究所的团队向患有先天性尿素循环障碍的新生儿肝脏血管注射了由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的肝脏细胞，并观察到注入的肝脏细胞产生了能分解氨的酶，患儿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作为一种过渡治疗，这次移植帮助患儿等到可以安全进行肝移植的时候（3至5月龄），然后患儿又成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研究报告称，这是世界首次成功移植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的肝脏细胞，也是日本首次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进行临床治疗。报告说，迄今肝脏细胞移植治疗中的一大课题就是细胞来源不稳定，这次临床治疗的成功验证了相关移植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来源：新华网客户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据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东京)的研究所团队得知，在日本九岁的儿童中存在过敏体质的人超过7成。该团队在2003年到2005年对1550名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发现有75%的人在血液中都存在对过敏的物质产生反应的抗体。图片来源:微博@人民网日本频道过敏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宝宝的免疫系统尚未建立完善，以至于比成年人更容易过敏。曾经，中山市博爱医院对1402名1岁以内的儿童调查数据显示，在986例有效数据中，确认有68例是过敏儿童，过敏率为6.9%。过敏，可真是妈妈带娃路上最难打的怪物。常见的两种过敏症状分别是：食物过敏和吸入性过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01.食物过敏据美国webmd网站报道，过去二十年来，美国食物过敏患儿的人数足足增加了50%。18岁以下的儿童，约8%对食物过敏，其中有38.7%曾有严重的食物过敏反应。食物过敏已经是21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安全卫生问题之一了。食物过敏会出现轻微的的身体红肿、鼻塞、气喘、皮肤瘙痒、喉咙水肿、恶心呕吐症状，严重则会呼吸困难、心悸、脉搏急促、休克等症状，父母可不能等严重时刻出现才引起注意。那么，父母就要对以下的常见过敏源食物多几分小心。常见的有含麸质的谷物，例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还有甲壳纲类动物，比如：虾、蟹、龙虾等。海鲜会加重宝宝肠胃的负担，甚至也会导致宝宝皮肤过敏，会出现肠胃功能蠕动缓慢的情况。预防小知识：1.世界卫生组织推荐6月龄时添加辅食，过早的给宝宝添加辅食可能引起食物过敏。2.给小于 4 个月的宝宝添加辅食除了会增加过敏的风险之外，还会破坏营养平衡，增加肾负担，并增加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3.建议6个月内应纯母乳喂养，并尽可能持续到一岁甚至更久。母乳喂养可以明显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生。但对于6个月或者6个月以内的宝宝，如果不能通过母乳喂养，就需要食用配方奶粉。4.如果宝宝需要吃奶粉，但又对牛奶蛋白过敏，那普通配方奶粉就不合适了，妈妈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配方。02.吸入性过敏据数据显示导致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前四位分别是蟑螂(46.88%)、尘螨组合(23.41%)、普通豚草(19.43%)、艾蒿(17.10%)。在小儿吸入性过敏的案例中有百分之八十源自尘螨过敏(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当孩子出现：·流鼻水，流眼泪·连续打喷嚏·不断吸鼻涕·流鼻血·经常擤鼻涕导致鼻头起褶皱·有黑眼圈·经常感冒或耳部感染·夜里咳嗽，早晨鼻塞·运动时咳嗽·久咳不愈，经常伴有呼噜声或喘鸣那么孩子可能是吸入性过敏，其可导致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症状。如果发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需及早带孩子就医。吸入性过敏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动物皮屑、真菌和灰尘。预防小知识：·花粉季节，有风的日子，不要去满是杂草和花朵的田野。·夏季，在使空调几个月后要清洁空调。·窗帘与壁纸粉尘较多，需要经常清洗窗帘，必要时，可去掉壁纸。·如果宝宝很容易过敏，最好不要给他填充玩具和毛绒玩具，如果宝宝离不开他喜爱的玩具，那就选一个可以经常洗的给他过敏反复无常，既然无法一劳永逸。那么就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护孩子远离过敏源。

【新华社微特稿】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岁至17岁人群中，四分之三因新冠疫情暴发、学校停课、无法见到朋友而承受不同形式的精神压力。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4月至5月间经由在线方式调查家中有7岁至17岁孩子的家庭，收到大约8700人回复，汇总后得出上述结论。日本广播协会23日报道，调查显示，75%调查对象自述感受到精神压力，比如在想到新冠疫情时会感觉不舒服或注意力难以集中。许多孩子说，自己花更多时间打游戏、玩手机或看电视；31%每天看电子设备屏幕的时间至少4小时。还有不少孩子说，自己日常生活模式被打乱，比如61%说早上起床时间改变。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专家说，由于疫情暴发，许多孩子不仅无法到学校上课，还失去与朋友开展社会活动、参加体育活动等的机会，而这些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专家团队打算定期开展类似调查，以关注疫情对孩子们带来的上述影响是否会长期存在。（完）（乔颖）关键词：压力(stress)、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岁的木村和雄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今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他独自在家服下60片镇静类药物羟嗪。“30片之后就有强烈的眩晕感袭来，继续吞下剩余30片时，呼吸越来越困难。”木村说，他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死彷徨的时刻，“服药后几近窒息的感觉真的非常痛苦，我自己拨打了救护车电话，看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就失去了意识。“经过抢救，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演员三浦春马、竹内结子，以及数千感到绝望的日本人在近几个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7月起，日本自杀率连续4个月超出去年同期，年轻自杀者明显增加。令和2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19年日本自杀者超2万人，呈现下降趋势，但10岁至19岁人群中，自杀人数为659人，自杀率达到3.1（注：自杀率＝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逆势增长。15岁至39岁人群去年的自杀者总计5229人。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0月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年轻人自杀问题严重，政府将重点关注推进自杀预防对策。自杀，已成为日本年轻世代的第一大死因，这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日本年轻世代生活在一个遇到困难后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的社会。”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所研究员高桥聪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自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1978年－2019年日本自杀人数变化／日本厚生劳动省。隐秘的校园霸凌“受疫情影响，学校从明天起停课，后续安排将另行通知。”4月7日晚，木村和雄在便利店兼职结束后疲惫不堪地往家走，手机突然收到停课通知，内心一阵窃喜。他打开Facebook扫了一眼，才知道几个小时前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等7个都道府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范围也包括他所在的大阪。木村告诉澎湃新闻，他在大阪一所专门学校（类似于国内技校）就读设计专业，从小自认为审美出众，对个人形象也十分在意。但是从高一开始，脸上的青春痘层出不穷，起初冒一个挤一个，但到高二时已蔓延到整张脸，不得不戴上口罩。“班上有同学给我起了‘火山脸’的外号，嘲笑我，说我受了诅咒，书本上经常被别人乱涂乱画。”木村回忆，被霸凌最严重的时候，每晚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睡不着的时候就想第二天找什么理由请假。有时看到镜子、玻璃等反光物里的自己，很想哭。木村越来越频繁地旷课，即使去学校也几乎不和同学说话，勉强读完高中后进入专门学校。不出他所料，同学依然不友好，2年里曾多次发生肢体冲突。校园霸凌是日剧和动漫的常见主题，其中不少情节令人不寒而栗，但现实中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好一些。日本慈善机构“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2018年对全国18岁至22岁人群进行调查，30%的受访者称“曾考虑过自杀”，其中近五成表明是“学校问题”，三成称家庭问题。回答“学校问题”的学生中大多数谈到了“校园霸凌”。2019年霸凌自杀预防海报比赛优秀作品（作者：前川雅美）；海报文字：“实际上，大家都讨厌霸凌者。被霸凌者，你的朋友有很多，因此不要放弃。” 日本霸凌自杀预防国民运动本部国民运动本部网站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中小学发生的霸凌事件超过61万件，5年时间数量增长了3倍。“当你在学校不合群，或是和别人与众不同时，往往就会受到排挤，严重一些就是霸凌。”日本青年心理学会理事长大野久告诉澎湃新闻，在日本教育中，集体很重要，某些方面“表现特别”的孩子即使很优秀，也可能被孤立。出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考虑，被霸凌的孩子很少愿意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家长，宁愿选择默默忍受。学生屡受霸凌，学校成了“残酷现场”。据共同社报道，3年前，日本长崎市海星私立高中一名16岁男生死亡，校方告知家长“学生猝死”。在家长的一再下，当地教育部门调查此事，历时2年最终发现关键证据，上月出具的报告证实，学生主要因为被霸凌而自杀身亡。这件事让许多人再次关注隐秘的校园霸凌。致命的一根“稻草”在木村看来，被霸凌只是他不幸生活的一部分，根源在于“被毁”的容貌。今年2月，木村在家人建议下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医生说，每周治疗一次，完成3个月的疗程预计会好转。他燃起了一线希望，每治疗一次后都会仔细观察是否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愿。随着大阪的新冠疫情扩大，4月7日进入紧急状态后，他就诊的医院控制非急诊和重症患者的人数，皮肤疗程被迫中止。木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暂停键，学校停课、便利店的兼职工作中止，他在家中无所事事，不自觉地长时间观察自己的脸。“3个月的疗程只完成了一半，因疫情停止治疗后，脸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不再抱任何期待。”由于自卑，木村很少主动和同龄人接触，更别提女孩，看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哥哥在家经常和女友视频通话，他非常羡慕，而他连可以倾诉烦恼的好朋友都没有。在家宅了两周之后，木村愈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上网搜索自杀的方法，查询“60公斤的人要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可以致死”，“烧炭、上吊等方式有多痛苦”等等，还网购了相关书籍。木村网购的《完全自杀指南》一书。受访者供图在研究自杀方式的过程中，木村一度产生幻觉。“身体里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自己，让我不要犹豫，果断结束生命。”木村在一个互助论坛上找到多个卖家，分多次购买了大量镇静类药物羟嗪，当累积到60片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自我了结。然而，当距离死亡只步之遥时，木村害怕了，“我自己打电话呼叫了救护车，看到医护人员赶到，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木村在重症监护室（ICU）度过了危险12小时，他的母亲收到医生通知后非常震惊，一直在医院陪护。“看到母亲捂着脸流泪的时候，我想活下去。”木村哽咽道。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今年6－7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心理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孩子性情突变或抑郁的情况增多。迫于疫情影响，心力交瘁的父母可能忽视了子女的负面情绪征兆，对他们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而高桥聪美认为，年轻人自杀率上升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在应对年轻人自杀问题方面准备不足、机能失调。虐待、贫困、霸凌、学业困难、亲子关系紧张等，都可能对青少年造成极大心理负担。“孩子的‘自尊感情’（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较低，一根稻草就会将他们推下悬崖。如果政府、学校、家长不重视起来，自杀率还将可能继续上扬。 ”木村出院后，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定期接受心理辅导。最近，他经常会登录一个名为“无名邮件”的漂流瓶网站，匿名写下自己的心事，同时也给其他人留言回复。他发现了许多人和他一样，在漫长疫情期中渐渐脱离了人生的正轨。“无名邮件”网站首页自杀率飙高之谜生活封闭、孤独、收入减少、失业、对健康感到担忧……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安背景下，人们容易对生活感到不满或绝望。土屋皐是北海道自杀预防团体SPbyMD的负责人，她告诉澎湃新闻，疫情期间来进行咨询的人数明显多于往常，仅10月份，个人经手的自杀咨询大约有10件。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志愿团体来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24日发布的自杀情况报告显示，今年10月的自杀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其中女性自杀者达到852人，较去年10月上升82.8%，20至50岁女性占比将近一半。报告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女性的育儿和家务负担加重。从经济上看，在零售或服务行业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相对更多，失业风险激增。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值壮年的男性群体中，自杀率也呈现上升趋势。一些社会援助团体发现，日本街头出现年轻流浪汉，这些失业者一旦露宿街头，就容易成为自杀“后备军”。日本预防自杀组织Life Link负责人清水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目前，随新冠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者多为派遣员工和自由业者，精力旺盛的男性突然丢了饭碗，不知何去何从。”新冠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增多，很多人在桥下或公园临时居住。 日本非营利组织“独立生活支持中心MOYAI”在YouTube发布的拍摄片段截图“连续4个月自杀率上升并不意外。”日本和光大学心理教育学科教授末木新对澎湃新闻说，出现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时，自杀率会短暂下降，之后上升，这一现象已得到反复验证。在危机高峰期，群体凝聚力提高，个人面对困难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会相应减少。危机过后，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这时候切实感受到危机带来的痛苦。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灾害，4月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该月自杀率相比去年同月下降了20%，随后四个月连续上升，实际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的自杀率从7月开始不断上扬？目前还难下定论，但不少心理学家都谈到了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演艺明星接连自杀。17岁出演《恋空》而一举成名的日本男演员三浦春马，7月18日毫无先兆地在家中自杀身亡，俊朗的形象永远停留在了30岁的夏天。这一死讯似乎推倒了演艺圈的多米诺骨牌，短短4个月内，知名演员竹内结子（40岁）、芦名星（36岁）、洼寺昭（43岁）相继自杀离世。三浦春马自杀前4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传他出演的新剧。三浦春马instagram明星接连自杀，不可避免地对普通人心理造成冲击。高桥聪美指出，“名人自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部分归咎于媒体的大肆报道，世卫组织曾就自杀报道发布过相关指导原则，但日本媒体没有很好地遵守，从而引发维特效应（Wether effect），也就是人们参照一个知名的自杀方式或特定人物进行‘自杀模仿’。我认为，这是诱发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之一。”谈及名人自杀带来的连锁效应，土屋表示认同，但不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她多年从事自杀预防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发现多数人的困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生活方式、恋爱、金钱。“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一些人自杀的理由。最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先生，极致的完美主义者，要求自己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指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就会非常自责，这种强迫症把他逼到无路可走，想以死寻求解脱。”土屋举了一个例子。从事预防自杀的志愿工作，需要极强的共情能力。土屋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因为她既是自杀未遂者，也是自杀者遗族。倾听心声直到最后一刻问及从事预防自杀援助工作的契机，土屋有很多话想说，但她否认自己是一名援助者，“我不是抱着乐于助人的初衷在做这件事，而是在拯救自己。”“经历了自杀未遂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人对我变得温柔而小心翼翼。”土屋回忆，多年前因朋友背叛，她想置其于死地同时自杀，甚至将这个朋友的照片放入黑相框，设祭坛。尝试自杀而未遂的土屋，在朋友建议下去看了一部电影——由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信》，片中的弟弟一生都活在杀人犯哥哥的阴影下。她醒悟，不论是杀害别人还是自杀，都将给所爱的人留下无尽痛苦，于是慢慢说服自己摆脱自杀念头。正当生活逐渐向阳，土屋突然得知最好的朋友在家附近的车站跳轨自杀，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明明想自杀的是我，她和她的家人对我都很关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词一刻不停地在脑中旋转。”她至今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还是会时常想起那场葬礼，离世友人的父母在哭。“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很长一段日子里，土屋都在思考，能为朋友做些什么、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她再也无法看到、听到和遇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我要帮她去完成。“在这样的心情下，土屋加入了预防自杀的志愿者团体，和同行的伙伴一起倾听咨询者的倾诉、办心理讲座等，全部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付出，经费也完全依赖于捐赠。SPbyMD团体举办交流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在面对各种负面情绪时，土屋表示从未有过“无力感”，“对于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我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直到最后一刻。”她和同事们不仅接受咨询请求，还会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咨询者进行长期观察，以防发生不测。从事预防自杀活动的志愿者和自杀问题研究者中，不乏像土屋一样有“特殊”经历的人。末木教授对澎湃新闻说，“上高中时，祖父自杀身亡，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可能是让我对自杀问题有探究欲望的契机。”他走上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出版多部自杀问题相关的书籍后，有许多人向他求助。末木称，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大量心理咨询者的邮件，很多邮件的标题是“我想死”，内容往往是讲述一些烦恼，发件人的身份无从知晓。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建议这些人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咨询。和末木新相似，医学博士高桥聪美也专注于自杀问题研究，她坦言自己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经历，父亲有酒精依赖，她从小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我和母亲都遭受了很长时间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家里非常贫困，上大学时的学费都很难负担得起。可以说我是一个有很高自杀风险的孩子，但多亏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高桥希望日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身心愉悦的社会，摆脱自杀之苦，但前路艰难。在她看来，目前日本制定的自杀对策不充分，需要社会模式与医学模式两轮并行。“应对自杀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效药，除了踏实做好预防措施，别无他法。”土壤与措施“自杀”早已不限于心理学研究，是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甚至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是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出自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被记录在川端的散文《临终的眼》之中。这两人都将死亡赋予了重要美学意义，最终都因自杀离世。日本历史上有太多文人墨客自杀弃世，三岛由纪夫颇具仪式感地剖腹自尽，震惊世界文坛。有人说他被灌输贵族武士思想而迷恋死亡，也有人称其推崇死亡美学，还有天皇崇拜的说法，众说纷纭。不难看出，对待死亡，日本有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有其独特的生死观。樱花凋零与武士殉道无不透露着大和民族的 “物哀”情结， 而“以死谢罪”的思想也仍然深植于心。《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洗刷一个人的污名，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如果从所谓的宗教角度来看，日本人持有宽容的‘自杀观’，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批判自杀。”末木新称，在日本这个国家，自我牺牲和履行职责的死亡通常是会被美化的，对死亡的宽容态度可能受到了“儒教”的一定影响。文化对日本人生死观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高桥聪美及多位自杀问题研究者认为，不能将日本的高自杀率归咎于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当今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政策和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自杀率急剧上升，成为全国性社会问题，日本官方试图干预。2006年，政府专门制定实施了《自杀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制定自杀对策的义务。这一基本法施行10年后又经修订，规定了地方和学校的自杀预防义务。其中明确写有“争取实现没有人被迫自杀的社会”。日本厚生劳动省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自杀对策白皮书》，统计上一年度的自杀数据，分析现状和原因。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自杀未遂者的援助力度。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制作的自杀预防海报，左边人物为自杀援助者，右边人物为有自杀倾向者，呼吁人们说出想说的话。然而在日本，当人们真正陷入抑郁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时，可无后顾之忧寻求帮助的地方并不多。土屋解释，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症等精神疾病都与自杀密切相关，如果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治疗，有助于避免许多自杀事件，但人们对精神疾病持有较强的偏见，会避讳寻求帮助。日本精神病院协会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日本精神病医疗远远落后于世界进度，近八成精神病医院为民营，而专科医生配备又严重短缺。尽管近两年有所改善，但相比西方国家仍有差距。新冠疫情之下，受困于精神和心理问题无处排解、不安情绪加剧的日本自杀者大幅增加。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1月11日的记者会上称，“有必要认真对待现实情况”。让各地官方自杀咨询窗口延长运营时间的同时，加藤胜信希望民间团体通过社交媒体提供咨询支持，呼吁民众不要独自承受痛苦。“当你想要轻生的时候，找个值得信赖的人倾诉一番，自我守护，向着生命中的光亮。”土屋呼吁道。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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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木村和雄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今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他独自在家服下60片镇静类药物羟嗪。“30片之后就有强烈的眩晕感袭来，继续吞下剩余30片时，呼吸越来越困难。”木村说，他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死彷徨的时刻，“服药后几近窒息的感觉真的非常痛苦，我自己拨打了救护车电话，看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就失去了意识。“经过抢救，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演员三浦春马、竹内结子，以及数千感到绝望的日本人在近几个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7月起，日本自杀率连续4个月超出去年同期，年轻自杀者明显增加。令和2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19年日本自杀者超2万人，呈现下降趋势，但10岁至19岁人群中，自杀人数为659人，自杀率达到3.1（注：自杀率＝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逆势增长。15岁至39岁人群去年的自杀者总计5229人。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0月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年轻人自杀问题严重，政府将重点关注推进自杀预防对策。自杀，已成为日本年轻世代的第一大死因，这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日本年轻世代生活在一个遇到困难后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的社会。”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所研究员高桥聪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自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1978年－2019年日本自杀人数变化／日本厚生劳动省。隐秘的校园霸凌“受疫情影响，学校从明天起停课，后续安排将另行通知。”4月7日晚，木村和雄在便利店兼职结束后疲惫不堪地往家走，手机突然收到停课通知，内心一阵窃喜。他打开Facebook扫了一眼，才知道几个小时前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等7个都道府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范围也包括他所在的大阪。木村告诉澎湃新闻，他在大阪一所专门学校（类似于国内技校）就读设计专业，从小自认为审美出众，对个人形象也十分在意。但是从高一开始，脸上的青春痘层出不穷，起初冒一个挤一个，但到高二时已蔓延到整张脸，不得不戴上口罩。“班上有同学给我起了‘火山脸’的外号，嘲笑我，说我受了诅咒，书本上经常被别人乱涂乱画。”木村回忆，被霸凌最严重的时候，每晚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睡不着的时候就想第二天找什么理由请假。有时看到镜子、玻璃等反光物里的自己，很想哭。木村越来越频繁地旷课，即使去学校也几乎不和同学说话，勉强读完高中后进入专门学校。不出他所料，同学依然不友好，2年里曾多次发生肢体冲突。校园霸凌是日剧和动漫的常见主题，其中不少情节令人不寒而栗，但现实中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好一些。日本慈善机构“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2018年对全国18岁至22岁人群进行调查，30%的受访者称“曾考虑过自杀”，其中近五成表明是“学校问题”，三成称家庭问题。回答“学校问题”的学生中大多数谈到了“校园霸凌”。2019年霸凌自杀预防海报比赛优秀作品（作者：前川雅美）；海报文字：“实际上，大家都讨厌霸凌者。被霸凌者，你的朋友有很多，因此不要放弃。” 日本霸凌自杀预防国民运动本部国民运动本部网站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中小学发生的霸凌事件超过61万件，5年时间数量增长了3倍。“当你在学校不合群，或是和别人与众不同时，往往就会受到排挤，严重一些就是霸凌。”日本青年心理学会理事长大野久告诉澎湃新闻，在日本教育中，集体很重要，某些方面“表现特别”的孩子即使很优秀，也可能被孤立。出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考虑，被霸凌的孩子很少愿意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家长，宁愿选择默默忍受。学生屡受霸凌，学校成了“残酷现场”。据共同社报道，3年前，日本长崎市海星私立高中一名16岁男生死亡，校方告知家长“学生猝死”。在家长的一再下，当地教育部门调查此事，历时2年最终发现关键证据，上月出具的报告证实，学生主要因为被霸凌而自杀身亡。这件事让许多人再次关注隐秘的校园霸凌。致命的一根“稻草”在木村看来，被霸凌只是他不幸生活的一部分，根源在于“被毁”的容貌。今年2月，木村在家人建议下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医生说，每周治疗一次，完成3个月的疗程预计会好转。他燃起了一线希望，每治疗一次后都会仔细观察是否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愿。随着大阪的新冠疫情扩大，4月7日进入紧急状态后，他就诊的医院控制非急诊和重症患者的人数，皮肤疗程被迫中止。木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暂停键，学校停课、便利店的兼职工作中止，他在家中无所事事，不自觉地长时间观察自己的脸。“3个月的疗程只完成了一半，因疫情停止治疗后，脸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不再抱任何期待。”由于自卑，木村很少主动和同龄人接触，更别提女孩，看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哥哥在家经常和女友视频通话，他非常羡慕，而他连可以倾诉烦恼的好朋友都没有。在家宅了两周之后，木村愈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上网搜索自杀的方法，查询“60公斤的人要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可以致死”，“烧炭、上吊等方式有多痛苦”等等，还网购了相关书籍。木村网购的《完全自杀指南》一书。受访者供图在研究自杀方式的过程中，木村一度产生幻觉。“身体里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自己，让我不要犹豫，果断结束生命。”木村在一个互助论坛上找到多个卖家，分多次购买了大量镇静类药物羟嗪，当累积到60片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自我了结。然而，当距离死亡只步之遥时，木村害怕了，“我自己打电话呼叫了救护车，看到医护人员赶到，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木村在重症监护室（ICU）度过了危险12小时，他的母亲收到医生通知后非常震惊，一直在医院陪护。“看到母亲捂着脸流泪的时候，我想活下去。”木村哽咽道。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今年6－7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心理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孩子性情突变或抑郁的情况增多。迫于疫情影响，心力交瘁的父母可能忽视了子女的负面情绪征兆，对他们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而高桥聪美认为，年轻人自杀率上升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在应对年轻人自杀问题方面准备不足、机能失调。虐待、贫困、霸凌、学业困难、亲子关系紧张等，都可能对青少年造成极大心理负担。“孩子的‘自尊感情’（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较低，一根稻草就会将他们推下悬崖。如果政府、学校、家长不重视起来，自杀率还将可能继续上扬。 ”木村出院后，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定期接受心理辅导。最近，他经常会登录一个名为“无名邮件”的漂流瓶网站，匿名写下自己的心事，同时也给其他人留言回复。他发现了许多人和他一样，在漫长疫情期中渐渐脱离了人生的正轨。“无名邮件”网站首页自杀率飙高之谜生活封闭、孤独、收入减少、失业、对健康感到担忧……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安背景下，人们容易对生活感到不满或绝望。土屋皐是北海道自杀预防团体SPbyMD的负责人，她告诉澎湃新闻，疫情期间来进行咨询的人数明显多于往常，仅10月份，个人经手的自杀咨询大约有10件。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志愿团体来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24日发布的自杀情况报告显示，今年10月的自杀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其中女性自杀者达到852人，较去年10月上升82.8%，20至50岁女性占比将近一半。报告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女性的育儿和家务负担加重。从经济上看，在零售或服务行业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相对更多，失业风险激增。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值壮年的男性群体中，自杀率也呈现上升趋势。一些社会援助团体发现，日本街头出现年轻流浪汉，这些失业者一旦露宿街头，就容易成为自杀“后备军”。日本预防自杀组织Life Link负责人清水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目前，随新冠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者多为派遣员工和自由业者，精力旺盛的男性突然丢了饭碗，不知何去何从。”新冠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增多，很多人在桥下或公园临时居住。 日本非营利组织“独立生活支持中心MOYAI”在YouTube发布的拍摄片段截图“连续4个月自杀率上升并不意外。”日本和光大学心理教育学科教授末木新对澎湃新闻说，出现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时，自杀率会短暂下降，之后上升，这一现象已得到反复验证。在危机高峰期，群体凝聚力提高，个人面对困难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会相应减少。危机过后，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这时候切实感受到危机带来的痛苦。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灾害，4月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该月自杀率相比去年同月下降了20%，随后四个月连续上升，实际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的自杀率从7月开始不断上扬？目前还难下定论，但不少心理学家都谈到了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演艺明星接连自杀。17岁出演《恋空》而一举成名的日本男演员三浦春马，7月18日毫无先兆地在家中自杀身亡，俊朗的形象永远停留在了30岁的夏天。这一死讯似乎推倒了演艺圈的多米诺骨牌，短短4个月内，知名演员竹内结子（40岁）、芦名星（36岁）、洼寺昭（43岁）相继自杀离世。三浦春马自杀前4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传他出演的新剧。三浦春马instagram明星接连自杀，不可避免地对普通人心理造成冲击。高桥聪美指出，“名人自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部分归咎于媒体的大肆报道，世卫组织曾就自杀报道发布过相关指导原则，但日本媒体没有很好地遵守，从而引发维特效应（Wether effect），也就是人们参照一个知名的自杀方式或特定人物进行‘自杀模仿’。我认为，这是诱发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之一。”谈及名人自杀带来的连锁效应，土屋表示认同，但不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她多年从事自杀预防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发现多数人的困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生活方式、恋爱、金钱。“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一些人自杀的理由。最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先生，极致的完美主义者，要求自己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指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就会非常自责，这种强迫症把他逼到无路可走，想以死寻求解脱。”土屋举了一个例子。从事预防自杀的志愿工作，需要极强的共情能力。土屋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因为她既是自杀未遂者，也是自杀者遗族。倾听心声直到最后一刻问及从事预防自杀援助工作的契机，土屋有很多话想说，但她否认自己是一名援助者，“我不是抱着乐于助人的初衷在做这件事，而是在拯救自己。”“经历了自杀未遂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人对我变得温柔而小心翼翼。”土屋回忆，多年前因朋友背叛，她想置其于死地同时自杀，甚至将这个朋友的照片放入黑相框，设祭坛。尝试自杀而未遂的土屋，在朋友建议下去看了一部电影——由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信》，片中的弟弟一生都活在杀人犯哥哥的阴影下。她醒悟，不论是杀害别人还是自杀，都将给所爱的人留下无尽痛苦，于是慢慢说服自己摆脱自杀念头。正当生活逐渐向阳，土屋突然得知最好的朋友在家附近的车站跳轨自杀，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明明想自杀的是我，她和她的家人对我都很关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词一刻不停地在脑中旋转。”她至今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还是会时常想起那场葬礼，离世友人的父母在哭。“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很长一段日子里，土屋都在思考，能为朋友做些什么、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她再也无法看到、听到和遇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我要帮她去完成。“在这样的心情下，土屋加入了预防自杀的志愿者团体，和同行的伙伴一起倾听咨询者的倾诉、办心理讲座等，全部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付出，经费也完全依赖于捐赠。SPbyMD团体举办交流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在面对各种负面情绪时，土屋表示从未有过“无力感”，“对于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我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直到最后一刻。”她和同事们不仅接受咨询请求，还会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咨询者进行长期观察，以防发生不测。从事预防自杀活动的志愿者和自杀问题研究者中，不乏像土屋一样有“特殊”经历的人。末木教授对澎湃新闻说，“上高中时，祖父自杀身亡，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可能是让我对自杀问题有探究欲望的契机。”他走上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出版多部自杀问题相关的书籍后，有许多人向他求助。末木称，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大量心理咨询者的邮件，很多邮件的标题是“我想死”，内容往往是讲述一些烦恼，发件人的身份无从知晓。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建议这些人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咨询。和末木新相似，医学博士高桥聪美也专注于自杀问题研究，她坦言自己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经历，父亲有酒精依赖，她从小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我和母亲都遭受了很长时间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家里非常贫困，上大学时的学费都很难负担得起。可以说我是一个有很高自杀风险的孩子，但多亏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高桥希望日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身心愉悦的社会，摆脱自杀之苦，但前路艰难。在她看来，目前日本制定的自杀对策不充分，需要社会模式与医学模式两轮并行。“应对自杀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效药，除了踏实做好预防措施，别无他法。”土壤与措施“自杀”早已不限于心理学研究，是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甚至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是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出自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被记录在川端的散文《临终的眼》之中。这两人都将死亡赋予了重要美学意义，最终都因自杀离世。日本历史上有太多文人墨客自杀弃世，三岛由纪夫颇具仪式感地剖腹自尽，震惊世界文坛。有人说他被灌输贵族武士思想而迷恋死亡，也有人称其推崇死亡美学，还有天皇崇拜的说法，众说纷纭。不难看出，对待死亡，日本有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有其独特的生死观。樱花凋零与武士殉道无不透露着大和民族的 “物哀”情结， 而“以死谢罪”的思想也仍然深植于心。《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洗刷一个人的污名，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如果从所谓的宗教角度来看，日本人持有宽容的‘自杀观’，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批判自杀。”末木新称，在日本这个国家，自我牺牲和履行职责的死亡通常是会被美化的，对死亡的宽容态度可能受到了“儒教”的一定影响。文化对日本人生死观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高桥聪美及多位自杀问题研究者认为，不能将日本的高自杀率归咎于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当今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政策和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自杀率急剧上升，成为全国性社会问题，日本官方试图干预。2006年，政府专门制定实施了《自杀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制定自杀对策的义务。这一基本法施行10年后又经修订，规定了地方和学校的自杀预防义务。其中明确写有“争取实现没有人被迫自杀的社会”。日本厚生劳动省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自杀对策白皮书》，统计上一年度的自杀数据，分析现状和原因。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自杀未遂者的援助力度。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制作的自杀预防海报，左边人物为自杀援助者，右边人物为有自杀倾向者，呼吁人们说出想说的话。 厚生劳动省推特然而在日本，当人们真正陷入抑郁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时，可无后顾之忧寻求帮助的地方并不多。土屋解释，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症等精神疾病都与自杀密切相关，如果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治疗，有助于避免许多自杀事件，但人们对精神疾病持有较强的偏见，会避讳寻求帮助。日本精神病院协会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日本精神病医疗远远落后于世界进度，近八成精神病医院为民营，而专科医生配备又严重短缺。尽管近两年有所改善，但相比西方国家仍有差距。新冠疫情之下，受困于精神和心理问题无处排解、不安情绪加剧的日本自杀者大幅增加。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1月11日的记者会上称，“有必要认真对待现实情况”。让各地官方自杀咨询窗口延长运营时间的同时，加藤胜信希望民间团体通过社交媒体提供咨询支持，呼吁民众不要独自承受痛苦。“当你想要轻生的时候，找个值得信赖的人倾诉一番，自我守护，向着生命中的光亮。”土屋呼吁道。(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药闻社1、天境生物与Genexine宣布TJ107/HyLeukin-7获中国临床2期试验许可天境生物与Genexine Inc.共同宣布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新型长效重组人白细胞介素7（rhIL-7）TJ107 / HyLeukin-7（Efineptakin alfa）可在新诊断的、患有淋巴细胞减少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研究。此外，两家公司将扩大合作范围，共同推进TJ107 / HyLeukin-7针对该适应症的开发。2、宝生物选择AGC Biologics成为制造商全球性生物制药合同开发与制造组织(CDMO) AGC Biologics宣布，该公司与日本宝生物工程株式会社（Takara Bio）进行合作。两家公司将会通过在预防性DNA疫苗上面进行合作，联手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而AGC Biologics将为所涉及的疫苗制造质粒DNA中间体。3、康希诺生物携手Precision NanoSystems开发新型冠状病毒RNA疫苗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和Precision NanoSystems公司宣布达成一项联合开发协议，以便共同开发新型冠状病毒mRNA脂质纳米颗粒疫苗。双方将利用PNI公司的专有RNA疫苗平台，包括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系统和NanoAssemblr制造技术，加快让新型冠状病毒mRNA-LNP候选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并在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在不同地区实现商业化。PNI公司将负责mRNA-LNP疫苗的开发，康希诺生物将负责临床前测试、人体临床试验、监管批准和商业化。康希诺生物拥有在亚洲地区（日本除外）商业化疫苗产品的权利，PNI公司拥有在全球其它地区商业化疫苗产品的权利。4、日本研究机构：成功移植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的肝脏细胞日本国立成育（成长发育）医疗研究中心21日宣布，成功为一名肝病患儿进行了肝脏细胞移植，移植用的肝脏细胞由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而成。研究报告称，这是世界首次成功移植人类胚胎干细胞培养的肝脏细胞，也是日本首次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进行临床治疗。报告说，迄今肝脏细胞移植治疗中的一大课题就是细胞来源不稳定，这次临床治疗的成功验证了相关移植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5、非洲新冠确诊病例超9.6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非洲地区新冠累计确诊病例96829例，累计死亡3031例，累计治愈38334例。21日，非洲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包括：南非新增确诊1134例，累计19137例；刚果(布)新增49例，累计469例；赞比亚新增34例，累计866例。此外，马里媒体发表文章称赞中方在困难时刻雪中送炭。6、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510万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22日8时32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510万例，累计死亡逾33.2万例。7、代表柯云峰：建议把零售药店纳入公共卫生体系5月21日，全国人大代表、大参林董事长柯云峰针对零售药店管理等提出建议称，应允许使用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公共卫生安全个人防护必需用品，应把零售药店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和整体国民健康规划中，把大型连锁药店作为防疫战略物资的储备单位。他认为，零售药店是药品销售供就应的终端，已成为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疫情期间，由于慢性病患者有频繁用药的需求，零售药店是他们购药的首选。8、委员于鲁明：尽快实现9至14岁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积极主动开展疫苗免疫接种预防，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历程中战无不胜的法宝。”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北京市委主委于鲁明表示，目前，宫颈癌是唯一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的癌症。加强宫颈癌防治，提高9至14岁女孩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率，是我国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关爱妇幼健康，降低公共卫生支出的重大民生实事。原创推荐欧美印齐聚国内万亿市场 中国药企正式面临左右夹击历经百年没落 有效抑制新冠的中医药能否翻身逆袭？疫情引发全球性恐慌 老药磷酸氯喹能否成为新希望?医药行情退潮 创新药长牛趋势不改中国何时会有自己的抗病毒巨头？255个配方揭开神秘面纱 中成药行业是福是祸？围猎赫赛汀！千亿二甲双胍遭FDA致癌调查 国产药未及尝鲜便遭当头棒喝？经典胃药雷尼替丁遭全球召回，中国市场暂留一线生机医保谈判砍掉8成虚高价格 中成药迎来九死一生时代

来源：人民网人民网东京8月20日电据《读卖新闻》网站报道，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东京）的研究团队调查得知，在日本九岁的儿童中存在过敏体质的人超过7成。其中过半数的人有杉木花粉和螨虫抗体。该研究团队对在2003年到2005年到该中心接受过健康检查的孕妇所生的1550名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是在他们9岁时对其中的729名孩子进行的，检查发现有75%的人在血液中都存在对过敏物质产生反应的ige抗体，其中有杉木花粉抗体和螨虫抗体的人分别占了58%和54%。在这些孩子5岁的时候，该研究团队曾对其中的984人进行过检查，检查发现当时他们的抗体保有率为58%，而到9岁时该数据增至1.3倍。拥有抗体的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炎等过敏症状。这次也对他们是否存在该症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孩子在9岁时存在鼻炎症状的比例为31%，这一比例是他们在5岁时的3倍。据悉，欧洲的儿童中只有50%有ige抗体。该中心综合过敏科主任医师山本贵和子表示：“关于日本儿童的抗体保有率高的原因是否在于地域差，还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编译：钟毓麟 校对：陈建军）

日本人和中国人到底谁高谁矮，这个话题在中国一直引发讨论。日经中文网上周末刊发一篇报道称，日本人比中国人高“是谣言”。报道称，各类国际机构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中日本人平均身高比中国高，然而，日本人身高并非在持续增高，其年轻人身高以1978-1979年出生的人为顶峰，之后呈现下降态势。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2017年发表的对日本人身高下降趋势的研究显示，2014年出生的日本男性和女性20岁时的身高预计将比1978-1979年出生的人分别矮1.5厘米和0.6厘米。也就是说，日本年轻人身高不仅没有变高，反而变矮了。 与日本年轻人身高再次变矮相对应的是，中国年轻人身高的持续增高。报道称，这与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饮食得到很大改善，肉类食用量大大增加不无关系。1990年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平均身高高于日本年轻人。据2016年英国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中国18岁男性平均身高为171.8厘米，超过日本的170.8厘米。中国18岁女性平均身高为159.7厘米，超过日本的158.3厘米。据报道，若是从包括中老年在内的所有年龄层来看，日本人平均身高依然高于中国，但预计再过半个世纪，所有年龄层的中国人身高将超过日本。中国人的身高在二战前显著高于日本人。据荷兰数据库Clio Infra的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平均身高在19世纪初叶的清朝时期约为165厘米，当时日本人仅为155厘米。但在二战后，日本人开始喝牛奶，还经常吃猪肉和鸡肉，这使日本人身高有较大增长。报道强调称，身材高矮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优劣。但各国都在努力增进民众的健康和体格，鼓励均衡摄入营养，大力普及体育运动，“个子高更好”的想法已不知不觉间在世界很多地区深入人心。(来源:环球时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