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

引言19世纪人类学的历史，当涉及科学的进步时，让我们感到乐观。事实上，由于相邻领 域的科学发现，人类学中许多粗糙的理论都被抛弃了。因此，19世纪50年代史前史的诞生，使得在1870年之后原始人像猴子一样的形象被逐渐抛弃了。更为激烈的是，在1862年巴黎围绕雅利安民族的争论之后，在对欧洲人种的研究中，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之间也产生了分野。 19世纪人类学的历史，当涉及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时，也同样可以让我们感到悲观。当雅利安种族的理论在科学界死而复生的时候，尽管当时的科学界中有着布罗卡和勒南二人有效且有力的反击，但这种理论还是在一些误入歧途的学者们的帮助下，于20世纪重新出现。最后，当学者们不再相信原始人是猴子与人类之间的中介时，这依然不能阻止那些在殖民地任职的普通欧洲人对原始人的忧惧与虐待。19世纪科学知识的进步，并没有 对殖民地产生好的影响，就像教皇对16世纪的拉斯· 卡萨斯的支持，尽管展现了欧洲教 廷权威的精神，但也没有阻止西班牙殖民者进行扩张，更没有阻止去虐待和征用印第安人。1885年象征性地标志了欧洲人类学与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再次联合。正是在这一年， 弗朗兹· 博厄斯在德国完成学业之后，前往加拿大去研究他在柏林时就熟 识的贝拉库拉印第安人。博厄斯在美国开启他的学术职业生涯，并且持续性地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尤其是对1902年创办的美国人类学协会来说，博厄斯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协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洲人，并且从四 个维度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四个领域：数量众多且形态各异的美洲语言研究、被视为处在 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之下的美洲文化研究、对哥伦布时代之前物质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对人类体质的研究。就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这一年轻的学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充满了制度上、智识上、审美上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社会人类学最早的教席分别由泰勒于1883年在牛津和博厄斯于1889年在纽约各自创立。法国的学者们则聚集在涂尔干及其名下创办于 1898年的《社会学年鉴》杂志周围，通过密集地运用已出版的大量民族志材料，来构建关于不同社会的普遍性理论。其中，初级社会的地位尤为突出。原始艺术也强力推动了西方艺术的复兴，早期的见证包括 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上，刚果的手工小雕像被关注原始艺术的画家保罗· 高更买下并进行再创作。詹姆斯· 弗雷泽爵士在《金枝》中宏大的理论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版的，在1908年被翻译成法语并经过多次修订之后，这本书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弗雷泽的理论不仅给法国知识界带去了 源自社会人类学，同时又与宗教史相近的观念，还向人们展现了他广阔的雄心。围绕摩尔根与泰勒的早期进化论者，将文化定义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他们之后的下一代，人类学这一学科则被两位同样出生于1858年的学者分别牢固地建立在大西洋的两端。博厄斯以更加严谨的经验方法的名义，对引起理论争议的不成熟的比较性论点进行了批评。涂尔干和他的学派则使用不可或缺的民族志事实，来建立对社会事实的理论研究，而这种社会事实，又区别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事实。随后，上述这两人的工作又被他 们为数众多的后继者接续了下去。鉴于博厄斯在美国扮演了科学意义上、制度意义上和教育意义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 的个人特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博厄斯同时还是一个摆渡人，他融合了德国文化地理学派 与经由摩尔根而形成的、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美国人类学。至于他从事田野工作的方法，则 呈现出了人类近似性意义的特征，这一点被他出众的通信内容证明，有时他的航海日记也成为补充证明材料。博厄斯的美洲生活开始于同贝拉库拉人的相遇。在对体质研究和对地理学的回归之后，博厄斯从围绕位于加拿大北部巴芬岛的因纽特人而展开的远航归来。随后，他便开始为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工作。后者于1885年举办了一场由带着面具的印第安贝拉库拉人进行的歌曲与舞蹈表演。演出团的队长汤姆· 亨利与其他九 名贝拉库拉人成员，以及另外一名生活在温哥华北部、英属哥伦比亚的爱斯基摩人一起， 在欧洲停留一年时间进行表演。博厄斯对他们非常热情。他记录下了这些人的歌曲并且学习他们的舞蹈，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们语言的小册子，并且写了一本有关他们神话的书。随后博厄斯又前往位于温哥华和西雅图之间的美国、加拿大国境线去研究这些西北太平洋海岸的邻居们。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博物馆或由其周边举办的有关原始人的展览，普遍遭受广泛的批评。然而，这些展览还是揭示了两个不同的现实。其中的某些展览，旨在向欧洲公众 呈现殖民化将技术与人文的进步带去了低等的种族。而另一些展览，形成了艺术巡回展， 地方土著被雇用来向公众进行自我展示。因此，这些展览以它们温和的方式推翻了公众对 作者缺席式艺术的日常认知，而这些原始艺术作品，既然被视作“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即无主物，就是创作出来因因相袭的。相反的是，这种景观艺术本 该属于它们的创造者，它们本无法与其作者分离。因而，这些本属于部落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应当避免被那些欧洲合作者们掠夺。原始部落的艺术品，在美学上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剽窃，它们虽然成为20世纪欧洲艺术家灵感的重要来源，但这些作品的原作者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直到20世纪末的一些懂 得国际艺术市场运作的部落艺术家才真正掌控这种展览模式。作为澳大利亚土著的毛利人 画家，在被艺术收藏家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之后，曾经提出过他们的条件：他们原本希望自己在沙子或者土地上绘制的画作，可以在展览结束时按照合同的规定被销毁，然而它们最终却被售卖。因而，这些艺术家希望能够使得毛利传统艺术的时间性特点与艺术领域中 临时艺术品之间相互调和。 博厄斯曾经在柏林博物馆馆长阿道夫· 巴斯蒂安的指导下，学习德 国的社会人类学。后者在1881年出版过对泰勒《原始文化》一书进行理论回应的作品。巴斯蒂安反对历史始终向当代文明发展这一进化论的视角，他在联结孟德斯鸠与布丰的理论的同时，强调地理决定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是环境的多样性解释了文化的多样性。对 于“文化区”理论的信徒们而言，地理要素在人文性的层次上并不可能 实现，然而在地理区域的层次却得以实现。从这种地理区域中，我们可以追寻特定习俗的传播、特定的物品、特定的语词，以及特定的艺术动机。同一个文化物在相互距离很远的地域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假设，这一物品曾被某一 社会从另一社会中借用。因此，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关注物品、语词、风俗乃至“文化迁移”的过程。然而，对这一假设的过度轻信，使得传播 学派假定某种接触自始至终地存在。在这种接触中，他们又相信可以观察到来自远距离社 会的物品之间明显的近似性。 自1896年起，博厄斯同时抨击在他看来是不成熟的两种理论：进化论与传播论。在 《人类学比较方法的局限》 这一经验研究的奠基性文本中，博厄斯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描述性民族志辩护。而在两年后出版的另一篇文章中，博厄斯强调去区分仍然处于混淆状态的三种知识领域：种族、语言与文化。而《种族语言与文化》也成了他1940年出版的 最后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对体质表象，即对种族的研究，应当与对语言的研究分开；同样地，对语言的研究，也应当与被定义为文化的风俗和信仰的研究分开。对种族的研究从属 于体质人类学，对语言的研究属于语言人类学，而对文化的民族学研究，则与社会学近似。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应当同时进行，它们三者间也应该相互联结，但在任何意义上它 们都不能相互混淆。 1899年，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美国第一个人类学教授席位，他在那里领衔人类学系直到1937年退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美国职业人类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在田野调查中，博厄斯研究语言，实践测颅法，采集地方语言的文本，并为博物馆和展览馆收集颅骨、技术物品和艺术品。他在上述诸领域中都表现得出类拔萃。他还为1892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创立博物馆志 的新样式。博厄斯在学科中的许多领域都出版了根基性的作品，他对此进行了区分：1911年出版的美洲语言学教科书、1917年出版的夸扣特尔人语法、一些关于比较解剖学的论文、对地方语言研究的论文集，以及最后但也不容忽视的关 于艺术史的几本书。无可争辩地，博厄斯在社会人类学与艺术史领域的遗产是最为重要的。

史上最全，没有之一！G5大学人类学专业解析文 / 仲濠总况对于社会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往往会选择人类学的专业。而英国的G5大学可以说是现代人类学的发源地之一，其中牛津，剑桥，伦敦三座城市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金三角”。现代人类学基本可以分为英美两大传统，英国由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确立，称为社会人类学，经典的研究领域为宗教，政治，经济和亲属关系，美国由Frank Baos教授创立，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但他确立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四个领域，即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英美大多数高校的人类学专业聚焦于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当然也有一些高校也包含体质人类学或者生物人类学取向。英国的人类学硕士专业的背景要求比较宽泛，政治，历史，社会学，媒体研究等人文社科背景的同学都可以申请该专业，当然这也与人类学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当代各种文化语境的关怀有关。那么G5大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桥头堡，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类学专业，以及各自的研究传统和优势、要求又是如何，本文将提供一个综述性的介绍。英国的G5大学即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5所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中，除了帝国理工偏向理工科专业因此没有设置人类学专业以外，其他四所大学均是人类学专业世界排名前茅的名校。牛津和剑桥在最近几年的QS人类学专业排名中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几乎平分秋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作为传统人文社科，人类学排名最高排名第四，最近的2020年排名为第八，伦敦大学学院作为专业细分最多的学校，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十分强盛，在最新的专业排名上升到第四。QS2020人类学排名链接如下：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0/anthropology注：本文仅仅是简单罗列，后续会对每个学校每个专业进行解读。本文仅是专辑“人类学专业解析”中的专业汇总性文章，敬请关注后续文章出炉。1. 剑桥大学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历史十分悠久，它的人类学研究传统是注重理论方面的创新，比如从上世纪末所发起的人类学本体论（ontology）转向，以及肇始于大约本世纪初的伦理转向（ethical turn），均与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的开创和延续性研究工作分不开。该系目前的系主任Prof. James Laidlaw和副主任 Prof. Joel Robbins两位教授既是宗教仪式研究方面的顶尖学者，也是人类学最近的伦理转向的代表人物。因此目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院与另外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马克思普兰克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创立了马克思普兰克-剑桥伦理、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心，致力于对世界不同领域的伦理生活与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的荣誉退休教授Prof. Caroline Humphrey是西方第一个在冷战时期造访苏联的学者，并且她长期致力于中北亚的人类学研究，并在剑桥大学人类学院设立了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MPhil Soci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硕士，如其名所显示，这是英国人类学最常见的专业，也彰显了英国的人类学传统，有别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取向，但是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或者学校将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合并成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此专业针对无人类学背景或者背景较弱的同学学习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研究，作为博士学习的准备阶段。链接如下：https://www.socanth.cam.ac.uk/prospective-students/prospective-postgraates/prospective-postgraates-courses/prospective-mphilMPhil in Soci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社会人类学研究，有别于上一个学位，该学位针对之前有很强的人类学背景的同学所设置的。所以这个学位不但提供目前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和专业发展，也有更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以及该系学者们专业细分领域的细分专业领域训练。该专业可以作为博士学位的过渡训练，也可以作为单独的学位，以期在非学术领域谋求发展，比如媒体，智库，公共或私人企业，NGO等。链接如下：https://www.socanth.cam.ac.uk/prospective-students/prospective-postgraates/prospective-postgraates-courses/prospective-mphil-sarMPhil in Health, Medicine and Society健康，医疗与社会，这个专业是人类学院与另外学院合办的一个项目，即科学哲学与历史学院以及社会学院。该专业致力于提供学生对健康和医疗的社会和历史性的分析。医疗人类学也是从上世纪末开始，人类学领域新兴的细分领域，研究旨趣在于全球医疗市场，疾病的文化建构，医疗文化多元主义，在地医疗传统等。链接如下：https://www.socanth.cam.ac.uk/prospective-postgraates/prospective-postgraates-courses/prospective-mphil-health2. 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在人类学历史发展中，与剑桥大学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另一支研究传统。从其院系设置的名称我们就能获知，人类学与博物馆民族志，该学校除了传统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以外，对于博物馆，遗产，物质和视觉文化等方面研究颇有建树。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在中国文化界和公共知识领域比较出名的项飙教授即是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也是人类学系的移民研究专业的负责人。但是项教授在2022年将会前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任职，之后在牛津大学就是兼职的状态。在硕士阶段，该校提供科学硕士（MSc）和哲学硕士（MPhil）两种，前者为一年，后者为两年，但是两者的第一年都是相同的，两者都对申请者背景没有过多研究，没有相关人类学背景的同学也可以直接申请。可以理解为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授课型，后者是偏向研究型，因此如果这两个学位有意读博士的话，前者就是MSc+Dphil（1+3year），而后者则是MPhil+Dphil（2+2year）。如果同学申请这两个专业并且有意继续读博士，需要在个人陈述中加入对于未来研究计划的框架，即完整的个人陈述加研究计划框架，字数可以延长到四到五页的内容。当然，如果在申请的时候没有加研究计划框架，不会影响录取，也不会影响学习结束之后的博士申请。以下每一个专业都有MSc和Mphil两个方向，因此不再每个专业中重复说明。Social Anthrppology该校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旨趣在于回答关于社会中的人类基本生活的哲学性问题，包括：家庭，性别，亲属关系，道德与宗教观念和仪式实践，人观，健康与疾病，创造性艺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宇宙论观点（cosmology），关于人类，动物和精神存在的关联，过渡仪式等。从上世纪开始，牛津的社会人类学家们就致力于政治学，宗教，性别，文化，经济发展等研究领域的对话。该系学者们的民族志关怀涉及：非洲，南亚，东南亚，中国，日本，中东，南美和欧洲。链接如下：https://www.anthro.ox.ac.uk/degrees/social-anthropologyMedical Anthropology牛津的医疗人类学专业就立足于人类学领域，提供对于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和治疗的社会、生物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从其核心课程窥见其理论关怀，一医疗人类学概论，二疾病的生物文化人类学，三关于身体和性别现象学的人类学路径，四营养人类学。链接如下：https://www.anthro.ox.ac.uk/medical-anthropologyMSc Visual, Material and Museum视觉，物质和博物馆人类学，这是牛津大学人类学的特色专业。近来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了博物馆和遗产研究方面，因为博物馆和遗产本身即是社会文化的视觉和物质载体。牛津大学的该专业依托于其拥有的世界级别的博物馆，the Pitt Rivers Museum,该博物馆收藏了关于世界各地的民族志和考古展览，以及民族志影像。该专业提供对于不同文化意境下的物质和直觉文化的创造，功能，历史，政治以及当代意义和实践的批判性研究。研究旨趣包含：物件（objects）和图像（images）的生产，流转和消费；博物馆展览，公共媒体，艺术馆和其他公共领域的文化表征（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s）; 景观（landscape），地点（palce）和空间（space）的问题；艺术与审美；视觉人类学和表征的研究，包括摄影表征，人类学与摄影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社会理论，全球经济下的物件的跨文化流转；价值的概念和物质形式的流失，客体化（objectification）与消费。其主要课程有：视觉，物质和博物馆人类学的当代议题，视觉，物质和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视觉，物质和博物馆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等。链接如下：https://www.anthro.ox.ac.uk/visual-material-and-museum-anthropologyMSc in Cognitive &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认知和进化人类学，注意该专业只有科学硕士。该学位提供对人类思想，行为和文化的进化和认知科学视角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人类，或者说智人，拥有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非同寻常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传播，信仰，仪式和展演（performance）和智力（intelligence）来区分。那么什么是这些特质的进化基础？我们真的如同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么？我们的进化和认知能力中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第一学期该学位提供认知和生物进化的课程，以及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学和研究设计，第二学期主要授课为人类行为的进化，包括生物，认知，心理和比较的时间，以及心理与文化课程，研究人类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如何形成和限制我们的文化表达。链接如下：https://www.anthro.ox.ac.uk/degrees/cognitive-evolutionary-anthropologyMSc in Migration Studies移民研究，该专业也是牛津大学的特色专业，并且只有科学硕士学位，它也是牛津大学的人类学与博物馆民族志学院和国际发展学院合办的一个跨学科专业。该专业主要的研究关怀是对于最近的人类社会流动现象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面向。该专业也依托于牛津大学的移民、政策和社会研究中心，该中心也是英国移民研究的顶尖机构。该专业的主要课程有：运动的政治（politics of movement）,社会科学中的国际移民；移民，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研究方法。链接如下：https://www.anthro.ox.ac.uk/degrees/migration-studies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LSE其人类学研究传统和历史与牛津和剑桥几乎是齐名的。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而言，可以LSE说是现代人类学的开创地，因为有社会人类学之父之称的马林诺夫斯基就在此任职并设立了人类学博士的学位。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是马氏的博士学生。费先生师承马氏的功能主义传统，并且在中国文化与西方的比较研究领域论述颇丰，如《乡土中国》等，是中文和英文世界不可多得的中国人类学经典制作。LSE在社会科学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其人类学最新的QS排名世界第八，全英第四。如学校的名称所显示的，该学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非常发达，而在人类学细分领域，LSE在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社会人类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也是传统强势的专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LSE也是为数不多（可能是英国人类学仅有的）设置中国方向的人类学专业，这与该校的师资力量从上世纪下半叶就延续的对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有关。LSE的人类学系一共有5个硕士专业，但是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即社会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以及比较中国研究。其中比较中国研究是人类学系与另外有两个专业与心理系和性别研究系合办。因为社会人类学也是对于英国人类学传统的综合性介绍课程，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主要分析一下社会人类学（当代世界的宗教），人类学与发展，和比较中国研究专业MSc Soci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硕士链接如下（不做详述）：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Degree-programmes-2020/MSc-Social-AnthropologyMSc Social Anthropology（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社会人类学（当代世界的宗教），该专业提供了独特的跨学科和更广泛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宗教。它关注当代社会越发重要的宗教与世俗的动态平衡，以及关于宗教的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如何与社会的各方面产生链接。该专业讨论的话题从宗教和公共生活的政策相关连接，宗教与政治，到信仰，仪式和存在问题（questions of being)的理论争论。并且关注宗教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对比第三世界和西方模式的宗教和世俗化。LSE的宗教人类学有非常强的历史传统，比如前文所提及的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宗教仪式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的宗教理论的争论），到仪式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以及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人类学家，王斯福，代表作为《帝国的隐喻》，到现在LSE人类学系的主任Charles Stafford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宗教人类学是LSE人类学传统的最好的代表和延续。链接如下：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Degree-programmes-2020/MSc-Social-Anthropology-Religion-in-the-Contemporary-WorldMSc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MSc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人类学与发展，人类学与发展管理，这两个专业都是人类学院提供，由国际发展学院协助的专业，区别在于选课的模式和主课的不同，这个将在专业介绍最后提及。人类学与发展可以说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上世纪下半年随着人类学对于自身学科的殖民主义反思，人类学家们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开始了关注。发展人类学因此应运而生，它致力于用人类学方法提供自下而上的视角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批评研究。两个专业的人类学部分都将提供人类学家如何理解全球化和其他经济转型，从大D（Big D）development发展（发展提升项目）和小d（littile d）（经济发展或现代化所引起的变化）。另外，也提供人类学视角下的从1980年代兴起的生产，消费，交换和金融的新形势的研究。人类学与发展管理的国际发展部分应用经典的制度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去理解发展中的机构和组织，发展管理项目可以让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为现实世界中的公共，私人和非盈利组织提供咨询工作。该专业一共十二个月，核心课程是必须课（一个在人类学，一个在发展学），选修课和毕业论文，主课是：发展人类学，发展管理，或者经济人类学1:生产与交换，或经济人类学2:转型与全球化，毕业论文10000字。链接如下：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Degree-programmes-2020/MSc-Anthropology-and-Development-Management人类学与发展专业的国际发展部分是关注如何克服贫困和创造健康，富裕和可持续的社会变迁。该项目使用最近的社会科学理论去理解发展的过程，政策和实践。该专业除了上述专业的课程以外，也可以选择：发展：历史，理论与政府，或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加另外可选的半个学分的选选修课，同样是10000字毕业论文。MSc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比较视野的中国，该专业集合了LSE大量的不同专业领域学者对于中国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基于人类学院，但是吸取了其他大范围的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中国的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专业最主要的特色即为从对比和历史的维度去研究中国，学生的毕业论文需要对比中国与印度，现代欧洲国家或者其他适合的对比国家。专业的主课即对比视野的中国，研究的话题包含：中国的帝国官僚体制，中国的宗教，都市生活，家庭，法治社会，政治等。其选修课所涉及到的学科和议题包括：人类学，经济历史，政府，国际关系和社会政策。该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话题包括对比区域性政策，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以及语言的国家主义等。另外需要告知对该专业有强烈兴趣的申请者，该专业的负责人Hans教授和LSE荣誉退休教授王思福合著了一本同名书籍，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想要对该专业核心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同学可以参阅此书。链接如下：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Graate/Degree-programmes-2020/MSc-China-in-Comparative-Perspective4. 伦敦大学学院（UCL）伦敦大学学院（UCL）总排名世界第八，人类学上升到世界第四。它的人类学也是英国高校中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学校之一，从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到古人类学，进化和认知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媒体和数字人类学，到视觉和物质文化，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等，可以称之为几乎涵盖人类学四大分支领域的全面教学体系。UCL的人类学不同于上面三所学校的特点也在于此，它是最近人类学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最为活跃和最具有开拓性的学校，包括从物质文化理论和经济人类学出发建构的数字人类学（digit anthropology），以及近年来由Prof. Daniel Miller 发起的项目Why We Post,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用民族志方法去研究不同国家和文化下的社交媒体文化。其中关于中国的社交媒体民族志有Tom McDonald撰写的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乡土中国的社交媒体)和Wang Xinyuan撰写的Social Media in Instrial China(工业化中国的社交媒体)。这一系列的民族志都可以在UCL人类学官网上免费下载。由于UCL的人类学专业众多，下面笔者将从五个大类简要概述每个专业的研究旨趣，以方便读者了解和区别所感兴趣的专业方向。一、生物人类学Anthropolog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Sc人类学，环境与发展硕士，如前所述，该专业也是近年来兴起的发展人类学的一种。这个项目关注于人类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包含学科理论有：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社会人类学，政治生态学和生物社会人类学。探讨的议题有全球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链接为：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anthropology-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mscHuman Evoluntion and Behavior MSc人类进化和行为，属于进化人类学范畴，研究人类和非人灵长类的进化。链接：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human-evolution-and-behaviour-mscPalaeoanthropology and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MSc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由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系合办的，提供人类进化研究的生物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链接：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palaeoanthropology-and-palaeolithic-archaeology-msc二、社会人类学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链接如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social-and-cultural-anthropology-mscPolitics, Violence and Crime MSc政治，暴力和犯罪，提供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相关问题涉及：国家，法律，民主，冲突，革命，恐怖，罪犯，刑罚等。三、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MA视觉与物质文化硕士，这个专业实际上是人类学比较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它会研究空间政治学、身体化、艺术公共领域等等问题。而这些理论问题，都会考察物质和视觉媒介如何作为行动者形塑社会中人的关系。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material-and-visual-culture-maDigital Anthropology MSc数字人类学硕士，这个专业更多是用人类学理论的批判性视角去考察数字化社会的各种现象。研究对象范围甚广，包括社交媒体、网络政治、大数据、数字基础设施、3D打印以及算法等等。链接如下：https://www.ucl.ac.uk/prospective-students/graate/taught-degrees/subject-areas?p0=anthropology四、医疗人类学Biosocial Medical Anthropology MScMedical Anthropology MSc这两个专业都属于医疗人类学的领域，不同的是第一个专业加入了生物人类学的视角。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biosocial-medical-anthropology-msc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medical-anthropology-msc五、公共人类学Creative Documentary by Practice MFAEthnographic and Documentary Film(Practical) MA专业1是创新纪录片实践（艺术硕士），是一个相当偏向纪录片生产实践的艺术硕士项目。但是它也有相当理论的一面，人类学系设置这个专业，目的是以“民族志”视角去拍摄纪录片。学生需要学习人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课程，并且基于对理论的理解去提出批判性的观点。专业1链接如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creative-documentary-practice-mfa专业2是民族志与纪录片电影，它并不是艺术硕士，而是文学硕士。正如冠以“Practical”之名，这个专业完全是一个实践性项目，提供最前沿的纪录片拍摄教学资源，学生毕业的条件是拍摄一部25-30分钟的纪录片。专业2链接如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ethnographic-and-documentary-film-practical-maCreative and Collaborative Enterprise MA这个专业是为有想法或者已经开始创业的学生开设的，依托于UCL强大的学校资源，由文化创意产业知名的领袖来开设和指导。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study/graate-taught/creative-and-collaborative-enterprise-ma5、结语评论从以上对于四所学校各个专业的解析，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如下：一，对于人类学想要有综合性的了解和学习，可以选择社会人类学专业，或者对于人类学没有过多的了解，该专业可以作为综合性的人类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硕士阶段学习，为进一步到研究学位，如研究型硕士或博士做准备，也可以从事人类学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工作，比如咨询，媒体，公共服务，NGO等；二，对已经有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的同学，比如医疗，认知等，可以选择细分领域的专业，比如在媒体行业有相关经历，或者从事新媒体，创意文化产业，自媒体等领域工作的同学可以考虑媒体人类学，或者数字人类学专业，同理，有医疗、博物馆、视觉艺术、文化遗产、发展、环境等领域，拥有相关的科研、学习或者工作经历的同学，可以考虑对应的细分领域，可以获得从人类学或者跨学科视角研究不同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知识，去反馈和反思之前或者以后工作经历和规划，或者继续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当然，有这些经验的同学也可以选择社会人类学，对人类学总体理论和研究方法有更全面的接触和学习；三，G5的学校每一个都是世界专业排名前十甚至数一数二的，而且提供的专业方向不尽相同，在考虑专业选择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每个学校的师资力量，研究历史和传统，以及当下的研究偏好去选择。而且，每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和文化传统也是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比如牛津剑桥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他们有英国为数不多的书院制，即除了学生所学习的院系（faculty/department），比如人类学系，学生还归属为不的书院（college），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logo，学习组织，个人导师（mentor），每年也会举行宴会（formal dinner）和其他公共活动，或者书院之间的竞赛活动，这些都是吸引很多学子和游客的地方。而处于伦敦的两所学校，也是伦敦大学集团(Union of University of London)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但意味着在这里学习的同学可以享受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有人文历史气息的城市之一，它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媒体和实践资源，比如大英博物馆，国家艺术馆，大英图书馆，BBC等；也可以享受伦敦大学集团所共享的学术资源，即跨校的导师指导，选课，图书馆资源等。本文作为分析英国人类学专业的综述性文章，旨在为读者选择和区分G5名校专业做一个专业性的参考，更加详细的对每个不同专业的申请要求等会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引言在今天社会人类学领域的新型理论视角中，无论是否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提炼出两大方向。 第一种方向是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它得以超越过去文化区域的划分，这种划分曾以传统的方式将人类学家们划分为三个“贵族”部落和两个被支配的部落。美洲学家、大洋洲学家和非洲学家一度是社会人类学中的王者：他们研究的社会是“原始 的”“隔绝的”与“环节的”，这些社会代表了人类逝去的天堂。相比之 下，专攻于亚洲和欧洲的人类学家则受到双重的支配：一方面，在社会人类学中，他们所 研究的社会，往好了说，是有文字的文明；往坏了说，只是欧洲殖民下的代表。另一方面，研究亚洲的人类学家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支配，而研究欧洲的人类学家 则受到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支配。 这种新的跨国和跨文化的研究尤为关注城市研究，作为领导者之一，萨斯基亚· 萨 森就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大师。一种严格意义上全球化的民族志，正在伴随着对“多点”民族志的反思而在建立之中。这一来自乔治· 马库斯的术 语，旨在让民族志从空间的定义中解放出来。然而，其中仍然存在着成为标准术语的模糊性：民族学当然必须追寻它所研究之处的跨知识之链，就像它研究罗斯柴尔德的跨国家族或塞内加尔的移民那样；但是它有必要像马库斯声称的那样，必须去累积旨在比较的地方化民族志吗？至少，为了能最终避免田野调查的随意而带来的比较的随意，必须要去对民族志的选择进行证明。以往人类学研究中的统计数据转向，无疑 是对定量社会学的令人满意的回应，但这必须要打破定量社会学与经常对人类学进行批评的定性社会学之间的壁垒。 第二种创新的研究方向，在于关注不同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主要揭示的是 社会人类学和研究科学的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已经在三个相对较为封闭的核心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一个领域，按照布鲁诺· 拉图尔提出的术语来说，是对非人类的人类学研究，或者按照菲利普·德斯科拉提出的术语来说，是对自然文化的组合的人类学研究。这一领域在发展时与针对环境的新科学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后 者包括了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科学。第二个领域，认知人类学重新提出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与社会意义上的人类之间关 系的问题，并且伴随着与偏向生物医学的认知科学、语言学与社会人类学之间对话的种种困难。总之，认知人类学重新展现了在充满危机的社会人类学之前的人类学的初级场景。 人类学可以回归到一边是生物学与人类古生物学，另一边是社会学与语言学的区分吗？这 里难道没有重蹈亚历克西斯· 卡雷尔覆辙的风险吗？后者应当重写他的《人，难以了解的万物之灵》这本书。我们是否可以同生物学家一起在整体性中思考人类这一种族，同时 又不拒绝与文化多样性不同但同样具有合法性的分析，从而纠正关于族群性的诸多错误？ 第三个领域，已然成为性别研究的女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美国和英国人类学中最为积极与活跃的潮流。出于法国女性主义政治史的原因，这一方向并没有成为法国的主流。然而女性研究通过质疑生物性别、性的社会实践与作为社会关系的性别之间的关系，重塑了人类学理论的普遍性抱负。生物科学业已成为伴随着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上述方向则在生物科学与研究亲属关系的新人类学之间重新架起了桥梁。 在以上三个领域中，关键在于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合作只会在一种情况 下是可以期待的，那就是避免以下两块暗礁：一是避免两个世纪以来时常出现的将人类学化约为生物学，另一个是避免将生物学家转变为当地人，这虽然可以推动生物科学知识的进步，但并不必然有益于人类的知识。 从学科史来看，人类学是所有关于人类的学科实现前沿性跨学科合作的最佳场所，前 提是不要忘记这一学科的科学进步应当归功于其创始人博厄斯和涂尔干的努力：他们使得社会人类学在人类的自然史中得到自主性。不过跨学科并非内在的目标，而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得以分析那些过于复杂而无法 由单一学科完成的当代问题，并且使得问题的谱系更为完备。21世纪巨大的挑战需要通过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尝试列出一份清单：新兴工业经济尤其是能源领域带来的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的威胁，当地人是最 初的见证者；多元世界的地缘政治张力，其中既没有二元的逻辑，也没有不受质疑的领导者；在不同大洲的社会中，期待视野的转型；资本国际流动的增长，并且伴随着国家对个人流动的限制；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新型不平等的出现；思考国际层面的公共健康和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一方面，社会人类学继承了其学科史上旧时期的百科全书式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它 还继承了民族志分析的细致性，以及在不同层面理解社会进程的能力。上述这两个方面就 是人类学理解当前和面向未来的王牌。社会人类学并非人类的自然史。这一原则也可以表述如下：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无异。面对生物科学的自主性不得不被多次强调：在对原始人研究近一个世纪的 自然主义偏移之后，这种自主性先是在18世纪末期被强调，接着又在19世纪被再次强调 。这一自然主义计划一边用来思考人类的起源，建立人类古生物学以及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学；一边又面临着被混淆的风险：这是一种在语言群体、文化群体和“种 族”或生物学群体之间的混淆，它曾在1862年由布罗卡和勒南反对皮克泰特的争论中被极力避免，并且最终于1902年伴随着美国人类学协会的成立而被完全排斥；这同样是在自然 选择与社会选择之间的混淆，由于它隐藏于强者的道德舒适感之中而更加难以被根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次新的政治上的偏离使得这种混淆重新被质疑。今 天似乎仍然要注意维护一种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反对建立在生物学之上的新兴 认知科学的帝国主义。社会人类学是与所有社会有关的科学。这一原则是最难被确立的。自18 世纪末起，这一原则就被沃尔内写了下来，接着又在20世纪初被涂尔干和莫斯书写。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与去殖民化的风暴中，这一原则曾遭到质疑，继而又在20世纪末作为对社会 人类学危机的回应而被再次提起，这种社会人类学的危机出现在对行将消亡的冷社会的研 究之中。对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原则的提出，要大大归功于与我同一代的人类学家。对于这一成 长在越南战争后期的时代来说，相互原则是一种政治见证，没有这种见证我们就无法成为人类学家。1977年当我进入人类学的研究中时，就像我那些阿尔及利亚和拉丁美洲的同事们那样，我有着去殖民化的强烈政治信念。我们完全被以下的观点说服，那就是人类学并 非一门欧洲的科学，而现在正是由当地人参与到关于他们自己社会的知识发展的时刻。正是普遍原则确立了我们对远方和近处本土社会的复原：我们把合法性归功于对欧洲的研究，因为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可以被无差别地运用在大分裂的两端。相反，其他两个原则的提出，则要归功于认识论上的信念，这种信念大大超越了我们 这一被政治化了的时代。反思原则代表着对科学的严肃性的简单要求，这一要求可以联系 到对《社会学家的技艺》的阅读。这本书中指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浇灌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研究社会的科学的自主原则，从19世纪末起就被长期遵循，在21世纪初期之前一直 没有受到过质疑。然而21世纪初期是这样一个时代，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伴随着认知科学与它们社会学的扩张，重新拾起了一度被抛弃的帝国主义计划。 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土地上的人类学家与民族志学者的共同体中，上述这些原则都已经 出现在他们日积月累的工作中。这些原则诞生于欧洲霸权之前，它们使得人类学得以生存下来。社会人类学不仅是一种普世文化的重要维度，同样也是一种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化，社会人类学建立在允许参与观察的调查关系之中。

这里有必要专门说明人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anthopology这个英文词，中文译为“人类学",在个别哲学译著中也有被译为“人学”的。而现在我们是把人学的英文词选择为"hominology",认为这样能比较准确地表达人学和人类学的区别。据查， "anthropology"和"honinology",这两个英文词，前缀"anthrop"和"homines" ("homo"的复数)作为词根都源于拉丁文，意思都是指“人";两个词的后缀"ology"源于希腊语，意思也都是指“学" (学问、学说)。因此仅从这两个词的词源和本意来说，都可以译为“人学”。据查，最先使用anthropolo-gy这个词的是亚里士多德，他主要用于说明人的精神本质。1501年玛格努斯·汉特在莱比锡出版了题为《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体的成分、部位和要素》的解剖学著作，大概这是首先用anthropology一词来说明人的体质构造。这就是说， "anthropology"一词在欧洲文献中很早就有双重涵义，即人类精神的科学和人类体质的科学。延续到19世纪以后，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业的分化和新的学科的不断兴起， "anthropology"开始成为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即指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人种的形成和人体结构的正常变异的科学。它的特点是根据人类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来研究人。19世纪中叶后，人类学分化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的起源，人的体质形态、身体结构的变化，人种的形成、变化等等。又逐渐分为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人种学、分子人类学等专科。文化人类学则主要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的行为。包括人类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规律，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等。在当代，又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衍生出众多的应用人类学。人类学的研究多采用考古发掘、收集田野资料和人体解剖、社会调查、科学考察等经验实证方法。事实上，人类学已经演化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近几十年来，西方也有人从事“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据我们了解，哲学人类学者们主张从本质上，即从一般性上去掌握完整的人，弄清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同我们现在讲的人学的研究目标有些类似。但是他们大都只是从人类生命现象出发，从人和动物在精神、意识上的某种区别来谈人是什么。如，“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合勒强调人是所谓“生命冲动”和精神的统一。卡西尔则夸大人所创造和使用符号的活动和功能，主张用人是“符号的动物”来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他们都忽视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和人们的物质社会关系在人的全部活动和生活中的基础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认识人所创造的包括各种符号在内的精神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社会关系，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因此，他们都没有达到对“完整的人”的把握。在人类学领域，这种研究似乎也没有引起更多的响应。而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的人学，明确要求从哲学上反思人自己，着重于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本质和活动规律，与人类学还是不同的。当然我们要重视吸取人类学码究的科学成果，例如，人学要对人类起源作出科学说明，首先就必须以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根据；而要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也需要参考包括文化人类学在内的众多学科所提供的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研究成果作为根据。但是，人学不局限于研究人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也不是各种应用人类学的简单汇总，而是要求把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有关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各方面特征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加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概括，即通过哲学的反思达到从整体上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把握。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如， Archie J. Bahm等)已开始使用"hominology"这个词，用以表达“研究整个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whole man ",即哲学或一般理论意义上的人的研究或人的理论。我们认为用"hominology"这个英文词，更能表达我们现在所开展的人学研究的涵义，也可避免用"anthropology"而发生学科知识分类上不必要的误解。这里想说明的不仅是中文和英文的翻译用什么词的问题，而主要是人学同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区别。

他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的农村，1907年，因为他父亲科举高中，举家迁往首都北京，因为父亲是读书人，他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1909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并招生，他以倒数第三的成绩被成功录取，经过八年的学习，排在他前面的大部分同学已被淘汰。1917年8月，他踏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远洋轮船，先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由于美国的人类学是一门刚兴起的热门学科，他就成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哈佛大学1923年，他顺利拿下博士学位并回国，成为我国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被哲学大师罗素大量引用，他在国际上暴得大名。他是李济，他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后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讲师（因为他不能离开田野考古，只能兼职，按清华大学的校规，兼职者不能聘为教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一起组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阵容。清华学校国学研究导师阵容他归国之时，在中国这个拥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考古资源的国度里，考古学还没有真正兴起，我国的很多宝贵文物都被西方国家的考古团队发掘并带走，他被挑起我国的考古界的大梁。在与西方考古团队的合作过程中，他提出：“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要留在中国；考古发掘所得的学术报告也必须跟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在获取了足够的发掘经验后，他正式单独挑起中国考古学的大梁。李济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省夏县挖下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铲”，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建立，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奠定。他曾与考古对的队员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他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主持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商朝的历史从此不再停留于传说层面，质疑商朝真实存在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安阳殷墟1937年，在李济主持了对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后，七七事变爆发，安阳落入日军手中，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非法发掘，盗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发掘殷墟抗日烽火彻底点燃后，他这个柔弱书生从南京护送中国国宝一路向西转移，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只能历尽艰辛的在大山中兜转，顺利把国宝护送进入大西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香港，我国存放在香港的宝贵文物都大量被日军洗劫。抗战胜利后，李济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副主任，前往日本调查和索取我国被日本盗窃的文物。晚年李济他的一生，除了读书的时间，剩下的全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前半生忙于殷墟的发掘和保护文物，后半生的三十年则忙于对殷墟文物的研究和总结，直到1979年逝世。

总结当前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现状，无论是在文明与社会结构的比较方面，还是在更新认识视角和思想路径方面，中国人类学都表现出更为详细、深入的批评能力。在对文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使命。人类学在中国担负着与西方人类学不同的任务，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路径的讨论、对中华民族及其内在结构的民族理论建构、对海外社会的比较研究等。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碎片化趋势对当前的中国人类学有所影响，但在重归基本问题的讨论时，学界仍旧取得了不少新的理论进展。这些理论进展与重新反思既有人类学理论的努力密切相关，对摆脱西方中心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以社会科学为支撑形成国家间有效对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有效的国际对话既涉及对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的认识，更包含了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清晰表述，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表述内容是人类学正在承担的重要研究课题。2020年恰逢多位重要的中外人类学家诞辰或逝世纪念之年，借此契机举办的学术纪念活动和发表的期刊文章，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本文仅就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做挂一漏万的概述。文明与国家：古典学的回归与印欧社会比较研究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人类学以国族为单位的研究趋势盛行已久，王铭铭则提倡一项称为“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从文明体而非西方式民族国家的角度理解中国才是更恰当的认识中国的途径，因此要借鉴古典学的相关研究，将文明体视为“超社会体系”，以考察“广义人文关系”的民族志拓展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学术传统的孕育和涵化：葛兰言的学术世界”系列论坛中，王铭铭组织多位学者就华夏、印欧、古希腊文明展开比较，并提出对道德人格模范的重视是中国文明区别于以宗教和法律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特征。“文明人类学”对解决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和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的对立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早期国家形成机制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国家形态的理解，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中，萨林斯的“陌生人—王”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理论范式挑战它的地位。2020年第九届社会理论工作坊的“制度、仪式与神话：皇（王）权的古典理论”专题，内容涉及西汉和清朝的皇权、吐蕃王权、古希伯来王权以及《尚书·尧典》篇和《尚书·金滕》篇的研究，建立起中国王权、印欧式王权和古希伯来王权的类型学，并对上古、中古和近古时代中国王（皇）权内在结构的变化做了充分讨论。梁永佳通过《老子》中的“贵货”和“不积”两个概念重新将特罗布里恩德的库拉社会解读为“小国寡民”的非文明状态，阐释了“圣人”的“不贵货不积”与“老人”的“贵货不积”作为排斥等级制发生与抑制权力演化的两种社会学机制。张亚辉对莫斯“礼物”理论的再分析强调，部落社会头人之间建立的契约联盟是自然法的社会基础，武士通过礼物构建的契约在罗马债法中得到体现，走出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希望或可寄托于对日耳曼法精神的继承。新时代的新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民族问题层面带来的影响，驱动人类学者对“民族主义”做出回应，推进对“民族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在中华民族的理论表述方面，杨建新认为，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和自调自保性结构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关凯强调，中华文明以“天下观”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对论述和实践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的一体性两种特征的结合提供了思想资源；张亚辉指出，中华民族是由王权确定的法权主体和Ethnos过程形成的族团两个层面构成的。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徐杰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中国历史的政治遗产“大一统”理念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支撑。何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提出民族研究要实现从本质论到实践论、从实在主义到关系主义的转变，重构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石硕认为，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根基，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担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与责任。纳日碧力戈认为，除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之外，铸牢共同体意识还需伦理担当、美学感召和意志推动。关于民族主义，范可认为它最初与一定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关，并非一直代表着排外倾向，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叙事与认同并非全无积极意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对话与中国现代化方案费孝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对话是当前中国经济人类学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杨清媚认为，费孝通所主持的系列研究意在解决村落与世界体系的并接问题，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实践、社会组织和社会心态三个方面，对现代市场下社会处境的理解的差异成为费孝通与托尼对话的基础。费孝通所规划的以乡土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转型道路包含了这样的社会关怀，即中国既要警惕大工业可能带来的社会解体的危险，又要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张亚辉提出，中国长久处于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促使托尼提出效仿荷兰和英国的园艺改革方案，而费孝通则出于对现代市场对中国沿海农村影响的敏感而提出以“原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参考的乡土工业化方案。世界性社会中的海外民族志定位与规范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推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海外民族志的学术成果积累渐成规模。高丙中借用费孝通的“世界性社会”来指涉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局面，强调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在“世界人类学群”中确立表述主体的重要性，他将人类学作为联结世界的知识工程的“基础设施”，主张人类学应该在中国深度介入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包智明则将海外民族志界定为“中国人类学对于海外社会文化进行的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及其成果”。龚浩群认为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他者”不能作为单一的对象，而应将其作为方法，突出文明与他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基于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经验，阶段性的总结人类学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版）》已经拟定并发表。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中国回应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是当前在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中得到热烈讨论的一个现象，其目的是超越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论。2009年在巴黎举办的题为“视角主义与泛灵论”的一场辩论可以视为这一人类学新思潮的标志性事件，辩论的双方是法国的德斯科拉教授和巴西的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教授，前者提出了万物有灵论、自然主义、图腾论与类比论等四种关于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本体论类型，后者则主张视角主义（万物有灵论）是一种系统的哲学，不同的自然共享同一种文化。王铭铭认为，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民族志的“知识论转向”对民族志知识的权力本质反思之后，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不同民族志传统区域的书写促成了“新本体论的回归”，其重点是“对象世界”的本体论阐述。朱晓阳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产生了“非认识论的（即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视角，在“地势学”的讨论中，他主张引入“栖息视角”和“彻底解释”作为理解地势学的方法论途径。文化与本体论转向视角中的灾难人类学汶川地震之后的十多年来，中国人类学尝试以本学科视角对灾难做出回应，不断探索研究灾难的理论与方法。截至目前，学界已举办多场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纳日碧力戈总结了灾难人类学的四种研究取向，即考古和历史取向、政治—生态取向、应用取向、社会—文化及行为取向。李永祥指出，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事件，灾难人类学的核心是对灾害进行文化建构。张原和汤芸主张灾难研究依托于本体论转向，将灾难置于生活整体中进行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进行反思。总结当前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现状，无论是在文明与社会结构的比较方面，还是在更新认识视角和思想路径方面，中国人类学都表现出更为详细、深入的批评能力。在对文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使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珽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这个四大分支的人类学也反映在许多大学部教科书，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在英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科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眉力村7本高分人类学著作推荐09:00来自眉力村内容简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内容简介······准确地说，《金枝》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它出色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作者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子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和其他专著有所不同的，《金枝》文笔清丽，义理明畅，对世界各地习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加上众多耐人寻味的观点和评论穿行其间，全书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绝少呆滞和陈腐的气息，读来兴味盎然，令人不忍释卷。内容简介······『许烺光著作集』共10册，本书『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为』为第3册。一般主流观点往往认为魔法与宗教是一种迷信，仅仅是为了填补科学的空白。作者以具体丰富的材料，包括云南的霍乱个案与香港的鼠疫个案，质疑上述的观点。作者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科学就是理性，魔法与宗教就是非理性，人们同时采用宗教魔法与科学知识的现象亦并非是他们缺乏理性，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所处社会组织与文化模式的影响。内容简介······《甜与权力》一书便是一个绝佳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名著。《森林人》是关于生活在刚果伊图利森林中的俾格米人的生活的著作。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优秀著作。上面这三个判断语，它们并不构成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但是彼此之间确实具有某种联系。它们在一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阅读《森林人》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赏心悦目的体验。阅读此书，读者能够获得一些对于森林人的生活的意义的理解，沉浸在分享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愉悦之中。本书试图传达一个生活在森林世界中的民族的某种生活和感受，他们对于那个世界的挚爱、对于那个世界的信任。那是一个不久就会永远消失的世界，这个世界连同他的子民。内容简介······本书既很容易读，又很难读。同样，这一点，可能也就解释了这本书名满天下、但事实上又很少有人读懂的奇特命运。很容易读，是因为莫斯对具体事实情有独钟，而对抽象视若仇雠，其表述总是十分简单透彻，无半点斧凿之痕。要说很难读，那当然是因为本书涉及到极其多样的社会实践和异常丰富的民族志材料，读起来未免有点让人伤脑筋。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易物贸易，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有的就是礼物。内容简介······《忧郁的热带》是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的思想自传，更是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青年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亲访亚马逊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本书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列维-斯特劳斯以全新的路径、开放的眼光，根据敏锐的洞察力，辅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将这些部落放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脉络之中，提出了引人入胜的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人类学、文学及人类思想的杰作。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无疑，中国文明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复合文明体，而各类历史与古典文献是记录这个复合文明体本身的重要载体。在人类学界，以历史或口述资料为基础来研究具体“历史观”的方式，通常被归类为历史人类学，而对古典文献的解读，学界一般认为是古典学者的工作。故而通过古典文献来进行研究，对于当下习惯于具体田野工作方法的人类学者而言，是一种“越界行为”，是非常“不专业”的职业挑战。事实上，通过古典文献解读做研究在人类学界拥有悠久传统，文明人类学就是这样一个注重古典文献解读的人类学分支。　古典文献解读扩展人类学视野人类学界利用古典文献撰写出不朽著作的代表人物是弗雷泽和巴霍芬。他们很少使用同时代的民族志材料，所依赖的多是古典文献，尤其重视文献中谈到的埃及和印度等古代文明。尽管人类学界拥有这种利用古典文献的学术传统，但后来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者都接受了马凌诺斯基所奠定的学科典范，即通过田野工作训练成长为人类学家。故青睐古典文献的人类学家，被讥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成为“过时”的代表。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极罕见，这种情况甚至引发古典学者刘小枫质疑“人类学家古典研究何在”。刘小枫提醒人类学者重拾古典文献研究仍然是重要的，通过古典文献理解复杂社会领域乃至文明体系，就是从更深且广的意义层面理解人类自身。因而，考察中国作为文明复合体的发展和混融，也需对相关古典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在古典文献占有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巨量的古典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保存了中国文明交往与混融的大量信息，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这里的“中国文明”囊括了儒家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与彝文化等，而界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是其拥有活态的悠久的制度体系与文字系统之传统，并拥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中国文明混融复合形态的人类学研究，乃是一种文明人类学。文明人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类学，既是从文明交往交融研究文明形态的一种视野，亦是对世界人类学界的一种特别贡献。人类学界关于文明人类学的主张，主要见于克虏伯、王铭铭、王斯福、迈克尔·罗兰等人的系列论著中。对单一文明的学术研究形成学科体系的，在学术界并不鲜见，如“汉学”“蒙古学”“藏学”和“彝学”等皆是。但人类学在这些学科体系的古典文献中展开文明研究并真正成熟的，唯有“汉学人类学”，其他如“藏学人类学”等尚在起步阶段。因此，文明人类学除作为一种文明研究取向外，于争取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话语方面，亦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贯通古典文献解读与当下研究文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王铭铭所谓关于“人—人”“人—物”“人—神”的“广义人文关系”探讨。这里须指出的是，尽管三种广义人文关系已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但仍忽略了“人—自我”这个关注自我的重要维度。因此，文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当是关注中国文明混融形成之“人—人”“人—物”“人—神”和“人—自我”四种关系形态。在这四种关系形态的具体研究对象中，对“人—人”“人—物”“人—神”和“人—自我”的区分与处理，特别是在不同地域和历史及文明混融背景中呈现出的多样形态，尤其值得深度挖掘。文明人类学应注重三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一是对当下具体区域做田野工作，且须尽量遵循田野工作长时段参与观察的规则，以逐渐累积有效的民族志资料，努力形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区域/民族志学术区”。二是求助于记录文明及混融过程的古典文献，进行余光弘师倡导的“安乐椅田野工作”，以检视和累积不同地区贯时性的文化与文明形貌。三是重视各类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于文明特征的论述。文明人类学研究方法注重以参与观察为主的具体区域的田野工作，可提供中国文明混融的现在时态参考系；注重古典文献释读的“安乐椅田野工作”，可提供中国文明混融的过去时态参考系；而当下各类文明的研究成果，则可提供各种对文明特性思考的参考系。因此，综合中国文明混融的现在时态参考系、过去时态参考系和各种对文明特性思考的参考系，我们便能够较为明晰地勾勒出文明混融在历史中的动态转化过程，也更能够理解文明形态在中国各区域的异与同，从而提炼中国文明共处共存共融之独特性与普适经验。如此，方能贯通文明人类学对历史、古典文献与当下研究之脉络。　“共社会形态”：一个核心概念人类学家雪莉·奥特娜曾在《核心象征》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每一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核心因素，作为一种不甚如意的限定方式，它对该文化中特有的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句话对人类学的文明研究也同样适用。文明人类学的一个最核心概念，乃是“共社会形态”。所谓“共社会形态”，是指诸文明或文化共处共存共生共融的一种混融复合状态，其最典型之特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有所区别。“共社会形态”源于典型的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其能够更具象地凸显中国文明混融之典型文明特征。当然此处采用“共社会形态”一词，其理论血脉可追溯至涂尔干与莫斯等关于“国族”与“文明”之论述，费孝通的“美美与共”文明共处法则，王铭铭对“超社会体系”及其对涂尔干与莫斯的系列评述，汪晖对“跨社会体系”的思考，以及赵旭东对人类文明圆融共通和“在一起”的哲学人类学思索。他们都对文明体的研究充满兴趣，并认为文明研究是社会科学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领域。追随他们的理论关怀，可将视野集中在多个文明体的共处共存共融形成的文明体系（即“文明丛”）本身，“共社会形态”的理论思考即是基于“文明丛”相处现状的一种具体表达。总之，文化间的相处之道作为一种关系形态，已然存续数千年，彼此交融共存共处，并渐渐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本身。故将研究视野放入历史与文明中，检视文明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场景里如何相互适应，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有所区别的“共社会形态”，不仅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提供案例支持，也能够为当下世界诸文化与文明共存共处之关系，提供一种中国经验。（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日第2002期 作者：卯丹精彩推荐：挖掘复杂系统研究的时代价值沂蒙山区书写脱贫攻坚新答卷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重塑人类生活方式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