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2019年6月19日16：00，东南大学徐嘉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211室做了以“人文科学论文写作的要领与规范”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南京大学哲学系张晓东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到场师生兴致盎然，对论文写作的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徐嘉教授现任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江苏省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讲座开始，徐教授开宗明义，指出人文科学的写作虽不似社会科学一般，有着统一的标准，但仍有清晰明了的内在要求。他认为写作方法与读书方法具有一致性，主要根据写作方法的要求去读书，读完书后再行写作论文。有关论文写作的问题，徐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细致阐述。首先，徐教授认为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创新，而创新由新范式、新问题、新材料、新观点与新方法五种方式构成。对于范式的创新，徐教授以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为例，主张探求现有方法的边界与局限。新问题有两种：一为理论本身发展所带来的；二为现实需要所凸显的，这两点都要加以注意。有关于新材料，辨识素材的能力最为重要，但这一点较难有所突破。新观点则较为容易，因为观点有大有小，言之有理即可。而对新方法而言，单一学科的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故而要打开学科视野，寻求交叉方法与综合方法。其次，徐教授依据搜集的一些有关于彭宇案的论文为实例，形象具体地讲述如何敲定一个好的论文标题。从话题到主题，再到问题，最后到标题，论文标题的拟定过程亦是内容范围不断缩小与聚焦的过程。论文标题要具备问题意识，准确表达学科背景，同时兼顾学术深度与学术高度，最好也能给观者以冲击力。再次，徐教授强调了文献综述的意义。文献综述是研究综述，是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梳理，而对自己的创新之处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故而文献综述不仅仅停留于对观点、方法、材料做出概括总结，还需在现有成果之外达成新的突破。徐教授还分享了一个小技巧，在投稿时，文献综述可于文章之外附页，有助于审稿专家判断文章价值。最后，徐教授分享了一些有关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的要点。徐教授例证了数种在摘要中出现常见问题，如语言非学术化、信息量少，对论文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进行评价，重复常识性内容等。有关于关键词，徐教授认为关键词的意义在于被检索到，因此一定要准确详尽。而对参考文献而言，在选择刊物时要重视质量，同时常识与一般性观点不需要参考文献。张晓东教授在讲座总结中指出，徐教授的讲座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对于论文写作极具指导意义，相信同学们一定大有收获。在其后的学术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踊跃提问，就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等问题向徐教授请教，徐教授皆一一作出解答。编辑 | 丁天文字 | 杨浩摄影 | 赵宁

疫情期间，中国的学校开启了“网课模式”，对于网课，大家并不陌生。可一个全民网课的模式，或多或少的改变了我们的很多习惯。网课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开化，公平化。可它也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日前向各年级学生发出建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不能正常到校期间，不跟风开网课，鼓励本科生、研究生们在家阅读与写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人类的学科分类一般为三个部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我们把有关于人民思想，精神，上层建筑的那部分称之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客观的、具体的实验、测量、调查、统计来得出结论。人文学科确恰恰相反，它注重的是个人的主观投入，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说文学有价值，艺术有价值，可文学家们并没有创造问题，也没有研制出印刷术。舞蹈家们也同样没有创造出胳膊和腿。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教育是需要一种感觉，一种情感，一种契合，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实验步骤或者是冷冰冰的数字符号。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建造人的精神世界。而这种建造只有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完成，正如同我们注重“家风”对一个人的影响一样。人文学科的根基在于文化的建设，尤其是我们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如今娱乐至上的流量世界中，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就愈发显得重要。面对全网火爆的227肖战事件，我们必须有所警醒。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化，可他还有多少的认同者、拥护者？无论是同人文小说、二次元动漫都有着庞大的粉丝群，并且在网络世界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种以个人兴趣喜好为主导的文化正在引领着我们的大部分的年轻人。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只会给我们带来混乱。此次的227事件中，如果肖战本人及其经纪公司能够合理地引导粉丝的行为。就不会引起网络上的混战，而本人也会避免遭到全网的抵制。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阅读和思考。网课上的强迫打卡只会造成一种负担。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说，更应当沉下心去，去读书。慢熟透化，并且在一种思考的状态下去阅读，以期养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只有在遭遇疫情的这种特殊时期，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的阅读书籍，不受世事的烦扰。“学会读书”是一个学人最基础的能力，也是他最大的依仗。一个主动思考并能发现问题的人，一个有着自有主观意识并能将其转化为文字的时候，在加之以和谐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实践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永不淘汰的精英。“学会读书”将会成为这个漫长假期的最大收获。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一起讨论哦！

作者丨戴锦华、王炎大众解体与欣赏分众后，人文学科新知识型的到来将成为必然吴子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研究对象与研究生态的巨变，比如以往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与现今的大众趣味似乎渐行渐远。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王炎：教学过程中总感觉吊诡的是，每年答辩季学生论文的主题基本上围绕19 世纪与20 世纪上半叶的经典——《远大前程》《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简·爱》之类，套上个当代批判理论，要么性别分析，要么后殖民理论，依样画葫芦。看似正襟危坐，实为彼此敷衍，年年如此。私下闲聊时，我问学生平时以何消遣，他们总告诉你看美剧、英剧，下载外国电影，看网剧、网络小说或玩电游之类。英语文学是专业，是谋生的职业，但现实生活里另有所爱。爱好与学习完全脱节，读经典是为了完成功课，至于消遣与爱好与此无关。《返归未来》，戴锦华、王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版为什么会这样？学术机构维护着一套高蹈的学术规范，它规定什么值得认真研读，什么不值一看。学生必须阅读被规定的经典才有可能跨过专业门槛，完成学业。专业书单之外的作品都不入流，被学术权力拒之门外。学术机构高高在上，观念却越来越迂腐，与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每年答辩时，教授一副卫道士的面孔，感慨今不如昔：学生一年比一年趣味低俗，看不懂经典，一代不如一代，不可救药地滑向大众消费的歧途。不胜今昔之感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描述18 世纪英国社会：知识精英研究拉丁文经典，叙事性的英语作品乃家庭妇女的消遣读物。那时的小说好像现在的电视剧、电影类的文化产品，是为教会与学院所不屑的低俗娱乐，苦心孤诣钻研古典才是正道。至19 世纪晚期，文学才被经典化入人文学科，在象牙塔上被供奉为高深学问。历史不总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吗？学术权力一定要延续前一个时代的知识范式，对社会提出“高”要求，而大众我行我素，不理会精英崇尚的经典。如果从长时段观察，学术史并不按精英规定的方向演进，而是顺应大众的“低端”潮流。以电影为例，电影学院教授学生电影乃独立的艺术形式，有其本体论，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什么不是，要研究类型片或艺术片之类。而电视剧、网剧、视频短片都算不上标准电影。但网络时代，观众根据自己的口味欣赏网络视频、网络电影、网剧等，不但有线电视网斥巨资制作豪华电影，连亚马逊也有自己的团队制作电影和各类影像作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与现实既无关也无聊。学科是收缩性的，希望清晰划定形式的边界，而文化生产却是扩张性的，它不断僭越一切藩篱与门户。学术史并不依循权力的意志，而是书写现实的丰富。文学研究从小说、戏剧、诗歌扩张到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电影。在网络时代，视频、微博、微信等新“文本”出现，文学如何处理这些对象？文学专业的边界、方法和范式如何应对现实革新？回顾20 世纪60、70 年代，美国学界最热门的是反思经典化过程，批判白人中心、资产阶级价值以及文化霸权，这成为西方学院主导性的知识生产框架。至今，文学专业人士仍在这个框架内复制和生产着文学批评与学术成果。然而在网络时代，新文本与新文体越来越迫在眉睫，学界尚未调整自己以应对新的现实。我们面临的是福柯所谓“知识型”的问题，媒介技术的更新带来知识型与学术范式的加速转换让学者应接不暇。如刚提到的电影专业，电影非但不能回到传统的“独立艺术”，并且它面对的新趋势正以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渗透到文艺的所有方面。戴锦华：我大致认同你描述的这一过程，但我想做一些补充。其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于有效知识与时间间距的约定俗成。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历史才有可能获得经典化。它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关。由于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形成，人文学科确立，才有了命名经典的必需；而在命名经典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联系着历史判定文本的“原则”。我指导过的第一个来电影学院进修的法国博士生曾表示，他对“第五代”电影深感兴趣，但是他最后选择了50 到70 年代的中国电影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法国导师忠告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你应该做电影的历史研究，如果你选择做“第五代”电影，那你只能是一个新闻记者或者影评人。这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欧洲大学建立时形成的惯例。这便是人文学科相对于文化现实滞后状态的由来。戴锦华有趣的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学现状研究，可谓中国特色的人文学建制，其出现正与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诉求相关。同时，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联系着欧美社会现代化过程所逐渐形成的以城市为主体的、无名的大众人群（masses），他们是—或者说曾是—巨大的文学消费群体。今天，人们间或提到那些曾遭成功遮蔽的历史事实，即，后来构成英语系经典的序列，或许曾经属于通俗甚至低俗的文化，比如莎士比亚—他的剧作、剧团和剧场。但人们间或再度遗漏的是，这种所谓“低俗”趣味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完全重叠于或仅仅重叠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大众社会。比如《简·爱》，初时它重要的读者群的确是城市打工女郎、纱厂女工，但早有资料表明，维多利亚女王每天晚上跟丈夫一起读《简·爱》，马克思也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部小说并高度评价。可以说，彼时彼地，许多今日的经典文学作品曾具有一种充分的大众性，一种极为广泛的、覆盖多阶层的大众性。再比如，我们修订了一种想象性的偏见提醒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最初并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剧场中上演，相反，他的环球剧场中曾充满了贩夫走卒；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同一剧场的包厢里也坐着贵族、皇室成员，他们同在现场观看那些诗剧形态的，其中也遍布粗俗俚语并充满性暗示、性隐喻的演出。《简· 爱》（2011）但这一特征在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也就是王炎所说的，20 世纪60 年代以降，学术界对经典（canon / classical works）这个概念、序列在阶级、性别、种族的意义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同时，经典命名的机制变得更复杂了。此前，在时间差意义上形成的经典命名机制，其重要参数是历史。似乎文学是以历史为母本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学科层级，所以文学研究的最高形态是文学史的书写，只有进入文学史书写并在其中确认其地位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但到了20 世纪后半叶，命名动力不再局限于此。比如好莱坞的B 级片在美国大学电影系的经典序列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不是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漂洗，这些影片由“低俗”而经典，而是因为60 年代社会激变的洗礼之后，学术研究的现实参数普遍强化。那批从街头退入大学的、激进的、左翼的学者，改写了命名机制；而B 级片作为充满杂质的文本，刚好可以助力于他们的社会言说、社会批判或者某种左翼叙述。其二，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可能不该用某种通用逻辑去讨论互联网莅临后的社会生态与人文研究。粗俗和高雅固然仍被用作标准，但是变化了的不仅是人们可能用“后现代主义”来予以概括的文化现实，当前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消费、接受、选择上南辕北辙的巨大庞杂的文化分众。大众的概念自身已解体了。某些极为强烈、突出的流行元素大都只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网络）社群—文化研究者也许会使用“趣缘社群”的概念，即由共同趣味形成的社群，它们或大或小，但是今日的流行、选择、接受、生产，便是在这样一些越来越分散化、碎片化的社会生态中发生。这使得某些传统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失效。诸如老师或研究者提问：如果你不读狄更斯了你读什么？被问及的人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预设是在相对经典的“文学”定义内部发生的，狄更斯之外或与狄更斯相对的，是斯蒂芬·金、J. K. 罗琳或者《暮光之城》。问题无法触及或覆盖的是，被问者或许根本不“读”“文学”，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坐落在某个游戏社群及此款此类游戏的文字衍生品之上；或者，他们属于某一个流行文本（小说、电影、电视剧、视频、游戏等）所形成的粉丝群落或者同人群落。在类似群落中，他们不仅“读”，而且写。但类似的群落又可能被不同CP 向切分成更小的甚至互不兼容的社群。粉丝、同人文化早已被纳入了文化工业之中，因此我们不再能简单地区分文化产品产业链的上下游、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英文中的一些新词，如playbour、prosumer，即我们所谓的数码（∕游戏）劳工、生产—消费者也因此而出现。而类似变化在今天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的视野中，都还尚未获得充分的把握和有效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在网络、数码、移动通信平台的冲击之下，一个新的知识型的出现成为必然，也成为必需；否则，我们无法去处理新的文化、新的“文学”。“文学”这个在20 世纪已成为问题的人文学的对象，今天正笼罩在更浓的雾障之中。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当我们开始想象一个新的知识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在想象着一种文化的、结构性的共同。我的疑虑是，除了同一的资本结构的统御，一种文化结构的共同是否仍可能存在并确立？如果不能的话，既有的人文学科自身高度的同质化、其对于学科边界或者学科方法论的设定，是不是终将或已然使它成为一种死亡中的学科？尽管我坚信，人文学的精神之一——人类的想象力—仍是今日社会与文化的解毒剂之一。在信息不再被垄断的时候，人文学科得回到建立的初始时刻，在跨学科中被确认吴子桐：我们也注意到，网络的发达使得信息不再被垄断，变得很容易获得，这对传统知识型和学校教育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怎样的冲击？戴锦华：网络为完备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出现提供了硬件环境，而此二者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大学教育、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形态。假定我们已拥有充分完备的数据库和有效的、无限制的搜索引擎，我以为，大学教育的意义便不再是传播知识。因为自主学习已成为充分的可能。比如我们要讨论某个历史事件，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一键获得近乎全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既有的多重版本，这无疑是对原有知识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致命挑战。同时，相对于既成的现实而言，任何进行时态中的事件都伴随着海量的图片和视频等，除了诉诸大数据处理，任何人都无法占有和穷尽这些海量的信息，不再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穷尽了关于某一个事件的全部资料。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这些图片和视频获得一种所谓目击、见证、在场的自我指认，每个人也可以依据自己占有的资料质询他人的陈述。这也是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文化现实。王炎：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描述性知识。网络时代，背景知识或事实性的信息可以用网络搜索迅速获得。所以今天的教学或研究要面对一个问题—能搜到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随之而来的是评价标准问题，什么算好的教学？什么是值得做的研究？我认为“阐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也须重新理解什么是阐释。传统意义上，阐释可谓“照亮晦暗之处”，阿伦特编过一本书叫Illumination，暗指照亮晦暗不明的深意。王炎欧洲经院哲学力图捕捉经典中一般读者无能力认识的深意，即上帝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但今天是大众文化的时代，谁还相信精英比大众聪明？因为受过系统训练、具有专业知识就比普通人看到的更多？更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戴老师所说，网络时代是分众时代，权威垄断的知识不断遭遇挑战，多元与多义才是共识。因此，阐释不再是挖掘一般人看不到的深意，而是照亮被有意遮蔽的东西，即权力精英通过学科建制、经典化以及各种权力关系有意掩盖与遮蔽的现实。这样一来，阐释就变成福柯意义上的揭露权力关系与真理意志。戴锦华：我相信在网络提供了（非硬件意义上的）知识民主的可能和前提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今天如何生产知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是我们必须重返大学教育、人文学科建立的初始时刻。福柯说过，人文学科是在不同学科的交错比较中确立的。换句话说，人文学科下每一个学科的意义，都必须在跨学科当中才能被确认。今天的现实是不断的“学科化”在否定着昔日的通识意识，每个学科都在廓清边界或者重新划定边界。这是一个自我收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试图自我确认、自我拓清的过程，以至我们似乎完全忘了，人文学科的分支在其确立的时候是通过相互比较而产生的，至少文史哲绝对是在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相互引领、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相互重叠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从来都只是一种叙事体，长篇小说也从来都是某种历史写作。或者说，文学和历史从来都是哲学性的。而哲学性的命题，始终是历史的，或者是关于文学母题的—尽管它永远标识自己是超越的、永恒的和普泛的，但它事实上属于某一个历史时刻，是一种历史的认知和陈述，是一种文学的远方和近端。因此，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初始的时刻，需要自觉人文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是人文的起点和基础。第二个关键，今天对知识生产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真问题。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存在使每个人都拥有获得知识并真实的可能。但是，当知识不再以图书馆的物质形态存在，而是存在于黑洞之中时，你必须有“芝麻开门”的密语才能打开藏有宝藏的山洞，而这个密语不仅是关键词，或者说，只有关键词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当中，我们看到诸多关键词检索式的问题、思考和研究，但这些关键词是既有的知识型给定的关键词，而不是由提出问题形成的关键词。“问题意识”虽然变成了学院中一个多少有些恶俗的说法，但在今天它却是人文学最真切的要求。在今天的学术生产和知识生产当中，多的是对巨变的文化生态展开描述性研究的尝试，在我看来，急迫的问题有二。一是当你没有真问题的时候，你面对千差万别的、爆炸式的文化事实，可能捕捉到的只是千面中的某一个侧面，而在旧有的知识型内部，你的描述可能只是某些已知的东西。另一个更重要且可怕的事实是，阐释的无效或者无阐释无疑是为资本所掌控和制造的文化现实提供谄媚的背书。换言之，类似知识生产只能为既存的文化事实正名或辩护。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化事实自身丝毫不需要类似的正名和辩护。这些正名和辩护既无法到达那个文化事实自身，也无法抵达生产与消费这些文化事实的人群。对媒介本身的忽略，是人文学科的盲区吴子桐：网络时代带来了种种新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人文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失灵了吗？比如文学研究，传统的文学观还能应对这些转变吗？王炎：传统的比较文学讲求在国别与语种之间比较，中国文学与德国文学比较，或法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比较。但今天的比较文学应该是媒介之间的比较。举个例子，名著《悲惨世界》既有雨果的原著，也有无数戏剧和电影版本，更有百老汇的音乐剧，还有最近2012 年好莱坞音乐剧的电影版。许多名著都经历了不同媒介和版本的漫长旅行。传统文学观只关注原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改编不过是原著的衍生品。如今须得转换思路，每一媒介承载的新版本都只是受原著启发的新作品。原著无法规定作品的未来命运，每一次改编都是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创新。因为改编作者不能不顾及媒介的特点与限制，如舞台的大小、剧场的规模和位置、观众的品位、电影技术的更新（有声、无声、黑白、彩色、胶片、数码等），所以新版本必然赋予原作不曾有的新意。有的改编与原作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品牌或一些符号上的象征联系。比如新近对福尔摩斯的影视改编，除剩下主人公的名字提示一下阅读的怀旧情怀之外，作品完全是新的。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分析名著在媒介技术的时间隧道里旅行并不断获得新生命的现状，这比研究语言之间的互译或接受有意思得多。通过媒介与载体的比较，我们才能揭示知识型的嬗变。在另一层面上，传统文学观总认为，电影一定基于文字文本，要么根据小说改编，至少也得有个文字脚本。其实，新的电影生产方式不一定先有文学后有电影，可能是先有一部电影，票房获得巨大成功，然后将电影改编成小说，小说再次畅销。更不用说奇观影片往往连带玩具、T 恤衫、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副产品，形成一条生产流水线。文字的脚本不是必需的，“故事板软件”（story-board software）可以直接制作视觉的故事脚本。《悲惨世界》戴锦华：经典文学文本的影视改编始终是大学英语系和中文系学生论文生产的热门。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将“原作”与其影视改编视为平行的、同质的文本序列，讨论的重点是人物形象上的变化，情节增删，“是否忠实于原作”，如此等等—滞留于这些角度，而忽略了王炎所强调的媒介层面。其实，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网剧，或者从小说到剧场，首先是媒介的转换，是不同的“语言”系统间的翻译。因此当我们在文学课堂上讲授简·奥斯丁的时候，以简·奥斯丁的电影改编版本替代对名著的阅读，看似同样把握了情节主题，了解了人物，却丧失了对小说介质—语言文字的感悟和把握，同时也无视了电影的视听语言和时空结构及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类似讨论同样经常忽略了的是，对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事实上已成为命名经典之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同步乃至同质的过程。可以说，每部文学经典的形成自身便构成了某种历史线索；某些作品一经经典命名，便开始了一个近乎无尽的阐释和意义增殖、叠加的过程。一部作品被反复、无尽地阅读与阐释，愈加丰厚也愈加华美，莎士比亚、拉伯雷们作品中的俚俗语、黄段子渐次隐没，经典便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俨然成为经典∕正典。而持续的重新阐释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一次再次地确认经典的价值，而且在于重新赋予其当下性，令现实涌入历史，激活历史文本。这就是影视文学改编研究经常忽略的所在：每一次新的改编，每一次媒介的转换与翻译过程，都必然是对原作的又一次当代阐释。阐释与阐释勾连，新“译本”与旧“译本”对照，构成了自身的线索，成了原作所标识的一道有趣的、巨大的、绵延的文化拖痕。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人文学自身尚未彻底完成20 世纪的知识转型：语言学转型。因为以索绪尔为源头之一的语言学转型，其真正的指向—建立某种普通语言学的诉求，不仅体现为以狭义语言学为范式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而且以充分的自反性指向媒介自身。事实上，用德国理论家基特勒的话说，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代表的媒介革命在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已然发生，但直到20 世纪60 年代随着电视的出现，整个社会才开始产生某种媒介意识。但媒介研究很快成了新兴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专利，没有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真正关注。因此可以说，我们前面讨论的那种问题—对媒介自身的忽略，几乎是整个人文学的盲区。如今，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媒介即信息”已经成了学院口头禅，但事实上，我们几乎并未去思考和理解这句话究竟传递着何种信息。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数码技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莅临。这场技术革命令媒介——所谓新媒体凸显在人们面前，“旧”媒体也在回望中重获发现。于是，所谓“媒介考古学”开始成为学院生产的新宠。然而，即便如此，对人文学科说来，媒介仍更像是一个能指—— 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是一个思考与反思的对象和起点。人们忽略了数码技术—具体说是互联网，尤其是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为此前的单向传播媒介赋予了不同程度的双边互动性。回到文学上来，在宣布“作者死亡”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另一个形而下的角度遭遇这个真切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因为20 世纪的“作者死亡”，更多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宣告一个神话的碎裂，而今天，它却是一个在网络媒介的双边互动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我们不再能在严格意义上区分作者与读者，不再能清晰划定文本的边际，不再能如旧日那样讨论互文关系。比如，暂时搁置雅俗之争的话，大概不会有人怀疑J. K. 罗琳—《哈利·波特》的作者是20 世纪最成功的作家之一，这是被全球图书销售的码洋所佐证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哈利·波特》感召全世界一两代人恢复了文字阅读习惯，可谓了得。但人们较少谈及的是，她也是20 世纪第一个遭遇互联网写作生态的作家：大约从这部系列小说的第三部起，她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分秒必争地与自己的粉丝群—小说疯狂的热爱者竞争；她的写作过程伴随着无数同步的同人文写作，经由无尽的重复阅读与细读，同人作者参照原作者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伏线，甚至先于作者生产着小说文本—到了第五部之时，情形愈演愈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令罗琳作为独一无二的《哈利·波特》之母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岌岌可危。错综而海量的互文（即使搁置由罗琳亲自编剧的系列电影）干预、介入、制约了小说作者对于作品世界原本近乎上帝的权限。用既有的文学批评或文本研究的路径，《哈利·波特》自第一卷到第七卷，似乎在想象力的飞扬、情节的自洽性、结构的严密性上不断递减。但在作家个人生活、创作能量等等原因之外，造成这一下跌的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偶像级作家与她的全球粉丝间的“相爱相杀”。她必须不断地绕开诸多先于她的作品而面世的同人文—很多时候也是绕开她自己的原初构想与设计而不偏离既定结构（粉丝们亦是这既定结构的狂热而强悍的护卫者），也必须在接受粉丝们挑战的同时在微妙的限定下挑战粉丝群，挑衅并满足、抚慰他们的期待—对人物的、对剧情的、对意义的。J. K. 罗琳与哈利·波特的扮演者在此浮现而出的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传播—接受心理与社会文化生态，在改写与抹除了所谓“诗神的迷狂”式的创作状态之时，也改变了读者阅读经验中文学或曰叙事类文本之为“封闭的小宇宙”甚或“平行世界”式的沉迷体验。用一个不准确的描述，互联网时代的典型受众是某种作家—编剧型的读者—观众，他们熟悉作者的思路与流行文本的种种套路∕桥段∕梗，他们在消费文本的同时享有或消费着与作家、编剧间的智力较量，他们扮演着某种推理型文学侦探的角色，他们深知人物的命运和剧情的走向只是作家的选择，因此不断提出自己的索求和挑战。对于边写边更的网络小说或边制边播的电视剧和网剧而言，写作过程近乎作者和编剧与读者和观众之间的谈判、协作或竞赛。因为读者—观众或可以直呼为消费者的这群人，有随时弃文或弃剧的权力。或许更为有趣的是，这份“买家”挑剔与讨价还价的“理性”心态并置于“粉丝”这个称谓所昭示的受众所投入的极为巨大的情感含量和力度。第三个层次是王炎提到的衍生品的生产。二战以后，新好莱坞同时面临着社会政治的激变和电视的冲击。后者导致了以影院为中心的电影工业的萎缩，作为回应，好莱坞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围绕着电影作品发展出巨大的产品链，即衍生品的生产。衍生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杂。我认为这使得影院的电影放映逐渐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系列产品广告。当VCR、VCD、LD、DVD、蓝光和网络下载等电影传播途径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个产品链就更突出了。对于成功的好莱坞热卖片来说，影院收入在影片总收入中占比并不高。同样，联系着媒介意识，网络时代也改写了衍生品观念。不仅同人创作（同人文，相关动漫、歌曲、剪辑视频、音频等等）成为外在于文化工业的庞大的衍生品群，而且类似同人衍生品亦为文化工业攫取，重组入文化工业体系内部。今年的突出一例是好莱坞的《复仇者联盟3》。在传统的文本意义上，影片剧情可谓苍白残破，但它作为漫威电影十周年之作无疑在“漫威粉”中引发观影狂潮。因为剧作的情感冲击或曰“悲剧”力度不在于剧情中的恶势力灭霸消灭了一半漫威英雄，而在于参照、“引证”着同人创作及漫威粉“知识”的“拆CP”—每一对在粉丝构想中的情侣死掉了一个。于是，便形成了影院中漫威粉的涕泗滂沱和非粉丝的冷眼旁观且莫名其妙。可以说，类似漫威英雄电影本身正是衍生品的衍生。这确乎挑战着文本细读、互文研究的人文学方法论，要求着文化研究的自我质询与更新。《复仇者联盟3》其四，我想第N 次正名所谓的IP 概念。在今日的中文世界中，IP 这个概念被等同于某个流行的、拥有自己粉丝群落的作品。因此有炸裂般扩张的影视工业对“大IP”的争夺和炒作。人们间或忽略了IP 原是英文中知识产权的首字母缩写。而IP ∕知识产权的出现确乎联系着与网络媒介同时出现或曰借助网络媒介而出现的一场巨大变革—知识经济。换言之，这是资本对“知识”生产的又一轮规模与力度空前的再入侵。所谓IP 是一个有趣的法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它令此前人文学曾持有的文化艺术之超越性的、非功利的定义和想象甚至难于成为一纸装饰。这同样溢出了人文的疆界，再度提示着跨学科或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与IP 或衍生品相关，我想提及在日本文化工业内部率先形成的全媒体产业链。诸如某一个网友创造的卡通形象可能衍生为一部漫画；依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能改编为动画；动画可能衍生为轻小说或音乐作品（歌曲、音乐剧）；当然也可能衍生为真人电影或电视剧。有趣的是，动画的声优∕配音演员的选择增加了形象∕颜值要求，以便在动画流行之际衍生出种种真人影视、音频产品或乐队组合。这大约是新的产业生态中IP 的制造。IP 不再意味着某一确定作品或确知介质的文本形态。我参加了今年腾讯的产品规划会，主题之一正是所谓“次元破壁”。又一次，日本的文化工业生产领先，好莱坞正在试图全速跟进。这才是漫威宇宙会成为这些年来好莱坞唯一热门的重要原因—漫威公司拥有冷战以来的几十年中形成的诸多IP，并不断延伸着自己的产业链。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诸多关于网络写作抄袭的争论，大多讨论都因各执一词而难于认证，无果而终。与所谓抄袭相对的，无疑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原创”观念；而面对着新的媒介生态—数据库、写作软件、衍生品的衍生，我们如何定义“原创”与“抄袭”便不仅是新的法律议题，而且提示着人文学自身的省思与自我更新。当然，我们还可以问，我们的时代是否仍拥有真正的文学？回答是肯定的。诸如波拉尼奥的《2666》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时代的伟大文学。但这是另一个议题了。通俗和高雅是现代艺术的正反两面吴子桐：人文主义教育在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不是和我们聊到的趣味变化有关？就是所谓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的区别在今天已经不成立了？戴锦华：谈到精英和大众的审美趣味，通常有两种路径，都与历史相关。一是欧洲现代历史之初，资产者全无文化自信，因此一味仰望自己的敌手，试图将自己拔升为贵族，不断地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模仿贵族社会。因此，与现代社会追求进步、求新求变的趋向相反，审美评判与价值通常是反动和保守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典必须是历史的，而不是当下的和流行的。第二个常见的讨论路径则是工业革命完成以后，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量产，也就是中文翻译的“媚俗”随之出现—那些高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开始批量复制，印刷机上吐出的《蒙娜丽莎》、工业铸模压制的断臂维纳斯等等。《蒙娜丽莎》量产令原本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成为标准化的工业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媚俗从来都是媚雅。至此，精英和大众趣味之间并无本质上的落差，一如资产者亵渎了贵族趣味，此时，大众社会“盗用”了资产者的特权，也可以说大众社会“分享”了贵族社会的趣味。这里暂时搁置关于原作与复制品—也是本雅明著名的“灵氛”的讨论。此时，原作与复制品的区别，与其说标识着趣味，不如说直接标识着阶级身份（金钱的拥有和消费能力）。当然，机械复制时代，资产者∕大众社会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趣味：长篇小说或电影是其中的代表样式。其间的大众文化开始在时间的流逝中形成新的经典序列，诸如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小说。而趣味与身份紧密相关则联系着二战后欧美中产阶级主体社会的形成。我们今天讨论的重心是数码技术与网络时代。我以为，相对于亚文化与趣缘社群，精英和大众、高雅和低俗的二分已不再有意义，因为亚文化圈或曰分众社群鲜有相互重叠或彼此分享。你的精英于我何关？反之亦然。“恶俗”趣味也可以大肆张扬，但那是“同好”间的张扬，与“他人”无关。精英文化（或曰经典）与种种流行文化并置为近乎无限的选项当中的一种，对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的迷恋丝毫不优于或异于对源自漫画的《王牌特工》（网友戏译为《王的男人》）系列的狂热。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格局中，趣味直接显现为消费选择与消费行为，而趣味与社会身份间的连接则切断或曰碎裂了。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身份这个概念原本携带的个人的社会同一性自身已然碎裂。一如齐泽克的著名“段子”：某个印度裔的硅谷高管可能在夜晚祭拜神牛，一位政治学博士、教授可能是日漫或玄幻的狂热粉丝或同人作者。这也是我们讨论的起点，为什么这时候大学的文学教育变得如此尴尬？因为我们“历史”地教授着文学史经典，或以为我们可以用影视改编取代原作并取悦流行，而且想象以经典文学标准和原则来统一分众时代的趣味“部落”。王炎：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歌德创作《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与席勒频繁通信，谈美育、谈自由。作为德国市民之子，歌德仰慕的美学是贵族式的、古典的。歌德在通信中，他们交流戏剧创作，正与小说主人公麦斯特排演莎剧如出一辙—让德语成为像英语一样荣耀的语言，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境界。通过大量的通信，他们的美学观越来越系统：美是无功利的，纯粹的，超“必然性”（为生计而奔忙的）的；美使人受启蒙、净化灵魂、超越自我、超越有限性。这是18、19 世纪之交美与自由的启蒙观，这部小说也被称为成长教育小说。欧洲19 世纪大量的长篇小说基本是这个底色。我们如今谈文学美学，也可以此为参照。但今天是平民世界，没人像贵族那样不劳而获，贵族文化已渐行渐远，大众趣味主导生活。艺术家仍然追求高雅与纯粹的艺术，但有持久影响力的乃是高品位与高利润结合的作品。突破商业类型片的重复和平庸，想拍非功利的纯艺术片，这一努力推动了美、法电影史上的跳跃式提升。但时至70、80 年代之交，好莱坞又回归了类型片，向奇观大片和科幻方向发展，从此70 年代先锋电影这批电影史上的杰作成为历史。从这段电影史可以看出，个性化、风格化的作品是所有有艺术追求的导演共同的理想。但作品必须经历生产环节，票房要求导演兼顾收益与理想的平衡。这不是歌德的时代，没有无生计之忧的世代贵族资助艺术，通俗与高雅是现代艺术的正反两面。艺术家要突破商业的平庸，又得靠消费反哺。上个时代的艺术形式，芭蕾、交响乐、京剧等都成为保留剧目，以博物馆形式收藏，仪式性地展演，却很难创作出新作品，只因原来的艺术土壤已沧海桑田。戴锦华：不错，这里的问题是现代性核心概念的两重性问题。也就是说，每个核心概念都包含一重实践意涵和另一重乌托邦寄托。两者并非同质，甚至南辕北辙。在实践层面上，自现代史开启，文化艺术的生产就已经被纳入资本和市场的总体结构之中；而在观念或曰乌托邦层面上，则是关于文化、艺术的非功利（非资本、非市场）理想（其中或许也不无模仿贵族的艳羡心态）。但作为乌托邦理想，其中更核心的是关于人的理想（所谓“大写的人”），文学也是成人之学—人如何将自己提升为人而不堕落为兽。这也是人文学的基础支撑。也是为此，文学才成为社会的“镜与灯”。而19 世纪的欧美文学明确地充实了文学的观念，承担起守护理想、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这最后一点也是我迄今为止仍在规定性的前提下坚持文化的精英立场的缘由。高雅与通俗的二分，事实上是在20 世纪，准确地说，是在二战之后才渐次形成。再重复一次：这与其说是由于大众社会的浮现，不如说是缘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在文化工业和文化市场的意义上，精英和大众也从来不是截然二分的：没有外在于市场的高雅艺术，也没有洗脱了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大众文化。区别在于：一个追求原创，一个恪守成规和惯例；一个凸显着媒介自觉与自反，一个继续追求再现的透明化效果；一个循特定的路径—文学奖、电影节、艺术展抵达自己的接受和消费人群，一个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断计量着消费人群与消费心理的最大公约数。20 世纪后半叶，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有趣的标识或曰路径，便是戏仿（也可以称为“调戏”）——挪用、曝露并拆解通俗文化的成规和惯例。最突出的例证是电影的“新浪潮”。尽管可以追溯到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但法国电影新浪潮无疑被视作艺术电影“传统”形成的重要起始点。没有人会怀疑戈达尔的成名作《筋疲力尽》是“作者电影”的代表，也是一场艺术电影运动所倡导的电影美学革命的开端。戈达尔但人们较少提及的是，戈达尔的本意是制作一部新奇有趣的犯罪类型片—法国商业电影头号人物让- 皮艾尔·梅尔维尔几乎参与了全部制作过程，从电影的整体设计到剪辑、发行，他本人还客串了片中的作家一角。而且，如果留意影片的片尾主创人员字幕，你几乎可以发现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全阵容，特吕弗正是影片的编剧。而戈达尔那部留下了若干电影史不朽段落的《不法之徒》，更毫无疑问地显影着犯罪片（∕警匪片）的类型特征—只不过致敬成了戏仿或曰“调戏”。此间毋庸置疑的是，新浪潮电影与美国、法国的商业电影的鲜明分野是社会态度与立场的不同：商业电影尊重社会“常识”，而艺术电影则以冒犯甚至蔑视“常识”为其基本特征。至少在其开启之际，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基本共识是对抗、对决资产阶级道德和美学。而新好莱坞的出现，则是美国电影史也是好莱坞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内部革命性变革，好莱坞因此得以在60 年代的全球动荡和欧洲艺术电影的毁灭性冲击下自我更生。事实上，新好莱坞的主帅都曾公开或隐晦地以法国新浪潮或至少是戈达尔、特吕弗为师，甚至以亲往法国探班为荣。如果说，欧洲艺术电影之为“作者电影”，多少是个“神话”，那么，电影作者论却千真万确地改变了导演在好莱坞流水线生产中的地位，令其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占据了充分的主导地位。看似截然二分的高雅和通俗艺术，事实上便是在如此紧密的（不时是跨国的）连接与互动间发生和发展。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在20 世纪直至今日的文化工业格局中，所谓高雅艺术（或直呼为艺术），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整个文化工业生产的发动机和实验室。它的媒介自觉、语言创造或实验成果，会在第一时间被商业机构“窃取”，令电影产业得以不断“满血复活”，继续其规模量产。作者丨戴锦华、王炎整合丨徐悦东编辑丨徐悦东校对丨翟永军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批融合数字人文的学术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文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的相遇，发生了怎样的“化学效应”？数字化文学研究前景如何？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学界对如何定义“数字人文”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表示，数字人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大体而言，数字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信息技术对传统人文研究进行升级转型，并试图寻求在前数字时代难以发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在中南民族大学数字人文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鹏看来，数字人文是以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团队为研究主体，数据为基础，平台为支撑，运用数字技术方法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数字人文使以往需要埋首“故纸堆”的人文研究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凌建侯认为，如今，人文研究可以依靠高科技手段，把图像文本、声音文本、影像文本及其综合性文本等所有文本数字化，并将这些文本组成一个庞杂却有序化的大数据平台。王兆鹏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以主观的理解阐释、客观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偶尔会用到数据，但数据只是点缀和补充。而数字人文研究，以数据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需要将文献史料转化为数据。但怎样转化数据和转化什么样的数据，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目的和对史料的理解。数字人文在操作层面上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截然不同，但在观念层面却是相通的。如果只是将数字人文当作文学研究的“时髦的外衣”，则忽视了它的方法论意义。郑永晓说到，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过去的研究缺乏数据库支撑，只能选择标志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而数据库建立后，可以最大限度收集该领域的所有文献，为相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打下基础。同时，利用计算机自动分词和统计功能，有可能发现传统研究范式下难以发现的问题。在数字人文时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受到数据思维的冲击。凌建侯举例说，西方文艺理论家马修·乔克斯的“常量分析法”和莫雷蒂的“远读法”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前者是将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对畅销书的某些形式要素的分析；后者主要运用实证量化方法和计算机大数据处理方法，其实质是人文科学研究符合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的一种新实证主义方法。近10年来，数字人文被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并产生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成果。中南民族大学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利用GIS技术，实现了文学研究的时空一体化和作家行迹呈现的可视化。浙江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展的“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数字人文成果。受访学者表示，就整体而言，目前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化已由尝试进入起步阶段。然而，这一革新意义仍面临一定局限。此外，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对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不够重视，以团队形式产生的成果甚至会因多人署名而“被拒”。同时，可视化成果在大多数刊物上无法呈现，限制了文学研究数字化的深入开展。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迫切需要复合型人才。郑永晓认为，研究人员只有在具备深厚人文素养，精通传统文学、文献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特点和数字人文的长处，才能将理论及相关技术应用于文学研究。谈到以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数字化研究趋势，郑永晓表示，技术驱动、数据思维固然是一个趋势，但数字人文并非万能工具，不能代替所有传统方法。提倡数字人文不能只有数字而没有人文，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精彩推荐：经典何以从未过时、启迪常新文人画的心性抒发夯实上合组织合作的社会基础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于3月16—17日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与上届一样，五位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召集人，分别邀请两位相关学者，一同探讨切磋。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会者提交的报告相当引人入胜，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再出发第一组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召集，主题为《“却顾所来径”：历史地理学研究再出发》。胡恒指出，历史地理学就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地理学，但自其诞生之初，就天然地具有地理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它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即来自于这种交叉性带来的多元化、包容性思维方式，乃至能够吸取一切学科理论、方法为我所用的雄心。但一旦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学科体制内进行专业化建设与生存，便有意无意之间明确了自身的边界，以建立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进而亦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学科诞生之初的包容、开放等促使其成功的关键要素。本组主题试图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再回首，审视学科诞生与发展的“初心”，反思学科基本定位，以寻找学科未来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主要研究秦西汉政区地理，《汉书·地理志》是该研究领域的基础文献。他的报告就是对这一基础文献进行深挖细探，试图“解开《汉书·地理志》成书之谜”。马孟龙指出，《地理志》存在着“年代断限不明”、“政区规模与户口数字不匹配”、“分项数据与篇末汇总数据不对应”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相关研究展开。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马孟龙就十分关注《地理志》成书问题，他在钱大昕、周振鹤揭示《地理志》存在两份年代断限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汉代行政制度和《汉书》表、传记载，把《地理志》郡县政区年代断限精确限定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同时指出《地理志》还存在第三份年代断限的资料，《地理志》其实是三份不同年代断限资料的混合物。马孟龙进入高校工作后，注意到目前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汉代行政文书，他于是将《地理志》的记载与汉代行政文书对照，发现班固编纂《地理志》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就是汉代行政文书。经过几年的比对，他基本确定，班固编撰《地理志》所采用的郡国名目和户口数字得自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户口簿，县、侯国、道名目得自汉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行政版籍，篇末全国各项汇总数据得自汉成帝绥和二年全国集簿，并逆推复原了班固编撰《地理志》的全部过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大海报告的题目是《重新书写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史》。李大海认为，20世纪的全球历史地理学，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都是这一学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发展阶段。与此间西方“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术语本身的表达并未发生变化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演进，通常被描述为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到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拥有近2000年“学科前史”的基础上，吐故纳新，走出了一条不啻为筚路蓝缕的学科创新之途。李大海指出，学界从学科发展、学科性质、研究成果以及学人学派等方面都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全面梳理总结。尽管如此，还有不少在以往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事实上仍然或多或少地干扰和“规范”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认知和评判，间接上也造成了对学科现状观察的偏差和困惑。李大海期望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借助史料的重新发现和检查，克服反向格义思维的在场，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置于19-20世纪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脉络之中，去重新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学科发展轨迹，进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所走过的路。胡恒近些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空间角度来理解清朝地方治理。他不再仅将“地理”或“空间”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作观察历史问题的维度，从“空间”出发讨论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思想要素，展现地理与历史彼此缠绕、相互塑造的过程。同时，与社会学家寻求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殊途同归的是，他在对清朝地方治理的研究当中，努力向社会学家学习，力图将清朝直至当代的历史关联起来，追寻隐藏于制度背后稳定的空间结构逻辑，并努力通过利用数据分析和GIS手段，追寻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文本分析与数理统计的平衡。他在《清朝地方治理的制度与空间逻辑》报告中紧紧围绕清朝地方治理中的一对结构性矛盾“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展开，分别揭示了这一矛盾之下的几组空间逻辑：清朝利用政区分等制度实现地理差异的指标化，并设计出平衡中央一统与地方分权之间矛盾的一套空间机制；清代不同时期围绕“地域回避”所导致的“异地任职”与“人地相宜”之间矛盾的争论，以体现清朝选官任官中对于籍贯与空间问题的考量；围绕“理事同知”与“厅”这一关键性制度的设立，以透视清朝对于圈层空间结构过渡地带的控制机制的形成及郡县制的横向扩张过程；清朝关于县以下空间简约治理的纠葛及在清代所遇到的治理挑战，力图回应清朝地方治理在不同层次上的空间逻辑背后的“技术原理”（阎步克语），以及围绕这些空间逻辑背后的政治理念，亦通过清朝不同时期时人的争论变化展示出清朝地方治理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艰难转型过程，试图揭示制度设计背后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以及它在当代的长期延续。胡恒宋明时代的思想与政治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召集的这一组着重探讨宋明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方诚峰专攻宋史，他报告的题目是《从两个维度理解宋“王朝”》。他表示，最近几年和清华历史系的同仁一道，聚焦于中国古代国家问题，已多次开设的研究生学术史课程意在回顾既有的“国家论”。他的关注点则是宋代“国家”/“王朝”，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路径有三：一为日本学界“唐宋变革论”所提出的“近世国家论”，二为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说”，三为在美国中国研究界被广泛接受的南宋国家（中央）权力衰落说。这些说法，背后都有鲜明的立场——以某种现代国家形态、观念为出发点。方诚峰则希望立足于历史上的“国家”/“王朝”自有的原则和逻辑，避免先入为主地为近现代国家、政治的概念所左右。具体研究试图从两个维度认识宋代的“国家”（王朝）。第一个维度是基于对《宋史·职官志》的分析性阅读，展开对宋代官制的探讨。如已完成的《再论宋代的三公官》，正在进行的《再论唐宋时代的“宰相”概念》，都是试图从历史的、而非今天的制度逻辑观察分析王朝体制。第二个维度是南宋晚期的思想与政治。正在进行的尝试如《“天”与晚宋政治》、《贾似道与道学》，都是希望说明，道学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南如何影响了南宋晚期的政治实践。方诚峰表示，上述官制、思想两个维度能殊途同归，但治丝益棼，自己远未达成对宋“王朝”的系统认识。方诚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刘力耘的报告《经学与宋代思想、政治》，主要考察儒家经典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儒家经典所造成的影响。刘力耘指出，传统经学史侧重梳理经文解释的渊源异同，或直接地由经解归纳、构建解释者的思想。这类研究只处理解经的最终结果而略去解释的过程，导致经学从所属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脱离，成为一种平面的学术形态。她近年来尝试以宋代《尚书》学为切入点，探究宋代知识人对《尚书》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功能的定位（为君、为臣之轨范），梳理皇帝和士大夫援引、阐释《尚书》自我论证和劝勉对方以期实现价值认同的种种途径；并在明确宋代《尚书》学核心关切的基础上，以范纯仁、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尚书》援引、阐释为例，将其还置于历史语境中，揭示背后的现实指向。刘力耘认为，经学的历史语境，应包括1）训解者的经历、思想及其在官僚队伍或社会中的位置；2）训解者所处的政治情势、思想环境（共享的文化遗产和流行理论、热点话题、写作范式等）；3）训解者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时代问题。还原经学的历史语境，不仅能够呈现儒学在思想、政治中的展开方式，凸显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思维形态和行动风格；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经解的形态，回答经解为何是如此这般而非别的样子。清华大学历史系黄振萍的报告《明代政治史的几点思考》则侧重回应现代性的政治与道德的分离问题，尝试重新建构起历史叙述。他从历史经验出发，发现明人自称“以理学开国”，朱元璋的集权统治使理学得以制度化实践，这使明代成为研究传统中国政治的理想型。黄振萍以“于谦之死”为例进行分析，发现通常所用的现代性视角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历史实然，主张回到当时语境，参考明清之际侯方域等人对于谦的非议，于谦被认为“非社稷臣”死于“政治”，而不仅仅是死于权力斗争或新旧更替。在积累众多个案的基础上，黄振萍挖掘明人语汇，指出明代政治是“政学合一”的“理学政治”，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相对应。“政学合一”，是内圣和外王的连续与互嵌，是政事与学术的统一。黄振萍继而以“慎独”的阐释史来说明，“理学”和“心学”被现代认为是个人心性修养的道德之学，当时则是致力于贯通内圣外王，和现代性所造成的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迥然不同。黄振萍最后提出，对传统中国政治的研究，应该走出韦伯式的科学的政治分析，从根本而言，更应该走出笛卡尔以来具有笼罩性影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从传统中国的历史实践出发进行研究。女性学者的作为与担当第三组由中西书局李碧妍召集，三位报告人都是女性，所以拟了一个新颖的主题：《历史学的“娜拉出走”时代》。上海交通大学车群曾受过历史地理和科学史的专业训练，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探讨疾病史、环境史方面的课题。据她介绍，以《后阐释主义时代——数字人文的困惑与思考》为题作报告，目的有二：其一，为数字人文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解释——长期以来学者普遍担心数字人文可能会带来包括微妙性、意义与蕴含等表达效力的丧失。车群认为，这二者看似无法调和——后者带有审美的指向性，前者则遵循着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然而就史学而言，对“公共性”的要求使其无法同艺术或者文学一样成为完全的个人价值的表达；从追求抽象的规律性的表达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鸿沟，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二，她以两个研究为例，试图破除笼罩在数字人文上空的两朵“乌云”——“计量研究”和“远读”，以及偏向于建构的研究取向。在她的展示下，计量研究和文本分析并不冲突；远读和近读可以共存；研究取向则与所采用的方法论并无关系，而是因人因研究对象而异。总而言之，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也许会将历史书写简化成关于规律与模式的单一叙事，也有可能揭示甚至重新定义历史的复杂性，解构既有的关于衰败抑或是繁盛的解释框架。李碧妍的报告《偏见与谬误——有关韩滉的三重叙述》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完的故事（2002—2011）”中，她回顾了自己自2002年观看“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的《五牛图》，从而进入“韩滉”、“韩滉与德宗”、“韩滉与镇海军”，乃至中晚唐东南藩镇，以及唐代藩镇的研究过程；并介绍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何调整思路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韩滉在唐德宗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韩滉在史料中的形象差别乃至矛盾的原因。报告的重点是第二部分“正在讲述的故事（2011—2019）”，李碧妍由政治史转向美术史，分别从人物画、牛画、田村风俗画三个门类入手，结合传为韩滉画作及其画作摹本的图像资料，和以画品、画史为主的文字资料，介绍了韩滉在美术史史料中所呈现的与政治史史料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及不同于后者的形象演变逻辑。报告希望通过对这两者的介绍与比较，提示读者注意到，不仅不同时代的人对于韩滉的解读会有不同，而且在不同领域，比如美术史领域与政治史领域理解韩滉的内在逻辑也可能大相径庭，且彼此未必要有交集，甚至研究者与大众眼里的韩滉也有不同的面相；而这些，与韩滉的自我定位，及其在当时的真实形象很可能都是不一致的。李碧妍史学研究以“新”为名，日渐成为当下史学研究的“新”常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丽巍的报告题为《无旧无新，亦旧亦新——关于宋史研究的自我省思》，即聚焦史学的“新”“旧”问题。她深刻地意识到，议题的新与旧更在于反思研究方法，“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包伟民）。为此，古丽巍主张从议题的多元化和“旧议题”的深化两个方面着手，努力打开新局面。比如北宋中后期的尚书省，应属所谓旧议题，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议题，学界尚乏专文。由此推延，对南宋整体政治体制的讨论、北宋与南宋制度的延续性，甚至是金制中的宋代因素等议题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外，跨学科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跨学科跨得好，是要基于对自身学科的研究深度的（邓小南）。古丽巍以为，若想真正做到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其一是要基于本学科研究的底蕴，其二是要对对方的学科经典、学科写作逻辑有深度了解。在这一思路下，她以宋代荆湖地区的梅山蛮为例，观察这一“中央的边缘”或“边疆”的内地样态。以多元文化观为指归，试图从梅山蛮自身的角度理解其在“华夏化”的进程中所呈现的新的区域族群样态。显然，这一问题的深入，需根植于对地方志、族谱等史料的分疏剖析，亦有赖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浸润。她希望通过具体写作来探索研究范式的边界和壁垒所在。域外汉籍：有待开掘的新材料第四组讨论的主题是《从新材料到新学术：域外汉籍与东亚古典学之展拓》，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担任召集人。所谓域外汉籍，一是指在中国失传，而流传于域外的典籍；二是指中国典籍的域外翻刻本（即所谓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三是域外知识人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包括域外知识人注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献。卞东波指出，上个世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新材料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进步。到了21世纪，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其价值与意义不亚于上世纪发现的敦煌文书，对域外汉籍的开掘与研究定可以推动新世纪中国古典学的拓展。卞东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石立善的报告《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三百年》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此处所谓日本汉学典籍，特指日本人用汉文编撰的关于中国四部典籍的注释、考证及相关著述，即“准汉籍”，以及日本用汉文编撰的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这个报告以经部、史部、子部、书目/图录为序，以个人经眼的汉学典籍为主，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回顾并分析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的历史与意义。报告指出，我国引进的日本汉学典籍，目前仍以影印原书为主，施加新式标点的点校整理并不多，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扩大整理点校的范围和数量，并努力提供详尽准确而有深度的学术提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连旺的报告《事大与交邻：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中的前近代东亚世界》主要考察了册封体制下日本与朝鲜的交往，带来不少新鲜的认识。王连旺指出，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李朝朝鲜奉行事大与交邻并举的外交政策，与日本建立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友好外交关系。朝鲜赴日使节团专门配备笔谈官员，与日本朝野人士以汉文笔谈的形式进行无声交流，形成了一种沉默外交，为后世留下大量具有原始性、现场感、可信性的笔谈史料，真实再现了数百年前的两国外交实况，与韩国所存纪行类文献形成很强的互补性与互证性，可为还原历史细节、重塑东亚形象与东亚记忆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报告介绍了日韩学者在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整理编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日朝笔谈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并以松崎慊堂的《接鲜瘖语》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作者、成书过程、诸本的流布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接鲜瘖语》的编纂兼具“记事”与“立言”的意图，改变了日本接待朝鲜通信使的旧例，影响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对朝态度。松崎慊堂的对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积极响应，长期以文化优势在对日外交中取得对等交邻地位的朝鲜，失去了最有利的筹码，日朝关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现一个历史拐点。卞东波的报告《从域外发现中国文学：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论》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说明了如何用域外汉籍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从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唐宋诗之日本古注本、东亚古代汉文学三个维度出发，指出域外汉籍不但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大量的新材料，而且可以据此提出许多新问题。他指出，现存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中不但有中国本土失传的文献，其中不少钞本还保存了中国传统典籍的原始面貌，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都极有意义。卞东波还以寒山诗日本古注本、唐代诗僧贯休诗歌的日本古注本、黄庭坚《演雅》诗日本古注本为例，说明了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对于唐宋诗的阐释及其体现的文化史意义。他最后指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古代的知识人创作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小说、汉文辞赋，即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是一块尚未充分开发的古代文学的宝藏，作为古代文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性与开放性。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最后一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谁之历史？书写何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召集。徐冲在开场白中表示，“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最初也遇到各种批评，这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这次报告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回应。徐冲与同组另两位专攻中古史的学者不同，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永华专擅的领域是明清史，他的报告《民间历史书写中的主体与政治》期望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探讨“民间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报告指出，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历史书写很早就受到关注。不过自20世纪后期起，在后现代主义、记忆理论等的影响下，历史书写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相对于王朝国家，对民间历史书写的讨论更是较为晚近的事。事实上，历史书写的主体，不仅包括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也包括王朝国家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体。它们从自身立场出发，书写族群/地域、家族或个体的历史。这些书写实践，与社会层面的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相关，背后有认同建构、政治诉求等方面的考虑。从书写内容看，明清以来的不少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似已成为难以撇开的主角。王朝国家本身，几乎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成为民间历史的一道不可或缺的书写背景，一种叙事的内在动力。这一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角色日益重要的过程，恐怕与王朝国家对资源与人口掌控的逐渐增强不无密切关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的报告《是否写？如何写——中国古代史志书写的政治意涵》聚焦于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史志书写，以三个个案为例，探讨史志书写背后的政治意图、政治文化。首先，他注意到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王朝史官制文本的志目在唐代曾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制文本基本都被笼罩在“百官志”之下，而从唐代前期开始，史家渐倾向于以“职官志”编排官职，由此“职官志”成为一种与“百官志”分庭抗礼的志目，在此后的正史官制文本中占据半壁江山。其次，同样在唐代前期，官制叙述模式亦发生巨大转变：在此之前，基本遵循以机构长官提领记载的“官职为纲”模式，此后则大抵采用以机构自身为叙述原点的“官署为纲”模式。报告认为，志目的转变与叙述模式的更迭密切相关，反映出时人对官、职何者为重，以及什么是官制的认识在汉唐之间曾发生变化。最后，对于六朝史志不记载皇帝日常乘用的龙舟，他认为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主导者则是士大夫对皇帝乘舟的拒斥，而从这种基于士大夫立场的选择性遗忘，则不难窥知以“舆服志”为代表的史志文本的择录标准和政治内涵。要之，通过三例个案，报告试图说明以往多被视为如实记载典章制度的史志文本，事实上受到时人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或有意或无意的制约，对史志文本的考察，不仅是要排除制约，确切把握史志文本的形成及价值，同时还可解析“制约”，探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图景。徐冲的报告《历史书写：在史学史与政治史之间》围绕他荣获普隐人文学术奖的著作《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展开。他在昆汀·斯金纳和福柯作品的启发下，试图分别以“历史书写”和“皇帝权力起源”两个概念，对经典的“史学史”和“政治史”范畴进行反思。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重迷思，一是来自中国古代史家的技术性自我定位，一是来自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建立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基调。为此，他刻意回避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概念，代之以“纪传体王朝史”，强调从对作者、作品和思想的关注，转向对语境、时代和政治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历史书写”，可以由史学史问题切入，以制度史手段推进分析，最终落脚于广义的政治史图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自汉唐间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发掘出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皇后传与隐逸列传四种意识形态装置，对彼时的精英社会围绕“皇帝权力如何正当起源”这一主题所呈现的诸般样态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他同时指出经典政治史研究所体现的“政治=暴力/史学=掩饰”的认知模式，亦有来自中国古代史学的“直书/曲笔”传统和20世纪以降的“压迫/反抗”革命叙事所合成的二重迷思。如果能认识到正当性在任何政治的起源阶段即与暴力如影随形，并以历史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在权谋斗争和集团冲突的主题之外，未尝不可以将合谋的政治、赞成的政治和话语的政治也纳入政治史研究的视野。与会者合影

通过传统经典哲学课程的学习，我不断的被提问与自己发问出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对待？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我越发感觉到有这些问题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都还算做是未解的问题，没有一个很好的大家一致认同的答案摆在人们面前。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上仍旧是这些问题在困惑着人们。人们可以从骑马到马车、马车到汽车、汽车到火车、火车再至飞机以至航空飞船越来越便捷的去往更远更深的地方，但心中的烦恼还是那个样子。一位丈夫应该如何对待妻子，一位儿子应该如何对待父亲，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一天的生活……这些问题在千年前和现在都被人们同样地思考也同样地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烦恼。因此，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尝试求解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这些答案或许并不藏在数学与物理的定律之中，而是藏在从古至今的有名望或默默无闻的智慧的大脑中。作为学生，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水平与能力与找到答案相距甚远。所以在此篇心得中，我仅就自己当下的作为一名24岁的学生的身份就这些问题写下一些粗浅的感想，与大家交流讨论。01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对待？人总是要面对与其他人的关系，我觉得又可以分为与家人、与朋友、与陌生人的关系。其实这些问题在我们学到的经典中有很好的答案。与父母家人的关系是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的关系。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孝的内容，作为子女应有的对待父母的心态我觉得在论语中的一句中表述的十分清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种又喜又惧的状态其实反映了孝应有的心态。为父母欣喜，又带有担忧。“惧”这个字我觉得很生动，其实是体现着对父母子女之间这种天然的纽带要有敬也要有畏。在我们现如今所处的现代社会，要求“唯父母之命”可能会有一定问题，但重要的是要懂得尊敬，能够让父母和颜心顺，这是最重要的。庄子对孝这个概念也有一定论述，在庄子天运篇中有“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感受到，除表面的形式的孝顺，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孝顺的内心，更高的境界则是都忘掉了自己要孝顺，自己自然而然随性做出的事情就是能够让父母顺心让家庭和睦的事情。总之，孝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基本要求，我们要朝着不刻意地随性的自然地孝，让孝成为自己正常的每一天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孔子要每日省其是否“与朋友交而不信”。说明“信”是朋友之间至关重要的。坦诚待人，诚信交流是朋友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短暂的谎言可能在一小段时间内能够让人获得蝇头小利，但长久来看，只有以诚实为基础才能让人走得更远。对于陌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最能够表述儒家的观点。自己不希望得到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其实只要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一条就可以让社会变得和谐。其实对于陌生人来说，个人感觉做到对陌生人的“信”可能更为重要。试想一下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诚信并且信任对方，那么我们会少掉多少不必要的烦恼。乘飞机和火车不需要耗时费力的安检，商店也不需要排队等待柜台柜员详细的计费找零，拥挤的公交车站也不用检票……当然，这样的情况自然属于乌托邦的想法。但我也从中反思到“不信”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损耗。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追求更多的对其他所有人的诚实与相信。02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国家的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从国家这个名词诞生到现在其含义也有这一定的演变。就当下的我们的国家的概念来说，经典中的智慧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论语很能体现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所以有很多在君王或统治阶级的角度，如何治理国家的论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的这段话其实告诉我们人和国家应该是一致的。从政的人身正，那么国家也会正。我觉得也可以发展来说，国家中的每个人身都能够做到正，国家自然是正的。所以每个人修正自己的品行，修养自己的身性，就是在改善国家的面貌。对于怎么样“正”，我觉得儒家思想与佛教的理念可能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佛教有八正道的说法，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既可以在佛教的范围理解这8个正，也可以在其外的范围内认识，只要我们在意识、思维、言论、事业、精神等领域都能“正”，我们就可以称为是一个正的人。（这样讲可能与杂阿含中的观点有所出入，还请大家指正）庄子对于国家政治的观点就是放手不管，抛弃掉所有作为。如果社会中全部都是有崇高追求的知识分子和高境界的艺术家，人人都认同这样无为自在的追求观念，这样的政治方法便有其道理。虽然现实世界可能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但这种思想也启发我们，只有让更多的人都自在，按照其本性自由全面的生长和发展，这样的国家社会才能更和谐长久。国家中的人作为每一个组成部分，其自然健康的发展就是良好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体现。同时，在这样的关系中，国家也应该能够以国家的身份自然地健康地发展。03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庄子对于理想中的社会的样子有着这样的描述，“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他的这种构想虽然现在看来太过虚幻，但却能给我们带来冲击，使我们反思。我们的生活本应该就是简单美好，顺畅自在的，为什么现如今大多数人却觉得充满了烦恼和麻烦，在社会中感觉到压力和不快？如果都变得无知而朴素是不是社会上的烦恼反而会变少一些？难道我们一定要都变得更无知才能让社会更和谐？这也越发让我觉得，在学好数理化这样的实用的智慧的同时，一定也要学好关于人自己的智慧。要不然自己的烦恼可能反而会继续增加。实用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可以给人带来效率的提高，但是并不不一定能够减少人们的烦恼。当下作为学生，我觉得自己身上就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手机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事物，本来我们是希望用它提升自己的效率，作为工具提高自己的能力的。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时候它反而成为了拖慢效率的原因。手机上电话微信方便的沟通使交流成本降低，理应节省时间，但实际上自己有时候却被其绑架，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忍不住打开来看是否有新的消息。我想这样浪费掉的时间或许比便捷沟通省下的时间更多。如果我们这样对比想想，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与古人的社会相比，知道了更多的计算机、电脑的知识，但反而因为先进的知识增加了“先进的”烦恼，这本不应该发生。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在研究“科技”之外研究人和社会。这样才不会舍本逐末。04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怎样对待？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学期学到的关于阿含经的内容中对人对周遭环境和各种体会感受的关系的论述使我很有感触。人对周遭的环境总会有各种感官感受，这些感受给人带来快乐、刺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痛苦。佛教认为脱离痛苦的办法就是切断一切的感官和欲望。阿含经中有讲到一直乌龟一直躲在自己的壳中从而使狐狸完全无法伤害到它，它也避免了自己的痛苦。虽然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真的像阿含经中讲到的躲避狐狸的乌龟一样完全一直缩在壳中，但这种思想却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思考自己与自己的欲望的关系，不让感官欲望绑架自己，不忘自己最初的原始的目标和初心，这点十分重要。我们不需要切断所有的感官，拒绝所有的感受接触，把自己关在壳子里，我们需要的是切断这些感官感受对自己内心的绑架和束缚，就算感受到体验到了各种感受，也不被它牵着走。所以我们生活中面对自然周遭的态度，要借鉴阿含经中的思想，学会没有分别心的，平等地对待各种事物。能够接受各种事物和各种事情，这才是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感悟生活本质的方法。05结语通过学习我们的经典哲学课程，我有这样的感受，自然科学是力量，人文科学是方向。空有力量可能并不会真的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变好。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错误运用成为反力的话更是会带来巨大灾难。人文科学的方向把握好了，又有力量，就可以真的发展向先贤哲人脑海中的理想世界。在当下这个时刻，我有一种这样的不知是否正确的感觉，自然科学前进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人文科学无法在方向上驾驭。现如今工程上已经遇到了一些难题，工程本身无法解决。自动驾驶的汽车可以做到远低于正常真人驾驶的人类的伤亡率，但只要其不能低至0，存在伤亡的可能，那么伤亡的责任就不知道应该追溯至谁（车主？编写自动驾驶代码的程序员？汽车公司老板？）。因此，就算自动驾驶理论上可以让每年在交通事故中产生的伤亡和痛苦大大减小，人们还是不能让其实现。在医学领域，人们可以培养出越来越复杂的生物组织，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器，技术上只是需要时间解决的问题。但没有完备的人文科学领域在更高的人类文明的角度的指导，这有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各种这样的医学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挡住了医学技术本身造福人类的前进步伐。这些问题都说明，已经有一些问题是急需自然科学技术之外的人文科学知识去解决的了。我们很有必要及时补上这样的短板，让人类均衡的健康发展。上面的一些感想是自己基于本学期的课程内容和老师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产生的粗浅感悟，还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对于之前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自己远未到达提出答案的水平，所以在此只是与大家探讨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些问题伴随着人类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岁月，相对于人的寿命来说这可以说算是永恒的问题了。我感觉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想的越明白，一个人也就境界上越高。当下自己作为学生，也觉得有时候过多地关注于自己专业学业上的事情反而有些忽视了真正困扰自己和自己所处社会的这些很切实的问题。希望与各位老师同学一起的继续的学习时光可以让我们减少迷惑，让我们所处的国家和社会都可以更和谐更多幸福更少烦恼。原创来源：杜保瑞教授国学经典私塾硕博班

在欣赏分众，高雅与通俗的界限日渐模糊的网络时代，人文学科该如何应对其研究生态的巨变？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与现今的大众趣味渐行渐远，人文学科该如何重新与现实连接？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和王炎曾深度探讨了这些问题。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返归未来》。撰文 | 戴锦华 王炎整合 | 徐悦东01大众解体与欣赏分众后人文学科新知识型的到来将成为必然吴子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研究对象与研究生态的巨变，比如以往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与现今的大众趣味似乎渐行渐远。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王炎：教学过程中总感觉吊诡的是，每年答辩季学生论文的主题基本上围绕19 世纪与20 世纪上半叶的经典——《远大前程》《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简·爱》之类，套上个当代批判理论，要么性别分析，要么后殖民理论，依样画葫芦。看似正襟危坐，实为彼此敷衍，年年如此。私下闲聊时，我问学生平时以何消遣，他们总告诉你看美剧、英剧，下载外国电影，看网剧、网络小说或玩电游之类。英语文学是专业，是谋生的职业，但现实生活里另有所爱。爱好与学习完全脱节，读经典是为了完成功课，至于消遣与爱好与此无关。《返归未来》，戴锦华、王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版为什么会这样？学术机构维护着一套高蹈的学术规范，它规定什么值得认真研读，什么不值一看。学生必须阅读被规定的经典才有可能跨过专业门槛，完成学业。专业书单之外的作品都不入流，被学术权力拒之门外。学术机构高高在上，观念却越来越迂腐，与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每年答辩时，教授一副卫道士的面孔，感慨今不如昔：学生一年比一年趣味低俗，看不懂经典，一代不如一代，不可救药地滑向大众消费的歧途。不胜今昔之感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描述18 世纪英国社会：知识精英研究拉丁文经典，叙事性的英语作品乃家庭妇女的消遣读物。那时的小说好像现在的电视剧、电影类的文化产品，是为教会与学院所不屑的低俗娱乐，苦心孤诣钻研古典才是正道。至19 世纪晚期，文学才被经典化入人文学科，在象牙塔上被供奉为高深学问。历史不总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吗？学术权力一定要延续前一个时代的知识范式，对社会提出“高”要求，而大众我行我素，不理会精英崇尚的经典。如果从长时段观察，学术史并不按精英规定的方向演进，而是顺应大众的“低端”潮流。以电影为例，电影学院教授学生电影乃独立的艺术形式，有其本体论，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什么不是，要研究类型片或艺术片之类。而电视剧、网剧、视频短片都算不上标准电影。但网络时代，观众根据自己的口味欣赏网络视频、网络电影、网剧等，不但有线电视网斥巨资制作豪华电影，连亚马逊也有自己的团队制作电影和各类影像作品，定义什么是真电影与现实既无关也无聊。学科是收缩性的，希望清晰划定形式的边界，而文化生产却是扩张性的，它不断僭越一切藩篱与门户。学术史并不依循权力的意志，而是书写现实的丰富。文学研究从小说、戏剧、诗歌扩张到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电影。在网络时代，视频、微博、微信等新“文本”出现，文学如何处理这些对象？文学专业的边界、方法和范式如何应对现实革新？回顾20 世纪60、70 年代，美国学界最热门的是反思经典化过程，批判白人中心、资产阶级价值以及文化霸权，这成为西方学院主导性的知识生产框架。至今，文学专业人士仍在这个框架内复制和生产着文学批评与学术成果。然而在网络时代，新文本与新文体越来越迫在眉睫，学界尚未调整自己以应对新的现实。我们面临的是福柯所谓“知识型”的问题，媒介技术的更新带来知识型与学术范式的加速转换让学者应接不暇。如刚提到的电影专业，电影非但不能回到传统的“独立艺术”，并且它面对的新趋势正以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渗透到文艺的所有方面。戴锦华：我大致认同你描述的这一过程，但我想做一些补充。其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于有效知识与时间间距的约定俗成。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历史才有可能获得经典化。它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关。由于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形成，人文学科确立，才有了命名经典的必需；而在命名经典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联系着历史判定文本的“原则”。我指导过的第一个来电影学院进修的法国博士生曾表示，他对“第五代”电影深感兴趣，但是他最后选择了50 到70 年代的中国电影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法国导师忠告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你应该做电影的历史研究，如果你选择做“第五代”电影，那你只能是一个新闻记者或者影评人。这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欧洲大学建立时形成的惯例。这便是人文学科相对于文化现实滞后状态的由来。戴锦华有趣的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学现状研究，可谓中国特色的人文学建制，其出现正与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诉求相关。同时，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联系着欧美社会现代化过程所逐渐形成的以城市为主体的、无名的大众人群（masses），他们是—或者说曾是—巨大的文学消费群体。今天，人们间或提到那些曾遭成功遮蔽的历史事实，即，后来构成英语系经典的序列，或许曾经属于通俗甚至低俗的文化，比如莎士比亚—他的剧作、剧团和剧场。但人们间或再度遗漏的是，这种所谓“低俗”趣味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完全重叠于或仅仅重叠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大众社会。比如《简·爱》，初时它重要的读者群的确是城市打工女郎、纱厂女工，但早有资料表明，维多利亚女王每天晚上跟丈夫一起读《简·爱》，马克思也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部小说并高度评价。可以说，彼时彼地，许多今日的经典文学作品曾具有一种充分的大众性，一种极为广泛的、覆盖多阶层的大众性。再比如，我们修订了一种想象性的偏见提醒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最初并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剧场中上演，相反，他的环球剧场中曾充满了贩夫走卒；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同一剧场的包厢里也坐着贵族、皇室成员，他们同在现场观看那些诗剧形态的，其中也遍布粗俗俚语并充满性暗示、性隐喻的演出。《简· 爱》（2011）但这一特征在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也就是王炎所说的，20 世纪60 年代以降，学术界对经典（canon / classical works）这个概念、序列在阶级、性别、种族的意义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同时，经典命名的机制变得更复杂了。此前，在时间差意义上形成的经典命名机制，其重要参数是历史。似乎文学是以历史为母本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学科层级，所以文学研究的最高形态是文学史的书写，只有进入文学史书写并在其中确认其地位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但到了20 世纪后半叶，命名动力不再局限于此。比如好莱坞的B 级片在美国大学电影系的经典序列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不是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漂洗，这些影片由“低俗”而经典，而是因为60 年代社会激变的洗礼之后，学术研究的现实参数普遍强化。那批从街头退入大学的、激进的、左翼的学者，改写了命名机制；而B级片作为充满杂质的文本，刚好可以助力于他们的社会言说、社会批判或者某种左翼叙述。其二，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可能不该用某种通用逻辑去讨论互联网莅临后的社会生态与人文研究。粗俗和高雅固然仍被用作标准，但是变化了的不仅是人们可能用“后现代主义”来予以概括的文化现实，当前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消费、接受、选择上南辕北辙的巨大庞杂的文化分众。大众的概念自身已解体了。某些极为强烈、突出的流行元素大都只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网络）社群—文化研究者也许会使用“趣缘社群”的概念，即由共同趣味形成的社群，它们或大或小，但是今日的流行、选择、接受、生产，便是在这样一些越来越分散化、碎片化的社会生态中发生。这使得某些传统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失效。诸如老师或研究者提问：如果你不读狄更斯了你读什么？被问及的人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预设是在相对经典的“文学”定义内部发生的，狄更斯之外或与狄更斯相对的，是斯蒂芬·金、J. K. 罗琳或者《暮光之城》。问题无法触及或覆盖的是，被问者或许根本不“读”“文学”，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坐落在某个游戏社群及此款此类游戏的文字衍生品之上；或者，他们属于某一个流行文本（小说、电影、电视剧、视频、游戏等）所形成的粉丝群落或者同人群落。在类似群落中，他们不仅“读”，而且写。但类似的群落又可能被不同CP 向切分成更小的甚至互不兼容的社群。粉丝、同人文化早已被纳入了文化工业之中，因此我们不再能简单地区分文化产品产业链的上下游、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英文中的一些新词，如playbour、prosumer，即我们所谓的数码（游戏）劳工、生产—消费者也因此而出现。而类似变化在今天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的视野中，都还尚未获得充分的把握和有效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在网络、数码、移动通信平台的冲击之下，一个新的知识型的出现成为必然，也成为必需；否则，我们无法去处理新的文化、新的“文学”。“文学”这个在20 世纪已成为问题的人文学的对象，今天正笼罩在更浓的雾障之中。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当我们开始想象一个新的知识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在想象着一种文化的、结构性的共同。我的疑虑是，除了同一的资本结构的统御，一种文化结构的共同是否仍可能存在并确立？如果不能的话，既有的人文学科自身高度的同质化、其对于学科边界或者学科方法论的设定，是不是终将或已然使它成为一种死亡中的学科？尽管我坚信，人文学的精神之一——人类的想象力—仍是今日社会与文化的解毒剂之一。02在信息不再被垄断的时候人文学科得回到建立的初始时刻，在跨学科中被确认吴子桐：我们也注意到，网络的发达使得信息不再被垄断，变得很容易获得，这对传统知识型和学校教育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怎样的冲击？戴锦华：网络为完备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出现提供了硬件环境，而此二者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大学教育、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形态。假定我们已拥有充分完备的数据库和有效的、无限制的搜索引擎，我以为，大学教育的意义便不再是传播知识。因为自主学习已成为充分的可能。比如我们要讨论某个历史事件，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一键获得近乎全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既有的多重版本，这无疑是对原有知识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致命挑战。同时，相对于既成的现实而言，任何进行时态中的事件都伴随着海量的图片和视频等，除了诉诸大数据处理，任何人都无法占有和穷尽这些海量的信息，不再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穷尽了关于某一个事件的全部资料。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这些图片和视频获得一种所谓目击、见证、在场的自我指认，每个人也可以依据自己占有的资料质询他人的陈述。这也是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文化现实。王炎：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描述性知识。网络时代，背景知识或事实性的信息可以用网络搜索迅速获得。所以今天的教学或研究要面对一个问题—能搜到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随之而来的是评价标准问题，什么算好的教学？什么是值得做的研究？我认为“阐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也须重新理解什么是阐释。传统意义上，阐释可谓“照亮晦暗之处”，阿伦特编过一本书叫Illumination，暗指照亮晦暗不明的深意。王炎欧洲经院哲学力图捕捉经典中一般读者无能力认识的深意，即上帝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但今天是大众文化的时代，谁还相信精英比大众聪明？因为受过系统训练、具有专业知识就比普通人看到的更多？更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戴老师所说，网络时代是分众时代，权威垄断的知识不断遭遇挑战，多元与多义才是共识。因此，阐释不再是挖掘一般人看不到的深意，而是照亮被有意遮蔽的东西，即权力精英通过学科建制、经典化以及各种权力关系有意掩盖与遮蔽的现实。这样一来，阐释就变成福柯意义上的揭露权力关系与真理意志。戴锦华：我相信在网络提供了（非硬件意义上的）知识民主的可能和前提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今天如何生产知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是我们必须重返大学教育、人文学科建立的初始时刻。福柯说过，人文学科是在不同学科的交错比较中确立的。换句话说，人文学科下每一个学科的意义，都必须在跨学科当中才能被确认。今天的现实是不断的“学科化”在否定着昔日的通识意识，每个学科都在廓清边界或者重新划定边界。这是一个自我收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试图自我确认、自我拓清的过程，以至我们似乎完全忘了，人文学科的分支在其确立的时候是通过相互比较而产生的，至少文史哲绝对是在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相互引领、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相互重叠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从来都只是一种叙事体，长篇小说也从来都是某种历史写作。或者说，文学和历史从来都是哲学性的。而哲学性的命题，始终是历史的，或者是关于文学母题的—尽管它永远标识自己是超越的、永恒的和普泛的，但它事实上属于某一个历史时刻，是一种历史的认知和陈述，是一种文学的远方和近端。因此，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初始的时刻，需要自觉人文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是人文的起点和基础。第二个关键，今天对知识生产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真问题。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存在使每个人都拥有获得知识并真实的可能。但是，当知识不再以图书馆的物质形态存在，而是存在于黑洞之中时，你必须有“芝麻开门”的密语才能打开藏有宝藏的山洞，而这个密语不仅是关键词，或者说，只有关键词是远远不够的。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当中，我们看到诸多关键词检索式的问题、思考和研究，但这些关键词是既有的知识型给定的关键词，而不是由提出问题形成的关键词。“问题意识”虽然变成了学院中一个多少有些恶俗的说法，但在今天它却是人文学最真切的要求。在今天的学术生产和知识生产当中，多的是对巨变的文化生态展开描述性研究的尝试，在我看来，急迫的问题有二。一是当你没有真问题的时候，你面对千差万别的、爆炸式的文化事实，可能捕捉到的只是千面中的某一个侧面，而在旧有的知识型内部，你的描述可能只是某些已知的东西。另一个更重要且可怕的事实是，阐释的无效或者无阐释无疑是为资本所掌控和制造的文化现实提供谄媚的背书。换言之，类似知识生产只能为既存的文化事实正名或辩护。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化事实自身丝毫不需要类似的正名和辩护。这些正名和辩护既无法到达那个文化事实自身，也无法抵达生产与消费这些文化事实的人群。03对媒介本身的忽略，是人文学科的盲区吴子桐：网络时代带来了种种新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人文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失灵了吗？比如文学研究，传统的文学观还能应对这些转变吗？王炎：传统的比较文学讲求在国别与语种之间比较，中国文学与德国文学比较，或法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比较。但今天的比较文学应该是媒介之间的比较。举个例子，名著《悲惨世界》既有雨果的原著，也有无数戏剧和电影版本，更有百老汇的音乐剧，还有最近2012 年好莱坞音乐剧的电影版。许多名著都经历了不同媒介和版本的漫长旅行。传统文学观只关注原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改编不过是原著的衍生品。如今须得转换思路，每一媒介承载的新版本都只是受原著启发的新作品。原著无法规定作品的未来命运，每一次改编都是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创新。因为改编作者不能不顾及媒介的特点与限制，如舞台的大小、剧场的规模和位置、观众的品位、电影技术的更新（有声、无声、黑白、彩色、胶片、数码等），所以新版本必然赋予原作不曾有的新意。有的改编与原作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品牌或一些符号上的象征联系。比如新近对福尔摩斯的影视改编，除剩下主人公的名字提示一下阅读的怀旧情怀之外，作品完全是新的。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分析名著在媒介技术的时间隧道里旅行并不断获得新生命的现状，这比研究语言之间的互译或接受有意思得多。通过媒介与载体的比较，我们才能揭示知识型的嬗变。在另一层面上，传统文学观总认为，电影一定基于文字文本，要么根据小说改编，至少也得有个文字脚本。其实，新的电影生产方式不一定先有文学后有电影，可能是先有一部电影，票房获得巨大成功，然后将电影改编成小说，小说再次畅销。更不用说奇观影片往往连带玩具、T 恤衫、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副产品，形成一条生产流水线。文字的脚本不是必需的，“故事板软件”（story-board software）可以直接制作视觉的故事脚本。《悲惨世界》戴锦华：经典文学文本的影视改编始终是大学英语系和中文系学生论文生产的热门。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将“原作”与其影视改编视为平行的、同质的文本序列，讨论的重点是人物形象上的变化，情节增删，“是否忠实于原作”，如此等等—滞留于这些角度，而忽略了王炎所强调的媒介层面。其实，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网剧，或者从小说到剧场，首先是媒介的转换，是不同的“语言”系统间的翻译。因此当我们在文学课堂上讲授简·奥斯丁的时候，以简·奥斯丁的电影改编版本替代对名著的阅读，看似同样把握了情节主题，了解了人物，却丧失了对小说介质—语言文字的感悟和把握，同时也无视了电影的视听语言和时空结构及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类似讨论同样经常忽略了的是，对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事实上已成为命名经典之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同步乃至同质的过程。可以说，每部文学经典的形成自身便构成了某种历史线索；某些作品一经经典命名，便开始了一个近乎无尽的阐释和意义增殖、叠加的过程。一部作品被反复、无尽地阅读与阐释，愈加丰厚也愈加华美，莎士比亚、拉伯雷们作品中的俚俗语、黄段子渐次隐没，经典便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俨然成为经典∕正典。而持续的重新阐释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一次再次地确认经典的价值，而且在于重新赋予其当下性，令现实涌入历史，激活历史文本。这就是影视文学改编研究经常忽略的所在：每一次新的改编，每一次媒介的转换与翻译过程，都必然是对原作的又一次当代阐释。阐释与阐释勾连，新“译本”与旧“译本”对照，构成了自身的线索，成了原作所标识的一道有趣的、巨大的、绵延的文化拖痕。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人文学自身尚未彻底完成20 世纪的知识转型：语言学转型。因为以索绪尔为源头之一的语言学转型，其真正的指向—建立某种普通语言学的诉求，不仅体现为以狭义语言学为范式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而且以充分的自反性指向媒介自身。事实上，用德国理论家基特勒的话说，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代表的媒介革命在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已然发生，但直到20 世纪60 年代随着电视的出现，整个社会才开始产生某种媒介意识。但媒介研究很快成了新兴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专利，没有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真正关注。因此可以说，我们前面讨论的那种问题—对媒介自身的忽略，几乎是整个人文学的盲区。如今，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媒介即信息”已经成了学院口头禅，但事实上，我们几乎并未去思考和理解这句话究竟传递着何种信息。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数码技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莅临。这场技术革命令媒介——所谓新媒体凸显在人们面前，“旧”媒体也在回望中重获发现。于是，所谓“媒介考古学”开始成为学院生产的新宠。然而，即便如此，对人文学科说来，媒介仍更像是一个能指—— 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是一个思考与反思的对象和起点。人们忽略了数码技术—具体说是互联网，尤其是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为此前的单向传播媒介赋予了不同程度的双边互动性。回到文学上来，在宣布“作者死亡”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另一个形而下的角度遭遇这个真切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因为20 世纪的“作者死亡”，更多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宣告一个神话的碎裂，而今天，它却是一个在网络媒介的双边互动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我们不再能在严格意义上区分作者与读者，不再能清晰划定文本的边际，不再能如旧日那样讨论互文关系。比如，暂时搁置雅俗之争的话，大概不会有人怀疑J. K. 罗琳—《哈利·波特》的作者是20 世纪最成功的作家之一，这是被全球图书销售的码洋所佐证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哈利·波特》感召全世界一两代人恢复了文字阅读习惯，可谓了得。但人们较少谈及的是，她也是20 世纪第一个遭遇互联网写作生态的作家：大约从这部系列小说的第三部起，她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分秒必争地与自己的粉丝群—小说疯狂的热爱者竞争；她的写作过程伴随着无数同步的同人文写作，经由无尽的重复阅读与细读，同人作者参照原作者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伏线，甚至先于作者生产着小说文本—到了第五部之时，情形愈演愈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令罗琳作为独一无二的《哈利·波特》之母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岌岌可危。错综而海量的互文（即使搁置由罗琳亲自编剧的系列电影）干预、介入、制约了小说作者对于作品世界原本近乎上帝的权限。用既有的文学批评或文本研究的路径，《哈利·波特》自第一卷到第七卷，似乎在想象力的飞扬、情节的自洽性、结构的严密性上不断递减。但在作家个人生活、创作能量等等原因之外，造成这一下跌的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偶像级作家与她的全球粉丝间的“相爱相杀”。她必须不断地绕开诸多先于她的作品而面世的同人文—很多时候也是绕开她自己的原初构想与设计而不偏离既定结构（粉丝们亦是这既定结构的狂热而强悍的护卫者），也必须在接受粉丝们挑战的同时在微妙的限定下挑战粉丝群，挑衅并满足、抚慰他们的期待—对人物的、对剧情的、对意义的。J. K. 罗琳与哈利·波特的扮演者在此浮现而出的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传播—接受心理与社会文化生态，在改写与抹除了所谓“诗神的迷狂”式的创作状态之时，也改变了读者阅读经验中文学或曰叙事类文本之为“封闭的小宇宙”甚或“平行世界”式的沉迷体验。用一个不准确的描述，互联网时代的典型受众是某种作家—编剧型的读者—观众，他们熟悉作者的思路与流行文本的种种套路∕桥段∕梗，他们在消费文本的同时享有或消费着与作家、编剧间的智力较量，他们扮演着某种推理型文学侦探的角色，他们深知人物的命运和剧情的走向只是作家的选择，因此不断提出自己的索求和挑战。对于边写边更的网络小说或边制边播的电视剧和网剧而言，写作过程近乎作者和编剧与读者和观众之间的谈判、协作或竞赛。因为读者—观众或可以直呼为消费者的这群人，有随时弃文或弃剧的权力。或许更为有趣的是，这份“买家”挑剔与讨价还价的“理性”心态并置于“粉丝”这个称谓所昭示的受众所投入的极为巨大的情感含量和力度。第三个层次是王炎提到的衍生品的生产。二战以后，新好莱坞同时面临着社会政治的激变和电视的冲击。后者导致了以影院为中心的电影工业的萎缩，作为回应，好莱坞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围绕着电影作品发展出巨大的产品链，即衍生品的生产。衍生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杂。我认为这使得影院的电影放映逐渐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系列产品广告。当VCR、VCD、LD、DVD、蓝光和网络下载等电影传播途径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个产品链就更突出了。对于成功的好莱坞热卖片来说，影院收入在影片总收入中占比并不高。同样，联系着媒介意识，网络时代也改写了衍生品观念。不仅同人创作（同人文，相关动漫、歌曲、剪辑视频、音频等等）成为外在于文化工业的庞大的衍生品群，而且类似同人衍生品亦为文化工业攫取，重组入文化工业体系内部。今年的突出一例是好莱坞的《复仇者联盟3》。在传统的文本意义上，影片剧情可谓苍白残破，但它作为漫威电影十周年之作无疑在“漫威粉”中引发观影狂潮。因为剧作的情感冲击或曰“悲剧”力度不在于剧情中的恶势力灭霸消灭了一半漫威英雄，而在于参照、“引证”着同人创作及漫威粉“知识”的“拆CP”—每一对在粉丝构想中的情侣死掉了一个。于是，便形成了影院中漫威粉的涕泗滂沱和非粉丝的冷眼旁观且莫名其妙。可以说，类似漫威英雄电影本身正是衍生品的衍生。这确乎挑战着文本细读、互文研究的人文学方法论，要求着文化研究的自我质询与更新。《复仇者联盟3》其四，我想第N 次正名所谓的IP 概念。在今日的中文世界中，IP 这个概念被等同于某个流行的、拥有自己粉丝群落的作品。因此有炸裂般扩张的影视工业对“大IP”的争夺和炒作。人们间或忽略了IP 原是英文中知识产权的首字母缩写。而IP ∕知识产权的出现确乎联系着与网络媒介同时出现或曰借助网络媒介而出现的一场巨大变革—知识经济。换言之，这是资本对“知识”生产的又一轮规模与力度空前的再入侵。所谓IP 是一个有趣的法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它令此前人文学曾持有的文化艺术之超越性的、非功利的定义和想象甚至难于成为一纸装饰。这同样溢出了人文的疆界，再度提示着跨学科或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与IP 或衍生品相关，我想提及在日本文化工业内部率先形成的全媒体产业链。诸如某一个网友创造的卡通形象可能衍生为一部漫画；依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能改编为动画；动画可能衍生为轻小说或音乐作品（歌曲、音乐剧）；当然也可能衍生为真人电影或电视剧。有趣的是，动画的声优∕配音演员的选择增加了形象∕颜值要求，以便在动画流行之际衍生出种种真人影视、音频产品或乐队组合。这大约是新的产业生态中IP 的制造。IP 不再意味着某一确定作品或确知介质的文本形态。我参加了今年腾讯的产品规划会，主题之一正是所谓“次元破壁”。又一次，日本的文化工业生产领先，好莱坞正在试图全速跟进。这才是漫威宇宙会成为这些年来好莱坞唯一热门的重要原因—漫威公司拥有冷战以来的几十年中形成的诸多IP，并不断延伸着自己的产业链。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诸多关于网络写作抄袭的争论，大多讨论都因各执一词而难于认证，无果而终。与所谓抄袭相对的，无疑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原创”观念；而面对着新的媒介生态—数据库、写作软件、衍生品的衍生，我们如何定义“原创”与“抄袭”便不仅是新的法律议题，而且提示着人文学自身的省思与自我更新。当然，我们还可以问，我们的时代是否仍拥有真正的文学？回答是肯定的。诸如波拉尼奥的《2666》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时代的伟大文学。但这是另一个议题了。04通俗和高雅是现代艺术的正反两面吴子桐：人文主义教育在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不是和我们聊到的趣味变化有关？就是所谓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的区别在今天已经不成立了？戴锦华：谈到精英和大众的审美趣味，通常有两种路径，都与历史相关。一是欧洲现代历史之初，资产者全无文化自信，因此一味仰望自己的敌手，试图将自己拔升为贵族，不断地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模仿贵族社会。因此，与现代社会追求进步、求新求变的趋向相反，审美评判与价值通常是反动和保守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典必须是历史的，而不是当下的和流行的。第二个常见的讨论路径则是工业革命完成以后，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量产，也就是中文翻译的“媚俗”随之出现—那些高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开始批量复制，印刷机上吐出的《蒙娜丽莎》、工业铸模压制的断臂维纳斯等等。《蒙娜丽莎》量产令原本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成为标准化的工业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媚俗从来都是媚雅。至此，精英和大众趣味之间并无本质上的落差，一如资产者亵渎了贵族趣味，此时，大众社会“盗用”了资产者的特权，也可以说大众社会“分享”了贵族社会的趣味。这里暂时搁置关于原作与复制品—也是本雅明著名的“灵氛”的讨论。此时，原作与复制品的区别，与其说标识着趣味，不如说直接标识着阶级身份（金钱的拥有和消费能力）。当然，机械复制时代，资产者∕大众社会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趣味：长篇小说或电影是其中的代表样式。其间的大众文化开始在时间的流逝中形成新的经典序列，诸如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小说。而趣味与身份紧密相关则联系着二战后欧美中产阶级主体社会的形成。我们今天讨论的重心是数码技术与网络时代。我以为，相对于亚文化与趣缘社群，精英和大众、高雅和低俗的二分已不再有意义，因为亚文化圈或曰分众社群鲜有相互重叠或彼此分享。你的精英于我何关？反之亦然。“恶俗”趣味也可以大肆张扬，但那是“同好”间的张扬，与“他人”无关。精英文化（或曰经典）与种种流行文化并置为近乎无限的选项当中的一种，对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的迷恋丝毫不优于或异于对源自漫画的《王牌特工》（网友戏译为《王的男人》）系列的狂热。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格局中，趣味直接显现为消费选择与消费行为，而趣味与社会身份间的连接则切断或曰碎裂了。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身份这个概念原本携带的个人的社会同一性自身已然碎裂。一如齐泽克的著名“段子”：某个印度裔的硅谷高管可能在夜晚祭拜神牛，一位政治学博士、教授可能是日漫或玄幻的狂热粉丝或同人作者。这也是我们讨论的起点，为什么这时候大学的文学教育变得如此尴尬？因为我们“历史”地教授着文学史经典，或以为我们可以用影视改编取代原作并取悦流行，而且想象以经典文学标准和原则来统一分众时代的趣味“部落”。王炎：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歌德创作《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与席勒频繁通信，谈美育、谈自由。作为德国市民之子，歌德仰慕的美学是贵族式的、古典的。歌德在通信中，他们交流戏剧创作，正与小说主人公麦斯特排演莎剧如出一辙—让德语成为像英语一样荣耀的语言，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境界。通过大量的通信，他们的美学观越来越系统：美是无功利的，纯粹的，超“必然性”（为生计而奔忙的）的；美使人受启蒙、净化灵魂、超越自我、超越有限性。这是18、19 世纪之交美与自由的启蒙观，这部小说也被称为成长教育小说。欧洲19 世纪大量的长篇小说基本是这个底色。我们如今谈文学美学，也可以此为参照。但今天是平民世界，没人像贵族那样不劳而获，贵族文化已渐行渐远，大众趣味主导生活。艺术家仍然追求高雅与纯粹的艺术，但有持久影响力的乃是高品位与高利润结合的作品。突破商业类型片的重复和平庸，想拍非功利的纯艺术片，这一努力推动了美、法电影史上的跳跃式提升。但时至70、80 年代之交，好莱坞又回归了类型片，向奇观大片和科幻方向发展，从此70 年代先锋电影这批电影史上的杰作成为历史。从这段电影史可以看出，个性化、风格化的作品是所有有艺术追求的导演共同的理想。但作品必须经历生产环节，票房要求导演兼顾收益与理想的平衡。这不是歌德的时代，没有无生计之忧的世代贵族资助艺术，通俗与高雅是现代艺术的正反两面。艺术家要突破商业的平庸，又得靠消费反哺。上个时代的艺术形式，芭蕾、交响乐、京剧等都成为保留剧目，以博物馆形式收藏，仪式性地展演，却很难创作出新作品，只因原来的艺术土壤已沧海桑田。戴锦华：不错，这里的问题是现代性核心概念的两重性问题。也就是说，每个核心概念都包含一重实践意涵和另一重乌托邦寄托。两者并非同质，甚至南辕北辙。在实践层面上，自现代史开启，文化艺术的生产就已经被纳入资本和市场的总体结构之中；而在观念或曰乌托邦层面上，则是关于文化、艺术的非功利（非资本、非市场）理想（其中或许也不无模仿贵族的艳羡心态）。但作为乌托邦理想，其中更核心的是关于人的理想（所谓“大写的人”），文学也是成人之学—人如何将自己提升为人而不堕落为兽。这也是人文学的基础支撑。也是为此，文学才成为社会的“镜与灯”。而19 世纪的欧美文学明确地充实了文学的观念，承担起守护理想、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这最后一点也是我迄今为止仍在规定性的前提下坚持文化的精英立场的缘由。高雅与通俗的二分，事实上是在20 世纪，准确地说，是在二战之后才渐次形成。再重复一次：这与其说是由于大众社会的浮现，不如说是缘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在文化工业和文化市场的意义上，精英和大众也从来不是截然二分的：没有外在于市场的高雅艺术，也没有洗脱了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大众文化。区别在于：一个追求原创，一个恪守成规和惯例；一个凸显着媒介自觉与自反，一个继续追求再现的透明化效果；一个循特定的路径—文学奖、电影节、艺术展抵达自己的接受和消费人群，一个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断计量着消费人群与消费心理的最大公约数。20 世纪后半叶，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有趣的标识或曰路径，便是戏仿（也可以称为“调戏”）——挪用、曝露并拆解通俗文化的成规和惯例。最突出的例证是电影的“新浪潮”。尽管可以追溯到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但法国电影新浪潮无疑被视作艺术电影“传统”形成的重要起始点。没有人会怀疑戈达尔的成名作《筋疲力尽》是“作者电影”的代表，也是一场艺术电影运动所倡导的电影美学革命的开端。戈达尔但人们较少提及的是，戈达尔的本意是制作一部新奇有趣的犯罪类型片—法国商业电影头号人物让- 皮艾尔·梅尔维尔几乎参与了全部制作过程，从电影的整体设计到剪辑、发行，他本人还客串了片中的作家一角。而且，如果留意影片的片尾主创人员字幕，你几乎可以发现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全阵容，特吕弗正是影片的编剧。而戈达尔那部留下了若干电影史不朽段落的《不法之徒》，更毫无疑问地显影着犯罪片（警匪片）的类型特征—只不过致敬成了戏仿或曰“调戏”。此间毋庸置疑的是，新浪潮电影与美国、法国的商业电影的鲜明分野是社会态度与立场的不同：商业电影尊重社会“常识”，而艺术电影则以冒犯甚至蔑视“常识”为其基本特征。至少在其开启之际，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基本共识是对抗、对决资产阶级道德和美学。而新好莱坞的出现，则是美国电影史也是好莱坞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内部革命性变革，好莱坞因此得以在60 年代的全球动荡和欧洲艺术电影的毁灭性冲击下自我更生。事实上，新好莱坞的主帅都曾公开或隐晦地以法国新浪潮或至少是戈达尔、特吕弗为师，甚至以亲往法国探班为荣。如果说，欧洲艺术电影之为“作者电影”，多少是个“神话”，那么，电影作者论却千真万确地改变了导演在好莱坞流水线生产中的地位，令其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占据了充分的主导地位。看似截然二分的高雅和通俗艺术，事实上便是在如此紧密的（不时是跨国的）连接与互动间发生和发展。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在20 世纪直至今日的文化工业格局中，所谓高雅艺术（或直呼为艺术），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整个文化工业生产的发动机和实验室。它的媒介自觉、语言创造或实验成果，会在第一时间被商业机构“窃取”，令电影产业得以不断“满血复活”，继续其规模量产。作者 | 戴锦华 王炎内容编辑 | 徐悦东值班编辑 | 林蓝校对 | 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科研和教学是高校工作的两个动轮，因此申报科研课题就成为高校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笔者从2005年以来，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一般课题各一项，担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专项课题一项，还主持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社科基金和教改课题共十多项。在这些成功的背后，也有不少挫折，这里谈一些有关科研课题申报的实践和思考，希望能对年轻老师们有所帮助。一、了解形势，把握趋势，是申报课题的基本前提 形势对我们科研课题的申报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像新闻传播这样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因此，在申报课题以前，关注当下形势非常重要，形势首先是国家的形势。研究形势，就是要研究目前国家的宏观现状和本学科的发展需要，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可能做的研究。我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申报要求“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细读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会发现，社科基金课题的需求总是紧密结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所以，了解国家的大势、熟悉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将其和个人的研究方向和优势结合，就可能中标，也可能优质地完成申报课题。笔者从1995年就开始关注程序理论，当时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文章，后来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法，并特别强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论及这一问题时的提法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法律化”改为“规范化”，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更加具有广泛性。“程序化”的增加，说明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注意结果，更关注运作的过程，而且，只有关注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根据对国家形势的判断，2005年，笔者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课题“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程序化建设研究”，2008年，出版了《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一书。在了解国家大事的基础上，还需要对科学研究和申报课题的发展趋势作一番研究。所谓趋势，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它是由该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所决定的。把握了趋势，我们就有了掌握该事物的自主性和自立性，也就有了掌控它和解决它的能力和力量。数据显示，这些年来，国家重视和加大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仅国家课题总量在增加，而且专为青年人设立的课题数增加幅度在提高；增加了重大课题的数量，需要有高水平、多学科的团队组织申报；在限制申报数量，提高中标率的前提下，对一般高校而言，又增加了申报的难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科学研究和申报课题的发展趋势。二、确立问题意识，打好研究基础 现实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源头，关注社会，与时俱进是一切研究者的职责。这里笔者要谈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词典上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①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种解释显然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在的“知识分子”了。笔者以为，在当下，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知识和文凭、关注和投入、批判和建设三者的完整统一。首先，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相应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一定的文凭是反映其水平的标志，但是，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些文凭却出现了与知识相悖的情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其次，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实社会有所关注和投入。不论是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它的结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服务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身边的事情应该关注并积极参与其间。第三，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建设。这个社会需要有人不断地批判，只有批判才能让人们看到和看清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个社会同时需要建设，因为只有建设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发展得更快。批判与建设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统一体，在实施时不可顾此失彼和重此轻彼。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问题意识是我们考虑选题和解决选题的起点和终点。无论是做硕士、博士论文，还是做科研课题，都要强调问题意识。只有不断发现问题，科学研究才会有目标。而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都是针对当前的学术前沿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来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也对需要立项的课题提出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理论创新。鼓励和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提炼研究题材，从群众中发掘思想智慧，提出真知灼见。”做好科研课题，尤其是国家重大课题或重点项目，除了有问题意识，还要有一批前期成果。前期的研究对课题申报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反映了研究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程。国家要组建一个课题组，肯定要选择对这个领域熟悉的人，而要熟悉一个领域，需要有很多年的研究经历。如果你完全是这个领域里的陌生人，你的申报材料就无法体现出你对这个领域前沿问题的认识，评审专家对你恐怕也不会认可。其次，前期成果足以表现研究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水准。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反映了研究者的水平，通过研究者提供的前期成果，可以让评审专家了解申报者目前的研究成就，这是进行下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研究成果也是分档次的，申报时应多填写自己在较高级刊物上发表的成果，一般或较低级刊物的东西可少填或不填。当然，一些青年课题对前期成果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大家都是年轻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都没成果，那就看课题论证的质量了。如果有一些前期成果，即便在青年组里还是有优势的。前期成果的积累是一个过程，“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不行的。而且，我们所从事的前期研究并不都是为了申报课题，它也是不断地凝练研究方向和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如果能有几个或多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对于开阔视野和提高素质也是大有好处的。三、注重学科交叉，力求创新有独见 科研在高校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搞科研要求有创新意识。所谓创新首先就是要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有新的创见。一篇论文，一个课题，总要有点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新视野、新理论、新素材、新方法等。科学研究是在前人或以前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自己独创的工作，它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唯一性。笔者评审过很多申请报告，格式整理得很好，理论上说得也很对，就是没有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没有自己创新的地方，这种课题是难以通过的。在本学科内寻找新的课题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不要忘记交叉学科也是重要的创新领域。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科学内的各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趋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②交叉学科是指形成于数学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交汇区域的跨界学科或边缘学科。③从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已经成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并且列入了国家的长远规划，开展跨学科研究“将不断拓展甚至爆发新的研究领域，引导、促进新兴学科特别是新兴交叉学科的孕育发展”④。因此，我国“十二五”时期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强调要“实施跨学科重大专项研究，大力促进基础学科之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融合，在推动各学科互为借鉴、共同发展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所以，我们可以多用一点交叉学科的知识，从另外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解读一些传统的东西，很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的时候研究奖励学，较早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奖励学”。先后出版《奖励的奥妙》、《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科普类的小册子，后完成《激励论：发掘人力资源的奥秘》和《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等理论专著。奖励是一个老话题，很多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学习了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论著，发现里面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奖励。我在前人和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信息论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奖励是社会对人们良好行为和成果的一种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将这种行为或成果保持和增强，加快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⑤这个定义既不违背各学科的解释，又能够运用到各学科中去，是一种在更宏观层面上对奖励这种现象的重新解读。我既著书立说，也不断结合现实奖励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众多媒体上发表论文和评论，在研究奖励的同时也开展了包括惩罚在内的激励论研究，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在研究过程中，聘请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个研究项目。目前，对交叉学科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互相吸收彼此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涌现。交叉学科的研究比传统的学科内的研究要难一些，关键是要能够打通学科壁垒，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局限。但是，开创交叉学科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交叉出新的研究领域，因为学科的差异本质上是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这些不同学科的沟通、融合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需要研究人员从差异中找出沟通和融合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发现新课题、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重要领域。另外，不管什么学科，推理和案例对于人文社科类课题研究都很重要。做研究首先就是要学会逻辑推理，就是要按照一定的因果关系把道理讲清楚；其次，就是在论证过程之后，一定要用本学科的理论将案例讲清楚，讲出本学科的特色来。今天的博士论文，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这很好。数学进入社会科学是学科交叉的前奏，今天，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⑥。可是研究课题里面怎么用数学才叫科学呢？一位学者曾写文章谈到这样一件事，说有一批研究人员到农村进行研究，他们调查了很多数据，最后发现农民很辛苦，文章问，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吗？农民肯定很苦，这是不用调查的结论。新闻传播学也很需要定量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数据能不能经得起推敲？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不对？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科学的研究方法还需要科学的使用。关注社会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服务于它、服务好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要运用自己学到的东西来说明和解读我们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说明得越多，成绩就越大。四、结合教学，促进科研 对教师来说，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高校教师的宗旨，所以，科研首先应该为教学服务。优秀的教师不仅体现在其一流的科研能力，还体现在其优秀的教学能力。一个优秀的教师要把学科前沿的问题提出来，要把学科的最新发展状况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如果学校没把学生培养出来，老师搞再多的课题都没用。高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老师的职称是“教授”而不是“研究员”。所以老师如果课上得很好，立项的科研项目即便不多，还是应该按照教师的系列给予副教授、正教授、博导等待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有一位老师，一心扑在教学上，不仅课讲得很好，对学生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深受学生喜爱，但就是没有博士学位，一直是副教授，我以为是不妥当也是不公正的。高校的管理政策应该调整以保证教学在高校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一句话，科研就是要有利于教学，促进教学，教学和科研不是两张互不相关、不可转换的孤立物。近几年来，从教育部到各高校都十分重视对学术规范和道德的教育。而我在2006年就开始至今给新闻学院本科三年级的同学讲授新闻学前沿专题：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我在课堂上讲这门课，自己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做过一些调查，撰写过相关论文。2011年，刚好遇到教育部发布一个“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的专项课题，我以“数字时代大学生学术规范教育调查”为题中标了一个课题。我们的教学并不都有与科研相关的课题，但是，教学中确实有一些问题是需要研究和可以研究并出成果的，而且这些研究又是有利于促进教学的。当老师的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心。五、注重科研团队的建设 科学研究，尤其是重大课题和跨学科的课题研究，单靠一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有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来共同攻关，因此加强科研团队的建设非常重要。重大课题的横向联系除了学科和学科队伍以外，还有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涉及课题的分割、权力的分割等问题。研究团队内部合理的分工对于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如果一个课题因为分割不公正或者信息不对称，引起麻烦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务必在事先就要规范好。团队如何组建，首席专家与参与者的责、权、利如何划分，这些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从学校的层面讲，应该为科研人员的团队建设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尤其是要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提供优良环境和适当的条件，不断优化高校科研队伍资源配置。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也应提倡多学习一点其他专业特别是跨学科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研究思路。课题申报书的填写也是有一定规范的，科研处要组织一些填写报表的培训讲座，尽量减少因为申报书填写不规范引起的申报失败。除了上面说的问题外，有关成果评价和经费管理也需要研究改进。现在的国家级课题，每年结项的比率是一半多一点，获得优秀的更少。而我们对研究者学术水准评价和职称晋升，大多只认主持了多少项目，而没有检查是否完成了。结果是有的人仅靠设计课题拿了前期经费去做别的事，这不仅有损学风，而且也是对国家经费的一种浪费。在学术刊物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文，项目资助来源的日期是好多年前的批号。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论文中的某些观点还具有针对性吗？物质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运行的，不同的时间对研究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当下许多社科基金课题(包括重大项目)都要求在1—3年内完成，一是为中央决策提供最新成果，二是该项研究符合当时的形势。所以我认为，完整的考核体系应该是：主持并在期限内(如有延期需报有关部门批准)完成了多少项目，获得优秀者应予奖励。

来源：正心正举公众号文丨陈剑峰 问：您认为生命人文科学智识体系能为我们的生活解决什么问题？陈剑峰院长：这也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正心正举这项事业，包含的这些理念，生命人文科学智慧教育，在生活工作实践中，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的现实应用，它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这一套智慧教育中的生命人文科学智识体系，第一，能不能满足国家所倡导的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要求，比如我们对文化自信如何解读；第二，能不能作为各行各业的理论指导工具；第三，对目前最首要的大健康有什么帮助？1.智识体系有什么用？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联系起来？互联网时代，科学、人文、哲学三个素养关键不关键？关键在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能否将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这是这个智识体系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启迪人们从碎片化的学习当中，走向系统化，这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讲，对大众人群需要满足常识性认知；受过高等教育的需要满足科学认知；再往上一点，就需要满足哲学认知。层级不同，认知上的需求也不同。 过去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工具论到方法论，再到价值论，最后到认识论，这是根据我刚刚说的这三个界面的提升。在工具论部分，就是要把科学变成科技；到了价值论、方法论部分，涉及到科学知识；到了认识论部分就牵涉到哲学。科学与科技之间，科学是讲了一整套的理论原理，这个原理我们要把它通过一定的方法路径制作成人们可以量化、可以使用、可以操作的工具，这叫科技。正心正举研究应用的方向，就是要用一套原理、一个系统来贯穿。否则东西一多，我们就乱了。我们要去了解万法归一的“一”、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到底是什么？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对于生命的感悟、认知、意义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要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回到正心正举的概念，通过转变思维来改变行为。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决定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什么方式、规律去改变。所以正心正举讲的是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虽然是避实就虚、虚实结合、守正出奇，但我们是迎着问题而上的。迎着问题而上不是硬碰硬，是在迂回之后，再看这个问题，到底和哪些问题相关联。就像围魏救赵，就是说我们可以处理旁边一些和它相关联的问题，从而使原来这个问题逐渐清晰，从而解决问题。2.如何获得自在？问：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却不知道解决问题最终是为了什么？陈剑峰院长：正心正举，是要告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获得健康、快乐、幸福，要乐观、积极、向上。这个过程是需要经书从哲学到科学等等的指导，目的只有一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读经书，要懂得哲学；我们在实证过程当中锻炼认识本质和把握本质规律的能力，就要懂科学。在本质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思维力的穿越，或者说抽象思维的帮助。我们不要把很多的观念、观点对立起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一体两面的。形而下的我们要认识万千大千世界就要“格物”。什么意思呢？举个简单例子，生命都是平等的，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为了区别我们各自在万千世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相”而呈现不同的特征，我们又得命名，但命名之后它在我们脑海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一旦将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有些人（单独地）在讲世界观，有些人（单独地）在讲方法论，其实不然。每一个人在讲到世界观的时候，必携带着方法论；每一个人在讲方法论的时候，必有他的世界观。最后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健康快乐幸福、乐观积极向上的基础上，是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万千世界的生存过程当中获取物质和精神，建立起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类似于禅修、灵修，最后才能打开自在之门。物质和精神达到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叫自在。很多时候物质和精神的不平衡，比如说物质多了精神少了，或者精神多了物质少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达不到平衡的时候，就称之为不自在。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做一个深刻的探讨，就是说人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在宇宙大自然之中，当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变化，你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古人所讲的，是你的精气神。所以我们要解读的国学也好、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他们其中的要义是什么？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学科的壁垒在哪里？这些壁垒通过千万事物的原理，能不能够让人们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的一种联系？相互的关联。我们说得更加通俗一点，我们正心正举围绕生命人文科学做的体系，是让人们从人文当中找到科学（方法）得以落地，从科学当中能够看到人文所引领的方向。人文与科学的任督二脉，在阴阳和合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作用、彼此共存、相互转换的。·end·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文章版权归本平台所有 转载请联系“正心正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